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战时上海的通敌与锄奸活动【下】

本文选自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吴晓明译）

你们年轻人要爱国，不要替日本人做事，当汉奸。现在南岛需要一些便衣，你们要想参加，就跟我来。

——别动队招兵人员，上海，1937年9月

瞄准汉奸

第二次统一战线已经相当稳定之后，戴笠的手下便将其注意力转移到日本人及其合作者身上。到了1938年，军事统计局（“军统”）已经和民警正式分开，归戴笠领导。它的基本任务之一是防止蒋介石的对手们对日和谈，成立一个骗人的傀儡政府。实施这一任务的关键地点在上海，因为那里的国民党特工可以利用租界为掩护，对汉奸开展恐怖主义活动。日本人接管了上海的中国管辖区之后，军统的上海站便很快停止了活动。不过，在“孤岛”期间（1937年11月至1941年12月），戴笠保留了两个特别行动组织。由于蒋介石对上海投敌分子的叛国活动十分恼怒，这两个在赵理君和林之江率领下的组织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尽管他们的活动有可能刺激日本人，使他们动用大军，占领上海的公共租界。其实，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它对蒋介石将美国吸引到抗日战争之中的长远战略未尝没有好处。这些组织，特别是赵理君的小组，执行了当时许多重大的刺杀行动，其中包括周凤岐和张啸林之死。有人估计，从1937年8月到1941年10月，戴笠手下的人进行了150多次暗杀活动，尽管当时这些组织遭到位于极司非而路76号的伪特务组织的渗透。充分认识到中国古代刺客的特殊地位和20世纪革命民族主义的兴起十分重要。在被认为是公元2世纪东汉儒家文化代表作的武氏祠里，刻有33幅表现过去的孝子、良臣、名妇、贤君等故事的壁画。其中有六幅描写忠诚的刺客兼门客：曹沫挟持齐桓公、专诸刺杀吴王僚、荆轲刺秦王、要离刺吴王子庆忌、豫让谋刺赵襄子以及聂政刺韩王季父。这些刺客都是平民，他们不为私仇，而是出于一片忠心，满腔怒火，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主杀敌，因而被视为英雄。刘向在《说苑》里记载道：“夫专诸刺王僚，彗星袭月，奔星昼出；要离刺王子庆忌，苍隼击于台上；聂政刺韩王之季父，白虹贯日。此三人皆布衣韦带之士怒矣……士无怒即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

第一个企图进行政治暗杀的中国革命者名叫史坚如。这位志士在1900年10月企图刺杀旗人、广东巡抚德寿。虽然史坚如对自己这种自杀性的努力并无完整的想法，但他的企图标志着从封建时代刺客对主人个人的忠诚到革命的民族主义者的政治责任的过渡，两者都有为某一正义事业献身的清白的动机。1902年，中国其他的激进分子受到日本的无政府主义和俄国的虚无主义的影响，开始宣扬一种以自我牺牲为特征的恐怖主义理论。烟山专太郎写的《近世无政府主义》，中文版译为《自由血》。早稻田大学一位名叫杨笃生的中国留学生从中了解到俄国革命者的暗杀活动，后来，他协助湖南学生领袖黄兴建立起第一支暗杀队。随后，其他的暗杀组织接连出现，直到1905年北方暗杀团成立。杨笃生为黄兴的“华兴会”写了主要宣言《新湖南》。他认为：“在改组社会时，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重新组建旧社会。我们必须摧毁旧社会并清除之。”

北方暗杀团最著名的成员是吴樾。他于1905年9月在北京火车站企图炸死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名大臣，结果自己却被炸身亡。他的遗作于1907年4月刊登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增刊《天讨》上，其中引用维新运动烈士谭嗣同的话，号召“暗杀主义”，并用崇敬的口气提到陈胜领导的反抗秦朝专制的农民起义，将他作为浪漫主义的“侠”，鼓舞人心的正义榜样。

徐锡麟

起初，从事暗杀的革命志士形象既来自国际革命新世界，也是对古代富于忠义和自我牺牲精神并发誓为其主人报仇雪恨的游侠、门客传统的沿袭。从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1911年在广东发生的暗杀孚琦和凤山事件，到1912年1月彭家珍刺杀良弼，尽管具体动机各异，但这些事件都继承了上述两个传统，而辛亥革命前夕发生的汪精卫谋炸清朝摄政王载沣（醇亲王）的著名事件，则是这两种传统最生动的体现。

清朝被推翻后，政治暗杀并未终止，但就像臭名昭著的袁世凯暗杀宋教仁一案那样，它已不再打着革命的幌子。而且，在这个政治分裂的时期，个人野心无限膨胀，具有“好汉”传统的冒险者们毫不犹豫地在武装人员中挑起头来，他们或给一些人当雇佣军，或者紧跟另一些人，心甘情愿地充当争权夺势者的爪牙。戴笠正是这样一个头目，而且他并不是个独一无二的例子。

除了个人英雄主义之外，戴笠手下军统的特务活动还得到许多退伍军人、各类民众志愿团体以前的成员，以及七七事变之后不久四起的特务队的协助。我们已经看到，孙亚兴在“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招募人员，组织特务队。在上海落入日军之手以后，他作为一个受到正规军事训练的领导和中华全国青年救国会前主席，成为打击投敌分子的城市斗争中的一个主要战士。

孙亚兴的恐怖主义小组

上海沦陷后，孙亚兴逃到杭州，省政府主席让他担任绍兴县的一名警官。1938年2月底，孙亚兴可能已经在特务组织控制之下。他回到上海，想把前特务队第三连在沪的成员召集到汉口，促进该市的救亡运动。后来参加他的暗杀队的江海生和赵良曾回忆起他们参加该组织、乘船去香港、1938年2月底到达汉口的情景。

当时孙亚兴已在等候他们了。不久前，他在上海某家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说中华全国青年救国会领导人——也就是孙亚兴本人——正在上海，于是他仓促离沪。除了江海生和赵良以外，还有蒋介石的卫队长兼行刑官王世和的侄子王志固等人，也当场参加孙亚兴的暗杀队。队员的任务各有不同。有十个人被派往长沙执行“特殊任务”。1938年4月25日，13个人得到通知，他们被选中参加上海城市游击队“镇压汉奸”的工作。这是暗杀队和戴笠的一个联络点，戴笠告诉暗杀队的成员，他们直接受孙亚兴指挥。王志固加入以后，暗杀队分成三四个小组，分别于5月1日和2日经由九江、南昌、金华和宁波奔赴上海。

崇明的印刷工人周守刚于1938年2月回到上海，完全靠亲戚生活。6月下旬的一天，他遇到王志固，告诉王说，他已经“一贫如洗”。王志固说，如果周守刚愿意参加刺杀汉奸的活动，他“也许能［替周守刚］找到工作”。周表示愿意干。后来，王志固把孙亚兴带到他在宁兴街13号的住所，周守刚又重复了他的意思。7月3日，孙亚兴让他把家搬到环龙路62号，负责给孙送信。

类似的情况（失业、对伙伴的需求、爱国和仇恨汉奸）也把小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陈开光吸引了进来。赵良找到陈，邀请他参加中华全国青年救国会。陈开光出于爱国，表示“愿意协助消灭汉奸”。赵良肯定了这名青年的理想主义，但告诉他说，为了证明他的忠诚，他必须于1938年7月7日执行一项特殊任务。陈同意了。

张啸林

陈的任务是在公共场合引爆炸弹，以纪念七七事变。暗杀队已经打伤了伪上海市民协会的一名委员，企图暗杀敲诈勒索的张啸林，谋杀了一名和日本人合作的律师的两名助手，击毙了一名获得日本国籍的中国人。7月7日，暗杀队准备发动更为不加选择的袭击，好像为了打击汉奸，可以不择手段。各小组以投掷手榴弹的方式共发起了18起袭击，炸死日本工厂的两名雇员和两名中国人；他们还把炸弹扔到外滩的一个浮动餐厅，炸伤了八个中国人。

在一片混乱当中，警方共逮捕了1000多名嫌犯，日本人提出了正式抗议，英美外交官企图说服蒋介石取消他的别动队。然而蒋介石一口咬定，他跟这些罪行毫无关系。后来，中国外交部长在重庆告诉美国临时代办说：“如果受害人是伪官员，那么暗杀行动多半是某些个人出于爱国动机自发而为，或者是对日本人所做坏事的报复……日本人自己就曾暗杀过政治对手，他（外交部长）不排除他们杀死同伙以诋毁上海市政府的可能。”与此同时，公共租界的警察从孙亚兴的一个同伙那里逼出了口供，将暗杀队破获，同时逮捕了24名保证消灭汉奸的年轻市民。

恐怖主义活动继续进行

孙亚兴被捕，并没有使打击汉奸的活动停下来。原因正如孙亚兴在受审时所承认的：“像我的小分队一样从事这类暗杀的小组不止一个。” 1939年2月19日，这类小组其中的一个在受到严密保护的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箓位于法租界的起居室里将陈暗杀，震惊了社会。刘戈清率领一队军统刺客，当着陈箓家人和两个客人的面，将陈击毙。陈的身体倒地后，刘戈清拿出一个纸卷，扔在这个汉奸的身上，上面写着几个大字：“处死通敌分子，蒋总裁万岁！”另一张纸摊在了沙发上，上面写着：“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共除奸伪，永葆华夏!”两张纸上的落款都是“中国青年铁血军”。

十天以后，“血魂锄奸队”在大东旅社、先施乐园、仙乐舞宫和大东舞厅等四个华人舞厅外面同时引爆炸弹。恐怖主义者留下了一张题为“警告跳舞朋友”的传单，上面说：

跳舞的朋友们：你们有的会跳狐步，有的会跳华尔兹，为什么不去前方拼杀？你们有些人在白兰地和威士忌上面挥霍，为什么不把钱给我们的部队来买杀敌的弹药？

跳舞的朋友们：你们为什么把钱花在脂粉上，让身上散发出亡国奴的气味？去掉这种气味的唯一办法，是把热血献给国家。你们在新年寻欢作乐，今晚我们的炸弹，是给你们助兴的一点薄礼。

这种对新资产阶级和政治上的汉奸掺杂着多种感情的敌视反映了蓝衣社对西方化的上海的反感。显然，恐怖主义者们扩大了打击范围，连力行社的宣传扬言要消灭的“半汉奸”和“间接投敌”都被包括在内。换句话说，阶级仇恨和排外思想合二为一。20多年后，这种本土主义和极“左”思想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得到更加鲜明的再现。正如晚年的易劳逸（Lloyd E. Eastman ）曾经指出的那样，在国民党的蓝衣社和共产党的红卫兵眼里，按照农村的汉族老百姓的价值观，西方生活方式和资本主义对群众的剥削使通商口岸的资产阶级成为“奸”。

1939年3月初，国民党上海党部组织了人民动员协会，“在不违反法律法令的前提下，在上海开展广泛的群众运动，进行军事、政治和抗日救国工作”。协会的宣言说：“我们从此发誓，与掠夺的敌人不共戴天。我们要显示各阶级人民的力量，不仅要使在郊区的顽敌退避三舍、无处藏身，归还中国领土，还要在外国租界里宣传中华祖先的后代的英勇无畏精神……有些人将负责侦查和特务工作，有些人会担任打击和消灭汉奸的任务。”

几天以后，恐怖主义者谋刺伪浦东税务局长朱干庭。尽管那次暗杀未遂，但国民党“英雄们”下一次对著名汉奸的打击却得手了。他的名字叫席时泰，是上海伪警察局的秘书主任。

暗杀席时泰

席时泰曾受训于日本，后来在自己的时泰医院行医。国民党撤出上海后，席大夫加入了日本军方的新闻处，成了伪警察局长卢英的首席秘书。于是，席时泰成了重庆特工的主要刺杀对象。率领一个三人暗杀小组的是22岁的松江人袁德昌。他的两个同谋是20岁的侍者彭福林和一个名叫赵志祥的服装售货员。

赵志祥年纪也在22岁，是个典型的上海小市民。他在法租界的一家裁缝店当了一段学徒之后，又在另外两家“洋装店”干了五年的售货员。他攒足了钱，在浦东老家娶了一个农家女。但在1937年大萧条时期，他失了业，不得不回家和他兄弟住在一起。当时河对岸的南市正打得不可开交，他自己都只能苟延残喘，便让老婆回了娘家，从此他们便一直分居。

1939年3月5日，赵志祥决定过河到未被占领的公共租界再去试着找找工作。他记得白跑了一趟之后，遇到了袁德昌。袁和浦东游击队有联系，经常在山西路上的南京饭店租房间。赵志祥刚走近南京饭店的接线员，袁德昌便从后屋闪了出来。袁德昌认出了赵，让他于3月14日下午在大世界游乐场门口碰头。赵志祥如期赴约，立刻被袁带到辣斐德路附近的一处公寓。袁在那里租有一个亭子间。同一天，这个小组的第三个成员彭福林也和他们搬到了一起。从此三人成了知心朋友，共同生活。那亭子间居然能够让赵志祥把老婆接来住了一星期。在那之后，她又回浦东老家去了。

1939年4月4日下午，袁德昌让赵志祥出去买吃的。赵回来后，看见袁和彭正在擦几支手枪。五天以后，三个人住进了南京饭店。袁和彭进来不久便又走了。4月10日晚上，这两名特工回来了，他们告诉赵，次日早上他们要去“刺杀一个叛徒”。他们的秘密使命被一个名叫周剑华的人签署、寄往赵志祥在宁波的地址的信所证实。袁给两个半文盲读了这封信。信中说，三个人肩负着中国“四万万人民”的委托，嘱咐他们要“勇敢、坚定、热忱、机智”，要“锻炼强身”，鼓励他们“按照蒋委员长发动的新生活运动的原则”生活：实行礼（作为同志，他们应该互爱）、义（作为公民，他们应该为国尽忠，粉碎背叛祖国的叛徒）、廉（作为英雄，他们应该惩治贪官和汉奸）、耻（作为爱国者，他们应该采取行动，不仅要打击那些“贪图高官厚禄、中饱私囊”的汉奸，而且要反对那些只知“跳舞、赌博、寻欢作乐”的人）。信的结尾呼吁：“杀敌锄奸!”

次日早晨，4月11日，三人在劳合路居易里胡同口重新集合。袁德昌让彭福林解决胡同里的岗哨。

9点15分，席时泰从他家后门出来，沿着胡同走过来。袁德昌埋伏在阴影里。等这位医生走近，袁跨到他的面前，向他发射点38口径的达姆弹。彭福林同时冲向哨卡。他看见坐在岗哨旁边的巡警，便开枪射击，打中巡警的右臂。岗哨掏枪还击，击中彭的胸部。彭从胡同里奔出，从一家茶馆的后门逃走。受了重伤的席时泰倒在家人的怀抱里，他们把他抬回家，不久他便死在正堂的地上。

与此同时，袁德昌和赵志祥也分头逃走。赵志祥犯了一个错误：他回到山西路上的南京饭店，正碰见身受重伤的彭福林跌跌撞撞地走进旅馆前厅，向一名侍者求救；那侍者扶住彭福林，赵志祥站在旁边，束手无策。

宝隆医院

医院接纳了彭福林之后，随即打电话报告老闸巡捕房，有人中了枪伤。不到11点，伪上海市警察局侦探便赶到了宝隆医院。彭福林胸部的枪伤太重，无法正式受审，但他告诉调查人员，他在劳合路上，莫名其妙地挨了一枪。赵志祥坐在彭福林床边，也替这一派胡言帮腔。赵立刻被带到老闸巡捕房受审，日本宪兵队派人参加了审讯。

赵志祥被审问的同时，上海市警方的其他侦探搜查了彭、赵位于文览里11号的住所，发现了周剑华的信，证明两人是国民党特工暗杀小组的成员。在确凿的证据面前，赵志祥无法抵赖，只好招供。同天下午2点30分，警察将戴着手铐的赵志祥带到彭福林的病房。彭当时的“伤势十分严重”，他见赵志祥已经招供，便也坦白了。次日凌晨3点，彭因体力不支死亡，而对赵志祥来说，更大的折磨还在后面呢。

1939年4月19日，伪上海市警察局为了表示“诚意”，将赵志祥押到苏州河边界的对面，交给日本宪兵队。这位过去裁缝店的学徒便从此消失了。

勾结

1940年和1941年死人更多，也就是说有更多的汉奸被消灭。但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以后，上海的爱国恐怖主义活动和市民自发的抵抗行为停止了。当时，国民党情报机构“曲线救国”的策略使双方鲜明的对抗变得模糊起来，这种策略主张既公开同敌人的情报机构合作，又秘密派遣数千名下级双重特工打入伪特工组织，据中国大陆人士说，这种盘绕政策是蒋介石和戴笠于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被定为统一的伪政府领导人和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间秘密制定的。

汪精卫的伪政府遭到彻底唾弃:

过去王克敏的“临时政府”和梁鸿志的“维新政府”，都是奸字号老前辈，沦陷区人民统称之为“前汉”。汪精卫的伪政府自然是“后汉”。许多奸丑们口头上常常承认自己是“后汉”而觎然不以为耻。自“后汉”代“前汉”为日本人之傀儡以来，人人切齿痛恨，因为前者远不敌后者为恶之甚，后者为七十六号（伪特务机关），是杀人如麻的魔窟，人人谈虎色变。

然而，蒋介石的特务机构照样与他们相勾结。

蒋介石曾给陈立夫和徐恩曾（中统局长；“中统”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领导的非军事特务机构下达了同样的命令。徐和前中统特工、时任伪南京政权特工总部主任的丁默邨保持着直接和个人的联系。每当重庆国民党政府的中统密码组收到丁默邨发来的电报，便立即直送徐局长，徐将其译解之后，只供蒋介石和他自己阅读。

周佛海

根据国民党公开的说法，戴笠同南京的大汉奸周佛海也有类似的安排。戴还把诸如毛森等重要特工安插在伪南京政权的安全保卫机构当中，其所作所为，包括逮捕、刑讯和处决中国的爱国战士等，有时为军统的目的服务，有时则为傀儡政府服务。与此同时，伪特务也替日本人打入军统。共产党特工则同时与伪政权、日本人和美国战略情报局“合作”，并力图派特工渗入军统局内部。这些支离破碎的秘密政治活动多数都完全不为人知，参加者最终对谁效忠的问题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是个谜。尽管“抗日战士”和“汉奸”似乎泾渭分明，但两者之间的区别却并不像法国抵抗运动战士和纳粹之间那么明显。

虽然关于法国抵抗运动战士的神话在战后被迅速地揭穿，但某些根本的分歧依然存在：“每当一个党派提到［法国的］沦陷时，它便不可避免地触及本世纪的中心问题：是社会还是民族，平等还是等级制，国家还是个人，道德还是效率，隔离还是融合外来文化与民族。”在战后的中国，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经常由于妥协与权宜而变得模糊不清。例如，毛森被戴笠释放，成为第三方面军第二处处长。更有甚者，何应钦和戴笠不顾广东省政府代表大会的反对，给处于其监护之下、双手沾满许多爱国志士鲜血的广东“四大汉奸”郭卫民、赵桂章、许廷杰和李辅群以优越的待遇。

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从未充分探讨过战时的汉奸问题。中国史学家在研究这个题目时，必须面对选择的清晰程度的问题。要知道，当时至少有三个政府——重庆的国民党一党政府、南京的傀儡维新政府以及延安共产党的革命政府——的特工人员互相竞争，力争在打败日本之后的局势当中占据有利地位。研究人员起码必须显示，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各色人等的打算，以及敌友界限是如何地模糊不清。

尾言

战后的重建工作使这一问题更加暧昧。至少一个原因是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从日本人手中接管中国的沿海地区。尽管蒋介石把“肃奸”的任务交给了戴笠，而且也确实有不少首要“汉奸”被审判和处决，但某些有’名的投敌分子则在曾是戴笠的忠义救国军的秘密成员之类的幌子下，逃脱“汉奸”的下场。从另一方面说，由于戴笠1946年死于飞机失事，一些真的和军统保持秘密联系的伪政府成员在以叛国罪受审、被处死刑的时候，无法请戴将军为其忠诚作证。

事实是，事情从未像“战士”和“汉奸”之间那样泾渭分明。包括潘汉年这样的共产党人和缪斌这样的国民党人在内的许多人物，在战时暗雷密布的浅滩中航行时，都处于模棱两可的地位。

潘汉年

缪斌是黄埔军校孙文主义学会于1925年12月成立时的创始人之一。他当警察局长时，因贪污腐化被解职，便回到老家无锡，和荣宗敬的侄女结了婚，当上了这位工业巨头的面厂的总经理。1937年，缪斌参加了北平的伪政权，成了汪精卫的“青年训练所”的所长，并组织了亲日的“新民会”。1940年，他担任汪精卫的伪考试院院长、立法院副院长和宣扬“大东亚共荣圈”的“东亚同盟”副会长。但据他后来在江苏高等法院的证词，他在1943年1月以前便和戴笠的情报机构取得了联系，向上海的国民党特工提供资金和情报；到了8月份，他已是军统固定的工作人员。1945年3月，缪斌到东京，和小矶国昭首相会谈，自称是国民党政府的代表。由于小矶听信了缪的鬼话，在1945年4月被撵下台，缪遂回到中国。

日本投降后，缪斌起初并未被当作战犯对待，而是被监护起来。1946年4月，在舆论呼声的压力下，缪斌受到江苏高等法院的审判。他刚要被定罪判刑，军统的一封信证实了缪确于1943年8月成为军事统计局的特工，使他免于一死。但缪斌刚被高等法院释放不久，便忽然又被抓了起来，押到苏州，迅速受审，并以叛国罪处决。其中奥妙，恐怕将永远无人知晓。

当然，这种政治上含糊不清的状况并不限于抗战时的汉奸。但汉奸问题的独特之处，在于效忠与背叛“华人本色”之间貌似严格，实则灵活的界限。这一点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含义。

如果考虑到三个战时政权之间八年的竞争加上内战期间两个分离的主权实体的存在，那么要想谈论把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来效忠是很麻烦的。但我们依然可以把不忠分为三类：背叛自己的“天性”（“你是民族的叛徒”）、背叛自己的天职（“你背叛了自己的天职”）以及背叛自己的事业（“你背弃了自己的诺言”）。

在清朝的中坚力量当中，忠诚有多种多样：最忠实的是旗人；此外，朝廷还可以要求受过儒家教育的汉族官员忠于自己的天职。当然，其中含有某些个人特征。比如，乾隆皇帝可以奖赏忠实的官僚，也会在不忠的大臣死后仍对其追加惩罚。但这种区别对待公开躲避了最基本的忠诚问题。同盟会革命运动的兴起也是如此，尽管它在思想上的解决办法并不足以形成一种政策。在民国时期，又形成了另外一种矛盾：对事业的忠诚和对身份认同的忠诚。这就是为什么汪精卫痛苦地悲叹说，是“群言”杀死了明朝“真正的爱国者”。“高调是诅咒，自尊扼杀胜利，适度避免失败。”

只有在忽视20世纪中叶当汉奸的充分含义的情况下，汪精卫的这种卖国贼的哀叹才会有说服力。在中国历史的那一阶段，曾经一度普遍存在的对自己文化的忠实以及当代特有的对人民和种族的忠诚，占据了中心地位。认同至关重要。如果你出了圈，便失去了联系；但你要是回来，那么在多数情况下仍可以恢复这种联系。汉奸比某一事业的叛徒具有更深的含义，它意味着背叛对自己种族与文化的认同。被排除在外的代价高昂得不堪忍受，但被重新接纳的代价要低于含辱受罚。

换句话说，汉人的身份可以使你重新回到圈内，而以往则被一笔勾销。在抗战期间和以后，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处理认同问题的能力——以中国种族文化中心论为号召——使它在中国成为人心所向。投敌问题便无人再提（虽然它在特殊时期又重新出现），因为不论一个人是否曾经出国在外、生活于殖民政权统治之下或任职于流亡政府之中，他只需承认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改邪归正，便可置身于“黎民”之中。

如果叛逆、叛徒或汉奸的含义是对自己文化与民族的背离，那么政治上的变节者则可以通过保持最基本的忠诚，也就是文化上和种族上的融合，而减轻罪责。外人可能会对这种模模糊糊的“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界限感到气馁，但中国人对自己既往不咎的能力却颇为自信。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政府仍以最实际和现实的方式，继续执着地期待统一台湾的缘故。也正是为了这一原因，台湾海峡两岸的两个主要政党都持有这种“一个中国”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