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前奏: 美国对苏联战略认知陷入误区——关于美苏冷战起源的经济因素(二)

来源:《史林》   作者: 沈志华

四、丘吉尔“铁幕演说”的背景和结果

铁幕（Iron Curtain）一词并非丘吉尔创造，但却因他的一次演说而家喻户晓。1946年3月5日，这位已经下台的英国前首相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了一个震动世界的演说。面对威斯敏斯特学院3 000多听众，并通过英美两国的无线电广播，丘吉尔首先讲述了在“战争和暴政”面前英语世界团结的必要性，特别是英美关系的特殊性：“兄弟般的联合”要求双方军事上全面合作，“包括联合使用两国在世界各地掌握的所有海空基地，使现有的设施继续用于共同安全的目的”。接着丘吉尔描绘了一幅紧张而恐怖的画面：“没有人知道苏俄及其共产主义国际组织在最近的将来打算干些什么，以及它们扩张和传教的边界在哪里”，但欧洲面对的现实就是“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即什切青——引者）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一道铁幕横跨欧洲大陆”。铁幕后面的中欧、东欧和巴尔干国家都受到苏联的影响和控制，在所有这些国家，共产党的地位和权力正在提升，并且“到处寻求极权主义的控制”。在铁幕的另一边，“共产党或第五纵队对基督教文明构成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和危险”。面对这种状况，丘吉尔说：“我不相信苏俄希望战争。他们希望的是战争的果实以及他们权力和主义的无限扩张。”演说最后又回到英美联合对抗苏联的呼吁：“倘若英国所有道义上、物质上的力量和信念，都同你们的力量和信念兄弟般地联合在一起，那么，就将不仅为我们、为我们的时代，而且为所有的人，为未来的世纪，带来一个广阔的前程。”

这个演说之所引起世界震动，是因为战后丘吉尔在世界公众面前首次公开点名指责苏联，并号召英美乃至英语世界联合起来对抗苏联。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政治人物，一个曾经的大国领袖和三大国合作的创始人，丘吉尔公然背离战时形成的大国合作原则，公然挑战雅尔塔体系的精神，此举非常人所能为，难怪丘吉尔本人把这个讲话称为自己“职业生涯中一次最重要的讲话”。不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如此重要一个讲话，实际上并不仅仅是丘吉尔这样一个非政府人物的个人行为，其背后存在着与美国政府、英国政府之间隐秘而复杂的联系。

丘吉尔是著名的保守派和反共政治家。早在德国战败之际，丘吉尔就把苏联作为下一个敌对的目标了。1945年5月22日，英国军方根据丘吉尔的指示制订了代号“不可想象的行动”的军事计划。该计划以苏联已成为“对自由世界的致命威胁”为前提，目的是在柏林、布拉格、华沙和贝尔格莱德建立起一道防止苏联继续西进的“新战线”，通过一场“全面的战争”，“迫使俄国屈服于美国和大英帝国的意志”。这个计划因“超出我们的能力”而并未实施，甚至没有迹象表明曾将计划交给了美国人，但是它的存在已经说明丘吉尔的反苏心态。如果考虑到那时英国民意调查的结果，即主张对苏联友好的英国人占70%，甚至超过了主张对美国友好的人（45%），那么保守党在议会选举中失败的原因之一很可能就是其对抗苏联的立场。一时失魂落魄的丘吉尔很快就振作起来，并作为反对党领袖活跃于英国政坛。到1945年秋末冬初，丘吉尔喊出了英美团结共同反苏的口号。恰恰这一点被美国总统杜鲁门看中了。杜鲁门对国务卿贝尔纳斯在莫斯科会议的表现颇为不满，认为对苏联让步过多。1946年1月5日，杜鲁门把贝尔纳斯叫到白宫训了一顿。杜鲁门历数了苏联在东欧、伊朗、土耳其等问题上的“暴行”后说，苏联“所了解的只有一种语言——‘你究竟有多少个师？’”，“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再作任何妥协”，“我已经厌倦了笼络苏联人”。可以看出，杜鲁门后来亲自为丘吉尔的讲演站台助威绝非偶然。

1946年1月29日受邀来到美国的丘吉尔写信给杜鲁门，说他“有一个信息要传递给贵国和世界”，并认为“我们很可能会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杜鲁门立刻心领神会地回信说，他知道有“一个重要信息要传递”。2月10日晚两人在白宫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会面。根据总统军事顾问李海（W. D. Leahy）的详细记录，丘吉尔告诉杜鲁门，讲演的主题是英国和美国之间有必要进行全面的军事合作，以维护世界和平，直到联合国能够完全负起维持和平的责任，而这将是在遥远将来的某个时候。丘吉尔还提出，为了英美的安全，两国联合参谋部应该继续工作下去。会面后，李海陪同丘吉尔回到英国使馆，与哈利法克斯（Lord Halifax）大使一直谈到深夜。丘吉尔告诉哈利法克斯，杜鲁门“对他发表他心目中的那种兄弟会的演讲相当满意，非常高兴”。3月3日，杜鲁门邀请丘吉尔乘总统专列从华盛顿同往富尔顿。在列车上，丘吉尔向贝尔纳斯和李海出示了几乎已经完成的讲稿，他们都很热情，感到兴奋，“没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见”。据总统助手克利福德（C. Clifford）回忆，在贝尔纳斯向杜鲁门详细介绍讲稿内容时，他一开始表示拒绝阅读文本，但是当打印好的最终文本分发给白宫工作人员和随行记者时，总统还是“无法克制地阅读了它”。丘吉尔在给艾德礼（C.R.Attlee）首相和贝文（E. Bevin）外交大臣的电报里描述了杜鲁门当时的反应：“他告诉我，这个演讲令他钦佩，虽然可能引起轰动，但只会带来好处。”显然，杜鲁门不仅事先知道讲演的内容，而且对最后的讲稿也十分赞成。不仅如此，杜鲁门实际上希望“引起轰动”。早在1945年12月20日，美国国务院就宣布丘吉尔即将发表的演讲是一个重要事件，而关于丘吉尔与白宫接触的大量新闻报道也激起了公众对它的兴趣。可以说，杜鲁门是这场闹剧的幕后导演，丘吉尔只是演员而已。

然而，在公开场合，杜鲁门又希望与丘吉尔保持一定的距离。作为丘吉尔讲演的主持人，杜鲁门事先指示克利福德“在他的开幕词中插入几句关于斯大林的正面话语”。正像很多研究者指出的，富尔顿讲演实际上成为美国政府“战略的一部分”。当美国政府开始转变对苏联立场而倾向强硬政策时，艾德礼政府采取的立场则比丘吉尔政府更接近罗斯福的大国合作方针，而丘吉尔本人作为罗斯福的朋友和伙伴，在美国公众眼里还是著名的二战英雄和功臣，他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能力促进美国外交政策的预期变化，或者进一步说，使正在发生的变化合法化。杜鲁门不过是把这次讲演作为一种“试探性气球”，对于如此急速的外交政策转变，一方面观察苏联政府的反应，另一方面掌握美国舆论的走向，可谓“一石二鸟”。

据西方学者考察，英国政府事先知道并赞成丘吉尔在美国发表讲演，他们希望凭借丘吉尔的个人影响加强英美关系以获得美国贷款，但艾德礼和贝文都不了解讲演的具体内容，丘吉尔（包括知道内情的哈利法克斯）没有向他们提供讲稿或提纲，他们也没有要求这样做。富尔顿讲演的宗旨当然背离了英国新政府的外交路线，尽管贝文坚持对苏联采取“坚定而直率”的态度和策略，但是他并不愿意在强硬路线上走得太远，以免彻底破坏英苏关系。当2月21日英国下议院讨论外交问题时，有人提出西方大国应“联合起来对付俄国”，贝文则建议让苏联参与英美之间的讨论和信息交流，他甚至提出将1942年签署的英苏友好条约从20年延长到50年。所以，不管丘吉尔讲什么，英国政府也乐见其成，关键是看美英的社会反应和苏联政府的态度，再决定英国的立场。

铁幕演说发表后，美国社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十分强烈的反响和热烈的讨论。情况之复杂，以至有学者将美国舆论对铁幕演说的反应分为四大类——“现实主义派”“左翼自由主义派”“孤立主义派”和“温和主义派”。总体来说，这个演说与美国意识形态有很强的共鸣。丘吉尔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激发了美国人对苏联极权主义无限扩张的忧虑感和恐惧感。《纽约时报》用列表的方式显示了除控制东欧外苏联在战后吞并的结果：27.39万平方英里领土和2 435.55万人口，这更加深了人们对苏联是“帝国主义的象征”的印象。在这种情绪下，大多数人赞同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就毫不奇怪了。3月13日的民意调查发现，60%的人认为美国对苏联的政策“太软”，只有3%的人认为“太硬”。

尽管如此，很多人并不赞成丘吉尔提出的采取英美军事联盟的方式对抗苏联——这显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的分裂，而认为美苏之间仍具备合作条件的还大有人在。英国驻美使馆的分析报告认为，“大部分媒体和国会显然不愿意认可它是解决当前问题的适当办法”，“自由主义者和左翼人士”谴责这是“毫无道理的敌意”，是“使美国为英帝国力量的罪恶提供担保的计划”，中间派和温和派则“担心联合国组织因此而受到伤害”，保守派虽同意丘吉尔的分析，但也“不愿意接受（他）所提供的解决办法”。民意调查显示，对于美国是否可以继续与苏联合作的问卷，丘吉尔演说前（2月）同意者占35%，反对者占52%；演说后（4月）同意者上升至45%，反对者下降至38%。最后，铁幕演说在得到美国保守派和右翼赞美的同时，也导致“一个强大的左翼阵线开始出现”——从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到工会组织、新闻界和知识分子，以及美国共产党。尽管无法为苏联的行为辩护，但他们认为丘吉尔“既不代表美国人民或其政府，也不代表英国人民或其政府”，富尔顿是“一场灾难”，正在把美国的命运“转向危险的方向”，拟议中的英美联盟将“割断联合国组织的喉咙”。

面对社会和舆论出现的分裂趋势，美国政府急忙站出来表态，一方面撇清与丘吉尔演说的关系，一方面表明美国的立场。在3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杜鲁门和贝尔纳斯都否认事先看过讲稿，并声称美国政府与此无关。杜鲁门重申了美国对联合国的承诺，并说他不认为苏联会走一条单行道。不过，杜鲁门并不否认丘吉尔在自由的国家有自由讲话的权利，也没有拒绝英美联盟的说法，甚至还表示在宣布战争正式结束前，通过联合参谋长会议进行的英美军事合作将继续下去。在随后几个月里，美国内部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意见分歧仍然十分激烈，“两极分化”的程度也越来越严重。

丘吉尔演说发表后，英国政府似乎也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英国外交部的第一反应是震惊，”艾德礼在3月9日回答议会的质询时说，“国王陛下的政府事先并不知道演讲的内容”，英国大使也没有“被要求事先批准或不批准这个演讲”。当有人追问政府对演说内容是否赞成时，艾德礼巧妙地回答说：“陛下的政府没有被要求对一个私人在另一个国家发表的演讲表达任何意见。英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外交大臣在众议院中完全明确地阐述了。”关于驻美大使与讲演稿的关系，英国使馆新闻处官员的解释是：“大使有机会看到丘吉尔先生的演讲稿，尽管不是最后的形式。由于丘吉尔先生明确表示他只是个人讲话，哈利法克斯勋爵不觉得有必要表示赞同或反对，就像他在任何其他著名的公民私人访问美国的情况一样。”英国官方采取如此回避的态度，与前述工党政府处理与苏联关系时的矛盾心理有直接关系——既不想得罪美国，也不愿疏远苏联。

苏联最初的反应似乎很平静，3月7日莫斯科广播电台简单地提到了富尔顿演说，第二天报纸上也只有简短的报道和评论，说丘吉尔发表了“反苏讲演”。经过一番准备，当美国报纸的热潮刚刚退去，3月11日苏联报刊开始了反击。《真理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社论《丘吉尔挥起军刀》，第４版摘要刊登了富尔顿演说的内容。社论的矛头直指丘吉尔，称他为“反动派”“战争贩子”、挑衅者和诽谤者。社论特别提到“英美联盟”，指责丘吉尔“紧紧追随山姆大叔，尽管只是充当一个小伙伴的角色，希望英美军事联盟使英帝国能够继续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并指出这一联盟“注定要彻底失败”。凯南的印象是，由于富尔顿演说没有在美英政府和舆论界得到明显支持，苏联似乎对“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在这些问题上普遍存在巨大的不团结和意见分歧”感到“欣慰”。苏联老百姓可能更敏感一些。《真理报》的社论通过电台在全国各地广播后，引起苏联人对丘吉尔的愤怒，同时也引发了对战争危险的担心，甚至出现了恐慌情绪。

苏联宣传部门根据外交情报得出的结论也是如此：铁幕演说“在美国大多数人民中未能引起丘吉尔所希望的煽动”。尽管如此，面对丘吉尔的挑战，莫斯科也不得不认真对待。3月13日，斯大林亲自出面驳斥丘吉尔。以答《真理报》记者问的方式，斯大林开宗明义地指出：“这个演说是危险的行动，其目的是要在盟国中间散播纠纷的种子。”斯大林把丘吉尔比作希特勒，指责他“站在战争挑拨者的立场上”，利用“种族论”，“号召同苏联开战”。斯大林还用大量篇幅严厉反驳了丘吉尔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民主制度的攻击，认为共产党在欧洲影响的增长，是“历史发展规律”使然。斯大林最后断言，即使丘吉尔“和他的朋友们”能够组织起新的“讨伐”进军，也一定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4国武装干涉苏联那样被击败。这篇讲话被《时代》周刊称为“和平时期一位政治家对另一位政治家最严厉的攻击之一”。在英国驻苏联公使罗伯茨看来，斯大林的反驳“牵强而苍白”，很难令人相信，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苏联民众讲话：他们必须准备好迎接未来的压力和考验。在这篇文章之后，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召开了对外宣传积极分子会议，部署“加强揭露英美分子反苏阴谋的工作”，日丹诺夫在会上号召要坚决放弃那种“战争之后应该让人们休息”的立场。苏联宣传的调子随之发生急剧变化，很多中性的词汇和语言被激烈的谴责所代替，批判英美的文章大量增长。

十天后，3月22日，斯大林以答美联社记者问的形式，对外界发表了简短的政策性声明。斯大林首先指出，联合国“是维持和平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工具”，以此表明苏联希望在联合国的框架内解决国际争端问题，但前提是联合国必须建立在国家平等的原则上。斯大林“声明”的另一个重点是：深信“任何民族，任何民族的军队都不希望有新的战争发生，他们要和平，他们力图保障和平”，为此需要各国组织广泛的反战宣传。这个因伊朗危机爆发而做出的表态显然温和了许多。苏联从来没有设想和准备发动战争，斯大林也未必真的相信西方会诉诸武力，但是被丘吉尔煽动和助长的反苏情绪的确构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外来威胁，何况此时苏联国内也遇到了难以摆脱的麻烦。所以，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紧张关系应该缓解。这就是斯大林发表第二个答记者问的目的。

斯大林的讲话对于安抚国内很起作用，但对于国外的反苏情绪就不是几句话能打发的，莫斯科必须有所行动。那么，这三件相互关联的事情发生后，美苏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五、1946年春夏之交美苏关系的困境

如果把这一时段的历史事件做成剖面图，就会发现美国与苏联之间互动关系处于相当复杂的状态，就像一个万花筒。

在舆论宣传方面，如上所述，自１９４６年3月以来，苏联国内报纸杂志普遍加强了针对英美的指责和批评，表现出一种“新的强硬路线”。但是这仅限于国内宣传，由苏联情报部主管的对外宣传工作的调子并没有立即转变，对“三国同盟”仍然保持着“谨慎乐观”的方针。在苏联领导人的指示中，暂时还没有把“反动集团”“某些反动分子”与西方国家的官方政策直接联系起来。美国对苏联的俄语广播仍在正常播送。4月4日苏联政治局做出决定，批准由《真理报》《消息报》和《红星报》人员组成的苏联代表团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报业编辑协会会议。4月23日，苏联接受美国的要求，同意将画报《美国》在苏联的发行量增加到５万份。直到1946年6月，苏联情报部通过的发往境外的稿件，“几乎没有一篇谈论苏联政策的文章”，甚至对“斯大林同志就丘吉尔富尔顿讲话所发表的演说”也只字未提!

很显然，此时苏联舆论宣传工作的重点在于教育国内民众，至于对外宣传，苏联暂时还不想与西方撕破脸皮。

1946年年初以后，美国对苏联的政策趋向强硬和对抗，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并没有妨碍美苏高层的密切接触，因为此时美国采取这种立场的目标并非要向莫斯科宣战，而是想通过外交谈判迫使苏联在某些方面做出让步。3月5日，即丘吉尔发表演说的当天，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起草了给莫洛托夫的电报，建议4月15日在巴黎举行外长会议，为巴黎和会准备草案。3月19日杜鲁门起草了致斯大林函，表示对美苏关系的“现状担心”，并希望斯大林访问美国。3月27日，美国新任驻苏大使史密斯赴任路经德国，在与苏联驻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代表会谈时表示，“美国无意与英国建立正式联盟，也不会加入任何针对苏联的联盟或集团”，并坚持认为“苏联和美国不存在无法通过达成协议并在加强联合国办事处任务框架内解决的矛盾”。史密斯还为杜鲁门带话说，“美国已准备好满足苏联的利益”。3月30日，史密斯在礼节性拜访莫洛托夫时说：“斯大林元帅在美国非常受尊敬，美国人民相信斯大林元帅说的话。”又说：“如果苏联和美国能够友好合作，那世界就不会存在危险。”莫洛托夫表示同意，回答说：“和平取决于苏联与美国的友好关系，苏方对与美国友好合作充满诚意。” 4月4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正式接见史密斯。史密斯说话软中带硬：“美国愿意并渴望与苏联实现妥协，因为我们相信，如果我们两国相互理解和合作，世界和平就会得到保证。……如果美国人民有一天确信我们面临着任何强大国家或国家集团不断的侵略浪潮，我们会像过去那样作出反应。”史密斯还表示：如果美苏“两国仍然相互担心和猜疑”，可能都会发现自己走上了代价昂贵的重整军备的政策，“而这正是我们希望避免的”。斯大林没有正面交锋，只是强烈地谴责了丘吉尔的演说，认为这是“对他本人和苏联的无端攻击，如果这是针对美国的，在俄罗斯是绝对不允许的”。斯大林一再解释苏联在中国、伊朗和土耳其问题上的政策，并重申了他对和平和遵守联合国原则的愿望。最后，以身体不适为由，斯大林婉言拒绝了访美的邀请。史密斯带着紧张的心情进入克里姆林宫，会见结束时感到“气氛融洽”。同一天，美国大使递交了关于召开巴黎外长会议的信函，莫洛托夫4月7日答复，同意贝尔纳斯的提议。4月10日苏联副外长李维诺夫（М.М.Литвинов）接见史密斯，双方再次表达了美苏之间应加强沟通、加深了解的意愿。4月12日，在罗斯福逝世一周年之际，根据诺维科夫的建议，斯大林致函纽约的美俄关系研究所，追忆“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并认为“各国人民也应该感谢美国与苏联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同一天，史密斯转交了杜鲁门给斯大林的回信，信中对斯大林关于联合国组织重要性的声明表示“特别高兴”，认为这“与美国政府和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的人们的态度完全一致”。在美苏关系正在日益恶化的背景下，这些言论和表态，显然主要意在争取国际舆论和抢占道德制高点，有些话语恐怕也是言不由衷的。不过，也可以看出，双方还是为对抗留下了谈判和妥协的空间，至少在客观上是如此。

为了缓解美国的敌意和国际舆论压力，苏联也的确释放出一些缓和关系的信号。1945年底苏联未能在规定的时间批准《布雷顿森林协定》，引起美国疑虑。1946年2月21日美国照会苏联，邀请苏联派“观察员”参加定于3月8日在美国佐治亚州萨凡纳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第一次会议。是否出席这次会议在苏联内部引起了激烈争论。不过，当会议如期召开时，苏联代表团还是在会场出现了，尽管只是“观察”。美国报纸评论说，这可能只是“大国博弈中的花招”，但也可能是苏联改变政策的“第一个证据”。人们希望苏联开始认识到“单边行动”的后果，并“相应调整其政策”。

最令人感兴趣的举动是莫斯科宣布从中国、伊朗和丹麦的领土撤军，这显然是对丘吉尔指责苏联“无限扩张”做出的直接反应。2月26日，苏联在东北占领军司令部发表声明，解释说苏军推迟撤离是因为中国接管的军队未能到达和交通上的困难。美国报纸认为，这个声明暗示：只要美国军队还留在中国，苏军就不会撤离。《纽约时报》还报道说，沈阳苏军守备部队有所增加，据信将长期驻扎。就在丘吉尔发表讲演的当天，贝尔纳斯遥相呼应，发表声明指责苏联军队在满洲的掠夺和破坏行为。几天后，3月10日《纽约时报》就发出了完全相反的报道：苏军正在从沈阳撤军，这有望成为全面撤军的开始。果然，3月24日苏联宣布，苏联占领军将在１９４６年4月底之前全部撤离中国。

苏联从伊朗的撤军也在这个时间点发生了戏剧性变化。3月2日是盟国约定的从伊朗撤走占领军的最后期限，当时英美军队均已撤离，苏联却在此前一天宣布，苏军3月2日将开始从伊朗“相对平静的地区”撤离，而伊朗北部其他地区的苏军在“局势明朗之前”将继续留驻。第二天，伊朗政府向苏联提出抗议。然而，苏军不仅没有撤退，反而增加了装甲部队，驻在保加利亚的苏军也开始向南调动，在伊朗的苏军则开始了“全面的战斗部署”。并非巧合，也在3月5日这一天，贝尔纳斯向驻莫斯科使馆发出了给苏联的抗议照会，呼吁苏联尊重联合国的宣言和原则，立即无条件从伊朗撤军。照会特别提到，美国对苏联违反规定而造成的局面“不能无动于衷”。尽管称不上是“最后通牒”，但美国施加的压力显而易见。3月8日美国再发照会，口气更加强硬，要求苏联解释为何不是从伊朗撤军而是增派部队。3月18日，鉴于苏联没有退让的表示，伊朗政府在美国和英国的支持和鼓励下，将“诉状”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3月22日，如前所述，斯大林发表了和解性的答美国记者问。3月25日，即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朗问题举行听证的前一天，塔斯社发布公告：根据与伊朗政府的协议，苏联于24日已开始撤离在伊朗的剩余部队，如果没有意外，撤军将于5—6周内完成。同一天，斯大林致电美联社社长证实了这一消息。伊朗危机由此缓解。

令美国感到意外的是苏联突然宣布从丹麦的博恩霍尔姆岛撤军。战争后期，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一些官员提出了在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主要是丹麦和挪威）扩大苏联影响，甚至建立苏联势力范围的建议和计划。1944年7月,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С.А.Лозовски）在内部会议上提出，苏联需要在丹麦的博恩霍尔姆岛建立军事基地。8月，欧洲第五司司长奥尔洛夫（П.Д.Орлов）提交的报告也认为，苏联在丹麦拥有“特殊利益”，因为该国“处于波罗的海出海口的要冲位置”。1945年5月7日和8日苏联飞机轰炸了博恩霍尔姆岛上的德军，5月9日苏军登陆占领该岛。

当时美国军事情报部门认为，苏军对博恩霍尔姆岛的占领是苏联控制波罗的海的“第一步”，并预测“苏联不会离开该岛了”。

然而美国人没有想到，1946年3月4日丹麦政府的照会要求苏联撤军，第二天莫洛托夫便接见丹麦公使并声明，如果丹麦已有能力使用本国军队保卫博恩霍尔姆岛并在那里建立起行政机构，苏联将召回自己的军队。

3月17日，美国报纸报道了苏联宣布从该岛撤军并已经开始撤军的消息。

就是在美苏一直争执不下的的里雅斯特地位问题上，苏联也在巴黎外长会议上做出了让步。的里雅斯特位于亚得里亚海北岸，拥有地中海地区一个繁华的港口，原属奥匈帝国，后归入意大利。1945年5月铁托（J.B.Tito）指挥的南斯拉夫军队抢先占领了的里雅斯特大部分地区，并与随后赶来的英美特遣部队形成对峙。虽然美苏都不希望在这一地区发生军事冲突，但苏联支持南斯拉夫占有该地区，而英美坚决反对。9月，伦敦外长会议的激烈讨论没有结果。1946年5月，巴黎外长会议前期，莫洛托夫提出南斯拉夫可以放弃对意大利的战争赔款要求，来交换的里雅斯特，贝尔纳斯拒不接受，双方僵持不下。6月23日斯大林电告莫洛托夫，苏联可以让步，同意美国的国际共管方案。会议以妥协性的决议——宣布的里雅斯特为“自由区”（西方的最后方案）而结束了争吵。

当然，苏联并非处处都愿意做出妥协。在那些涉及苏联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上，莫斯科寸步不让，例如德国赔偿问题。虽然1946年初美苏就德国赔偿计划达成一致意见，但该计划的执行却阻力重重，特别是美国又提出了尽快签订对德和约问题。在执行赔偿计划方面，分歧的实质是美国要求在保障德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赔偿，而苏联则坚持先完成赔偿再考虑德国经济问题。对于美国提出的尽快建立统一的德国政府并签订对德和约的建议，苏联实际上采取了抵制立场，明确提出苏联只有在得到100亿美元赔偿的情况下才会考虑美国的建议，甚至要求从德国西部地区收取“现有产品”作为对苏联的赔偿。巴黎外长会议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迫使美国提出英美占领区合并的方案。美苏在德国问题上的分裂由此开启。

在十分敏感的核武器研制和国际管制问题上，美苏也走上了尖锐对立的道路。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UNAEC）于1946年年初成立，在6月14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美国就抛出了一个原子能国际管制建议，即著名的“巴鲁克计划”。该计划的核心要点有两条：联合国有权对不遵守原子能协议条款的国家实行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制裁；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得对这种制裁使用否决权。在美国是全世界核武器唯一拥有者的情况下，这无异于维护其垄断地位，因此遭到苏联反对。6月19日，苏联也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个建议，主旨是禁止使用核武器，并销毁现有的所有核反应堆。从此，联合国内关于核武器国际控制的问题便进入了漫长而毫无结果的谈判。1949年8月苏联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美苏就开始了令人恐惧的核军备竞赛。

这就是1946年春夏之交美苏关系的历史剖面图：对抗有之，妥协亦有之，强硬有之，让步亦有之。

简短的结论

到1946年的春天，美苏关系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双方充满敌意，并开始宣传战，但都尚未形成明确的政策方针。苏联的对美方针处在犹豫之中，不想树敌又必须树敌，意识形态与现实政策陷入矛盾；政治上的防线已经建立，但经济沟通和交往还在继续，并希望有所收获。美国因对苏

战略认知陷入误区而采取强硬方针，但目的并非决裂，仍希望和等待苏联做出退让；世界“霸权”意识已经抬头，但孤立主义情绪并未完全褪去；反苏反共势力上升，但仍有不少对苏友好和与苏合作的声音。总之，政府、国会和社会舆论之间尚未形成一致意见。

斯大林的选举演说：“攘外”是假，“安内”是真，“攘外”是为了“安内”。演说的内在动机因正在形成的敌对关系被掩盖或误读。其结果引起了外部猜忌，在客观上打击了美国左翼力量，助长了美国右翼势力，造成了更不安全的外部环境。

凯南的“长电报”：与正处在上升趋势的美国右翼心态十分吻合，受到政府和国会中“鹰派”的欢迎。但其过于情绪化的理论分析，没有强调苏联战后的不安全感主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关于放弃与苏联通过沟通和谈判解决争端的结论，更是过于偏激而脱离现实。

丘吉尔的“铁幕演说”：自知英国力竭，借助“钟馗打鬼”，鼓动英美联合对付苏联，不乏大英帝国传统外交的老到和精明，也迎合美国右翼势力的心理，但同时引发了美国舆论的担心和忧虑。这些话如果晚一年再说，或许恰逢其时。

1946年上半年发生的种种事件表明，美苏关系的症结主要是意识形态对立导致的战略性互疑。苏联的核心利益在欧洲，与其直接对立的主要是英国，除了德国赔偿问题，美国与苏联在欧洲并没有地缘政治的交集。特别是在经济方面，贷款、赔偿、贸易、租借清算和国际经济组织，所有的谈判还在进行中，也就是说，双方经济关系尚未切割。因此，以“阵营对抗”、两极分化为特点的冷战政策和局面都还没有最终形成。冷战的前奏已经吹响，但冷战本身并没有开始。

以后事态的发展变化，关键是看双方决策者是否能准确判断对方的战略目标和政策底线，而这恰恰是对抗与妥协转换的临界点。从历史上看，社会制度异质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之间是可以共处的，也是可以合作的，但如果双方在战略判断上出现错误，后果就会很严重。不幸的是，此时美苏之间都有战略性误判：苏联认定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到来，美国则认定苏联的目标就是无限扩张，双方都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制定对外政策，其结果自然就是走向对抗。如果这种误判不能纠正而继续发展下去，冷战就是不可避免的结局。然而，更加不幸的是，1946年下半年和1947年上半年的历史就是沿着这条线索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