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 蒋介石与二次北伐
1926年7月，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但是，到第二年4月，和共产党决裂，北伐陷于停顿。1928年4月，蒋介石在江苏徐州宣布第二次北伐开始。同年6月，奉军退出北京，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北伐成功，全国统一。总计，国民革命军自徐州出师至胜利，前后不过两个月。
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太平天国的北伐失败了；民国初年的北伐仅开其端，迅即以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告终；但是，蒋介石率领的二次北伐却成功了。战争进行得很顺利，发展很迅速，结局比较圆满。其原因，值得加以探讨和总结。
前期北伐是国共两党联合进行的战争，其迅速取胜，固然由于外有苏联军事援助，内有工农大众的积极支持，但是，也和国民革命军正确的战略、策略有关。
前期北伐时，国内存在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集团，在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存在着若干军阀小集团。因此，军阀的力量总体大于国民革命军，形势对于北伐并不利。但是，军阀集团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便于国民革命军分化利用，各个击破。有鉴于此，国民革命军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首先进攻距国民革命军最近，对广东根据地威胁最大的吴佩孚集团，而对远在北方的奉系张作霖集团和偏处东南五省的孙传芳集团则采取联络政策。奉系集团在1922～1924年间曾与孙中山有过反对直系军阀的联盟，这时因势力膨胀，也企图统一全国，便同样采取远交近攻政策，计划首先夺取吴佩孚集团掌握的河南、湖北等省的地盘。双方信使往还，虽未完全达成一致意见，但已在事实上建立了反对吴佩孚集团的联盟。孙传芳集团当时还没有统一全国的力量，因此，以“保境安民”，“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相标榜，企图坐山观虎斗，在国民革命军和吴佩孚集团斗得两败俱伤时出而收渔人之利。国民革命军利用孙传芳的这一心理，多次派代表和孙传芳谈判，要求孙在北伐军攻击吴佩孚时保持中立。这样，国民革命军就可以集中力量首先击溃吴佩孚的军事力量。
吴佩孚素以善于治军和作战著称，曾经有过横行中原、不可一世的辉煌时期。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7月北伐时，吴佩孚并没有把国民革命军放在眼里。他当时正忙于在北方和倾向革命的冯玉祥的残部作战，企图在消灭了冯的残部之后再挥师南下。这样，国民革命军就得以顺利攻取湖南，取得了先声夺人的胜利。在吴佩孚匆匆赶到南方时，军队的颓势已成，难以扭转了。
孙传芳眼看吴佩孚即将失败，国民革命军的进攻又已严重威胁自己的势力范围，决定出兵援吴，国民革命军不得不分兵开辟江西战场。在艰难的拉锯战之后，国民革命军击溃了孙传芳的援军。为了不给孙传芳喘息的机会，蒋介石改变了攻克武汉后即继续北上，进攻河南的方针，转而自江西挥军东下，进攻江苏、浙江、上海等地，以期彻底击溃孙传芳集团。不久，国民革命军即克复长江下游地区，孙传芳率部队北上投奔张作霖。
吴佩孚的军队在汀泗桥、贺胜桥作战时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不得不退保武汉，吴佩孚本人并一直退到了河南境内。武汉三镇受到北伐军的长期包围后终于被攻破，吴佩孚退到河南的军队遭到了奉系集团的沉重打击。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出师河南，经过艰难的血战，终于击败了张学良等率领的奉系精锐，并胜利和自潼关东出的冯玉祥军会师。
前期北伐消灭了吴佩孚军阀集团，沉重打击了孙传芳军阀集团，重创了奉系精锐。这就为二次北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和共产党决裂，原来共同合作的战友成了刀兵相见的仇敌。蒋介石既失去苏联的援助，又失去工农的支持，但是，国民党却因内部的一时团结而加强了力量。
第一次北伐期间，国民党内形成蒋、冯、阎、桂四大军事派系。在这些派系中，冯玉祥的国民军原来接近苏俄和武汉国民政府，是一支受到共产党某些影响的“赤色”力量；阎锡山长期依附北方政权，和奉系军阀关系密切，喜欢观望风色，见机行事；桂系虽然曾和蒋介石合力反共，但是，在1927年8月，又曾和武汉国民政府呼应，逼蒋下台。因此，蒋介石要再次北伐，首先必须调整内部，团结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军事派系。
蒋介石下野后，冯玉祥、阎锡山决定共同行动，进攻奉系，南京国民政府也派兵北上配合，但进展不大。11月8日，蒋介石自日本归国，于12日致电阎锡山，声称“现敌尽力绌，务望内部纠纷，澈底解决，团结一致，挥师北伐”。同月28日，阎锡山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表达化解矛盾，团结北伐的愿望，电称：“党务事小，北伐事大，允宜蠲弃一切，努力歼敌，完成革命大业。”同日，阎又致电蒋介石称：“值此强敌当前，凡我同志，允宜乘千载一时之机，共御外侮，党务系内部事，纵略有纠纷，任何时均可从容解决。”他要蒋“力劝本党同志顾念大局，一致歼敌”。12月2日，冯玉祥致电阎锡山，邀阎共同拥蒋。11日，阎锡山、冯玉祥联合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推崇蒋介石“效忠党国，智勇兼优”，要求恢复他的总司令职务，以便统一指挥，完成北伐。阎、冯二人的联电，标示着这两大军事派系的进一步和解。不久，桂系也对蒋的复职表示赞成，并同意派兵北伐。
1928年1月9日，蒋介石宣布恢复行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2月初，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决定全军北伐，在两个月内会师北京。16日，蒋、阎、冯的代表在河南开封举行会议，决定将冯、阎的队伍分别改编为第二和第三集团军，同时初步分配了北伐任务。两天后，蒋、冯在郑州互换兰谱，结为“生死相共”之交。接着，蒋介石又以桂系和两湖部队为主成立第四集团军，以李宗仁为总司令，命其待机北伐。这样，蒋、阎、冯、桂四大派系就在北伐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国民党由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局面。当时，蒋系第一集团军有兵力29万人，冯系第二集团军有兵力31万人，阎系第三集团军有兵力15万人，桂系第四集团军有兵力24万人。四者相加，总兵力达到99万人。在国民党的军事史上，可以说是空前强盛的时期。
经济是政治的命脉，也是军事的命脉。战争需要出动足够数量的兵员，配备精良的武器、充足的粮饷，这些，都需要财政支持。1912年孙中山之所以未能坚持北伐，让位于袁世凯，主要原因就在于无法筹集支持北伐所必须的经费。蒋介石要向奉系进攻，自然也必须解决这一问题。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不足。在政治上，他们最初支持立宪派，企图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武昌起义后，他们虽然赞成民主共和，但是，在孙中山和袁世凯之间，他们宁愿选择袁世凯。北伐时期，中国资产阶级有了一定的发展。1927年，他们在共产党和蒋介石之间选择了后者。蒋介石当时之所以能取胜，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得到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支持。二次北伐前，为筹集经费，蒋介石特派宋子文于1928年1月到上海，邀集张嘉璈、陈其采、李铭、贝祖诒等银行家聚会，讨论发行1600万元国库券事宜。3月4日，蒋介石又亲到上海，压迫张嘉璈认购。张内心虽然不满，但又不愿和南京政府决裂，决定先行垫款600万元。
二次北伐计划之所以能付诸实施，得力于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财政支持。
奉系曾经是北洋军阀中最强大的一支力量。国民革命军广州北伐时，奉系有兵力约35万人。当时，奉军入关不久，统一北洋各派，正是如日中天之际。南京北伐军在徐州誓师北伐时，奉系兵力发展至60万人。其中，张学良、杨宇霆的第三、四方面军作战能力较强，是奉军的精锐，而张宗昌、孙传芳的部队则已在此前的作战中遭到重大损失。因此，国民革命军的总体力量已大大强于奉军。
蒋介石的部署是三路大军并出，从正面与侧面进攻奉军。其中正面战场由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和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担任，分别进攻山东与直隶（今河北省）；侧面战场由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担任，进攻奉军的腰背。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则作为预备队，待机调往前线。
奉系明白力量对比不利于己，因此，力谋先发制人、集中精锐，先行击败山西阎锡山与河南冯玉祥的部队。但是，奉军在山西方面进展甚微，河南处于僵持状态，而在山东方面，则全面溃败。
二次北伐的主战场在山东。蒋介石以刘峙、陈调元、贺耀祖三个军团的优势力量北进，兵力强盛。奉系由于将主力投入山西、河南战场，山东方面仅以张宗昌的直鲁军和孙传芳的余部抵挡。张宗昌虽曾以巨金聘请德国人为其在鲁南构筑防御工事，但该部战斗力极弱，一触即溃。孙传芳虽也是国民革命军的手下败将，但该部比较能战斗，也较有计谋。他出奇兵突袭第一集团军的后方，一度威胁江苏北部的重镇徐州。蒋介石紧急征调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支援，歼灭孙军主力，蒋冯两军会师。5月1日，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顺利进入山东省会济南。
张宗昌和孙传芳在山东的失败牵动奉军全线，张作霖不得不下令转攻为守。阎锡山乘机冲出山西，冯玉祥在克服了后方的叛乱后也挥军北上，展开反攻。奉系集团的形势越来越不妙了。
日本在山东保有巨大权益。国民革命军北伐后，日本政府即积极谋划出兵山东，阻挠国民革命军北伐。4月19日，田中义一通过驻上海总领事转告蒋介石：“如果在济南附近发生战争，日本便会出兵。” 21日，日本首批部队到达济南。5月3日，日军在济南悍然开枪射击中国军民，惨杀中国外交官员蔡公时等17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随后，日军又提出苛刻的带侮辱性的条件，强迫蒋介石在12小时内接受。
面对日本的挑衅，白崇禧主张采取强硬态度。4月29日致电蒋介石云：“日本出兵，意图妨碍北伐，我军应继续进攻，勿为所慑。若存投鼠忌器之心，则不但延残余军阀之生命，且纵邻邦之野心。”对此电，蒋介石答称：“日本出兵，不足妨碍北伐之进展，决无因外兵中止革命之理也。”
蒋介石不愿影响既定的北伐目标，事件发生前，即决定对日军的挑衅不加抵抗。5月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而乱大谋。圣贤所戒。” 5月4日，蒋介石与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朱培德、总参谋长杨杰等会议，决定中国军队大部分退出济南，分五路渡过黄河，绕道北伐。次日，阎锡山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强调“非大忍不能大有为”，电称：“仍当摆脱一切，迅速北进，攻克京津，则一了百了矣！”同月9日，蒋介石致电在广州的李济深，要他派人到香港，寻求英国当局的援助，电中称自己：“含泪忍辱，节节退让，并恐小不忍而乱大谋。” 10日，中国军队全部撤离济南。11日，蒋介石致电白崇禧称：“国危已极，身受更苦，惟多难兴邦，毫不悲观，只期共同一致，则五年之内，必雪此奇耻也。”
济南事件是蒋介石实行对日妥协的开端，其整个交涉过程虽有过于软弱的一面，但是，其目的在于坚持北伐，有其可以理解的一面，人们对此不应苛责。
5月9日，阎锡山统率的第三集团军东进，占领河北南部重要城市石家庄和正定。10日，蒋介石致电李宗仁，鼓励他从京汉线挥师北上，电云：“情势如此，津浦路已难进展，以后作战，全赖京汉一线。务望兄处迅即督师北上，京津果下，日人失却爪牙，或稍敛其侵略之野心。” 11日，冯玉祥统率的第二集团军韩复榘部也北上抵达石家庄，与第三集团军会师。13日，蒋介石指示阎锡山，要求阎督率所部，尽一切可能以最快的速度占领北京。19日，蒋介石又与冯玉祥会商，确定了三个集团军分工合作、进军京津的计划，要求各军主力于5月25日之前集结待命，联合包围奉军。
国民革命军步步进逼，张作霖不得不再度下令总攻，他调动兵力围攻第二集团军，使孤军深入的山西部队一度受挫。不过，阎锡山要求前线部队坚韧抵抗，并调兵增援，终于转危为安。28日，第二集团军迫近保定，离北京只有一二百公里了。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中国的政治局面出现了复杂的形势。一方面，蒋介石与张作霖在反共上已经一致。另一方面，由于吴佩孚、孙传芳两大集团已先后被击败，奉系呈现颓势。因此，蒋、奉都萌生了以政治手段解决双方矛盾的意愿，在日本东京、中国大连、北京、南京等地多次谈判。山西阎锡山集团也从中斡旋，劝奉方服从三民主义，改换旗帜，归依南方，共同“讨赤”。不过，奉方虽表示可以接受三民主义，但不肯放弃自己原来的安国军旗帜，企图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这样，蒋介石就不能不首先对奉系加以军事打击。
发生济南惨案，蒋介石以政治手段解决奉系的意图再度萌动，同时，奉系内部也进一步发生变化。旧派中的常荫槐、国务总理潘复，新派中具有爱国思想的张学良、杨宇霆等都主张“停止内争，一致对外”。连孙传芳都表示：“日人欺我太甚，本人受良心之责备，不愿再事内争。” 5月9日，张作霖宣布停战，国内政治问题，交给国民公正裁决。16日，派出使节赴南方商谈。
济南惨案
形势变化，南京国民政府于11日晚开会讨论，李烈钧等主张“宽大”，“除张作霖外，奉方将领中有觉悟者，愿一视同仁”。远在前线的蒋介石认为，张作霖之所以宣布停战，是由于“精疲力尽”，不能不采取“缓兵之计”，因此，他要求部队继续前进。但是，他也主张利用这一形势，离间奉系和日本的关系，同时，唤起北方将领的爱国觉悟。他指示吴忠信和北方南来的使节谈判，先后提出的条件是：1. 同心救国，奉军退出关外，巩固东北国防；2. 允许奉方参加国民会议，一切国事交国民会议解决；3. 张作霖下野。同时，蒋介石又指示阎锡山派人作为国民政府的代表在北京和张学良等磋商。5月28日，南京北伐军根据蒋介石部署开始总攻，进抵北京周围，形成大军压城之势。
除山东外，日本在东北也拥有巨大权益。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决定以逼迫奉系退回关外为条件，阻挡北伐军进军东北。5月17日，日本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向张作霖提交备忘录，要求奉军撤回东北。张作霖内外交困，不得不于同月30日下总退却令。6月3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附近炸毁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张作霖不治身亡。此前，国民政府的代表和张学良之间的谈判曾出现僵局，但因张作霖的暴亡，奉军全线撤退。
在北伐的四个集团军中，第一、第二、第三都有资格接收北京，但蒋介石考虑到阎锡山与日本和奉系的关系都较好，由阎执行和平接收京津的使命，可望得到日本及奉方的谅解与合作。6月8日，第三集团军波澜不惊，和平地进入北京，长达16年的北洋军阀统治由此结束。
1928年12月，蒋介石又通过谈判，顺利促使张学良改悬青天白日旗，实现了全国统一。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当政治冲突无法以通常的方式解决时，双方往往诉求于战争。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又可以用非战争的方式达到预期目的。中国古代有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说法，视为解决军事对抗的最理想的境界。在二次北伐中，蒋介石交替使用军事打击和政治谈判，最后以政治谈判解决了和奉系的矛盾，应该说，其处理是成功的、圆满的。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统治为北洋军阀所接替。前期北伐和二次北伐打倒北洋军阀，实现全国统一，完成了辛亥革命的未竟之业，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史上是有意义的。
为进行二次北伐，蒋介石团结了冯、阎、桂三大派系；在战争过程中，也比较好地处理了和这些派系的关系。但是，这些派系都在战争中发展起来了，不久，就因权力分配等原因，和蒋介石发生利益冲突，并进一步发展为中原大战，中国再度陷入军阀混战的痛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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