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她的美更因为她的传奇不可复制，“下关血案”与山海里陈家

作者: 卢铭安

1942年夏，黄慕兰、陈志皋去重庆，在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阔别11年的周恩来夫妇。她当时备受流言困扰，担心暴露与东江游击队的关系，因此，希望离开陈家，回到延安。但周恩来劝她和陈志皋一起，继续掌握民国政府中央赈济会这个重要据点。

同年12月，黄慕兰刚生下一个男孩，就与陈志皋一同被军统逮捕，这是她第二次坐国民党的牢，经衡阳、桂林解往重庆。其后俩人关押在重庆望龙门看守所，后转入土桥国防部军人监狱。

1945年1月，交保释放后住重庆青木关。奉命“韬光养晦，调养身体，静待后命”。12月回到上海，黄慕兰用抵押陈志皋家族老宅方式，收购股票，重振通易公司，成功之后，她成为上海最上层的银行家俱乐部的一员，促使和支持银钱业联谊会，恢复了与山海里陈家陈淼生、陈巳生和赵朴初等老友之间的联系，与上海当时的众多头面人物，如虞洽卿、杜月笙等都有交往；组织“牛尾聚餐会”。与此同时，通易公司开始运作，无条件支持于伶领导的上海剧艺社的活动，开出专门的透支往来户头；上海左倾文化的出版、印刷也由通易出钱；支持宋庆龄、何香凝、茅盾、郭沫若四人搞的名人义演义卖等。并义务为鲁迅、茅盾、阿英等保存了大量文献。直到蒋经国在上海整顿经济时，通易被起诉账目不清，勒令停业。

左：黄慕兰作两诗词书法的复印件；右：耄耋之年的黄慕兰

从上述黄慕兰的复印件内函可见，1951年元旦至1952年她的身份和可靠性是被很多老战友公认的，有特科的领导陈赓大将，总参情报部长刘少文中将，中共地下党前辈阳翰笙、金学城，孙晓村、阿英和蔡叔厚，以及“牛尾聚餐会”的老战友。

1946年，黄慕兰促成过渡性统战组织“牛尾聚餐会”的恢复，这是她的自身的历史节点，由于聚会中另有国民党军统要人王新衡、陈立夫机要秘书李焕之（陈志皋七妹夫）经常出现在上海愚园路1136弄31号陈府，就有流传说该幢大洋房是国民党特务机关联络站，以后造成黄慕兰不少困惑，还不得不解释。譬如在她的自传中，曾向地下党刘少文提到：“我和志皋仍一如往昔，如实汇报工作。首先汇报“牛尾聚餐会”部分成员如王新衡、李焕之等离沪去台北前曾特来告辞，谈及孤岛时期在抗日烽火中两党合作对敌斗争的情况，其中 …”

事实上，当年在沦陷区，国共双方是有些合作的，参加牛尾聚餐会的会员约20余人，会员包括工商、文艺、教育、司法界人士，以原世界与中国社的成员陈志皋（通易信托公司总经理）、孙晓村（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李南香（暨南大学教授、通易信托公司常州分公司经理）、陈高佣（新闻专科学校校长）、吴羹梅（鼎牌铅笔厂厂长）、梁园东（武汉大学教授）、曹亮（中美公司总经理)、武振东（中央信托局设计处长）八人为基础，再加上蔡叔厚、陆久之（蒋介石的女婿）、陈训畲、陈宝骅、金学成、王艮仲、刘少文、于伶、李焕之、王新衡、胡曲园以及黄慕兰共廿人，组成了“牛尾聚餐会”。

这个名单提出后，因有军统少将王新衡、陈立夫堂弟陈宝骅、陈立夫机要秘书李焕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陈训畲以及参加过苏浙皖巡回教育团情报工作的李南香等人参加，由刘少文报请有关部门备案同意。另有国民党军统要人王新衡也经常出现在金学成家的聚餐会上，不知孙晓村那时还是黄慕兰的上线吗？如今却已成往事。

前排左起茅盾、夏衍、廖承志；后排左起潘汉年、汪馥泉、郁风、叶文津、司徒慧敏。这张左翼文化名人的合影中的人物不是隐蔽战线组织者，就是执行者，每个人都有传奇的故事

著名画家黄苗子（郁风的丈夫）也有相似描述：有一次在香港，我还是《国民日报》经理的时候，去看吴铁城，看完了出来了，一个人在皇后大道晃来晃去。忽然三个人迎头而来，拍拍我，一看廖承志，再一看，王新衡，再一看，夏衍。他们问你到哪儿去？我说我没地方去，想去吃饭。廖承志说，走，一起走。于是一起去吃中饭。把我弄得很窘很窘，他们无所谓，漫天瞎地，无话不谈。廖承志看到那个女招待胖胖的，给她画了张漫画像：“送给你！”。采访者问王新衡是不是双面间谍，黄苗子自己也搞不清而已。

1948年秋，通易公司受迫害停业。飞来横祸，通易公司损失惨重，终至破产。陈志皋逢此巨变，心情懊丧。建国后，虽得龚饮冰传达陈云“通易公司无官僚资本，有支前贡献”的评语，还有聂荣臻函邀赴京“共商大计”，但黄慕兰的党员身份迟迟未得到恢复，两人的生活也陷入更艰难的境地。

虽然当时黄慕兰的老上司潘汉年已就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刘少文也就任华东局纺织管理局局长，她却迟迟未得到任何工作安排。有人建议她去面见成为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饶却告诉她，她的党组织关系不会被承认。而由于当时台湾尚未收回，黄慕兰做过的很多事情也不便公开，刘少文推荐黄氏夫妇任全国政协委员，也被否决。

1950年，陈志皋终于向黄慕兰坦白，自己海外有很多社会关系，决意离沪赴港，通过海外创业的机会，支持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黄慕兰选择让丈夫带着“统战任务”跟其初恋情人结伴离开，而她带着孩子，等待自己奉献了二十多年的革命，会给自己一个结论和新的未来。黄相信定有重逢之日。“我天真地以为十年后他就会回来的，那时候台湾也解放了。”世事变迁，这一别却是永诀。

陈志皋离开之前，十分不安，劝说黄慕兰同行，担心黄慕兰将面临冤假错案，受到审查，然而，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夫妇两人的判断并不一样。陈志皋问她：1942年的整风再来一次，你还能忍受吗？“我能。我怕什么？”黄慕兰认为，人证物证皆在，没有什么好担忧的。黄慕兰坚持留在大陆，两人的二女一子，也都随黄慕兰留下。但黄慕兰没有料到后来发生的事。

难道黄陈夫妇参加过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根据黄慕兰自传中上述文段，夫妇俩参加整风逻辑上是事实，不然那些鸡蛋里专挑骨头的刻薄之人，是不会放过黄的虚构之事。但是，笔者还要作进一步的证伪，以此了断长期以来众人对自传和传主的褒贬不一。

首先要证实黄陈夫妇有一时间参加整风，在何处进行？笔者举证如下：

黄慕兰的生平大事表显示，其夫妇1942年1月，转赴韶关，参与抢救滞留香港的爱国翼人士。夏，重庆曾家岩面谒周公。

（1）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此次整风是1942年2月开始在陕甘宁边区延安根据地发动的一场政治和文化的运动，持续了3年时间。周恩来在重庆指导整风学习活动。

（2）1942年下半年，周恩来从延安回到重庆，就直接领导报社开展整风运动，周恩来是1940年6月回到重庆的，迄至1943年6月离开 …

（3）1942年整风运动中，他领导了南方局的整风学习，并于1943年7月从重庆返回延安。满腔热忱地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

以上三小段摘自不同的资料，互相不矛盾，时间上印证了周恩来是在6月份开始在重庆领导八路军办事处的整风运动，也吻合了黄陈在“夏，重庆曾家岩面谒周公。”显而易见，俩人不可能参加延安的整风运动，黄陈夫妇是参加了周恩来在重庆八办举行的短时间的整风运动是理所当然。自传中没具体提到俩人参与整风，这是他们工作和任务所决定，不然就没有1950年，陈志皋受中共委托，到海外采购国内缺乏的物资，去了香港，再未归来的故事。

朝鲜战争时期，陈志皋在香港利用自身关系和便利，想尽办法，突破封锁，通过曹亮、梁淑德夫妇开设的香港京华公司，和梁淑德船務LucyLiangShippingMezz.为大陆抢运了十万桶石油回国。

曹亮，1927年在燕京大学毕业后参加革命，1934年在上海由田汉、阳翰笙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受周恩来、郭沫若等同志的直接领导，后经李克农、潘汉年直接指导，在抗战时期为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946年8月，他们与友人创设了上海京华有限公司。此后，组织决定他们再去香港，于1947年在港又依法成立京华有限公司，曹亮任董事长及内部政治领导，他的妻子梁淑德任总经理，作为开展各项工作的据点。

解放初期，为了打破美蒋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曹亮为党积极开展经贸工作，开展了我国和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当上海港被封锁的在此紧要时刻，他们的公司派出了自己的轮船“东方勇士”和“东方长风”号试航上海，安全往返，之后各国的远洋轮争驶上海，抢做生意。

曹亮和陈志皋是挚友，上世纪30年代初，俩人是进步团体“世界与中国社”的成员，社址就设在陈府的三楼；1946年后俩人又是“牛尾聚歺会”主要成员，共事将近5年。陈志皋到了香港后，着手搞到的2.2万吨（十万桶）石油，就放心交由曹亮的公司运往上海，这不是巧合，购买大宗石油的外汇资金来源和货物的海运，绝对是预先精心设计和有可靠实施方法的安排，这一事实就能看出陈志皋的出走也是有意为之的，也与山海里陈家长辈曾说过陈志皋在（1942年整风后）43年入党是耦合的。

有了上述的铺垫，如果黄慕兰在1933年就脱党了，作为民主人士无需参加整风运动，既然参加了，对外声称是脱党人士只是工作的需要。而陈志皋和唐纳的经历也是大同小异。笔者大胆推测，陈志皋非常有可能在30年代，由“党外布尔什维克”的沈钧儒介绍成为特殊中共党员，从而佐证黄慕兰是不是脱党巳是次要的。至于黄慕兰是否知道，这绝不能透露。

离别前的陈志皋，承诺“决不离婚”，但这一别，也成了永远。1953年，她不得不写信单方面要求跟在台湾的陈志皋离婚。一九五五年七月受“潘扬案”（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牵连，黄慕兰被关押。一九六○年初，她被移至秦城监狱。一九六三年冬，她戴着“叛徒、特务、反革命”的罪名释放出狱，管制三年。她无家可归，在儿子家监视居住。文革中再次关进秦城监狱。一九七五年才放出。从一九五五年起黄慕兰失去自由整整二十年。

1984年8月24日，中南海，左起：宛昌杰（烈士宛希俨与黄慕兰之子）、黄慕兰、邓颖超、徐淑琴

1975年2月，大女儿允中上书邓颖超要求寻查母亲下落。邓颖超批交中央公安部答复。同年5月，黄慕兰释放。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教育部关于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时，对派遣留学生问题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7月某天凌晨3时许，美国白宫的电话骤然响起，总统吉米·卡特从睡梦中被叫醒。卡特问，为什么这么早打电话？普雷斯向他报告说，此时正和邓小平会见。卡特问，是有什么坏消息吗？对方说，不是，他问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当然可以。”“他问能不能派5000人。”“你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10万人。”同年12月26日，改革开放后的首批52名访问学者起程赴美，这拉开了中国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的序幕，中国留学史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1978年冬，黄慕兰从上海回到北京，进行第四次上诉。此时，黄陈夫妇的子文中、女一中已获准赴美留学。黄慕兰陈志皋有一子三女，子文中电脑博士，女允中地质矿学士，女大中、一中均电脑学士。孙女弘莘文学士。均在国外任职，业有所成，堪称存德裕後，兰桂腾芳。

黄慕兰到一九八○年才撤销一九六三年判的“叛徒、特务、反革命罪”。1955年锒铛入狱，之后的25年，她在总共达17年的监禁、8年出狱和进京上诉之间辗转。1980年，她在邓颖超直接关照下，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任参事，行政十三级。此时她已经73岁高龄。但仍定为：一九二六年入党，一九三三年脱党，党龄从1950年算起。为此，晚年黄慕兰为自己申诉，为战友证明。

1980年，黄慕兰与夏衍在上海合影

黄慕兰不断上访，要求平反。沈芸的《祖父夏衍与隐蔽战线（上）》一文曾写道：“黄慕兰（定慧）也给我祖父寄来了申诉材料，我记得，她是用毛笔写的小楷，密密麻麻。”

对黄慕兰女士，稍知茅盾经历的人都不陌生，茅盾回忆武汉那段经历时，专门谈到黄慕兰，与黄慕兰很熟。而茅盾在创作中谈到一位地下党工作者坐黄包车丢失机密文件的人，就是黄慕兰，后来抗战时黄慕兰还曾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帮过大忙，茅盾在回忆录中也有记载，他说：“这时，大革命时代在武汉十分活跃的黄慕兰已改名黄定慧，她的丈夫是上海《每日译报》的发行人，不过实际上出面活动的是黄定慧，因此，《译报》与上海进步文化界的关系搞得很密切。她知道了出版《鲁迅全集》遇到的困难后，就提出由她来担保向银行开个支付户，这样就解决了排印陆续付款的问题。黄定慧为了全集的出版，还来过香港，和我见过面、叙过旧。”黄慕兰晚年为平反事，与茅盾有多次交往，茅盾也为这位昔日战友奔走呼吁，《茅盾全集》书信集里还收录了茅盾晚年与黄慕兰交往的四封书信。因此，黄慕兰对一九二七年的茅盾应该是知情者之一。

据黄慕兰回忆，一九二七年党组织对沈雁冰的吩咐和嘱托，她是亲历者，记得很清楚，所以在一九八〇年，黄慕兰与茅盾两位老友京城相聚谈到党龄时，俩人年轻时的往事往往记忆深刻，而眼下的事倒常有遗忘。黄慕兰还提醒茅盾：“你的党籍党龄问题，可以向中央写一报告，说明当年遵董老所嘱，奉命隐于笔耕。数十年来，从未失去无产阶级立场，请求中央给你作一个全面的鉴定。你也不需再提什么重新入党问题，我估计中央一定会全部追认你的党龄党籍的！”对此，据黄慕兰回忆，当时茅盾听后说过“你完全正确”的话。

1927年3月8日，黄慕兰与宛希俨结婚。1928年牺牲的宛希俨(1903—1928)烈士遗像及茅盾的题词

茅盾全集-第38卷-第389页，沈雁冰致慕兰同志：阳翰笙的小女儿永华告诉我、夏衍同志说您来京后即找过他，托他代向邓大姐催促早日为您平反昭雪。夏衍同志两次见邓大姐言及此事。邓大姐交公安部王副部长办理，王副部长让直接负责您这案的十三处处长向夏衍同志汇报，据云：已基本结案，有个别事情还待清查一下。以上种种，都发生在我们联名写信以前，故此联名信已无必要。而未发出。以上事情，想来夏衍同志早告诉您了。

上述的“联名信”是茅盾联络在北京的黄慕兰熟悉的阳翰笙、夏衍、胡愈之、梅益、赵朴初等名人，联名上书给邓颖超。茅盾还亲自起草给邓颖超的信，认为：“黄慕兰同志坚持地下工作，为党做了许多事。‘文革’时期遭受迫害，至今尚未平反昭雪。您是深知慕兰同志的一生情况的，因此我们恳请您敦促有关单位，早日予以昭雪，不胜盼祷之至。”希望邓颖超出面敦促有关单位，给以黄慕兰早日平反昭雪。后来因为邓颖超已经有态度和指示，茅盾这封已经写好的联名上书的信才没有送上去。

1981年3月14日上午，躺在北京医院病床上的茅盾，心力已经衰竭得很厉害，严重缺氧，呼吸困难，表示肾功能的化验单上写着三个“+”号，烧也总是退不下来，一切药物效果都不大。入院以来身体衰弱得很快。尽管人们没有将真实的病情告诉茅盾同志，但他自己已觉察到死神在逼近。这天，他挣扎着想坐起来，儿子韦韬急忙上前，轻轻按住他，小声问他想做什么。他喘嘘着说：“我要写信，给党中央写信。”

韦韬劝他说，你身体不行，不能起来，要说什么，我帮你记下来。说着拿出纸和笔。茅盾略微沉思了一会儿，便口授了一封给党中央的信，郑重地向党中央提出了他的入党请求。当韦韬把入党请求信重新抄写清楚，请父亲亲笔签过名后，问他，你为什么在这时候提出入党呢？茅盾回答说：我这是向党表示我对共产主义的理想至死不变，我做一名共产党员的心愿至死不变……

1981年3月27日，茅盾逝世于北京。3月31日，中共中央根据茅盾生前的请求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山海里陈氏后人亲眼见过黄慕兰写给赵朴初的求助信，因为了解黃慕兰的陈淼生、陈巳生兄弟早已去世，就写信给赵朴初，请求大力协助找中央领导给予平反和恢复党籍。据说在北京的赵朴初想办法告诉了邓颖超。

陈志皋，1988年九月十八日下午八时因心肌梗塞寿终于台北市中华医院，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九岁。黄慕兰与陈志皋38年的时间里，从此天各一方，两人再未见过一面。

1993冬，黄慕兰子文中自美赴台，捧其父陈志皋骨灰返归祖国大陆，黄慕兰率诸儿女遵其生前所嘱，将陈志皋骨灰归葬于海宁白鹤亭父母墓旁。

2010年，104岁时书写自传的黄慕兰

在新形势下，黄、陈两家在美国和台湾的家人成为新的统战工作的对象，黄慕兰的冤案才得以昭雪，并得到法院的致歉和致敬。1991年，黄慕兰偕二女赴美探亲，见到陈志皋九弟陈日君夫妇等亲友。

1993年，毕业于上海师大的留美博士王政，为了寻找五四之后参与女权运动的口述史对象，第一次见到上海市政府参事黄慕兰的时候，王政发现这个86岁的老人思维清楚，声音甜美而爽朗，看起来只有60岁。“精神状态惊人地好，说话眉飞色舞。”而她超乎寻常的记忆力和口述能力，给王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

新时代成长的王政对黄慕兰是赞不绝口，“黄慕兰绝对是一个‘人瑞’”，王政说，“她是一个绝不平凡的人。无论是长相、身体素质、口才、文采还是待人接物，到哪里都很难不出类拔萃。”

王政惊诧于这个老人孜孜不倦写自传的热情，“她是将余生当成新生的。”她最长的自传是为组织写的，仍然遵守纪律不公开，里面有着大量也许永远不会被人知道的秘密内容。

黄慕兰老人在她97岁的时候完成了《黄慕兰自传》，2012年在她105岁的时候，该书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位世纪老人的传奇一生，她是革命的中国人，也是追求解放的妇女。在超过一个世纪的生涯中，她经历了革命的激情、解放的自由，但也饱尝斗争之痛苦。她说：我到底是不是女英雄，历史会作出判决。

以黄慕兰那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令人瞩目的纯美形象，您无法想象在那个腥风血雨年代，她是如何游走于旧上海的各种场合的刀尖上舞蹈，在隐蔽战线屡建奇功，演绎了一个红色特工的人生传奇。连对她质疑者也承认应当充分肯定和尊重黄慕兰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除了她的美更因为她的美让她一生坎坷起伏、波澜壮阔的传奇不可复制。然而“谁走都不惦记”的生活壮态让黄慕兰有尊严地在世111岁。一生通透，无怨无悔，不知有多少人阅读了《黄慕兰自传》后，帶有敬佩、羡慕，甚至嫉妒的情绪来解读和评判。

1946年6月23日，陈巳生、赵朴初、张菊生组织的益友社的游行队伍（上海党史研究室提供）

抗战时期，陈巳生与中共的交往中，同许多有识之士结下了深深的友谊，并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沦陷之时的194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利用私人聚会，在闲聊中谈论国事，讨论时局。并利用各种机会和自己的资源参与和帮助地下党。前文已有详细叙述，不再赘述。1944年，陈已生、王绍鏊、曹鸿翥、谢仁冰、冯少山等组织反蒋团体“二酉社”。

王绍鏊，1933年入党的中共特科成员。陈已生积极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1945年12月，陈已生与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并被选为民建上海分会理事。

当时，陈巳生与众多的民主人士的共拥的“民主建国”理想，促成了以马叙伦所联系的文化教育出版界的民主人士与王绍鏊所联系的工商界爱国人士的联合，为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奠定基础，形成共识。

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次会议岀席者亲签名单

经过民主人士的共同协商，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爱麦虞限路（现绍兴路）中国科学社，现为上海复明图书馆旁的一幢洋房内正式成立，马叙伦担任会议主席。陈巳生、马叙伦、王绍鏊、赵朴初、许广平、雷洁琼作为创始人之一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梅君达（中共））、吴文祺(陈巳生的外甥女婿)、傅雷、胡国城（胡詠骐烈士反长子，中共）等26人。

在创立之初，民进是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为宗旨的政治组织。由于所持政治立场与国民党当局不同，民进在成立后不久，曾被迫转入“地下”。从此，被选为民进常务理事（实际召集人）的陈巳生与民建和民进结下不解之缘，直至他生命的终结。

随着各界人士集中到上海，上海逐渐成为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中心。为了领导好上海人民的这次反内战、要和平的民主运动。1946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局，领导华东地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和武装斗争。董必武建议上海地下党组织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反战运动，上海局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立即组织执行。上海地下党对这次发动上海人民开展反内战运动非常重视，指定上海地下党市委委员，让马歇尔、杜鲁门吃了亏的张执一为这次运动的总指挥。工委负责人张祺，学委负责人吴学谦，职委负责人陆志仁等负责不同方面的领导。民进、民建和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组织发起反内战大会和赴京请愿和平的行动，得到了张执一和市委委员张承宗等的具体指导和帮助。张执一负责推动和组织上层人士参加反内战人民运动，张承宗组织群众踊跃参加反内战大会，确保民主反战运动的胜利展开

此时的周恩来往返奔波京沪两地，与上海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文教、工商界爱国人士，及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广泛接触。每逢周恩来抵沪，周公馆便宾客盈门，高朋满座。有时，周恩来也登门拜访党外朋友。……

周恩来多次指示上海地下党，全力以赴发动广大群众，特别是中间群众，使他们逐步认清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本质，在斗争中团结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共同行动，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上海档案馆保存的1946年民主党派《上蒋主席书》的163签名者包括：陈已生．秦怡、赵丹、茅盾、阎宝航、胡国城、黄晨、郭雨东、郑振铎、沙千里、吴耀宗、徐铸成、梅君达、吴祖光、董秋斯，孙晓村、谢寿天、吳湄、胡风、许广平等，这些上海的精英都是本文系列中的主要人物

1946年3月5日民建和民进会等23个团体发起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筹备委员会，在上海红棉酒家举行首次会议，通过了由民进会的王绍鏊、赵朴初、梅达君起草的联合会简章草案。5月5日，上海地下党推动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有各党派、工会、学生、妇女、教育、文艺等53个团体会员参加（后增至91名）。成立大会上通过了致毛泽东、蒋介石的电文，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该团体“成为上海人民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选举产生了马叙伦、沙千里、胡厥文等29位理事（注：人团联的29名理事中10人是民进会员，9名常务理事中4人是民进会员）。

5月12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举行第一次理事会议，选举陈已生、沙千里、马叙伦、林汉达、罗叔章、许广平、胡厥文、汤桂芬、甘田等9人为常务理事。同时，推举了马叙伦、陈巳生和另一人组成的三人组负责召集联络。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诞生，是上海人民爱国民主运动逐步深入的结果，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建立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政策在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结出了不可估量的硕果。

5月26日，民进会和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在上海南海花园饭店招待由渝来沪民主人士，会上决定组织上海人民反战运动大会，并推举陈已生，马叙伦等九人负责筹备，即为全国和平运动大会筹备会。筹备会在5月31日第三次会议上决定，联络各界爱国知名人士，联名致函各政党及马歇尔，呼吁和平，同时提出“必要时当推代表赴京”，这也是最早关于组织代表赴京请愿的动议。

6月6日，由于全国民主人士的反内战要民主的呼吁，中共代表周恩来发表公报，要求国民党蒋介石无条件停止内战。在全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压力下，加之军事行动的不断挫败，蒋介石不得不于6月7日宣布东北停战15天

国民党停战15天公告发布后，为了扩大反内战宣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成员马叙伦、许广平、雷洁琼等等纷纷在媒体上发表谈话，争取和平。

左：江门市博物馆馆收藏的“全国和平运动大会筹备会给雷洁琼的信”原件，该信为纸质单页，长26.9厘米，宽22厘米，信中“雷洁琼先生”五字为手书外，其他内容为竖排油印（如图）。右：上海档案馆收藏的复印件，收信人为曹鸿翥

根据信的内容可知，随函附的签署名单即为前文所述给蒋介石、马歇尔、中共代表、民盟等上书的163位上海各界知名人士的名单，大会推出的候选12人也都是联合署名的代表，请收信者另行推选代表也是从名单中选择。

两封信中名单都包含陈巳生名字的名单，可能其长子陈震中作为上海学生代表进京，陈巳生就不必再暴露而进京。

1946年6月8日，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全国和平运动大会筹备会发起，上海各界知名人士马叙伦、陶行知等163人联名上书蒋介石、马歇尔、中共代表团、民主同盟及青年党，呼吁立即停止内战，实现和平，即信中所说“顷为运动和平，以免国家重临危险，拟蒋主席并致马歇尔特使及中共、民盟、青年党各书曾荷签字赞同，当即分别发出”。与此同时，全国和平运动大会筹备会认为“之今虽下和平，前途尚无把握，急应继续进行。期达目的，拟再推代表六人，入京谒商”，继续推动推派代表赴南京请愿行动，并对代表人物的数量、产生方式制定了初步的计划，通过信函的形式广泛征询社会各界对代表人选的建议，而“全国和平运动大会筹备会给雷洁琼的信”就是请雷洁琼先生推选赴南京请愿代表的函。

当时，中共南京局上海工委书记华岗向周恩来提议，在上海人民已进一步组织起来的条件下，由上海人民推选代表赴南京请愿。周恩来指示要积极领导和参与赴南京请愿代表团的组织，“不提过左的口号和行动”“通过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上海市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发动群众，推选代表，组成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6月11日，中共代表团给民主人士复函，表达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和平民主的真诚愿望。同时，上海党组织还积极就赴南京请愿代表的产生进行沟通：“华岗还和马叙伦商谈，并推动他和上层人士去商谈，许涤新同志对盛丕华、张絅伯等人也进行了工作，”时任上海党组书记刘晓，也积极劝说蒉延芳代表上海人民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蒉延芳是工商界的知名人士，但他是蒋介石的同乡和知交，且较为支持民主，请他作为代表团成员增加了请愿团见到国民政府上层人士甚至是蒋介石的机会。而对于出任代表，蒉延芳开始也是拒绝的。为此，马叙伦还亲赴他家赴宴进行劝说，同为民进和民建会员的陈巳生也多次与蒉延芳进行面谈，终于促成他最终决定赴京请愿。

对于代表团成员的最终推荐人选，上海党组织进行了逐个研究，认为这些代表都是上海各阶层的知名人士，有些爱国民主人士抗战时期就一直坚持在上海，有些在抗战时期就和我党在重庆有密切联系，他们和上海各界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有较大的号召力，推选他们作为上海人民的代表是合适的。

周恩来征求了上海工委其他成员的意见，斟酌再三采纳了这一建议。请愿活动的组织方案由上海工委、上海地下党分别在上层民主人士和广大群众中分头落实，

周恩来在紧张的谈判过程中，抽出时间与民进会发起人马叙伦商谈，希望他出面推动其他上层士人，在短短数日内，请愿团成员名单就定了下来。他们是马叙伦、篑延芳、盛玉华、胡厥文、包达三、张䌹伯、阎宝航、雷洁琼、吴耀宗，以及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夏，以马叙伦为团长，胡子婴、罗叙章分任代表秘书长和秘书。他们中间有的与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在上海人民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号召力。周恩来将他们的政治倾向等基本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

最终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推选请愿团的人民代表为9名：马叙伦、雷洁琼为民进会员，盛丕华、张絅伯、胡厥文、包达三、阎宝航为民建会员，蒉延芳为工商界知名人士，吴耀宗是宗教界知名人士，其中阎宝航为中共地下党员。至此，就有了“六·二三”赴宁请愿集会大游行一一历史上也称“下关惨案”。

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和平请愿代表团部分代表在上火车前合影，右起：马叙伦、包达三、雷洁琼、阎宝航、张絅伯、盛丕华、胡子婴、蒉延芳

左图是1946年6月23日，雷洁琼在上海火车站广场登上陈巳生、赵朴初提供的卡车，发表激情澎湃的和平反战演说。右图是1941年7月5日雷洁琼、严景耀在上海海格路237弄10号萧宗俊（上海南京路新新公司老板，现在的上海第一食品商店）家结婚，山海里陈家陈巳生、徐剑英夫妇的来宾签名。赵朴初当场作打油诗一首祝贺

6月23日，上海10万名各界群众集会，梅达君是欢送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大会的司仪，叶笃义是在南京迎接请愿团的民盟领导人。陈巳生和赵朴初安排安通和华通运输公司汽车充当大会流动主席台，教育家陶行知、人民代表蒉延芳、学生代表陈震中先后演讲，并为会后游行队伍提供开道车。安通、华通运输公司开办于1945年，陈淼生、陈巳生、赵朴初各出资一部分，陈巳生和赵朴初分别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地下党出资一部分。集会游行的当天沿路散发的《告人民书》《告工友书》传单，也是由陈淼生、陈已生兄弟参与投资由陈巳生任董事，胡国城(胡詠骐烈士长子，中共一等一的优秀特工)任总经理的中国文化投资公司印刷的。

当时，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倾巢而出，刘晓、刘长胜、张执一等全部冒险抵达上海火车站现场指挥，中共中央特派员也进场观察。张执一亲自上火车查看情况，生怕国民党已经在车上部署特工破坏请愿活动。

当晚，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包围殴打达5个小时，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陈震中4名代表，还有记者浦熙修、高集被殴受伤，陈震中更是被打得昏迷不醒，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下关血案”。

1946年7月6日，毛泽东、朱德给南京下关惨案中受伤的马叙伦、雷洁琼、陈震中等人的慰问电。此电文被收录于《毛泽东选集》

左：在“下关血案”中被打成重伤的陈震中；右：1949年9月，陈震中作为上海代表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证》

以上是1946年6月24日的《黄炎培日记》。黄炎老至医院探望陈震中，乃知陈震中是老友陈巳生之子。

徐剑英遵照丈夫陈巳生的安排赶赴南京，在南京发表了陈家的声明，向全国新闻媒体宣布陈巳生的长子、黄埔军校毕业的中国远征军军官的陈震东绝不参加内战（载于1946年《下关血案》一书）。陈震中由继母徐剑英从南京接回上海，随即转移到祖宅山海里陈家养伤。国民党特务追踪而来，山海里保长绘画大师谢之光向陈家示警。在地下党安排下，由妹妹陈静义在前探路，陈震中穿着伯伯陈淼生的长衫马褂，戴着陈淼生的礼帽从山海里陈家逃离，与阎宝航一起秘密躲藏到“保联”秘书长郭雨东的家中，直到奉命撤往香港。

面对特务的“白色恐怖”，郭雨东不顾个人安危，掩护阎宝航、陈震中两位民主战士在自己家中隐蔽疗伤，长达一年，后来15岁的阎明复(阎宝航的儿子、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也过来住。等伤愈后，又设法分别护送他们转道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阎宝航在疗养期间还曾数次偕同郭雨东到上海海关监督丁贵堂家，向他宣传党的政策，对争取其留在上海迎接解放施加影响。其时郭雨东住在上海虹桥的一栋日本别墅内。门口经常有国民党特务蹲守，情势十分危急。有次一个东北籍军警当班，因发生争执，那军警掏出手枪说:“姓郭的！我知道你是共产党，你给我老实点。”情况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应对特务肆无忌惮搜身，郭雨东会把情报贴在衬衣内手臂下方，主动举手搜身时反而不易被特务发现。并约定假装叫外卖送面条与地下党组织联络，如果来人把一根面条头露在外面，就是情况不妙，赶紧走人的暗号。

经上海地下党叶公琦联络，著名戏剧家吴祖光（与唐纳是好友）多次协助陈震中的弟弟陈震海（抗战后期入党）到各个学校进行反战演讲，陈震海拿着哥哥的血衣到处向人控诉国民党的暴行。得到广泛的同情，教师和校工们都暗地里打开校门放吴祖光跟陈震海进学校给学生做宣传。一时间，群情激奋。在中外媒体一致谴责声中，国民党声誉一落千丈。在美国和世界舆论的压力下，逼迫蒋介石不得不放缓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客观上“六·二三”事件是整个延安战略布局的最终一环，为中共争取了半年左右宝贵的休整时间。

时任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担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的李维汉对“下关血案”的评价：这1946年政治影响最大的事件。

这场由周恩来、董必武亲自发动，张执一具体负责指挥的战略性政治战、舆论战、宣传战，从1945年秋冬吴大琨给美军谍报机关传送假文件开始，到美国杜鲁门总统决心派马歇尔将军赴华调解国共矛盾，到陈震中出面组织“欢迎马歇尔运动”，到国民党特务袭击中央商场的学生游行队伍，三方军调组困难重重，到发起组织和平请愿团，到1946年6月23日上海十万人大游行和“南京下关血案”达到顶峰。最后连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出来为“下关血案”捧场。中共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取得全面优势，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开辟“第二战场”，迎接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