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盛宣怀的故事(二)

节选自中国红十字运动知识丛书《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盛宣怀的故事》，池子华著

10、两会联手救济灾民

大清红十字会从1910年6月5日启用关防，到1911年10月26日随盛宣怀的被革职而成过眼云烟。在这一年多时间中，大清红十字会本身并无多少建树。

盛宣怀身陷“保路风潮”的泥潭难以自拔，对红十字会事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沪会”在沈敦和的率领下“我行我素”，挂了一个“大清红十字会中国公立医院分医院”的牌子，以及发布了一个《上海大清红十字会医学堂招生》的广告，算是给了盛宣怀一个面子。仅此而已。

▲沈敦和

不幸的是，大清红十字会关防启用之时，皖北、苏北遭受特大水灾的肆虐，灾民达数百万，较之1906年水灾更为严重。雪上加霜的是，1911年皖北、苏北再次受灾。灾情之严重，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面对江皖大灾，作为慈善界领袖、大清红十字会会长的盛宣怀不会袖手旁观，他向苏皖地方官员提出参照1906年办法，官方和民间合作，举办“义赈”。

盛宣怀在京出任邮传部尚书，远离上海，无法分身。作为红十字会实际主持人的沈敦和，责无旁贷，将四年前盛宣怀办法重新拾起，拉着福开森，再次发起成立“华洋义赈会”。

福开森，美国传教士，1886年来华，1888年任南京汇文书院(南京大学的前身)监督(校长)，1897年任盛宣怀创办的上海南洋公学外国语文教习。义和团运动时参与盛宣怀策划的“东南互保”。他对中国红十字事业多有参与，是来华传教士中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1906年盛宣怀发起华洋义赈会时，他也参与其中。

1910年12月9日，沈敦和、福开森等联名在《申报》上发布启事，意思是说，江苏、安徽遭受大灾，筹款募捐很艰难，福开森、沈敦和等所见所闻，感到很凄惨。1906年，苏北淮徐海地区遭受大灾，福开森等曾参与创办华洋义账会，募集捐款银一百六十万两，救助大量灾民。这次江苏、安徽灾区更广，灾民更多，因此准备参照1906年办法，组织华洋义赈会。

三天后，华洋义赈会在上海张园召开成立大会，江苏、安徽督抚特派代表以及上海中西官绅商学界人士，济济一堂。

大会推选出办事董事中西各八名，西董由福开森等来自美、英、法、德、日五国人士组成，华董为沈敦和、朱葆三、任锡汾等上海慈善界头面人物。

▲民国时期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印花税票

本来华洋义赈会打算推举盛宣怀做会长，他是1906年华洋义赈会的发起人，慈善界首屈一指的人物，又是大清红十字会的会长，清政府的高官，由他担任会长，再合适不过了。但他远在北京，实在是分身乏术，只好推辞了。

12月16日，华洋义赈会举行会议，推举沈敦和、福开森并列为会长，李少穆和加拿大传教士季理斐担任中西书记员，朱葆三和日本商人铃木为中、西会计员。

华洋义赈会梅开二度，赈灾行动有了“主心骨”。远在北京的盛宣怀也很关心，他曾向朝廷呈上《请设江皖筹赈公所并筹垫赈款办法折》，提出赈灾办法，其中包括电令沈敦和、福开森等发起成立华洋义赈会。

华洋义赈会成立后，以工代赈，修复基础设施，对淮河进行治理。这是当年盛宣怀治理小清河的办法，很有成效。为此，美国红十字会还派遣工程师詹美生来华协助，费用由美国红十字会捐助。

大灾之后，发生疫病，死亡无数。大清红十字会“急派医士、学生，携带救疫药物、器具，组织救疫医队，为甲乙丙丁四队，冒暑驰往北皖之临淮、寿州、凤阳、正阳、凤台、怀远、宿州、蚌埠及苏省之清江、海州、桃源等处，竭力拯救，治愈者六万七千五百余人”。

大清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原本是“两套马车”，现在携起手来，并力前行，合力救灾，相得益彰。有人说，“这次救护行动亦可视为中国红十字会与华洋义赈会的首次救灾合作”。

1911年9月，大清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联合救灾行动告一段落。19日，华洋义赈会在张园召开了中外各界人士三百多人参加的报告大会。沈敦和发表演说：“感谢中外捐款诸君及今日来宾，并道谢华洋义赈会、大清红十字会医员、干事、学生分往江皖救疫舍己救人之盛德。”

因为辛亥革命的暴风骤雨即将来临，作为红十字会实际领导人的沈敦和提出辞职，福开森也请辞。但华洋义赈会并没有就此解散，而是进行改组，推选以江海关税务司墨贤理任会长，伍廷芳和郭斐蔚分任华、洋副会长，直到1913年1月宣告解散。

因为华洋义赈会的发起人沈敦和同时又是红十字会中人，所以华洋义赈会的成就照样载入红十字会的“功劳簿”，中国红十字会的史书就记载说，江皖救灾行动中，“办理急赈者，为本会(大清红十字会)组织之华洋义赈会，集款至百七十万，全活无算，成绩昭然”。

把华洋义赈会说成是红十字会发起的，当然与历史不符，但说是一次成功的合作，还是不错的。毕竟华洋义赈会的核心人物就是红十字会的领导人，这样的合作如行云流水那样顺畅，得到大清红十字会会长盛宣怀的支持，也是顺理成章的。

11、“辛亥风云”中被罢免

盛宣怀将中国红十字会改名大清红十字会一年后，改变中国命运的辛亥革命爆发了。

自1894年11月24 日兴中会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走上了反清的革命道路。经过长期酝酿、准备，1911年10月10日，改变中国命运的辛亥革命首先在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昌爆发，接着，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贵州、江苏、浙江、安徽、广西、福建、四川等省纷起响应，形成声势浩大的革命洪流。清王朝摇摇欲坠。

辛亥革命的发生，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长期宣传、鼓动、酝酿、组织、发动的结果，但其导火线，恰恰与大清红十字会会长盛宣怀直接相关。

1911 年 5月，清政府废除军机处，成立内阁，内阁名单中满族亲贵有九名(其中七名是皇族)，汉族官员仅有四名(包括盛宣怀)，被人称为“皇族内阁”。

“皇族内阁”上台后，在盛宣怀的筹划下，宣布“道干路国有”，强行接收已归各省商办铁路公司的筑路权。18 日，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首先剥夺两路商民自办铁路权。20日，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出卖路权，激起民愤，酿成汹涌澎湃的“铁路风潮”。这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作为经办人的盛宣怀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两军鏖战，死伤累累，惨不忍睹。在血腥与炮火中，人们渴望红十字从天而降。10 月23日，沈敦和接到由汉阳发来的无线电报，恳请速派红十字医疗队前来战地，救护同胞。

面对突如其来的浩劫，沈敦和焦急万分。战火在蔓延，救护任务繁重，而具有浓重官办色彩的大清红十字会将如何应付?

本来，沈敦和对盛宣怀的易名之举就不以为然，消极抵制。而如今，面对新的救伤任务，如何招架？经费可以向社会募捐，难就难在救护人员的短缺。临渴掘井，缓不济急。要完成救护任务，只有借助“外力”(在华洋人之力)，要借助“外力”，非破釜沉舟，抛开官办的“大清红十字会”，重组万国董事会不可，日俄战灾救护的巨大成功，已经证明这种组织方式的灵验，这是应急的最佳选择。

救伤如救火，容不得犹豫徘徊。10月24日，也就是收到呼救电报的第二天，沈敦和在上海大马路工部局议事厅召集特别大会，中外人士七百余人与会。会上宣布成立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

特别大会决定：组织甲乙丙三支救护医疗队驰赴战地救护；汉口设养病院，战地附近设临时野战病院，战线附近设绷带所；筹备上海总会，劝募捐款，采办药品、食物。

特别大会是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的，当沈敦和宣布红十字会采取中立立场，“救人宗旨不分革军(革命军)、官军”时，掌声如雷。沈敦和组建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的胆识，更赢得与会西董的交口称赞，李提摩太发表演说说他是“救苦救难之大元帅、救命军之大教主”。在阵阵雷鸣般的掌声中，来宾捐款踊跃，当场捐款合计洋8339元，银 4082两，药品、衣物不计其数。

▲红十字会武汉战地救护

10月25日晚，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三十余人分编成甲、乙、丙三个医队，在总医院英国医生柯师的带领下，乘上“襄阳丸”，由上海溯江西上，开始了大规模的人道救援行动。

作为“大清红十字会”会长，盛宣怀如何应对?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盛宣怀没有忘记自己还是会长，也不能不有所作为。

原来，10月23日，给事中涂国盛上奏朝廷，要求盛宣怀担起救护之责。说湖北武汉已被革命军攻陷十多天了，难民被困，死亡无数，请命大清红十字会会长盛宜怀划拨巨款，速速救助。

面对各种呼吁、敦请、督促，盛宣怀于是在10月25日上了一折两片，即《遵旨设立慈善会派员赴鄂救济被难人民折》《拟派沈敦和、福开森赴鄂办理救济事宜片》《在京设立会所片》，表示“迅速设法救援，以活民命”。奇怪的是，盛宣怀也要抛开大清红十字会，另行组建慈善救济会作为救援行动的组织机构。

盛宣怀的意思很清楚：

一、红十字会战争救护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内战救护不在其列。

二、只能参照红十字会宗旨，设立慈善救济会，在战线以外对难民及伤员实行救助。

三、派沈敦和以及美国传教士、“华洋义赈会”会长福开森，前往武汉办理相关事宜。沈敦和、福开森都是筹办华洋义赈得力之人，准备立即派往武汉，希望情联中外，是最合适的人选。

四、请朝廷参照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救助日俄战争先例，拨出帑银，给予支持。

尽管盛宣怀多方筹划，表示尽责尽心于战地伤兵难民的救护。但朝廷不再给他机会。资政院上书弹劾，说盛宣怀酿成了辛亥革命的“祸乱”，是“误国首恶”，请将盛宣怀绳之以法。

10月26日，也就是盛宣怀上呈一折两片的第二天，朝廷发布上谕，革去包括大清红十字会会长在内的所有职务，“永不叙用”——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

首任会长盛宣怀被削职为民，惨淡落幕。不过，只要有机会，他依然会为中国红十字事业发挥“余热”的。

12、出逃日本

大清红十字会会长盛宣怀被罢免，但盛宣怀陈请救济事宜不能耽误。罢免盛宣怀当日，也就是10月26日，隆裕皇太后拨出三万两银子，作为慈善救济会专款，用于救助难民。

也是同一天，清廷发布“上谕”，就盛宣怀设立慈善救济会事宜做出安排。

“上谕”称:“昨据盛宣怀奏设立慈善救济会派员赴鄂救济被难人民一折。此次湖北变乱，武汉居民同遭惨祸。现既不得已而用兵，凡军前之受伤被难军民，其困苦尤堪悯念，着即设立慈善救济会。盛宣怀现已革职，着尚书吕海寰妥速筹办，并督饬派往各员于医伤、救难两事认真救济。”

意思很清楚，盛宣怀提出的设想，均交红十字会创始人之一的吕海寰接办。但谁来接替盛宣怀担任会长，没有安排。是没有合适的人选，还是顾不上考虑，谁也不清楚。

吕海寰不敢怠慢，11月1日上奏朝廷报告慈善救济会开办情形。9日，吕海寰再次上奏朝廷，恳请“推广慈善救济会，按照红十字会章程办理”。

清廷颁布谕旨，同意吕海寰“推广慈善救济会，按照红十字会(章程)办理，并准其另举红十字会会长”。

▲吕海寰

短短一句话，却耐人寻味。这里引出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按照红十字会章程办理的慈善救济会，已经不是纯粹的红十字会组织，而是旧式善堂的翻新，在中国红十字会已经存在的情况下，显然是历史的退步；二是准吕海寰另举会长，那就是说，在朝廷的心目中，吕海寰并不是会长的最佳人选，否则何不做个顺水人情?

谁来接替盛宣怀继任会长，依然没有下文。

平心而论，在当时还真没有谁比吕海寰更具有号召力了。朝廷环顾左右，的确没有发现比吕海寰更合适的人选。吕海寰毕竟是五国合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国方面举足轻重的领袖人物之一，资格最老，经验丰富。

1911年11月13日，也就是盛宣怀被罢免的十八天后，朝廷终于颁发谕旨:“命前外务部尚书吕海寰充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仍兼办慈善救济会事宜。”有趣的是，清政府毅然决然放弃了使用了一年有余的“大清红十字会”品牌，淡化官办色彩，重新回归“中国红十字会”。

读者一定很好奇，清政府为什么放弃钦定的“大清红十字会”而选择了回归“中国红十字会”呢?

原因很多，我们至少可以列出一二三来。

一是，“大清红十字会”是盛宣怀奏请改名的，而盛宣怀是引发辛亥革命的“罪魁祸首”，按照史书的话说是“误国首恶”。把“大清红十字会”重新正名为“中国红十字会”，是对盛宣怀的彻底否定。其实都知道真正的“首恶”是腐败无能的政府，盛宣怀只不过是一只“替罪羊”而已。

二是，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的成立引起朝廷的不安。沈教和敢开“大清红十字会”，岂不是犯上作乱”?但即便如此，朝廷欲加罪而有所不能，因为“万国”董事会，具有国际性，如果查办，弄不好会招致外交上的麻烦。而将“大清红十字会”正名为“中国红十字会”等于对沈敦和组织“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这一既成事实的承认，也容易理顺外交关系。

三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清政府继续沿用“大清红十字会”名称，势必造成“大清红十字会”与“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并列的局面。红十字会具有“唯一性”，一国之中只能有一个红十字会，独一无二，这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原则。如果说用“大清红十字会”难以对“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进行掌控的话，那么正名为“中国红十字会”，显然可以名正言顺地“兼并”或至少对“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施加影响，同时官派会长，等于把中国红十字会置于官府的控制之下。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毕竟不同于七年前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是五国合办，而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为中国独自拥有，只不过董事会由中外慈善家组成而已，清政府完全可以对其施加更大影响。

彻底否定盛宣怀，重新回归中国红十字会，有利于红会内部关系的调整，有利于救护力量的整合，还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尽管清政府机关算尽，尽管继任吕海寰想方设法“吞并”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但不仅没有如愿，而且遭到沈敦和等人的激烈反弹，京会、沪会矛盾更加激化，无法调和，只能各自展开救护行动了。

那么此时的盛宣怀呢?命运如何?令人揪心。

1911年10月26日，盛宣怀针对资政院弹劾他“违宪”“乱法”“激兵变”“侵君权”等罪名，写奏折进行解释，声明自己都是遵照朝廷旨意办事，都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利益，但奏折还没写完就被罢免。盛宣怀再没有辩解的机会，红极一时的他，彻底被击垮，能够想象到，这时的盛宣怀是如何的心如死灰，那种失落，连自杀的心都有了。

墙倒众人推。盛宣怀成为众矢之的，弹劾、惩办的奏折如雪片纷飞。27日，资政院通过决议，要求立即处决盛宣怀。盛宣怀心里清楚，他所效忠的清王朝，再也无法容他，要想保住项上人头，只能一走了之，于是他开始了逃亡之路。

当天，盛宣怀在秋风萧瑟中躲进美国大使馆。在得悉资政院要求处死盛宣怀的消息后,美国公使嘉乐恒、英国公使朱尔典、德国公使哈豪孙、法国代理公使斐格威紧急磋商，决心采取联合行动，对盛宣怀加以保护。

每个使馆各派两名军人，全副武装，由英、美使馆的汉文秘书丁家立和巴顿陪同，28日护送盛宣怀前往天津租界，再转往青岛。12月14日，盛宣怀一行由青岛抵达大连，31日再从大连逃亡日本，他的儿子恩颐、重颐随行。

▲盛宣怀与庄夫人在日本

惊慌失措，辗转逃亡，现在总算可以喘口气了。到日本后，盛宣怀居住在神户的盐屋山，这一住就是将近一年。

14、红十字会华丽转身

盛宣怀依然在逃亡，红十字会依然在救亡。不久，孙中山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终结。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纪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红十字会面临新的抉择，盛宣怀同样面临新的抉择。先说红十字会。

成为国际红十字大家庭中的一员

的确，民国建立是中国红十字会新征程的起点。

1912 年新年伊始，传来佳音：1月12日瑞士日内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会长阿铎尔致信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董事部长沈敦和，告知中国红十字会已得到国际红十字会的正式承认。

想当初，清政府曾于1904 年补签《日内瓦公约》取得创办红十字会的资格。1907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解散，中国红十字会走上“自立”之路，但基础薄弱，无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道主义工作，甚至连一个正式的章程也没有，争取“承认”，尚需时日。

辛亥革命爆发，沈敦和改弦更张，发起成立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开展卓有成效的战地救护。中国红十字会声誉鹊起，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争取“承认”的时机已经成熟。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沈敦和想到借助日本赤十字社的“东风”来实现这一夙愿。

日本赤十字社(初名“博爱社”)诞生于1877年，1887 年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正式承认。日本赤十字社的成功经验成为中国效法的榜样，中国红十字运动从启蒙宣传到立会、制定草章、征集会员，无不参照仿行。

辛亥革命中，日本赤十字社应沈敦和请求，给予中国红十字会以难能可贵的援助，除派医队参与战地救护外，还派法学博士有贺长雄前往上海，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运作多有规划。

中国红十字事业日渐发达，具备了被承认的条件。受中国红十字会之托，1911年12月26日，日本赤十字社社长(会长)松方侯爵特别致函国际红会联合会会长阿铎尔，介绍中国红十字会加盟。

鉴于中国红十字会已符合承认条件，1912年1月12日，阿铎尔会长函告沈敦和：中国红十字会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正式承认。多年的期待，终于变成现实。抚今追昔，这其中自然有盛宣怀一份功劳。

积极奔走顺利“立案”

大清帝国灭亡，中华民国诞生，中国红十字会面临新的转折。吕海寰的会长职务为清政府所任命，如今等于自动作废，在没有选出正式会长之前，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董事部长沈敦和、苏玛利就是理所当然的会长(实际上是代行会长之职)。

▲一身戎装的沈敦和

民国建立，举国同庆，中国红十字会向新政府表达了美好愿望。2月15日《红十字会致北京临时政府袁及孙大总统、黎副总统》电报说：“统一已见明文，南北战祸永息，本会乐赞和平，曷胜额庆!”

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良好祝愿，即将接替孙中山的袁世凯及黎元洪表示赞赏，17日袁世凯回电报说：“共和成立，战祸永息，贵会乐赞和平，今已幸告成功，谨代南北军界同胞叩谢。”

改朝换代之际，红十字会理所当然要取得新政府的承认。为此，沈敦和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向黎元洪副总统提出“立案”请求。所谓“立案”，就是登记注册，取得合法身份。

21日，黎元洪致电孙中山，转达红十字会渴望“立案”的强烈愿望。孙中山立即表示支持，23 日电报黎元洪，“准予立案”，并对红十字会救死扶伤的功德高度赞扬。

政坛风云，变幻莫测，但政界要人对红十字事业的首肯和支持是始终如一的。2月28 日，内政部为中国红十字会办理了“立案”事宜。中国红十字会在新旧交替之中，实现了平稳过渡。

首次在国际舞台“亮相”

中国红十字会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承认不久，第九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在美国召开。对中国红十字会而言，这是跨出国门登上国际舞台的难得机遇。

第九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于1912年5月7日至1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留美学生监督黄鼎、驻美参赞容揆和驻美公使张荫棠分别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政府出席大会，福开森为顾问。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首次“亮相”国际大会，引人注目。红十字会史书说，一则“中国代表座位在前一排，故地位较优”。二则“举本会代表黄鼎君为会场书记(也就是大会秘书)”。三则中国代表的表现比较出色。

▲张荫棠（左）和梁敦彦

在大会开会前，中国代表团在中国使馆开会，决定中国红十字会的大会报告由黄鼎宣读，福开森补充；讨论相关问题，由福开森代表中国红会发表见解。分工明确。

黄鼎宣读中国红十字会报告时，声音洪亮，标准的英语表达，使与会者赞叹。福开森几次发言，也都具有针对性，如英国代表富尔理发言时说，红十字会的工作仅限于战地救护。福开森进行驳斥，提出参与赈灾救荒等慈善事业也是红十字会的分内之事。福开森的意见，得到绝大多数与会代表的认同。这是中国红十字会对国际红十字运动的一种贡献。

参加第九届国际红十字大会有三十二国代表，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参会，引人注目。中国红十字会也由此登上了红十字运动的国际舞台。

首届会员大会召开

国际“承认”，国内“立案”，喜事连连。但红十字运动如何推进，倒是红十字会领导人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了。

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先前成立于上海的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已经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功成身退”是自然的。

1912年7月16日，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董事、名誉董事数十人在上海英国按察使署召开报告大会。大会商定，万国董事会解散后，从原董事中挽留沈敦和等七人办理会务，以便交接。

▲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同仁合影

万国董事会解散，中国红十字会一时出现“虚脱”状况。这种局面，维持了两个多月，直到首届会员大会召开后才恢复常态。

为尽快结束“虚脱”局面，沈敦和等“看守”人员在报告大会之后立即投入会员大会的筹备事宜。中国红十字会成立已近十个年头了，还从未召开过会员大会，首届会员大会意义重大而头绪繁多。

会期确定，筹备会员大会的临时机构“红十字会事务所”在1912年8月7日、14日《申报》登出《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广告》，向社会宣布:首届会员大会即将召开，并向全体会员发出邀请。

《广告》说：中国红十字会创建于日俄战争期间，已加入《日内瓦公约》。在去年的辛亥革命中，设立分会及临时救护机关共六十余处成就可观。为推进事业发展，决定9月15日(旧历八月初五)下午三时在上海大马路小菜场英租界议事厅召开全体会员大会，报告会务、账目并正式选举常议员，再从常议员中选举会长、理事等职员。凡会员均有选举和被选举权。曾捐款或为红十字会筹款募捐者，一律被视为会员。务请分别携带佩章、凭照、收据等与会。

会期迫近，而各种文件来不及印刷，只好延期至 29日举行。为方便外地会员参会，红十字会事务所经与沪宁铁路公司商妥，为会员乘车提供半价优惠。

9月29日，中国红十字会首届会员大会在上海英租界大马路议事厅隆重开幕。到会会员共计1352人，可谓盛况空前。会议通过了《中国红十字会章程》；经讨论，推举施则敬等三十四人为常议员。

10月6日，常议会成立，常议员集会，参照国外的做法，公举大总统、副总统为名誉总裁；选举吕海寰为正会长，沈敦和为副会长兼常议会议长，江绍墀为理事长。9日公电政府，请以明令宣布正副会长。19日“大总统令”：“派吕海寰充中国红十字会正会长、沈敦和充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

首届会员大会的召开，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使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发展步上正规。

“统一”大会实现“统一”

首届会员大会极一时之盛，但还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没来得及解决，那就是“统一”问题。

原来，中国红十字会自1904年成立以来，虽具有全国性质，但从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红十字会组织随时可以“冒”出来而与总会毫无关系，只要需要，似乎谁都可以创建红十字会组织。特别是辛亥革命中，这种情况更为常见而普遍，名目繁多，五花八门，如广东就有广东红十字会、中华红十字会、粤东红十字会等名目，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

为开统一大会，民国临时政府内务部在 1912 年 10 月中旬向各省发出通电，要求各省红十字会派代表出席会议。

1912年10月30日，中国红十字会统一大会在上海大马路黄浦滩汇中旅馆五楼大会堂成功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有黎元洪副总统代表赵俨藏等，多至数百人。

▲黎元洪与红十字会同仁合影

统一大会，不言而喻，旨在“统一”。而要改变各自为政、涣散如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统一，正如吕海寰所说，就要“规定办事章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统一大会制定、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分会章程》，统一分会名称为“中国红十字会某某分会”，结束了分会名称杂乱无章的格局。分会与总会的关系、宗旨、义务等也都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统一大会的成功召开，使中国红十字会告别了“散漫”，走向了“统一”，中国红十字会“唯一”地位由此得到了真正确立，这在中国红十字会史上，具有深远影响。

民国初建，中国红十字会顺应时局的变化，改弦更张，调整自我，对内对外，力图变革。经过努力，无论在国际事务中，还是会务业务、管理方面，都有了新的变化，实现了新形势下的“华丽转身”。这种求新求变的追求，使中国红十字会面貌一新，也使社会各界对红十字事业的未来发展寄予了厚望。

中国红十字事业出现了新的局面，虽然盛宣怀没有机会经历，但他一定乐观其成。毕竟他是开创者之一。

15、“二次革命”救护慷慨解囊

当中国红十字会迎接新时代，不遗余力进行改革的时候，盛宣怀在日本时刻处在焦虑之中。事业受到冲击，偌大的家产也被充公，这让盛宣怀如何能够心安!

1912年1月中旬，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财政困难，想到了盛宣怀，准备拿他经营的汉冶萍公司财产做抵押向日本借款，为此派出老同盟会员何天炯前往日本，通过正好在日本的大冶铁矿商务部副部长王勋向盛宣怀通报。

盛宣怀回答是“义不容辞”，不过提出汉冶萍公司与日商合办的意见。

对此，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并不认可。1月17日，孙中山通过他的代表告诉盛宣怀：“民国于盛并无恶感情，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惟所拟中日合办，恐有流弊。”

意思很明确，民国政府对盛宣怀没有恶感或敌意，如果愿意出力筹集款项，可以记大功的，舆论把矛头指向盛宣怀，政府完全可以出面解释。只是中日合办，容易滋生流弊，不是理想的办法。

至于被没收的财产，孙中山表示动产已经征用的，没办法追回了，不动产主要是房产，可以发还。这给盛宣怀吃了一颗定心丸。他也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尽管借款最终没有办成。

盛宣怀已经六十九岁了，到了“垂暮之年”，还遭受背井离乡之苦。2月23日，孙中山致信给他，表示同情，请他回国“乐居故里”，家产方面，孙中山表示尽其所能，“保护维持”。

盛宣怀何尝不想回家呢？不过，孙中山是临时大总统。“临时”意味着不是长久之计。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实现共和，才是根本。当时的袁世凯，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争取的头号人物，只要他投身革命，强迫清朝皇帝退位，孙中山就可以把大总统的位子让给他。

袁世凯做到了。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孙中山也兑现承诺，立即提出辞职。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宣誓就职。不久孙中山交出临时大总统印，正式解职，他希望发展实业，改善民生。

对此，盛宣怀表示钦佩，对孙中山“保护”盛氏家产深表谢意。

江苏、安徽灾害的救济还在进行，盛宣怀念念不忘，他捐出三十万元交与华洋义赈会，作为赈款。作为慈善大家，一方面对华洋义赈会的慈善行动表示支持，另一方面，借此向新政府靠拢。

向新政府靠拢，对盛宣怀来说，只能如此。在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后，他立即发声，声明他与袁世凯之间并没有外间传言的“间隙”，不是什么“政敌”，而是多年的老朋友，对袁世凯多有奉承、吹捧。亲家孙宝琦曾任山东巡抚，现在是袁政府的高官、外交总长，也一直为盛宣怀提供帮助。

▲孙宝琦

孙宝琦多方“公关”，还是很有成效的，1912年10月中旬，流亡一年的盛宣怀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上海“盛公馆”。

回国后的盛宣怀，自称“故园独处，书画自娱”。意思是说，闭门谢客，不与外界往来，与中国红十字会也没有联系，平日里书法绘画，自娱自乐，显得很轻闲。其实，他哪里甘于寂寞?仕途是断了，但他还有实业!

1913 年 3月29日，汉冶萍公司召开特别股东大会，盛宣怀被选为总理，会后又被推举为董事会会长。

当盛宣怀打起精神，准备东山再起之时，“二次革命”爆发，他再次与中国红十字会“建立联系”。

原来，袁世凯自从接替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后，很快把发扬共和精神的誓言抛到九霄云外，走上专制独裁的道路。在袁世凯步步紧逼之下，孙中山决定发动“二次革命”，捍卫共和。7月12日，李烈钧在湖口起义，宣布江西独立，“二次革命”爆发。

烽烟四起，天昏地暗。天职所在，中国红十字会迅速做出反应，组织救护队，分赴战地，救护伤兵。

“二次革命”以江苏战场争战最为惨烈。江苏战场北以徐州为中心，南以南京为中心，北军(袁世凯的军队)与讨袁军展开激烈搏战。

在徐州，从7月17日开始至24日，无日不战，炮弹横飞，伤亡累累。中国红十字会徐州分会紧急出动，并向总会发出求援急电。总会商请南京宝琅医生组织救护队，在徐州等地分会的协助下，在津浦铁路沿线设立临时医院，往返救护。天津分会组织医疗队，在徐镜澜医士的率领下，乘火车星夜南下，在利国驿、韩庄、宿州、蚌埠、临淮、滁州、浦口设临时医院，救治伤员。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战地摄影

7月24 日，北军占领徐州，讨袁军向南京撤退，战事于是转移到南京地区。

从7月15日到8月11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南京经历了三次独立起义，讨袁战事复杂多变，可以想见。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援行动也因此进入最繁忙的阶段。

南京独立之初，救护工作主要由南京分会会长于少彰及宝琅医生组织实施。进入8月中旬，战事激烈，伤亡惨重，分会虽不遗余力，但疲于应付，顾此失彼。总会总办事处于是在8月17日派王培元前往南京支援，合作进行。

南京之战，成千上万的民众被困城中，饱受战火的灼烤，逃生无路。他们聚集在长江边，露宿风餐，号呼泣吁，渴望红十字会救其出险。8月21日，如皋、镇江绅士向沈敦和副会长发出乞援电报，“乞速借轮船”，驶往南京，救护无助的难民脱离险境。

正是在南京之战的难民救助中，盛宣怀“出场”了。

难民凄惨愁苦，不能不牵动盛宣怀的心弦。8 月23日，中国红十字会沈敦和副会长打算租用英国太古洋行商轮“大通”号作为红十字救护医船，不过租船费用很高，每天 750 两，经沈敦和反复沟通，最后减价为 500 两，租用9天，租费多达4500两。

红十字会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沈敦和只好请盛宣怀解囊相助。一个月前的7月23日，盛宣怀应沈敦和之请，捐款洋银500元，用于“二次革命”战事救护。现在红十字会又遇到新的困难，盛宣怀二话不说，租船费用全部由他包了，并分两次将银票转交。

前会长盛宣怀的慷慨支持，解了红十字会的燃眉之急。

8月24日，“大通”号起航，停靠在黄浦江上的各国兵船见红十字救护船扬帆起行，一律升旗致敬。救护医船随带药料20箱，防治疫疾药水等10箱，饼干4000磅，大米50石，面包5000件，洋2500元，担架40副，同时将临时捐助的一些食物，也一并装运上船。25日下午，“大通”号抵达南京后，立即营救难民，救出难民2000余人，伤兵百余。

8月28日，“大通”号安全回到上海。第二天，立刻投入了第二次的救援行动，“大通”号再次由太古码头起航，30日抵达南京，队长王培元亲自进城引渡难民，被困城中，险些丧命。9月1日，“大通”号返回上海，因封锁过严，仅救得难民 808 人，伤兵伤民 53人。

“大通”号两度开赴南京，救护难民出险3000余人，伤兵伤民160余人。9月2日后，南京的炮声终于停了下来，“大通”号功德圆满。对盛宣怀的“恩德如山”，沈敦和等红十字会同仁以及南京难民，赞不绝口。

16、“狼”战救护再施援手

“二次革命”的救护刚刚告一段落，“狼”烟又起——白朗起义引发的豫皖兵灾，中国红十字会紧接着不得不投入到新的救援工作中。

白朗(1873-1914)，字明心，河南宝丰人，身材高瘦，腿长行快，故按“白朗”谐音给他“白狼”的绰号。官方称“狼匪”。他虽然目不识丁，但敢作敢为。

民国初年，河南灾荒严重，加上河南都督张镇芳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白朗与宋老年、李鸿宾等绿林头目联合，以舞阳县母猪峡为根据地，提出“打富济贫”的口号，很快成为一支具有规模的地方武装。

二次革命前夕，白朗军接受了革命党人联合反袁的要求，在河南发动武装起义，先后攻克唐河、禹县等地，队伍不断壮大，到1913 年底，发展到了近万人，白朗自称中华民国扶汉讨袁司令大都督。

白朗不断出击，使河南都督张镇芳疲于奔命。1913年9月下旬，白朗率军南下湖北，攻占鄂北重镇枣阳县城10月6日弃城北上，11月12日占领河南宝丰县城。

白朗军已成为二次革命后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支武装反袁力量，不能不引起袁政府的严重关注，袁世凯一面严令张镇芳限期肃清，一面增兵河南。进入豫西的总兵力达三万人。当大兵云集之时，白朗跳出包围圈，并于1914年1月11日、15日16日连克光山、光州、商城三县城接着兵进安徽，24日克六安，2月6日攻进霍山，鄂豫皖三省震动。

战火蔓延，生灵涂炭。天职攸关，中国红十字会当然不能置若罔闻，坐视不救。2月2日，沈敦和副会长分别致电固始、颍州、庐州、正阳、临淮等地分会，请速“遣队出发”，实施救援。但毕竟战灾面广，分会能力有限仍不得不向总会请援，求助函电如雪片纷飞。

救援急不可缓。中国红十字会除组织战地各分会救死扶伤外，又电请庐州、芜湖等地分会派员冒险前往被兵之地，调查灾情，以便实施赈济。

调查结果“难民不下百余万口”，因此如果没有“大宗款项，万难救济”。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灾情的严重性和赈灾的紧迫性。中国红十字会可谓重任在肩。不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赈济“狼灾”，红十字会不得不先行筹款募捐。

沈敦和副会长以总会总办事处的名义不断在《申报》刊登募捐广告，急切呼吁社会各界伸出援手，救助遭受兵灾的难民。

中国红十字会前会长盛宣怀，再次挺身而出了。

2月26日安徽都督倪嗣冲致电盛宣怀，告知六安霍山因“狼”战使数万难民遭受池鱼之殃，请他这位大慈善家派员赈济。盛宣怀觉得兵灾救护是红十字会的职责，与一般水旱灾害由慈善组织救济不同，因此特别向中国红十字会捐银一万两，这是一笔巨款，他写信给沈敦和副会长，请他安排专人前往六安、霍山等地救济难民。

沈敦和正为筹款之事发愁，盛宣怀雪中送炭，令沈敦和感动不已。他与安徽旅沪同乡会联系，委托同乡会张瑞臣、朱星五、周谷生携带善款、药物、食品等奔赴六安霍山，在分会和地方官绅协助下，散放急赈，直到5月底才完成使命。

1914年5月，白朗军转战陕西、甘肃，中国红十字会鞭长莫及，只好请陕、甘等地的传教士调查灾情，量力接济。

4月30日，沈敦和致函盛宣怀，尊称“补公会长”(盛宣怀又号“补楼”)，感谢他慷慨支持，同时特制金表两块，作为纪念。5月6日，沈敦和又致函盛宣怀，再次感谢并遵照《中国红十字会章程》，授予他“有功章”及“特别会员”荣誉。

皖、豫兵灾的救护持续到1914年8月初白朗起义军被镇压才算结束，在这半年中，中国红十字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投人救援，救助数万人。这其中，盛宣怀大力相助，功不可没。

17、走完人生之路

“狼”烟散去，而不久之后日德青岛之战的救护、水旱灾害的赈济，盛宣怀都很关注，但心力不济。经过罢官之后的流亡、财产充公等一系列的打击，他已是身心俱疲，老肺病时常发作，折磨得他筋疲力尽，吃饭不香，夜不能寐，有时候连话都说不出来。

1914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全球经济危机加重，连带他经营的工商企业受到冲击，钱越来越难赚。为此，他总觉得愧对红十字会。他在给任锡汾的信中倾诉衷肠，说对红十字事业，他“自问热心何减昔日?”

虽然不再是红十字会的领导人，但作为“老红十字会”，他与红十字会有未了之情，热心红十字事业，并没有因为被罢免会长而画上休止符，因此对红十字会能帮则帮，毫不吝啬。只是“迫于实力，只能稍尽绵薄”，他已经不是从前的中国首富，已经没有了从前的经济实力，只能尽力而已。

▲1915年，暮年的盛宣怀在老公馆内留影，次年即离世

1916年4月27日，七十三岁的盛宣怀病逝于上海，走完了他跌宕起伏的人生之路。

他所开创的招商局下半旗志哀三天。红十字会同仁闻此噩耗，也是悲痛万分。他的离世，是红十字事业的巨大损失。

为了缅怀他的业绩，这年底的12月10日，中国红十字会与汉冶萍公司、招商总局、通商银行、三新公司联合，在上海天津路红十字会时疫医院为盛宣怀举行隆重的追悼会，追思这位先贤。

追悼会上，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沈敦和致悼词，对盛宣怀兴办轮船、电报、铁路、矿山以及捐助水旱兵灾、资助学校教育等方面的事迹，做了简要回顾，称他为“大实业家而兼大慈善家”。沈敦和深有感触地说，在日俄战争中，众多东北难民走投无路，正是在盛宣怀支持下，才建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东北同胞才有了生路。中国红十字会走到今天，盛宣怀“开创”之功，永载史册。

按照常州的风俗，盛宣怀的灵柩要在老公馆停放一年半，1917年11月18日才举行出殡仪式。盛宣怀夫人庄德华精心安排，要把葬礼办得风风光光。

盛宣怀是那个时代的“传奇”，他的葬礼的确不一般，“大出殡”轰动了整个上海，送葬队伍从斜桥弄(吴江路)一直排到外滩，规模盛大，浩浩荡荡。租界当局为此专门进行交通管制。“大出殡”耗资三十万两白银，盛宣怀可谓享尽哀荣。

灵柩途经上海的大马路(南京路)、广西路、四马路(福州路)到外滩的轮船招商局金利源码头上船，24日运到苏州，安放在留园。这是当年他父亲盛康置办的家产。

留园与苏州拙政园、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并称中国四大名园。园内布置精巧，奇石众多，建筑艺术精湛，厅堂富丽堂皇。虽然留园是盛宣怀的私家园林，但忙于事业，他在园中居住的时间却少得可怜。“安顿”留园，可以使他享受这里的清静。直到几年后的1920年农历二月二十一(公历4月9日)，他的灵柩才安葬在江苏江阴马镇老旸岐的盛氏祖坟墓园。

18、“身后”的慈善

斯人已去，留下偌大的财产，如何处置?

盛宣怀是红极一时的中国“首富”，虽然辛亥革命后家产“流失”很多，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还是大富豪。

盛宣怀同时也称得上中国“首善”，一生都在从事慈善公益事业，包括矢志不渝支持中国红十字事业。他会因为生命的终结而放弃他一生钟爱的事业?

“身后”的遗产自然留给儿孙，但不是全部，公益慈善他绝不能不放在心上。考虑再三，盛宣怀在生前立下遗嘱，在他百年之后，遗产的一半由子女继承，一半设立“愚斋义庄”。

“愚斋”是盛宣怀的号。“义庄”是救济族人的田庄，还做一些公益慈善。换句话说，设立“愚斋义庄”的目的，就是为了救助盛氏族人、贫苦人家及支持社会慈善事业。盛宣怀与慈善，有着未了的情缘。

盛宣怀究竟有多少遗产?没人说得清。不过，盛宣怀生前已经做出安排，委托李经方清算、监管。

李经方是谁?不是别人，而是盛宣怀生命中的贵人李鸿章的长子。他本来是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之子，1862年，李鸿章已经四十岁了，膝下无子，便将李经方过继为长子。两年后的1864年，李鸿章虽然喜得贵子并取名李经述，但仍以李经方为大儿子。李经方在父亲的提携之下，在外事方面崭露头角，历任出使日本、英国大臣，回国后担任邮传部左侍郎。他懂五国外语，精明能干。因为盛宣怀与李鸿章的特殊关系，盛宣怀把“身后”财产的监管托付给他，是可以理解的。

盛宣怀去世后，李经方开始执行盛宣怀遗嘱，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盛氏财产清理处，清理盛宣怀名下的所有财产。1917年6月1日，他主持召开盛氏家人参加的亲族会宣布成立“愚斋义庄”。

盛宣怀家大业大，清理工作进展缓慢。经过两年半的努力，总算清理完毕，确认盛宣怀遗产总额为白银1160多万两。

1920年，由盛氏亲族会议做出议决，一半分给五个儿子，一半捐人愚斋义庄，各得 580 多万两。盛氏五房子孙将580多万两银子平分，每房各得遗产116万两。

愚斋义庄的财产管理，是一件大事。作为财产监督人，李经方召集盛氏五房及亲族会议，商定成立董事会，订立章程，要求董事会遵照章程办事，只准动用利息(本金不动)，不得变卖义庄财产，以其中四成作为慈善基金，四成作为盛氏公积金，二成作为盛氏家族公用。这样的安排，兼顾到盛氏家族利益和社会公益慈善的需要得到盛氏亲族和社会各界的好评，还获得了政府嘉奖，1921年10月31日，北京政府大总统颁发了嘉奖令。

照章办事，皆大欢喜，盛宣怀如地下有知，一定感到很欣慰。

▲盛宣怀夫人庄德华六十寿诞全家福

的确，有盛夫人庄德华在，大家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庄夫人善于理财治家，也很强势，说一不二，是盛氏家族的顶梁柱。

1924年9月、1925年1月，接连爆发两次江浙战争，长江三角洲地区深受其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及各分会竭力开展战地救护。庄夫人继承盛宣怀遗志，给予红十字会力所能及的支持。1925年2月1日，中国红十字会常州分会会长伍玑致信庄夫人，告知常州地方兵灾严重，常州分会不遗余力进行救助，只是经费困难，恳请庄夫人解囊相助。2月17日，庄夫人回信，捐助3000元，并在上海开办一个收容所，尽绵薄之力。

▲庄夫人手迹

天有不测风云，当人们渴望盛宣怀遗产能够发挥更大的慈善作用时，1927年秋天，庄夫人突患痢疾，不幸离世，享年六十二岁。她是盛家的台柱子，她这一倒，盛家子孙群龙无首。盛宣怀遗产成为敏感问题。

果然，没过几个月，人们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老四盛恩颐无视父亲遗嘱，突然向法院提出，要将早已归人“愚斋义庄”用于慈善基金的遗产，由盛氏五房分掉。这一下，在家族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

江苏省政府对盛宣怀遗产垂涎欲滴，趁机插手。不久，江苏省政府发出通告，命令把愚斋义庄财产的四成上缴国库，充作军需。随后，盛家的三位公子盛恩颐(老四)、盛重颐(老五)、盛升颐(老七)以及两个侄子盛毓常(长房长孙)、盛毓邮(盛老四之子过继给三房)，准备将剩下的六成义庄财产，计银350万两平分；把尚未出嫁的七小姐盛爱颐和八小姐盛方颐排除在外。

这引起七小姐盛爱颐的强烈不满，为争得自己的权益，她要打一场官司。

原来，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女子没有财产继承权。不过，社会在进步，男女平等成为时代的潮流。依据民国法律上关于男女平等的条款，以及1926年1月16日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中的有关条款，未嫁女子与其兄弟享有同等继承财产的权利。盛爱颐本人与盛方颐(八小姐)，不言而喻理应有继承权。

1928年6月，盛爱颐将三个哥哥及两个侄子告上了法庭。消息一出，立即引起轰动。虽有反对的声音，但更多的是摇旗呐喊，进行声援，包括宋霭龄、宋庆龄，也力挺盛爱颐。

▲七小姐盛爱颐

9月5日开庭，盛况空前，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件女权案”，自然会引起各方关注。根据法律，法庭认为盛爱颐拥有与她的胞兄和侄子一样的权利，判决将义庄财产分为七份，盛爱颐应得其中一份，计白银50万两(1932年她用这50万两巨款在上海市静安寺附近建造了一座美式风格的“百乐门舞厅”，成为上海滩著名的建筑)。同样，八小姐也赢得了50万两。

一场官司，葬送了“愚斋义庄”，断送了盛宣怀的慈善之路，这是盛宣怀绝对没有料到的。为了慈善事业，他煞费苦心，精心勾画“愚斋义庄”蓝图，可是竟成泡影，如果泉下有知，盛宣怀一定痛心疾首，无可奈何的他，只能三叹家门不幸!

尾声

在中国近代史上，盛宣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传奇”。著名史学家、《盛宣怀传》的作者夏东元先生，说他是“处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他所创造的十一项“中国第一”，就是“非常之人”的最好说明。参与创建中国红十字会以及出任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会长，这项“第一”告诉人们，为官之道，为商之道，不能没有博爱胸怀，不能不尽一份社会责任。

盛宣怀是大富豪，同时又是大慈善家。在他一生中，有人统计，累计个人捐款一百几十万，以今天币制来计算，有人民币上亿元了。在民穷财尽的近代中国，这绝对是“天文数字”，说他是“首善”，一点也不为过。设立愚斋义庄，至死不忘慈善公益，虽然义庄没有维持长久，但这种精神，令人感佩，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