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上海日侨社会 ——上海“日侨集中区”实态（上）

本文选自高纲博文著、陈祖恩译《近代上海日侨社会史》

高纲博文著 陈祖恩译

本文主要根据上海发行的日文《改造日报》，阐明战败后上海日侨社会，即上海“日侨集中区”的实态及日本侨民的动向，通过其来考察战败后上海日侨社会变化的实际状况。

前言

上海日侨社会形成于日清战争后，其存续于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但是，上海日侨社会在日本战败后并非完全崩溃。在接收上海的国民政府管辖下，日本侨民被称为“日侨”，他们在1946年4月被基本“遣送”结束前，在虹口地区的“日侨集中区”经营着最后的上海日侨社会。有关战败后上海日本侨民的动向，虽然已有陈祖恩等相关研究，但还没有日侨社会应有状况的历史检证。

本章课题主要根据上海发行的日文《改造日报》，阐明战败后上海日侨社会，即上海“日侨集中区”的实态及日本侨民的动向，通过其来考察战败后上海日侨社会变化的实际状况。

一、中国国民政府的上海接收

1、蒋介石“对日方针”的讲话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正式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美国、英国、苏联、中国等联合国无条件投降。7月26日发布的波茨坦公告，含有铲除军国主义的基础、占领领土、促进民主化、消减领土、解散军队、维持除军需产业以外的和平产业、准许参加将来的贸易关系等13项内容，成为联合国对日政策的基础。

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8月胜利为止，中国以广阔领土作战场，无论是人员还是物资、经济都作出了巨大牺牲。抗日战争“惨胜”不久，中国的对日舆论是无论如何要保障不能让日本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再起，为此寻求日本民主、和平的改革。因此，即使在国共关系一触即发的状态下，代表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蒋介石于1945年8月15日发表对“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的广播讲话，表明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后的对日方针：

我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为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联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侮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压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军民同胞今天所应该特别注意的。

这就是蒋介石有名的“以德报怨”讲话，其主旨是区别日本军国主义者与人民，期待日本人民摆脱前者统治，取得民主主义和实行永久和平的胜利，这也是中国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基本方针。国民政府中国管辖区提前遣送超过200万的日本军人和民间日本人，对战犯实行宽大处理，放弃战争赔偿等政策，均基于蒋介石的对日基本方针。

1945年8月，日军接受波茨坦公告，向联合国投降时，中国派遣军以华北、华中、华南的大城市为中心，部署约有100万左右的兵力。9月9日，国民政府军何应钦上将与冈村宁次大将在南京签订停战协议，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民善后总联络部”，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部改称“中国战区日本海军总联络部”，日本方面由前任指挥官代表投降的各地部队司令部、海军部队都分别成为各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日本海军联络部”。这些“联络部”代表日本方面，成为日本官民与中国进行交涉的机构，与此对应的国民政府所属机构被称为“日侨俘管理总处”。

1945年9月9日，侵华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

日本战败时，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对立进一步激化，双方的军队以及其他势力的军队都要求解除日本军队的武装。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司令部命令各部队：“除了统帅系统的命令以外，不仅绝对不接受敌方的任何要求，而且必要时可断然行使武力。”同时，要求国民政府在日军回国复员以前“保持自卫的兵器”，维持军队的指挥系统。

在国际法上，一般战败的军队在解除武装以后，将官与下士官兵等都是分别作为“俘虏”被收容的，这也是国际惯例，但是在中国，日军是作为“徒手官兵”被对待的。中方承认日本将校的指挥权，为方便其指挥而借给通信机、飞机、汽车等，为了他们的自卫也出借大量枪支。在“日军集中营”各兵营门前，依然是戴钢盔、装备步枪的步哨站岗，与以前没有什么变化。

蒋介石在日本投降时发布的讲话，表示了国民政府对日的基本精神，对此，日本人普遍抱有“我们在精神上也被打败了”的感受。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250万日本军民的遣送工作仅用一年几个月时间就完成了，而且这些地区人员损丧率不到5%，这是国民政府与军队上层全面彻底贯彻上述精神的结果。

2、中国国民政府的上海接收

中国国民政府接收日本占领下的上海，由国民政府第三方面军负责。当时第三方面军的阵容如下：

总司令汤恩伯

总谋长徐祖怡中将

前进指挥所主任兼副司令（上海）张雪中中将

前进指挥所主任兼副司令（南京）郑洞国中将

第二十九军军长牟廷方中将、参谋长张百川少将

参谋长王光汉中将、副参谋长李元凯中将、苟吉堂少将

京沪警备司令部司令陈大庆中将、参谋长张柏亭少将

联络组长林日藩少将、副组长龙佐良少将

日侨管理处长王光汉中将、副处长邹任之少将

江湾管理所所长龙佐良少将

上海日本方面军民首脑部的对应阵容如下：

陆军：第十三军司令官松井太久郎中将

参谋长土居明夫中将

副参谋长川本芳太郎少将

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福田良三中将

参谋长左近允尚中将

陆战队司令官胜野实少将

根据地队司令官森德治少将

大使馆公使土田丰、堀内干城

参事官冈崎嘉平太

居留民团长中嶋忠三郎

1945年9月8日，以汤恩伯为首的第三方面军首脑部以凯旋将军的身份抵达大场机场，日本方面10多名军民代表到机场迎接，沿途有超过20万大众的夹道欢迎。汤恩伯总司令住宿的是华懋饭店，其一行乘坐几十辆汽车进行凯旋游行，途经上海主要的四川路、南京路、福州路、静安寺路、南市、外滩，到达饭店大门后解散。根据中国方面的请求，日本陆军选出两个全副武装的精锐分队担任凯旋游行的警备工作，列于前卫和后卫的重要位置。

华懋饭店

关于对日方针和上海接收工作，汤恩伯总司令有下列训示：

日本虽然战败了，但本人认为其迟早是一定会复兴的。中日两国不能重蹈德法两国的覆辙，不能世世仇敌、相互报复。应利用这一机会力图我们两国今后的诚意合作，所以要坚决贯彻蒋委员长“以德报怨”的指示，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日本人，也以同样的态度处理对日事务。

上海方面的接受成否，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我将排除各种障碍，以最迅速最公正的手段完成，给全中国的陆军起一个模范作用。

负责上海接收的第三方面军，对日本军官民主要采取了下列措施：⑴对日本军官民进行思想指导。⑵解除日军武装。⑶接收军用物资。⑷决定日本军官民的居住问题。⑸确保遣送前的生活。⑹决定遣送时的携带行李及检查等。

当时，上海周边地区约有12万日本军官兵，这些“被解除武装，陷入俘虏处境的日本军官兵，在居住问题上早有思想准备，无论被移驻至何处，早晚均在刺刀的监视下”，南市与闸北的驻屯部队仅是移动，大部分在大场、江湾、虹桥地区的“集中营”居住。只有日本宪兵被拘留在原公共租界的日本纺织工厂里接受调查。

关于解除武装问题，中国军首脑部最初的意见是：“在规定时间内，将上海周边日本军队集中在静安寺路的跑马场，然后召集相对数量的中国军队，全部整列面对，由日本军官民向中国军队缴械，”但是，这一意见遭到反对：“对到昨日为止还努力维持治安的日本军官兵解除武装，徒费战胜之夸，将留下后患”，集体缴械的意见最终遭到否决。结局是由日军自主作成武器明细表，提交给中国军武器接收委员，由日军将武器搬运至中方指定的场所，就是“完成了接收”。同时，中国方面根据前面已叙述过的日军关于“持有自卫武器”的要求，向日本陆军出借了约12万支步枪。

关于接收日军集结在仓库中的军需品，也是向中国军接收委员提出在库明细表后，便被认为“接收完成”的。然而，日本军认为必要时，不要申请必要数量，就可以使用其粮食、被服、卫生用品等。为此，日本方面有“好像不知战败似的，上海的兵站活动”的说法。

二、“上海日侨管理处”

1、“日侨管理”方针

根据上海日侨管理处报告书，1945年8月10日前在上海的日本侨民（除了军人）有48931人，战败后从各地来上海集结的30355人，合计有79286人。

对于中国军队的进驻，大部分上海日本侨民并没有迫近的紧张感，“车到山前必有路”，一副满不在乎的态度。但是，从杭州、苏州等地接到强制遣送命令的日本人，几乎只是带着随身的衣物就来到上海，住进小学校里，过着集体生活，南京的日本人没有被给予整理财产与家具的时间就被强制集中到一个地方，听到这些消息后，虽然上海的日本人才开始认真思考起来，但是依旧有日本的醉鬼在街上徘徊，据说这大大刺激了中国方面。有关战败不久上海日本侨民的情况，冈崎嘉平太有如下的回忆：

9月上旬末，汤恩伯作为上海地区的接收总司令来了。在此以前，侨民每天过着不安的生活。在上海定居很久的老上海有很多关系很深的中国朋友，又有过去的几次经历，所以格外沉着，似乎丝毫没有因战败而发生动摇。然而，顾祝同部队忠义军进入浦东地区以后，流传说正在征集物资，才开始感到危险临近。此外，美国军人来了以后，发生绑架妇女的事件，更感到不安了。加之物价暴涨，无积蓄、无收入者，在黑市出卖随身物品，其中有人甚至在路边摆地摊卖东西，我亲身感到战败国百姓的悲惨。

1945年10月1日，负责接收上海的第三方面军在狄思威路1177号正式设立管理上海日本侨民的“上海日侨管理处”。王光汉中将任处长，邹任之少将任副处长，下面设秘书室、训练科、宣导科、总务科、指导员，配备38名工作人员。

基于蒋介石“以德报怨”的讲话和汤恩伯的训示，上海日侨管理处的工作方针，“在积极方面，需使日侨身有所寄，心有所托，以期奠定中日两民族和平合作之初基。在消极方面，务使日侨痛改前非，各就节调，不致有丝毫越轨行动，其军国主义与民族优越感，尤尽可能肃清，同时广泛调查日侨之人才与物资，送请主管机构处理，俾有助于建国大业。”根据上述方针，实施下列事项：⑴日侨编组管理办法。⑵日侨技术人员登记考核及就业指导办法。⑶日侨房产货物接管办法。⑷日侨文教工作实施计划。

汤恩伯

管理日侨的最高责任者汤恩伯在面向日本侨民的杂志《导报》（上海日侨管理处宣导科编辑）上发表题为《日本人民的觉悟》的文章：

我们知道日本人民之作战，是被军阀强迫的，是不得已的，所以我们最初抗战的目的，即在打倒日本军阀，对于日本人民，并无丝毫的夙怨和旧恨，······日本人民勤俭耐劳，守法重纪，原不失为优秀民族。承认错误，接受历史的教训，诚意遵照联合国的指示，达到民主主义的理想之实践，确实对于世界和平是应有贡献的一员。因此在目前的环境中，我们站在指导日本走上现代民主国家的途程时，希望日本人民至少应作如下之觉悟，

汤恩伯要求日本人民要有根绝“民族优越感”、“军国主义”、“侵略思想”的觉悟。

总之，日侨管理处以肃清日本侨民“民族优越感”、“军国主义”、“侵略思想”为第一课题，为此，无论如何要求“日侨”实现民主主义。

此外，日侨管理处实施保甲制度，以求日本侨民的“自治”，即自主管理。日侨管理处处长王光汉在关于《实施保甲制度的意义》中指出：

听到上海日侨管理处管理后，或有少数浅见的人把“集中区”这个名词，误以为什么纳粹的“集中营”，至少也许这里会受到严格的约束，却不知道日本国民这次集中居住，正是为了避免杂居的种种不便，并且必须集中起来，才能实施所预定的保甲制度。保甲制度是实施自治的一种良好法则，如果按照细则实行起来，可使侨民们在有组织、有训练的生活中，获得种种便利与保障。

王光汉处长还就实施保甲制度促进日本侨民的民主化之关系，作了《保甲与民主》的报告：

（保甲）制度，历经宋、元、明、清、现代的沿革，直至最近十余年来，规制始称完备，达成为人民初步团结的良好法则。在这种训练中，可使人民对政权有躬亲实践的机会，等待理解与经验，渐渐地明确丰富，便养成了管理众人的力量。那时真正民主政治就可期实现了。民权主义第一讲中，会明确指出：“大凡有团体，有组织之人，就叫作民治，就是管理，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权，今以人民管理政事，就叫民权。”这是走进民主政治的正途。······你们留在中国的侨民，应该在这个待船归国的时期中，迅速地建立一个民主政治的基础，中国方面对你们日本侨民所实施的这种保甲制度，就是协助你们向着民主政治的途里迈进。

对日本方面实施保甲制度，是将“上海居留民团”下属组织“原来的町内会邻保班转变成中国式的保甲制度”。

2、“日侨集中区”的编成管理

9月24日，在上海日侨管理处成立前，第三方面军发布第44号训令《日侨编组管理办法》，命令“日侨”于10月13日以前全部集中在下列“日侨集中区暂定四区”：

第一区：东至斐伦路江岸，西至北四川路（不含道路），南至百老汇路，北至斐伦路江岸及北四川路交叉处。

第二区：东至杨树浦江岸，西至斐伦路江岸，南至杨树浦路及东百老汇路，北至旧公共租界线。

第三区：东至黎平路，西至杨树浦江岸，南至杨树浦路，北至旧公共租界线。

第四区：东至加纳路，西至齐家宅、刘家宅、曹家宅，南至高家宅、陈巷、蔡家宅，北至旭街。

“日侨集中区”的日侨“所有编组皆依我国保甲条例”。即以户设为单位，一甲设甲长，十户为甲，十甲为保。区保甲长之产生，以公选为原则，接受“日侨管理处”的命令与监督指导，管理处派指导员到各区进行管理。

根据上海日侨自治会的人口调查，1945年10月28日时居住在上海的日本人有79086人，在“日侨集中区”内被编成保甲制的状况如下：

第一区（北分区）：41保，372甲，3511户，29663人。

（南分区）：32保，168甲，3512户，27973人。

第二区：20保，168甲，1462户，10331人。

第三区：11保，91甲，854户，3177人。

第四区：10保，114甲，1090户，7673人。

指定区域外居住：469人。

合计：114保，1100甲，10429户，79086人。

3、“日侨管理”诸政策

9月24日发布的第44号训令，除了“日侨编组管理办法”外，还有“日侨房产货物接管办法”、“日侨技术员登录查定及就业指导办法”，全是与日本侨民在“集中区”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基本规定。

“日侨房屋货物接管办法”规定了对日本侨民的财产处置，该办法分“接收”与“管理”两项。有关“接收”的有如下规定：“日侨除行李用品、日用必需品等外，应将所有房产货物，填具房产货物报告表，报请本处派员验收，以凭汇转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分别转送地方主管机关接收之。”

有关“管理”的有如下规定：“凡经本处接收查封之日侨房产货物，悉由本处暂行保管，或指定就近我国保甲人员中之殷实者为管理员，负责妥为监护管理。”

10月9日，日侨管理处处长将“日侨房产货物接管办法”传达给日侨自治会土田丰会长，要求遵照执行。在此前后，冈崎嘉平太多次被召入第三方面军司令部，汤恩伯要他向日侨传达下列意见：

1、在华日本民间人士的所有物资作为战争赔偿，希望交给中国的正统政府即国民政府。2、如果能接受这一要求的话，就决定不要求日本提供其他赔偿。

此外，第三方面军的“总务部主任”也提出下列要求：

1、日本的民间物资作为战争赔款，希望日本的民间人士彻底交出来。2、今后的接收工作由上海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开始是张兹闿，后来是个姓刘的人）负责进行。如果查明交给处理局以外的人，那就要没收，不列入赔偿之内。3、如果有人不履行手续而来接收的话，应劝其遵循手续。如果有不听从者，希望立即前来报告。

担心不知会提出多么大巨额赔款的冈崎嘉平太，听到上述要求时，真是充满感谢，感到必须将日本侨民全部财产交给国民政府。冈崎嘉平太将上缴财产调查表造了三份提交给敌伪产业处理局，而且根据这份表格一边与实物核对，一边进行被接收工作。调查表一份交给中国方面，一份给财产原所有者，一份给大使馆事务所，作为被接收的证据保存。随着日本侨民向“集中区”转移，将“集中区”外日本人所有动产（在库商品、家具类等）及不动产（土地及住宅、事业场、工场等）作成《残留动产不动产申报单》，向日侨自治会提出。此外，还要求“集中区”居留民为防备无通告的接收而准备好“财产调查”表。

冈崎嘉平太

就有关留用日本人技术者问题，制定“日籍技术员的登录查定及就业指导办法”，其中有如下规定：

凡日籍技术人员应将姓名、年龄、性别、原籍、现住地、电话号码、出身、专门技术详历，愿意担任何种工作事项······在本处登记申请。

凡日籍技术人员，经在本处指派工作奉到通知后，应领收服务证前往服务。

日籍技术人员于服务期间，应遵守该工厂、学校、商行主管长官之命令。

根据该项“办法”，日籍技术员在下列职业中进行了登记：铁道关系（128名）、船舶关系（360名）、航空关系（184名）、通信关系（213名）、重工业关系（322名）、化学工业关系（191名）、纺织关系（474名）、其他重化学关系（226名）、电气关系（83名）、水道关系（24名）、煤气关系（15名）、土建关系（182名）、畜牧关系（25名）、矿业关系（209名）。其他（157名），合计3115名。

为了对日本侨民进行宣抚工作，日侨管理处还实施“日侨文教工作实施计划”。中心工作是“日侨学校教育”，目的是为了“彻底改造日侨子弟错误的思想，让他们走向和平与民主之路”。当时上海日本侨民中有中学教师90名、小学教师260名、中学生2176名（男1312名、女864名）、小学生5412名。根据日侨管理处的指导，各区各保设小学校133所，各区设1所中学校。其他工作是发行面向日本侨民的杂志《导报》等。

1945年10月5日在上海创刊的日文报纸《改造日报》是汤恩伯司令部领导的，其编辑业务由日本人、中国人共同组成的社论编辑委员会运营。改造日报的创刊理由，在“发刊辞”中可以看到：

上海日本居留民集中区域也不断有愚蠢的谣言散布，动摇人心。所有这些现象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我们毅然负有发行日本语报纸进行正确报道与启蒙的责任。

由于居留民中“被军国主义中毒的人非常多，所以改造日报以肃清与纠正侵略思想为第一目标”，该报向日本侨民传送正确的内外新闻，力图进行民主主义的启蒙，其基调是“民主主义与自由”。

在《改造日报》发行以前，当时上海唯一的日文报纸是《大陆新报》。日本军队占领上海后，将现有的个人经营的日本语报纸合并，于1939年1月1日发行作为“华中唯一国策新闻”的《大陆新报》。日本战败后，《大陆新报》至1945年9月10日前可以确认是继续存在的。其战败后的论调可以从9月10日的社论中看出：

日本的进路是由波茨坦公告规定的民主主义方向，由新旧国会政治家进入民主主义建设的准备。当然民主主义是建立在个人尊严的基础上的。建设任何不压抑个人的思想生活、赋予国民考虑自身利益习惯的民主政治。首先在允许国民能表达自由意志的同时，养成品行的自律精神。国民的思想训练是日本民主主义建设的先决条件。

以战败为契机，从“军国主义”转向“民主主义”的《大陆新报》，谴责“即通过现地部分军官民就可看出紧随战争的日本人道德的极端低下”，并指责战败后“现存军官民的不道义”，提倡“发扬苦难处境下的邻保爱”。《改造日报》一成不变地继承了这样的论调。

三、“日侨自治会”

1、“日侨自治会”组织

为了在虹口“日侨集中区”集结生活的日侨的相互扶助、集团共济、厚生等，各界代表曾组织成立“上海日本居留民互助会”，后来根据汤恩伯总司令命令，将原“上海自治会”统一为 “日侨自治会”的自治团体，任命前公使土田丰为会长，10月6日正式开展活动。副会长、书记长人选根据各区联合会长的推荐来决定，由船津辰一郎、冈本乙一就任副会长，中嶋忠三郎任书记长。事务所设在文监师路日本人俱乐部二楼，为对应日侨管理处的下级组织，该会设置秘书室、组训科、宣导科、总务科。

对刚刚成立的上海日侨自治会及既成官僚，《改造日报》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大家都不可忘记的是，战败后，居留民们哪怕是一介妇人都具有非常尖锐的批判力，但是，无视这些批判力的官僚们就如同是得到了中国方面的命令代行者的特权一般，对居留民们进行着“指导”。居留民们热切地希望新生的日侨自治会不再是大使馆、领事馆那样的官僚机构或是如民团那样半官僚组织的复制版。既然是“自治”，就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在民主精神下组成的命运共同体。关于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任命前公使土田丰担任上海日侨自治会一事，居留民们的看法是，他们并不是将侵略军阀的最有力协助者、官僚主义大本营的大使馆势力，以改换形式的方式留在自治会里面，而是对前公使土田丰过去的责任进行严格追究的一种方式。……再看日本方面的日侨自治会机构方案中，担任思想和宣传小组主任的是大使馆员，副主任是领事馆员，都是一些具有浓厚官僚色彩的原官僚，他们游离于人民的思想之外，并一直欺瞒人民，接受这些官僚的思想指导的日本居留民其实是非常渴望民主主义的。

对日侨自治会及既成官僚的严厉批判的背景是国民政府要求民主化的对日方针，此外，就是后面将谈到的被战时体制下压抑的日本侨民的不满和战后大使馆、领事馆等官僚组织围绕金钱的许多可疑问题。

上述对日侨自治会民主化的要求，可以说是以日侨对战时体制下作为动员民众系统机能的町内会制度的强烈不满为背景的。随着1941年12月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6月作为总力战体制构筑的一环，在上海日侨社会确立町内会制度，上海日本人各路联合会被迫解散，最终被“上海居留民团”统合。由此，完成上海总领事馆—“上海居留民团”—町内联合会—町内会—邻保班的一元化的“翼赞体制”。

上海“土著派”民众的基层组织“町内会”及其统合组织“日本人各路联合会”是上海日侨社会中与“上海居留民团”并列的实力自治组织，对外发扬排外的民族主义，对内推进“日本人的团结与密切的亲睦亲和、增进福祉、良导舆论、思想善导、协助教育事业、普及敬神思想等社会事业。”这个町内会组织被官僚指导的“居留民团”统合，由于“完成了作为民团下级组织的全部町内会邻保组织”，日本民众的自治机能显著下降。这种状况遭到批判：“为了听无能官僚的训示而动员各町内会人员，为了营造他们演说的氛围而挥舞几百杆町内会的会旗，完全无视人民对于事关日本居留民生命线的物资分配制度的切实改革意见，大使馆、领事馆、民团官僚的纸上谈兵被当作金科玉条一般的珍贵，通过这样的战争全过程，本来民主的邻组被官僚作为支配人民的道具来运用。”

《改造日报》揭发并追究日侨自治会中残存的“一部分官僚及旧町内会长”的言行和正在策划的行动。比如，在日侨自治会某次会议上，一个町内会长说，“你们是民主主义的官僚。只不过是配着军刀的巡查等不好。他们的态度是封建性的，所以造成了对官僚的批判声音非常多。我们想请你们继续留在这里为我们服务”，官僚回答说“谢谢！”还有一部分町内会长和干部说，“我们并不是军阀，而是民间人士，所以是民意的代表者，拥有民主主义新时代指导者的资格”，企图继续留任做日侨自治会干部。还有一群特权老板们说，“对日本人而言最重要的是吃饭、住宿和回国的三大问题，比起职能代表们，在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以此来反对自治会的民主化。《改造日报》记者写道，“现存特权阶层和官僚密切地联合在一起，策划占领自治会。他们的这些反动意见如果成为民意的话，那么，法西斯主义也可以说成是民意了。记者们将人们对残存在自治会内的一部分官僚的强烈愤怒和不信任这一事实进行了报告，并要求他们下台。”

日本侨民

此后，《改造日报》发起日侨自治会民主化的战役，随着自治会干部公选及保甲制度的实施，在区保甲长公选时主张“放逐旧领导层”。10月18日，区保甲长公选结束后，不仅以“压倒性的旧役员辞任”、“唤醒新人进出”为题进行报道，也报道许多不正之事。在某町内会，旧町内会会长突然指名呼集一些家主、户主召开会议，甚至不传达给一般户主，设诡计将旧邻保长就任甲长。有人在町内会公选问题发表民主意见时，被指责为“你是搅乱町内统制的煽动者。”此外，还有旧町内会干部传递“时代错误的怪文书”，进行不正当选举活动等。

总之，即使战败后，町内会的部分头目还继续保持势力，将其排除是上海日侨社会民主化的大课题，为此公选区保甲长达成了某种程度的民主。在日侨自治会干部方面，被任命为书记长的原“居留民团”长中嶋忠三郎辞职后的后任人选虽然成为问题，但是最终29岁无名青年加藤吉郎在书记长候选人选举中以最高票数当选。1945年11月24日，上海日侨自治会组织构成如下：

咨询委员：土井重正、波多博、安井源吾、安部义宗、丰田薫、河村二四郎、栗本寅治、松方乙彦、广濑库太郎、辻喜蔵、武蔵虎雄、篠原匡文、赤松泷次、山本耕次郎、矶田进、奥田民雄、武内文彬、川又务、神尾知、本间喜一、内山完造、青木又雄、山田纯三郎、川口喜一。

会长土田丰，副会长冈本乙一，书记长加藤吉郎。

↓

1、秘书室：主任内马骁→秘书调查班、联络班。

2、组训组：组长渡边五六→共济班、宿舍班、厚生班、给与班、涉外班。

3、宣传组：组长横田实→出版班、思想宣传班、文化教育班。

4、文书组：组长内马驼→文书班、翻译班。

5、总务组：组长冈村条一→人事班、庶务班、会计班。

6、归国处理部：部长加藤吉郎→总务班、输送班、涉外班

↓

第一区南区、第一区北区、第三区、第四区

↓

各保甲

↓

全体日本居留民

2、对既成官僚的怀疑与不满

上海日本侨民对既成官僚的怀疑与不满，与下列环绕战败后汇款处理的问题有关。

“向日本汇款”问题：1945年7月前后，以大使馆事务所财务科为中心，为了消除日侨的不安，提出向放宽日本汇款的意见。他们认为万一日本战败，日本侨民必须回国，届时估计将不允许携带大量的资金，提出将储备券换成日元，再汇到日本是最上策，并向东京有关部门陈述了这一意见。7月底，接到东京可以将日元和储蓄券以1比70比率汇款的指示。问题是“70倍调整金”的汇款额要达到50万日元。对于实施50万日元汇款制，一般日侨非常愤慨，认为这是“发战争财”人们最先得到的优待。

负责这一问题的“政经部”涉外委员会的冈崎嘉平太无奈地辦解道：“有遵照东京指示执行的。······但无论如何不是为了拥护特权者。”

“非常对策资金”问题：以上海日本总领事馆和“上海居留民团”为中心设立“非常对策委员会”，作为上海日侨在空袭中遭灾时的救济对策机构，从1945年春至夏，为确保非常时期配给物资与临时运用，从上海日本商工会议所会员那里募捐到用收费方式支付的日侨非常粮食预约券（红票），价值9亿8千余万元，用这些资金购入粮食、燃料、衣料、杂货、医药品等紧急救济物资。但是，战败后，非常对策委员会对于这些紧急救济物资和红票的效用没有任何报告。对此，有人指责说：“当局无诚意，岂有此理，对居留民欺瞒太甚。”此后，委员会委员辩解说“红票相当于物资配给，如果得到解除禁止移动训令的话，立即就进行”，但是，并未能平息一般日侨的愤怒：“我们知道你们完全没有诚意，为了利用战争对自己进行独特的保身，巧妙地对十万居留民进行欺瞒。”

“厚生公团费用”问题：与上海日侨表里一体关系的共济团体联合会的“厚生公团”接受“居留民团”5亿元、银行9亿元、大使馆7亿元及其他共30亿元的出资，战败时被查封的物资时价达700亿元。随着战败，“厚生公团”改称“民生商会”，一般日侨对于其实态完全不了解。为了解决其中的疑问，由各职域、各地域20名代表组成调查委员会，10月30日对公团官员进行查问，并严格追问他们，“官方和特权民是否对居留民施行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政策”。

“工厂纷争解决资金”问题：战败后，上海的许多日本工厂由于军需停止、金融、原材料等原因而不得不停工。随之，中国工人退职，由于禁止日本人转移所有的物资，就无法筹措巨额的退职金。对此局势，涉外委员会提出“总投出”的计划：“日本工厂主支付中国工人退职金的能力不足，如果不能支付的话，日本对中国就没有信义。工厂主现在能支付的现金一元都没有。所以请日本国民以连带责任的立场，投出所有的财物，即时进行支付。”但是，这一意见遭到一般日侨的强烈反击。《改造日报》的《民声》专栏发表如下的声音：

当中国方面要求全体日本人进行赔偿的时候，一般日本居留民会想，那好吧，我就净身出门吧。但是，旧的统治阶级却不这样想。他们会尽可能地保护自己的财产，并挖空心思地来维持自己作为特权阶层的生活，同时，还会以“国家”名义来榨取居留民仅有的一点资金和物品。我很早就听说过这种说法，最初两三次，都把它当做一种笑话听过就算了。但是，当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时候，不由得火从心底起来，如怒发冲天一般。

处理这个问题的冈崎嘉平太说，“我们并未策划过社会上所谓的全体放任不管计划，拥有金条和其他财产的居留民也非常多，没法解决资金问题的工厂主想用连带保证的方法借资金来进行支付。”结果，当需要向中国工人支付退职金时，日本工厂都是向国民政府借钱来支付给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