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戈”的提督: 李准与广东光复
撰文: 张功臣
一个巨大的阴影正在向广东水师提督李准逼近，他早有所闻，但此时并未察觉。
这是辛亥年（1911年）六月十九日，一个看起来平淡无奇的午后，李准（号直绳）乘坐八人抬大轿，在数十名兵勇护卫下，从广州城外天字码头的水师行营，拥入大南门，去参加两广总督张鸣岐召集的文武官员会议。这年李准四十一岁，充任广东水师提督已六年有余，作为地方高级军事长官，官从一品，在粤省地位仅次于张鸣岐，称得上封疆大吏，威震一方。按清代官制，在全国设陆路提督十二名，水师提督三名，其中水师在福建、广东、长江分设行营，管辖各区的江海防务。而广东沿海沿江水域广大，提督一职，尤其显赫重要，但这样一来，李准也便成了革命党人的眼中钉。
正午的广州城闷热如笼，李准坐在加顶藤轿里，官服正襟，心绪缭乱，更觉得酷暑难忍。如果他能从空气中嗅出近来粤省到处弥漫的革命味道，进而联想到无处不在的手枪、炸弹，就一定会汗流浃背了。在开道锣声中，轿从行至南门内双门底，转入一条大街时，随着“轰”的一声巨响，硝烟骤起，李准应声从轿中扑出。他在梦里常常看见的那种血淋淋场面，终于在自己身上发生了。按照官方描述，李与手下路经双门底时，“突有匪徒在路角，用炸弹向该提督抛掷，致伤左手腰际，并伤及随从十余人”。这一幕，振作了岭东的反清革命形势，也改变了李准的后半生。
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李准受到慈禧太后召见，谕令署理广东水师提督，为了报答朝廷恩宠，他统带包括水师在内的清军，四处平定“叛乱”，参与扑灭孙中山、黄兴等发起的潮州黄冈起义、广西钦廉起义，及同盟会在广州策动的燕塘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与革命党结仇既久且深。就在两个多月前，即辛亥年三月廿九日，黄兴率领一百多同盟会员进攻广州城内督署，水师配合巡防营堵截追杀，举事党人几被剿灭，事后收殓埋葬在城外黄花岗，有名有姓者就达七十二人，如此累累血债，革命党能不复仇乎？这天当街刺李，便是香港同盟会所属“支那暗杀团”蓄谋已久的报复行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党人经此失败之后，恨余尤甚，在港宣布余之死刑而暗杀焉”。
关于现场情形，总督张鸣岐在致北京内阁的电报中称，爆炸发生后，李准受伤，但“该提督即时力疾督率护卫弁勇，上前捕拿，匪徒仍连掷炸弹二枚，并施放手枪，向该提督轰击。该提督亲自跃登屋顶，与匪相持，当场格毙匪徒一名，经巡警拿获陈敬岳一名。”
同盟会背景的的上海《民立报》，捕捉新闻向称灵敏，根据内部消息，次日就刊发了一个专电：
今日午刻水师提督李准自行辕出行未远，忽值炸弹爆发，当时护卫等即拥李回辕，闻伤甚重。
轰炸李之际即有卫队会同巡警拿获三人，当场格毙，一面搜查余党，立将城门关闭，迨时复开。
午后五时，得提辕信，李伤势虽重，可保无恙，惟官场恐慌殊甚，加派兵警，沿街巷均随时密查。
另外，北方大报《顺天时报》两天后也刊发了“广州来电”，但显然它的消息来源有点问题，比如说李准是“被革党用小枪向其腰部及腕部狙击，当时护兵奋勇防护，击毙党人三名”，并称省城秩序一切正常云云。
关于刺客情况，官方报告说是格毙、拿获各一名，《民立报》则称“拿获三人，当场格毙”，《顺天时报》也载“击毙党人三名”，所述不尽一致。国民党党史史料委员会编纂的《革命先烈先进传》、《革命人物志》等记载，被称作“执行员”的刺客共三人，其中林冠慈死难，陈敬岳被捕，潘赋西逃走。后面将要提到的李准自述中，李称自己除了击毙林冠慈，还打死了另外两个同伙。几方面说法各自表述了一部分事实，并非真相的全部。
行刺李准，及这次行动的酝酿、筹备和实施过程，是一个曲折复杂的故事，背后掩藏着形形色色的人物。报纸从街谈巷议中搜集整合出来的消息，不过揭示了冰山一角，最大的知情者还是官方。地方发生重大案件，最高军政长官需在第一时间向朝廷奏报详情，请示机宜，听候裁夺。那么，广东官府是如何处置此事的？在向北京内阁总协理大臣、军咨府及海陆军部的报告中，张鸣岐详述事件始末后，着重谈了李准的伤势：
……鸣岐闻讯，立即遣派勇队，前往救护，一面邀该提督（按指李准）回至城内水师行署，赶延西医施治，并亲往看视。该提督腰际受伤甚重，流血如注，衣襦皆赤。经医生检视，伤损及骨，随在受伤部位，割入数寸，取出炸弹铁皮一块，碎骨少许。据西医云：伤势虽重，幸非要害，医治可望得手。鸣岐与之接谈，该提督犹能将追匪情形，历历追述，神志极清，当不致有意外。
在张鸣岐的报告中，行刺李准“匪徒”仅两人，且当场“格毙捕获”，全部解决。对于炸弹手枪从何而来，略未涉及。至于李准为何要“跃登屋顶，与匪相持”等关键情节，更不着一语。
除了重点禀报李准伤势，表明未击中要害，对整个事变过程也采取了轻描淡写手法。给人的感觉是，这是一次偶然发生、针对李准个人的意外袭击，于广东大局无碍，更与革命党的活动没有关系：
伏查该提督此次经受重创，犹能奋不顾身，亲自格毙匪徒，勇气实异非常。现值地方多事之秋，正赖将士用命，可否仰恳天恩，传旨慰问，以励戎行，出自鸿慈逾格。至此次事变，虽然出于仓猝，幸当场已将匪徒格毙捕获，人心勉可镇定。余仍严饬兵警查明，此次行凶，有无余党，认真将近日地方究缉。
如此化解危局，实与粤省政局和张、李二人关系等有很大关联，暂按下不谈。
有意思的是，在李准自编年谱中，行刺经过则没有这么简单，他也不是任人刺杀的目标；爆炸发生后，他立即反击，应手还枪，打死刺客林冠慈。接下来，他笔下展现的这一幕，俨然是现代枪战片的发轫，他本人则成了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晚清“好莱坞”版英雄：
其时街心地上之石板为炸弹炸裂，地下自来水总管子亦炸裂，水石泥土横飞天际，烟焰障天，对面不见人。而对面文玉堂书铺楼上似有人自高射击，弹掠余头而过，乃起而上天台，抚铁枝而上，直登屋顶于瓦面屋脊上，尚见有两人假充修电话线工人形状，踞电杆之横机上持炸弹下视，作欲击状，不知余已登屋顶也。余持自来得手枪遥击之，二人下坠而炸弹发矣，响声极大，血肉横飞，肚肠挂电线上，盖此二人已为炸弹粉碎矣。其城厢内均兵队云集，枪声不止，余下令停放，奈济军不谙号令，仍不肯停止，再三呼喊，始停放焉。
再现交战中各种细节的同时，李顺便把自己描写成了重伤不下火线的硬汉：
及余由瓦面下至平台砖地上，见鲜血顺瓦沟流至砖地，凝结至数分厚矣。察看再三，始知手腕及腰际受伤颇重，以兵士之裹脚布及包头以裹之，而血仍不止。缘梯而下，点查随行之人，死伤二十有三，分别医埋。余仍步行广双门往北而行，沿街铺户均已关门。余一路仍呼各铺开门，照常营业。及行抵属署，把门之兵士亦不识余，不知当时余作何状也。
李准的叙述虽然详尽细致，但用语夸张，如同演义，颇多自诩成分，且编写年谱时，此事已过去多年，也有回忆不确之处。惟可从中知道，革命党共三人死，李之卫队死伤二十三人，此种大规模杀伤，绝非林冠慈一人抛掷炸弹所致，而现场应该有多人相助。
林冠慈
对于李准的英雄行为，当年就有人提出质疑说：炸弹爆炸后，李被击中左手，并伤及右肋下，深二寸余，“当时人见其面无人色，经兵众扶入藩署治理裹伤，且恐性命不保：广督奏李准上房对战，当是文章之套”。
李准虽不知究竟有多少革命党参与了此次行动，对这声爆炸所包含的意味，对革命党人恨他入骨的原因，却心知肚明。只是没有料到，复仇之火这样迅速袭来，而且燃烧的如此猛烈，险些要了他的命。
同盟会冒巨大风险，花许多经费，经营了几个月，以多名同志死伤的代价，仅刺伤了李准，看起来功败垂成，益不抵损，但此举造成的影响，远在其上。
谋刺李准一事，从革命党人三月廿九日之役失败起，就已拉开了帷幕。黄兴等幸存者逃回香港后，欲为死难同志报仇，除张鸣岐、李准而后快；继而同盟会组织“支那暗杀团”，招募死士，装配炸弹，分为若干小组，往来于香港、广州间，寻找动手机会。据参与行动的同盟会员郑彼岸回忆，当时他们在城郊龙眼洞准备炸药，并在珠江南岸长胜里顺和隆机器厂定铸了弹壳三十八具，用来制造各式炸弹。张鸣岐深居简出，不易下手，党人乃专谋李准。时隔不久，就得到一个线索：黄花岗之役后，清兵清理战场，发现革命党攻打督署时遗下的一枚炸弹，督练公所总参议吴锡永上前踢了一脚，不料弹炸，伤其左足，乃入长堤韬美医院治疗。这期间李准常来探问伤情，暗杀团成员李熙斌闻讯即托病入院，以便寻机阻击李准，但机会转瞬即逝。
不久，党人又得到情报，李准下令备船，将往顺德一带办理清乡，刚从南洋回国的暗杀团成员陈敬岳得知，立刻采取行动。他乔装成乞丐，以竹筐载炸弹，提前到顺德守候，白天求乞，夜则宿于破庙。但李准此行始终没有登岸，陈敬岳未能得手。
被捕后的陈敬岳
陈是广东梅州人，少时卓尔不群，胸有大志，早年遍历南洋各岛，落脚在槟榔屿，以设帐授徒为生，后来加入同盟会。此次应召谋刺李准，已四十四岁，他出自民族感情，愤于“汉贼”助清，屠杀同胞，才挺身而出，作此一击。据国民党官方《革命先烈先进传》所载《陈敬岳事略》，陈归国后，曾向海外同志报告情况：本欲设机关于省城广州，因“随带禁物及各炸料颇多，恐有失误”，“刻下省垣附近奸探密布，耳目众多，颇难驻足”；况且“所领队中有二三团友，未曾到过省垣，恐形迹可疑，诸多不便”，寻觅再三，最后把机关设在城外河南瑞仁大街附近。
当时，李准的水师行台设在长堤天字码头东，办公场所水师提督衙门则设在城内天平街，他经常往来于两处。经过多日侦查，暗杀团决定在中途阻击李准。具体任务由广州同盟会主盟人高剑父主持，执行员分为两组，林冠慈、赵灼文在城内，陈敬岳、潘赋西在城外，各自见机行动。
作为刺李行动中的关键人物，陈敬岳最早独自行动，志不得达，乃与林冠慈、潘赋西所在的“支那暗杀团”联合，才呈现轰炸李准的壮烈一幕。郑彼岸谙知内幕，也很了解陈在行动中的细节：
陈敬岳在城外，载两弹于木制小箱内，由长堤尾追李准至大南门口。闻巨响，知林冠慈已行动，便折入育贤坊至圣庙门前，但因不识路，东西乱跑，且兼剪发西服，为警察郑家森所疑，潜其后，竟被执。敬岳虽受严刑质讯，至死不屈。
行动当天，陈敬岳尾随李准至大南门时，林冠慈已经动手，可惜的是，陈在撤退途中，因不熟悉广州城内道路，且紧急状况下应对失当，而不幸被捕。其后，由张鸣岐、李准会审定案，判十年监禁，收押于海珠监狱。辛亥年九月十七日，即广东光复前两日，他被巡防营首领李世桂斩杀于猪山头兵营。及革命党进占广州，捉李世桂，愤而杀之。
这天，执行员潘赋西与陈敬岳同在大南门外，相距不远，他带着一只摄影镜箱子，内藏两枚炸弹，正在守株待兔，听见爆炸声，便知同志中已有人得手，乃按照约定，迅速出城，径至天字码头，雇一小艇渡河，途中投镜箱于水中。返回香港复命时，才得知陈敬岳被执，林冠慈已当场就义了。
按林冠慈别名阿庸，这年二十九岁，“支那暗杀团”机关设在香港摩士忌街，十分保密，按照团规，新加入之团员，最少须经过一月以上考察，才被正式接受。林少年时曾来广州谋生，在基督教会的福音船上学习驾驶，以后还乡务农，加入同盟会，萌生光复之志，当然经得起这种考验。不久便以做事忠诚，性格果敢，被批准担当执行员。与他同时进入“支那暗杀团”的郑佩刚回忆：
林阿庸是顺德农民，自幼曾饱受官兵敲诈、凌辱，满怀愤恨，常思反抗，恨无实力，高剑父在乡下进行革命宣传教育，发展组织时，阿庸受到启发，就离家跟剑父到香港，加入了“支那暗杀团”，住在团部，担任勤务工作。阿庸对思复帮助很大，因为刘手已断，生活方面诸多不便。阿庸身材高大，豪爽乐观，我初见他是在辛亥初春，他闲时喜欢吹口琴和唱基督教赞美诗。我曾笑问他是否基督信徒，他摇摇头，说在乡间常听基督教徒布道唱诗，学识几首罢了。
按文中提到的刘师复，为“支那暗杀团”团长，同盟会中倡导暗杀最有力者，两年前在广州凤翔书院因装配炸弹失慎，火药爆炸，失去一臂，在现场被逮，得多方具保被开释，又到香港主持暗杀活动。高剑父为广州同盟会盟主，画家，曾参加三月廿九日之役，也是暗杀团的中坚分子。他们发展林冠慈入暗杀团，又亲自将其送上赴义之路，离别时十分伤感。林从香港赴广州执行任务前，刘、高照例问他有何遗嘱？林慷慨言曰：
我以身许国，所繫念者惟老母耳。有长兄在，想能侍奉尽职。但我死后，请勿使老母知之，以伤其心。
林冠慈领了任务后，每天与陈敬岳等人分路侦伺张鸣岐、李准的行踪，其间几次与之擦肩而过。六月十五日，林正蹀蹑于永清门外仓前街，遥见张鸣岐仪仗，急忙趋前，但张乘坐的肩舆已过十数丈，追之不及。到十七日，又逢李准出城，因距离较远，未及投弹。这天林冠慈回到机关，曾对同志说：“机会尽多，所恐者投掷不准确，使民贼漏网耳”。可见其临事审慎，从容不迫之态。到十九日得到李准将赴督署的情报，林冠慈以为志在必得，乃将两枚炸弹藏于茶萝中，于午前早早出门，来到双门底一家制衣铺守候，虽知此次必死，却没有留言。前述郑彼岸回忆中，也有一段对现场的还原文字：
是日下午一时许，李准肩舆行至双门底，林冠慈立在怡兴缝衣店门前等候，伪为购衣，待坐舆直至店前，林冠慈即将二枚重一磅半的炸弹掷准，只闻轰隆二声，李准即在轿内扑出，胸部双手俱受重伤，断肋骨两条，轿前后卫队死伤二十余人。但林冠慈亦因额上中弹，当堂就义。
林冠慈额上中弹，这一枪是谁打的？李准既已受重伤，无法还击，则有可能是卫队乱枪所致。林死后，尸身为官府所得，验明正身并照相后，秘密掩埋。彼时照相皆委托私人相馆，《林冠慈传》记载，“数日后，同志于某影相店购得烈士就义后遗像，一目闭，口合，无丝毫痛苦状。倚一木柱，辨发缠于柱上，其右目之上有血痕一条，流至颊下，弹尽于此穿入脑中，致命伤也”。
同治十年（1871年）二月，李准出生于四川邻水县柑子铺一个大户人家，少时在家从祖父训读，他七岁那年，父亲李徵庸考中光绪丁丑科进士，经过钦点签分，得任刑部贵州司主事。又过十年，改任广东河源县知县，这才将一家老少接到任所团聚。这是李准于粤省结缘的开始。其后多年，他父亲一直在广东当官，历任南海、香山、海阳、揭阳知县。李准到广东时，已十七岁，随同其父在任职各县的衙门里读书，但并不刻苦，对背诵《日知录》、抄写《说文解字》之类不感兴趣，惟喜欢篆刻及北魏书法，赏玩花卉虫鸟，并研究照相术，显示了一个纨绔子弟的文化追求。在此期间，他连续三年赴京师参加顺天府乡试，但屡次不中，落第而归。
父亲无奈，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为李准捐了一个同知（知县级），送到广西布政使黄植庭幕中，充当文案；不到一年，又投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帐下，协助办理赈捐。这时他已二十五岁，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
李准读书不成，到了湖北后，却在办理赈捐这件事上表现出了过人才能。有清一朝，向来捐例繁杂，不少能吏也视此为难事，莫能言其究竟。李准到任后，推出了一项创新之举，便是将各项新旧事例，大小花样，进行条分缕析，并分门别类录列为表，石印散发给持捐者。这么一来，使人一目了然，纳捐的积极性明显提高。张之洞对此赞不绝口，又派李准赴香港、汕头各处劝捐，李父在粤省做官多年，素有人脉，所以他一个多月就募得十余万元。张之洞认为这个年轻人才具优长，且实心做事，乃保奏为知府，留原省补用。
李准善理赈捐之名，由此而起，不久四川、直隶等省有关部门也委任他办理劝捐，事毕后，督抚们照例加以保举，皇上传旨嘉奖：李准著以道员资格录用，发往广东充任钱局提调，兼任海防善后局提调。这两个职务都是与钱打交道的，很容易交结上级，飞黄腾达。光绪二十六年（1900），也即三十岁这年，他正式升迁为广东厘金局总办（省税务局局长），获得了入仕以来的第一个实职。
与此同时，李准父亲的官也越做越大，这一年，李徵庸因捐助京师蜀学堂经费二万两，朝廷赏赐头品顶戴、三品卿衔，钦差督办四川矿务商务大臣，官至副部级了。同年，恰逢李鸿章出任广东巡抚，李徵庸与这位朝廷重臣素有交情，乃携子谒见，请求予以关照。此时，随着对外贸易增加，粤省各江商船来往频繁，而匪徒常在沿岸开枪截击商船，虽有小兵舰提供保护，但并不奏效，李鸿章见李准生得英武强悍，说话麻利干脆，于是亦不含糊，当场委派他担任广东巡防营统领，也就是全省民团司令。同时令其兼巡各江水师，会同办理营务处，筹措巨资，训练防营，增建兵船舢板，加大剿匪力度。这是李准“弃文从武”的第一步，也是他进入广东水师的先声。
光绪二十八年（1902），李准家里请来一位教书先生，便是后来到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沣的革命党人汪精卫。此时汪氏学名汪兆铭，刚满二十岁，上年在番禺县试中得第三名、在广州府试中取为案首（第一名），获隽秀才称号。广州知府龚仙舟对这个英俊又有才气的少年十分赏识，当时李准家需要一名家庭教师，为其子女授读古文，龚热心地推荐了汪。李家提供的待遇是每月致薪金十元，逢年过节另有馈赠。汪氏几代都是做师爷的，他父母早亡，家里并无遗产，其衣食住行等费用，由在两广总督岑春煊府中做幕僚的长兄汪兆镛供给。到光绪三十年（1904）冬，汪精卫已积下五百两银子，可见李准所付薪金很优厚。也在这时，广东省获准保送十五人赴日留学，并录取自费生四十名，汪精卫、胡汉民均名列其中，一同赴东京法政大学留学。李准想不到，他付给“子曰先生”汪精卫的修金，成了其走向革命道路的“第一桶金”。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李徵庸去世，朝廷下旨“追赠内阁学士衔，照侍郎出差，积劳病故例，从优赐恤，谕赐祭葬”，可谓优遇。而子以父荣，新任广东巡抚陶模对李准独加青眼，令其统领全省各江水师、兼管广东义军，限期驱逐沿海一带海盗，清除辖内匪患。此后两年间，李准率领水师及团防营奔波于肇阳、罗定、高州等地，追剿股匪，收抚会党，很快显出成效。李本是个聪明人，在这方面也颇有天资，他使出浑身解数，一面派员明察暗访，一面亲自率队围追堵截，最终生擒了盗匪首领李北海和林瓜四。这是广东“剿匪”工作多年来少有的好成绩，督署一边大事嘉奖，一边将李的军功奏报朝廷，不久得到上谕：李准着交军机处存记，但遇有道员缺出请旨简放，并赏“头品顶戴”，颁赐果勇巴图鲁名号。也就是说，如有厅局级的官缺，要优先考虑李准。
这意味着，李准就要时来运转。果然到了春天，他在返乡安葬父亲灵柩的路上，忽奉川滇总督八百里滚单公文，内载军机处紧急通知：“奉谕旨：李准着迅速来京，预备召见”。原来，因受到北洋大臣袁世凯、两广总督岑春煊保举，西太后和皇上要面试他。晚清时代，官员保举制日渐成熟，皇太后在召见臣下时，常问“有无可保之人？”省部级大员也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向两宫举荐下级官员，这些已成定制。袁、岑联袂举荐李准，都是尽职履责的行为。
召见于四月十五日在颐和园的仁寿宫，当天上午共两起，李准为第一起，袁世凯的表弟、河南人刘永庆为第二起。李在仁寿宫跪对的时间将近四刻，大部分是慈禧太后问话，语多家常内容，很少涉及公务，这是其考察干部的特有方式。光绪帝则沉默不语，这也是他在召见活动中的一贯表现。看来宫中办事效率很高，据李准回忆，他退出颐和园后，乘车回到城内，约摸十一时，军机处即传达上谕：“本日召见存记，简放道李准着开去道员，以总兵用，署理广东水师提督；刘永庆赏给侍郎衔，署理江北提督”。也即李准被免去道员，改任武职，官至总兵级，职衔是代理广东海军司令。
按清代官制，水陆提督一职，历来从立有军功的武将中选任，李准、刘义庆都是道员出身，不习行伍，又未经历大规模的沙场征战，何能作武将军呢？由此可看出，大清江山到了光绪末年，运数将尽，而秩序先乱，已顾不得什么祖宗的老规矩了。《国闻备乘》列举了包括李准在内的例子，感叹打破文武界线之举对官场的冲击：
刘清由文臣起家，官至山东盐运史，临清盗起，自请以武职提兵杀贼，遂改总兵。张曜为布政使，言官劾其目不识丁，亦改总兵。当时诧为异数。自岑春煊荐道员李准为广东水师提督，袁世凯荐道员刘永庆为江北提督，徐绍桢、黄忠浩皆以道员擢总兵，而文武之界破矣。
文中所举的几个例子，都是清史政坛上弃武从文的模范人物，其中，刘清于嘉庆十七年授盐运使，次年自请将兵，改任山东登州镇总兵，以平定地方民乱而有名。张曜于光绪十一年授河南布政使，被参后降为总兵，在曾格林沁手下以镇压捻军，屡建功勋，后来又升任山东巡抚。徐绍桢、黄忠浩各在南京、长沙统兵，辛亥革命中，徐率部起义而任江浙联军总司令，黄则在岗位上为清廷尽忠而死。相比之下，李准的命运同样大起大落，却比他们多了一些曲折。
李准转回广东，赴任不久，到了六月份，朝廷又电传上谕：“广东南澳镇总兵著李准补授，仍著署广东水师提督”，这意味着他正式被提拔为总兵（相当于中将），并代理广东水师提督，将一步登天，成为粤省第二号人物。
在京期间，李准还和把持朝廷军机的满清大员那桐拉上了关系，并且这位“那大人”非常赏识他。《那桐日记》载：
广东署提督李准来拜，号直绳，四川人，李铁船京卿之子，丁卯丁丑乙酉年侄也，人精明果敢，洵奇材也。
夸奖李准“精明果敢”，才具不一般，这是中央首长给予的很高评价。回到广东不久，李成了最大的实力派，上任后，自然对朝廷感恩戴德，此时正当多乱之秋，两广既是孙中山所领导的兴中会的摇篮，也是革命党发展壮大的根据地，自1905年夏天同盟会成立后，反清起事此起彼伏。在此期间，李准统领广东水师数千人马，对于朝廷谕命，无不遵从发挥，几年之间镇压大小起义十余起，以粤省军界第一狠人，声震东南沿海。
李准主管粤省军事后，被革命党人并记入“生死簿”者，有大罪三宗：一为镇压1907年潮州黄岗起义。是役他调集吴宗禹、隆世储、李耀汉、邓瑶光、王有义等巡营分乘军舰伏波、琛航及商船致远、广利等，进逼潮州，解救围城之困，杀死同盟会组织的会党数百人，仍不甘罢休。夺取黄冈后，他又率部追击革军余党，直到福建绍安、云霄境内，才肯班师回粤。二为平定同年发生的广西钦廉起义。黄兴等革命党人起事后，李准调集“广大”号等快船运载大队新军开往北海，会同清军郭人漳部，一起开往廉钦弹压，其间他亲自率队与起义军七八千人，激战于两广边界的太平墟，击毙、生擒大量起义军，又围堵退入十万大山的余党，诛尽杀绝。 三为扑灭1910年的广州燕塘新军起义。兵变发生后，李准即用无线电台飞调在外巡防的亲军各营，星夜回省，并挑选上千老兵组成敢死队，在广州东郊牛王庙猫儿岗，会攻新军大队人马。当时革命党人倪映典、罗帜扬等出与李准谈判，欲拥其为首领，共同革命，李不予理睬，听任部下杀死倪映典等官兵数十人。
伏波号
新军与旧防营矛盾很深，李为了报复而下令烧毁新军营房，不料引发了又一轮兵变。新军系招募训练而成的新式军队，广东仅编成两个标（团），遭李部残杀后，兵员溃散，消息传到各省，影响颇大，朝廷内部也有人看不过去。都察院御史陈善同起折参劾李准，说他“狡诈无行,异常贪暴”，手底下的兵比土匪还坏，并举了几个其贿买差缺、营私舞弊的例子，表明“粤人言之，无不切齿”。在谈到解散广州燕塘新军一事时，这位御史更痛心疾首：
此次新军之变，李准实躬亲督剿，事发之时，真正革党不过数人。乃李准意在邀功纵勇混杀，遂令数年训练克期成镇之新军十一营，伤毙逃亡几于净尽。仅余四营不满千五百人，将来成镇又在何时。且正月初三日巨魁就歼、乱兵尽逃之后，竟于其夜纵令防兵放火，将国家百数十万金所经营之营房衣械，先后同付一炬。
除了要求“简派公明廉正大员，按照以上各节认真查办”李准外，陈御史还弹劾新任两广总督袁树勋，偏信李准，应负有连带责任，不能逍遥事外。此奏折递入宫内，却并未受到重视，李准干得虽有些过火，毕竟是为朝廷卖命，哪能动不动就“请旨严惩”呢？此时东南半壁革命党屡屡起事，风声鹤唳之际，朝廷需要的就是李准这样实心干事的爪牙，哪还会认真处理他呢？为敷衍言路，下旨交部议处，结果总督袁树勋与李准虽同时“革职留任”，李准则“加恩”宽免，继续统制广东水师。
但是，在这期间，李准还干过一件名垂青史的事，便是在宣统元年（1909）四月，他受时任两广总督张人骏派遣，带领海军官兵及化验师、工程师、测绘员、医士等一百七十余人，分乘“伏波”、“琛航”、“广金”三艘军舰，前往西沙群岛巡视勘查。在岛历时二十二天，查明岛屿十五座，一一刻石命名，大部分岛名使用广东各县名称，但其中“邻水岛”显然出于李的意旨。这些岛名沿用至今的还有甘泉岛、珊瑚岛和琛航岛。其后，他们在永兴岛上升旗鸣炮，公告中外，声明南海诸岛是中国领土。巡查中，李准一行广泛采集物产标本，带回广州举办展览，并著《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印行。
二十多年后，因法国、日本先后入据西沙群岛，其归属权引起国际纠纷，李准早年的探险行动遂显价值。1933年，当法占南海九岛事件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曾引粤省致中央电，向国际社会陈述前清时曾派水师提督李准至该岛调查，并鸣炮升旗等往事，以为佐证。李准闻此，也亲自到天津大公报社，面交他当年草就的巡海纪事一册，该报得此珍贵史料后，同时在《大公报》及《国闻周刊》上以《李准巡海记》为名予以发表，引起巨大反响，随后《中央周报》《国民外交杂志》《国际现象画报》纷纷转载，为南京政府据理交涉此案提供了舆论支持。
回到宣统三年（1911），时光很快要走到历史的转弯处。此时，四十一岁的李准已做了六年的水师提督，他的顶头上司两广总督换了张鸣岐。张氏字坚白，是山东无棣人，早年师从岑春煊办学务及营务，为人猜疑而性格怯懦，李准与他合不来。从早春开始，广州城就有了不安定迹象，风闻革命党人将图谋起事。三月初八日，全城召开游行大会，有项活动是外国人在郊外燕塘表演飞行，高级官员都在被邀观看之列，李准因在香山县办事，未能参加。活动结束后，广州将军孚琦乘轿途经东门外谘议局门口，被革命党人温生才刺杀。温被捕后交代，他的谋刺对象本来是李准，这天看见大路上仪仗隆重，以为是李准驾到，乃趋前跃起，连开三枪，击毙轿中之人。
此事发生后，李准对革命党活动益加警惕，据他在自编年谱中回忆，三月廿九日下午，他从城外水师公所返回城内行台，就听到督署方向不断响起枪炮声，黄花岗起义爆发了。他急忙登高远望，看见督署内白烟漫起，走楼上有一些白衣人来往奔忙，炸弹、手枪之声若断若续，知事不妙，他即传令部下分批出队。正要出大门，却见他手下的军官吴翰香手扶一身穿黑短夹袄、戴墨镜的人，跌跌撞撞赶来，定睛一看，原来是总督张鸣岐，此时张“面如死灰，扶之登楼几不能举步”。随后，李准调度部下，与攻入督署院内的革命党激烈交火，同时下令监视分扎在城内各处的新军动向：
夜半，督署火起，余下令不许救火，仍由翰香、云亭率队，分头以御乱党，终夜枪声不绝。吴总参议仲言同来行台，随时电告协统蒋百器，以城内以击散乱党，善抚新军，勿令外出。幸先一日已暗将枪机卸下，新军终不敢动。
文中提到的几个人，翰香、云亭都是李准的部将；吴仲言名锡永，时任省督练公所总参议，蒋百器名尊簋，时任广东新军协统（旅长）。李在回忆中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已被革命党策动同意参加举事的新军，为何事到临头，却引而未发。原来，身为同盟会员的蒋氏被怀疑并监视，且所部枪支都遵令卸下扳机，故未能响应起义。如此一来，由黄兴率领、从海外及各省招募而来的一百多党人，只得孤军奋战，结果大半死难，是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有意思的是，李准如此为清廷卖力，家里却出了个革命党。就在黄花岗之役两天后，地球的另一端，李准在外国读书的儿子和孙中山搭上了关系。那天，孙中山从菲律宾到达美国芝加哥，为革命党劝募军饷，在唐人街福州酒楼举办的欢迎会上，演说刚毕，一个年轻人捐出了身上仅有的五美元。经了解，此乃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之子李国庆，众人闻此，皆感惊讶。散会后，李国庆随孙中山到旅舍，说他将动身返国，劝说其父李准赞同革命。次日早晨，他携一装有左轮手枪及子弹的小包，再次来到旅舍，要求孙中山给香港同盟会机关写介绍信，以便密商行事。孙出于各种利害，并未如其所愿。具体情况，可见逐日记载孙氏行迹的《中华民国国父实录》：
国父虽知李为爱国热血青年，然为香港党人安全计，不得不慎重，乃告之曰：“现值党人新败，香港党人机关，料必侦探密布，万一被察觉，汝不能行事。汝意以为如何。”李连声称是，乃匆匆握别赴旧金山。至旧金山，犹致函芝加哥同盟会同志，殷殷致候，并告返国日期。李去后约一年，闻李准有杀一子之风说，自此，李国庆之信息，亦竟杳然。
李准的这个儿子回国后结局究竟如何，信史未载，不过，据其它记载，李准伤愈后，精神头儿大不如前。他亲身体验了革命党的厉害，经过血与火的洗濯，一张严苛、凶狠的面孔看起来放松多了。经此一炸，他魂胆两散，遵旨养伤一月期满后，电奏陈请开缺，也就是说不想再干了。朝廷下旨：“着再赏假二十日，安心调理，勿庸开缺”。 假期又满，他再奏请开缺，朝廷不高兴了，接下来的一道圣旨，有些连哄带吓的味道：“着再赏假半个月，安心调理，勿庸开缺。现在时事多艰，该提督务当以国事为重，倘伤势稍愈，当立即销假，照常视事，勿再固辞”。
闻命之下，李准无可奈何，心里感慨万分，这就给革命党人劝降提供了机会。
入夏以后，广州风声愈紧，革命党的活动越来越频繁，李准在家养伤假满，延宕旬日，武昌起义的消息已经传开了。武昌革命党举义，粤省局面也随之骚动，李准本来并不为意，认为自己手中有人有枪，足以应付地方事变。但是，再看看自己的顶头上司张鸣岐的所作所为，便又有了另外的打算。
张鸣岐身为总督，在京城中布有眼线，又与朝廷军机处每天文电往来，对天下大势自有把握判断。他看到全国十四行省中，已有一大半宣布独立，在这种形势下，广东势难自保。于是，也在通过身边人与革命党人互通款曲，取得联系，并下令不与各乡民军交战。一些老资格的在野人士，也劝说张鸣岐顺从趋势，早日谋定粤省大局，其中最积极的是省谘议局议员丘逢甲。丘早年在梅县等地授业，门生遍布广东各界，其中有官员，也有革命党，本人与张鸣岐私交不坏，乃登门劝导。张本是顽固头脑，对革命党持势不两立态度，但自李准被刺、凤山被炸死后，心中惊惧，一连两个多月闭门匿迹，武昌起义后更惶惶不可终日，一会儿缓和态度，答应考虑“和平独立”问题，过了几天脸色一变，不准各界再议独立之事，声言“如敢反抗，格杀勿论”。实际上，他嘴上强硬，私下里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
张鸣岐
在这同时，劝说李准反正者，也大有人在，同盟会南方支部负责人朱执信就是其中之一。朱氏字大符，早年曾在当地一商人家中，与李有一面之缘。攻打广东督署时，他双手各持一枚炸弹，与黄兴等攻入总督衙门，在巷战中多处负伤，躲入两广方言学堂宿舍，才得以脱身，辗转逃往香港。
当粤省革命大潮兴起时，朱执信潜赴顺德、高州等地，秘密组织民军，准备攻打高州，同时他写信给李准，除了严责其以往屠杀革命党人的罪行，还晓以民族大义，劝其率部起义，戴罪立功：
……军门姓李，四川省人，乃是无可否认之汉族，何必媚事满人？三月二十九之役，死难者皆汉族之优秀精锐，请军门扪心自问，何忍出此！大符与军门有一日之雅，谨尽忠告，望即克期举义，戴罪图功，统率所部来归，不特前事可不计较，且全体党人共同拥戴军门为创造大汉民国之首领。
其时，水师公所的总文案汪莘伯，正是朱执信的舅父，收信后大惊，犹豫再三，还是如例呈交。李准阅函后，彷徨再三，虽嘴上指示不予理会，但事到如今，他心里能不着急？为给自己留条后路，他一面召集谘议局议员及学报各界、九善堂、七十二行、自治会等单位代表开会，表示自己统领的军队将“维持公安、保全人民生命财产”，一面免除羁押在狱的陈敬岳死罪，并将黄花岗起义中被捕的但懋辛释放回川，以此向革命党人示好。同时，李深知革命党势力已发展壮大，不敢与之结怨，由此，把中路清乡的任务，也让给了他人。
进入秋天，东南半壁两湖、江浙及西南滇黔，均已宣告独立，广东革命党人也加快了光复本省的脚步。在广州的同盟会南方军事特派员谢良牧，从李准的幕客谢义谦那里找到了突破口。谢义谦字质我，祖籍梅县，光绪十五年举人，以足智多谋，且擅长书法，深得李准赏识，聘为西席后，与李交谊益深。三月廿九之役，广州同盟会会员大部分出逃，党务由谢良牧主持，他与谢义谦是同村本家，本来没有往来，武昌起义后，他才想到利用这一关系，促请谢义谦说服李准反正，争取兵不血刃夺取广州。从当时情况来看，这是一个十分大胆的设想。
谢良牧参加过春上攻打总督署的战斗，当然不敢贸然与谢义谦接触。革命党人中，有一位警察学堂毕业生李柏存，也是梅县同乡，与谢义谦有些交情，并且从谢的口中打听到李准的情况。原来，自武昌起义后，李准也陷入进退两难、惶惶不可终日境地：就这样坚持与革命党作对，恐怕再挨炸弹；顺势反正吧，自己在黄花岗之役中对革命党下过杀手，党人肯定不能原谅放过他。因而，最近一段时间，李伤势虽已渐愈，但长吁短叹，终日闷闷不乐，谈话每每涉及何去何从之忧。谢良牧得知这些情况，决定先写一封信，由李柏存转交谢义谦，劝其向李准进言。
信以谢良牧与惠阳民军司令陈炯明联名形式发出，口吻是试探性的，先说明革命党行刺李准的原因，并阐述“缴枪不杀”的政策：
素闻先生与某提(按指李准)有杯酒之谊,敢因执事为某提一言。某提固党人夙昔所切齿者,以为于粤省清吏中最有抵抗力,故三月二十九之役后,则有乡人某某君挟弹阻击之事。某提不死,继此乃不闻何所关涉于党事。良牧等虽不信某提有悔祸之心,然党议则未尝不稍稍原之。……前者，皆是党众之含愤，岂为个人之感情？亦以翦彼族之羽翼，而锄其抵抗势力而已。……满州之亡，将在旦夕，威权已坠于地，为之臣者纵极效忠，亦何所救。然某提至此尚复徘徊，其必谓于党人之恶感不释，惧不相容，故从违罔决。
让谢义谦给李准带话：我革命党人恨你杀你，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为了民族大义，推翻满人统治；眼下满清王朝就要灭亡，跟着它走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姓李的你不要再徘徊，还是早日与党人合作为好。但应该怎么办呢？信的后半部指出天下大势，分析李准与张鸣岐之间的矛盾，并为李指明一条出路：
……良牧、炯明敢为预言于此，他日见民军逼粤，诈取某提而迎降者，必某督（按指张鸣岐）也。急则相求，缓则相倾，某督早想试其技。为某提计，当先发难制之，约束部下，一鼓可以袭城。其次据守要塞，升义旗，发令水陆，使之集攻，专声责某督之罪。二策行其一，皆可令某督授首，百粤景从，如是则为民国立大功勋，某提之名位，当不在黎元洪下，前兹与党人之恶感，亦涣然冰释。其道至正，其势至顺，某提何惑而不出此耶！良牧、炯明非有爱于某提，而爱我桑梓，不欲多流血而定，至转祸为福。
值得注意的是，在信中，革命党人促使李准反正，不止规劝一法，还采用了离间计，利用敌人营垒内部矛盾，敦促李投诚。大意说：来日我们率民军攻打广州城，出卖你的必定是张鸣岐，所以你要先发制人。或者率先动手把张拿办了，或者集结所部宣布起义。总之，只要消灭了张鸣岐，光复了粤省，你就是为民国立了大功，功劳不在湖北的黎元洪之下，而且以前与革命党的旧账，也可一笔勾销。何去何从，请你赶快决定。
革命党人从离间李准与张鸣岐关系入手，做李的工作，事出有因。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党攻打督署时，张鸣岐猝不及防，仅着一黑色短夹小袄，在亲军统领吴翰香的护卫下，仓皇出逃至水师行台。他向李准求救时，面如死灰，登楼几乎不能举步，状甚狼狈。事后，李准以自己镇压党人有功，并获朝廷赏穿黄马褂，多次当着众人奚落张鸣岐，张因此怀恨在心。为加强省城戒备，并防止李准夺其权位，不久，张又奏请朝廷调其广西旧部龙济光来粤，兼任新军镇统，职权均在李准之上。济军八营共二千人到粤后，分布在观音山、莲塘街、德宣街、粤秀街，严密守卫张鸣岐寄身的督练公所，而李准统辖各营，则全部调至虎门及附省各要隘。李准对此大为不满，但水师提督例受一省总督节制，无可如何，只能以常常抵制张鸣岐的军事调遣，作为泄愤。如此一来二去，两个人的矛盾逐渐加深。在这个节骨眼上，革命党的介入，很快奏效了。
随着南北议和开始，清廷权力中心逐渐崩溃，革命已成燎原之势。张鸣岐眼见各省纷纷光复，深知大势所趋，粤省也不能避免，恰在此时，孙中山也从纽约发来电报，促其“速率所部反正，免祸生灵”，而丘逢甲又登门晓以利害，直言进谏再勿侥幸拖延，云：“大局已无可为，若江道一塞，已无出路矣”，劝他勿再恋栈，赶紧出逃。张鸣岐心里又骚动起来，同意考虑广东光复之事，但以时局未到紧急关头，仍按兵不动。在这当儿，李准却按耐不住，动起来了。
当粤省局面处于动荡之中，正在越南西贡筹办党务的同盟会南方支部长胡汉民，急忙赶回香港，招集谢良牧、朱执信、陈炯明等开会，加快策动光复全省。此时，距武昌起义已二十多天，但省城广州因清军严密戒备，尚在沉闷之中。胡等党人制定了行动方案，其重要内容是联络动员惠阳、潮汕等地民军及绿林会党，渐次向广州四郊集中，造成合围之势，与省城内的清军决战。会上，谢良牧报告了策动李准反正一事，并提出下一步计划，但与会者以李为清廷忠实走狗，均认为策反缺乏可行性，不以为然。胡汉民后来回忆自己当时的反应是：“其时民(胡汉民自称)尚未肯深信”，但亦未置可否。谢良牧则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认为既有一线可能，则应努力争取，乃以“南方军事部特派员”名义，提笔给李准写了一封信：
直绳（按李准字）足下：今者，满洲政府已亡，中华各省已告光复，惟两粤尚悬而未地，仆等不愿桑梓糜烂，知足下亦必不愿，为已亡之满清效无益之死，故敢进一言释足下之疑虑。若足下能即反正，取粤省之抗拒民军若张鸣岐、龙济光之属而诛之，断绝清政府服从民国，则足下与两粤俱安，前兹国民对于足下之恶感俱可涣然冰释，足下值此时会当审明哲保身之义。须知豪杰做事贵于见知，荣辱生死只在转机一发之间，仆等更不必为劫持之言，惟足下善自择之。
谢良牧
此信的意思与谢义谦给李准带话的上封信大致相同，但用语直率，承诺更加明确，主要是为了打消李准的顾虑，促其早日反正。信中还提出了几项条件，如移兵省城，杀张鸣歧等满清大吏；约束旗营满人不准反抗；布告全粤以举兵反正，表明断绝清政府关系；树国民军旗通告各国领事；召集各界欢迎民党，退出兵职各权听众选举任事人员组织机关等。当然，革命党人所列条件都是一厢情愿，李准能否接纳，还要看外部形势的变化。
此信写成后，谢良牧遣党人李柏存乘班轮返回广州，面交谢义谦。谢已清楚地看到满清将亡的大势，为给自己留后路计，对策反李准十分积极，接信后立即呈交于李。当李准询问其意见时，谢直言不讳，劝李不要步孚琦、凤山两将军的后尘，徒作满清的牺牲品，此时弃暗投明，还可保全身家性命。惟恐李准继续观望，他又将谢良牧给自己的信也递上，李准阅后，沉吟多时，答应作正式考虑。
当晚，李准召其胞弟李次武及谢义谦，再次密谈，磋商至天色将晓，决定由谢义谦、李次武作为谈判代表，次日动身赴香港，与革命党人见面洽商有关事宜。谢、李到港后，几经周折找到了谢良牧，三人随即一同与胡汉民见面。至此，胡才相信争取李准反正一事，并非异想天开。胡汉民在自传中回忆这件事时说，当时张鸣歧怀疑李准与革命党私下里联系，已夺其所统巡防营中路三十营，而且派人收取虎门要塞大炮撞针，这些举动都使李准感到不安。然而，李对革命党能否容赦他以前的所作所为，尚有顾虑，因而托其幕友谢义谦潜至香港，探询革命党意旨。其后过程，胡汉民记之曰：
十五日（按农历九月十五日）良牧偕与来见，余曰：“革命党不报私仇，特为汉族请命耳。清廷大势已去，李当知之，李果能反正，而尽忠于革命，所谓以功赎罪也。李固识（汪）精卫，犹不能信革命党之行动耶？”谢归报。
十六日，李又使电报职员黎凤墀至港，因韦宝珊求见。余见黎，即曰：“今为李策，只有两途：若欲为满洲尽节效死，则当与民军再战；如其不然，则当即从民党；首鼠两端，祸且在眉睫，今但问其决心如何耳。”黎谓：“李已有决心，若不见疑，请示以条件，将惟公之命是听。”
上文第一段，叙述的是谢义谦、李次武在谢良牧陪同下见面时，胡汉民所说的一席话。从组织角度正式承诺，革命党不报私仇，李准尽可放心来归，这等于给李吃了一颗定心丸。“谢归报”以下，则写李准又派密使黎凤墀，经港岛议员韦宝珊介绍面见胡汉民，呈递亲笔信之事，胡重申了革命党的条件，黎则表示李准已下决心起义。
信共两封，一是投诚书，内中表示：“愿率部下水路各军全行反正，以救国民。如国民军定期以文明举动来省，当率部欢迎”；一封具体讨论举义日期及其它细节和条件。最后约定反正日期为农历九月十九日（11月9日），届时广东水师在内河悬挂义旗，迎接胡汉民等同盟会人员尽早莅临广州。这与李准在自编年谱中所述：“当派无线电总管黎凤翔及江大轮管带吴光宗、谢义谦即日往港，胡汉民、陈景华、李君佩、李纪堂、李煜堂诸人于二十一日一同来省，过船话旧” 云云，是相符的。
就在胡汉民等与李准谈判时，革命党人组织的十八路民军也已东江、西江、北江三个方向，形成威逼省城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善于审时度势的张鸣岐也行动起来，在其授意下，省谘议局召集七十二行商总会、同盟会及总督署代表，商议独立问题。同时，以两广督府名义出示布告，宣称：“国势日危，大局岌岌，多数人民，主张独立。现在筹议……定期竖旗，以昭正式”。各界会商的结果，决议推举张鸣岐、龙济光为临时正副都督，并宣布全省独立，保境安民。
大概是为了平衡政局，缓和来自同盟会方面的压力，次日，各界代表再次集会，作出“欢迎民党组织共和政府临时机关”、“宣布共和独立，电告各省及各国”等十条决议，并派由港来省的同盟会会员陈景华等，将正副都督公文印信分送张、龙二人。没想到，张鸣岐因受到香港党人电话恫吓，惧怕自己残杀革命党人劣迹，断不为世人所原谅，已于前一天夜间潜逃。而龙济光也在作离粤准备，所以力辞不就，仅表示支持独立。张鸣岐出走之前，乘坐预定的炮艇，先往沙面向英国领事杰弥逊请助，在递交的照会中称：“本总督部堂即离开广州，日常事务可同谘议局接洽。”英领事允其所请，派舰护送赴港，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满清大员，就此从政坛消失无踪。
由于张鸣岐已逃走，龙济光也不敢就职，在这种情况下，连日酝酿独立的省城各团体，又在谘议局开会复议，乃改选胡汉民为广东都督，前新军协统蒋尊簋为军事部长，陈景华为民政部长。之前，胡等革命党人已与李准达成协议，明确投诚时应行遵守的事项，因而，政权交接进行得十分顺利。此中过程，胡汉民年谱里描述甚详：
十九日午再开大会，举展堂先生为都督，未回省前，由代理，并以李准亦同时宣布反正，并以明电致展堂先生，言：“张鸣岐已走，谘议局开会，举公为都督，盼即来省。”旋谘议局公电及省中同志陈景华、邓慕韩等电皆到。是晚，展堂先生与夫人陈淑子、妹宁媛及同志李文范、谢良牧、李应生、黄大伟、李郁堂等乘轮上省。次晨登岸，而省河兵舰已满悬青天白日旗矣。李准即以所部欢迎展堂先生，步行至谘议局，接受各界欢迎，就任广东军政府都督职，即日布告安民，通电海内外，并通告改元剪发。
可以说，正是有了李准的倒戈，才迫使张鸣歧、龙济光先后逃逸，不几日，清乡总办江孔殷归顺民军，巡防营首领李世桂逃亡，独立之路上的障碍被一一扫清。李准遂成为同盟会唯一认可的当权人物，代表李前往香港迎接革命党人的，是无线电总管黎凤墀、师爷谢义谦及水师“江大”轮管带吴光宗，一同来省的同盟会人物有胡汉民、陈景华，还有不久成为都督府各方面事务主管的李文范、李应生、黄大伟、李郁堂等。
当天，全省水陆部队均执行以李准名义发布的通告，一律改树白旗，不准与革命军抵抗。粤省光复，兵不血刃，到此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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