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战时上海的通敌与锄奸活动【上】

本文选自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吴晓明译）

当违反普遍的文化规范和投向特有的民族敌人这两种罪行在外国入侵中国期间同时发生时，“汉奸”一词便成了挂在通敌分子脖子上的耻辱的牌子。在20世纪的大众心理当中，做汉奸便是分裂行为，是疯狂之举，为国人所不齿。

你们年轻人要爱国，不要替日本人做事，当汉奸。现在南岛需要一些便衣，你们要想参加，就跟我来。

——别动队招兵人员，上海，1937年9月

越轨

“奸”一词有两种形式（见《麦氏汉英大辞典》）。“姦”（奸）由三个“女”字组成，主要意思是“私下的、自私的、秘密的”以及“不正经的、败坏的、堕落的、邪恶的、恶劣的、恶毒的”。古代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认为这些含义本于沉湎于或迷恋于三个女子。第二层意思包括“丑恶的事物、地痞、流氓、强盗；伪造的、虚假的；内外混乱；狡诈的、堕落的、狡猾的、奸诈的；不正当的性交；暗中通敌；强奸”。第二种形式最常见于“汉奸”这一复合词当中，除了其他含义外，还加上了“越轨行为”这层意思。 “奸”在这里更像一个及物动词，指“通奸、性交、犯法、对抗、侵犯、侵害、侵占”。

在这些诸多的诠释当中有三个密切相关的含义最终和“叛徒”一词联系了起来。一个是“越轨行为”，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超越常规到对方一边去。第二个是这种越轨行为导致、产生、引起了“乱”。第三个是非法的越轨行为同过度强烈的性欲之间的关联。

“汉奸”这一复合词最早流行于宋代，指为女真人的金朝充当密探的汉族（即中国）官员。据目前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权威的字典解释，“汉奸”指“帮助异种危害其同种者”。毋庸赘言，该词实际上比其字面上的意思更具有排他性，也就是说，只有汉族人才能当汉奸。换言之，很难从语义上将政治上的叛国和种族上的越界行为分离开来。

转变

当违反普遍的文化规范和投向特有的民族敌人这两种罪行在外国入侵中国期间同时发生时，“汉奸”一词便成了挂在通敌分子脖子上的耻辱的牌子。明清交替期间，在明朝官员眼里最大的叛逆便要算是1644年满族人刚一入关占领中原时便投敌的汉奸了。早期越过国界在境外生活的人，其种族往往不明，他们对新的清朝的忠诚紧紧围绕着满人的汗，也就是他们所效忠的皇帝。而受到史家痛斥的是洪承畴和吴三桂这类后来的投敌分子。不过，在乾隆年间大兴文字狱的时候，背叛汉族这一概念受到有意的压制，儒家意义上的叛逆被称为“贰臣”，专指投降清朝的前明朝官员。自然，清朝的“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的文化主义同当时朝野对其种族的专一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

魏斐德

即使在乾隆年间（1736—1795）以前，尽管仍存在着这种晚期文化和早期民族主义者间的紧张状态，“汉奸”一词便在清朝政府中被广泛用来指加入西南部落的汉人。清朝的总督和巡抚们对于苗族居住区有着两种倾向。一种和世袭的官员（即满族和汉族的旗人）有关，要防止异族通婚，并将与苗族人之间的麻烦归罪于“无赖汉奸”。另一种是同化苗族人，而不是将他们隔离开，哪怕这意味着汉苗通婚。在18世纪早期，清政府根据1707年的一项立法实行种族隔离，汉族人不许住到苗族村庄里，苗族人不许到内地来。“汉奸”则成了那些越过边界的汉族人。到了雍正年间（1723—1735），这条边界已经无法严格地维持了。在乾隆年间，中国社会要远比17世纪初期更加一体化，主张文化融合的人逐渐占了上风，“种族隔离派丧失了市场，他们将汉族叛逆打入冷宫的企图也无人响应了”。直到19世纪西方入侵中国时，“汉奸”的形象才再次广泛出现。

叛逆与变节

鸦片战争将“内应”“卖国贼”“奸商”和“汉奸”这些概念重新引入中国社会，他们成了清王朝对英帝国战败的替罪羊。他们有的为在英军枪炮庇护下担任行政长官的波美拉尼亚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充当恬不知耻的衙役，有的地方官员在英舰“复仇女神”号上对广州进行要挟，他们被斥为出卖国家的“叛逆”。不过，笔者无意赘述19世纪这段丰富的历史，而只是想重申背叛民族文化与越境通敌之间的联系，以及后者同兽行、性侵犯和恶行之间的关联。

减少普遍与具体的认同之间在认识上的矛盾的方法之一，是将人性与汉族性等同起来。被排除于群体之外，就意味着成为“别人”，失去成为真正的人的能力，不再是汉人，甚至不再是条汉子。

失去这种做人的状态，便意味着与魔鬼、“猪”之类的动物或者当时的反基督教招贴画上的天主教传教士等为伍。

在20世纪的大众心理当中，做汉奸便是分裂行为，是疯狂之举，为国人所不齿。1938年的一篇题为《校长做汉奸》的文章说：“本埠甘白小学前校长陈器白，自抗战以来，不知自爱，于首都沦陷后，携眷离甬，近竟丧心病狂，化名陈道量，公然担任南京伪行政院秘书。”所以，当汉奸便意味着良心丧尽，名誉扫地。

1927年第一次统一战线破裂后，白色恐怖开始。共产党组成了专门的暗杀队，隶属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该暗杀队的正式名称是红队，但其成员自称“打狗团”，专门暗杀叛徒和汉奸。“汉奸”一词并非总是用来指那些“背叛马克思主义”或“背叛原来的阶级”的人们，但那些脱离党的怀抱的政治上的“叛徒”，常常被称为“汉奸”。右翼的国民党也将共产党视为“汉奸”。秘密警察头目戴笠最终在“打狗团”设于上海某珠宝店的据点里将其破获，它的成员被南京国民党政府处决。

戴笠

背叛与绥靖

蒋介石政权打击汉奸的中坚力量是蒋的一群弟子，即在蒋重新掌权后于1932年2月成立力行社的黄埔学员们。力行社的这些成员构成了蓝衣社的核心。虽然他们都是坚定的反共分子，但最早唤起他们的却是日本的对华侵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正在日本的军事学校或警察学校留学。这些留学生在东京举行游行示威，被警察驱散，他们便回国参加了由龚德柏等人成立，由贺衷寒的朋友和同学萧赞育领导的留日学生抗日救国会。龚德柏的报纸《靖国日报》呼吁中国人起来抗日锄奸。尽管龚本人并未参加力行社的活动，但这个秘密组织的筹备处成员们却利用该报为掩护，以其记者和编辑的身份进行工作。

隶属力行社的蓝衣社成员们狂热地拥护其领袖蒋介石，致力于铲除汉奸。力行社的骨干认为，汉奸既是中国软弱的表现，又是其根源，它说明中国缺乏那种激励了大和民族的精神。他们认为：

中国大众的民族意志极弱，这可以从中国有那么多的汉奸卖国贼这一点上看出来……几乎可以说，这种丑恶的现象在世界各国是绝无仅有。在东北和长江流域，他们无耻地争权夺利，出卖国家。中国的内地可以说是汉奸遍地。这是因为在现代中国同外国屡战屡败之后，大众的心理从反洋排外变为崇洋迷外。于是出现了中国人恨中国人，但却不恨外国人的奇怪景观……我们认为，间接帮助敌人毁灭中国的人和汉奸卖国贼一样可恶。他们同那些完全不负责任、不讲仁义之徒是一丘之貉。在消灭汉奸卖国贼的同时，我们还要根除那些间接帮助敌人毁灭中国的人。

换句话说，不仅那些常常各怀鬼胎、彻头彻尾的投敌分子被列为汉奸，有待处决，连“间接”或被动的旁观者也属于潜在的目标。而且，国民党右翼当中的恐怖主义分子，常以洗清前一世纪中国饱受列强侵略的耻辱为名，不分青红皂白地从事这些迫害活动。易劳逸（Lloyd E. Eastman）在他对南京政府十年统治的具有开拓性的著作中，探讨了那时的中国人明显丧失民族自信心，被视为“劣等民族”的情况。它与文化主义的、充满民族自信的乾隆时代形成鲜明对比。

城市里的投敌活动

当然，蓝衣社曾目睹了汉奸在日军于1932年1月至5月占领闸北期间同敌人紧密勾结的惨痛情景。在日军进攻闸北时，“汉奸”一词被用来指那些在日本海军陆战队和陆军攻击北站之后趁火打劫的人。这个词很快就被引申到包括那些跑到战场上为日军工作、从事“捣乱”活动的人。据说这些汉奸当中有200人是来自江北和安徽的中国特工人员，其中有的被上海公安局和国军抓起来枪毙了。

日军将十九路军逐出闸北，对上海实行军事占领之后，中国的一批投敌分子便成立了“闸北人民维持会”，亦称“上海北市地方人民维持会”。起初它是一个清扫街道的组织，因为当时闸北的街上尸横遍地。1932年3月24日，日军雇了150名中国苦力，从苏州河到北站，沿街清扫。他们由中国的工头监督，工钱来自每月从闸北的街头摊贩那里征收的税款。工头们可能是苏北的黑社会成员。该组织设在前闸北的市财务处，由一个号称“大日本新政务局”的机构管理。它属于伪市政机构，由日军防守，不过，在4月1日之后，其成员都是中国的投敌分子。

上海市民本来就对苏北人有偏见，这些投敌分子与苏北人的勾结便更使“汉奸”一词与外来的不轨分子联系在了一起。三个以敲诈勒索著称的人参加了敌伪组织的活动：顾竹轩、顾松茂兄弟和韦钟秀。“江北大亨”顾竹轩是上海最臭名昭著的黑社会成员之一。他的兄弟顾松茂当过黄包车苦力，此时在星星人力车公司当工头，而且拥有一个戏院，专演苏北方言戏。韦钟秀也是苏北人，曾任公安局的探长，是青帮头目杜月笙的门徒。于是，上海市民和驻沪的外国人都张口闭口“江北汉奸”，好像他们与日本宪兵的勾结同他们的黑脸庞和乡巴佬有什么关系似的。到了4月份，上海市民“对这些汉奸的胡作非为已经反感透顶”，结果日本人终于决定解散维持会，并准备将闸北归还给中国国民政府。

顾竹轩

蓝衣社

尽管日本人在国际压力下放弃了其在上海的占领区，他们却大举进犯华北，一方面巩固对热河的占领，同时进攻察哈尔。信奉基督教的军阀冯玉祥决定发起抵抗运动，以此争取全国领导权。他从退隐的张家口出来，于1933年5月26日宣布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开始招兵买马。然而蒋介石却充分相信对日实行绥靖政策以争取时间消灭共产党的重要性。5月31日，在冯将军宣布起兵抗日之后第五天，蒋介石的代表黄郛便同日本人议和，但舆论却似乎支持冯玉祥，《塘沽协定》被斥为卖国行为，黄郛也被骂为亲日派“汉奸”。

蒋介石的蓝衣社对委员长的“安内攘外”政策唯命是从。此时，他们将注意力转向另一类叛国分子，即投靠日本人、甘当沦陷区傀儡政府省长的人。后来担任军统（即军事统计局，秘密警察的婉称）头目的戴笠，当时全权负责蓝衣社的情报和秘密活动。在戴笠打击内部而不是外部敌人的命令下（这种命令有时颇有寻找替罪羊的味道），特务郑介民安排了暗杀正与日本人谈判的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活动，以惩一儆百，使其他“汉奸”不敢与日本人合作。

原来，有相当一批政治人物曾经是前北洋政府的军政要人，他们对孙中山的政党和其他采取了激进的革命民族主义议程的南方人深怀不满。中国北方的这些领导人文化上保守，往往在清末时留学日本的军事院校和大学，在他们眼里，以“东亚新秩序”的名义和节节胜利的日军将领们合作，一方面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抵制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没什么不好。即使他们并不想冒险完全投敌，他们也很容易看出，创造一个效忠对象复杂模糊的灰色区域，给自己留条退路，只有好处。

然而戴笠的策略却是迫使这些政治舞台上的演员们在活豪杰和死汉奸之间选择其一。力行社创始人之一的干国勋后来曾说，刺杀张敬尧激起了“燕、赵豪杰人人奋发，原充满封建享乐之华北社会，气象一新，所有汉奸如王克敏、王揖唐、鲍文越等皆龟缩藏匿，不敢蠢动，而段祺瑞、吴佩孚具有代表性之北洋人物，亦皆顺应舆情，倾诚中央”。张敬尧被刺也使日本人确信，1934—1935年间华北针对汉奸的恐怖活动大部分是蓝衣社干的。在日本人的坚持下，蓝衣社表面上被解散了，但实际上，它在暗中继续活动，一方面在戴笠指挥下从事抗日活动，另一方面在全中国进行许多打击汉奸的爱国和恐怖主义活动。

战争与救国

1937年7月7日，在北平郊区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正式爆发。早在那以前，中国商会便组织了上海商团，在上海报界刊登广告，为店员们免费讲授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课程。从华北战斗之初到“八一三”长江三角洲爆发战事的六个星期里，有更多的公民义务组织在国民党将军张治中松散的监督下于上海成立。

例如，中华全国青年救国会于7月15日在早已成为爱国人士聚集地的上海关帝庙成立。有1000多人到会，聆听救国会主席赵刚仪和执委会主任孙亚兴的讲演。锄奸队的副队长是梁同方（音译）。很多人是看到《中央日报》上的广告后来的，孙亚兴把其中的一些人叫到一边单独面谈，了解他们参加救国会的原因。其中有三人后来成为孙亚兴的锄奸队成员，他们是23岁的工厂学徒王志固、19岁的学生江海生和25岁的排版工周守刚。第四个成员孙景浩（音译）于1937年12月3日在南京路上庆祝日军胜利的游行中引爆炸弹身亡。

救国会的这些新会员都是学生、徒工或店员。他们听完时事讲演后，组织者便请他们报名，于7月21日到沪郊义务构筑工事。大约有200人报了名，其中多数年纪在18—21岁。在孙亚兴的率领下，他们到了南翔，被编入国民党军队的第八十七师。在之后的一个月里，他们都在挖战壕，政府对他们管饭不管饷。为了躲开日军的轰炸，工作多在夜间进行。

孙亚兴

接收

“八一三”闸北战事爆发后，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便开始接管这些半军事的行动。戴笠在法租界和青帮头目杜月笙会面，商谈组织浦东游击队、太湖别动指挥部和忠义救国军以及后来的苏浙行动委员会事宜。9月初，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批准成立了非常时期服务团，专门对付叛徒和奸细。后来，军事委员会这个服务团划归八十七师的王敬久将军管辖，并将其特务团设立在南岛的绍兴会馆里。

特务团里还设有调查处，负责搜集有关汉奸的证据，以便警察逮捕这些投敌分子，交给特务团总部审问。调查处的成员们和其他类似的爱国志愿人员有充分的机会组成“反奸协会”，从经销日货的店家那里榨取钱财。

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于9月下旬成立，旨在将帮会成员们改造成半军事干部，名义上由蒋介石领导。它的成员们包括杜月笙、黄金荣、王晓籁、虞洽卿、张啸林、杨虎、梅光培、向松坡和陆京士。戴笠任书记长，他利用委员会的职权组织了一个别动军总指挥部，设在南市祁齐路对面、枫林桥附近的沈家宅1号。这里后来成为淞沪别动总队的指挥部，它名义上由杜月笙指挥，实际上则是戴笠及其特工们在经营。

别动队队员多为上海店主协会所属商店的店员、地痞流氓、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日军进攻时关闭的厂家商店的工人以及工会会员。这些队员在经过训练、配备了毛瑟手枪之后，唯一的任务是“搜寻汉奸”，然后将他们交给附近的中国警察局。

别动队的其他队员来自原来中华全国青年救国会的成员。比如，到了8月底，孙亚兴的锄奸队改名为特务队，被调到龙华接受军训。9月底，队员们装备起了手榴弹、手枪和步枪，负责老西门戒严司令部附近地区的巡逻任务。他们奉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镇压汉奸”，如果他们抓获了“有叛国行为”的人，嫌犯便在戒严司令部受审，如果被判有罪，立即枪决。批评者们后来将特务队描绘为“乌合之众”，在军事上对付日本人几乎无能为力。日本人一对苏州河发起攻击，被派去守卫苏州河南岸、日晖港对面、沿万航渡和曹家渡地区的单位便溃不成军。但1937年10月底被派往南岛外滩协助警察预备单位抵御来自黄浦江的日军进攻的孙亚兴的部队却坚守阵地。11月11日中国国民党军队“淞沪会战”的最后一战便是在这里进行的。特务队的有些队员英勇抵抗，战死江边；有的跑到了法租界或公共租界，被当局抓住后送往特别的看守营。1938年2月1日，最后一批特务队队员向中国报界发出告别信，说他们“为了外国管辖区居民的安全”离开租界。从那以后，那些看守营成了专门打击汉奸的市区恐怖活动分子的滋生地。一家报纸评论说：“多数汉奸恐怕都死于特务队队员之手。”

淞沪会战

傀儡

1937年12月5日，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哲学家苏锡文成立了上海“大道”傀儡市政府。苏曾在江湾私立的持志大学讲授政治理论。他的信仰兼收并蓄了佛教与道教（“天下一家，王法归一”）；伪大道政府的旗帜是以黄色为底的太极图案，这个设计便受到他的理论的影响。苏锡文政权投降日本、复古守旧的特点可以从其文件的日期上显示出来：它们同时使用中国的阴历和日本的昭和年号。当时，伪政府正开始清理上海战斗结束后满街的尸体。用伪警察局长朱玉轸的话说，伪大道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成立地方秩序”。也就是说，在思想上强调“普天之下是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日月之道，众法归一；世界大同，以道建国”。在政治上，伪大道政府答应消灭国共两党，铲除军阀势力，为“东亚和平”建立牢固的基础。实际上，伪大道政府至少在名义上是短命的。它的主要成员包括无生老母的宗教狂徒、走私犯、毒贩子、拉皮条的和以前的黄包车夫，这些人的恶名已经够让伪市政府声誉扫地了。这些市政官员的名单及其罪行录，再加上日本主子看不起苏锡文，因此自从日本特务机构从华北调来了心狠手辣的汉奸王子惠负责其在沪的活动后，日本人对苏锡文哲学便没什么兴趣了。

与此同时，诗人、前北洋政府官僚梁鸿志对日本人“暗送秋波”，表示愿意与日合作。后来，在华北的诸傀儡政权于1938年1月合并为一个由北平的王克敏领导的伪临时政府，而华南则于1938年3月在南京成立了以梁鸿志为首的伪维新政府。

傀儡政权宣布，要成立“立宪政府”，扫除一党专制；消灭共产党，防止东亚“赤化”；巩固中日之间的和平合作；使难民们重返家园；建立保安组织来“剿匪清乡”；在“友邦”资金援助下促进工农业生产；改革教育，使传统道德观念与国际科技知识相结合；废除苛捐杂税；鼓励人才自由批评“政府”，严格限制下级官员和职员的腐化霸道行为。

1938年3月28日，上海的亲日派和日本驻南岛的华中占领军的特务处不冷不热地庆祝了新的伪维新政府的成立。伪自主委员会在孔庙开会，到会的投敌分子在五道杠的旧北洋军阀的旗帜下，向孔子像鞠躬。另外一批包括流氓和苦力在内的人从虹口坐卡车来，先在大夏大学听《新申报》（日文报纸《大陆新报》的中文版）主编的讲演，接着便是一片“新政府万岁”的欢呼，鞭炮噼啪作响，管乐齐鸣。

在一个月之内，伪维新政府于1938年4月28日任命了一个新的督办公署，接管原由伪大道政权掌握的市政管理权。5月3日，苏锡文采用了伪维新政府的旗帜，正式承认其更高的合法性，但他继续担任督办公署的头目，一直到1938年10月15日傅筱庵接任上海特别市市长职务为止。苏锡文下台后，被任命为伪汉口市长，但实际上经常往东京跑，也许是为了躲避暗杀吧。苏锡文曾率领一个由十名伪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在十名日本军特官员的陪同下，访问东京。

傅筱庵

傅筱庵叛国

傅筱庵是中国通商银行行长兼总商会会长。蒋介石曾于1927年将他投入监狱，使他成了蒋的死对头。傅筱庵刑满释放后，曾在日本控制的东北流亡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上海，决心对蒋介石进行报复。（他曾说：“我值五千万块钱，每一块钱我都要花在和姓蒋的作对上面。”）在大多数上海人眼里，正是傅的这种复仇心理导致他敢以名誉和生命冒险，成了上海最穷凶极恶的汉奸。

傅筱庵马上变得名誉扫地。在当时的报刊上，他的表演不过是日本主子操纵的又一出“傀儡剧”而已。他和蹩脚文人梁鸿志充其量被比作诸如侯方域一类明末降清的知识分子。侯假充“遗民”，但实为满族入侵者的“顺民”。一位记者评论说，每当国难当头，便有壮士抛头洒血，宁死不屈，青史留名；但也有不少人丧失信心，成了“叛国分子”。这些“汉奸”与“国贼”活得心安理得，可能甚至把诗题献给那些“壮士”；他们靠“维持和平”聊以自慰，好像自己是做出牺牲的“无名英雄”。在对其虚伪的抨击下，傅筱庵的回答是，他不过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已，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在同征服者合作。但傅筱庵作为一个傀儡官员，显然飞黄腾达；他和其他许多投敌分子一样，在食品短缺时自己却丰衣足食；在日军的支持下，掌握着征税的权力；别的店家被没收，他却拥有经济特权。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现实主义”理论便难以自圆其说了。

换句话说，傅筱庵的“现实主义”不过是自我圆场而已，难通情理。左翼专栏作家丁三强调说，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是那些中国的战士们；他们放眼未来，认清绝对真理，和世界人民站在一起，抵抗对阿比西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而傅筱庵的“现实主义”则是目光短浅，自私自利；它在中国的代表人物，包括那些加入“反共联盟”，为了“太平”，不惜妥协的人们。他们的这些做法，实际上是当了“准汉奸”或者“汉奸”，同世界人民更崇高的事业作对。

两极分化

1942年11月盟军进攻北非以后，法国的主战派和投降派之间的分裂加深，collabo（法语：投敌分子）一词成了通用的贬义词。1938年，中国沦陷区的抗日部队和“汉奸”之间的斗争也日益加剧。这种斗争增强了全民团结，并把投降活动都归罪于一小撮不三不四的汉奸。例如，这一点可以从据说是由一位年轻姑娘，“一个汉奸的女儿”，写给她的情人“一个抗日战士”的一系列书信中看出来。

在月光下，她躺在床上，反复呼唤着他的名字“坚”，向他倾诉着自己的痛苦与悲哀。“我虽是汉奸之女，但我绝对不是一个汉奸。”谁会想到，这片安宁的土地会落入敌手？她怎能料到，她的父亲会“被动”地当了伪维持会长？

等到她意识到自己身在日本鬼子的巢穴之中，已为时过晚。灾星已经临头。她想到过自杀，最终她强颜欢笑，逢场作戏，熬了过来。他们怎么知道她内心的痛苦？在这险恶的环境里，她把自己同坚的三年恋爱藏在心底。他们曾经海誓山盟，要永远像夏夜天空上的两颗闪烁的星星，天不垮，星不灭。是那段恋情使她活了下来，时刻准备逃离虎口。坚把她当作日本兵的情妇予以唾弃；她对他说，“我不会怪你”，“我现在的处境中，没有人能了解的”。她经常想到他的戎马生涯。每当“他们”为游击队的胜利而忧虑时，她在暗中欢庆，为“你是我们一个堂堂的中国人”而欣喜。当她听到“你的部队一天一天的实力雄厚”时，她从心底感到慰藉。

邹容著《革命军》

有一次，她想逃出虎口去找坚，但被盯得太紧。而且，即使她能找到游击队，她也不知道坚是否会原谅她。何况她凭着自己的地位，能比参加游击队起到更大的作用。“你们不信吗？”坚是不是认为，“一个汉奸的柔弱女儿”无力办成大事？其实，她已经做到了连她父亲都不知道的事情。一个鬼子班长觉得维持会的副会长对老百姓敲诈勒索太甚，为了日军的名声，便把那副会长枪毙了。而实际上，是她引鬼子上当，“借刀锄奸”的。

她必须承认，自从那副会长被杀后，她总是害怕他的鬼魂会来兴妖作怪，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月夜，这使她毛骨悚然。但到后来她对那“东西”的恐惧便消失了，因为她知道，“我们抗日勇士”的英灵会在冥府里将那鬼魂降服。对他应该痛恨，而不应恐惧。人一旦怒火满腔，恐惧便会消失。

现在她到了关键的时刻，同时这又是她最大的机会。她要利用自己最后一刹那的生命，来干一番满心快意的工作。鬼子几次三番地要“把我吞噬”，她都熬了过来。“如果我是个弱者——坚！以前，我向来对你说，我是个绝无能力、绝无意志的弱者，然而，现在我可不承认了。我认为我并不是一个弱者，并不是和一般落后的女子一样的弱者了，我也是强有力的意志坚决的一个人，一个堂堂的中国人！不信，你看，如果我至今还是个弱者，那么我不是被吞噬、被宰割，便早已自杀了！但是，我却活到现在，我不曾被吞噬，不曾被宰割!”她打算杀死霸占她的日军班长，因为“恶魔终究是恶魔，它们没有文明人类的聪敏的理智。”

当然，将“霸占”或“吞噬”用于遭到侵略的中国，并不是头一次。早在邹容的《革命军》发表以前，这类词语便已出现在吴伟业的诗篇和孔尚任的剧作当中。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这样的比喻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十分普遍，只不过在这里它更形象地表达了对日本人一路奸淫烧杀，打到长江畔的愤慨，而这种情绪又扩展到了他们的傀儡们身上。日本人是“吞噬”中国妇女的“鬼子”，他们没有心肝，不可理喻。而只配遭到其女儿们唾弃的汉奸们则变成了一群饿鬼，一群“东西”，不论生前还是死后都应该遭到宰杀。、只有和他们决裂，英勇杀敌，才能从一个“落后”的弱女子转变为一名壮烈的中国战士。

那位“汉奸的女儿”在给坚的最后一封信里透露了自己最终的计划。那鬼子向她求婚，她答应了，对他提出，为了两人的名声，为了她父亲的脸面，为了显示当地的“和平”景象，应该举办盛宴，以此开始在一起的快乐生活。所有的日本军官都被邀请大宴三天。她准备打扮得花枝招展，和鬼子举杯庆祝，一醉方休。她让坚带游击队来突袭，自己则打算像一名战士一样，用那鬼子送给她并教她使用的手枪，把鬼子打死。“我要以清白的身心，走向自己光荣的归宿。”她知道自己必死无疑，让她的情人明白：“我也许是汉奸的女儿，坚，但我自己却绝不是丧心病狂的叛徒!”

“英雄”和“汉奸”的分化在统一战线当中也体现了出来。抗日报刊曾坦率地承认，1938年10月武汉撤退之后，中国人当中出现了不少“动摇分子”，强调要“同仇敌忾”，也就是既仇恨日本占领军，也仇恨汉奸，从而使人们紧密团结在使共产党回到全国政治生活中来的统一战线周围。1938年1月1日，重庆国民党政府发表通告“严惩汉奸”：

自从全面抗战以来，全国军民无不同仇敌忾，以国以民为本，坚决抵抗，誓不动摇。现有一小撮丧心病狂之徒，甘愿为入侵之敌所用，奴颜媚骨，为虎作伥，可恶至极。政府已明令军事委员会，对参加各地伪组织者予以调查，下令逮捕，依法严惩。并颁布惩处汉奸之法令，明确规定对投敌行为之刑事处罚，勒令执行，以清除叛徒。目前正值抗日战争出现转机之时，日寇诡计多端，若不根除败类，何以维持治安？

国民党政府愿意宽恕“洗心”的汉奸，相信其中某些人有悔过自新的可能。但那些继续充当民族叛徒、继续公开当傀儡或者秘密当汉奸的人，不仅苍天不容，而且会被国人所唾弃。

国民党里英雄和汉奸的日益分化是汪精卫脱离重庆政权、发动“和平运动”、对日和谈的结果之一。然而尽管他的敌人们越来越肯定地称他为汉奸，汪及其追随者们却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地位的暧昧。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二三十年代里都是“浪漫革命派”，以自我怀疑、政治上摇摆不定而著称。据周佛海日记载，1940年5月13日，汪精卫在汉口的日军司令部外面说道，在重庆人们互称“民族英雄”，而他却被称为“汉奸”，可是他和他的拥护者们也认为自己是“民族英雄”。其实，谁是民族英雄，要看谁“救了国”。汪和他的朋友们认为，要想救国，只能寻求和平解决。“我要是成了民族英雄，中日之间便有永久和平。我要是成了汉奸，中日之间便永远无法解决纠纷。”

同年晚些时候，汪精卫于9月2日在北平说：“有一伙中国人要杀我。还有一伙日本人也要杀我。他们都有自己［这样做］的证据。这说明我的立场是正确的。中国人想杀我，说明我不主张抗日。日本人想杀我，说明我不是汉奸。”据朱子家说，这种态度影响到汪精卫随从的思维和举止。他们竭力坚持自己是“民族英雄”的说法，但周围的环境终于使他们明白，自己最终会被斥为“汉奸”。

汪精卫的连襟褚民谊本来认为，抗日战争有两个方面：一是军事抵抗，那是蒋介石的任务；二是和平谈判，这是汪精卫的工作。毕竟连蒋介石都说，“抵抗容易，和平难”嘛。这就是褚民谊决定参加和平运动、“委曲求全”的原因：“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汪精卫的伪教育部长李圣五在1946年作为战犯受审时宣称：“当时多数的志士都说，如果汪先生真的能捍卫国家的地位，打入敌人后方，实行救国的任务，那么这对抗日战争不无好处。”

珍珠港事件20年后，朱子家在其对伪南京政权的回忆录第四卷的前言中就这种对投敌行为模棱两可、矛盾重重的心理有所描述。关于对汉奸的丑化，他从文化主义的角度做了复杂的答复，写道：

我写本书的另一目的，我要告诉所有炎黄的子孙，让他们知道这一群被指为“汉奸”者们，并不如宣传中、想象中那样地丑恶。陈公博说：“抗战是对的，和平是不得已。”周佛海也说：“抗战是为了救国，和平也是为了救国。”所以，我全书中绝没有疵议过抗战，而且我也不至于为了小我，而昧着良心以左袒“汉奸”。我要以事实来告诉所有炎黄的子孙，假如一国而真有那么多卖国“汉奸”的话，自将成为中华民族史上永远洗不清的耻辱；尽管你不曾做过“汉奸”，而民族中会出现数十百万“汉奸”的话，也就是整个民族的耻辱，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有例外。

但所有这些充满文化上的复杂心理的含糊其词在当时都被作为一个直截了当的叛国问题而一笔勾销了。1939年1月5日，李宗仁把汪精卫形容为“背叛党国”的人。还有人指责汪为了牟取私利，出卖国家，是东方的佛朗哥，是日本人的“应声虫”。在华北，很多中国人和日本人妥协，因为他们缺乏自尊心，觉得自己是劣等民族，被称为“东亚病夫”。为了消除自我怀疑，证明自己是“优秀民族”，中国人便和他们当中的叛徒决裂，哪怕这些叛徒是自己的家庭成员。

李宗仁

对汉奸的抨击不仅可以恢复自信，而且可以加强日占区中国人的爱国情绪。1938年12月，上海报纸的编辑们宣布：“共处在孤岛上，我们越感到自己是个‘中国人’，越感到作为一个中国公民责任的重大，也越感到除了无耻的汉奸之外，彼此的格外亲切。” “虽然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大家要明白，对‘大汉奸’必须正法。”

1939年5月，《译报》的编辑们写道：“自从汪精卫叛国出亡后，全国民众都认识了他通敌求降的汉奸面目，一致拥护中央予以制裁，反汪逆的斗争成了反汉奸斗争的主要一环。”同一篇社论呼吁中央政府清洗所有的汪精卫分子，惩办主张对敌妥协者，调动部队进攻上海的汪精卫势力，在理论上把汪定为打击汉奸的中心，揭露他的叛国活动，利用这个运动，振扬自由中国的民心，动员抗日力量。

当时界限已经十分明显。不管“和平党”的投敌分子对他们自己的矛盾心理如何敏感，汉奸不属于中国人，这已是人人皆知。民族团结、共同抗日要求必须扫除汉奸。汉奸该杀，并不仅仅因为他们他们是“奸商”，走私黑市大米，使正直的中国人当中的粮价大涨，开办鸦片供应局“毒化”同胞，从日本人允许其统治的农民身上肆无忌惮地“搜刮”苛捐杂税，并向他们在东京的主子出卖中国的经济利益。他们该杀，纯粹因为他们是汉奸，没别的原因。

自1938年10月起，抗日报纸《文献》开始以《锄奸调查表》为标题，公布傀儡官员和地方警察局长的名单。当年11月，梁鸿志的伪维新政府中各级的“群丑”都被公之于众。接着，华北、浙江、安徽、山西和江苏等地的“群奸”名单也纷纷见报。到了1939年1—2月，该报公布了伪维新政府官员，包括上海市伪政府局处级官员在沪办公室和住宅的地址。4月，《文献》刊登了浦东、南市、沪西、闸北、宝山、川沙和南汇区公署长的名单及其来自傀儡政府的薪水。随后，该报又公布了长江三角洲地区30家汉奸报纸的执行编辑和曹家渡地区14家鸦片馆老板的地址，以及后者每月总共225，000元的收入。每次对这些人点名，轻则让他们丢脸，重则使他们丧命，这连那些身居高位、处于严密保护之下的傀儡官员都难以幸免。1940年10月11日将近拂晓，伪市长傅筱庵的厨师朱升源悄悄绕过这个汉奸的警卫，用菜刀将沉睡中的“市长”砍死。朱升源为傅筱庵工作了12年，但他被戴笠将军领导下的国民党特工秘密策反，为了更高的事业，撇开了对傅筱庵个人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