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柳会战前后的美国“飞虎队”

作者: 唐凌

摘 要：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美国进一步加强了支援中国抗战的空军——“飞虎队”的力量。桂柳会战前后，“飞虎队”主要担负保卫大陆交通线和攻击南中国海地区日军基地的重任，取得了突出的战绩，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飞虎队”在中国战场上能有所作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坚强的斗志和高超的军事技术，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政府的高度信任和中国人民的支持。肯定美国“飞虎队”的作用，就是肯定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之一。

1944年，日本侵略者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即所谓“一号攻势”。中日双方在河南、湖南、广西等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此过程中，美国第十四航空队 (因其队徽为飞虎，故又称“飞虎队”) 积极协助中方打击日本侵略者。本文之所以选择桂柳会战前后这一阶段来论述美国“飞虎队”的作用，主要是考虑到这次会战是大陆交通线争夺战中的最后阶段，也是非常惨烈的阶段，直接关系到中国和世界战局的发展。另外，历史研究需要展现细节，分阶段探索有助于认识的深化。广西地方志中记载了较多的“飞虎队”活动的情况，为这种探索提供了较有利的条件。

一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就一直在寻求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支持。一方面，通过与苏联、美国等签定易货偿债合同或贷款协定，以换取抗战所必需的物质[1]；另一方面，则希望苏联和美国政府派出军事力量，直接参与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但是，在抗战的前期和中期，中国并未得到国外空军的有效支持。当时，国民政府的空军正处于初建阶段，飞行员和飞机的数量都很少，作战经验也非常缺乏，不足以与日军进行抗衡。因此，日军当时掌握了制空权。

不论在前方还是后方，都遭到日军飞机肆无忌惮地轰炸。例如，广西的几个重要城市桂林、柳州、梧州、南宁等在日机的反复轰炸下都遭受了非常严重的损失。据史料记载，早在1937年10月15日，日机对桂林的空袭就已开始。[2] 1938年11月和12月，日本海军航空队共出动80多架飞机，炸毁房屋2200多栋，几达桂林房屋的一半，人员伤亡达220余人。[3] 工业城市柳州一直被日军作为打击的重点，抗战时期共被轰炸780多次，仅1939年7月15日1天，就有18架日本飞机对柳州城区狂轰滥炸，造成死384人，伤245人的惨剧。[4]商埠梧州被日机轰炸达400多次，有时1天之内竟遭受轰炸几十次。[5]南宁被日机轰炸200多次，其中1942年1月18日1次轰炸的日机就有25架次，投弹114枚。[6]

为了遏止日军对中国大后方城市的轰炸，苏联的空军志愿队也曾在西南战区与日军发生过战斗，例如，1939年底至1940年初的桂南战役中，苏联空军志愿队就进行了积极的空中支援。[7] 但是由于苏联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牵制日军在东北和华北的势力，故对华南和西南战场所投入的空中军事力量是比较有限的，并未能从根本上帮助中国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

1941年8月1日，莱克尔•陈纳德组建美国志愿航空队 (即“飞虎队”) 于昆明，以衡阳、桂林、柳州、南宁、遂川各机场为基地，担负华南空防和歼击日军海上运输船只的任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国内出现了强烈的反日情绪，坚决支持政府开展各种形式的反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其中包括对中国战场的支持。对于中国政府提出的加强空军力量的请求，罗斯福总统明确表示“务将陈纳德将军所指挥之飞机增至500架之最低数……陈纳德将军报告吾人谓种种设备业已扩充，吾人即增派飞机来华。在1943年内，中国应有力量雄厚之空军，俾陈纳德将军能给敌人以重大之打击，此事之极关重要，余有深切之了解”。[8] 为了准确了解当地的情况，以便更有效地开展作战，美国政府和空军开始派出代表到有关驻地，沟通与当地中国政府和军队的联系，例如1942年10月19日，美国空军代表开莱等6人抵达桂林。[9] 此后，美国“飞虎队”越来越多地投入中国战场的战斗。中国政府为了配合“飞虎队”的战斗，令各有关部门积极修建或扩建机场，并为其提供基本的后勤保障。桂柳会战前，桂林市是“飞虎队”的重要基地，驻守在市区二塘、李家村和临桂县秧塘机场的主要有第七十六战斗机中队。1942年6月，增调1个中队驻桂林市。12月，驻桂林美籍官兵有数百名。1943年3月10日，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扩编为第十四航空队，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和第三○八轰炸机队驻桂林市，基地司令为芬逊•凯西 (Casey Vincent) 准将，大队长为霍洛威上校，3月15日完成机群的测试工作，7月，前方梯队司令部由昆明迁到桂林。1944年1月计有驻桂P-40型机55架，B-29型机20架，飞行员中有4名中国人。[10] 柳州和南宁也是“飞虎队”的基地。

飞虎队会议中心遗址

柳州机场建于1929年。1937年第一次扩修，供苏联空军志愿队使用。1941年为适应“飞虎队”作战的需要进行第二次扩修，扩修任务由第四十六军第一七○师第五一○团担任，同时征调柳江县民工7、8千人参加。1943年桂柳战役前夕，广西省政府又征调柳江县民工21700多人对柳州机场进行了第三次扩修。[11] 南宁机场建于1929年。1939年和1940年两次扩修。1943年秋，“飞虎队”在此设立地面指挥所，指挥空防华南的军事行动。[12] 除此之外，“飞虎队”在桂柳战役期间用于临时起降的机场还有万冈机场[13]、平南县丹竹机场[14]、陆川县万丈飞机场[15]、昭平县练滩机场[16]、北海白屋机场。[17] 从这些基地的位置来看，“飞虎队”显然是针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的局势而进行布防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日军海上运输线的封锁。抗战的中后期，日军将战线逐渐向中国的南部推进，与之相适应，他们在东南沿海地区建立了一批空军基地，以有效地配合陆军的地面作战。这些基地除台湾外，至少还有广州、香港、涠洲岛等地，其中涠洲岛距离南宁仅为300公里左右。日军正是利用这些基地，频繁地对中国的后方军事目标和城镇进行狂轰滥炸。美国“飞虎队”将其基地设于桂林、柳州、南宁等地，从空军作战的情况来看，应是非常前沿的布阵。这就势必对日本空军造成了很大的威慑。所以，日军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过程中，美国的“飞虎队”是无法绕开的一个障碍。费正清教授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指出：1944年4月，日军发起代号为“一号作战”的攻势，其目的“是要夺取并摧毁华南、华中地区的空军基地，使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不能从这里发动他那十分有效的空袭”。[18]这种看法尽管对美国“飞虎队”的作用有些拔高，但是应当承认，日军把“飞虎队”作为此时打击的重要对象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美国“飞虎队”在桂林、柳州、南宁等地建立基地，封锁日军的海上运输线，同时，阻止日军从中国陆地南下，支援东南亚战场，既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也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中美两国人民和军队才有可能携起手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二

据地方志的记载，“飞虎队”进驻广西各基地后，一方面主动攻击日军设在沿海地区的军事目标，另一方面，则担负保卫中国大后方城市及军事目标的重任。其中，桂柳会战前后所做出的贡献最为显著。在此过程中，他们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1942年6月28日，日机空袭桂林，中国空军及“飞虎队”于之发生空战，击落日军飞机14架。[19] 1943年9月6日，日机24架又一次侵犯桂林，驻守在秧塘机场的“飞虎队”升空与日机展开激烈空战，击落日机德制战斗机2架，击伤数架。半小时后，日机仓惶向湖南方向逃遁。10月15日，日机9架进犯义宁县，“飞虎队”6架飞机追击拦截，1架日机被击中坠落保宁新墟。[20] 1944年2月11日，驻守在桂林机场的美国飞虎队纳尔•克尔中尉率战斗机20架、轰炸机12架飞袭香港。[21] 1943年7月，“飞虎队”下属的中美混合联队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七十六中队多次与日机在柳州上空发生激战，并对日占领下的香港、广州、台湾等进行轰炸。[22] 同年4月7日8时，“飞虎队”在北海上空与日本飞机3架遭遇，并与之进行格斗。[23] 1944年2月26日晨，“飞虎队”2架飞机炸涠洲日军基地。[24] 4月8日和9日，又连续轰炸该岛的日军，迫使盘踞岛上的日军自行毁坏机场及军事建筑。6月25日，“飞虎队”3架飞机对涠洲岛进行扫射，正在演习的日军死伤多人。1945年5月31日8时，“飞虎队”再次轰炸涠洲岛日军设施。[25] 1944年4月5日，日机32架突袭南宁。美军9架飞机迎战，击落、撞毁日机9架。[26]

“飞虎队”的上述行动，最明显的效果之一就是使日军轰炸中国大后方城市的次数有所减少，例如，新兴的工业城市柳州在抗战期间共遭到日机66批，785次轰炸，投弹共2400多枚。其中，1938年10批，142架次，投弹500余枚；1939年20批，305架次，投弹1000余枚；1940年8批，91架次，投弹200余枚；1941年8批，86架次，投弹100余枚；1942年2批，21架次，投弹数枚；1943年4批，53架次，投弹近百枚；1945年14批，87架次，投弹500余枚。[27] 可见1942年后，日军飞机对柳州的侵害情况有所缓解。再如，1938年11-12月，日军共出动5批，53架飞机对桂林市区进行轰炸，投弹290多枚[28]，1942年后，日军对桂林的轰炸共有6次，出动的飞机共有80多架，但是，由于遭到“飞虎队” 及中国空军的拦截，所投炸弹大都是落在郊区，并未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太大的损失。[29]

“飞虎队”除了在空中打击日本侵略者外，也经常配合中国军队的地面作战，例如，1944年6月，当日军开始进攻衡阳的时候，“飞虎队”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助薛岳的广东部队与日军进行了6个星期的激烈的战斗，这是整个“一号作战”中，“中国协军队唯一的一例大规模的抵抗”。[30] 同月上旬某日，“飞虎队”飞机9架，轰炸桂平县城日军驻地。[31] 9月23日，日军的先头部队从黎村经杨梅到达容县县城，宿营于西站及城根坡。24日，“飞虎队”分两批进入市空，第1批9架，第2批12架，分别在西大街商会及南门街瀛潭寄庐门前投弹，两处街道及日军的宿营处均受到破坏。[32] 10月31日中午，日军部队逼近桂林，“飞虎队”的3架飞机冒着枪林弹雨，“向尧山直扑过去，接着向日军投掷炸弹……”给守城的国军官兵以很大的鼓舞。[33] 11月2日和3日，中美航空混合大队机群，空袭兴安日军供应线，毙敌475名，马105匹，毁卡车51辆。5 日，“飞虎队”助战桂林前线，袭炸大墟一带敌占村庄，毙敌130名。[34] 本月19日至12月下旬，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多次派出飞机，袭击由柳向宜山开进之日军和柳州机场及日军后方供应线。[35] 1945年7月，日军被迫撤离广西，19日，“我向桂林以南地区挺进之部队，本日攻克良丰，毙敌甚多。又盟机在前线助战毙敌二百余”。[36]

飞虎队队员与飞机合影

上述事实说明，从1942年6月到1945年6月，美国“飞虎队”一直在桂林、南宁、北海等地与日机进行鏖战，其中1944年上半年的战事最为频繁，这是因为豫湘桂战役已经打响，日军在占领了河南和湖南之后，正加紧向广西推进，以尽快打通过大陆交通线。美国“飞虎队”为了帮助中国军队阻止日军的推进，同时也是为了支援东南亚战场美军的行动，坚决地抗击了日本侵略者。

美国投入到中国战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飞虎队”虽然取得了许多胜利，给了中国人民和军队提供了许多支持和帮助，但是由于他们所面对的是疯狂而强大的敌人，因此，战斗中不可避免地遭受损失，有的飞行员甚至血洒疆场，永远地倒在了中国的土地上。根据广西地方志的记载，桂柳战役前后，广西境内“飞虎队”飞机及飞行员的遇难、遇险事件有近20起。

数据显示，从1942年4月到1945年8月，在广西境内被日机击落或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撞山、迷路坠毁的美国“飞虎队”飞机共有16架，因故障或油尽迫降受伤的飞机有6架，其中不少是重型轰炸机。牺牲的飞行员33人，失踪2人，受伤多人。必须指出，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统计，因为当时不少飞机是在广西境内与日机激战后受伤坠毁在其他地方的，还有些飞机作战受伤后降落在桂林、柳州、南宁等基地里，由于保密方面的原因，并未向外公布。另外，广西是一个山高林密的地区，有些飞机失事后外界根本无法知晓。如编号为40783的B-24远程轰炸机1944年8月在广西兴安猫儿山撞崖失事，飞机及飞行员的遗骸直到1996年10月才被2位采药的农民发现就说明了这一点。[37] 据统计，抗战时期柳州机场被日军轰炸毁坏的各种飞机有102架[38]，其中不少应为“飞虎队”的飞机，桂林机场和南宁机场同样遭到日军飞机的反复轰炸，在此过程中，“飞虎队”的飞机也难免会被炸毁。由于缺乏史料，我们无法对“飞虎队”在桂柳会战前后遭受的损失进行准确的统计。只能说是被国民政府及军民在基地之外的场所发现的“飞虎队”遇险及遇难的情况。

然而根据统计已经可以肯定，大陆交通线争夺战的最后关头即桂柳会战前后，“飞虎队”担负着非常繁重的军事任务，他们的作战范围绝不仅限于中国的西南地区，而是广及南中国海地区。他们与中国军队虽然没有完全达到截断大陆交通线的目的，却给日本侵略者以重创，使其战略意图未能有效实现。美国“飞虎队”以自己的英勇作为，谱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壮美诗篇，为中国人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对此，中国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

三

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美国“飞虎队”的部分行动也对中国尤其是广西地区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同时，由于中国方面工作的失误，也给“飞虎队”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留下了历史的遗憾。正确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有助于我们公正地评价“飞虎队”的作用及其有关的历史。

长沙和衡阳失守后，国民政府惊慌失措。为了确保西南门户的安全，负责守卫广西的国军实施“焦土抗战”政策。在这种情况下，1944年9月21日，“飞虎队”派出20架飞机轰炸梧州，城区五坊路、大南路、小南路、九坊路、大东路、竹安路、四方井路等一片火海，燃烧3天3夜。[39]梧州是广西乃至西南的商业重镇，抗战爆发后不久，日军飞机就开始对其进行轰炸，使其受到很大的破坏，而此时“飞虎队”的轰炸则进一步将其变成了废墟。是月26日，为防止日军掠夺利用中国的物资，“飞虎队”轰炸恭城的龙虎关，将国军第九战区囤集在关内的军粮300万公斤全部烧毁，在此过程中，西岭对河村也被炸。[40] 当时，广西许多县城都落入日军之手。为了打击日军，“飞虎队”奉命进行轰炸，但是由于对地形不熟悉，误炸了一些地方，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例如，1944年9月20日上午，“飞虎队”4架飞机飞往容县对日军进行侦察轰炸，误认为玉林县为容县，而驻玉林县达村税警也认为美机是日本飞机便开抢射击，美机认为遇上日军乃轰炸里达村，并用机枪扫射，死1人，伤2人，下午又有4架美国飞机在榕根村附近投弹轰炸3辆汽车。[41] 2天之后，即9月22日，“飞虎队”飞机6架奉命轰炸北流县扶来新墟阻截日机，但误炸县北部新墟，造成损失。[42] 1945年4月，“飞虎队”飞机袭击驻宜山县城的日军，炸毁东门城楼一部分及北门大街两侧房屋。[43] 桂林、柳州、南宁以及其他一些城市镇也有被“飞虎队”误炸而造成不同损失的情况。桂柳会战期间，大量的难民逃向云、贵、川等省，其中，黔桂交界的六寨聚集的难民最多，他们与军队混合在一起，加上美军联络组发来电报，称日军已经达到金城江北侧之六甲，因此，“飞虎队”误认为是六寨，结果，投弹轰炸造成数千难民伤亡，情景“惨极人寰”。[44]这些损失的根源虽然是日军的侵略，但是由于事件的具体实施者是美国的“飞虎队”，因此，也激起了不少民怨和民恨。

国民政府和军队对美国“飞虎队”的各种军事行动都尽量给予支持，但是，1945年6月下旬，当日军开始溃败时，驻守在柳州、宜山等地的中国守军麻痹大意，报告称三都这个地方已经光复。一天，美军两辆吉普车误入该地，遭日军伏击，9名官兵被俘，除1名上校余均遇害。[45] 第二天美机飞至三都附近轰炸，以期报复。虽然附近群众闻讯躲进山间，但村舍却遭炸毁，蒙受了损失。[46] 日军溃败之前，地方武装为了争夺地盘，居然借助“飞虎队”的力量，例如，1945年3月17日，桂林民团指挥官率部裹胁恭城自卫队200余人，配合平乐自卫队进攻八步，鏖战4昼夜，战败后退回东椅瑶山，谎报恭城驻有日军，请省派美机数十架沿恭城河两岸扫射，从而殃及到附近的村庄及百姓。[47] 中国军队及地方武装的这些失误及欺骗行为，既使“飞虎队”付出了血的代价，也使他们的形象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还使中国民众遭受了无谓的牺牲和损失。

桂柳会战前后国内外的形势非常复杂。在这种背景下，“飞虎队”作为美国的一支空军力量，要想在异国他乡准确地打击敌人和有效地帮助盟友并非易事。所以，我们无意指责他们的上述行为，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认为他们在中国的表现是完美无缺的。我们在充分肯定他们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指出他们的失误和缺陷，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对他们的尊重。因为只有实事求是，世人才能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进行正确的比较，他们的历史地位才能真正得到确立。

四

如前所述，桂柳会战是抗战时期大陆交通线争夺战中最为惨烈的阶段。中、美两国人民和军队为了打败共同的敌人，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飞虎队”之所以能在这此会战中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因为他们有着高尚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在法西斯主义盛行，人类面临重大灾难的时刻，“飞虎队”挺身而出，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投身中国战场，无私地奉献的力量，这不能不令人敬佩。桂柳会战期间，国民政府和民众的处境都非常艰难，“飞虎队”赶来参战，这不仅是一种军事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当时，日军投入攻打桂林的兵力达7万多人，而中国守军只有2.5万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总白崇禧在动员部队守卫桂林时，以“盟军有优势空军，机场近在广西各处，可以随时出动打击敌人”作为重要的战场要素。[48]会战过程中，“飞虎队”的助战给了中国军民很大的鼓舞。事实证明，“飞虎队”参战后，日军飞机的破坏力的确受到了较大的制约。桂柳会战虽然以中国军队的失败而告终，但是，把这次会战放到整个抗战乃至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随着“飞虎队”的到来，中国战场的军事力量尤其是空中力量发生了改变，这对扭转战争局势有着重要的作用。1944年底，日军的前锋部队已经达到贵州的独山，国民政府军队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49]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飞虎队”的威慑，日军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继续攻击。其实，当时日本侵略军确有远程奔袭四川，攻陷重庆，以迫使国民政府最后屈服的冒险计划。但是，由于制空权的逐渐丧失和美军在东南亚战场的逐渐推进，同时也由于国民政府在各地组织反击，他们不得不放弃了这一计划。飞机的远距离作战能力使战场变得越来越小，也使战场的变化更为复杂和微妙。因此，我们不能仅看到桂柳会战使中国失去了桂林、柳州、南宁等拱卫西南的门户，也要看到会战后“飞虎队”的力量并未减弱，相反，在美国和国民政府的支持下，他们在中国战场和东南亚战场开展更为猛烈的打击日机的斗争。[50] 正是这些斗争，牵制了日军的力量，迫使他们不断地在中国战场上消耗自己，最终走向灭亡。中国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之一，中国政府、军队和人民是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力量，“飞虎队”的支持，强化了这种力量。同时，中国战场对日本侵略者的打击，也在客观上支持了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在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场的军事行动。只有遵循整体的历史观，我们才能对“飞虎队”在桂柳会战前后的作用进行正确的评价，因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战场有着密切的联系。

飞虎队柳州机场停机坪

“飞虎队”在中国战场上能有所作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坚强的斗志和高超的军事技术，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国民政府的高度信任和中国人民的支持。从始至终，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让“飞虎队”享有非常大的自主权，不仅所有的军事行动由美国指挥官进行指挥，而且规定凡是参加“飞虎队”的中国飞行员也一律听从美国方面的指挥。与中国军队配合作战时，原则上都是通过联络官确定有关计划。美国的联络官除了参与有关的军事会议外，还经常出席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动。中美空军经常以混合编队的方式采取行动，由于建立了有关的协调组织及机制，故每次行动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美国的空军通讯机及人员可以在中国自由起降及活动，甚至在十分偏僻的桂西小城万冈，都有美机及其人员的活动场所。[51] 在紧急时刻，“飞虎队”的指挥官甚至有权处置中国的一些军事设施，例如，桂林、柳州、南宁机场及其设施，都是在日军逼近的情况下，由陈纳德将军分别于1944年9月和11月下令炸毁的。[52] 为了让“飞虎队”能够及时有效地进行作战，广西省政府前后征调了数万名民工修筑机场，所有的物资和经费都由中国承担。即使在霍乱流行的情况下，也没有中断修筑机场的工作。[53] 鉴于空中作战具有非常大的危险性，国民政府通过发布通告与标语、宣传画等多种形式，晓谕各界人士，动员广大中国军民一旦发现有美国飞行员遇难或受伤，便立即参与到救助活动中。同时向美国飞行员提供专门的标识，中英文对照手册、详细的中国地图，并成立专门的救护组织，制定奖惩办法，建立起救助的体制和激励机制等。[54] 我们看到，桂柳会战前后，每当美国飞行员在中国遇险时，政府和民众都尽力给予了救援和帮助。遇难的飞行员，都及时地进行了安葬。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集团在抗战爆发前大力推行“三自三寓”政策，民团组织在援救“飞虎队”队员的过程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这些组织遍布各村乡，集各种权利于一身。在战争环境下，正是通过这些组织，遇险和遇难的“飞虎队”才能及时被发现和得到援救。这是广西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一个显著特征。

国民政府和军民对“飞虎队”一直充满感激之情，1944年4月5日，当“飞虎队”击落日军飞机9架的消息传开后，社会各界欢欣鼓舞，举行庆祝大会，向美国空军人员致以敬意和慰问。[55] 平时社会各界也积极主动地为“飞虎队”提供食物等物品，或进行文艺演出，排解他们的思乡之愁，激励他们的斗志。为了增强防卫力量，政府发动社会各界捐款捐物，以购买和制造飞机，其中有的补充到中美航空混合大队中。这些因素，也是“飞虎队”能在中国建功立业的重要保证。

“飞虎队”在桂柳会战前后遭受了较大的损失，主要原因在于，就大陆交通线争夺战而言，日军在力量上处于优势地位，而“飞虎队”则处于劣势。通常，“飞虎队”都要与比自己多数倍的日机作战，有时候甚至还要应对日机的连续攻击，消耗非常严重。“飞虎队”的任务除了协助中国军队阻截日军沿大陆交通线南下外，还要轰炸日军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军事基地，这就不可避免地分散了兵力，从而间接地加强了日军在桂柳会战中的实力。广西是一个多山的地区，当时，“飞虎队”驻桂的P-40型战斗机和B-29型轰炸机体型相对较大，在这样的地区作战受到一定的限制。而相比之下，日军的零式战斗机由于轻便和灵活，机动性相对要比“飞虎队”强。这几者的结合，使“飞虎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

桂柳会战已经过去60多年了，但是，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美国“飞虎队”对中国所做出的贡献。桂柳会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组成部分，有许多经验教训需要总结。通过对“飞虎队”历史作用的陈述与分析，我们应该认定一个事实，那就是：近代以来，世界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密切。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离不开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支持。因此，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必须保持应有的历史记忆，把各国各民族对自己所做出的历史贡献铭刻在自己的心里。肯定美国“飞虎队”的作用，其实就是肯定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之一，换句话说，就是肯定自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