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蒋桂矛盾与美国对华政策

作者: 罗礼太    来源: 浙江学刊

摘 要：自1947年7月国民党战场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到1949年12月，蒋介石最后撤离大陆，是国民党统治中国的最后阶段，蒋桂矛盾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这两年多时间里，一方面是国民党各派势力和地方军事集团，尤其是蒋桂之间，再度为争夺中央领导权，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另一方面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既大力支持国民党打内战，又扶植符合其要求的新势力 (桂系) ，企图对国民党政府实行改革，以便巩固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削弱中共和革命武装力量，阻止中国革命向前发展。

一、蒋桂矛盾加深和美国的有条件援助政策

二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的主导思想是扶蒋反共。在回顾战后这段历史时，美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承认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杜鲁门主义的反共思想已以压倒一切的优势形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指导思想。”[1]

1947年6月初，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不断向国务卿马歇尔告急，“最近中共的攻势很少遇到抵抗，国民党军的军事情况实出无能，甚至不知共军计划，美国武备及物资的折损日益严重，而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相互倾轧，仍然剧烈。”[2]马歇尔离华仅半年，国民党的处境恶化到这种程度，实在出乎美国政府意料之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决定派魏德迈率团来华。杜鲁门给魏的报告中说：“在提出你代表团的报告时，应尽可能简明叙述你对你所建议的援助的性质范围及会有什么后果的估计。”[2]从训令内容来看，“有条件的援助”基本方针已定。魏回到华盛顿后，于9月19日向杜鲁门递交了一份长达十多万字的报告书。报告书称：“由于政府警察机关的肆虐和压迫，人民的基本自由横遭摧残，苛政与贪污使人民失去对政府信任，在实行彻底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之前，美援不能完成它的目的。”报告书还说：“一个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对美国利益是有害的。”[2]魏的来华，虽然说明美国已经知道蒋的统治腐败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但同时也说明美国坚定执行扶蒋反共的计划。

司徒雷登大使与魏德迈(左二)和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合影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揭开了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国民党政府频频地向美求援，10月底，美国政府决定给国民党政府2770万美元作为紧急援助；国务院同意美军顾问团参加在台湾设立军事训练中心的工作；11月，派遣巴大维担任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协助蒋介石制定作战计划。

桂系是在蒋介石统治的覆亡时期，唯一能与蒋分庭抗礼的最大实力派。李宗仁是桂系的首脑人物。1948年3月29日，蒋召开了“行宪国大”，选举总统和副总统，总统非蒋莫属，而副总统的选举，表面上是李宗仁与孙科之争，暗地里则是蒋桂矛盾的进一步加深。

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不仅有桂系的军事实力，美国也有意支持他。美国为什么会选择李宗仁呢?第一，蒋已失尽人心，没有希望了。挑来挑去，只有李还可能起政治欺骗作用，使一些害怕革命的人们对国民党产生幻想。第二，中美反动派已选择两广作为最后负隅之所，特别是抗战以来，李为了与蒋争夺领导权，曾经在两广采取一些较为开明的政策和措施。[2]早在1947年9月，司徒雷登即向美国政府报告，“作为国民党统治象征的蒋介石，已经大大地丧失了他的地位”，“李宗仁上将日益获得了公众的信赖”。[2]李显然受到驻华大使的鼓励，遂有竞选副总统之举。第三，李宗仁与李济深的私交甚好，如李宗仁把蒋推下台 (这当然取决于美国统治集团) ，有拉拢李济深合作的可能。二李合作反蒋，李宗仁就成为美国武库中的最后一件法宝。李去竞选副总统，当然不是为了虚名，而是意味着蒋下野的可能性极大，当总统出缺时可以继任总统，掌握政权，谁取得副座，谁就能在不久将来取蒋而代之；其次，李判断北平一定守不住，不愿束手当俘虏，即使竞选副总统不成功也好借口离开北平。[3]基于以上两点认识，所以李要死力相争。

蒋对异己势力向来采取吞并排斥或限制的方针，更无法容忍桂系力量的膨胀危及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在“行宪国大”开会后，他直截了当地要李宗仁放弃竞选副总统的企图，遭到李的拒绝，蒋便支持孙科与之对抗。此时，蒋又提出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一律由党内提名，藉以取消李宗仁作为竞选副总统候选人的资格。李甚至提出若在国民党内不被提名，他就在党外搞独立选举。[2]虽然美驻华大使在副总统竞选中一直帮李的忙，他不断抨击蒋干预选举，赞扬李是对政府实行改革的唯一力量，指责“孙科代表国民党组织中全然反动的人选”。[3]但是，蒋在国民党内毕竟处于统治地位，如果李硬要竞选下去，可能会反胜为败。于是桂系在南京的重要人物连夜集合，做出李宗仁“退出竞选”的决定。桂系这一着以退为进的政治策略，使蒋十分难堪。合众社4月27日电称：“李宗仁退出竞选，此种手段，已获得下列结果 (1) 已使国民党对选举行使压力问题公开化，迫使该党不得不重申在竞选中的‘中立地位’；(2) 使蒋介石不得不亲向李宗仁请求其继续竞选，给予李氏的面子不少；(3) 因蒋既表示拥李，实予反李者以严重打击。众信如李果真退出竞选则将使‘国大’垮台，并可使国民党分裂……故国民党及蒋介石不顾一切力量公开赞助李之竞选。”[4] 29日，在李和孙之间进行最后之决选。李终以1438票对1295票获胜，当选为南京政府的第一任副总统。对于李的当选，司徒雷登给予高度的赞扬：“象征CC派的彻底失败，对于公开决意支持孙科的蒋介石是一个严重的挫折。”[3]

蒋介石为了防止李、白合谋，将国防部长一职，由何应钦取而代之。而调白崇禧去汉口就任华中“剿匪”总司令。同时，蒋又设长沙绥靖公署，由程潜任主任，以牵制白。蒋采用调虎离山的计谋来报复桂系在选举副总统时所结下的怨恨，蒋桂之间从此进一步交恶。

二、蒋桂矛盾的激化和美国的观望政策

1948年，蒋介石的“戡乱”政策，无论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遭到了彻底失败。美国为反共而支持蒋，继而为反共而企图甩掉蒋，这个标志就是“中途换马”，以防止它的侵略工具南京政府的倒台。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美国扶蒋反共政策也日益藏头落尾。在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不得不重新审查政策，谋求出路。1948年9月8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提出一份题为“重审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3]认为美国的传统对华政策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行不通，“在世界局势，尤其是苏联和中国局势更加明朗化以前，我们的近期政策必须是极其灵活和初步的”。“中国是难以预测的，我们必须避免不可挽回地死走一条路线，或死抱中国的一个系派，尤其当我们卷入的事情已经明显是输局时，必须心甘情愿采取减少我们损失的措施。”从文件看，美国仍从反苏反共的立场制定对华观望政策，且中途换马的意图已渐露端倪。

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一方面依靠美国支持，另一方面利用了蒋所处的困境，发动“和平运动”，企图逼蒋下台，取蒋而代之，实现桂系的一统天下。司徒雷登称李是“革新派领袖”，要美国政府注意李在竞选副总统时“表现得那么明显的民主波澜”，认为这有可能发展成为“对政府中反动分子的合法而有效的反对派”。[5]所以，司徒雷登是这场换马戏的幕后指挥者。

1949年回美国的司徒雷登

1948年12月下旬至1949年1月上旬，白崇禧又在自己的辖区内，利用人民反战主和的心理，通过民意机关，发动社会舆论，向蒋介石施加政治压力。1949年1月12日，叶秀峰致蒋介石呈文，有如下记录：“ (一) 白总司令授意李书城等策动鄂省参议员于上年十二月十八日召开座谈会，根据美援系以南京政府为对象并非以×总统为对象之理论，主张通电呼吁和平，改组政府。(二) 武昌辛亥首义同志会继鄂省参议会座谈之后，曾于同月二十七日通电全国，主张停战。(三) 韦永成、张任民由桂抵汉甚为活跃，程思远亦正兼程来汉。(四) 监委兼汉市党部委员胡文晖顷由京返汉，大骂政府无能，××昏庸，并自称此次携有李副总统介函，将与白总司令晤谈等云。(五) 汉口市长徐会之、议长张弥川以采购食粮为名，于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连袂前往长沙，据称将晋见程潜主任，有所商谈”。[6]此外，李宗仁也极力主张和谈。1949年保密局情报：“李副总统电告李品仙、张任民等来京会商，决定进行办法如次：(1) 派刘仲容为驻沪代表，拟通过张君劢之关系，寻求美国路线，以期单独直接获得美援，如进行顺利，将来此项美援物资与军火，将一部运往广西，一部运往汉口。(2) 派张任民赴香港，与李济深接洽和谈，张已于卅七年十二月廿二日离京赴汉口转往香港。”[2]当时，桂系白崇禧在武汉地区拥兵三十万，李、白言和，蒋介石势难再战。

三、蒋拆桂台和美国的弃绝政策

到1949年初，南京政府的垮台只是时间问题。蒋介石被迫宣告“引退”，由李宗仁代理南京政府总统。而蒋在“引退”之前，在财政、军事、人事、党政等方面作了种种布置。在财政方面蒋下令将库存的全部黄金、白银、外汇共约3.35亿美元运往台湾，[7]使李宗仁成为一文不名的“空总统”。在军事方面，“所有部队调动和兵力部署以及有关构筑工事问题都由总裁亲自决定”，[8]因此，桂系李、白无法调动蒋军的嫡系。在人事方面，1月18日，蒋下令将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亲信汤恩伯为总司令，积极部署长江防务；19日，宣布张群、朱绍良、余汉谋分别为重庆、福州、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还任命陈诚为台湾省党部主任，薛岳、方天分别为粤、赣省主席。[9]在党政方面，政府的财政权、军事指挥权、人事权乃至行政权等，仍在他的掌握之中。[3]结果，李宗仁对军政费无法支付；对军队无法调遣；对人事无法整顿；对政治无法改革，划江谋和的计划无法实施。

李宗仁于1949年1月24日正式就任“代总统”。上任之初，他就力图行三件事，一为与共产党议和；二为“阻止共产党人渡过长江”，三为“寻求美援”。[7]李为此目的，展开“和平”新攻势，做出种种“和平”姿态。1月27日，李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迅速决定谈判地点和代表。且说：“政府已承认，以贵方所提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10]李宗仁试图以自己的“法统”地位来对抗蒋介石的“党统”控制，因此承认以毛泽东同志所提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一事，事前未提交国民党中常会和中政会联席会议讨论，也未经孙科 (追随蒋介石) 过目，结果发生了府院分裂的丑事。对于李“和平攻势”，中共一方面采取了宽容与争取的态度，另一方面又坚持原则不让步。1月14日中共表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和平，减少人民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 (八项条件) 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11]

在蒋的授意下，不仅军事上作划江而治的准备，政治上也是同样的配合。3月26日，当决定4月1日在北平开始和谈消息宣布后，国民党顽固派提出了一些无理要求，对南京和谈代表团施加压力。3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常务委员及中政会委员在广州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和谈五项基本原则，由中央秘书处致电南京的居正、于右任、李宗仁、何应钦。该电内容为：“ (一) 和平代表抵平后，应先提出双方立刻无条件停战；(二) 和谈一切报道公开；(三) 和谈进行详情，应随时报告党的中央，谈判结果，并应对党完成法定程序；(四) 和谈内容，应坚持下列原则：甲、国体不容变更；乙、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必须保障；丙、宪法修改必须依法定的程序；丁、土地改革应首先实行，但反对以暴力实施；戊、战争责任问题应毋庸议”。[12]此电文的 (三) 是一种变相的以党统政的行为；(四) 则完全与中共八项和平条件相抵触，显然是对李致毛泽东电的否定。

以蒋介石为首的顽固派认为这样就可以对中共施加压力，为实现隔江而治作后盾。4月16日，南京和谈代表团推代表黄绍竑，偕顾问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专机飞返南京请示。19日，南京政府决定不在“和平协定”上签字。这一事件过程说明，李宗仁代总统受国民党党权的控制，这时的党权实际与“训政”时期要求一致，高于政权。李主持和谈失败后，蒋公开向这位代总统宣示了以党驭政的原则，这就是4月22日的杭州会议。

《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李宗仁原来是美国人认为有希望的国民党“开明派”，并且拥有一定的实力。1948年春，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李不顾蒋的反对和高压，参加副总统的竞选，并取得胜利。美国政府大为赞赏，认为：“……他坚持执行基本的军事、经济、政治改革；这种行动，蒋介石曾避不采取。李宗仁将军并不是蒋介石‘唯命是听的人’，他对中国有见解，也是二十多年来统治阶级内部最好的见解。”[13]美国指望李也许可以成为在政府内团结“改革派”的核心，一方面督促蒋进行改革，另一方面阻止对蒋不满的中间人士转向共产党。李当选为副总统后不久，美国就发现他并无实权，也不可能有所作为。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美国开始考虑从中国摆脱出来，对李的兴趣逐渐减退。在内外交迫的形势下，蒋“引退”，由李代行总统职权。李上台后，过高估计了桂系的力量，他们根本没有力量左右当时的局势。蒋下野后，仍以各种手段控制着南京政府，指挥他的亲信及军队对李、白掣肘。当时美驻华大使和上海的总领事对于李未能控制国民党的局面有所报告：3月6日，吴铁城与司徒雷登会面，询问美国为什么不肯给李宗仁以援助。司徒雷登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美国对李宗仁控制目前局面的能力“不信任”。[14] 4月4日，上海总领事也作了报告：李就职以来，“没有取得国民党方面的任何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资本。”[2]这些报告当然会影响美国援李的决心，因此，美国暂取“等待尘土降落”的政策。

然而美国也不愿意坐观李宗仁困毙，在美国国会中部份反共人士的鼓噪下，1949年4月14日通过延长1948年援华法案，展延至1949年12月31日，共有5400万美元。在李的哀求下，同年9月，美总算同意在新援华法案中提供7500万美元的援助，但是为了防止这笔钱再次落入蒋的私囊，特别规定这一由杜鲁门支配的援助不以中国政府为唯一的对象，而是提供给泛指的中国地区，即包括中国地方上的反共武装力量，企图借此为国民党残余力量打气。蒋介石侦知此事后，极力破坏李宗仁在两广地区经营的反共部署，不容李的力量同美国方面结合，迫使这笔美援无处可投，最终非送至台湾不可。蒋首先把胡琏调走，接着刘安琪迟迟不行，大庾岭天险不守，两广遂彻底为解放军攻克。[15]至此，李宗仁不得不惊叹蒋介石权谋诈术的高明，“美国本想撇开蒋介石另行支援新兴的力量，而蒋先生却有本事玩美国政客于股掌之上，使美国讨厌他却仍不得不支持他那独裁反动的政权”。[15]

美国未能抛弃蒋介石而用李宗仁代替他。中国局势的演变震撼了美国朝野，美国政府于1949年8月5日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对抗战胜利以后的对华政策作辩解，将战争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在蒋介石头上，作为弃绝蒋介石从中国游离出来的舆论准备。

对40年代末期的蒋桂矛盾和美国的对华政策作了一些粗浅研究后，笔者认为，有三个教训值得吸取。一、落后、贫穷、分裂的中国必成为列强角逐场所；依赖他国以求生存，只能带来民族的灾难和耻辱。二、美国对于中华民族利益和中国民主力量根深蒂固的敌视；中国人民必须时刻警惕美国采取任何形式干涉。三、中国的内部事务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任何外国势力无权干涉中国内政；干涉中国内政注定难逃失败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