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之源: 新疆三区革命的国际背景

来源:《西域研究》   作者: 邵玮楠

内容提要

1944年新疆三区革命的爆发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1933年盛世才主新后，他的亲苏与反苏、苏联的对新政策、美国在新疆势力的扩张、国民政府的因应使新疆成为了各方势力角逐的舞台，二战的爆发及其发展则更使这个舞台变得纷繁复杂。由于不甘心失去新疆利益，以及不愿意看到国民政府、美国挺进新疆，苏联成功地利用新疆的民族和宗教矛盾，促成了三区革命的爆发。

三区革命是新疆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不仅深刻改变了当时新疆的政治生态，而且对其后新疆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三区革命的爆发原因，学者们也做了许多论述和探讨，总体说来，形成了三种主要的观点：（1）苏联主使；[1]（2）盛世才及国民党的反动统治；[2]（3）伊斯兰教和突厥民族主义的传播。[3]笔者认为，此三说都指出了部分原因，但过多地把目光投射在了苏联和新疆本身。事实上，由于新疆特殊的地缘环境，研究这一时期的新疆问题不能仅局限在新疆地方和苏联，更要考量其后的国际背景。同时，历史事件的发生是一个延续性的过程，在它以最终的面貌呈现出来之前，往往会经历长期的积累演化。若要探究三区革命的爆发原因，就有必要回溯到盛世才主新时期，从苏联势力全面深入新疆开始，观察各方因素对新疆时局的作用过程。因此，本文试探讨1933～1944年的这十一二年间，国际时局——尤其是后来二战的局势变化是如何影响中苏美新三国四方的政治决策，进而影响这期间的新疆局势，又是如何演变为少数民族的反抗，最终导致了1944年的新疆危局。

一

杨增新主新时，苏联通过直接与新疆当局订立条约取得了一定特权。1933年“四·一二”政变后，在苏联的襄助下，盛世才击败张培元和马仲英，取得了新省军政大权。作为交换，盛世才给予苏联贷款、派驻顾问等各项权利，新疆对外（包括对南京政府）交涉及重大事件、重要官员任免都必须告知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兼全权代表，省政府一切重要政策的实施不仅要报备总领事，还需相关各厅局顾问的同意才能执行。[4]同时，新疆以苏联为模板进行了改革，自此，苏联势力全面深入新疆军政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国民政府则在黄慕松和罗文干先后宣慰新疆失败后，无奈地承认了盛世才的地位，对苏联在新疆的存在也无能为力。

盛世才

抗战爆发后，大量苏联援华物资经由新疆运往关内。藉此机会，苏联也加强了对新疆的控制。1938年1月，盛世才以哈密一带局势不稳，物资缺少安全保障为由，请求苏联援助。这正中苏联下怀，6月，苏联红军一团（即红八团）[5]进驻哈密，锁住了甘肃入新交通的咽喉。实际上，苏联出兵哈密不仅是为了保护运输线，更与国际形势密不可分。进入1938年后，抗战逐渐趋向长期化，为了获得稳定的后方，国内有人重提西北开发，而此计划的实施势必导致中央政府对新疆产生影响，这是盛世才和苏联都不愿看到的；同时，日本势力不断西进，对外蒙古、西伯利亚和新疆均构成威胁，因此，红八团的进驻主要是为了维护苏联自身在新利益。事实上，以军事力量支援盛世才和保障自身利益是其时苏联的惯常手段，红八团也并非盛世才时期第一支进入新疆的苏联红军。1933年12月至次年1月，根据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尽力支持乌鲁木齐当局与马仲英及其他回族部队作战，以使新疆不会被变成反苏活动的基地”[6]，伪装成归化军的两支苏联红军从伊犁和塔城先后进入新疆。1934年4月，又有毛兰诺夫骑兵团在喀什协助省军作战。张培元自戕和马仲英流亡苏联后，前两支红军撤回国内，毛兰诺夫团则留驻乌恰，成为苏联红军长驻新疆的开始。1937年9月至10月，为帮助盛世才剿灭马虎山和麻木提，康斯坦丁诺夫又率军一团入新，配合毛兰诺夫团平定了叛乱。嗣后，康团撤回苏联，毛团则以边防大队名义驻扎南疆。[7]此后，1940年11月，通过《锡矿协定》，苏联又获得了新疆省境内的筑路权和矿产开采权等多项利权。[8]而国民政府因为担心在新疆问题上向苏联施压会导致苏联减少甚至取消援助，不得不暂时保持沉默。[9]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缺乏准备的苏联损失惨重，无法再给予盛世才有力援助，但却未打算放弃在新疆的权益和对新疆事务的干预，这引起了盛世才的不满和疑惧，[10]苏联的失利也使他怀疑苏联的实力，于是考虑另寻出路。1941年，盛世才以打击反苏分子为借口，在新疆制造了“陈、武阴谋暴动案”[11]，清洗异己。同时，以打击托派为名暗中清除苏联在新势力。苏联主持建立的边务处[12]首当其冲，“边务处的人员除焦文儒、张成儒、李文杰、康昇等四人外，其余以武佐军为首先后全部被逮捕入狱……总电台主任许祖德（留苏学生）也遭逮捕死在狱中。”[13]此后，1942年3月19日，盛世才的四弟盛世骐突然身亡，死因不明，这给盛世才提供了契机，他声称盛世骐的死是“延安与莫斯科共同指挥的”政治阴谋，“最终目的是推翻现政府，并且建立一个与重庆完全无关的新政府。”[14]于是，他逮捕了包括毛泽民、陈潭秋在内的在新中共党员与其他各界人士五百余人，苏联军事顾问拉托夫等亦因此被调回。[15]盛与苏关系的破裂开始明朗化，而这种变化与盛世才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接触颇有关系。

二

早在1941年冬，盛世才就已与国民政府密通款曲，“迄三十一年（1942）中央大员前后来迪化者有梁寒操、沈鸿烈、何竞武、毛邦初、朱绍良。尤其是朱绍良曾先后来迪化五次。”[16]5月，盛世才派张元夫和五弟盛世骥为代表前往重庆，与蒋会谈。7月1日，朱绍良、翁文灏等携蒋介石致盛世才的亲笔信飞抵迪化谈判。7日，经过之前的联络和劝说，盛世才最终上书蒋介石，为自己过去联苏联共的行为进行了辩白，并表示“今后绝对不能再与此类假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合作，誓以至诚，拥护钧座与国民党之领导，效忠党国”[17]。对新疆内附，蒋介石极为振奋，在7月11日的日记中，他写道：“若不有此五年来之对倭血战，则今日之新疆决不能使盛世才忏悔归诚，于此可证明公理与正义必能战胜一切矣！”[18]苏联的态度自是截然相反，只是中苏同为反法西斯盟国，又值斯大林格勒战云密布，暂时无法武力报复，只能先以外交手段干预。6月27日，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捷卡诺卓夫曾到访新疆。按盛世才自述，捷卡诺卓夫此行即在于对其做最后的拉拢尝试。在双方的四次会谈中，捷卡诺卓夫宣称，他的到访是盛氏修复与苏联关系的最后机会，并且所有背叛党和马列主义的人都不要指望不受惩罚，因此盛世才必须审慎地决定新疆与苏关系。[19]由于盛世才不为所动，7月9日，蒋介石与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会谈时，潘友新即将莫洛托夫致盛世才函的复本呈交给蒋，函中列举了盛世才过去亲苏的种种行为。潘友新同时称，盛世才过去对国民政府的作为，与今日对苏联的态度，均系错误，其中可能有敌对势力背景。[20]对此，蒋和唐纵均认为，这是苏联在无法阻止盛世才的情况下所采取的离间策略，希望以此动摇国民政府对盛世才的信任。[21]

苏联驻新疆总领事馆大门，1940年

苏联之所以担心新疆内附，除了担心在新疆拥有的利益外，更与其将新疆视作卫护西西伯利亚及中亚地区的屏障有关。1941年4月13日，由于苏联无视中国的抗议，与日本签订《日苏中立条约》，并中断了对华援助，中苏邦交受到重创，而同时，中美联系却越发紧密。1941年4月16日，罗斯福宣布立即给予中国援助：“已核准以若干现有之军火转让中国，现已可供给中国，此外，政府将命令制造商定造新军火，供给中国。”[22]25日，又向中国提供了五千万美元平准基金借款，1942年3月，美军中将史迪威出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同月，美国同意给予中国五亿美元财政援助，6月，中美签署抵抗侵略互助协定。[23]因此，国民党西进新疆后，美国有可能随之而来。尽管在反法西战争中，美苏并肩作战，但基于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的考量，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天然鸿沟，苏联对美国始终深具戒心。[24]

对苏联而言，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由于新疆矿藏丰富，地处欧亚枢纽，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美国对新疆地区的兴趣确是与日俱增。1942年9月，罗斯福特别代表威尔基以新疆作为其访华的一站。10月26日，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局的庄莱德（Drumright）在备忘录中写到，尽管美国目前在新疆没有侨民和财产，但由于中亚面临轴心国的威胁，美国应考虑派员在那里观察轴心国的动向，并考察中亚的地理、交通、政治、军事以及经济。[25]同月，美国战略情报局派海军中校梅乐斯（Miles）为驻华代表，梅乐斯则提出希望在拉萨、迪化设立工作站。[26]对美国的想法，早就受到谋求在新疆以美英势力制衡苏联的国民政府的欢迎。[27]对中国的意图，美国人心知肚明，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表示：由于苏联在迪化有领事馆，所以中国人认为美国领事官员在那里的派驻会是一个不错的政治战略。[28]鉴于新疆的重要性，美国很快接受了中国的建议。1943年4月19日，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柯乐博（Clubb）就任美国驻迪化领事馆首任领事，[29]这标志着美国对新疆的兴趣转化为行动。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加紧了对盛氏的笼络和对新疆的控制。1943年7月12日，何应钦向蒋介石递交了《收复新疆主权方略》，提出：“为巩固西北边防之目的，应乘此中苏同盟之时机，收复新省主权。”[30]16日，蒋介石召见潘友新，告之：“凡有关新疆省之事，深盼能由贵国中央政府直接与敝国中央政府洽商协议，不可再与新疆省当局迳行交涉。”[31]8月29日，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全权代表，在朱绍良等人的陪同下，赴迪化宣慰。[32]对宋美龄的来新，盛世才表示这是对他的重视与信任，因此他将矢志拥护中央，尽忠党国，绝对服从领袖。[33]9月8日，吴泽湘出任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主持新疆外交，新疆设在苏联的五领馆[34]也被收归中央。11月28日，盛世才被任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至此，在形式上新疆的内政外交都已归属国民政府。

盛世才在苏联扶持下建成的装甲部队

盛世才允准国民党中央党政人员在新活动，是以维持他“新疆王”地位为前提的，因此，虽然他曾勉强答应中央军入新，但又多方加以限制。[35]同时，盛也担心驻哈密的红八团会威胁他的统治，所以1942年10月5日，他向苏联新任驻迪化总领事普式赓递交一份备忘录，要求除外交人员外，所有苏联人须在三个月内离开新疆。据盛世才的回忆，对此，苏联起初并不打算接受。但在强硬的交涉后，11月14日，普式赓转达了莫斯科的最后决定：所有苏俄顾问、专家、军事人员等，都将在限期内回国。[36]

三

苏联从新疆撤出军队和顾问，并非打算彻底退出新疆，只不过是迫于国际时局，才有所隐忍。1942年7月至1943年初，由于西线战事紧张，苏联不愿多生事端，更关键的是，苏联担心日本进攻西伯利亚，导致腹背受敌，所以需要维持与中国的关系，目的是使中国继续拖住日本。[37]

在苏联而言，新疆有着巨大的地缘价值和战略意义，因此不欲他人染指，对盛世才的政治转向、国民政府以及美国的进入，自然大感不满。[38]1943年5月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必须采取措施，以使盛世才失去在新疆的权势”，代之以“忠于苏联的新疆土著居民代表组成的政府来掌管省内政权”[39]。所以，尽管除外交事务外，苏联在新疆的公开活动基本销声匿迹，但事实上，苏联从未停止对新疆的谋划，尤其是对德作战有所改观后，苏联在新苏边界制造了一系列事端。据驻新特派员公署的统计，自1942年12月底至1943年10月，新苏边界共发生了记录在案的各类事件64起，其中伊犁区27起，塔城区6起,阿山区16起，三地合计49起，占总数的77%，而伊、塔、阿三区正是后来“三区革命”的中心。同时，发生在1943年2月以后的共62起，占总数的98%，[40]也即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可以想见，西线形势的改观，使苏联得以对新疆当局采取一些报复行动。

除了不断增加的边界争端，1943年6月，阿山爆发了乌斯满[41]领导的变乱，并得到了苏联和外蒙古的大力支持。[42]他们不仅向乌斯满提供武器和粮草，还将在苏联受训两年的达列力汗派回阿山与乌斯满合作，随同的还有以波波夫少将为首的12人顾问团。[43]为了平息变乱，盛世才不得不将主力调往阿山，以至省内防务空虚。在此情况下，盛世才感到苏联巨大的威胁，只能同意中央军开入新疆。[44]这些部队在1943年至1944年陆续开入新疆。

国军入新后，以哈密为据点，分布迪化老满城、镇西、吐鲁番等要地，对盛世才形成了一定的压力。[45]更重要的是，在此前后，国际局势有了新的转折。1944年1月，苏军解除了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包围，差不多同时，在苏联的支持下，外蒙古与新疆省军在阿尔泰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本已糟糕的中苏关系更趋恶化。对于这起冲突，美国人相信它被极大地夸大了，因此不打算介入。[46]这样一来，盛世才感到投归中央似乎不能保证他在新疆的权位，要想达到这个目的还是要仰仗苏联。[47]他的行动也愈发可疑。

1944年4月17日，盛世才突然拘捕省委刘效黎、程东白和省委党部委员兼中央训练团主任何耿光等十余人，而这些官员都是由国民政府任命或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派的。[48]其后，随着国民政府在豫湘桂战场上一溃千里，盛世才的行动也逐渐升级。6月26日，盛世才逮捕了迪化教育界人士及学生一百五十多名。[49]8月11日晚，盛世才又将黄如今、林继庸等中央派新人员诱捕，是为“黄、林案”。[50]接着，他上书斯大林，表示“悔过自新”，但斯大林直接把信转给了蒋介石。[51]这可能出于两个原因：第一，美国的协调。1944年春夏之交，由于新疆问题，中苏关系不断恶化，与美国维持盟国团结的政策背道而驰，[52]因此，罗斯福在4月8日给蒋介石的信中要求对新疆问题冷处理，不要有任何可能有损盟国联合作战的行动和观点。[53]6月，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为特使访问苏联和中国，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调解中苏矛盾。可能与此有关，在华莱士访问莫斯科之前，斯大林曾对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表示，尽管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战斗不力，但他是当时情况下的最佳人选，因此应当给予支持。[54]华莱士到中国后，与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蒋介石表示如果美国愿意促成中苏会谈，他愿“在中苏间建立更为良好之关系”。第二，在经过盛世才上一次的背叛后，苏联对其已不再信任，甚至认为他是改善中苏关系的一大障碍。[55]所以，迫使盛世才下台更符合苏联的利益。[56]

苏联的意图与国民政府不谋而合。早在1944年3月，国民政府军令部就已意识到“盛世才须调离新省，另派他职。”[57]8月15日，[58]朱绍良受蒋介石委任，飞赴迪化劝说盛世才主动辞职。19日，由于苏联拒绝援手，更因为入新国军已占据要津，盛世才走投无路，只得辞去新疆省主席兼边防督办。29日，国民政府同意盛世才辞去本兼各职，转任农林部长，同时裁撤边防督办公署，以吴忠信为省政府主席。在吴忠信正式上任前，由朱绍良代理省政。

四

吴忠信主政新疆，是蒋介石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吴忠信系同盟会的老党员，为人处事老成持重，自1936年起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熟稔边政事务。因此，蒋介石认为，由吴忠信出掌新疆，内外均可相信。10月5日，吴忠信在迪化西大楼前召集省府各厅处所属职员训话，宣称要以“天理、国法、人情”作为今后处理公务的尺度，并表示“中苏两大民族有历史传统友谊，新疆地居中苏交通要冲”，是以“对苏外交，亲善邻邦实为当然之理”[59]。

盛世才在完成新疆统一之后的阅兵式上

但是，与吴忠信的愿望相反，对国民党在新疆地位的确立，苏联并不乐见。长期以来，苏联一直对新疆颇有觊觎之心。二战爆发后，远东格局为之一变，美国更多地介入亚洲事务，并推动中国进入四大国行列，此种情势下，为了确保重夺中东铁路和旅顺口的控制权，并在外蒙古建立一个苏联控制下的缓冲国，斯大林的对新政策是设法促成一个听命苏联，或者至少是亲近苏联的新疆地方政权，[60]因此，尽管盛世才被迫去职，但国民党控制新疆依然不能令莫斯科满意。然而，无论是考虑到其时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还是从战后世界格局的走向和苏联对自身根本利益的追求出发，在新疆事务上与中国翻脸相向乃至兵戎互见都绝非高明的主意。所以，在欧洲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同时，借助第三方力量来实现对新疆的筹划最符合苏联的现实需要。而新疆长期存在的纷繁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为苏联提供了这样的可能。

在运用伊斯兰教和民族主义对新疆少数民族进行动员之前，苏联也曾尝试用共产主义来宣传和动员，但收效甚微。[61]事实上，对于运动的组织发动来说，“民族主义和种族或宗教总是比社会阶级的绝对律令更可靠，其原因就在于它们能促进团结一致和集体认同”[62]，特别在新疆这样长期存在极端宗教思潮和民族隔阂的地区。[63]

得益于盛世才时期的亲苏政策，从1934年开始，到四十年代初，有三万名新疆青年在苏联接受了各种培养教育，[64]为后来的宣传动员提供了很有利的基础。[65]盛苏关系破裂后，苏联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人员被迫离新，但外交人员和在新疆境内的五个领馆得以继续工作。借此莫斯科加紧了对新疆少数民族的宣传和渗透。尤其是自1943年开始，苏联采取了多种方式在新疆展开活动。

1.散发关于民族、宗教认同的传单、手册，这也是苏联采用最多的方式。1943年8月19日，吴泽湘致电外交部，称在喀什查获苏联传单及小册子，文字“均系苏联柯文，间有哈、维语文。绝非喀什印刷者”。内容则以“诋毁本省当局，挑拨各族仇视汉族，反对政府”为主。它们的宣传对象主要是维吾尔、哈萨克等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传单中写道：“维、哈、柯等回族（泛指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作者注）同胞们……现在盛督办把你们的武器收去了，企图破坏你们的宗教，而且把你们弄成倾家荡产、人口灭亡的现象”，希望回教同胞“仍然结合在一起，把这种摧残回教、蹂躏人类、侮辱回教的不道德之现象革除。”小册子则更富煽动性，开头即为：“为民族复兴解放而前进新疆的民众！在被督办压迫下的维、哈、柯、乌、塔、蒙等同志们！”随后大量列举盛世才和汉人的罪状，包括“把无数的回教者屠杀和逮捕了”；“使回教人的生活日趋贫困”等，最后号召成立回教人的政治集团、武装，启发回教文化、宗教，阻止内地人到新疆等。[66]8月25日和9月25日，塔城地区和喀什又分别报告发现反盛反汉的哈、柯文传单。[67]可见，这一阶段的宣传中，苏联除煽动民族、宗教矛盾以外，斗争的另一个主要矛头是盛世才。然而盛氏离新后，新疆依旧不断出现针对少数民族制作的传单及宣传册，且力度更大，由此亦可推断，盛世才去职并非苏联对新政策的最终目标。10月，伊宁警察局查获维文宣传册《我们为什么作斗争》，内称新疆自古以来称为东土耳其斯坦，是维吾尔、塔兰奇[68]、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的世居地，四百万新疆居民中，这几族人口占四分之三，民族性的精神发源于中亚细亚，而非中国。同时宣称即便是不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族和俄罗斯族，也和这几个民族一样，在“物质上、精神上和民族种族各方面与汉族始终不发生关系。”但是“汉族官僚们，由遥远的中国，移来百万的红胡子……把我们强迫送往内地……而汉族红胡子们，安居我们的房园，占住我们的财产，强奸我们的妇女。”因此，少数民族应当发起反抗汉族的暴动。[69]

2.组织民族、宗教团体和组织。在新疆的多个地区，都出现了受苏联影响不同程度的组织。1944年5月，曾经留学苏联的阿布力米提·哈吉也夫、买提尼亚孜·哈利等人在塔城县建立了三个战斗小组。同时，在苏联驻塔城领事馆的帮助下，杜别克、恰勒根巴也夫等哈萨克青年也在塔城县成立了以哈萨克青年为主的战斗小组，进行秘密活动。7月10日，在苏共党员阿不拉·热玛扎诺夫的安排下，阿不力米提·哈吉也夫将塔城的三个战斗小组合并。[70]1944年4月在伊犁成立了包括12名核心成员的伊宁解放组织，该组织直接受苏联驻伊宁领事馆领事达巴申和副领事波列索夫领导，其中的成员包括阿巴索夫、艾力汗·吐烈、热合木江·沙比尔阿吉等人。[71]在中苏、中蒙边境的吉木乃、青河、塔什库尔干，甚至迪化和阿克苏也都有类似的组织，名称也基本一致。[72]在苏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阿拉木图，叶西艾耶夫建立了“新疆突厥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些组织成立后，利用宗教形式和宗教活动，广为宣传泛突厥主义和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推动了三区革命的爆发。[73]

三区政权的军官，日期不详

3.鼓动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民族移民苏联、参加暴动。不仅仅在新疆少数民族中进行民族、宗教认同的建构，苏联人还直接鼓动伊斯兰教民、少数民族或逃离新疆，或参加暴动，或入苏籍。据督办公署报告，仅1944年8月7日和12日两天，就有阿山区哈巴河县牧民约8000人，携带大量牲畜，经萨斯和哈拉哈巴一带逃往苏联。[74]驻苏大使傅秉常就此事曾向苏联提出遣返要求，但为苏联所拒绝：若干避难哈萨克人“系应宗教关系受新疆当局之压迫，故逃避苏境”，“哈萨克共和国政府依照宪法，业予照准。”[75]8月14日，苏联侨民帕提赫·莫斯里莫夫和哈萨克牧民艾克拜尔等人在巩哈县乌拉斯台山区成立游击队，并派人前往加仑库勒、加尔图干、库尔拜依等地号召当地群众加入游击队。[76]此外，1943年10月27日，新疆特派员公署在呈递外交部的报告中称：有苏方特务人员“企图鼓动各族暴动”，及“引诱中民潜入苏籍”[77]。

4.通过报纸、杂志等媒体宣传。苏联人利用开设在迪化的国际书店，“以廉价方法，大量倾销以伊斯兰宗教为号召之共产宣传刊物，致使无知中民趋之若鹜，日有五六百人拥购。”这些杂志包括乌兹别克出版的《东方公理杂志》和阿拉木图出版的《哈萨克国土》等。其中《东方公理杂志》的主要内容在于“宣扬苏联境内维族人民生活如何富裕、苏联如何保障宗教，并宣传民族思想与民族自由解放。”[78]

可以看到，在苏联人看来，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而言，伊斯兰教和民族主义俱是动员利器，而对不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来说，民族主义也足以起到鼓动的作用。

在当时新疆的14个民族400万人口当中，信奉伊斯兰教的有维吾尔、哈萨克、塔塔尔、乌孜别克、回、柯尔克孜、塔吉克、塔兰奇8个民族三百多万人，构成了新疆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有着相似的文化。在盛世才推行六大政策的时期， “将历年来无甚严明界限之民众，一一割离，造成十四个民族”，[79]并提出“发展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的文化教育”的口号。1935年起，省立师范设立了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民族班，并在迪化成立了编译委员会，编写少数民族文字课本，同时从苏联中亚地区购置了大量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仪器。[80]新疆各地也建立起了各族的文化促进会。这些面向少数民族的文教措施对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有所裨益，也培育了参与者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认识，强化了当时少数民族对民族的基本群体认同和归属感。

盛世才对少数民族的压迫政策，催生了少数民族对于当局和汉族的敌视。自掌权后，出于对宗教和民族上层人士号召力的担心，盛世才先后逮捕了新疆的阿訇、毛拉、喇嘛、王公等成百上千人，其中包括维吾尔族的阿不都克里木大毛拉、和加尼亚孜，哈萨克族的沙里福汗，蒙古族的西里克、满楚克扎布等知名人士。[81]同时，盛世才还利用召开少数民族代表大会的机会，及制造阴谋暴动案，大量逮捕少数民族群众。

经济上，新疆少数民族的处境也十分糟糕。盛苏关系破裂后，新苏边界关闭，新疆不仅失去了苏联这个农牧产品的最重要市场，而且无法获得生产生活所必需的日用工业品，以畜牧业为主的少数民族无以为生，仰仗中苏贸易的小商业者也生意倒闭，而一部分官吏和投机商则利用手中的权力囤积居奇。[82]

献马运动是经济上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944年3月15日，盛世才下令全疆开展献马运动，总数为一万匹，如无马可献，则需交纳高出市场价50%的现金用以购买马匹。由于马匹是游牧民族的主要生产生活工具，这个命令引发了广泛的不满。

三区政权的军官

由于盛世才实行的高压政策，在他离开新疆时，宗教矛盾、民族矛盾、官民矛盾都十分尖锐。有鉴于此，代理省政的朱绍良主张依法释囚、安定人心、实行军民分治，以使新疆各族得从十年桎梏中脱得自由。随后履任的吴忠信也延续了这一思路，认为当时新疆的病根是极权暴政导致的窒息病。所以对于政府的政策失调，当务之急应是以三民主义为依归，增进宗族互信、保障信教自由、绥定地方以安民居，维持币信以利民生。[83]这些计划的愿望和思路是很好的，但对于当时的新疆却起了相反的作用。盛世才时的高压政策到朱绍良、吴忠信时期突然的放松，为潜在的起义者提供了相当自由的行动空间，得以比以往更多地接触到民族与宗教的宣传动员。

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虽然国民党也曾考虑过运用亲善民族、保障宗教的方式来笼络人心，但最终归于失败。在苏联利用伊斯兰教和民族主义的动员下，少数民族的暴动倾向已不可逆转。

1944年夏秋，局面对起义者越发有利。6月，英美等国在诺曼底成功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减轻了苏联的压力。藉此良机，苏军不仅把德国彻底赶出了国境，而且解放了东欧一些国家，并于9月进入德国本土。因此，在新疆，苏联有能力给予起义者更多的支持。与此同时，面对日军攻势，国民党节节败退，顾此失彼，内地到新疆又交通不便，暂时没有能力抽调更多军队入新。而在新疆，吴忠信刚刚履任，诸事未谙，根基未固，也给了起义者可乘之机。于是，1944年11月7日，在苏联国庆日的同一天，伊宁变起，拉开了三区革命的大幕。

可以看到，从盛世才主政新疆到三区革命爆发，新疆时局的每一次巨大转折与动荡都是以国际环境的变动为前提的。尤其是二战爆发后，战局的进展变幻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中美苏新三国四方的关系，进而推及到各自在新疆所采取的攻守态势。其中，尽管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这十余年间，苏联对新疆的影响可以说最为深远，但苏联不同阶段的对新政策则在根本上受制于国际局势的发展和中美苏关系的变动。1943年后，基于以上几点因素的考量，不甘心被逐出新疆的苏联以伊斯兰教和民族主义为工具，对新疆少数民族进行了长期的宣传和动员，最终促成了三区革命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