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的最后八天
“盟军占领德国之后，真实的社会情状与道德问题浮出水面，摆脱纳粹的进程以未曾预想的速度开展着。第三帝国的最后八天中，我们看到战败者的痛苦与冷漠、希特勒神话的颠覆……
这是一场复杂的结束，同时也是一场盛大的开始。只有清楚这段历史，我们才能更深切地感受到这场战争带来的灾难多么难以想象，而德国后来的反思历程又是多么艰难、漫长。”
本文选自: 《第三帝国的最后八天》
[德]福尔克尔·乌尔里希（Volker Ullrich） 著 何昕 译
一、对纳粹岁月的抗拒和排斥——既是开始，也是结束
盟军占领德国之后，真实的社会情状与道德问题浮出水面，摆脱纳粹的进程以未曾预想的速度开展着。第三帝国的最后八天中，我们看到战败者的痛苦与冷漠、希特勒神话的颠覆……
这是一场复杂的结束，同时也是一场盛大的开始。只有清楚这段历史，我们才能更深切地感受到这场战争带来的灾难多么难以想象，而德国后来的反思历程又是多么艰难、漫长。
当盟军在1945年春天攻占德国时，有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他们来到了一个似乎并没有纳粹主义的国家。“没有人是纳粹。没有人曾经是（……）”，美国战争通讯员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写道，她不禁惊讶地怀疑纳粹政权是如何做到将这场战争持续足足五年半的，如果真的没有人追随它的话。“我们带着迷惑不解和鄙夷的神情站在那里，毫不友善地听着这些故事，完全不带尊重。整个民族都在逃避责任，并不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场面。”
同样迷惑不解的还有国内的希特勒反对者们，他们亲眼目睹那些原政权的支持者们如何迅速地改变自己的信仰。“哦，现在没有人希望曾‘参与其中’；没有人会在四字字谜中对这个党的缩写认真以待；这些人物春风得意……真令人作呕。”作家威廉·豪森斯坦在1945年5月6日写道。
战争刚结束，人们对免除罪责证明，即所谓的“洗洁证”的需求陡增。柏林一个抵抗组织的成员露丝·安德里亚斯-弗里德里希写道：“他们一群群地过来，要求去除纳粹身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借口。突然间，每个人都有一个曾经想要救助至少两公斤面包或十磅土豆的犹太人。每个人都收听过外国电台。每个人都帮助过受迫害的人。这些事后自称为行善者的人常常既骄傲又谦逊地补充道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品行证明书成为此刻的主宰。”
摆脱纳粹的进程以惊人的速度展开。一夜之间，所有统治符号和标志都消失了。“这些天来，一股圣象破坏浪潮正席卷整个德国”，记者玛塔·希勒斯在投降一周后观察到。1945年8月，原纳粹党重要堡垒贡岑豪森（Gunzenhausen）的新任县长在“第三帝国”结束后的首份月度报告中写道：“尽管战争刚结束几个月，但几乎没有关于纳粹主义的任何言论，就算有，也是负面意义上的。在那些原本供奉着纳粹国家标志的家庭中，已经再也见不到任何纳粹主义的痕迹。”
苏联红军在柏林国会大厦上举起红旗。这个画面是苏联摄影师叶夫根 尼·哈尔杰伊于 1945年5月2日补拍的
希特勒神话完全被颠覆了。曾经受人崇拜的“元首”现在被称为没有地位的人，是人类的恶魔，人们无法抵抗其魔鬼般的诱惑力。因此，也没有必要为自己参与纳粹主义作出说明。如果有人要为罪行负责，那就是希特勒，就是希姆莱和他的党卫队集团——而自己与之无关，也不想再与其纠缠。曾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囚犯的尤金·科根（Eugen Kogon）在1945年底写了《党卫队之国》（Der SS-Staat）一书，该书是对集中营世界的首次描写，其中作出了如下令人沮丧的总结：在大多数德国人心中，良知的声音还没有觉醒；没有人愿意再听到纳粹暴行。“关于集中营的报道顶多是让人感到震惊或难以置信；它们几乎不会激起人们的理解，更不用说激发他们的感情了。”
越来越多的战败者将自己视为真正的受害者，认为他们在轰炸战或逃亡和驱逐中遭受了可怕的痛苦，而如今还要遭受盟军的不公正的严厉对待。“德国人认真地相信——每个人都是为自己着想，是不谋而合——他们的苦难超出了一切想象”，埃里卡·曼在1946年春发表的关于“德国状况”的报告中写道。她的弟弟克劳斯早在1945年5月就对许多同胞们的自满、自怜和无知感到非常恼火：“似乎他们只会抱怨自己所处的困境。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偏偏是他们要遭受如此大的痛苦。‘我们为什么要遭受这些？’他们睁着蓝眼睛用天真而无辜的语气问道。‘我们难道不是一直遵守法律的勤劳公民吗？’”
大多数德国人对他们给被征服和被占领领土的人民所造成的巨大痛苦不感兴趣，更不用说同情了。与之相对的是，他们以近乎顽强的勤奋忙于清理废墟和重建工作。1945年底，作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在德国南部的旅途中惊讶地发现，“这里的人们像蚂蚁一样在一个瓦砾堆里来回奔跑，兴奋地并且像工作狂一样奔走在废墟之间。
1945年5月2日柏林战斗结束后，柏林市民正从一匹马的尸体上分肉
两年半后，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也观察到类似的情况，那时是她自1933年被迫离开后第一次踏上这个国家的土地。她遇到的人“普遍缺乏感觉”“一种明显的冷酷感”，有时“用廉价的感伤加以掩盖”，她察觉到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长期存在的、有时甚至残酷的对承认现实发生的事并作出补偿的拒绝所表现的最明显的外部特征”：“当我们看到这些德国人如何忙碌地在他们千年历史的废墟中跌跌撞撞地穿行，面对被摧毁的象征物只能耸耸肩膀，或者当有人令他们回想起在世界其他地方犯下的暴行时，他们是如何怨恨这个人的，我们就会认识到，忙碌已成为他们抵御现实的主要武器。”
西部占领区及后来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有利于人们进一步逃离历史。在后来形成的第二个德国——民主德国中，官方所表明的反法西斯主义立场使人们不再需要反思自己也曾是纳粹主义的一分子。“失去哀悼的能力”——这是亚历山大和玛格丽特·米彻里希在1967年出版的书中提出的概念，指的正是这种压抑的过程。这种无能在两个德国都存在，尽管表现有所不同。
俯瞰被摧毁的科隆市，科隆大教堂也在视野中。这张照片拍摄于1945年3月初美军刚刚进驻时
1945年5月初，希特勒自1933年1月30日掌权所开始进行的一切都结束了。“希特勒的十二年执政足以使一个大国由盛转衰；这是多么令人震撼，竟不知从何说起。”挪威驻柏林记者西奥·芬达尔在5月9日总结道。这个战败国遭遇的军事打击如此彻底，经济损失如此巨大，所犯下的罪行史无前例，以至于当时有不少观察家质疑，这个国家是否还有未来。
然而，1945年5月8日不仅意味着结束，也标志着开始。除了筋疲力尽和痛苦，人们对生活的热情也提高了，甚至散发对于重新出发的异常欢快情绪。自由民主党政客希尔德加德·哈姆-布吕歇尔（Hildegard Hamm-Brücher）回忆说，她再也没有像当时那样“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能够继续活下去意味着什么”。在地狱中存活下来的幸福感释放着无法想象的能量。对于那些敢于反抗纳粹并保持住了体面和人格尊严的少数德国人来说也是这样的。“那十二年终于过去了。某种新的东西开始了（……）”，露丝·安德里亚斯-弗里德里希写道。“每一步都是新的开始。一举一动都承载着创建基础的价值和分量。‘着手做，快行动’是我们的口号。”
1945年5月初，柏林被解放者占领后，苏联强制劳工欢迎他们的到来。
对这位记者和她的志同道合者们来说，忙碌的清理工作并不是为了不久前的过去，而是正相反，是出于帮助建立自由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愿望。在“第三帝国”的舆论宣传下成长的年轻前线士兵和预备役的炮兵并没有像盟军所担心的那样变成狂热的地下战士，变成所谓的“狼人”。在经历彻底幻灭的震惊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冥顽不化，而是将1945年之前养成的奉献精神与对西方生活方式无比开放的心态结合起来了。
尽管在艰辛的日常生活中，单单为了活下去就要耗费所有精力，但是经历了十二年的同化和精神贫瘠后，人们强烈地渴望文化。先前被关闭的书籍、杂志、图片和唱片世界打开了。拥入剧院、音乐厅和电影院的是对新事物充满好奇的公众，这一现象空前绝后。
在满目疮痍、自以为是和失去哀悼的能力之外，标志着新开始的嫩芽也出土了。但是，直到民主在美国、英国和法国引导下重新扎根于德国西部的民众之间还需要一段时间。只有亲眼看见这种破坏——包括物质和道德上——的严重程度，才能理解1945年5月8日所发生的事情是多么的难以想象，以及今天我们能生活在一个稳定、自由与和平的国度是何等的成就。也许现在正是回想起这些的时候。
二、旧势力的幻想与溃败
5月5日这一天，第三帝国的纳粹残余势力仍抱有侥幸存续的心理，重新组建“帝国临时政府”。这仍旧由纳粹精英掌权的政府并不是一个新的开始，终究只是一个美丽的幻想。
新势力企图重新夺回人民自由的权力，布拉格爆发了人民武装起义。与此同时，盟军为散落在德国的“流离失所者”提供庇护，在战后秩序重建的期间，民族仇恨与矛盾仍在城市中暗涌。
01、“帝国临时政府”的美好幻想
5月5日，邓尼茨召见了他最亲近的同事，外交部部长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和希特勒的前军备部长施佩尔。最重要的议程是:”讨论政府和内阁组建问题。”最初，这位海军元帅有些犹豫不决，鉴于有限的行动范围，他不确定正式组建政府是否仍有意义。但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说服了他这样做的必要性。他认为，只能通过填补部门空缺来处理当今的紧急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减轻难民的苦难、保障民众的粮食供应以及重新启动交通和经济活动。因此，最终决定成立一个由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领导的”帝国临时政府”。但是，科洛希克拒绝了邓尼茨想要授予他的帝国总理头衔。他称自己为”首席部长”。为了强调新政府的临时性，部长们未经过正式任命，只是受命承担”事务的领导工作”。
在挑选部长时，应当只将专业能力作为决定性因素。但是实际上，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任用的人基本上都是1945年4月底逃往”北部地区”的部长和国务秘书，其中还包括一些存在严重政治问题的人。
即使是时年75岁，被科洛希克任命为帝国交通部部长以及邮政部长的尤利乌斯·海因里希·多普穆勒也绝非1945年后总被人赞誉的那样，是与政治不相关的专业人士。
这位帝国铁路的总指挥在 1933年3月向铁路工人发出呼吁，宣布无条件隶属”国家政府”，他于1938年2月被希特勒任命为交通部部长。但是直到三年后，他才加入纳粹党。在战争期间，他全力以赴地满足 国防军对德国铁路日 益增长的要求。他对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去往东部灭绝营负有责任。其国务秘书阿尔伯特·甘岑穆勒更是如此。党卫队全国副指挥卡尔·沃尔夫在1942年8月13日的一封信中感谢其对屠杀犹太人的支持∶”我非常高兴地从您那儿得知，14天以来每天都有一列载有5000名被选中民族的成员的火车驶往特雷布林卡，用这种方式我们能够大大加快这样的人口流动。”
这绝不是一个全新的开始。相反，原先掌权的纳粹精英仍然延续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盟军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把弗伦斯堡的”帝国临时政府”当作真正的谈判对象。
02、布拉格起义夺取自由
1945年5月5日早晨，捷克广播电台主持人用一个混合了捷克语和德语的奇怪句子开启当天的节目∶”Je sechs hodin”（现在是六点钟）。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主持人只说捷克语。他故意无视了德国台长的指示，即所有节目应继续用两种语言播放。旨在结束德国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统治的布拉格起义由此开始。
5月5日的早间广播令布拉格市民振奋不已，人们纷纷拥上街头。他们拆掉了木板和标志上的德文标志，并在公共建筑上悬挂捷克斯洛伐克的旗帜。在政府部门，捷克雇员取得了领导权并逮捕了德国上司。同时，示威者团体纷纷缴了德国士兵和平民的械。午间，广播大楼周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中午12点33分，主持人再次来到麦克风前并大声呼救∶”所有人快来捷克广播电台!这里有捷克人被枪杀!快点来!来助我们一臂之力!”这是武装起义的信号。
下午6点多，布拉格广播电台落入起义者手中，而捷克国民委员会——一个由多个抵抗团体于1945年2月底联合在一起的组织——向公众发布了宣言∶从今天起，国民委员会将作为”捷克人民革命运动的代表”接替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的职务;保护国不再存在。夜里11点，布拉格人民被动员起来在整座城市设立路障，以抵御德军可能的反击。呼吁得到了热烈响应。到5月6日破晓时分，在起义者控制地区已经搭建了约1600处路障 。
1945年5月5日至6日夜里，布拉格起义期间搭建的众多路障之一。（IMAGNO/Votava/dpa Picture -Alliance, Frankfurt/Main）
但是起义者们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援助。1944 年11月，德国人组建了一支由苏联志愿军组成的部 队，指挥官是安德烈·弗拉索夫中将，因此该部队也叫弗拉索夫军队，原本应该支持国防军对抗苏联。1945年4月中旬，弗拉索夫第1师共2万人在谢尔盖·库兹米奇·本雅琴科将军的率领下转移至保护国。
当时的传单上写道∶”我们作为苏联士兵，为捍卫俄罗斯民族的自由而斗争，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进一步的束缚，不能在捷克人民的这场斗争中袖手旁观。”本雅琴科将军的动机是完全利己的。他认为，通过支持起义，他和他的士兵将有机会不被红军俘虏。显然，他最初也没有料到美国人会停止他们在波希米亚西部前进的步伐，并将解放布拉格的任务交给苏联军队。5月6日中午，本雅琴科的部队分成三列，驾着坦克和大炮进驻了这座城市。他们成功阻拦了武装党卫队的袭击，并将其从若干城区赶了出去。
留在布拉格的德国人的噩梦开始了。在被德国占领的六年中累积的仇恨引发了血腥的复仇，无论是有罪者还是无辜者，一律难逃此劫。出生于1922年的彼得·德梅兹在布拉格长大，后来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日耳曼语言文学学者之一。他回想起当时恐怖的日子∶”一位老妇人被扔出窗外，一名参加德国乐团巡回演出的音乐家在街上被打死，因为他不会说捷克语;有些人即使不是盖世太保也被吊死，被汽油浇并像火把一样被点燃;愤怒的暴民闯入医院寻找容易伤害的对象（……）;德国人被赶到布拉格的电影院、学校、运动场、车库等许多地方，然后一起被运到附近的中转营地;截至6月，大约有3万人被驱逐出城。
布拉格发生的事，在1945年5月至7月期间也在原保护区和苏台德地区继续着。捷克士兵、革命卫队和平民四处猎捕德国人，暴力、谋杀和抢劫已成为例行日常。该国政治人物则进一步刺激了激烈的复仇情绪。例如，从英国流亡回来的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在苏联军队进驻布拉格三天后宣布∶”在这场战争中，德意志民族不再是人，作为人他们是无法让人忍受的，在我们眼中这个民族是一个巨大的人类怪物（……）。我们必须清算共和国中的德国问题。”
中、东欧的驱逐德国人行动持续多年，但再也没有出现比德国占领刚刚结束时更严重的暴行。
03、保护“流离失所者”
“1945年5月5日，欧洲盟军总司令德怀特·大卫·艾森豪威尔通过广播用多种语言向在德国的外国人，即所谓的”流离失所者”发表讲话∶”不要离开您所在的区域。请您等待安排。您可以和同国籍的同胞组成小组，并选出代表与盟军代表处谈判。”
“流离失所者”是欧洲盟军远征部队最高司令部在1944年11月的一份备忘录中首次对”出于战争原因而离开祖国，想要回国或寻找新的家乡，但没有帮助无法做到”的所有”平民”的统称。这个定义涵盖了来自各国的平民工人和战俘以及从集中营解放出来的外国囚犯。到战争结束时，共有约1100万这样的”流离失所者”，其中630万人位于西部三大占领区。
最大的群体即所谓的”外籍工人”，主要为来自波兰和苏联的年轻人，他们在战争期间被强行带到”大德意志帝国”。到1944年9月，外籍劳工人数已增加至760万，其中包括570万平民工人和近 200万战俘。在工业和农业劳工中，有四分之一来自国外。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惨败后，凭借大规模使用强迫劳动力，纳粹领导层才得以使战争又延续了超过两年。
4月28日，达豪集中营的囚犯在去往巴特特尔茨的死亡行军路上经过施塔恩贝格。该照片为秘密拍摄。（Benno Gantner/akg -images, Berlin）
在战争的最后几年，大规模的强迫劳动已成为德国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个较大的城市都形成了营地和住宿网络，每位居民都可以看到”外籍工人”被迫去工作或解除炸弹威胁。正如预期的那样，盟军进驻后发生了许多报复行为。美国人总结道∶”被强制运送而来的苏联人对德国统治者复仇的愿望最为强烈。”通常，这些强制劳动者并非毫无选择地报复，而是专门针对曾粗暴对待他们的上司，即工头、营地主管，以及鲁尔区的采矿工长。除针对个人的暴力外，还有抢劫和盗窃。”在德国人手里遭受饥饿和殴打的（外籍）工人在获得解放后不由自主地马上进行掠夺”，1945年4月初，美国记者玛格丽特·希金斯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报道中写道。不少流离失所者结成帮派，在营地附近四处游荡，寻找弥补多年苦难的补偿品。
尤其在1945年5月最初几天里这些流离失所者所犯的罪行在德国公众的认知中有很大影响。他们反社会、不受约束的”乌合之众”形象深入人心，而这一行为与纳粹统治下对这些强制劳工的歧视直接相关。在许多德国人心里，关于流离失所者暴动的报道显然不是那么令人不快，因为这样反而可以平息他们残忍对待”东方工人”和苏联战俘所产生的内疚感。
1946年1月，在原达豪集中营发生了戏剧性的场面，那里的两个营地被用来安置苏联流离失所者。美国士兵费尽心力劝说囚犯登上一列等候中的火车却徒劳无功。当他们最终冲进营房并使用催泪瓦斯时，许多流离失所者试图自杀。一名美军士兵在军队报纸《星条旗报》上写道∶”我们冲进去后发现，在营房里的不是人，他们是动物。美国士兵迅速剪断了大部分拴在横梁上的人的绳子。那些仍有意识的人用俄语向我们大喊，首先指着士兵的枪支，然后指着自己，恳求我们开枪杀死他们。”
1945年4月15日，解放后的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在英国士兵的监视下，原看守和德国平民在掩埋尸体。（akg -images, Berlin）
一小部分流离失所的犹太人则面临着特别的挑战。在后来的西部占领区，只有50000名至75000名犹太人在集中营中幸存下来;在获得解放时，许多人已虚弱不堪，且遭受了严重的精神创伤，他们失去亲人，无家可归，比其他人更需要帮助和关怀。但是，盟军政府最初对原犹太集中营囚犯的特殊情况缺乏了解。他们没有被当作一个单独的群体对待，而是不得不与其他非犹太流离失所者挤在人满为患的难民营中，这勾起了他们在集中营的痛苦回忆。
厄尔·G.哈里森（Earl G.Harrison）在1945年夏天受美国外交部门的委托视察美军占领区的流离失所者营地，他在8月24 日给哈里·S.杜鲁门总统的总结报告中作出了关键的判断∶”我们似乎像纳粹一样对待犹太人，唯一的区别是我们不消灭他们。他们被大批地安置在集中营中，这次不是由党卫队，而是由我们的军队看守。我们不禁要问，目睹这一点的德国人是否会猜测，我们在继续执行纳粹政策或至少欢迎纳粹政策。”
该报告迅速改变了当局的想法。于是由犹太人自主管理的纯粹犹太人营地立即建立起来;每天的食物配给显著增加，流离失所的犹太人也优先获得了住房。
在德国人中，流离失所的犹太人作为受害者群体受到了进一步关注，但是对犹太人的拒绝仍然存在。当时14岁的露丝·克吕格在经历了泰雷辛施塔特集中营、奥斯威辛 -比克瑙集中营以及格罗斯-罗森集中营的附属营克里斯蒂安施塔特后幸存下来，并在巴伐利亚州的施特劳宾找到了住所。她后来在美国成为一名知名的文学研究者和作家，几十年后她回忆道∶”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仇恨被压抑到潜意识中去了，但它依然蠢蠢欲动，就像在高级炖锅里面的炖菜，关了炉灶后很长一段时间仍然在沸腾，并保持一定的温度。还能有其他可能吗?幸存者仅依靠自身的存在回忆着逝去的事和那些罪行。”
三、洞察真实的纳粹帝国诀别之日
最后的德国反抗势力停火，在苏联的抗议下，德国代表团重新签署了投降文件。盟军利用邓尼茨政府的“闹剧”统治使战后的德国人服从，这场利用也推进了伟大的最终胜利。
德国的无条件投降是”人类历史上爆发的最令人快乐的信号”，没有黑暗的夜晚终于到来，欧洲被胜利的喜悦包裹，庆祝着和平时代的最终到来。
01、重新举行投降仪式
1945年5月8日当艾森豪威尔收到苏军副总参谋长 阿列克谢·安东诺夫（Alexei Antonow）的抗议电报时，兰斯投降书上的墨水还没干∶苏联最高统帅部拒绝承认签字，因为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交付的投降书文本与之前受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政府委托由欧洲咨询委员会所编写的文本不符。艾森豪威尔急忙向其保证，他”一丝不苟地履行了义务”，没有单独签署停战协定。而且，苏联代表苏斯洛帕罗夫将军也出席了兰斯会议，并共同签署了这份文件。
1945年5月7日夜里，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在盟军位于兰斯的总部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左起：威廉· 奥克塞纽斯少将、约德尔、海军上将汉斯·格奥尔格冯·弗里德堡）。（akg -images, Berlin）
但斯大林坚持要求在被红军占领的首都柏林重新举行仪式。苏联蒙受了最大的战争损失，因此他认为，应当由德国国防军三军最高代表在同盟国高层代表的见证下进行投降，这样才是公正的。艾森豪威尔最初同意亲自参加，但在他的参谋部成员以及丘吉尔的反对下只得作罢，理由是∶德国人已经在兰斯无条件投降了，而在柏林重新举行仪式实际上是苏联人的事情，不过是出于斯大林对个人声望的需求。
朱可夫匆忙命人布置卡尔斯霍斯特先锋学校的食堂大厅，为仪式作好准备。红军士兵征收到了家具、地毯、玻璃杯、餐具和鲜花。通往该地的路上，瓦砾已被清除，并插上了用于装饰的旗帜。
德国代表团被安置在先锋队营旁的一栋小别墅里。原定于下午2点开始的签字仪式被推迟。不仅是因为胜利国代表一直为座位顺序和签字安排争论不休，而且他们在几小时内也无法就投降文本达成一致。西方盟国第一次感受到与苏联伙伴谈判的艰难，而这只是个开始。最终，获得通过的文本与5月7日的投降文件仅略有不同。”苏联军队最高统帅部”改成”红军最高统帅部”，并且在第6条中明确规定，仅以英文版和俄文版为准。
在等待期间，德国人有自助冷餐可用。时不时会出现一位好奇的记者拍照。当凯特尔对在他对面的一位苏联军官表示，他在乘车经过柏林时对其破坏程度感到震惊，他得到以下答复∶”陆军元帅先生，当几千座苏联城镇和村庄在您的指挥下被夷为平地，我们有几百万同胞丧命于废墟之中，其中包括数以万计的孩子，您难道不感到震惊吗?”
现场有不少人和美国海军副官哈里·C.布彻（Harry C. Butcher）的感受一样，觉得凯特尔的亮相”傲慢且充满挑衅”。他眼中的这名陆军元帅似乎是”普鲁士的化身”。而朱可夫则有着不同印象∶”不，这不再是那个高傲的凯特尔了，不再是那个接受战败了的法国投降的人。尽管他现在试图保持镇定，但他看上去非常沮丧。”
按照斯大林意愿再次举行的签字仪式：1945年5月9日凌晨刚过，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在柏林卡尔斯霍斯特签署无条件投降书。（AKG/ullstein bild, Berlin）
但是朱可夫命令德国代表团来到主席团桌旁。这位苏联元帅回忆说∶”凯特尔很不友好地朝主席团看了一眼，然后很快站了起来，他垂着眼皮，慢慢地拿起桌旁的元帅杖，然后迟疑地走向我们的桌子。他的单片眼镜掉落下来，在绳子上晃动，他的脸上布满了红斑。”10 这位陆军元帅在一张椅子的边缘处坐下，将帽子和元帅杖放在一边，摘下手套，将单片眼镜架在左眼前，在摄影师们的闪光灯汇成的”雷暴”中，他共签署了五份投降文件。时钟此时显示为午夜0点16 分。
凯特尔返回座位后，冯·弗里德堡和施通普夫在其后签下了名字。接着朱可夫和泰德作为盟军代表签字，斯帕茨和拉特尔·德·塔西尼作为证人签字。凌晨0点43分，仪式结束，朱可夫请德国代表团离开大厅。凯特尔、冯·弗里德堡和施通普夫站起来，鞠躬，然后离开，他们参谋部的军官紧随其后。
“突然间，充满整个大厅的紧张氛围消失了”，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观察到。”它飞走了，好像刚刚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现在全从胸口呼出去了。一种如释重负和筋疲力尽的感觉让所有人都松了口气。”朱可夫以苏联最高指挥部的名义向在场的人致以胜利的祝贺。苏军和盟军军官互相握手。
在随后的宴会上，人们为战友情而庆祝，并承诺要进一步加深反希特勒联盟国家间的友好关系——这一愿望随着冷战的开始很快就化为泡影。但是5月9日的凌晨还是充满了罕见的和睦。伏特加和香槟供应不断，在众人快乐情绪的感染下，朱可夫还在木地板上跳了一支俄罗斯民间舞蹈。
02、利用邓尼茨政府
在此期间，邓尼茨召集了他的顾问们讨论以下问题∶在国防军全部投降后，政府再继续下去是否还有意义，现在是否全体内阁成员辞职的正确时机。阿尔伯特·施佩尔最坚定地支持辞职∶在投降后，邓尼茨结束战争的任务已完成。除了弗伦斯堡飞地，整个帝国的领土都被战胜国所占领，政府事实上已不具有采取行动的自由。因此，及时”有尊严地离开”是必要的。
显然，施佩尔相信，美国人将不得不因其对德国军备工业的了解而拉拢他。果然几天后的5月15日，第一批美国人到达格吕克斯堡城堡，对其进行了详细询问。施佩尔十分合作地作出了答复，这里他所展现的这种面貌在未来不只会使原先的战争对手们印象深刻，即作为摆脱了政治色彩的技术专家，他声称自己只是暂时屈服于希特勒魔鬼般的蛊惑技巧，但在战争快结束时勇敢地违抗了其摧毁令。
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则是最支持继续任职的人∶帝国总统和”帝国临时政府”是”帝国主权和帝国统一的实际体现”。全面无条件投降是国防军的事;德国这个国家并没有停止存在。即使行为自由受到限制，邓尼茨也应该继续担任德意志帝国的国家元首。此外，政府在这一困难时刻有义务与人民共担命运，决不能推卸责任。海军元帅对此表示赞同。5月8日的会议记录记下了这次讨论的结果∶”辞职是一项不可撤销的决定，因此绝不能过早作出。”
中午12点30分，邓尼茨在弗伦斯堡广播台的麦克风前对他的决定作出如下解释∶”随着德国被占领，权力落到占领国手中。我和我组建的政府是否还可以积极运作，将取决于他们。如果我的工作对我们的祖国有益，那么我将继续任职，除非德国人民有任命其他人作为国家元首的意愿，或者占领国使我无法继续任职。”邓尼茨保证说，他愿意接受这一职位仅仅出于”对德国的热爱和职责”，而且只要他还保有作为帝国”最高代表”的”尊严”他就将继续就任。实际上，盟国已给予邓尼茨政府15天的宽限期。
邓尼茨政府情报部门报告说，对于大部分民众来说，全面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令人非常惊讶”。人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不继续与红军作战。尤其是难民的反应最为强烈，他们紧紧抓住的最后一线希望——西方盟国将联合德国军队对抗苏联——已经消失了。东部领土”永远地丢失了”。
与红军在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波罗的海国家的最终战役于5月9日停止。在库尔兰和东普鲁士分别有18万和15万士兵被苏联俘虏。在此之前，他们还违背投降书规定，摧毁了很大一部分军事装备。”米歇尔斯瓦尔德（Michelswalde）的情况很疯狂。一辆车挨着另一辆车，都是客车和卡车。坦克和越野车接连被炸毁（……），各种装备摆得到处都是。大量马匹和其他牲畜四散。一切就像 1940年在敦刻尔克看到的场景那样。”一名乘坐最后几班穿越波罗的海的轮船之一并成功脱逃的列兵在5月9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一天后，驻扎在”大西洋要塞”洛里昂（Lorient）、圣纳泽尔（Saint-Nazaire）和拉罗谢尔（La Rochelle）的德国守备部队投降。洛里昂的要塞指挥官在广播中说∶”我和我勇敢顽强、未被征服的部队将要撤离。我们怀念那历经磨难的家乡。德国万岁。”
在5月9日的最后一份报告中，国防军总司令用虚假的激昂措辞遣散了战败者们∶”自午夜开始，所有战线一律停火。在海军元帅的命令下，国防军停止了毫无希望的战斗。这宣告将近六年的光荣斗争结束了。我们赢得过伟大的胜利，但也迎来了惨重的失败。最终，德国国防军光荣地败给了比它强大太多的力量（……）。在前方和后方作战的士兵的出色表现终将在以后的历史评判中获得赞赏。
“5月9日，邓尼茨在弗伦斯堡向军官发表的讲话也是同一论调∶”我们不用感到羞愧。在这六年中，德国国防军在战斗中以及德国人民在忍耐中所取得的成就在历史和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前所未有的英雄主义。我们士兵的荣誉上没有沾上任何污点。”那是一个”传奇”诞生的时刻，一个关于所谓”干净的国防军”的传奇。这个传奇竟有着惊人的生命力，直到汉堡社会科学研究所分别于1995年和2001年策划的两个关于国防军的展览最终使其破灭。
1945年5月23日，英国士兵终止了邓尼茨政府的工作。（从左至右：阿尔伯特·施佩尔、卡尔·邓尼茨、阿尔弗雷德·约德尔）
03、庆祝胜利——”欧洲胜利日“
“德国的无条件投降是”人类历史上爆发的最令人快乐的信号（……）”，温斯顿·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精疲力竭、穷困潦倒，但没有屈服，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我们体会到情绪最为高涨的瞬间。”5月8日，人们在伦敦街头跳舞、歌唱，庆祝这一欧洲”胜利日（Victory Day）”直到深夜。
当天下午3点，丘吉尔发表广播讲话。他宣布对德国的战争结束，但与此同时，他提醒同胞们作好继续牺牲的准备∶”我们可以短暂地享受快乐;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即将面临的艰难任务和辛苦。日本，阴险、贪婪的日本尚未被击败。”讲话以呼吁结束∶”大不列颠向前进!自由事业万岁!上帝保佑国王!”
最大的群体即所谓的”外籍工人”，主要为来自波兰和苏联的年轻人，他们在战争期间被强行带到”大德意志帝国”。到1944年9月，外籍劳工人数已增加至760万，其中包括570万平民工人和近 200万战俘。在工业和农业劳工中，有四分之一来自国外。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惨败后，凭借大规模使用强迫劳动力，纳粹领导层才得以使战争又延续了超过两年。
丘吉尔从唐宁街来到下议院。”温斯顿走进来，有点害羞，脸上有些红晕，但带着男孩般的微笑。议员们都跳了起来，致以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议员和前外交官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写道。丘吉尔重读了他的广播讲话，但随后把手稿放到一边，他用动人的语言感谢议会对他在五年战争期间担任首相的支持∶”我们所有人都犯了错，但是议会证明了其自身作为国家机构的力量，并在这场最艰难、最广泛的战争中尽可能地维护了所有民主的主张。”
当丘吉尔问道，”我们曾经心灰意冷吗?”,人群纷纷回答”不”，然后是一阵笑声——这表现了一种轻松感，因为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
在纽约也出现了类似的庆祝场面。”我站在时代广场，纽约时报大楼上的霓虹灯文字把德国人全面投降的消息传递给密集的人群”，埃尔斯贝丝·魏希曼（Elsbeth Weichmann）回忆说——她于1933年与后来成为汉堡市市长的丈夫赫伯特流亡法国，并在 1940年德军入侵法国后逃往美国。”人群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我几乎听不清这些声音。我颤抖着膝盖找了间附近的咖啡厅坐下。这种紧张感让人们确信，从今天起，世界将要开启一个全新的阶段，可能对个人而言也是如此，这是我们多年的渴望，如今终于变得可能了（……）。晚上下班后，我们跑到百老汇大街的喧闹人群中，将躁动的情绪化为欢呼和醉意。”
在巴黎，胜利的喜悦也无法抑制，尽管人们已经在 1944年8月庆祝过巴黎解放日。”整个国家的人都怀着极大的热情交流着解脱和解放的感觉，这是多么无与伦比的景象啊”，工程师费迪南·皮卡（Ferdinand Picard）观察到。”各个年龄段的人都融入这片欢乐的海洋，并且郊区的人潮也不断汹涌而来（……）。整个民族都在这一天分享这份喜悦，这真是一幅动人的画面。”
在莫斯科，电台在5月9日才宣布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这里的人们也聚集在一起欢庆战争的结束。在这场战争中，苏联遭受了最多的痛苦，作出了最大的牺牲，斯大林在他的广播演讲中提到了这一点，然后他总结说∶”伟大的卫国战争以我们的全面胜利结束。欧洲的战争时期已经结束。和平发展时期已经开始。”
“这是六年来我们首个没有黑暗的夜晚，”恩斯特·荣格尔在5月8日写道，”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在这一天，从纽约到莫斯科，所有同盟国首都都在张灯结彩以庆祝胜利，而战败者则坐在地窖深处，遮住了脸。”
About The Auth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