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风范·陈鹤琴 | 儿童教育的圣人，中国幼教之父

来源: 三智书院

养蜂有养蜂的方法，养猪有养猪的方法，唯独教育孩子，反而没有养猪养牛的重要。对于养孩子的方法，事前无准备，事后不研究，孩子们的地位还不及一只羊、一头猪。

—— 陈鹤琴

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有“四位圣人”，有学者这样评价他们：陶行知是乡村教育的圣人，晏阳初是平民教育的圣人，黄炎培是职业教育的圣人，而陈鹤琴，是儿童教育的圣人。

陈鹤琴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被誉为“中国幼教之父”、“中国的福禄贝尔”。他毕生致力于儿童心理的研究，活教育是他教育思想核心部分，对我国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现代儿童教育之父”。二十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儿童教育家，与陶行知、晏阳初、黄炎培并称中国教育界有四位圣人，他被誉为“儿童教育的圣人”。是我国第一位引进西方教育的先驱者。陈鹤琴的三子陈一心这样评价父亲：“我的父亲是一位好脾气的老师。”“他不仅对自己的孩子脾气好，对每个孩子都是如此。因此，在南京开办鼓楼幼稚园期间，孩子们都管他叫‘校长妈妈’。”陈鹤琴先生是我国现代幼儿教育创始人之一；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获教育硕士学位，1919年回国后立志改变国内幼教事业几乎一片空白的现实，终身从事幼儿教育与幼儿师范教育事业，是中国幼教之父。

1892年3月5日，他出生在浙江上虞百官镇，这是一个破落的商人家庭。

6岁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年幼的他不得不挑起生活重担，每天帮母亲替人洗衣服赚钱，而童年的贫苦，滋养了他谦和爱人、艰苦奋斗的品德。

8岁起，他开始读私塾，后到杭州、上海和北京求学，中国的贫弱、列强的入侵，让他逐渐认识到要做济世救人的事业，而“要济世救人，非有学问不可。要有学问，非读书不可”。

怀着一颗报国之心，他读书格外用功，1914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赴美留学的机会，他原打算学医，可又觉得：要挽救积弱的祖国，必须从教育人做起。而儿童就是祖国的未来，儿童教育必是国民教育的基础。从此，他许下了一个宏大的志愿，那就是：

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将自己一生都献身中国的教育事业。

他先是在霍普金斯大学求学，后又进入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专门研究教育学和心理学。

1919年，27岁的他，毅然放弃国外的优越生活，踏上了归国的游轮。

回到祖国，他看到的是这样一番景象，人们找不到生计，苦不堪言，仅靠一个草棚过着非人的生活，路上要饭的也到处都是，这更加让他感到教育救国的紧迫性。

之后，他进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教育心理学、儿童教育学教授，在这所当时与北大齐名的学校里，他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教育生涯，在那里，蒋梦麟、陶行知等著名学者，也都是他的同事。

29岁陈鹤琴教授初为人父，他拿着照相机，镜头对着已经熟睡的婴儿连连拍照，然后用钢笔在本子上记录下婴儿从出生时一刻起的每一个反应……

（1）这个小孩子是1920年12月26日凌晨2点零9分生的。

（2）生后2秒就大哭，一直哭到2点19分，连续哭了10分钟，以后就是间断的哭了。

……

第135天

（36）他从睡梦中惊哭起来，两手向上，眼睛往上开了两次，哭出短而快的声音。

……

第490天

（196）模仿洗衣：他拿了一块肥皂，用手捻着，在洗衣板上磨来磨去，模仿他祖母洗衣服的样子……

陈鹤琴儿子成长发育过程作了808天的连续观察，并用文字和拍照详细记录下来。他天天亲自给儿子洗澡。 实验室是他的家； 他的妻子和母亲是他的两位最得力助手； 他的儿子则是他的工作“对象”、“成果”与实验中心。 他将观察、实验结果分类记载，文字和照片积累了十余本。从中总结得出儿童心理的特点与规律，《儿童研究纲要》顺利完稿。他将观察、记录与研究心得编成讲义，在课堂上开设儿童心理学课程。有时，他还会将儿子抱来课堂作示范。

随后，根据详尽的观察结果，陈鹤琴完成了《儿童心理之研究》和《家庭教育》两本书，奠定了中国儿童心理学和儿童教育学的理论基石，并提出“儿童家庭教育的101条原则”，这两本先后再版十余次，这些教育原则流传至今，历久弥新。陶行知先生说：愿与天下父母共读之。

有一天，陈鹤琴看见一鸣拿了一块破烂的棉絮裹着身体玩，暗自思量：我是立刻严厉地把他的破棉絮夺去呢，还是说服他用别的东西去替代？仔细一想，还是用积极的暗示去指导为好。于是他就对一鸣说：“这是很脏的东西，我想你一定不会喜欢的，你是要一块干净的，对吧？你应当跑到房里去向妈妈要一块干净的，好吗？”一鸣听见爸爸鼓励他，就很高兴地跑到房里换了一块清洁的毯子。

还有一次，他看到有一个孩子总习惯用左手写字，老师要他改用右手写，却一直做不到。陈鹤琴就对这个孩子说：“你会用左手写字，大家都不及你，真了不起！但是大家能够用右手写字，而你不会，那你就不如人家了。假如你也会用右手写，两手都会写，那你就是第一个大好佬了！”没想到不久之后，这个孩子就会用右手写字了。

南京市私立鼓楼幼稚园儿童活动室

在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后，陈鹤琴开始追求实践上的突破。

1923年，南京鼓楼头条巷25号，一方小小客厅里整整齐齐地摆上了小桌子、小椅子，还配置了黑板和粉笔，12张稚嫩的脸庞对今后在这个新奇的小园地会发生的事情充满期待。

要知道在当时，幼稚园的前身都是清朝末期延续下来的蒙养院模式，着重教授幼儿行仪、识字、数学、手技、乐歌和游戏，采用的是旧的教育方法，儿童的生活几乎都在室内度过，与环境和社会没有接触。加上是团体教授法，通常一个老师对着二三十个孩子讲故事、做游戏、学知识，并不去管孩子爱不爱听。陈鹤琴把这种模式称为“幼稚监狱”。

陈鹤琴觉得这样的教育根本不适合儿童。为了继续进行更广泛的儿童教育实验，陈鹤琴决定开办实验幼稚园以完成三大计划：建筑中国化的幼稚园园舍；改造西洋玩具使之中国化；创造中国幼稚园的全部活动。

他这个园长是事事亲力亲为，布置园地，种植花卉，订制课桌椅，添置秋千、摇船、摇马、大小积木、沙盘等运动器具。园地布置成草坪，四周种上冬青，俨然是个小公园。鼓楼幼稚园都成为了，周围市民的一个游览之处。

南京鼓楼幼稚园首先打破的就是儿童囚于室内的单调乏味。在这里，老师春天教孩子们放风筝、去池塘里采菱角，重阳节带孩子们爬北极阁，音乐课即学钢琴也学民族乐器，把木偶戏开创性地引入儿童教育。给孩子们讲的故事，既有岳飞精忠报国，也有花木兰从军，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

在南京鼓楼幼稚园实验成功后，陈鹤琴继而在南京市幼稚园及燕子矶、晓庄等乡村幼稚园实验，之后又在上海实验。这些教育成就，让陈鹤琴被公认为是中国幼稚教育的奠基人。

陈鹤琴发明的摇船

文革十年，陈鹤琴去不了他亲手创办的幼稚园，也见不到孩子们，直到文革1977年的儿童节才第一次重返故地。陈鹤琴对孩子们的爱可谓是情真意切，有一天妻子同他商量说明天有雨，咱们就不去幼稚园了吧？可陈鹤琴却不同意，说：就是下刀子我也要去！幼稚园的联欢会若是请他去参加，都不会提前告诉他，只因为怕他兴奋得睡不好觉。后来陈鹤琴上了年纪腿脚不便，也会让人推着轮椅到幼稚园去，和他热爱的小朋友们待在一起。

1940年，陈鹤琴在江西泰和创办中国第一所公立幼儿师范学校

他时常和幼稚园的老师们说：

我们办幼稚园究竟为什么?

我们教育儿童究竟要教养到什么地步?

什么技能，什么习惯儿童应当养成的?

什么知识，什么做人态度儿童应当学得的?

新文化运动无疑是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一次洗礼，但封建主义的阴影依旧笼罩上空，挥之不去；再加上战争造成的动荡时局，陈鹤琴立志推行自己的儿童教育思想，十分不易。他意识到，要推动中国化现代儿童教育的发展，必须从培养现代化幼儿教师队伍着手。因为：

只有成功的“种子”，再加上成功的“环境”，才会铸就成功明天的辉煌。

1940年，陈鹤琴应邀到江西的一个山坡上“荒山辟乐园”——在这340亩荒地上，他和师生一起开荒、修路、盖房、种菜，以晓庄师范为榜样，办起了我国第一所国立公办幼儿师范学校。有趣的是，直到开学时，学校都还没建好，陈校长只得带领师生一边学习，一边继续唱着校歌劳动：“嘿……嘿！我们的幼师真好，美丽的幼师改造环境，前进的幼师大放光明……”这只青春洋溢的“老狮子”，带着一群小狮子，把他们的热血挥洒了在这片土地上。

在建好的校园中，“幼师”的校牌横挂在两棵高大的松树中间，两侧的横幅上浓墨重彩地书写着“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和“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这些都是“活教育”理论中的重要观点。

陈鹤琴对幼儿的才能培养有独特见解。他还分别从六个方面对幼儿教育做出了界定：首先是，“我的仪容”，二是，“我的康健”，三是，“我的谈话”，四是，“我的待人”，五是，“我的职业”，六是，“我的学生”。

1941年的一天，陈鹤琴与教育部江西国教实验区研究员李寄僧正在聊天，忽然天上下起了大雨，倾泄的雨水很快在路面上形成了一条宽沟。此时，幼儿园的两个小朋友正遇此地。看到挡路的宽沟，便先后哭了起来。

这两个小朋友正是李寄僧的孩子。目睹此景，李寄僧正欲出去相助，却被陈鹤琴拉住，并示意躲在树后观察。孩子们哭了一会发觉没人来助，只能自已想办法了。他们擦干了眼泪，将二只书包集中在一起，藏到路边的树洞里，然后脱下鞋子，挽起裤脚，正欲涉趟过沟。

陈鹤琴这才让寄僧过去相助，他认为：孩子遭遇困难时不宜立即帮他，要逼他自已想办法，因为人的才能是从磨难中练出来的。

1944年春夏之交，日本人的炮火烧到了江西，陈鹤琴带着200多师生再一次走上了流亡的道路。他作为一介书生，四处奔走告贷，终于凑了8万元迁校费，但所有的船只都被军事征用了。陈鹤琴亲自跑到江边去，请求多借一些船，带着孩子一起走。租船的不解地问：“你有多少个孩子？”陈鹤琴回答道：“我有一百多个女儿，要跟着逃难！”在知道他是带着学生一路奔走时，船老大们都被这份爱心感动了，于是答应借船。就这样，陈鹤琴带着“女儿们”，一路唱着校歌，快乐地流亡着。而那首校歌，早已刻进学生们生命的年轮中：幼师，幼师，美丽的幼师……

陈鹤琴八十八岁的时候应陶夫人之请，为纪念行知中学建校四十周年作题词：“我们教育战线系同志，我们奋斗目标系同道，我们实践标准系同行，我们出生时代系同年，我们海外求学系同学，我们回国任教系同事，我们立志为人系表率，行知对我一生系楷模。”这几句话也准确地概括了陈鹤琴和陶行知的关系。

陈鹤琴的儿子陈一飞回忆到：

我小时候对于陶先生和他创办的晓庄师范都很熟悉。晓庄在我的脑子里就是“与农民打成一片、艰苦奋斗”的同义词。父亲常常向我们兄妹说起1927年3月的晓庄师范开学典礼。陶先生指着头顶的蓝天说：“这就是我们学校的天花板。”指着脚下的黄土说：“这就是我们学校的地板。”他说，晓庄不同于一般的学校，我们的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生活就是教育，教学做合一；我们要用手又用脑，创造新学校……13年后，父亲怀着与陶先生同样的气魄，在江西泰和的荒山上开辟了中国幼稚园的新园地。在创办幼师的第一天，他对师生和老乡说：“我们不是来读死书的，也不是来教死书的，让我们来推行活的教育。”

说起“读死书，教死书”，这里面也有父亲和陶先生的一段掌故：陶先生批判旧教育有句名言：“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父亲对于这句名言非常欣赏，他进而提出一定要把这种“死气沉沉的教育”改变为“前进的、自动的、活泼的、有生气的教育”，使教师“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让儿童“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这也是父亲“活教育思想”的发端。

1946年7 月，陶行知继李公仆、闻一多被暗杀后，在“等着第三枪”的恐吓声中骤然病逝。父亲不顾白色恐怖可能带来危险，为陶先生追悼会的筹备活动奔波。各团体和组织发起的追悼筹备会公推父亲为筹委会主任，在10月27日的追悼会上，陶先生的遗像悬挂在主席台蓝色天幕的正中央，上面还有一条写着“民主之魂 教育之光”的横幅。父亲致词说：“陶行知先生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勇敢的民主战士；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我们要学习陶先生的革命精神！继承并努力完成陶先生未完成的事业！”

12月1日，父亲带着我们兄弟几个参加陶先生灵柩举行公葬的仪式，他代表51个团体宣读祭文，当读到“长江里流的不是水，是我们的泪，……你是穷孩子的保姆、人民的朋友、我们的导师，”“你吃得苦、穿得差、跑得累、住得坏……为老百姓服务……吃草也甘”，父亲号啕大哭，众人也为之泪下。

1947年1月，父亲在学校收到一封匿名恐吓信，信中画了一把匕首、三颗子弹，信中说：“陈鹤琴！你追悼陶行知！你等着吧！你的下场比陶行知还要惨！”对此，父亲坦然一笑，并且着手编写《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特辑》，在他主持的杂志《活教育》上刊发。

以此可以看出陈鹤琴对于友谊、对于真理的坚持与执着。

在中国教育协会第一次召开初等教育研讨会议时，陈鹤琴受邀在闭幕宴会上发言，他说到：“我今年60岁，如果有人问我，来生愿做什么？我会回答，我还想做教师。因为我太喜欢小孩子了！”

1982年，在这位90岁高龄老人的弥留之际，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但还是吩咐儿女拿来了纸和笔，颤颤巍巍地写下了9个字：“我爱儿童，儿童也爱我”。

在陈鹤琴的墓碑上，刻着1935年他说的一句话：愿全国儿童从今日起，不论贫富、不论智愚，一律享受相当教育，达到身心两方面最充分的可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