领事方苏雅: 滇越铁路与云南往事

来源: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 德西雷•勒努瓦   翻译: 许涛、张蕊子

法国驻广西和云南府领事方苏雅被称为“白皮肤的‘满大人’”，他是最早用相机记录晚清时期中国普通百姓生活的外国人。他拍摄并留存至今的数百幅云南老照片是反映那个时期中国南方风土人情的珍贵历史资料。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他更重要的功绩是主持修建了滇越铁路——这条铁路浸透了中国劳工和法国工程师的血汗，承载并见证了百余年前法国在中国南部的秘密野心。《领事方苏雅：滇越铁路与云南往事》（译林出版社，2019年5月）通过追溯方苏雅的一生，重现了晚清中国在列强虎视眈眈下的风雨飘摇，以及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赤裸野心。书中的诸多史料均为首次公开的法国官方档案，同时收录多幅珍贵历史照片。

1

1995年，我第一次与他的目光相遇。那是在翻阅一本精美图册（《领事的视角：方苏雅在中国》）的时候。书为我的公公所赠，里面刊载了一个世纪前关于中国的照片。那对目光犀利而明澈的眼睛摄人心魄。

我立刻被吸引住。只有非同寻常的人才能释放出这种极其专注而奇特的眼神。这是何人？

方苏雅

通过这些照片，他给法兰西带来了祥和的美景，更加意外的还有在他的视角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然而，这是凭借独特的视角、稀有的品质发掘的事物。这是凌驾于当时附庸异国情调和殖民主义偏见之风的摄影师们之上的作品，蕴含着对中国人予以尊重的真实。这种尊重不是心血来潮。方苏雅的精神世界会是什么样呢？

在读了当年他从亚洲寄回的书信集《白皮肤的“满大人”》后，我对这个人物有了较清晰的印象。我似乎发现了一个介于领事、旅行家、摄影师、前方记者之间的令人惊讶的混合体，其中还夹杂着桀骜不驯的纯真。的确，这个外交官非同寻常。

方苏雅以明晰的笔调描述他的旅行及其印象，并记述他在中国任职期间几个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间的联系，从中折射出的是洞察事理、审时度势、临危不乱的个性。

这两部著作逐一援引的史料使人看到与主人公紧密相关的历史背景的一个侧面：方苏雅的历史与中国南部（现与越南毗邻的地区），以及两条铁路的建设项目（尤其是滇越铁路）有不解之缘。冰山一角已显露。但对他的其他事情，世人知晓几多呢？

详情于2002年春揭晓，源自一次与皮埃尔·赛杜（Pierre Seydoux）的会面。他是方苏雅协会的秘书和主要人物。据悉，除了该协会所存档案资料，另有大量档案线索遗失。这些史料四处分散，从未真正被盘点过。为了重新全面审视方苏雅在亚洲的活动，有必要启动一项细致并注定漫长的工程。这是一项无比巨大的线索查新工程，且无指南可循。这项工作虚位以待。

了解这些情况之后，出于好奇，我打算以个人名义去吉美博物馆查阅文献。

一天上午，在阅览室，我发现了一些正方形的硬纸盒。这只能是来自中国的物件。它们被存放在一辆小推车上，上面有传统搭扣装置，就像中式衣服的系扣，中间嵌入一小段骨头，系在布纽的一端。

我至今还能回想起当时如何“钻开”第一只匣子，解开系扣，开始阅读。我在发掘一百年前的文字，以及混合着特有的中国墨汁味的纸张。一个陌生的世界向我敞开了。诸多的人名和事件，我一无所知。其中一些情况让人匪夷所思。很快，我沉迷其中，只能一口气读下去探究详情。我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此刻时间已不再重要。

然而，吉美博物馆仅收藏了一部分史料。我试图穿越时空去探寻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对亚洲的政策。于是我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在不同的地点，探究方苏雅在中国经历的一切。

在迈出可贵的第一步后的几个月，我向方苏雅协会提出写一部相关题材的书。协会主席伯纳尔·赛杜（Bernard Seydoux）欣然接受了计划。历险记继续上演。

2

2004年3月，云南省，昆明，以前的云南府。

“我们无法为您预订车票，”旅行社的一位年轻女士用纯正的普通话对我说，“铁路已停运。”

“真的？”我惊讶地问，“为何停运？”

我身处一间狭小的办公室，房间三面墙被灰色的金属架占满，上面整齐地摆放着为顾客准备的各种折叠式印刷品和预定出游的表格。一幅巨大的云南省地图几乎完全遮盖了第四面墙。

我走近地图，根据索引找到那条昆明通往越南边界的铁路线。然后我问道：

“但是，在你们的地图上，这里，铁路没有注明停运。”

她正准备回答，这时来了她的一个同事。后者不容置疑地说：

“只有一部分线路开放。”

“既然这样，”我还嘴道，“我想知道是哪部分，还有如何弄到一张票。”

两位年轻女士开始争论，各持己见。

“也许你可以给火车站打电话了解下情况。”

“他们也不一定知道，”第一位女子几乎是面带同情地对我说，“现在没有人走这条线了。”

第三位女士从我未曾注意到的里间出来，她被不同寻常的热闹吸引，显然想知道缘由。在弄明白什么事情后，她肯定地说：“不对，可以乘这趟火车！我想，凌晨6点半有一班早车。”

我面前的三个人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说法。她们大概是看到我一脸困惑的样子，爆发出一阵笑声。我进一步说明，我专程从法国来乘这列昆明到河口的列车。她们当中的一位首先对我嚷道：“您中文说得很好。”我突然发现困惑的一方变了。她问我：“这是为什么？”于是，我解释说我正在写一本关于一位法国领事的书，他名叫方苏雅，一个世纪前曾在她们的城市昆明任职，负责与中国官员谈判建设这条铁路的事务，我想追溯修铁路遇到的困难局面。

“真的？这很有意思！”她对我说，而她的同事则点头微笑表示赞许。

“所以我想亲自看看这条铁路是什么样子，明白了吧？我要去火车站了解情况，那里的人应该知道铁路现在的状况。”

“您应该去老火车站，北站。明早开门就去。”最后她一边指点我，一边在一张城市地图上给我标明地点。

一个小小的奇迹发生了，商业意识让位给真诚的善意。这种真诚是我在中国经常遇到的。之后，三位年轻女士与我握手道别。

翌晨，我步行穿过昆明城去老火车站。我一路思量着她们反常的说法，揣度这三种说法的可能性：有一趟火车在运营，或者没有，事情就这样！这段小插曲将我带回到二十年前我所了解的中国。那是经济大繁荣前的中国，出行一票难求。然而那个年代已一去不复返。

也许有些事情我已淡忘，但是经验告诉我，在中国需要有耐心才能成事。不过，这里与所有同样大小的中国城市一样，一切都追求现代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昆明不断扩展的城市化建筑，甚至阻断了人们遥看近郊群山的视野。方苏雅当时在昆明，山峦是视线所及唯一的地平线。我思忖他会对此作何感想。

在一条街的尽头，我终于找到了著名的火车站。那是一幢正方形的建筑物，上面高悬醒目的标识“云南铁路博物馆”。

我注意到车站周围倒还清静，视线之内没有行人，也不见流动商贩。我越过一辆靠站停泊的出租车，车内的司机在看报。他给我指点了通往车站入口的路。经过玻璃门时我本能地放慢了脚步，因为旅客接待大厅内一片昏暗。只有朦胧的灯光从天花板倾泻下来。面对我的是二十来个售票窗口，但那里空无一人。一种极其古怪的气氛笼罩着大厅，变压器低沉的嗡嗡声构成了背景音乐。不流通的空气里混杂着塑料的气味。灰暗的塑料地板清扫得非常洁净，右面墙上一张巨幅云南省地图勾勒出蜘蛛网状的铁路线。经查核，确实有昆明至河口的火车，但注明已停运。

我用目光搜寻可以咨询的人。突然我看到一个窗口（唯一的窗口）有些异样：灰色的布帘只垂下一半，隐约可见一个印有鲜红牡丹花的白色大号保温杯。我走上前去，辨认出一位女士的轮廓。她在窗内走动，整理着抽屉里无穷尽的车票存根。这些票据上都印有红章，这种代表行政当局的印记在中国随处可见。

“请问，有人吗？”

那位年约五十的妇女停止走动，靠近柜台。

“下班了。”她对我说，口气礼貌但坚决，眼睛从镜片上方注视着我。

我向她表示了打扰，开始向她解释我需要了解开往边境城市河口的火车的情况，如票价、时刻表……

“这条线已经停运，不卖票了。”她简洁地回答。

“彻底停运了？”

她有片刻犹豫，接着说：“我们不卖票了。”

我注意到她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太遗憾了！”我强调着，接着向她详细讲述我来访的缘由。

她饶有兴致地听我诉说，圆脸上甚至掠过一丝瞬间即逝的微笑。坚冰最终被击破。

“很遗憾，现在这趟火车已向公众关闭了。我们在等待批示。只有坐车去上班的员工可以乘车。但是有公共汽车去那边。”

“如果不能乘这趟列车，我情愿去参观博物馆。我刚才在外面看见有一个铁路博物馆。”

“的确有。”她用手指向大厅的右侧，“大门就在那里，不过现在还不能参观。”她立即明示。

我转过身去。在铁路网示意图的右侧，一扇可滑动的镂空栅栏门低垂而立，可以看到里面的大理石台阶，博物馆位于二楼。

“博物馆什么时候开放呢？”

她再次迟疑，然后说：“开放的日子还没定。”

我向她道谢，然后带着更多没能解答的疑问离开，同时沮丧于不能乘坐这趟列车，而它的轨道就在我适才离开的建筑物的另一边。我对方苏雅所有的探究正是围绕这条铁道进行的。

云南铁路博物馆

后来我才知道事情的底细。在中国一切都需要时间。

时值2004年3月，第十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电视节目每天转播会议讨论概要。我发现一切都得到了印证。关于滇越铁路命运的各种说法，昆明北站那位售票员的迟疑，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的讨论，所有这些事情貌似孤立，实际不无关联。

官方高层认为，滇越铁路的经营费用过高，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此外，稀少的乘客使这条铁路入不敷出；在高低不平、迂回曲折的线路上运行的慢速米轨火车严重制约运输效率。于是决定将以往由该铁路承担的贯通沿线地区的使命改由快捷的空调大客车来完成。政令已颁布，这趟列车从各方面考虑都已经不符合云南省应有的现代化形象。

昆明的铁路工人看到在火车北站大楼上挂起了“铁路博物馆”的大字招牌。这当儿，对新规划一无所知的他们感觉受到了伤害。因为他们是这条铁路线的最后一批员工，唯一享有使用特权的人，这条铁路是“他们的”铁路。但没有人给他们提供博物馆的确切信息。在他们眼里，事实上这就等于给这条米轨签发了死亡证书——永久关闭铁路。一时间不满情绪悄然而生，最终酝酿成一封请愿书，这是这些质朴的工人表达意愿的方式。他们表示，这条铁路是他们的交通工具，任何其他交通工具都过于昂贵。出乎意料的是，这封请愿书最后得到了大量签名支持，声势之浩大，使得云南代表团在人代会上提交了议案。滇越铁路问题已超出了地方范畴，上升到（非正式的）国家层面。此后，事情形成悬而未决的局面，永久关闭的决定暂且被束之高阁。即使铁路正式向公众关闭，也仍以局部用途的名义继续运载工人。

因此，以明显的历史嘲讽的方式，滇越铁路成为2005年的政治事件。须知，法国委托其印度支那政府于一个世纪前以国家名义修建了老街至云南府铁路，目的是打开中国的大门；这个举动自始就将这条铁路置于一个政治、经济和外交计划中，带有复杂的交易和战略目的。不乏幽默感的方苏雅恐怕会笑看这场最终的历史变迁。

经过一个世纪，昆明的中国人表现出对这条铁路的眷恋。而一个出生于洛林的法国人比任何人更了解这条铁路。这个法国人鬼使神差地在中国经历了外交官和探险家的生涯。

方苏雅曾经日复一日地协同中国当局分析研究铁路建设计划。他在工作中显示出惊人的敏锐，并且揭露了印度支那总督保罗·杜美于其中隐藏的不可告人的野心——吞并云南省，进军邻省四川。虽然这个计划符合当时的协约，但是计划的实施将使法国卷入一场主要与中国和英国的国际军事冲突中。然而，印度支那政府屡屡试图推波助澜。此间正值方苏雅的任职期，是他阻止了这种企图。

滇越铁路上的高架桥

与他一样，我惊愕地发现法国企图吞并中国某些省份的计划。一些纸上谈兵之人任凭野心的驱使随意改划边界线，如同弹响指一般轻松。他们觊觎的地区范围随着一张张的草图而任意扩张。何等利令智昏！第三共和国（法国短暂的共和制）的官方公告与这些隐藏于巴黎最高当局的阴谋之间的差异之大确实令人匪夷所思。

这些事实在法国人的记忆中已丧失殆尽，它们却是历史的真相。现今，法国的公众舆论在反省其殖民的历史，但是这种反省是有区别的。人们更多想到的是“黑非洲”和北非，而不是亚洲。即使注意力顾及亚洲，也仅聚焦于印度支那。对此有两种对立的视角：一种是奠边府的伤痛，另一种是没有冲突的梦幻般美好的黄金岁月。文学和电影致力于渲染那种理想化的感情。因为对法国人来说，更惬意的事情是去幻想由社交晚会点缀的轻松生活，而不情愿面对越南是其殖民国家中唯一击败法国军队的国家这一事实。他们也不愿多谈征服印度支那的内幕。

1885年，保罗·贝尔（Paul Bert）和方苏雅到达东京的前一年，英国在数月间吞并了上缅甸（曼德勒），进一步加紧地缘政治控制。为了实现进入中国的计划，法国必须“抓住”东京。但是，所谓“绥靖政策”的外交和军事行动止步不前。法国想得到无条件的归顺，然而，他们碰到的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民族。军政高层不情愿地看到上缅甸被2000个英国人占领和控制。然而，他们却在东京原地踏步了五年，尽管驻军人数明显增加。这种窘境很大程度归因于法国远征军由国籍不一的新兵组成，他们是被军事法庭判决过的外籍军团军人，属惩戒连队编制。他们的既往史决定了这些年轻人不具备与不同文化接触和对付顽强抵抗的能力。更糟糕的是，各级军官屡屡容忍他们的暴行，从任意征用牲畜粮食、征招劳工到动辄杀戮，无不滥用暴力，还有那些被新任印度支那总督拉奈桑（Lanessan）轻谈的“小争斗”之类的行径。此外，还有海军与陆军之间的矛盾，缺乏分析研究，以及对陷入错综复杂局面的恐惧等问题。对后者，没有任何政治家能真正做出清晰的中远期展望。种种因素汇集在一起导致了法国远征军失败的延续。

至于法国对中国的觊觎，无人坦言。由于官方回忆录对史实有所选择的记录，导致法国人对此一无所知。为何要将一个以失败告终的战略决策公之于众呢？因此，需要坚持不懈，甚至锲而不舍地探求，才能重现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结果是：如今，只有为数不多的谙熟印度支那问题的专家了解事实真相，且仅限于部分事实。事实上，印度支那政府的官方档案有失公正且与事实不甚相符。因为他们通常在档案中抹杀了方苏雅其人以及他的外交活动。因此，需要变成福尔摩斯来比较、对照、核实、补充在档案中获取的残留信息。因为这些档案带有相互冲突的观点。种种隐情使人无法捕捉方苏雅在中国两段任期内（龙州，1896—1897年；云南府，1899—1904年）活动的意义和影响，无法明白印度支那的世界。正是通过命运强加给他的印度支那短暂逗留，方苏雅得以清楚地知道，要在中国取得成功，他必须面对的是什么。

方苏雅拍摄的昆明城

这是一个罕见的历史人物。他属于这一类人：他们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因为顺应天时地利；他们勇敢而智慧地抗争，当他们认为自己在行使道义上的否决权的紧要关头。

方苏雅拍摄的昆明市内景象

19世纪末的时代氛围被殖民主义精神所污染，方苏雅对此十分厌恶，因为这其中的专横跋扈夹杂了过多的愚昧无知。这种愚昧一方面表现为对实际情况的不了解，另一方面表现为对欧洲以外传统文化的孤陋寡闻。对异国文化是不屑一顾抑或保持兴趣，方苏雅历来坚持对后者的选择。他对人一视同仁，无论是面对某位中国官员，还是统领印度支那的总督保罗·杜美。按照现今民主主义者认同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来看，可以说他在那个时代就具有相当的超前性。他是一个自由、充满活力、富于人格魅力的人。如此种种理由促使我想要让世人了解他。现在是重新给他定位的时候了。他毕竟是法国历史的一部分，并至少同样在中国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方苏雅领事具有共和主义思想，恪守法律，廉洁正直。他正视并检举他看到的违反法规的行为，甚至上报给政府高层。他一直与奥赛码头商榷在亚洲这个地区所实行的政策的合法性。

方苏雅使法国避免了一场战争。由于他中肯地提出了被认为是令人难堪的问题，还因为他敢于质疑权贵们的行为，方苏雅为此付出了被封杀的代价。但是，他刚直不阿的行为准则至今仍不失为典范，发人深省。

3

1886年3月，河内

殖民代理政府驻地是一幢巨大的白色殖民风格的别墅。矩形建筑坐落在一个充斥着各种热带植物的大花园内。香蕉树伸展开深绿色的宽大叶扇，近旁是硕大的龙舌兰，这种植物肥厚的灰色叶掌可达三米高。天空呈铅灰色，空气沉闷。首席执政官保罗·贝尔在此地组建了他的内阁。彼时他刚上任不久。

保罗·贝尔？这个名字鲜为人知，人们至多就是通过街道和学校的名称接触过它。这个称谓对我们来说十分空泛，无法将它与任何确切的历史痕迹联系在一起。只有对近代史感兴趣的人才能将他与甘必大（Gambetta）联系起来，1880年代的最初，他曾在甘必大领导的共和政府任教育部长，因此近代史研究者对此人的评价先入为主地予以肯定。显然，这几乎是这个历史人物唯一为人所知的一面。与此相反，保罗·贝尔殖民活动的那一面仅保留在专家们的记忆中。然而，方苏雅所熟悉的保罗·贝尔是法国政治格局中最虔诚的殖民主义者之一。

保罗·贝尔狂热地支持法国对东京的征伐。作为第一任驻地执政官的他发誓倾力开发这片热土。该官方职位刚刚设立，而他十分满意这个对胃口的新职务。时年五十二岁的他当属那个年代名副其实的政治家。他具有相应的特质：民族主义者，共和主义者，热忱的政教分离支持者，坚定的唯科学论者，尤其狂热地支持非洲和亚洲的殖民行动。在教育部任职期间，他留给人的印象是一位专横的铁腕人物。对他的支持主要归功于自1872年担任约讷省议员以来的业绩，以及他对扩张主义理论的维护。此人对折中路线不屑一顾。一位《费加罗报》的记者这样描述他：“他行走时，昂着头，撇着嘴，圆帽紧扣在平整的头发上，笔直向前，用肩膀撞开挡道的人。生活中的他亦然如此，勇往直前，自信满满。”

当时待命赴任的方苏雅对他的看法也大致如此。从马赛出发，一路同行的五周旅程使方苏雅有足够的时间对保罗·贝尔形成初步印象，接下来十天从海防至河内的航程使这种印象更加细致清晰。在“墨尔本号”邮轮上，方苏雅看到保罗·贝尔当众宣称：他有最充分的资格评价未来的被治理者。他说得如此肯定，然而他对被治理者的了解仅限于在巴黎得知的法国在亚洲实行的政策。在方苏雅看来，这样一个自认为观念开明的人是难以令人信任的。但是他观察到保罗·贝尔网罗在身边的组阁成员已经接纳了他的世界观，而他很快就宁愿与这些人保持距离。

方苏雅明白必须与这些年轻的殖民狼共舞。他们戒备地注视着这个身材挺拔的黄头发年轻人，态度有所保留。方苏雅属于引人注目的人，沉稳的气度和毫无矫饰的自然举止与咄咄逼人的目光形成鲜明对照。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映衬着线条分明的白皙的脸庞，令人望而生畏。方苏雅谙熟此道，乐于将它用作与这些对手间的一道屏障。一抹上翘的、色泽比头发还深的小胡子，装点着带有讥讽表情的面容，与他近乎有威慑力的个性形成反差。

方苏雅在会客厅内的红木长桌旁就座。他审视着身旁的人。他们眼睛放光，因为分配职务的时刻到了。在客厅中央，保罗·贝尔依次宣读。优先权给了他的心腹，方苏雅注意到三个主要人物占据了最好的位置。

内阁首席位子归属于团队中最年轻的成员约瑟夫·夏耶（Joseph Chailley）。他年仅二十二岁，却已经是巴黎政治学院的教师。他为自己是《争论》杂志社的通讯记者而自豪；经过做律师的磨练，他对辩术驾轻就熟。此人野心勃勃。

他的死党是一位三十一岁的男子。这人面如满月，黄色唇须，来自奥塞尔，是保罗·贝尔的同乡。他名叫安托尼·科洛布科夫斯基（Anthony Klobukowski）。他那令人放心的圆胖外形具有欺骗性，骨子里他是一个绝对不容许任何人阻挡自己仕途的人。方苏雅此时尚不知道自己将终生与此人阶段性地打交道。他如同幽灵一般，一贯暗地里行事；他讨厌方苏雅，以致一有机会便阻碍后者行使权力。这是一个爱记仇的人。

最后是效忠于科洛布科夫斯基的保罗·吕斯（Paul Luce）。此人三十岁，毕业于巴黎高等综合工科学校，在镇南关战役（1885年）中作为库贝上将的麾下表现出色，此时加入保罗·贝尔的作战部。

这三个同党是狂热的殖民主义代表人物。殖民热可以催生种种怪癖。对此，方苏雅还仅仅是有所察觉。他们赞同全方位扩大法国的影响：贸易强权主义、领土扩张、科学传播论、“文明传播”使命。方苏雅在他们身上预感到缺乏节制和顾忌的态度，而他拥戴的是在共和理想庇护下和平的法兰西形象。他因此被视为温和派，委派以办事员的职务，领取6000法郎的薪金。他是不属于他们的人。他二十九岁，没有任何背景。的确，他此行充满悬念，连自己都感到意外。

怎么不令人费解？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鬼使神差般将他牵引至印度支那扑朔迷离的境遇中来。

方苏雅（左）与中国将领苏元春（右）

方苏雅本可能永远不认识阿拉斯省长保罗·彼乌（Paul Bihourd）。六年前，彼乌发现方苏雅身上具备睿智、勤奋、品行端正的品质。这些都是彼乌物色合作者时所期待的品质。经过短暂的试用期，方苏雅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而后，他随彼乌来到巴黎，供职于内政部。1885年，方苏雅成为外交部干部队伍的候选人。当时这批干部是为安南和东京地区的行政部门配备的。就这样，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命运将他“抛向了远东之路”。

方苏雅于1857年8月20日出生在吕内维尔（Lunéville）。父亲是经营呢绒的商人，母亲温柔含蓄。1870年战争失败导致他的家庭生计窘迫，其父不堪重负，死于伤寒热，不久母亲也因肺部充血而谢世。十六岁的方苏雅被抛入成年人的冒险生活。

如同那个时代的人一样，他的家庭具有爱国主义与共和主义思想。方苏雅继承了这些思想。他热爱大自然，本想进入享有盛名的林业大学学习。但是父母双亡促使他开始学习法律，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法律知识。后来他提前应征入伍，加入重骑兵的行列。他本可以投身军旅生涯，在一个驻军城市从事适合无背景的勇敢男人的职业。但是1886年的这个春季，命运将他带到那个会客厅，面对保罗·贝尔。

保罗·贝尔制订了宏伟的政治计划，并打算坚决贯彻这些计划。其内容是稳定局面，建立一个非军方的政权，开发属地。若要推进前任们的事业，他必须克服以前的弊端。任务很艰巨。

1886年法国在印度支那要寻求什么？印度支那这个词的来源昭示了西方人在世界这一地区争夺地缘政治利益的痕迹。如今，进军亚洲俨然成为明显的趋势。凡是去过那里的人都会看到一个变革的世界。亚洲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其他地方。亚洲对西方的诱惑力首先是物质利益。这种现象在19世纪时已然如此，尽管法国官方的宣传遮遮掩掩。我们现今所说的世界一体化，某种程度上在亚洲早已不断上演。

那个时代，印度支那一词指位于英属印度帝国和中央帝国[即中国]之间的区域，显示出该地区对第三共和制时期法国的重要性。法国和英国当时是敌对国。继非洲之后，世界这一地区被看作是法、英野心角逐的主要舞台。法国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殖民扩张，旨在抵制大不列颠帝国的强权。法国不能容忍英国人在远东为所欲为，英国人已经通过《南京条约》（1842年8月29日）迫使中国特许香港作为他们得天独厚的经济贸易基地。诚然，这个协定也向欧洲人敞开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和广州的大门。然而，法国殖民部、商业部、外交部以及一些有影响力的企业着实担心英国将香港作为桥头堡，向印度支那这个战略要地挺进，延伸其印度领地，同时进入中国。着眼于21世纪，观察香港这个几乎永不停歇的高效率城市就足以证实这种推测不无根据。香港曾经是，现在依然是得天独厚的经济枢纽。

然而，1870年的战败和割让阿尔萨斯—洛林的创伤使法国陷入萧条和衰落。经济在大萧条中挣扎。举国渴望复仇和重振雄风。按茹费里（Jules Ferry）的话说，法国指望从她的亚洲殖民帝国那里得到新的财富资源、势力范围和全新的工业及贸易活动的广阔空间。法国的产品需要在那里找到市场。修建必要的贯通道路，这对敢于冒险的人来说，意味着诸多机会的到来。由此看来，当代法国政界对直接与亚洲有出口贸易的法国企业所持的态度，可谓与当年如出一辙。人们在那里角逐，急功近利。如果持续这种局面而不愿深入理解对象国的文化，那么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堕入战略的失误通常在所难免。而这种谬误往往会误导那些瞄准同一市场的竞争者。虽然不能妄下结论，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有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输出的产品多，无论在19世纪还是在21世纪。

与同时代人一样，方苏雅熟悉那位英雄的故事：此人如同神话般成为法国印度支那政治路线的表率，他就是弗朗西斯·安邺（Francis Garnier）。他因1873年11月12日率领180人攻克河内要塞而被载入史册。这次胜利被描绘成传奇故事，故事中他不幸牺牲，成就了一段神话——“印度支那的法国武功歌”。

弗朗西斯·安邺

但是，人们从不谈及这次壮举直到事后才被海军部予以肯定。官方言论一味颂扬此事的丰功伟绩，而不愿涉及颇有争议的军事和政治行动，以及安邺与那些不清白人士的密切关系。然而这些因素也许有助于说明事情的结局。

安邺于1873年12月21日真正成为传奇人物。这个非典型的军人率领一小队人进行了袭击，之后被黑旗军斩首。黑旗军的威名令西方人胆寒。那日，从南门离开河内大本营后，安邺将手下的12人分成几个小组，最终被大股的敌人分割包围。他喊出了著名的豪言壮语：“跟我来勇士们，胜利属于我们！”他挺身向前，打完左轮枪弹匣里最后的子弹，被对手的长矛穿透而倒地身亡。接着，黑旗军砍下他的头，作为战利品带走。安邺从此成为爱国主义和至死捍卫法国殖民利益的象征，成为荣耀和无畏的孤胆英雄的化身。然而，他的犯罪行为至少是有争议的。人们闭口不谈他与走私投机商涂普义（Jean Dupuis）的密切关系。后者几年前曾激怒过安南人。因为他勘探过红河的适航性，继而在法国政府的默许下，利用红河向中国的马将军提供大量武器。那又能怎样……历史没有记下这笔账。方苏雅进入保罗·贝尔内阁时，东京还远未被法国彻底平定。当时法国人喜欢重温安邺的梦想，以应对一个挑战，那就是准备“进入广阔的中国内部市场……掌握了它就足以使国家富有强大，法国有足够的能力捷足先登”。这俨然是“中国市场”妄想症。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的终极目标正是这个市场，尤其是要在第一时间抢占毗邻东京的云南大市场。而那里正是方苏雅即将经历他职业生涯最富于使命和冲突的地方。涂普义以及安邺曾将这个省描绘成希望之光，主张在那里建立一个“非官方政治集团”以对抗英国的势力。

无论对不知情的公众，还是对钟情于战无不胜的法国神话而无视不甚乐观的事实的人而言，安邺的故事的魅力都是经久不衰的。1987年，在弗朗索瓦·密特朗担任总统时期，举办了一个仪式（4月23日），雅克·希拉克（时任总理）作为政府的代表出席。仪式将安邺的骨灰移至他的纪念铜像下的台座里。铜像竖立在巴黎圣米歇尔大街与国王门大街的交会处。如今，安邺仍旧拥有很大的魅力，他的故事呈现在无数的历险记中，甚至被收入一些越南旅游指南。这并非带有恶意，但是他被描绘成一个正面的英雄，黑旗军的受害者，而凡是黑旗军的麾下则一律被视为奸诈之徒。奇怪吗？这个故事被几代人畸形传颂，同样的线索经久不变地被引用。有意延续一个美好故事的愿望造就了这个结果：我们只看我们想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