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前奏: 美国对苏联战略认知陷入误区——关于美苏冷战起源的经济因素(一)

摘 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和战后初期，美苏之间矛盾和分歧频发，但双方做事都留有余地。1946年二三月，斯大林的选举演说、凯南给国务院的“长电报”和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的“铁幕演说”，在苏联与英美之间引发了激烈的对立和宣传战。然而，斯大林演说并非针对美国，而是要解决国内的问题；凯南电报在华盛顿被普遍接受，但其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分析存在缺陷，结论过于偏激；丘吉尔演说的背后有白宫的阴影，虽迎合了部分美国人的意愿，也引发了热烈的社会争论。总之，1946年春夏之交美苏紧张关系加剧，美国对苏联战略认知陷入误区，但对抗与妥协并存，且双方都还没有形成确定的、完整的对外政策。因此，事情并非没有转圜的余地。

美苏之间的冷战是何时开始的？或者说，战后两极对抗的世界格局是何时形成的？这是国际学界在冷战史研究中长期争辩的问题。20年前笔者曾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并提出从概念上界定冷战开启的两个标志：即对抗的双方（而不是任一单方）已经出台比较完整的冷战政策；并在这一政策基础上各自在一定势力范围内组建了国际政治集团。由此判定，《杜鲁门宣言》和《马歇尔计划》的提出以及苏联拒绝《马歇尔计划》并建立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表明，美苏双方的对抗战略已经出台，两极格局初步形成。1947年3—9月，是冷战开始的过程。

近年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和态势引发了社会和学界的热议——新冷战是否已经开始？在笔者看来，目前中美之间“剑拔弩张”的表象与1946年春夏美苏关系的状况非常相似。2月9日斯大林（Й.В.Сталин）发表选举演说激起美英社会舆论哗然，2月22日凯南（G. F. Kennan）从莫斯科发回的“长电报”在白宫和国会山引起热烈反响，3月5日丘吉尔（W. Churchill）在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遭到苏联报刊和斯大林本人的全面反击和严厉斥责。一时间，苏联与英美相互指责和攻击，国际形势极为紧张，似乎进入了白热化状态。很多历史研究者对此做出判断：有人认为斯大林进行了“冷战动员”，有人认为凯南启动了冷战“机制”，更多的人认为丘吉尔发出了“冷战宣言”。总之，在很多学者看来，冷战在1946年春天便已经开始了。实际情况是这样吗？判定冷战爆发的标准又是什么？

笔者坚持冷战形成界定的两个标准，因此需要回答的问题是：1946年初苏联、美国和英国的这三次举动的个人目的是什么？实际结果又如何？它们之间产生了怎样的互动关系？如果说冷战已经形成，那么应如何判定美苏双方此时的政策目标？如果说冷战尚未形成，那么这些举动对后来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关键的问题是，在此时刻美苏两国决策层如何认定对方的战略和政策，并如何决定己方的外交目标和行为走向。

一、战后初期美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不能说苏联与美国和西方的战时同盟关系没有缺陷，更不能否定美苏之间在战时就出现了分歧和矛盾。但是总体来讲，罗斯福总统掌管白宫期间，在美国政府和国会中，主张对苏友好合作的倾向始终占据美国政治的主导地位。在罗斯福眼中，美苏关系甚至重于英美关系，道理很简单——反法西斯战争欧洲战场的主力是苏联。唯其如此，在“华沙起义”问题上，美国才劝导和压服英国容忍了苏联红军“袖手旁观”的行为；在雅尔塔会议讨论波兰问题时，罗斯福才站在斯大林一边化解了苏英之间的激烈争执。随着战争走向胜利，苏联与英美之间的猜忌不断加剧，如战俘处理问题、情报交换问题、机场使用问题等，最典型、最严重的莫过于“伯尔尼事件”——英美军方代表在瑞士与德国代表谈判意大利北部战场德军投降事宜，苏联怀疑西方盟国阴谋与纳粹单独媾和，以加强欧洲东部战场对苏军的压力。直到罗斯福亲自出面反复解释和保证，才打消了斯大林的疑虑。4月11日，“伯尔尼事件”画上了句号。尽管如此，罗斯福处理的美苏关系中这最后一件麻烦事，使他对未来盟国团结合作的信心受到沉重打击。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去世，对于开始动摇的美苏关系不啻雪上加霜，甚至可以认为这是导致美国国内政治迅速右转的重大因素。民主党长期执政早已引起共和党的忌恨，罗斯福政府的亲苏政策在国会两院也一直有人质疑，但是战争需要白宫有一个强势掌舵人。随着战争进入尾声，美国右翼政治势力和反苏反共倾向日益抬头。罗斯福在参加其第四次竞选美国总统时，放弃比他更加左倾的华莱士（H. Wallace），而选择民主党右翼代表杜鲁门（H.S.Truman）做搭档，就已经可以看出美国政治改变的苗头。杜鲁门入主白宫后不久，大量更换主要政府官员，逐渐改变罗斯福的政策，并且由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往往过度甚至错误地理解和认知苏联的战略意图。在这种情况下，美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进一步爆发出来，但其结果显示，美苏关系并非没有回转的余地。

德国宣布投降的第二天（1945年5月9日），美国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突然对苏联采取了中止租借援助的举措，甚至召回已在途中的运输船只。尽管从法律的角度讲美国的租借政策只适用于战时，而造成混乱的主要原因则在于执行官员的反苏情绪，但白宫无视罗斯福对苏联“无条件援助”的方针，丝毫不顾及盟国感情和尊严的处事方式，严重刺激和伤害了斯大林。苏联对美国新政府战后对苏政策的怀疑和担忧由此而生。然而，杜鲁门马上采取补救措施，紧急派遣已病入膏肓的前罗斯福私人顾问霍普金斯（H. Hopkins）访问莫斯科，当面向斯大林解释和道歉。结果是，不仅租借援助在对日作战中继续进行，而且在战事结束后不久（10月15日），美苏签署“管道”协议，以租借贷款方式解决了对苏租借剩余物资的生产和运输问题。租借是美苏战时合作的基石，现在似乎也可以成为战后美苏和平相处的起点。

杜鲁门政府对原子弹问题的处理方式也大大加深了苏联对美国的不信任感。作为共同对日作战的盟国，美国对原子弹试验成功这一非常敏感的消息，没有经正式外交渠道向苏联通报，而是在波茨坦会议三巨头聚会时似乎是不经意地向斯大林做出暗示。特别是在日本本土投放原子弹这一重大的军事举措，事先竟未对苏联透露半点风声。原子弹是威力空前的毁灭性武器，当苏联极大地加强了军事和政治实力，并通过获取势力范围建立起“纵深防御”，从而摆脱了“孤岛意识”时，美国这种“原子外交”的做法无异于暗中向苏联表明，其刚刚取得的战略优势在原子弹面前将荡然无存。正如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A. Harriman）指出的那样，原子弹对苏联是一种“心理”压力，使他们“恢复了以往的危机感”。英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罗伯茨（F. Roberts）也认为，“原子弹的阴影使我们（指西方与苏联——引者）的关系变得暗淡”。为了安抚苏联，美国在1945年底的莫斯科会议期间呼吁国际原子能合作，否认美国“利用原子弹作为对任何国家的外交或军事威胁”的传言。苏联则接受了美国的建议，同意在联合国成立一个原子能委员会。

对日本的占领和管制突出表现了美苏战后在远东地区的矛盾和分歧。在斯大林看来，《雅尔塔密约》确认了苏联在远东地区北纬38°线以北的势力范围，这不仅包括外蒙古、中国东北和千岛群岛，而且应该扩展到日本本土。因此，当美国提出以三八线为界确定美苏双方在朝鲜半岛的受降区域时，斯大林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尽管此时苏军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汉城。但同时，苏联提出三八线应向东延伸，即允许苏军在日本本土北海道登陆，却遭到美国拒绝。杜鲁门此时已下定决心：“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不允许再出现分区占领的情况。对日本的管制当然也决不能让苏联染指。苏联在1945年9月伦敦外长会议上建议成立由四大国组成的对日管制委员会，美国坚决反对。会后双方反复讨论，没有结果。直到12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才决定成立由十几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委员会，仅负责有关日本投降书中涉及事务的政策和原则的制定，委员会不得干预在日本的军事行动和领土调整，尊重美国在日本的现有管制机制。同时成立一个由美国成员担任总司令的盟国委员会，而总司令是盟国唯一能在日本行使行政权力的人。苏联虽有发言权，但实际上已经被排除在对日占领和管制之外。斯大林对此不满，也只能接受。

与日本相比，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斯大林更重视东欧和巴尔干。但就是在这个西方认可的势力范围内，美苏关系也遇到了麻烦。美国并不否认由苏联“管辖”东欧，但是雅尔塔会议公布的《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在谈到欧洲秩序的确立时，强调应通过自由选举建立民主的政府。斯大林接受了这一原则，也的确在东欧各国建立了“联合政府”，不过前提是该政府必须是亲苏的和苏联能够控制的。杜鲁门政府则要求东欧和巴尔干成为“开放的领域”，并以此为借口迟迟不承认在苏军占领下成立的匈牙利和巴尔干各国政府。波茨坦会议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伦敦会议吵得更凶，苏联外长莫洛托夫（В.М.Молотов）甚至以退出外长会议相要挟。直到1945年底的莫斯科会议，双方才各让一步，达成妥协：美国同意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签订和平条约，苏联同意与意大利签订和约，并放弃在日本问题上的争论。苏联于1945年11月出人意料地接受美国提议，同意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出占领军。这一举动说明，必要时，即使在东欧问题上，斯大林也会审时度势做出让步。

如果以为苏联在安全问题上凭借军事占领的优势而态度强硬，但在经济问题上因有求于美国就会轻易让步，那就错了。受到美国法律的限制，苏联为战后重建向美国提出的经济援助要求在战时只能通过租借贷款的方式来满足。战争刚一结束，哈里曼就通知苏联政府，美国进出口银行准备向苏联提供信用贷款。然而，尽管财政部长摩根索（H. Morgenthau，Jr.）坚持对苏贷款应给予优惠条件，而苏联也已经基本接受此前谈判时美方提出的标准，美国还是提出了新的贷款条件：将东欧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作为对苏信用贷款的政治前提。苏联迫切需要美国的贷款，但绝不考虑那些“侮辱性的”条件。1946年初，美苏贷款谈判在一种不祥的气氛中艰难地开始了。

战后对德国的占领政策是美苏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双方都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政策，而美苏各自驻德军事管制机构的态度则更加宽容。苏联在苏占区采取单边行动，肆无忌惮地抢夺“战利品”，引起美国强烈不满；美国坚持并强行将赔偿委员会从莫斯科迁至柏林，也遭到苏联的反对。但是美苏双方都不愿意在德国问题上撕破脸皮，1946年1月初，在苏方谈判代表和专家组的坚持下，莫斯科同意在德国战后工业水平谈判中的“核心问题”——钢铁产量标准上做出让步，对德统一赔偿计划的制订露出一线曙光。

为了战后世界的稳定、和平、发展，大国领袖们设计了安全和经济两个运作系统，即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最初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贸易组织）。国际安全组织虽也遇到阻力，最后在大国之间的妥协下还是成功建立起来了。国际经济组织的情况就不一样了。1944年7月苏联代表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签署了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复兴开发银行的协定，这令美国人兴奋不已。随着战后美苏分歧的扩大，特别是苏联在经济理论上陷入误区（对计划经济体制盲目自信、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即将到来），莫斯科宣布暂不加入世界经济组织。对此，虽然艾奇逊和国务院很多经济顾问还主张给予苏联经济帮助，以促其加入国际贸易体系，但多数美国人对苏联立场的出发点感到困惑、不解和怀疑。

总体看来，到1945年和1946年之交，从政治到经济，从欧洲到远东，美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已经在各方面显露出来，彼此都有受到威胁的感觉，相互之间的猜忌和不满正在加深。不过，在政策趋向强硬和生硬的同时，战后大国合作的总方针尚未放弃，为此双方在这个或那个问题均有所妥协和让步，因此才有莫斯科会议令人产生希望的结局。然而，1946年初的两篇公开讲话和一封秘密电报，又使得美苏之间的紧张气氛突然升温。

二、斯大林选举演说的背景和实质内容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大剧院发表了著名的“选举演说”。在这篇公开的讲话中，斯大林用大量篇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了总结，重点是论证苏联现行制度的优越性和战前经济政策的正确性。斯大林指出，战争的胜利表明，苏维埃社会制度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更稳固”、是“更有生命力的社会组织形式”；“苏维埃国家制度是多民族国家的模范”，“是把民族问题和各民族合作的问题解决得比其他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好的国家组织体系”。斯大林特别强调，苏联能够战胜法西斯德国还因为拥有强大的军队和“绝对必需的物质条件”，而这一切都来源于苏联的工业化政策和农业集体化道路，其特点和优点就是在“工业国有化和银行国有化”的基础上，“迅速地聚集资金”，首先发展重工业。因为“没有重工业，便无法保持国家的独立；没有重工业，苏维埃制度就会灭亡”。这是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最后，谈到苏联即将来临的新的五年计划时，演说虽然也提了一句“废除配给制”，“扩大日用品生产”，但重点和落脚点还在发展重工业：大概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生产5 000万吨生铁、6 000万吨钢、5亿吨煤、6 000万吨石油。只有这样，苏联才“有了足以应付各种意外事件的保障”。这里的“意外事件”，显然指的是演说开篇所讲的帝国主义战争：“在现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条件下”，由于发展的不平稳和不平衡，经济危机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斯大林的讲话——至少其字面所表达的意思——让华盛顿感到震惊，美国官员普遍认为，斯大林在宣示一种与西方资本主义为敌的苏联对外政策新方针。美国国务院欧洲事务办公室主任马修斯（H.F. Matthews）称其为“战后苏联政策最重要、最权威的指南”，并且“将成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及其追随者的《圣经》”。这个讲话应该“在国务院内部供所有人传阅”。美国国务院东欧事务司司长杜布罗（E. Durbrow）在致国务卿等人的备忘录中指出，讲话是一个“新方针”，也是“对全世界的一种警告”。“作为一种宣言”，斯大林表示苏联将维持庞大军备，建立起强大的战争潜力“以确保能够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美国副国务卿艾奇逊（D. Acheson）则认为，斯大林“正在把苏联的外交政策引往一个不祥的方向”，这个讲话是对美国和西方的“宣战”，是“冷战的开始”。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W.O. Douglas）的说法更加耸人听闻：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

鉴于战后美苏关系出现的恶化趋势，美国官员们敏感地认为斯大林的讲话是在宣布苏联对美国和西方政策的新方针，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美国政治精英都过度和错误解读了斯大林演说的本意。

要真正理解斯大林演说的实质内容，不仅要了解苏联的对外关系，更需要搞清楚战后苏联的国内状况，以及苏联领导人对美国和西方的担心所在。其实，斯大林并不愿意看到苏美关系恶化，或许正是为了避免引起误会，讲话在开篇谈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引发战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时，斯大林话锋一转：“第二次世界大战按其性质来说，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本不同的”，而且特别强调，“它一开始就带有反法西斯战争、解放战争的性质”，苏联的参加只是“加强了”这种性质；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苏美英以及其他爱好自由国家的反法西斯同盟”，在取得战争胜利方面“起了决定的作用”。显然，斯大林在此有意突出苏联与英美的合作和同盟关系。那么，为什么演说最后又要强调警惕和防备“帝国主义战争”呢？这就需要看看苏联国内在战后发生了什么情况。毕竟，斯大林讲话的对象是苏联民众。

四年的残酷战争给苏联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是战时合作关系允许美国电影、书籍、杂志、广播乃至爵士乐和可口可乐大量涌入苏联，一方面是几百万苏联士兵（带枪的工人和农民）开进东欧和巴尔干各国，一向封闭的苏联社会突然开放了。人们终于亲眼看到了苏联以外的真实世界，苏联社会受到的冲击和苏联民众的思想变化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出现了比较普遍的亲西方情绪。

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在战时进入苏联，官方的政策略显矛盾，而年轻人则受到很大影响。那些从中东欧回来的士兵，很自然地将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同自己祖国的生活条件进行了比较。于是，关于“西方”文明比较优越的情绪，连同战利品、缴获来的科技设备以及简直是抢劫来的生活日用品一道在全国传播开来。

这种亲西方的情绪在知识分子及其作品中有更多的反映。戏剧《库图佐夫元帅》的作者、战地记者索洛维约夫（Л.В.Соловьев）说：“我们在经济方面处于灾难性的境地……没有美国人的帮助我们早就走投无路了。”《红星报》报社记者巴甫连科（П.А.Павленко）认为：“没有同盟国我们不可能将德国人赶出俄罗斯。……我们的命运最后取决于我们盟友的意志、行为和善良。”诗人阿谢夫（Н. Асеев）在其作品《胜利的火焰》中则表达了对《大西洋宪章》、美国“民主秩序”和“各种自由”的崇拜和向往，并设想保持“永久的联盟”。

美国档案中也记载了不少美国士兵和在苏工作人员的感受：俄国人“对美国特别感兴趣”，俄国妇女迫不急待地期待看美国的时尚杂志；美国的生活方式是俄国士兵“始终感兴趣”的话题，他们“经常为这方面情况而争执不休”。美国驻苏使馆官员也认为，在俄国“民众中普遍可以看到对美国和美国人的真挚好感和赞叹”。哈里曼大使直到1945年11月其任期结束时仍然相信，“俄国人对任何与美国生活方式有关的事情都非常感兴趣”。

第二，要求民主、自由和公开性，这主要反映在知识阶层。

一个封闭的房间突然打开了门窗，人们首先感受到的是可以呼吸民主和自由的空气。战后的苏联正是如此，只是那些教授、作家和记者说得比较直白。在1943年底向克里姆林宫呈交的一份公众情绪报告中，刚刚解放的哈尔科夫的一位大学教授断言：“正在进行的变革必须进一步走向国家生活的更大民主化。”《旗帜》杂志主编维什涅夫斯基（В.Вишневский）在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呼吁，斯大林宪法应该解决“对我们所有人都十分迫切的言论自由问题”，“我们战斗了，我们斗争了，请给我们言论自由”。

1943年7月，国家安全委员会把以下言论作为“反动政治情绪”的表现：如诗人乌特金（И.П.Уткин）说：“现在我们充满希望，就是我们将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俄罗斯，没有同盟者我们是不能够拯救俄罗斯的”；我们国家有“最好的宪法”和“最差的制度，这种制度完全剥夺了人们的自由”。《青年近卫军》杂志编辑萨福诺夫（Б.А. Сафнов）说：希望“战后各种自由将会来临，我们将轻松地生活和呼吸”。

1944年10月底，国家安全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В.Н. Меркулов）报告了很多作家“打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自由化”言论。如左琴科（М.М.Зощенко）：“创作应该是自由的，我们所有人现在都是听从命令完成任务，在某种压力下从事写作。”楚科夫斯基（К.И.Чуковский）：“我生活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一个独裁专制的国家……在政府专横的条件下，俄罗斯文学会渐渐失去活力，最终走向灭亡。”维尔塔（Н.Е.Вирта）：“对于书刊检查机关来讲，现在作家成为了他们最大的障碍，作家的创作过去依赖的是这些人的观点。”

在1945年底开始的最高苏维埃选举活动中，人们提出了许多让党和政府头疼的问题：“我们的宪法是最民主的，为什么不允许工人从一个企业自由地转到另外一个企业里呢?”“苏维埃国家是最民主的国家，但这里是一党专政，而在其他国家却存在着许多党派，这是为什么?”“东正教最高会议能否推荐自己的代表候选人，如果不能的话，那么，这是否触犯了民主制度?”也有普通工人和农民坦言：“在我们俄罗斯，只有克伦斯基时代才有自由的选举”，“人民是不会投票赞成这个政权和共产党员的，因为人们生活得非常不好，什么也没有，布尔什维克分子使国家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三，民众对苏联政治经济制度的怀疑和不满时有表露。

“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这是斯大林经常挂在嘴边的俄国典故。正如俄国学者所言，因为胜利，斯大林和共产党的威望得到极大提升，“每一个人都真诚地感谢斯大林同志，感谢他的英明领导”。然而，苏联人民可以“原谅斯大林的一切”，但是“再也不能重复过去的战前而非战时的血腥现实了”。

几百万穿着军装的俄国工人和农民到了柏林、维也纳、布拉格、布达佩斯，他们看到，即使经过几年战争破坏和希特勒占领之后，那里的生活水平也远远好过苏联。不仅在东普鲁士，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农家的地窖里也都挂着整块火腿，还有香肠和奶酪，而身处“社会主义优越制度”下的苏联人民，“早已不记得这些东西了”。被遣送回国的苏联公民被认为是农民中产生反集体农庄情绪的另一渠道。这些被遣送回国者和前线战士一样，了解组织农业生活和劳动的另外一种体系。一位从立陶宛被遣送回来的妇女对自己的邻居说：“立陶宛所有的农民都过得很好，最穷的农民平均也有三四头牛羊、两匹马。”“在立陶宛没有集体农庄，农民是自己的主人，而现在回到家，只能为集体农庄干活，不得不再次受苦了。”

战争后期，有关集体农庄即将解散、必须解散的说法在苏联农村普遍流传，甚至传言这一措施“将根据丘吉尔和杜鲁门的要求和斯大林同志的许诺”而实施。联共（布）中央组织部1945年7月的调查表明，“大家都在期待军队复员回家，解散集体农庄”，有些地区甚至要求分掉集体农庄的财产。联共（布）中央农业部关于库尔斯克州的调查报告则显示，由于集体农庄将被解散的谣言流传，“占有集体农庄土地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将国家土地变为私人宅旁园地，这样的农户在有的地区竟高达58%。

解散共产国际和恢复东正教是出现这种看法的重要原因，甚至许多党员和干部都对传统的思维模式和行动方针产生了动摇，一种新的观念——“罗斯福式”的“经过改造而生成的”资本主义是更具生命力和爱好和平的制度，已渗透到了苏联权威学术刊物之中。也有老布尔什维克从党的立场出发，直接给斯大林写信，要求在苏联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度”。因为战争已经向全世界表明，“苏联人民是成熟和强大的”，“共产主义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国家民主制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道路”。

第四，在残酷而紧张的战争状态结束后，人民普遍要求提高生活质量和水平。

德国投降后，奔萨州酒精厂原料部主任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战后苏联生活将发生根本变化，应该彻底改变经济结构。因为苏维埃政权27年来，什么也没看到。这样下去不行。”苏联工人普遍强烈要求取消两班制，恢复三班制，恢复休息日，将11小时的工作时间减少到8小时。在莫斯科的一些工厂，工人们对战争已经结束仍然不能按时发放工资十分不满：“我们期待着胜利，并认为我们最终会按时收到工资，但结果却不是这样。现在的生活很困难。”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1945年9月19日报告，对鄂木斯克市工厂工人私人信件进行秘密检查发现，135封信中对日常物质生活水平有所抱怨：“没有过冬的棉衣”，“下班后没有替换的衣服”，“报酬很低，什么票证也没发”，“所有人都厌倦了这里的生活”，有成批的工人（大约400人）逃离工厂，尽管抓回后将受到审判。类似的情况在联共（布）中央关于企业劳动纪律问题的综合报告（10月15日）中也比比皆是。

联共（布）中央组织指导工作部11月28日的报告承认，大量的事实表明，工人、教师、医生和农民日常物质生活方面的状况“不能令人满意”，工资被拖欠，棉布、服装、鞋子短缺，食品供应还不如战争时期，配给票证中的份额很低，而且经常不能按时发放。他们发出呼喊：“为什么日常生活状况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得到改善呢?”“为什么面包的供应经常被中断，为什么要排长队购买面包?”“今年是否能够取消票证制度?”“什么时候才能够在商店里进行自由贸易?”

在最高苏维埃选举活动中，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收集到的问题有：“我们的人民被战争折磨得很苦。将如何发展轻工业，尤其是纺织工业呢?”“为什么战争已经结束了还要加强我们国家的防御力量呢?”“英美与苏联的战争是否很快就会爆发?”“我们的军队要在德国呆多久?”“为什么战争已经结束了，而我们的物质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改善呢?”据内务人民委员部报告，这些不满情绪在很多地区已经发展为犯罪行为，出现了大量反动传单和反动言论，甚至有暴力事件发生。

战后的苏联，在国际上已经成为政治和军事强国，但在国内却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普遍存在的要求变革的社会心理正在或者已经衍生出对现存政权和制度的不满。这就是斯大林的党和政府面对的社会问题，是他们绕不过去和必须回答的问题。关键在于，苏联领导人没有顺应民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考虑如何吐故纳新，对原有体制、政策的弊端进行必要的改革，而是因循守旧，试图回到战前，并且把一切“罪恶”的源泉归结于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外来影响。于是，一场针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斗争在战时就已经悄悄开始了。

早在1943年12月2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就发出了“关于监察文艺杂志”的决议，要求在内部对各种文艺杂志进行监管。1944年7月26日，联共（布）中央组织部又作出了“关闭苏联作家文学院的决议”。1945年5月22日，苏联宣传部门领导人在内部会议上强调要“加强意识形态斗争”。战争刚刚结束，《布尔什维克》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就指出，“苏联人民正在继续完成一项实现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并逐步地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宏伟任务”。9月29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改善苏联境外宣传工作》的决议，责成中央宣传鼓动部，“在一个月期限内研究苏联境外宣传和情报工作的状况，并向中央提交关于苏联在境外国家的宣传和情报工作安排的决议草案”。尽管这些指示和决议都只在内部传达，但美国使馆在1944年夏天已经意识到，美国电影已经很难进入苏联的影剧院。1945年9月15日凯南报告说，苏联已经“恢复了战前的宣传风格”。

在这方面，斯大林对莫洛托夫的指责很有意思，也颇具代表性。1945年11月上旬，苏联报刊登载了丘吉尔在下院的讲话，其中不乏对斯大林的赞美之词。12月初，西方报纸又刊出消息，在西方记者集体投诉后，苏联对外国记者的审查制度显得宽松了。正在南方休养的斯大林得知这些情况后，连续给负责此项工作的莫洛托夫及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发去电报，严厉指责莫洛托夫“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出奴性”，试图“用个人权力来改变我们的外交路线”，是“篡夺了权力”，还讽刺说，也许允许西方的“污蔑和诽谤”，“也是他工作计划的一部分”？这一事件的结果是，1946年2月25日，联共（布）中央发出指令，收回外交人民委员部对驻苏外国记者发出的信息的审查权和控制权，将其转给专门的保密委员会。

斯大林对他在战时的第一副手莫洛托夫如此严厉的指责和羞辱，很难说其中没有“功高盖主”的猜忌成分，正像他在军队中对朱可夫的处理一样。不过，抓住莫洛托夫对西方“奴颜婢膝”的错误不放，的确很符合斯大林当时的心态。其实，斯大林此时并不希望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翻脸，在外交领域（中国、伊朗、朝鲜、原子能以及一系列和约问题），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赔偿、贷款、贸易等问题），如上所述，苏联还需要美国的合作和帮助。但是，一方面，西方报纸对苏联（主要是苏军在国外）行为大量的负面报道，让苏联宣传部门不得不“反击”；另一方面，清除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也要求开展批判“崇洋媚外”、宣扬“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为了国内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斯大林不得不在宣传领域把美国和西方作为标靶，不得不在苏联人民面前树立起“敌人形象”——是不是真有这个敌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稳定国内情绪的角度需要这样一个敌人。

1946年2月1日，政治局批准了《联共（布）中央致全体选民的呼吁书》，拟定了以下主要任务：最迅速地恢复国民经济，保持国防实力，必须“巩固所取得的胜利”，“坚决地捍卫苏联的利益”以及“与其他国家的民主力量一起进行争取加强爱好和平国家合作的斗争”。这就是斯大林2月演说的实质内容，它既不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方针，更不是所谓“冷战的宣言”，而只是苏联党和政府近期在国内要做的事情：在国民中树立起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方针的自信，告诫人们还要继续勒紧裤腰带，准备过苦日子——因为存在帝国主义和战争危险。其实，斯大林在1月23日为哈里曼送行的会见中已经说明了这一点：美苏“社会和政治理念不同”，但这“只与两国的内部政策有关”，而在外交事务上双方“可以找到共同的基础”。

苏联战后的经济政策存在重大舛误，本文无意为其辩护，这里只是要说，美国政府的确误读了斯大林演说，而凯南对苏联对外政策原因和目标的分析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误读。

三、凯南“长电”及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

尽管斯大林的讲话在白宫引起了震动和不安，但是公众舆论对此却有异议，很多人重读这个讲话并未发现令人恐惧的内容。因此，斯大林演说并未直接导致美国对苏政策的改变。莱夫勒根据当时民意调查的结果分析说，直到1946年2月底以前，美国的精英们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分歧很大，甚至那些主张对苏奉行强硬政策的人也承认，美国民众可能不会欢迎这样一种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急需对斯大林讲话所反映的苏联“外交新方针”有一个深度的解释和说明，于是就找到了被认为是“苏联事务首席评论员”的美国驻苏使馆代办乔治·凯南。

凯南已经在国外生活了18年，此时急于回家，但哈里曼走后新任大使史密斯（W.B. Smith）尚未到任，他只能在莫斯科等待。作为一名学者型官员，凯南认为美国“缺乏通晓苏联事务、具备权威性、客观性和勇气的人才”，他不想再做外交官，而宁愿回国写一本关于苏联政权结构的书。斯大林的演说发表后，凯南认为“太老套”，所以只是按照一般工作程序于2月12日向国务院发出一封简单概括演说内容的电报。这当然不符合国务院官员的需要，2月13日，经国务卿贝尔纳斯（J.F.Byrnes）批准，国务院给凯南发出一封电报：鉴于斯大林的讲话已经激起美国媒体和公众“前所未有”的反应，希望他对苏联的外交政策做出预期性的论证和分析。凯南是最早提出警惕苏联单边主义行为、美苏合作已无法实现的外交官之一，他的看法虽受到哈里曼的赏识，但在华盛顿一直遭遇冷落。现在机会来了。于是，凯南拖着病体开始口述，并在数日内将他对苏联政策的长期思考写成了这封“长电报”。

凯南电报的宗旨是分析和解释苏联对外政策的性质和特征，为美国的对苏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凯南首先指出苏联战后外交思维的基本特征：“苏联仍处于敌对的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由于世界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中心“争夺世界经济主导权”的斗争，苏联“与资本主义不可能保持永久的和平共处”；“资本主义内部的冲突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战争”，“精明的资本家”倾向于“摆脱”资本主义内部的战争而发动“对社会主义的侵略战争”，苏联对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予以制止”。在此基础上凯南推断，苏联对外政策必定是“千方百计提高（自身的）相对实力”，“削弱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和影响”，“致力于利用和加深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并最终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革命起义”。凯南认为，苏联外交路线并非基于“对外部局势的客观分析”，而是“国内统治的政治需要”，其认知的根源首先在于“俄国传统的、本能的不安全感”，因为“生活在广袤而无法设防的平原上的农业民族与凶悍的游牧民族为邻”。近代以来，俄国面对“更强大、更发达、组织更严密的”西方社会，又增加了一种新的“恐惧感”。因此，俄国统治者“一向惧怕来自外部的渗透，惧怕与西方世界直接接触，对俄国人民一旦了解了外部世界的真相或是外国人民了解了俄国内部的真相所可能带来的后果，担忧不已”。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主张革命和暴力的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能取得成功，“绝非偶然”，它“成为激发不安全感的无与伦比的动力”。因为外部是一个“罪恶的、充满敌视、威胁着苏联的世界”，所以内部需要独裁、专制和暴力，这样才能对外部世界给以“社会主义力量的致命一击”，从而迎来“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凯南进一步指出这种外交思维在政策层面的反映：“强化军事工业化进程，最大限度地发展武装力量”；“在时机成熟和成功有望的时候，努力实现苏联政权势力范围的扩张”；“不惜通过退出联合国而与其他国家决裂，将对其目标和安全有威胁的联合国变成一个无效机构”；在殖民地、附属国和落后地区削弱西方的影响，以利于“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势力的渗透”；在国际经济领域注重于其势力范围内的经济联系并使苏联处于主导地位，而对国际经济合作采取漠视态度。凯南最后指出，美国面对的苏联，是一个坚信“与美国根本不可能有持久的妥协”，必须消灭美国“赖以生存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国家，这是美国“外交上从未经历过的”，也将是美国“未来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至于对策建议，凯南提出了几个原则：“必须有勇气去面对”美苏关系出现的危机，而且“越早越有利”，因为美苏之间目前没有什么令美国难以下手的经济瓜葛，而且苏联的现实主义考虑也会让它在强硬立场面前知难而退；解决好内部的问题，提高美国“社会的健康和活力”，不给苏联和共产主义世界可乘之机；必须给其他国家“提供指导”，并描绘出一个美国“所希望看到的，比以前更加积极、更加富有建设性的世界的前景”。

凯南电报并非简单解答国务院对斯大林演说的疑问，而是对苏联战后外交思维、外交政策及其历史渊源进行了深入分析，具有一般外交官难以望其项背的学术性和理论性，因此在华盛顿引起强烈的和积极的反响。国务卿贝尔纳斯“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这封电报，赞叹说：“真是一篇绝妙的分析。”欧洲事务办公室主任马修斯认为这是他所看到的“写得最好的分析报告”，是未来美国对苏政策的“基本纲领”。凯南电报就像遇到春风的野火在华盛顿和美国驻外机构迅速蔓延。哈里曼看后拿给对苏联事务颇感兴趣的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J. Forrestal），后者将电报复制分发给了“内阁中与外交和军事事务有关的所有成员”，甚至杜鲁门本人。国务院的官员还把这封电报拿给战争部的规划人员，并敦促他们让陆军高层进行认真研究。电报也被分发到美国驻海外的外交和军事机构，各种赞美之词很快就传回华盛顿，驻古巴大使诺韦布（H.Norweb）的评论最具代表性：这是一篇“全面思考问题的杰作”，每位大使读后都希望“这样一份报告是出自他自己的办公室”。所以，如同马修斯预言斯大林演说将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圣经》一样，美国学者耶金（D. Yergin）把凯南电报说成是“美国决策者的《圣经》”。凯南本人也由此从一般外交官进入决策层，成为美国外交界红极一时的人物。

尽管有不同的声音，但总体上凯南电报在美国政界、军界和国会得到普遍的接受和赞誉，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这种带有理论性和历史感的分析来得恰逢其时。正如凯南自己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如果国务院在半年前看到这封电报，很可能会嗤之以鼻，而在半年后这个报告听起来可能是多余的。战后数月，随着美苏之间分歧的扩大，从白宫到国会山，不乏主张对苏采取强硬政策之人，但是美国整体对外政策仍然受制于雅尔塔体系和社会舆论，即使右翼和鹰派也不愿贸然提出与苏联决裂的方针，至少不能因公开喊出反苏口号而承担破坏盟国团结合作的道义上的责任。凯南的分析则为这种政策转变提供了理论上的合法性依据。首先，苏联是一个怀有“险恶目的”的政治国家；其次，苏联通过扩张和渗透对美国和世界构成了实际威胁；最后，苏联永远不会与美国和平相处。这样，美国就可以摆脱雅尔塔藩篱，堂而皇之地对苏联采取强硬和对抗的政策，同时说服美国和世界舆论，占领道德的制高点。凯南电报助长了美国对苏新方针的形成，正如美国另一位苏联问题专家波伦（C.Bolen）在3月13日的备忘录中所说，再也不需要“对现行苏联政策的动机或理由进行长篇大论的分析了”，凯南的电报已经说明了一切。这个新方针就是“遏制”政策。

1947年7月，凯南化名“X先生”发表了《苏联外交行为的根源》一文，明确提出了对苏“遏制”政策，即“在凡是有迹象表明苏联破坏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地方”，美国便给予“坚定不移的反击”。在2月22日电报中，凯南没有使用“遏制”一词，但对这一政策的根据和内容，尤其是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已经大体上做了原则性说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凯南电报的广泛传播推动了美国对苏强硬的外交立场和政策日臻成熟。鉴于共和党议员范登堡（A.H.Vandenberg）2月27日演说对民主党政府外交政策表示的强烈不满，杜鲁门要求贝尔纳斯站在美国政府的立场发表讲话，必须表示与苏联针锋相对，绝不做任何妥协。第二天，贝尔纳斯在纽约的海外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宣布了一个基于“耐心和坚定”的对外政策新方针。国务卿说，美国期盼友谊，但不会接受“单边主义”，并要“捍卫”《大西洋宪章》；美国将抵御包括政治颠覆在内的一切“侵略”，并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且不受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的限制；美国作为一个大国，不仅要“确保自己的安全”，也要“维护世界的和平”。尽管没有点出苏联的名字，但这一带有“重大声明”性质的讲话被美国报纸看作是“对俄罗斯的警告”，并表明了“美国国际关系的新方向”。3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务院提交的文件（SWN4096）《美国的外交政策》强调：“我们强烈赞成‘在与苏联政府打交道的时候采取坚定和友好的态度’，但是重点要放在‘坚定’上。”正如美国著名的冷战史专家加迪斯（J.L. Gaddis）正确指出的，“耐心和坚定”成了此后一年里美国“同苏联打交道的格言”。这个新方针在美国处理伊朗和土耳其危机、解决德国赔偿和缔结和约问题乃至日本和朝鲜的占领问题时，都有所体现。

凯南无疑是一位睿智和善于思考的外交官，但他也有失误的时候。加迪斯非常推崇凯南，他认为，凯南几乎是当时了解斯大林冷战战略的“唯一”一人，只有凯南对苏联行为的解释“能站得住脚”。而按照加迪斯的说法，这个解释就是“早在1917年列宁就对资本主义世界发动了‘冷战’，但直到斯大林时期才制定出赢取这次战争的大战略”。在笔者看来，作为凯南理论起点的这个“长电”，虽然对苏联外交思维及其渊源的分析不无道理，但其结论却显得过于偏激和简单。根据凯南的逻辑，俄罗斯传统的不安全感和主张“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导致苏联必然采取不断和无限扩张的政策，战后苏联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强盛为这种扩张奠定了基础，因此苏联的外交政策已经构成对美国的挑战和威胁，而且永远不会和解，所以美国必须应战，必须遏制。凯南把苏联看作是冷战的发动者，同时也为美国推卸了破坏美苏共同缔造的雅尔塔体系的道义责任。然而，这个逻辑存在以下几点漏洞，或至少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其一，苏联和美国虽然都是战后仅存的政治军事大国，但二者实力相差悬殊。在军事上，美国掌握着世界上唯一的原子弹及绝大多数的航空母舰和战略轰炸机，而这些战略性武器苏联都没有；在经济上，美国的黄金储备为200亿美元，几乎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二，世界一半以上的制造业在美国，其各种产品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并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出口国。那么，苏联自知实力大不如人（这一点电报中略有提及），是否会主动向美国挑战？

其二，大量史实表明，苏联战后的不安全感主要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这一点电报中也有提及），可见上文对斯大林演说的分析。既然如此，苏联是否会在解决国内问题之前或同时就将主要矛头和力量指向美国？如果这样做，苏联岂不是更不安全？实际上，也没有证据表明此时苏联就已经制定出针对美国的战略方针——无论是外交的，还是军事的。直到1946年9月27日，苏联驻美国大使诺维科夫（Н.В.Новиков）才发出一封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全面分析的电报，并确认美国已经将苏联锁定为攻击的目标，苏联必须反击。在冷战史学界，这封电报被称为凯南电报的“镜像”，与凯南电报“如出一辙”。

其三，俄罗斯在历史上的确是一个扩张型国家，凯南电报对其扩张动机和根源的分析也十分中肯，但其忽略的一点是，到战争结束时，斯大林的地缘政治诉求已经全部得到满足（芬兰、波罗的海三国、东欧、巴尔干和远东），俄国沙皇梦寐以求的三个出海口苏联已完全掌控（太平洋、波罗的海）或得到基本保障（黑海），而所有这一切的国际法依据就是雅尔塔体系，其保障机制就是联合国——这两者恰恰是战后美苏合作的基础和平台。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有什么理由主动破坏雅尔塔体系，抛弃联合国？

其四，从理论上讲，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势不两立，是一种无法共存的替代关系，苏联的确也曾高举“世界革命”大旗冲击资本主义世界，凯南电报对此讲述得十分清楚。但同时还要注意的是，自从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后，共产主义理想和世界革命已经成为苏联外交的工具，斯大林1943年解散共产国际、1944年推行“联合政府”政策，都是证明。如果说苏联在战后具有融入国际社会的意愿、动力和条件，那么断言苏联与美国已经没有共同目标，并且永远没有“和平共处”的机会，是否过于偏激？

无论如何，凯南电报对华盛顿影响的最终结果是多数人认定对苏联已经没有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对于这种误导的结果，福雷斯特尔的读后感最说明问题：“从此以后他（指福雷斯特尔——引者）日益感觉到不能再根据俄国问题可以和平解决的假定来制定政策了。”在他看来：“对于任何细心思考的人来说，如果接受这个分析（指凯南电报——引者），那么就必须放弃同这个黑暗的、由俄罗斯过去的幽灵所笼罩着的独裁政权建立常规的或‘正常’的国际关系的一切希望；它使得下面的观点显得愚蠢，这种观点在以后曾盛行一时，认为通过让步，通过‘国家首脑’的一次会晤，或者通过诸如此类的形式，在会议桌上和平地进行合理的讨价还价，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外交的本质就是妥协，因此凯南电报必然导致一种错误观念，即在敌对国家之间不需要外交。对此，美国著名记者和政治评论家李普曼（W. Lippmann）在1947年批评“X”文章时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在一个有敌对势力存在的世界，外交处理的方法是，建立一种力量平衡，使敌对势力无论多么缺乏亲密关系，无论多么对共同的呼吁无动于衷，都无法看到侵略成功的前景。”“作为一个外交家，如果认为敌对和不友好国家之间无法达成和解，那就等于忘记了外交是干什么的。”所以，凯南想要阻止美国政府中存在着的一种无限度向苏联让步的主张没有错误（这种让步只能刺激苏联进一步提出要求），美国选择对苏联采取“遏制”政策本身也没有错误（特别是后来凯南强调这种遏制的重点不在军事而在政治），但如果只有“遏制”而排斥妥协，排除继续沟通和谈判的渠道，就未免过于简单化了。

最后，在凯南电报所引发的美国对苏政策转变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贝尔纳斯代表政府宣示美国外交政策新方针时，避免公开提到苏联。这表明政府对公众舆论是否接受这一转变没有把握。实际上，在此之前美国的民意调查反映了公众对苏联的矛盾心理。例如，《财富》杂志在1945年12月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50%的受访者认为在未来25至30年内有可能避免一场大规模战争，只有16.6%的人认为苏联会发动这样一场战争。1946年初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只有26%的人认为俄国人寻求统治世界，13%的人仍然把这种野心归咎于英国人。哈伯特（F.J.Harbutt）因此认为，虽然存在明显的反苏趋势，但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保持“雅尔塔愿景的合作态度”仍有信心，“或至少是希望”。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杜鲁门才决定邀请丘吉尔到富尔顿讲演，用英国人的公开言论来试探美国舆论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