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盛宣怀的故事(一)

节选自中国红十字运动知识丛书《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盛宣怀的故事》,池子华著

引子

在中国近代史上,盛宣怀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生中,创造了十一项“中国第一” :

1872 年参与创办中国第一个民用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
1880 年创办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
1886 年创办中国第一个山东内河小火轮公司;
1894 年创办中国最大的纺织厂——华盛纺织厂;
1895 年办成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北洋大学堂;
1896 年接办汉阳铁厂,将其逐步打造成真正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1896 年督办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卢汉铁路 ;
1897 年创建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1897 年在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首开师范班,这是中国第一所正规的高等师范学堂;
1902 年创办中国勘矿总公司。

他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

有人说,如果那时有富豪排行榜的话,他一定是中国首富。说他是旧中国第一代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奠基人,也是恰如其分的。就是这位“非常之人”,还参与创建红十字会,并担任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成就了他第十一项“中国第一”的美誉。他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1、“官二代”

盛宣怀( 1844 一 1916 ) ,字杏荪,又字幼助,号愚斋、止雯,是一位奇人,更是盛氏家族的骄傲。

▲盛宣怀

1844 年,对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的盛氏家族来说,可谓双喜临门。一喜是盛康( 1814一1902 )在而立之年荣登进士;二是11月4日盛康喜得贵子 —— 宣怀来到人间。盛氏家族是常州的大户人家,“双喜临门”为这个家族的繁盛带来新的希望。

盛康仕途畅达,先后任铜陵县令、庐州府知府、宁国府知府、和州直隶州知州。虽然算不上达官贵人,但盛宣怀也算是不大不小的“官二代”了。

人们常说,乱世出英雄。盛康的发迹以及盛宣怀的飞黄腾达,都与那场被称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内战——太平天国战争——联系在一起。

1851年,洪秀全领导太平军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自称天王。接着四出攻伐,所向披靡,1853 年定都金陵(南京),将其改称为天京。后又分兵西征、北伐。

为了围攻太平军,1853 年钦差大臣向荣重兵驻扎南京城东孝陵卫,建立了“江南大营”。盛康被派往江南大营帮办粮台负责筹措军饷。1856年6月,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摧毁,向荣忧忿而死。盛康无处可去,回到了家乡。这时,曾国藩的湘军异军突起,给他带来启发,他也想组织子弟兵,保卫乡里。

领兵打仗不是自己的长处,对此盛康有自知之明。1858 年他再次离开家乡,离开盛宣怀母子,到了湖北,投奔曾国藩的得力干将湖北巡抚胡林翼,受到重用,胡林翼委派他管理牙厘总局事务,为胡林翼的军队筹措军费。盛康尽心尽力,深得胡林翼赏识。

▲胡林翼

1861 年,胡林翼病死武昌。接替胡林翼出任湖北巡抚的严树森,委任盛康以布政使衔掌管湖北盐法道,这是一个令人眼红的“肥缺”。

江南战火纷飞,盛宣怀很难静下心来读书。1860 年常州被太平军占领,他随祖父盛隆渡江北上,避难盐城,而后辗转西进,1861 年来到武汉,合家团聚。随后的几年里,盛宣怀帮着父亲处理公务,增长了见识。这期间,1862 年,十九岁的盛宣怀与常州大户人家的小姐董舜畹喜结良缘,第二年喜得贵子,四世同堂,其乐融融。武汉成为盛宣怀的第二故乡。

1864 年,曾国藩湘军、李鸿章淮军,合力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社会秩序逐渐恢复。1866 年,二十三岁的盛宣怀回常州参加科举考试,考中秀才。1867年,祖父盛隆在湖北病故,父亲盛康辞官送盛隆棺木回乡,盛宣怀妻儿老小回到常州定居。

也是这一年,盛康奉署理(代理)两江总督李鸿章之命,开办了三十多家当铺,盛宣怀协助。盛康在家乡设义庄,办义田,兴义学,盛宣怀也多方参与。这都是慈善事业,盛宣怀参与其中,获得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盛宣怀日后在慈善领域大展宏图,与父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自从考中秀才之后,盛宣怀本想在科举道路上走得更远。盛宣怀聪明,又好学上进,学业基础应该不在话下。可是他考运不佳,三进考场,都失败而回,不免心灰意冷。

正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满腹经纶、怀抱经世大志的盛宣怀,终于在1870 年他二十七岁时,迎来了人生的转机。而改变他命运的不是别人,正是“再造”清王朝的中流砥柱李鸿章。

▲李鸿章

李鸿章( 1823 一 1901 ) ,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又称李合肥,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献,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史,别号省心,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俾斯麦”(俾斯麦是 19 世纪德国最卓越的政治家,担任普鲁士首相期间通过一系列铁血战争统一德意志,并成为德意志帝国第一任宰相)。他是淮军领袖,镇压太平天国的“名臣”,被慈禧太后誉为“再造玄黄之人”(意思是重塑天地,重新建立秩序的人)。

1870 年 4 月,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再次被朝廷派往前线,去镇压西北陕甘回民起义。为此,李鸿章招贤纳士。办团练(地方武装)协助李鸿章镇压太平军的无锡人杨宗镰,与盛家多有交往,于是把盛宣怀推荐给李鸿章。李鸿章与盛康是多年的老朋友,有交情。李鸿章见到这位英姿勃勃而富有朝气的“世侄”,很是高兴,另眼相看,安排他办理文案(相当于机要秘书)兼营务处会办,带在身边。盛宣怀干练,李鸿章颇为器重赏识。

四个月后,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其干将刘铭传督办陕西军务镇压回民起义),奏调盛宣怀办理陕甘后路粮台、淮军后路营务处事宜。后勤保障事务繁杂,重任在肩的盛宣怀不负所望,往返天津、上海,为淮军购置装备,尽心尽力,显示出过人的才干。李鸿章非常满意,1871 年回民起义被镇压后,上奏朝廷,盛宣怀得以道员补用并赏加三品衔及花翎二品顶戴,后李鸿章又派他往日本考察中日通商情况。

接着,盛宣怀在洋务、慈善、商业等关键领域,几乎全面开花,为他日后参与创建中国红十字会打下了基础。

2、洋务干将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洋务运动兴起,盛宣怀适逢其时,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他抓住机遇,迅速投身其中,一跃而成为洋务干将、实业家。

“洋务运动”,又被称为“自强运动”“自救运动”。从这个称谓中,我们不难理解它所表达的“救亡图存”的“中国梦”,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实现“自强”“求富”的运动(前期口号为“自强”,后期口号为“求富”)。

所以要“自强”,是因为中国太弱。1840年,率先进入“工业时代”的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中国由此步入“落后挨打”的不幸时代——近代。接着,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城,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到热河避难,不久忧愤而死。

耻辱!屈辱!中国往何处去?在历史的挑战面前,要“救亡图存”,必须顺应“全球化”的时代潮流,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与“文明世界”接轨。

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发起的,洋务派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主要宗旨,“师夷”就是以“夷(西方)”为师,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然后与西方侵略者抗衡;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原则或指导思想,“中学”就是儒家学说,“西学”就是传人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

洋务派主张在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基础上,吸纳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民族危机。洋务派在中央的主要代表是恭亲王奕䜣、军机大臣文祥等满族宗亲贵族官员,在地方则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汉族官员。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开办了“内军械所”——最早官办的新式兵工厂——制造枪炮(科学家徐寿在此主持制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1864 年迁南京,改建为金陵机器制造局),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洋务运动,实质上就是工业化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庆内军械所的开办,标志着中国工业时代的开启。

中国工业化运动是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震撼下掀起的,作为“回应”,军用工业“先行”,顺理成章。安庆内军械所设立后,到甲午战争前,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官员又先后创办了二十一个军工局厂,著名的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上海织布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办的。

所以要“求富”,是因为中国太穷,民穷财尽,积贫积弱。而要“求富”,必须发展民营企业。19世纪70年代,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新式工业,民族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开始崛起。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县创设继昌隆缫丝厂,开启“民营”企业的新时代。

洋务运动的风帆已经扬起,盛宣怀跃跃欲试,以图大显身手。

1872年4月,盛宣怀拟定轮船航运章程,上报李鸿章,主张商办轮船航运业,以打破由英、美航运公司垄断的沿海、长江航运,挽回权益,得到李鸿章的首肯,于是受命起草《轮船招商章程》,强调“商本商办”,即民间投资经营。

1873 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民用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在上海开始营运。作为第一个大型股份制民用企业,它的兴办,成为洋务运动从强兵(“自强”)到富国(“求富”)的转折点,而作为经办人的盛宣怀,出任招商局会办,按照李鸿章的批示,“一切规划事宜均令同商办” 意思是说,招商局如何招商,如何营运,如何管理等事务,都要与盛宣怀商量。盛宣怀很上心,上任不久,就扭亏为盈。他还征得父亲盛康同意,从自家的典当、钱庄中提出资金,投资轮船招商局,增强招商局的竞争实力。

1876年底,最早进入中国的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终于在与轮船招商局的“商战”中败下阵来,不得不退出中国内河航运业务。盛宣怀见机不可失,决意“吞并”旗昌。

旗昌轮船公司,又称上海轮船公司,1862年3月27日成立,是美国在华旗昌洋行经营的企业之一,也是上海港第一家外商轮船公司。旗昌轮船公司经营沪粤、长江两大航线,其中长江航运曾被它所垄断。

旗昌走投无路,面临歇业。盛宣怀乘机游说两江总督沈葆桢,筹拨官款百万两,共计222万两买下旗昌。1877年3月1日,旗昌产业换旗过户,转归招商局所有,计有海轮7艘、江轮9艘以及各种趸船、驳船,还有码头、栈房、船坞,等等,招商局从此有了一支实力强大的船队。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中资企业并购外资企业的案例。并购的成功,直接从外商手中收回了中国部分江海航运的利权,不仅壮大了招商局的实力,提高了民族企业的声望而且令人振奋,大快人心。有如此魄力和所取得胜利的成就,盛宣怀简直就是民族英雄。

▲轮船招商局大楼

1885 年,盛宣怀成为中国轮船招商局的第一任督办经办轮船招商局,开启了盛宣怀的“洋务运动”,从此他纵横驰骋,大展宏图:1880 年筹办中国电报局,任总办;1893 年筹办华盛纺织总厂,任督办;1896 年从湖广总督张之洞处接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经办芦汉铁路;1897 年在上海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开设中国通商银行。他一跃成为当时屈指可数的洋务企业家。

与此同时,在李鸿章的扶植下,盛宣怀官运亨通,扶摇直上。1879 年署天津河间兵备道,1884 年署天津海关道,1886 年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道台兼烟台东海关监督1892 年调任天津海关道兼海关监督,1896年后历任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办理商务税事大臣、工部左侍郎邮传部右侍郎、邮传部尚书等职。“红顶”商人、企业家使他如鱼得水,李鸿章称赞他:“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

作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洋务干将,盛宣怀成就非凡,其号召力和影响力与日俱增,为他日后出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创造了条件。

3、慈善先锋

盛宣怀的才干不仅仅表现在经商办企业上,在慈善领域,同样出类拔萃,赢得了国人的普遍赞誉,连孙中山也对他赞不绝口,说他“热心公益”。

早在1871年,盛宣怀就开始涉足慈善救济事业,当年他二十八岁。这年夏秋之交,直隶(今河北)发生特大水灾,永定河、海河、南北运河、拒马河先后决堤漫溢。

面对数十年未遇的大饥荒,盛宣怀之父盛康心急如焚,一口气捐出棉衣两万件,并且命盛宣怀到上海、苏州、扬州、镇江等地劝捐,集资购粮,由上海雇轮船去天津放粮,不少灾民获得救助。慈善赈灾有功,盛康被李鸿章奏请朝廷赏给布政使衔。盛宣怀也从初次的救灾实践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

五年后,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这就是发生在1875年至1878 年之间的一场罕见的特大旱灾。受灾地区有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等北方五省,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大旱不仅使农产品绝收,田园荒芜,而且饿殍遍地,白骨盈野,饿死的人竟达千万以上!

“奇荒”面前,朝廷动员各地开设“粥场”,煮粥赈饥,江南慈善家们如谢家福、李金镛、经元善等发起赈灾,连后来参与发起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也奔赴山东、山西,散发钱粮,感人至深。

饥荒日重,盛宣怀怎能坐视?1878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了直隶筹赈局,特派盛宣怀处理赈务。盛宣怀不负所望,前往献县等地调查灾情。他在给李鸿章的报告中,详细陈述了献县受灾情形:由于连年灾荒,当地农民除了土地之外已经是一无所有,久旱无雨,土地坚硬,粮种已被吃尽,农田大半荒芜,无人耕种,灾民或者流落外省,或者坐以待毙,形势非常严峻。

灾民人数太多,仅献县就有两万户等待急赈,而盛宣怀所带赈灾款只有区区六千串,以每户一千文散放,只能救济六千户。盛宣怀请求借银万两,以满足救济“极贫之户”之需。这笔款项是计划之外的,如果不能报销,由盛宣怀回江南劝募,将来“如数归缴,决不敢短少”。江南慈善事业发达,盛宣怀已经有了前次的经验,募捐有把握。

直隶赈灾,盛宣怀不辞劳苦,尽心尽力。史书上说他走村串户,徒步而行,有一次在东光县某乡竟露宿一夜,回来后生了一场大病。这年,盛宣怀的夫人董氏去世,继室刁夫人知道盛宣怀要筹集巨款救济灾民,她把值钱的珍贵之物典卖,把自己的积蓄都拿了出来,交与盛宣怀,支持他的善举。

1879年,饥荒缓解了,可是大灾过后,劫后余生的孤儿寡母众多,无依无靠。出任天津河间兵备道的盛宣怀责无旁贷,秉承李鸿章的旨意,在天津设立了慈善机构广仁堂(新中国建立后改为天津市儿童福利院),加以留养。

▲天津广仁堂

出资及参与者大多为江南慈善人士,如王承基、吴大澂、经元善、郑观应、李金镛等,他们多为上海一些著名善会、善堂等慈善机构的创办者或董事,有着从事慈善事业的经历和经验。北方没有这类慈善机构,广仁堂可以说是南方绅商在北方创设善堂的开山之举。作为创办人,盛宣怀的功劳不能埋没。

1886年,盛宣怀出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道台兼烟台东海关监督,一干就是六年,直到 1892年调任天津海关道。这期间,除了忙于轮船招商局的经营、电话电报线路的铺设、烟台工业的发展之外,慈善事业也是他倾注很多心血的“要务”。这其中小清河的治理和烟台广仁堂的创设,特别突出。

小清河自明代以来,河道失修,屡屡酿成水灾。由于治理无方,灾害愈演愈烈,给当地百姓造成巨大生命财产损失。1889年盛宣怀受命,负责小清河治理。盛宣怀立即行动,亲自到沿河村镇,详细调查,筹划治理方案,采用裁弯取直、疏浚旧河、开挖新河等几种办法进行整治。

治理小清河,不仅工程浩大,而且经费不足,如何才能兴利除弊,让老百姓受益,盛宣怀动足了脑筋。多年的慈善救灾实践,带给他灵感,于是他创造性地采取了“劝捐筹款,以工代赈”的策略。所谓“劝捐筹款”,就是由盛宣怀在江南发动募捐,筹集治河经费;所谓“以工代赈”, 就是让受灾灾民参加治河工程,给与工钱,既救济灾民又兴修水利,一举两得。

小清河治理,历时三年,征调民工数十万人,开支白银七十多万两,疏通河道二百多公里,使长期淤废的小清河摇身一变成为黄金水道,不仅消除了水患,使两岸农田受益,而且借水行舟,航运发展起来了,促进沿河城乡经济的发展。

小清河治理,盛宣怀功德无量。山东人民不会忘记。矗立在小清河畔,镌刻着由盛宣怀撰写的《修浚小清河记》碑,向人们述说着小清河治理的难忘岁月。

创设广仁堂是盛宣怀另一项慈善之举。1891年春,烟台广仁堂建成,这是胶东地区最大的慈善机构,里面设置慈幼所、施医所、庇寒所、养病所 备棺会等慈善场所,有房舍数百间,众多贫病之人得到救助。

以上只是几个事例。盛宣怀办慈善是经常性的,有人说,只要有灾情就会出现他的身影。从1871年至1896年,盛宣怀参与的慈善赈灾达二十七次之多,从1897年起盛宣怀担负起全国范围内的赈灾工作,直至他去世前,一共达三十五次之多。他的足迹踏遍了包括直隶、江苏(包括上海)、山东、山西、天津、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四川、云南、陕西、江西、广东、甘肃、辽宁、黑龙江等地。

毫无疑问,他是慈善先锋,是首屈一指的慈善家。这一身份以及他在工商界、政界的影响力,使他成为中国红十字会创建之人并最终成为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显得是那样顺理成章。

4、创建红十字会

盛宣怀对红十字会不会陌生。上海是盛宣怀的大本营和活动舞台,而上海则是红十字会登陆中国的桥头堡,尤其是甲午战争后,红十字启蒙运动在上海兴起,各大报刊宣传传播红十字知识,让国人了解什么是红十字会,红十字会是干什么的,中国应该创设红十字会组织,与世界文明接轨。对此,盛宣怀不可能闭目塞听,充耳不闻。不过盛宣怀与红十字的接触,则是在1900年。

1900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北方兴起,波澜壮阔。八国联军以此为借口,发动侵华战争,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出逃。

战争期间,盛宣怀主导“东南互保”,鼓动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与驻沪各国领事订立《东南互保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避免与八国联军发生正面冲突。

“东南互保”虽然与清政府向八国联军开战的旨意相违背,但的确使长江三角洲地区没有陷入战争的混乱状态。事后盛宣怀受到慈禧太后的称赞,说他是“不可缺少”的栋梁之才。

1901 年清政府任命他为会办商约大臣、办理商税事务大臣,协助吕海寰在上海与各国进行增加关税、改订商约的谈判。由此,盛宣怀与红十字会结缘。

也是在1900年,为了救助北方难民,在李鸿章支持下,盛宣怀领导上海慈善家发起成立了东南济急善会、中国救济善会,开展了大规模的救助行动。尤其是浙江湖州著名绅商陆树藩联络江浙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的中国救济善会,虽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红十字会组织,但遵照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精神,救护伤兵难民。这是国人自办红十字会的开端。

不仅如此,陆树藩高举红十字旗帜,亲自前往京津地区救援,把绅商难民通过海路载回上海,所用爱仁、安平、公平、协和、泰顺、新裕、普济、泰顺等号轮船,都是盛宣怀轮船招商局派出的,而且免费。在盛宣怀看来,这是人道盛举,他义不容辞。

正是有盛宣怀的支持,中国救济善会救回落难同胞5000余人,灵柩136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通过这次救援行动,盛宣怀对红十字会的“庐山真面目”有了新的认识。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国际红十字的诞生得自于战争的强力推动,那场战争就是众所周知的1859 年发生在意大利的索尔弗利诺之战,瑞士人亨利·杜南途经此地,立即组织救护伤兵,拉开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序幕。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同样得自于战争的强力推动,这场战争就是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战场不在日本,也不在俄国,而是在中国。这真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咄咄怪事!

原来,日本、俄国都是掠夺中国,将近代中国一步步推向半殖民地深渊的元凶。双方都想独占中国东北地区进而扩张殖民统治的“势力范围”,为此不惜一战。

1904 年,日俄战争爆发。东北大地,炮声隆隆,狼烟四起。

懦弱无能的清政府不仅无力阻止在中国领土上展开的这场帝国大战,还在日、俄和西方列强的蛮横干涉下,宣布“局外中立”,并将辽河以东划为交战区,放任日俄两军蹂躏践踏,堪称世界战争史上的奇闻。

日、俄两军对垒厮杀,无辜同胞惨遭荼毒,流离失所。战争中,日本、俄国红十字会救护队穿梭往来,救护伤兵。可是东北难民呢?

▲1904年,俄国红十字会组成的医疗团出发前往日俄战场

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不能直接插手,中国传统的慈善组织如善会善堂能力弱小,有心无力,也没有资格进入战地。因为,在战争状态下,只有红十字会这一中立性人道救援组织才能得到交战双方的认可、尊重与保护,而中国没有红十字会,如何是好?

情急之下,以沈敦和为首的上海慈善家登上了历史舞台,把创建红十字会提上了日程。在沈敦和以及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奔走联络下,1904年3月10日,中、英、法、德、美五国代表会集于上海英租界公共工部局,发起成立上海万国(“万国”就是“国际”的意思)红十字会。这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

▲李提摩太

不过,细心的人会发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组建的时候,官方没有“出场”。所谓中英法德美五国“合办”中国方面,沈敦和等纵有豪气,但未经清政府授权,也无法代表“中国”。难怪德国商人禅臣行总理在成立大会上发出疑问:“中国政府亦将合力办理否?”说白了,中国政府是否参加?李提摩太马上作了解释,说:“中国政府未便与闻,盖恐违犯局外之义也。”那意思是说,中国政府不方便出面,因为宣布了“局外中立”,不能说话不算话,打自己的嘴巴。

虽说清政府不好公开参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发起,但绝不会袖手旁观,谁都明白,再腐败的政府也不会任凭国土惨遭蹂躏、子民肝脑涂地而无动于衷。清政府有难言之隐,只能采取灵活变通的策略,充当“幕后英雄”。

史书记载说,“钦差”驻沪商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和会办电政大臣吴重熹,遵照清政府的指示,与沈敦和、施则敬任锡汾等上海绅商保持“热线”联系,鼓动沈敦和等与在沪英、法、德、美官商合力组建红十字会。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发起成立,有清政府的“暗箱操作”。清政府没有出场,却在“幕后”指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迈出的每一步,都在朝廷的“掌握”之中。显然,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三大臣”就是清政府的代表。

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是一个群体,在官方就是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在民间就是沈敦和、施则敬和李提摩太。

盛宣怀就是他们中的发起人之一,而且起着关键性作用。

5、人道行动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后,立即展开东北救援。
这时的清政府也从幕后走到台前,公开支持红十字会的活动。一方面,命出使英国大臣张德彝赴瑞士补签《日内瓦公约》,使中国取得了创办红十字会的资格。另一方面,5月24日,清政府还拨出帑银十万两,资助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帑银”就是国库中的银子。那时的清政府,民穷财尽,国库空虚,大权独揽的“老佛爷”慈禧太后,一下子拿出十万银两,实在是太难得了。这对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同仁来说,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后,立即展开人道救援。对盛宣怀等三大臣来说,要做的事情千头万绪。其中最为紧要之事,有三大项:
一是筹款募捐。
东北救援,任重道远,设立分会,留养安置难民,花费巨大。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想到了盛宣怀。
盛宣怀是慈善界的领袖,募捐老手。3月15日,沈敦和、施则敬、任锡汾联名致函盛宣怀,将募捐启事、募捐公函稿呈请盛宣怀“核定”,以便分发各地,募集捐款。
3月17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办事董事在英国按察使署开会,通过了经盛宣怀核定的筹款办法八条,包括国内国外劝捐、轮船招商局允准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免费乘坐和电报局对红十字会电报免费,等等。
3月19日,盛宣怀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和救助伤兵难民及筹款募捐办法,电告清政府外务部、商部,请求大力支持。十天后,“拨助捐款”的通电发往全国,声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是朝廷支持的人道组织,中英法德美五国合办,由钦差大臣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全权负责领导,恳请各省官绅,踊跃捐款,以救助东北同胞。
▲日俄战争中被日军役使运输伤兵的中国百姓
劝捐呼吁得到各省当局的积极响应,据《申报》报道,截止到5月16日,在短短的一个多月中,广东捐助两万元,盛京将军增祺助银万两,两江总督拨库平银八千两,清江漕运总督三千两,湖北、湖南、江西、山东各万两,河南陕西各五千两,天津两万两等。
各地官绅对盛宣怀等创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救助难胞深表钦佩,响应号召,量力资助。社会公众也纷纷伸出援手,场面感人。这使盛宣怀他们充满信心。
二是制定章程。
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三大臣于6月28 日联名致电外务部,请其致电驻英、俄、德、法、比、意、奥等国使臣,将各该国红十字会章程原文、译文,直接寄上海,以便参考。
就这样,沈敦和、任锡汾、施则敬,在盛宣怀等三大臣的指导下,7月12日制定出台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明章程》。这个 《暂行简明章程》共八条,对万国红会的宗旨、性质、任务、经费、分会等作了原则规定。
《章程》开宗明义,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是“中、英、法、德、美五中立国联合倡办,由中国政府知照两战国政府,转告战国军队将帅士卒,皆知此会,其名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其任务“专以医治战地因战被伤之战国及局外兵民,救护战地之无关战事因战被难人民”,具有鲜明的中立性。就是说,除了救护难民外,无论是交战双方的伤兵还是伤民,都会一视同仁加以救助。
《章程》对救护行动的展开有明确的规定。除此之外,还特别强调“中国红十字会章程,应由华董另拟,呈候咨部核奏,请旨饬行,合并声明”。意思是说,除公布这个《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明章程》外,《中国红十字会章程》由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方董事另外起草,呈递中央政府核准执行。“合并声明”,就是要强调说明五国合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同时创建中国红十字会的事实。
虽然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由中国主办,盛宣怀等三大臣全权负责,但毕竟不是“中国红十字会”,因此想借此机会把中国红十字会创建起来。
6月13日,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三大臣致电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报告政府所给十万两帑银的使用办法,明确拨出五万两,作为“开办中国红十字会经费”。同时,嘱咐沈敦和、任锡汾、施则敬等起草《中国红十字会章程》。只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明章程》发布时《中国红十字会章程》没有拟好,所以才有“合并声明”的说明。
尽管如此,自从驻英公使张德彝受命赴瑞士“补签”《日内瓦公约》后,使用中国红十字会名号普遍而寻常,在与日俄交涉中,就是用的中国红十字会而不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名称。在这里,中国红十字会显然是作为一个“实体”而存在了。
通过建章立制,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有章可循,保证了东北救援行动的有序推进。
三是建立分会。
上海是万国红十字会的大本营,但距离东北遥遥数千里,远水救不了近火。如何方便、快捷、速效采取救护行动,不能不开动脑筋想办法。
按照国际惯例,红十字会总会可以根据需要,随时随地设立分会。于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明章程》做出特别规定,在战地附近交通要道,由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董事推举中外人士,带上介绍信,前往设立分会就近开展伤兵难民的教护事宜。为慎重起见,印信由钦差大臣吕海寰、盛宣怀、吴重发给。
其实,在《章程》发布前,设立分会的计划就开始实施了。4月6日,营口(即牛庄)分会宣告成立,这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东北设立的第一个分会。接着,新民屯、沟帮子、辽阳、开原、奉天、铁岭安暑河、海城、山海关、塘沽、烟台、金陵(南京)等地分会纷纷添设。
随着分会的不断设立,大规模的救援行动迅速推开,而且成效显著。红十字救护“出险”行动,历时一年有余,131177名身陷险境的落难同胞得以转危为安。
常言道,“大兵之后,必有凶年”。日俄战争之后的赈济,对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而言,义不容辞。盛宣怀等丝毫不敢松懈。
事实上,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对灾民的赈济,不待“大兵之后”就已经开始了。
日俄战争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在长达十九个月的时间里,东北人民损失惨重,约两万人在战火中丧生,数十万人流离失所。成千上万的同胞失去家园,他们既是难民,同时又是灾民。因此在救护难民“出险”的同时,赈济灾民的行动也在推进中。
▲1905年,被沙俄军队强征修筑防御工事的中国百姓
为此,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沈阳开办了“东三省协赈总局”,“所有赈款、赈粮、棉衣、药物一切要需,统由上海总会筹备,运送新民屯,转运至沈(阳)”调拨各处。各分会设置粥厂,煮粥赈饥。
东北冬天来得早。10月份开始,北风呼号,难胞衣不蔽体,受冻挨饿。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赶办棉衣五千袭,而后定做棉衣三万套,陆续运往东北散放,同时在《申报》等报刊发布《劝募东三省战地冬赈款项并棉衣启》《急募东三省棉衣启》《红十字会棉衣捐款》,号召民众伸出援手,引起广泛响应,天津妇女仁义会、牛庄妇女针线会建立起来,组织妇女穿针引线,为难胞送去温暖。
1905 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放赈持续进行,直到1906年9 月才告结束。近两年中,红十字会办事人员不辞劳苦,深入到灾区各地,会同地方官绅,散放赈粮,尽心尽职,在承德、兴仁、辽阳、海城、新民屯、彰武、盖平、开原、铁岭、昌图、怀德、奉化、康平、兴京、通化、怀仁、东平、西安、西丰、柳河、海龙、伊通、磐石、沈阳、牛庄、沟帮子、海参崴等地广施赈济。施赈范围共 27处,受赈人数达225138人,功勋卓著。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及其分会,救助日俄战灾,历时三载,救护出险、收治伤病、赈济安置,总人数达 46.7万人,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人道主义赞歌。作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领袖人物之一,盛宣怀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6、组织华洋义赈会

日俄战争持续到1905 年,交战双方都打得焦头烂额,筋疲力尽。战争难以继续下去,其他列强也都希望在远东恢复和平。

6 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出面调停。8月9日,日俄在美国朴次茅斯开始谈判。经过长达二十五天的唇枪舌剑,9月5日双方终于签订《朴次茅斯条约》,俄国同意将旅大租借地以及该租借地内的一切权益、公产等转让给日本,将长春(宽城子)至旅顺间的铁路连同其支路煤矿等无偿地转让给日本。

经过一番搏杀,日本终于迫使俄国将其在东三省的势力范围重新划分,把长春以南地区吐了出来,转到自己手中。

▲日俄谈判现场

《朴次茅斯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日俄战争的正式结束。为适应战争救护需要而建立的由中英法德美五国合办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战后赈济工作还在继续,盛宣怀等人还不能就此收手。

祸不单行。日俄战灾救济仍在进行,而新的灾难再次降临,盛宣怀不得不有所兼顾。

1906年夏,江苏发生严重水灾,其中苏北徐州、淮安海州(今连云港)地区受灾最重,《申报》报道说:“江北多被水灾,以邳州、睢宁、宿迁、海州、赣榆为最重,平地多有积水二三尺者,汪洋一片。”房倒屋塌,庄稼颗粒无收,上百万灾民流离失所,处境凄惨。

灾情发生后,清政府拨银十万两用于赈灾,但这远远不够。饥荒在持续,饥民吃大户、抢粮风潮不断蔓延,社会动荡不安。江苏各地官绅纷纷向盛宣怀乞援,还派出代表到上海拜见盛宣怀,希望他发动赈灾,拯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英国商人、卜内门洋碱公司总经理车德立也游说盛宣怀这位慈善界的大佬“出山”,合力救助灾民。

作为实业家的盛宣怀,虽然事务缠身,而且还有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东北救援工作需要继续维持,但灾难就在眼前,江南各地,包括上海,遍布饥民的身影,他不能坐视不管。

如何救济饥民?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做法就是现成的样板——中外联手。

1906年12月3日,经过多方联络,一个名叫“华洋义赈会”的慈善组织在上海横空出世了,发起人不是别人,正是盛宣怀和李德立。

为了壮大声势,盛宣怀把钦差大臣吕海寰请了出来担任会长,他本人和江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好博逊担任副会长,李德立任干事部长。中英法德美日合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发起人沈敦和、施则敬和任锡汾,都是其中的核心成员,看上去“华洋义赈会”简直就像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组织形式的“复制品”。这也难怪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功的经验就在那里,“顺手”拿来,合情合理。

华洋义赈会成立后,中外人士广泛发动募捐,组织赈济,热火朝天。在募捐活动中,盛宣怀夫人庄德华也热情高涨。

庄夫人名德华,字畹玉,1866 年生于常州。庄家是常州大户人家,人称常州“第一豪门”,与如日中天的盛宣怀家门当户对。盛宣怀自董夫人去世后,一直没有续弦,直到1891秋才又结婚,比盛宣怀小二十二岁的庄德华于是成为盛宣怀的第二任夫人、上海“盛公馆”的女主人。

庄夫人精于治家,偌大的盛氏家族被她管理得井井有条。她是佛教信徒,上海滩著名的玉佛寺就是庄夫人捐助建造的。她有一颗善良的心,做善事对她来说是家常便饭,夏施凉茶,冬施棉衣,逢年过节还会向穷人散钱。如今苏北大灾,饥民嗷嗷,牵动着她的心。

盛宣怀发起华洋义赈会,她打心眼里支持,想着做点什么,正巧华洋义赈会打算创新劝捐模式,举办一场“万国赛珍陈列会”,征集珍贵物品进行义卖,所得收入全部用于赈灾。沈敦和提议,陈列会主席由盛宣怀夫人庄德华担任,沈敦和夫人沈章兰协助。对此,庄夫人满口答应,全身心投人。

1907年5月23日至26日,陈列会隆重举行,“入场券每人每日一张,售洋一元”。令人兴奋的是,宾客云集,争先恐后,仅仅四天时间,就募集善款六万元。夫人如此盛举,使盛宣怀颇感欣慰。

盛宣怀在上海设立的广仁堂,是这次慈善赈灾的主赈机构,刊印启事、发布广告、寄发捐册、派员巡视调查、收取善款、开具收据、编制账册、散放赈款赈衣、编印征信录,义赈事务总汇,都由广仁堂经手办理,发挥了“首脑”作用。

这次水灾的慈善救济工作持续半年,募集善款银160万两,救助了无数的饥民。虽然赈灾行动是在“华洋义赈会”旗帜下展开的,但谁也不会否认盛宣怀的“头功”。他是灾民心目中的“救星”。

7、红十字会的“善后”与“持久”

1907年,华洋义赈会的灾害救助、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东北救援,均已大功告成,盛宣怀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

华洋义赈会是临时的办赈机构,使命完成就可以撤销了。红十字会不同,它是一个国际组织,是人类文明的象征。中国要与世界接轨,不能没有红十字会。而且清政府也加入了《日内瓦公约》,取得开办红十字会的资格。中外人士也希望这一人道组织能够在中国扎根。

实际上,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中国同仁一直在为创建中国红十字会而不断努力,只是碍于“合办”之约,不便“独立”而出。现在东北救援已经圆满完成使命,下一步如何走,作为全权负责的钦差大臣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不能不做出决断。

1907年7月21日,也就是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二日,盛宣怀与吕海寰联衔呈上《沥陈创办红十字会情形并请立案奖叙折》,向朝廷奏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创办以来的卓越功勋。

折的两部分,一是“善后”,二是“持久”。

“善后”就是要正式终结五国合办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翻开中国红十字会历史的新篇章。

吕海寰、盛宣怀在奏折中,详细叙述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的背景、经过、分会的设立、救援行动的成效等。虽然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存在的时间不长,但使46.7万人脱离险境,可谓功勋卓著。如今使命完成,那些出生入死,为救援行动付出巨大心血的中外人士,理应受到表彰。为此,吕海寰、盛宣怀在奏折中为他们“请奖”,请朝廷督促现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查明上报。

1908年4月,徐世昌遵旨将做出巨大贡献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名单上报朝廷,得到批准。4月28日,《申报》登出《东督等奏保红十字会名单》,其中“创始及办事人”中国方面共十二名,外国方面共三十名荣获“中国红十字会一等金质勋章”。其余“异常出力人员”“寻常出力人员”,共计百余名也分别受到表彰。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图说》封面

每一个勋章获得者或受到表彰者,都值得钦敬,值得赞扬。他们不拿薪水,用志愿服务诠释着红十字博爱精神的真谛。

“持久”就是要“自立”,并为未来发展做出规划。要说“自立”,红十字会有独特的优势。

一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救济日俄战灾的创举,赢得“中外同称”的美誉,受到广泛的称赞,这是一笔财富,一旦“脱颖而出”,走上独立“自立”之路,容易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与支持。

二是官方的支持。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从成立之日起就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扶助,给予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支持。而且,当局一直把争取国际红十字会的承认作为一项重要外交活动,勉力从事。可以断言,一旦中国红十字会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脱胎”而出,步上“自立”之途,官方的支持是一如既往的。

三有“自立”的经济基础。据统计,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存在的三年多时间里,各项善款收人总计641900两,支出597400两,余款44500两,作为“自立”的办会经费还是比较充裕的,况且还可以募捐。

“自立”条件已经成熟,所以吕海寰、盛宣怀在奏折中特别强调:

“各国红十字会各有佩章,重以国家之命,由会制备。今中国红十字会成立,西董亦愿得中国红十字会佩章以永纪念等语。臣等因饬总董仿照各国红十字会佩章式样,酌拟中国红十字会佩章。派员测绘各地设会办事情形,报具图说,石印成册,咨送外务部核议呈进,并分送京外中西捐助之官绅土商,表明此次办法,即为中国红十字会商订专章之据。”

意思是说,各国红十字会都有佩章,国家授权红十字会定制。如今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了,万国董事希望得到中国红十字会佩章作为纪念。吕海寰、盛宣怀因此命办事董事仿照各国红十字会佩章的样式,拟定中国红十字会佩章。同时派人专门到各地分会测绘,绘成地图,佩上文字说明,编印成册,上报外务部进呈朝廷,并分送中外捐助善款的官绅士商,作为制定中国红十字会规章的依据。

这段文字向我们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今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今”就是现在的意思,不难理解,那就是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终结之时,也是中国红十字会“自立”之始。我们完全有理由把1907年7月21 日吕海寰、盛宣怀联名上奏折之日视为中国红十字会“自立”走上自我发展之路的起点。

史书记载说,1907年“万国红十字会解散后,中国会员遂于上海开会,议决另行组织中国红十字会,以为久远之计。适商约大臣盛宣怀驻沪,遂公推为会长”。

这明确告诉人们,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解散后,上海的中国董事举行了专门会议,通过了“另行组织中国红十字会”的决议,因盛宣怀恰巧在上海,于是公推为会长。这是盛宣怀联名吕海寰上奏折之前的事情,但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没有记载。不管怎么说,盛宣怀凭着他在公益慈善界的权威影响,被推为会长,是顺理成章的,尽管这个会长是民间的,不是朝廷任命的。

中国红十字会“自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无疑是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新的里程碑。

“路漫漫其修远兮”,如何推动中国红十字事业的进步,吕海寰、盛宣怀在奏折中提出两大“持久”对策,一是创建医院等基础设施,二是建学堂培养人才。这是事业发展的“根基”,也是中国红十字会面临的重要任务。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功成身退”,中国红十字会华丽转身,从“隐晦”状态下走上历史舞台。作为公推的会长,盛宣怀义不容辞,为中国红十字会的未来发展做出规划,希望能够实现红十字事业的“持久”发展。他的愿望能达成吗?

8、钦命首任会长

盛宣怀建医院、办学堂的“蓝图”,通过沈敦和等红十字人的努力,很快得以实现。

1909年由沈敦和经手,在上海徐家汇路购地10多亩,设计“建造高大洋房一所”作为总会总医院。一年后,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今华山医院)落成,门诊、病房解剖房(病理室)、割症房(手术室)、蒸洗器械房(消毒室)、X光室、配药房(制剂室)、储药房、发药房、化学房(化验室)、锅炉房、浴室、殡殓所(太平间)等一应俱全,设备之精美“为沪之冠”——上海第一!

▲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

医院延聘著名西医柯师(英国籍)为内科医生,解剖专家峨利生(丹麦籍)为外科医生,血液学专家亨司德(挪威籍)为血液检验医生,克立天生女士(丹麦籍)为看护妇(护士),王培元为驻院医生,主持医院事务。

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远离市区,宜于养病,但对城区市民就医,还是不太方便。于是,1910年12月26日,中国红十字会又于天津路 80号开设分医院,解决了租界居民看病难的问题。

上海人烟稠密,夏秋之交,极易发生疫情。1908 年传染病流行,中国红十字会就在天津路316 号设临时救疫医院,对患者进行诊治。以后时疫医院每年定期开诊,就像常设机构一样,防治传染病,救活了不少人。

中国红十字会在动工兴建总会医院时,没有忽略培养救护人才这一头等大事。由于医学堂还没有上马,沈敦和等人准备采取“委托代培”的灵活方式,寻找培养途径。

德国医生宝隆,这位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积极参与者和中国红十字会一等金质勋章的获得者,给予了热情支持。于是,由他开办的同济德文医学堂,成为中国红十字会医护人才的培养基地。

1908年8月31日、9月4日,中国红十字会连续在《申报》刊登《中国红十字会招考医学生广告》,招收十五岁至十八岁身体健康,英文、算学、中文有一定基础的青少年十人,由红十字会代缴学费,进入同济德文医学堂学习医学,八年毕业后由红十字会安排工作。

1910年夏初,医学堂在总医院旁拔地而起,中国红十字会有了自己的人才培养基地。医学堂当年招生,学业为五年,首批招收具有英文基础的学生二十人,专攻医学,以柯师、峨利生、亨司德、王培元为教员。近在咫尺的总会总医院,成为他们的实习之所。

▲中国红十字会医学堂

医学人才的培养固然重要,护士也是战事救护不可缺少的力量。为此,中国红十字会选拔熟悉英语、聪明好学的女孩二十人,分派到沈敦和所办的各个医院,学习护理。通过这种途径造就护理人才。

总医院的建成、医学堂的开办,特别是医护人才的培养,为中国红十字会的自立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其中耗费了沈敦和等先贤们几多心血,该是不难想象的。正是他们的努力,盛宣怀的规划才得以“落地”。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初步发展的中国红十字事业需要规范化管理。

1910年2月27日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三大臣联名,给朝廷上了一个奏折《酌拟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请旨立案折》,请求皇上批准。奏折说,中国红十字会自独立以来,经过建医院和办学堂,有了一定的基础,可以说初具规模。考虑到会务头绪繁多,又关系中外交涉,希望“派大臣作为会长,以昭郑重”,提出了“官派”会长的正式请求。这对中国红十字事业的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朝廷准奏,同意三大臣的请求。1910年2月27日发布上谕,“着派盛宣怀充红十字会会长”。盛宣怀因此成为朝廷“钦命”的第一任会长。

盛宣怀长期致力于慈善救助事业,是不折不扣的大慈善家、慈善界的领袖人物,1907年就被公推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现在朝廷钦命他出任会长,可以说是实至名归,理所当然。盛宣怀信心满满,走马上任。

9、易名大清红十字会

1910年2月27日,任命“圣旨”颁布之日,也就是盛宣怀走马上任之时。

新官上任三把火。盛宣怀上任后立即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把中国红十字会改名为“大清帝国红十字会”(一般称“大清红十字会”)。

中国红十字会,响当当的名字,上上下下都很认可,可是盛宣怀偏偏要改名“大清”红十字会。盛宣怀“易名”无非是向清王朝表示忠心,也与外交辞令“大清国”“大清帝国”的称谓合拍,至于改名引起的后果,他没想那么多。

3月13日,盛宣怀呈请礼部铸造“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关防(大印);5月5日,盛宣怀委派山东补用直隶知州袁鉴专程赴京,等着领取关防。16 日,礼部将关防交给袁鉴送往上海盛宣怀处;6月5日,“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关防正式启用。

中国红十字会一夜之间变成了大清红十字会。

▲盛宣怀

6月7日,“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关防启用两天后,盛宣怀便迫不及待地以“钦命红十字会会长、太子少保尚书衔、正任邮传部右堂”的名义向驻京各国公使、驻沪各国领事发出照会,说明中国红十字会的源流以及“钦命’的过程。

照会分别有:

大西洋国钦差驻京大臣;
大英国钦差驻京大臣;
大法国钦差驻京大臣;
大俄国钦差驻京大臣;
大美国钦差驻京大臣;
大德国钦差驻京大臣;
大日本国钦差驻京大臣;
大比国钦差驻京大臣;
……

大日本国驻沪总领事官;
大比国驻沪总领事官;
大奥国驻沪总领事官;
大瑞典国驻沪总领事官;
大挪威国驻沪总领事官;
大丹麦国驻沪总领事官;
大日斯巴尼亚国驻沪总领事官;
……

盛宣怀在“照会”中特别说明:大清红十字会与中国红十字会一脉相承;大清红十字会是官方机构、政府组织,具有全国统一性,作为国际性慈善机构,它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各国理应承认;他盛宣怀本人是“钦命”的会长,其正当性、权威性毋庸置疑。

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收到照会的驻京各国公使、驻沪各国领事,相应回复表示赞赏。

如瑞典驻沪总领事巴格致盛宣怀函称: “贵国红十字会办有成效……敝总领事极为欢迎”;法国公使马士礼致盛宣怀函说:“我愿此会前途必能发达”。意大利驻沪总领事马纳歌、意大利驻华公使、日本驻沪总领事等,也纷纷向这位“钦命”会长表示祝贺,表达了对红十字事业兴旺发达的美好祝愿。这是外交礼仪,应该这样。

朝廷内外也是热情高涨,就连新晋军机大臣爱新觉罗·毓朗也对大清红十字会的未来发展寄予厚望。8月的一天,他专门会晤盛宣怀,表示准备将各国红十字会章程编印成书,以便吸纳王公贵族为会员。

在权贵们看来,大清红十字会是一个新设的官方机构,对内对外,都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理应呵护、支持。

可是,改名引起中国红十字会的具体承办人沈敦和等人的强烈不满。

总会原来设于上海,现在被否定,要改设北京了。客观地说,总会设在京城更具有象征意义,毕竟是大清帝国的首都。各国红十字会的总会也是如此,设在首都便于协调。

但红十字会的发源地在上海,沈敦和等人苦心经营多年,有了一定的规模。如此变更,好不容易积攒下的基业,势将难以为继。而改名之后,红十字会成了具有浓重政治色彩的“官办”机构,与一直以来的“官督民办”“官督民营”的运作模式大相径庭,这是沈敦和等所不能容忍的。

1911 年 10月 23 日,沈敦和在给吕海寰的一通电文中牢骚满腹,说:改名大清红十字会,那就得归陆军部领导,如果遇有战事,也只能随本国军队之后救伤,与不分敌我的红十字会“中立”性宗旨完全不同,上海方面决不认可。

不满也好,抗拒也罢,胳膊拧不过大腿,沈敦和无力扭转变局,只得以“不合作”的态度加以抵制,由此产生了所谓“京会”“沪会”的矛盾,“统一”的局面也因此被打破。这对红十字事业的发展非常不利。

盛宣怀的改名之举,实在是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