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特工传奇: 华明之和他的妻子沈安娜

来源: 奇象网

人物简介：

一百多年前，无锡荡口华氏家族的华襄云闯荡上海，经过几十年拼搏，勤劳致富，遂回乡捐出500亩义田建“襄义庄”，他为家乡和族裔播下了“爱”与“善”的种子。而他的孙辈们，则把祖上传承下来的“爱心”与“善心”放大、升华，为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把他们的青春和“大爱”“大善”全部献给了祖国和人民。华明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华明之（家骊），无锡人，是华襄云的孙子，华襄云第六个儿子华国祥的长子，1913年生于上海，1983年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离休，2003年于北京辞世，享年90岁。

华明之初中毕业后进入南洋商业高级中学就学。1934年，21岁的华明之参加了共产党秘密组织的“飞行集会”等活动，当年7月，经妹夫鲁自诚介绍加入共产党，并进入“中央特科”，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

沈安娜（沈琬），华明之妻子，1915年生于江苏泰兴，1983年在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离休，2010年6月于北京辞世，享年95岁。

沈安娜原本出身书香门第封建世家，为支持二姐沈伊娜反抗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来到上海，入读南洋商业高级中学，由此结识华明之。之后其姐姐沈伊娜与华明之的战友舒曰信结为夫妻，进入了“中央特科”。后来，沈安娜于1935年1月，也成为“中央特科”的一员。

为了党的工作，华明之和沈安娜装扮成情侣，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后来他们收获了爱情，结成革命夫妻，于1935年秋，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华明之和他的妻子沈安娜

南京丁家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里，蒋介石站在主席台中央，双手撑在台桌上正在讲话。主席台后排右侧，一男一女两位速记员正在埋头记录。这张发表于1948年4月14日南京的《中央日报》的照片，现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无论是正在慷慨陈词的蒋介石，还是当初拍下这张照片的《中央日报》记者，都不会想到，离蒋介石仅有几人之隔的那位女速记员，竟然是中共派遣的秘密情报员。

1948年的沈安娜

沈安娜，1915年出生在江苏泰兴县城的一个书香门第、世族大家，从小在私塾念书识字、诵读诗书，后来考上了泰兴初中。这样一位衣食无忧的大家闺秀，最顺理成章的命运本应是嫁人、生子、照顾家庭。只不过，性格倔强的沈安娜打小就是个有主意的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受到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同时为了帮姐姐沈珉摆脱包办婚姻的压迫，沈安娜主动陪姐姐离家出走，前往上海。

到了繁华的大上海。姐姐找到了一家“务本女中”（现上海市第二中学的前身）住校，插班读高二，沈安娜却错过了准备报考的南洋商业高级中学招考日期。她不甘心，找到教育主任毛啸岑，现场研墨构思，写成了一篇题为《求学》的作文。字迹娟秀、文风朴实的文章一下子打动了毛先生，沈安娜不仅被破格录取，还被特批减免三分之一学费。

17岁的沈安娜没有想到，一篇作文打通了自己的求学之路。她更没有想到，就在毛啸岑先生的家里，她将遇到改变她一生的革命和爱情伴侣——华明之。

1934年春节，沈家姐妹没有路费回泰兴老家，留在上海，一日冒着冷雨去给恩师毛啸岑夫妇拜年。一进门，两姐妹便发现毛先生家里还有两位男生，这便是已经毕业的舒曰信（时用名庸之）和比沈安娜高一级的华明之（时用名家骊）。四个年轻人一见面，彼此印象都不错。沈安娜记得第一次见到的舒曰信“一看就是个胸怀大志之人”，华明之“戴一副近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镜片后面的大眼睛炯炯有神”。那时，沈家姐妹并不知道，舒曰信在半年前刚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华明之也在不久后的1934年夏天入了党，随后，他们的关系被转入中央特科，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1934年夏天，华明之高三毕业，考进了国民政府交通部上海国际电信局无线电台，作为从事革命工作的伪装职业。而才读完高二的沈安娜因为交不起学费，不得不从南洋高商辍学，为了学一门谋生技术，她报名去了学费较低且只需半年即可毕业的上海炳勋中文速记学校。

在舒曰信和华明之的影响下，她已经偷偷读了不少进步书籍，有了朦胧的革命意识。就在这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华明之和已与沈珉结为夫妻的舒曰信请示上级后告诉她：党组织决定派你去应试浙江省政府的速记员职位，打入国民党内部为党做情报工作。也是在这次改变命运的谈话中，沈家姐妹在舒曰信的建议下改了名字。当时中国的进步青年都向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所以沈家姐妹都改成了苏联女孩的名字，姐姐叫“伊娜”，妹妹叫“安娜”。为了工作保密，她们对外依然用原来的名字。

1934年冬天，速记专业学生沈琬带着绝密使命，直奔杭州。她没有成为一名电影明星，却成了革命工作中一位演技绝佳的“女主角”。

华明之、沈安娜传送情报用过的小皮箱，现陈列于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本文图片均为北京日报图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沈安娜发现自己的顶头上司薛元燕是个待人厚道的好人。他一副文人模样，尤其是对生活困难的下属特别关照，有一个科员一家老小没地方住，他就把自家楼下的住房以象征性的低租金给这个科员。沈安娜决定主动接近这位科长。

向姐夫舒曰信汇报后，姐夫提醒她可以用拜干亲的办法进一步取得科长的信任。正好，科长家里只有两个男孩，有一次沈安娜去科长家串门儿，科长太太看着两个调皮捣蛋的儿子叹气：没办法，要是女孩就好了。沈安娜见状就接过话茬，笑呵呵地说，既然薛太太喜欢女孩，我给你做干女儿好不好？科长太太当即就答应了。从那以后，沈安娜就成了科长家的熟客。

不久，她又找了个机会从集体宿舍搬进了科长家的一间堆放杂物的小房子，与科长一家同吃住，还常帮两个男孩辅导功课。如此，沈安娜不仅可以在单独的房间里摘抄和密藏情报，而且有了无形的保护伞。

组织上决定由华明之指导、联络安娜的工作。这时，华明之正在国民政府交通部上海国际无线电台当业务员。根据中央特科王学文的指示，他暗中从外国通讯社的新闻电讯中获取了不少红军长征的相关动向，还利用电台员工众多、私人信件放在信插箱自取的便利条件，以假姓名为中共地下组织收取外地寄来的秘密信件。

接到新的任务后，华明之就常常在节假日清早乘火车去杭州，晚上再乘夜车回上海。杭州街头的咖啡馆，西子湖畔的春色里，都有他和沈安娜的身影。在旁人眼中，俨然是一表人才的华明之正在热烈追求沈安娜。谁也想不到，浪漫的“约会”其实是传递情报的掩护，而一次次充满风险的秘密情报工作，也成了他们爱情之花的催化剂。

1935年秋天，经过组织批准，沈安娜与华明之在上海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后，华明之辞去了上海的工作，考取了浙赣铁路局的会计。继沈伊娜和舒曰信之后，另一对夫妻情报组诞生了。沈安娜在前台，白天负责取得文件、速记稿等情报，回到家里夜深人静时，就把原始速记稿翻译成文字。华明之在后台，常常在后半夜负责整编、浓缩、密写、密藏和传递情报。

“七七事变”后，战争的阴云越来越浓地积聚在上海、杭州一带。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沈安娜和华明之要跟着各自的工作单位转移，糟糕的是，他们同中共上级组织完全失去了联系。夫妻二人决定：到武汉去找党！

1938年5月，经过江西上饶、南昌、湖南醴陵、长沙，沈安娜终于抵达武汉。可是，那时的武汉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人口多达100多万，茫茫人海中寻找党组织，谈何容易？沈安娜从事的是秘密情报工作，也不能贸然前往公开的“八办”去寻人。无奈，沈安娜只好一边参加读书会、歌咏会、演剧队等爱国青年运动，一边在街头徘徊。

这天，她正在马路上走，远远瞧见对面走来一个熟悉的高大身影，仔细一瞧，竟然是华明之入党介绍人之一的鲁自诚。沈安娜顿时喜出望外，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在鲁自诚的帮助下，她很快在“八办”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而更让她惊喜的是，董必武和周恩来交给了她一个更加重要的秘密任务——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原来，沈安娜在浙江省政府时的“老领导”、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现在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秘书长。

第二天，沈安娜特意换上一件见客人时才穿的旗袍，按照董必武的吩咐找到了朱家骅。朱家骅本来就对这位工作勤恳的“老部下”印象不错，见她千里迢迢找来武汉要“为党国效劳”，马上表示中央党部正缺速记员。并吩咐秘书，给沈小姐办特别入党。所谓“特别入党”，就是由三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介绍加入国民党，手续简单，批准时间快，党证上有个“特”字。在国民党内部，但凡持有带“特”字的党证，就会被认为是有后台、有来头的。这样一张党证，无疑又为沈安娜的潜伏增加了一个护身符。

等待“特别入党”手续期间，华明之也来到了武汉。没几天，根据董必武的指示，沈安娜和华明之搭乘国民党的轮船驶向了重庆。在山城重庆，夫妻二人开启了最艰难也是收获最多的一段战斗征程。

悄悄把会议速记稿带回家、到印刷股待销毁的废弃文件里“顺手牵羊”，都是沈安娜获取情报的常用办法。比如，1939年初蒋介石秘密颁发的《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是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纲领性文件。这份秘密文件就是沈安娜从废弃文件中挖出来的。

1941年12月，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召开，沈安娜为了获取情报，她主动要求协助整理会议材料，并时不时到印刷股溜达。这一次，她获得的情报得到了远在延安的毛主席的重要批示：“九中全会表现了国民党的极大动摇性……”

再比如，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在政协会议开会期间，沈安娜是指定的速记员。沈安娜每晚十点多开完会回到家，真正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她每晚整理的会议记录都是一式两份，一份在第二天交给机要处处长，另一份早在凌晨时分已由华明之浓缩、摘要、密藏，经交通员之手，连夜送到了周恩来等人的住处，中共领导人甚至比国民党委员们还要早看到他们精心密谋的底牌。

常规的办法之外，沈安娜和华明之也从未放过偶然的机会。

沈安娜使用的速记符号

沈安娜悄悄留心，在办公室用速记符号将原始资料中的内容都记录下来。晚上回到家，再将速记符号翻译成文字给华明之整理。悄无声息地获得了一份反映中统局特务机构组织状况和活动手段的完整情报。

还有一次，华明之在自己工作的军委会政治部电讯总队文件中发现了一份绝密文件，厚厚的一大本，载有国民党各军、师驻地和番号，以及军长、师长、政治部主任姓名编号等详细内容。他竟然在周六晚上悄悄把绝密文件带回了家，然后由上线取走送至“八办”，组织人力抄写，到了周一早上，绝密文件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了办公室……

1949年2月，华明之、沈安娜一家五口团聚在南京

“嗒、嗒嗒、嗒”，这是上线与沈安娜夫妇约定的敲门暗号，每次暗号响起，便是情报被取走的日子。1942年秋天的一个星期天，又是约定取情报的日子。可这一次，他们的上线徐仲航却迟迟没有出现。原来，徐仲航已经被捕了。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煎熬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沈安娜夫妇最终没有暴露，但他们内心的煎熬却一点不少。他们不知道对自己工作和生活都关爱有加的徐仲航大哥是否还活着，他们与党组织再次失去了联系，而文章开头那惊险的一幕，就发生在这段最艰难的日子里。

徐仲航被捕的这一年，沈安娜和华明之的女儿华克放两岁多，小儿子华庆新不到1岁。华明之在给好友哈泽民的信中写道：“个人、家庭正和国家民族一样，要我们尝试一个更艰苦的磨练……安娜失眠，半夜之后不能醒，一醒就得看天亮……月前又发胃病、便血……奶水不够，母子俩的泪汇流在一起……”

其实，沈安娜夫妇的住处与当时驻重庆的“八办”并不远。他们住在上清寺街，距离“八办”所在的红岩村，只需步行半个多小时。可是，他们却不敢贸然前去。徐仲航还没有消息，万一敌人在“放长线钓大鱼”，冒失地找到“八办”，不仅会暴露自己，还会使“八办”领导机关受到牵连。

他们只能远远地眺望“红岩”，四口人挤在不到10平方米的房子里，耐心等待，就连国民党中央机关为他们换个大房间的提议也不敢接受，生怕组织派来的人找不到他们。

晚年的沈安娜曾经回忆这段岁月，她说，1942年秋至1945年10月，“这三年是我和老华一生中最痛苦、最难熬的岁月。”

所幸，随着抗战胜利，沈安娜夫妇终于盼来了组织的声音。1945年10月的一个晚上，久违的敲门暗号响起，沈安娜和华明之几乎不敢相信，辨别许久才打开家门。门开处闪进一个人，居然是他们曾经的老领导吴克坚，盼了三年的沈安娜哽咽着喊了一声“老吴啊”，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沈安娜和华明之很快投入了新的战斗，就连周恩来也口头嘉奖他们送来的情报“迅速、准确”。而再次听到令他们牵肠挂肚的徐仲航的消息，已是上世纪80年代。那时，徐仲航已经去世，从有关部门披露的文件里他们才得知，当年徐仲航被捕后在狱中受尽酷刑，却从未吐露半点自己和战友的身份，与他一起被捕的两人一个病死，一个叛变，只有徐仲航熬到了1944年，由当时在国统区的知名人士、中共秘密党员阎宝航保释出狱，安全送离重庆。

1946年，按照组织的指示，沈安娜和华明之随国民党还都南京。1949年农历新年过后，解放的曙光就在眼前，沈安娜和华明之收到了吴克坚的指示：在适当的时候由南京撤至上海，不必跟随国民党机关南行。这一对在国民党权力核心潜伏了14年的地下情报伉俪，终于可以回到光明之中。1949年2月，华明之先随其工作单位撤到了上海。4月，沈安娜以回上海安排家务事为由，安全回到了上海。

1950年，沈安娜换上了军装

这一年的5月1日，经周恩来批准，中央情报部对吴克坚领导的地下情报系统的无名英雄们给予通电嘉奖。

晚年的华明之和沈安娜，摄于1985年

2008年，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在对红岩文物资料收集、整理、研究的基础上，正式出版了《红岩档案解密》一书，沈安娜秘密往事的许多细节第一次为外界所知。也是在这本书中，她第一次被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第二年恰逢谍战剧《潜伏》热播，“按住蒋介石脉搏的美女情报员”沈安娜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听说，就连台湾的《中国时报》也用这个称呼向读者介绍沈安娜。

然而，当时还在世的老人对于这样的称赞却始终不认可，甚至发脾气，固执地让女儿打电话给编辑纠正，她说：“不要把我拔高了，只有党中央能按住蒋介石的脉搏，我们单个人怎么可能？”提起过去的事情，沈安娜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情报人员不是孤胆英雄，只是情报大机器中的一颗颗螺丝钉。”

女儿华克放说，如果不是后来帮父母整理回忆录，她也很难把眼前的两个老人与传奇的谍报人员联系起来。她形容父母的晚年生活，用得最多的词是“阳光”：父亲喜欢音乐、绘画，母亲喜欢摄影、书法，两人共同的爱好是捐钱捐被子。有一次家里的被子捐完了，居然让保姆去买崭新的被子捐赠，弄得保姆哭笑不得。说到这儿，华克放也笑了：“这也算我们家祖传的家训了，我爷爷在世时，家里就有捐‘义田’建‘义庄’的传统。”

如今，沈安娜和华明之都已离开人世。随着他们的自传《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公开出版，这对夫妻情报组的故事再次在网上热传。网友最热衷传播的，依然是“按住蒋介石脉搏”的沈安娜，而这位豁达长寿的老人早已为自己和丈夫的潜伏14年下了定论：“我们是中央特科最后播下的几颗小种子，在党的领导和培养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们只是践行了对党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