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德国装甲掷弹兵的亲身经历

来源: 知乎作者的夏逸凡

题图：正准备发起进攻的德军士兵。德军步兵班的核心是班用机枪，最初是MG 34，后来换成MG 42。机枪手配有一名副射手和一名弹药搬运兵，但在实际中，包括班长和六名步枪手在内的大多数班组成员都会携带机枪弹药

注：本文编译自《Clausewitz Spezial Nr.50 Panzergrenadiere》P54-P61，由阿尔敏·福勒（Armin Fuhrer）所著的《„Alles flutet zurück” – ERLEBNISBERICHTE DEUTSCHER PANZERGRENADIERE》。

无论是在雨水与泥泞中，还是在冰冷的零下气温中挨饿受冻，无论是在遭遇敌军的猛烈进攻之后，还是在难得的休整间隙，多年以来，一些身处前线的二战德军装甲掷弹兵依然能坚持抽出时间，在闲暇之余定期写下日记，记录他们的亲身经历。

他们通常只是把他们所经历的事情简单如实地记录下来。除却英勇的作战行动外，这些朴实无华的文字是压抑的见证，不仅映照出战争的恐怖，也记录着一个死亡无处不在的时代。

在这些日记中，装甲掷弹兵们往往只是顺带提及胜利与失败，他们对平民的苦难视而不见，也无暇反思自身的恐惧。在大多数时候，他们所写下的内容仅仅只涉及到如何才能活下去，而那些始终在最前线作战的装甲掷弹兵则更是如此。

一、胡戈·哈默 -“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胡戈·哈默（Hugo Hammer）就是这样一位装甲掷弹兵。尽管身处战火与艰辛之中，他依然抽空写下日记。1941年，时年30岁的哈默作为一名隶属于第13装甲师第93装甲掷弹团第4连工兵排的豁免兵，被派往东线战场。1941年9月28日，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jepropetrowsk）附近，关于自己在前线度过的第一天，这位园艺工出身的装甲掷弹兵如此写道：

“8点15分，我们发起进攻。我第一次听到敌人的炮弹呼啸而来，迫击炮在我们之间爆炸。我们下车，徒步继续前进。我们的坦克绕过一个大村庄，从后方包抄敌人。冯·拉采格（Raceg）中校的脸部被弹片击伤。大约10点左右，我们达成了作战目标。村庄被攻下，敌人被击溃，大批俘虏往回押送。营里有3人阵亡，67人负伤。”

三个月后，哈默因负伤而被送进了野战医院。重返前线后，他亲身体会到了德军领导层的失误 —— 他们根本没有为冬季作战做好准备。哈默写道：

“现在我们又得重新修建掩体和新的营部。严寒似乎达到了极点，这十天里，气温一直在零下40至45度之间徘徊，还伴随着猛烈的暴风雪。

风总是从敌人那边吹过来，我们整天迎着寒风。敌人试图利用这一点，频繁向我们发起进攻。每天我们的阵地都遭到敌人炮火轰击，再加上酷寒，我们每天都有伤亡。好几名战友在哨位上被冻死。营里每天都报告有10到18例冻伤。我们每个人的脸和手上都长着冻疮。”

一个任何摄影师都会被吸引的骇人而诡异的场景，这些冻僵的马匹被德军通信兵临时当作电线杆来使用

从那以后，严重的风湿病痛就一直折磨着他。

不过，尽管在冬季遭受挫折，1942年春天，战线再次向前推进，哈默依旧保持着乐观。但此时的他对战争已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例如，他在1942年7月23日写道：

“5点向罗斯托夫发起进攻。8点抵达城市西北缘。我们进入机场，郊区正在被肃清……火车站在燃烧。巷战爆发了。我们的飞机在我们前方，向城内投下炸弹。傍晚，‘维京’师进入城市。”

第二天，他如此写道：

“在罗斯托夫。我们五名工兵在夜间参加警戒。其间，豁免兵克纳克（Knake）在1点到2点之间站岗时中弹身亡。我们找到他时，发现他的头部中了七到八颗冲锋枪的子弹，他被打得头骨粉碎，已经死去。”

同年10月，哈默获得二级铁十字勋章，对此他对此只是冷淡地记上一笔。

在授勋仪式后，十二名士兵自豪地站在镜头前合影，他们都因在面对敌人时的英勇行为而获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

1943年3月，在又一次因伤住院期间，尽管德军屡遭重挫，而苏军攻势猛烈，哈默仍对局势的好转抱有希望。他写道：

“过去一周，敌军在东线损失了1060辆坦克。德军发动了几次成功的反击。我军潜艇在各大海域上取得的战果在不断增加。在非洲对美军也取得了胜利。”

然而，到了夏季，他不得不承认苏军已经掌握了主动权。至此之后，他的营便不断向后撤退。1943年8月8日，他写道：

“早上4点我们继续行军，方向是费奥多西亚（Feodosia）。行进120公里后，在帕拉帕奇村（Parapatsch）停下。但村子里已有其他部队驻扎。这里的环境糟透了，没有树林，没有灌木，也没有水。这里有的大多只是些已经被炮火摧毁的残破房屋。”

该时期甚至一度出现了全营被敌军包围的危险：

“晚上20点，连队与敌军脱离接触。整整一夜都在后撤。像往常一样，途中发生了严重的交通堵塞。第9装甲师也在同一条道路上后撤。我们途经的所有村庄都在熊熊燃烧。”

被发现支持游击队的村庄常常被烧成废墟。大多数俄国民居的屋顶要么是木瓦，要么是茅草，极易化为灰烬

1943年10月，该营继续向西撤退。许多战友在此期间阵亡，正如哈默所记录的那样。10月25日，他写道：

“敌军突破了右翼，并切断了部分连队。这些部队虽然损失惨重，但还是成功突围出来。我们的7.62厘米反坦克炮被敌人从后方突袭，只有迈尔（Majer）军士长得以毫发无伤地撤回。整个炮组几乎全员阵亡，只有因腹部中弹而身受重伤的豁免兵斯坦克（Steinke）被带了回来。步兵炮排的克林科（Klinko）中士也没有回来。”

半年之后，苏军的继续推进迫使德军节节败退，而德军则是在各处都实行“焦土政策”。这一点在哈默的记录中也得到了体现。他在1944年3月29日写道：

“我们已经在这里驻扎了3天。我们的任务是准备摧毁大型粮仓，以及车站里停放的弹药列车和其他物资仓库……很快，整个车站变成了一片火海，弹药爆炸声不绝于耳。”

不久之后，哈默再次负伤，在野战医院里度过了几个月后，他被授予一级铁十字勋章。尽管亲身经历过东线的残酷现实，但在1944年夏天，他仍然相信纳粹政权鼓吹的所谓的“奇迹武器”能够扭转局势。

哈默最后一次日记的日期是1945年1月1日：

“1945年1月1日凌晨5点，元首向德国人民发表了新年讲话。”

此时，哈默已升为中士，隶属于“慕钦堡（Münch­berg）”装甲师，该师在柏林的最后决战中被歼灭。他很可能在1945年3月或4月的战斗中阵亡。至此之后，再也没有与他相关的任何消息。

二、沃尔夫拉姆·齐默 – “三分之二的人已阵亡”

当胡戈·哈默已在前线积累了最初的战斗经验时，来自萨克森州卡门茨（Kamenz）的沃尔夫拉姆·齐默（Wolfram Zimmer）于1942年3月从学校的课堂直接被送入军营，在此之前，齐默才刚刚通过高中毕业考试。齐默在前线写了许多笔记，后来又加以整理，将其扩写成文。

齐默很幸运，1942年10月，他没有被调往斯大林格勒，毕竟仅仅3个月后，第6集团军就在那儿全军覆没。与此相反，他先是被派到法国，直到1943年6月12日才突然被调往东线，前往哈尔科夫以北的战区。

两列运兵火车暂时停下，让士兵们下车活动一下筋骨。德军的军用列车是标准化配置，其中一种“I型”列车由26节平板车、28节货车厢和1节制动车厢组成，可载350名士兵、20辆车辆和70匹马。按照这种载运量，一个步兵师需要70列火车运输，一个装甲师则需要90列

齐默并没有对在未来等待着他的一切一无所知，他也不是盲目受宣传机器所驱使的牺牲品。他如此写道：

“在德国时，乡亲们向我们挥手致意，在莱茵兰，人们大幅度地挥舞着整只手臂，而在西里西亚，人们只是用手轻轻挥动。这大概跟性格有关吧。在乌克兰，铁路旁已经随处可见被炸毁的列车残骸，偶尔还有运送伤员的列车迎面驶来，这让我们不禁陷入沉思。”

他继续写道：

“在整段行程中，我们几乎听不到任何与战况有关的消息，当时既没有报纸，也没有广播。可在那时候，二战中最大规模的坦克会战正在激烈地进行着，而我们早已注定是要去填补预计中的伤亡的，也就是‘堡垒行动’，库尔斯克战役！”
齐默在第11装甲师第110步兵团中担任半履带装甲车上的机枪手，他所经历的战斗几乎总是处于持续不断的撤退。他在1943年夏天写道：

“直到前一天，我们师还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南翼发动了损失惨重的进攻。现在部队已经后撤并转入了防御。苏军的兵力实在是太过庞大了。”

谈及他的作战经历时，齐默如此写道：

“其他疲惫不堪的战友都睡着了。这是一种全新的、非常特别的感觉：既为能站在最前线的战场而自豪，既感到自己肩负着对沉睡的战友、对祖国、对家乡亲人的责任……但同时又感到压抑，因为在这黑暗夜色中的某个未知的地方，敌人，仇敌！他们就在那儿！

究竟是我先发现他，还是他先发现我？恐惧也随之而来。在第一次经历战火洗礼的这几个小时里，恐惧并不算很强烈，毕竟我们是被系统训练出来面对它的。但这种恐惧确实存在，而且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伴随着我们。”

一辆停在院落中、已做好伪装的SdKfz 221，一位已在墙上架起机枪的乘员正在借机写东西

他继续记述自己的前线日常：

“我一向很喜欢射击，而且也算是一位好枪手。但在这里，敌人的子弹从自己的耳边呼啸而过，这声音听起来相当可怕，尤其是伴随着坦克发动机的轰鸣声时。好在敌人的炮兵似乎还没跟上来。我们直到距离200米时才开火，这迫使伊万们在毫无掩护的地面上直接卧倒。可即便如此，他们仍暴露在我们精准的火力之下。还能动的人立刻拼命逃往巴尔卡峡谷……

直到那时我才注意到，在我们的右翼隐蔽着4辆伪装良好的Ⅳ号坦克。它们就像在操练场上一样开火射击。我第一次看到坦克被击中燃烧，或者更具体地说，是T-34的炮塔被掀飞到空中。其余的敌人很快撤退了，只留下7辆坦克残骸和大约80具遗体。

下午3点左右，一切重新归于平静。我方没有损失。我学会了如何进行精准射击……无论如何，我算是经历了‘战火洗礼’，虽然心脏不断狂跳，但我总体表现得相当不错。”

一辆被击毁的T-34坦克

在这里，齐默谈到了自己的感受：

“那种在前线就从未离开过我们的恐惧，被自小训练出的意志力勉强压制住。至于我第一次伤害甚至杀死了别人，我们早就在心理上为此做好了准备。而且，更重要的是，人会本能地理解一条古老的前线法则：不是他死，就是我亡！没人能逃避这一点!”

当时德军仍然取得了一些战果：

“偶尔也出现过无序撤退的情况。但我们的优秀战术始终更胜一筹。在库斯托沃（Kustovo），15辆‘豹’式坦克在没有任何损失的情况下击毁了35辆T-34和KV-1。大约在8月6日至8日，我们的半履带装甲车营一直伴随装甲团的一个营行动。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反击，不是为了阻止敌军推进，就是为了弥补步兵防线的缺口。装甲师越来越像救火队。在此期间，敌我态势有时相当混乱。”

齐默在1943年经历了东线的撤退战斗，尽管年纪尚轻，但他却很快就成了他自己所说的“前线老兵”。1944年夏季，他被调往法国并被分配至第11装甲师，他在普罗旺斯作战并亲历了盟军的“龙骑兵”行动，也就是盟军登陆法国南部的作战。

1944年秋季，他被送入西里西亚的军校进修。1945年1月12日，苏军发动大规模攻势，齐默写道：

“在那一刻，作为大德意志的候补军官，我第一次彻底明白，这场战争已经彻底输了。”

凭着好运的又一次眷顾，齐默在德国中部侥幸逃脱了战俘命运，他辗转各地，于7月中旬回到家乡。他后来得知，当年与他同班，一起高中从毕业的28名男生中，仅有9人在战争中幸存下来。

三、汉斯·彼得·齐格尔曼 – “一切已经彻底崩溃”

与齐默不同，汉斯·彼得·齐格尔曼（Hans Peter Siegelmann）从战争开始的第一天就参战。他相信纳粹政权在发起进攻前的最后几周散布的反波兰宣传。尽管如此，他并不是毫无思想的战争狂热分子，他读过荣格尔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录的《钢铁风暴》以及雷马克的反战小说《西线无战事》。

然而，作为第3装甲师的一员，齐格尔曼亲历的波兰战役因德军的那闪电般的作战速度而显得几乎像是一场冒险。这种感觉直到1940年春季的西线战役中也没有改变，尽管当时他第一次在法国小城圣弗洛朗坦（St. Florentin）陷入真正的危险境地，但他最终安然脱险。他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为他赢得了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

一年之后，他所在的部队又作为前锋参加了对苏联的进攻。他已经预感到，这场战役将不同于以往的闪击战。不过他仍努力给自己打气：

“1941年6月21日，星期六深夜，一个又一个团向前推进至距离布格河西岸一米的位置，我的连队也在其中，我们进入了集结地，准备对苏联发起进攻。一种沉重的压力和前所未有的紧张感笼罩着我们所有人。俄罗斯的疆域是如此辽阔无边，哎，算了吧，只要像以前那样充满干劲，按照惯常的那些打法，这次也会一切顺利的。”

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是对的。从一开始，他的营就陷入了激烈的战斗。不过，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德军依然一路告捷，再次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在战争初期的闪击战中，德军缴获了大量战利品，这些满身尘土的步兵正与一辆被缴获的T-26坦克合影

但到了11月，寒冬骤然降临，1月时气温更是降至零下45度，德军的攻势最终停滞。齐格尔曼和数十万德国战友一样，成了德军领导层巨大误判的牺牲品 —— 他们根本没有为冬季作战做好准备。

齐格尔曼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自己的战斗经历：与敌人的大会战与小冲突，严寒、饥饿，以及在少数得以喘息的间隙里短暂享受生活的时刻。凭借技巧、勇气与运气，他艰难地挺过了东线的残酷战斗。

阅读他那记录详尽的日记时，读者会强烈感受到，他在上述提到的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活过每一天。

正在休息中的第16装甲师的士兵们。音乐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大多数部队都有手风琴或口琴等乐器和会演奏乐器的人，用音乐来鼓舞士气，或是帮助缓解战斗带来的压力与创伤。有的部队还会配备留声机

最终，一颗子弹射穿了齐格尔曼的右膝关节，在经历一段艰险的旅程后，他被送进特罗保（Troppau，今捷克奥帕瓦[Opava]）的野战医院。医生们为他简单处理了伤口，但到了1944年9月时，他又被派往西线。

这时候，战火已经烧到了德国本土，他第一次开始认真思考这场战争对平民意味着什么：

“往昔的战争记忆被唤醒。这些年以来，我见过多少位于战区里的城市，但那些景象都发生敌国的领土上！当时我只是把那些地方简单地看作是‘战区’，也就是交战地带。而如今却是德国的故土在被蹂躏，一次又一次被战火翻耕犁平。看着那些彻底被炸毁的城镇和村庄，而它们此刻还承受着阵地战的炮火轰击，一想到曾经住在那里、幸福生活的国民同胞，真是令人心碎滴血！”

但在下一句话里，他又立刻把这些念头贬为“市侩式的多愁善感”。

然而，他不得不承认，这场战争已毫无意义：

“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我们这个连步枪都配备不齐的国民突击队，却要面对装备最先进、实力远胜我们的敌方装甲部队。我们为数不多的军官在敌人一波又一波的装甲洪流中，以超人般的意志拼尽全力地坚守阵地。

有些人精神崩溃，许多人阵亡了。在最艰苦且持续不断的战斗中，国民突击队很快成群结队地溃逃或是投降。短短几天内，我不得不给师部上报了数千人的减员！”

到了4月初，当齐格尔曼在科隆地区作战时，一切已经彻底崩溃。

美军第七集团军第121战斗侦察中队的一辆M8“灰狗”装甲车乘员正在押送一群德国士兵前往战俘营。这支部队从诺曼底一路战斗，经阿尔萨斯和萨尔地区，最终抵达奥地利。此后，他们一直作为驻奥占领部队留守至1945年10月

他代表着成千上万德国士兵，沮丧地写道:

“此刻，我内心的世界彻底崩塌。随之如肥皂泡般破灭的，不仅仅是职业理想，而是更多的事物……我的全身心都是一名军官！我曾如此自豪地穿着国防军的军服，而这支军队曾为我们的祖国争取到了历史上最广阔的疆域。

尽管在5年半的苦战中，曾经涌现出了无数真正的英雄事迹，但它最终仍旧未能在群敌环伺下，保护祖国免遭其历史上所经历的最惨重的灾难。

而如今，我们曾经给敌人造成过如此沉重的打击，既然他们现在已经取得了胜利，我们又能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呢？混乱、毁灭、奴役！家乡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齐格尔曼甚至一度萌生了自杀的念头，但他最终被美军俘虏了。在战俘营度过六个月的战俘生涯后，他获释回家。就像千万个侥幸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士兵一样，他开始了新的生活。

从今天的“6月17日大街”（原名夏洛滕堡大道，后为纪念1953年东柏林起义而更名）向勃兰登堡门方向望去，可以看到位于照片左侧的一对T-34坦克，这座位于动物园区的苏军战争纪念碑于1945年11月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