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与接纳之间——战后初期日本返迁叙事中的精神建构问题

作者: 蔺静

摘  要

二战结束后，随着日本帝国的覆亡，东亚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一因素成为了这一地区战后基本格局形成的起点。本文通过考察战后初期日本文学界、思想界、言论界中的返迁主题叙事及其相关讨论，探讨了殖民地日本人回到日本本土后的生存境遇、在“融入-接纳”过程中殖民地日本人与本土日本人的复杂对视心态、殖民地日本人对其身份认同的质疑与重构等问题。在看似失序崩坏的战后初期日本社会中，个体的信仰、等级观念、精神结构依然保持着战时的特征，曾经的殖民者虽回到了日本，却并未完成“精神上的返迁”。

引 言

因战争导致的大规模人口异态流动对于种族融合、社会重组、人的心灵重构等产生的影响无远弗届。然而，战后日本返迁文学的发展轨迹却因受到外部意识形态、政治权力的强力冲击与干预，在日本文学史上所受到的评价和关注并不高。已有国内外相关研究或揭示了返迁文学自身的基因内核与表象特征，或考察了返迁作家的身份认同与伦理困境，或论及了返迁问题对于战后日本的重要意义，文学、史学、社会学、新闻学等多学科学者们的专题论著为返迁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学术积淀和有益借鉴。但在政治与文学、伦理与道德、承认与歧视、个体的战争责任等维度，仍有尚未被充分讨论的空间和议题。事实上，返迁文学与返迁行为之间存在着时间差，相较于返迁文学，返迁行为才是战败的起点。返迁文学是站在战争结束后的某个时间，对战争结束返迁时的经历的叙述，是对返迁行为的人为加工。因此，曾经的殖民者在战后如何回顾了那场战争，如何评价了自己的行为，为此做了什么，还相信什么便尤为重要。因为如何评价、如何刻画也代表了如何反思。本文通过考辨战后初期返迁叙事中的加工与再创造，探究返迁民的身份认同、精神建构与主体性形成等问题，去倾听、解析隐没于主流声音背后的战后余响，为重审文学与政治的关联互动、重述日本战后文学史提供新的思路。

对于二战期间居住于日本本土与海外殖民地的日本人口，东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加藤阳子曾做过这样形象的对比：“几年前，大家都还热衷于谈论日本强劲的经济形势。但当时年鉴上的数字，就令我颇感震惊。因为当时居住在海外的日本人数量，哪怕是泡沫经济最鼎盛时的‘现在’也赶不上。”[1]如加藤所言，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滞留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等地区的日本军人与平民的总和高达600余万人。这一接近当时日本总人口十分之一的殖民地日本人群体，因战败暴露在了“‘日之丸’的光晕所照射不到的地方”[2]。

1945年8月9日，苏联军队从东、西、北三个方向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侵略者发起了全线进攻，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覆灭。原本负责保护殖民地日本平民安全的关东军早在战败前夕就已悄然撤退。当时参加过侵略战争且年少的[3]渡边行男曾这样回忆自己亲历的战败现场：“（遭到苏联军队袭击后——引者补）好不容易活下来的两人逃到了关东军的营地，却是人去楼空，守卫部队早已全部撤走。过去佩戴军刀的关东军每天往来行走、军靴声响亮的那条路上，现在连一只猫也没有。”[4]在逃亡路上，溃败的关东军渡河之后立即炸毁桥梁，其目的是摆脱苏军的追击，却也同时阻断了日本平民的溃逃之路。

奠定了战后世界秩序的《波茨坦公告》对于战后遣返日本军人做出了明确规定：“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5]这条规定成为了日本海外军人返回日本的正当理由与法律依据。但对于日本平民，《波茨坦公告》并未做出任何说明。1945年8月31日，日本内阁召开的“终战处理会议”通过了让海外日本人“原则上尽量留在当地”[6]的决议，并采取对外广播等手段向海外日本人呼吁。[7]然而，随着海外“惨状”不断传回日本，9月7日的内阁会议围绕返迁问题再次展开讨论，并最终做出决议：“鉴于当地之惨状，即使牺牲内地[8]民生，亦应寻求一切可能之方法优先处理，尽早完成。”[9]此后，代替日本政府行使外交职能的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亦意识到在中国遗留如此庞大数量的日本人仍是对战争成果的威胁，故从“留守当地”的方针逐渐倾向于遣返日本平民，并于1945年10月15日，将厚生省设定为负责遣返的中央机关。但在10月16日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所制定的“遣返日本人的基本政策方针”中依旧明确规定：“应首先遣返军队，平民只能居其次”。[10]身份属性的差异造成了军人与平民在战后溃逃中不同的命运轨迹。返迁民镰田正二曾这样回忆：“火车是专门留给军人撤退用的，一般民众不能乘坐。拼命爬上车后，也会被拳打脚踢地赶下来。”[11]对此，日本社会学家小熊英二的父亲小熊谦二亦有着被征召入伍、在伪满洲国战败撤退时的亲历证言：“至少我们搭的货车没有搭载任何避难民众，几乎所有的避难民众都被抛在车站，当时连考虑他们的想法都没有。”[12]

当“外地”这一边界如潮落般迅速退回至日本本土时，被挤压出的日本人便成为了被抛弃在外的“裸泳者”。在战后的混乱动荡与1945年的严寒酷冬中，仅在中国东北就有17万9千名日本平民和6万6千名日本军人死亡。[13]而事实上，“抛弃”似乎在更早的时刻就已经被酝酿。据日本历史学家波多野澄雄考证，早在“总力战体制”时，日本政府便已经不允许殖民地日本人与本土日本人相互转换户籍，其目的是降低“民族混淆”的可能性。[14]因此，在实施“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计划”[15]之时，以日本农村过剩人口与城市无业游民为主体的伪满洲国移民，便已经被排除在日本社会与日本人之外了。

那么，活着回到日本的返迁民又是以何种姿态再次出现在本土日本人的视线之中呢？作家高见顺在1945年10月10日的日记中曾写道，“归途经过东京车站，我遇到了不知从何处而来的返迁民，他们如难民一般。背着老妇的男子，手脚布满脓疱的孩子，像动物一样聚成一团。看到这一幕，我内心十分感慨。”[16]丧失了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动物”，是日本战后文学描写返迁群体时常见的表达方式之一。作家安部公房亦曾基于自己的返迁经历创作了题为《野兽们奔向故乡》（1957）的返迁题材小说。在小说的结尾，主人公久木久三搭乘的走私船已经驶进了日本港口，却最终被船长监禁在船舱内无法上岸。久木对日本所有的憧憬与向往都在这一刻被击碎，面对近在咫尺的日本，他抡起拳头，如野兽般嘶吼着，一拳拳狠狠地砸在自己古铜色的身体上，直到手上渗出汩汩鲜血。小说的结尾暗示着在安部看来，返迁民苦苦追寻的故乡不过是一个永远无法抵达的幻象，日本是一个其越要接近，反而越会远离的地方。

在沈阳历经一年的难民生活后，22岁的安部公房与家人于1946年的秋天搭乘返迁船驶向了日本的长崎县佐世保港。由于船上爆发霍乱，所有人必须接受卫生检疫，故返迁船在日本外海停留了十天仍不能靠岸。安部目睹了在封闭肮脏的环境中，焦虑与等待的折磨让人崩溃疯癫、精神错乱。曾任《伊势春秋》主笔、九州新闻社社长的角田时雄将自己乘坐的返迁船称为“饿鬼船”，并记录下了他身处船中的感受：

返迁民遭到了船员的冷眼。对，返迁民就是返迁民，不是船客。对于返迁民来说， 船员是神的使者，是驾驶着通往我们梦中故乡之船的同胞；但对于船员而言，我们不过是累赘般的物品，是并不稀奇的货物，是肮脏、丑陋、寒酸的讨厌鬼。当时肩负着祖国人民的期待、因自己变身为英雄而激动、驾驶着第一艘返迁船而来的船员们应该不是现在此番心情吧。对于船员们来说，返迁民陆续乘船回国，已成为他们忙不过来的沉重负担。[17]

对于“共同记忆-关系”，学者徐贲曾指出，人们在深厚的关系中以共同的记忆来形成“我们是谁”的意识。群体的自我意识是与群体成员对共同过去的记忆分不开的，因此拥有某种共同记忆的“我们”和不拥有这一记忆的“他们”之间区别出亲疏不同的关系。[18]对于本土日本人而言，战败是从接连不断的空袭、饥饿匮乏的生活中得到些许喘息和解脱，但对于其自身生命体验与亚洲的政治、经济、军事均保持着动态关联的殖民地日本人来说，战争的结束却是更加动荡不安、颠沛流离的开始，即不得不离开自己“经营”多年的“家园”，回到一个脱离许久，甚至从未谋面却被称为“故乡”的国度。

返迁民在船上遭受的冷遇一直延续至其登岸之后。曾为伪满洲国武士道协会常务理事的天龙三郎这样回忆其刚回到日本时的愤慨：“拼了命回到佐世保，却听到‘看！白吃饭不干活儿的回来了！’我听了之后简直气血翻涌。这是一个什么民族，这就是日本人！”（『潮』編集社，1971：165）返迁二代作家三木卓在战后的一次访谈中亦谈道：“我们一入学，内地的孩子就毫不掩饰地开始对我们抱怨，‘日本已经没有吃的了，你们又回来了！’我听了之后也觉得非常抱歉，但我也得活下去啊。”[19]如果说民众的认识很难超越社会的意识形态，那么具有舆论导向功能的主流媒体又对大众进行了怎样的引导呢？

日本媒体曾一度对战后滞留海外的日本人使用“同胞”一词，对于归国的返迁民的生存境况表达了伦理上的关切与同情，诸如刊登于报端的《海外同胞返迁情况 桦太滞留7万人 朝鲜30万人》（朝日新闻，1945.9.21）、《向返迁民伸出温暖之手 为素不相识之人提供住所》（朝日新闻，1945.11.1）、《“有落脚地吗” 给返迁民以关怀》（读卖新闻，1946.2.21）、《返迁同胞慰问会》（朝日新闻，1946.1.12）、《向返迁孤儿伸出援助之手》（朝日新闻，1946.11.6）等新闻报道。然而与此同时，当返迁成为一种常态，殖民地日本人甚至以每天1万人的速度流回日本、与本土日本人争抢生活资源时，舆论便开始了对其讽刺、挖苦和丑化。诸如《两千返迁民的游行抗议》（读卖新闻，1946.4.6）、《返迁船爆发霍乱 18人死于船上》（读卖新闻，1946.4.6）》、《鹿儿岛出现霍乱 感染源自返迁民》（读卖新闻，1946.4.13）、《从北朝鲜归来的首批返迁民 衣衫褴褛到达东京》（读卖新闻，1946.4.29）、《“太贵了，买不起冬衣” 返迁群体的悲凉呐喊》（读卖新闻，1947.1.30）等新闻报道向大众传递了殖民地日本人本不该回来的信号与情绪，在本土日本人与殖民地日本人之间构筑起了一座由不信任感与恐惧感搭建起来的壁垒。

在返迁群体中，返迁女性遭受了最为严重的歧视与孤立。进入1945年以后，“开拓团”中15至45岁的日本男子陆续被关东军征召入伍用以补充兵力，故伪满洲国，特别是伪满洲国北部的返迁群体是由失去关东军保护的老人、妇女、儿童、病人组成的。1948年6月，专门刊登返迁民来稿的杂志《港》[20]刊载了一篇名为《静待五月紫丁开》的短篇小说。小说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日本战败后，曾生活在伪满洲国的冈部千代子与其丈夫的妹妹胜惠历尽艰辛回到了日本冈山县，却受到了周遭日本人的歧视。复员回乡的军人高村结识了胜惠，对其心生爱慕、展开追求。但当得知胜惠的伪满洲国经历后，高村因无法确认胜惠是否遭受过性暴力而选择了对其疏远。不久后，一名身患十二指肠溃疡，从中国哈尔滨归国的返迁民急需动手术，但患者的日本亲属却无一人愿意为其输血。胜惠得知这一消息后挺身相助，参与了这场血液接力的还有另外四名返迁民。胜惠未要任何报酬，输血后处于昏迷中仍喃喃自语：“高村，我的血是干净的……”翌日，这件事以《血液接力冲破死亡线 返迁民的美好友情》为题被刊登了在当地的报纸上。高村得知消息后，被胜惠的善良忍耐、坚韧顽强所感动。他的心中蒙尘被拂去，最终在紫丁香盛开的五月迎娶了胜惠。

小说以产自并盛开于中国东北春季的花卉“紫丁香”为题，象征着女主人公异文化的身份背景。对于出生于伪满洲国的胜惠来说，血缘是她与日本仅有的维系，她认为只要她是日本血统，本土日本人就应视她为同胞，昏迷中的“表白”是其想成为“真正的日本人”的强烈意志。而本土日本人却不想将血液输入殖民地日本人的体内，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本土日本人并不希望殖民地日本人成为和他们一样的“内地人”。小熊英二曾指出，战后日本社会对于战争失败，自己却“苟活”下来的日本人是持蔑视与批判态度的。[21]那么值得思考的是，“开拓民”想要过上富裕的生活来到被日本军队霸占的殖民地的土地上，这对殖民地当地人来说无疑是罪。但对日本人而言，为什么也成了罪呢？这背后隐藏着哪些逻辑呢？

对于具有相对封闭性的日本社会而言，“忠诚”是极其被看重的品质，而返迁群体往往被视为是缺乏社会约束性、丧失灵魂的背叛者。若本土日本人对于当时选择离开祖国，没有与其“共苦”的“投机者”存有嫉妒甚至怨恨，那么这种情绪在战后又被惯性地延续下来，甚至以数倍宣泄在“归来的败者”身上。《静待五月紫丁开》的情节亦表明，本土日本人与殖民地日本人并未共有相同相知的生命体验故而难以与其共情，甚至对其保持着优越心理，并不想与其生命建立联结。此外，本土日本人对于殖民地日本人的冷漠与疏远亦隐含着本土日本人“撇清战争责任”的甩锅心态，即这一切的发生都是殖民地日本人个人的选择和行为，与“我”无关，“我”是清白无辜的，“我”无需对其归来后的窘境负责，而此种本土日本人个人的逃避心态亦是战后初期日本社会整体对于战争责任认识的具体呈现。

战后初期，防止军国主义复燃是当时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改造日本的主要目的和任务。以思想文化方面的改造为例，隶属于盟军第二参谋部对敌谍报局的民间审查处对宣传军国主义思想，培育极端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反同盟国的各类战时、战后出版物进行了“清理”。前文提及的小说《静待五月紫丁开》因主题涉及日本人在伪满洲国的战后遭遇，具有反同盟国的倾向，故未能通过文学审查最终被从杂志《港》上删除。[22]2016年，杂志《港》经由日本殖民地文学研究者西原和海复刻，这篇小说才再次被收录进来。学者徐茜曾指出，在“日美拥抱”这一战后主流意识形态下，盟军总司令部所主导的文学审查因并未深入骨髓的“刮骨疗毒”加之日本自身的“排异反应”，导致审阅制度仅停留于切除主要“患处”、避免扩散之程度。这样一场未完成的“外科手术”妨碍了战后初期日本思想的改造和型塑。[23]而曾高歌“大东亚共荣”，为战争助力的海外日本人的生命影像，亦大都在审查过程中遭遇“过滤”，这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战后日本社会深入思考，讨论为何会出现“返迁”的机会，妨碍了返迁记忆沉淀为一种日本社会的公共记忆。另一方面，人为将返迁话题“消音化”亦阻碍了曾具体执行了殖民计划的殖民者自身言说与表达的可能性，没有给作恶者承认其罪行并请求宽恕的悔罪机会，即一个“宽恕与悔罪的公共政治模式”（徐贲，2008：5）并未被建立起来。

因自然灾害、战争导致田地荒芜，1945年的秋天成为了日本历史上继1910年之后最大的荒年，加之日本失去海外殖民地的粮食补给等原因，那一年的粮食总量比战时年景减少近40%（约翰·道尔，2008：64）。一位居住在日本的美国人回忆战后初期的生活时曾言：“战后四年中，物价狂涨笼罩整个日本，是个挥之不去的巨大阴影……到1949年，通货膨胀终于受到控制，但物价在四年间已上涨了150倍。”[24]为保证大量退伍军人、返迁民粮食自给，解决其就业问题，日本政府于1945年11月颁布了《紧急开拓事业实施办法》。曾经的“开拓民”为维持生计，约有四成被送往北海道等偏远地区的荒地进行“二次开拓”。[25]这一看似并非政治核心，却曾为战争“添柴加火”的群体，再一次消失于战后公众的视野与战争责任的相关讨论中。那么，战时曾主动抑或被动地追随了国策，参与了非人道战争，战后却隐没于“和平社会”中的普通国民的战争责任又应如何看待呢。

战时身份为“大陆开拓文学”作家的岛木健作在《北满开拓地的课题》一文中曾写道：“去年（1938年——引者注）夏天在东北地区的农村考察时，我发现当地人对满洲开拓移民的问题很关心。（中略）在青森，介绍满洲情况的宣讲会结束后，农民们对开拓地的问题表现出了料想之外的热情与认真。”[26]日本近代中国问题研究者橘朴亦曾言：“青年将校集团之所以能打破国军的刻板传统、表现出所谓下克上的态度，是由于其背靠全国农民大众的热烈支持。”[27]日本著名史学家江口圭一亦曾指出，“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压倒多数的国民支持了战争，有时甚至达到了狂热程度。”[28]事实上，除亲自指挥了侵略战争的日本法西斯将校军官之外，渴求生存机会与更多财富、企盼实现阶层跨越的底层民众对那场海外军事冒险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并实际推动了十五年战争车轮的滚滚向前。

日本战败后，民众“自我膨胀”的精神如热胀冷缩的气球，从“加害的膨胀”变为了“受害的收缩”，可那“自我膨胀”的精神消失了吗？发生了何种变化？产生有毒气体的毒源被去除了吗？这个毒源又在那里？对于这些问题的追问，便可从战后返迁叙事中找到答案。在战后日本，围绕返迁的哀史叙事在返迁者自身及其家族成员撰写的文字中俯拾皆是自不待言[29]，另有几种常见表述现象值得关注：如鲜有对天皇的质疑。在汇集了百名返迁民经历的《百人告白》中仅有一人提及了天皇制的欺骗性（『潮』編集社，1971：157），这说明在战后的舆论空间中，天皇仍被视为绝对价值，批判天皇仍是有顾虑的。又如在返迁叙事中，反抗日本殖民侵略的中国百姓、抗日游击队的队员被称为“暴民”“匪贼”。从这样的词语可以看出，加害者仍保留了对他国民众的权力意识，未曾考虑到自己的入侵行为给他人带去的恐惧和不安。此外，“当时我并不知道是去抢占别人的土地，我也是被骗了”（『潮』編集社，1971：126）亦是常见的返迁民的说辞。日本电影导演伊丹万作在其战后所著《战争责任者的问题》一文中指出，“被骗”本身是一种“恶”，它源于知识的不足、信念与意志的薄弱，是缺少独立思考和准确判断的能力。[30]加藤阳子亦曾指出，不想去了解事物的另一面，随便胡乱认为这一面才是正确的是自私自利的机会主义，才正会被武断的法西斯主义所吸引。[31]那么所谓“被骗之人”为了之后“不再被骗”，又应吸取什么教训呢？

日语中的「引揚げる」（返迁）对应的英文单词为“repatriate”。以“re”为前缀的英文单词常含有“回归”之涵义，蕴含着回到原地、回到人的本源、回到没有缺损的本初状态等意义，如return（返回）、retract（缩回）、recall（回忆）、regret（后悔）、resist（反抗）、revolution（革命）等。事实上，在战争时期，每一位认同、支持、渴望战争的日本人都曾在精神上窥觊过他国之领土与财富，后又因战败这一极端的“断食”造成了心灵上的急速回撤。那么，在身体上回到了日本的返迁民，在精神上是否完成了“返迁”？返迁文学是站在战争结束后的某个时间点，对返迁行为的回忆与再创造，但若在战后的叙述中依然采取的是战时的叙述方式，则可以说明返迁民并未在精神上“返迁”，那么战败这个“原点”有可能又是下一次战争或冲突的起点，因为“原点”意味着一切的可能性。

战后初期，返迁问题曾作为一种思想资源进入了日本共产党的政论视阈。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家中野重治于1947-1950年担任日本共产党参议院议员，中野在进行国会演讲时，曾针对返迁议题多次强调以下内容：（1）战后积极奔走呼吁，希望帮助海外日本人尽快返回祖国的是日本共产党。日本政府并未以人民利益为重，没有给予归来者充足的食物、衣物、稳定的住所以及有价值的工作；（2）返迁民付出了沉重代价，痛感到了天皇制的野蛮和帝国战争的残酷，是能够为防止侵略战争再次发生提供经验教训的人；（3）海外日本人接受了民主思想改造，能够为战后日本快速推进民主化起到积极促进作用；（4）日本政府认为日共与中共、苏共联系过密，污蔑日共有卖国嫌疑，其实质是一部分人军国主义复燃，有意煽动国民情绪，为镇压国内民主革命造势。对于日本人应承担何种战争责任，如何付诸行动，中野重治在国会演讲时谈道：

也许，你们当中有些人甚至还想着把那场侵略战争连同着自己的罪行一起忘掉。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作为日本人，我们该为发动了这场侵略战争的日本负怎样的责任。我们还要认真思考，作为日本人，我们该如何拯救包括返迁民在内的那千千万万的受害者。对此，共产党是思考得最多的。共产党的答案是什么呢？那我再告诉各位，答案就是我们要成为真正的民主主义者，成为打造和平日本、独立日本的战士。这才是我们日本人为战争负责的最好方式。（中野重治，1978：149）

中野重治的言论与战后初期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意将日本改造为民主国家这一政治立场保持着高度一致，并将帮助返迁民归国视为是民主主义者的使命。在中野看来，这也是日本人为那场侵略战争“负责”的方式。那么中野所谓“负责”的对象是指向了“返迁民”（自己），还是指向了受害国的国民（他者）呢？中野是否关注到了构筑起受害者形象，回避自身加害行径而让自己心安理得的返迁民的精神世界呢？日本战后思想家高桥哲哉曾从词源的角度将“责任”（responsibility）一词解释为“应答可能性”，即回应的能力。[32]他认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就是语言上的招呼与应答的关系，“回应”是人与人共生共存的最低限度的信赖，在听到对方的“招呼”时，人就处于应答的责任之中了。置换到国家间的战争责任、战后责任，则意味着加害国应对受害国的诉求、呼吁有一个应答的姿态，否则就是抹杀了他国国民的存在。（高桥哲哉，2008：7-33）从这一观点来看，若不直视曾经的殖民者对他国人造成的痛苦，不以他国的目光为尺度反省，那么中野所提出的“负责”仅是在本民族范围内的反省，是一种未能超越国界的“回应”。此外，中野将战后海外日本人想象为是理想的、完美的民主国家的建设者和维护者，但中野似乎高估了他所寄予的对象，抑或说中野的关注点仅聚焦于返迁民空间上的转移，却并未关注其思想上的转变。须认识到的是，能够回应他者，首先要有“我”这一主体，主体性缺失便不能主动接受惩罚，故而不能出现主体性的反思。而没有惩罚与反思，则无法形成深刻的记忆与教训。

事实上，中野对于返迁民的期待与战后初期日本共产党的处境变化不无关系。因《治安维持法》在1945年10月被取缔，日本共产党恢复了其合法地位。急于在政坛占据一定位置，引领改革的日共虽然在“侵略主义者”“军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的对立面关注到了这一从海外归来，可以团结的政治力量，却忽略了这一群体是虚脱的、极度疲劳的、急需休养生息的战败群体。更为重要的是，以中野为首、提倡建立民主国家的日共理论家们并未能阐释如何在“日本土壤”与所谓“美国民主”之间建立起统一性，消除两者融合时的矛盾，只是将拿来的“民主主义”在概念里做推理。而没有经历过个体的主体性建构这一过程，“民主主义”是无法内化被日本所用的。小熊英二在与日本思想家鹤见俊辅的一次对谈中便曾犀利指出，“战时的‘皇国’‘大东亚’也好，战败后的‘占领军’‘民主主义’也好，都是被当成附有权威的‘护身符语言’而使用的。”[33]

关于主体性建构这一问题，徐贲曾提出“见证”这一观点。他认为“是见证”的是那些曾在灾难现场，亲身经历灾难或了解灾难的人们。“作见证”的则是用文字或行动来讲述灾难，并把灾难保存在公共记忆中的人们。第一种人只是灾难的消极旁观者，第二种人才是灾难的积极干预者。从“是见证”到“作见证”，是一种主体意识、道德责任感和个人行动的质的转变（徐贲，2008：5）。这让笔者联想到作家安部公房、堀田善卫与岛尾敏雄曾围绕战后文学的一次三人对谈。战时，三位作家均曾在殖民地或前线战场生活过。在对谈中，安部公房认为模糊地记着战争经历，含糊地讲述战争体验是危险的。安部将战争经历比喻为并非每个人都有机会经历的南极探险，他认为去南极探险的人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是没有问题的，但写南极探险论则是危险的，战争亦如是。岛尾敏雄认为，唯有未曾经历过战争的那一代人，才有可能写出优秀的战争文学。堀田善卫亦认为人是无法客观审视自己的。[34]可见，曾身处战争现场的三位作家并不想将自己的战争经历理论化、方法化，亦认为自己不应对战争做出论断，因任何带有自己主观情感的论断都会影响后来者的判断。

在安部公房战后庞大的作品群中，返迁主题的文学作品为数不多。在其中的《沈阳十七年》一文中，安部曾写道：

若问我为何无法毫不犹豫地说出沈阳是我的故乡，简单来说是因为我们日本人曾作为殖民地的统治民族生活在那里。虽然在我的意识里，我从没有（想去——引者注）统治谁的想法。但现实和意识是两回事。若说统治民族的特征，比如现在在日本的美国人，与其说他们把当地人看做人，不如说是作为植物或者风景来看待。也就是，当地人只是风景的一部分。即使在当地生活的时间再长，情况也不会有任何改变。这一点让我失去了和周围人的交流，也迷失了自我，看不清自己。然而，令我颇为苦恼的是，那时我总是下意识地让自己不去想这个问题。这就是我做不到将殖民地当成故乡的原因。[35]

从安部的这段自述中可感知到，安部虽认为他年少时不至于有去统治人的想法，但生活在殖民地的日本人还是在心理上和当地人拉开了距离。他亦本能地将沈阳当地人视为不同于自己的异类，甚至是低劣于自己的植物或风景，否定了当地人作为“人”的资格。对于少年安部来说，沈阳是将殖民地当地人非人化的、否定意义上的空间，是孩童时期他的主体性还未确立时的一个故乡。随着他的成长，自身主体性的逐渐建立，他意识到年少时本能地避免与殖民地当地人接触使得“不仅看不清对方，也迷失了自己”。这是安部于成年后再次否定了少年时期的自己。通过双重否定，安部发现了殖民地故乡中的“人”，感受到了被压迫民族的痛苦，使殖民地故乡中的人“重生”，安部才完成了成年自己的主体性的确立。可以说，沈阳正是作为安部精神主体性确立标志的“无法言说的故乡”。任何对于“故乡沈阳”的肯定和炫耀，都会与安部公房的主体性相矛盾、相违背。因为在安部看来，似乎“毫不犹豫”地说出自己的殖民地故乡，正面呈现自己的战争经历意味着在精神上第二次侵入了他国的领土。对此，安部是抗拒的。与“毫不犹豫”地说出故乡是殖民地的人不同，安部的“犹豫”是他对曾经的被统治民族的一种迟到的敬畏。

五、结 语

学者王升远曾指出，“责任的问题，若不能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个体身上，民族道德颓废的历史往往只能被架空为历史‘经验’，而非‘教训’。对每一个个体的‘恶’的审视，与对每一个受害者的尊重是互为表里的。”[36]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了近千名原侵华日本战犯。1956年6月至1964年3月间，在该所关押的日本战犯被分期分批全部释放回国。关押期间，中国政府对战犯实行了以人道主义感化为主的教育改造。1957年，被释放回国后的战犯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下简称“中归联”），致力于反战与中日友好事业。起初，大多战犯认为“战争本就残酷”，常常将战争责任归结为是上级的命令。然而，在管理所尊重人的教育环境下，大多数战犯逐渐体会到了做人的尊严，开始对曾经的傲慢、残忍、无情产生了愧疚与自责。当敌对的防备之心放下，感受到自己的过错会被宽容对待时，个人改正错误的勇气也涌现了出来。他们真正站在了受害国、受害者及其亲属的立场上，觉知到了他者的存在，把对方视为了“人”。在这一过程中，战犯也从失去了个人道德判断的杀人机器重生为了“人”，作为具有主体性的个人道歉、人的良知和情感在与天皇制国家脱离的缝隙中产生了。曾任“中归联”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绘鸠毅（原名：石渡毅）于193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是日本哲学家和辻哲郎的弟子。他于1941年被征召入伍来到中国山东，直到1956年才回到日本。绘鸠毅在其自传《皇军士兵、西伯利亚劳工、抚顺战犯管理所战俘——一位康德信徒的重生自传》（2017）的结尾处写道：“中国的监狱把战犯当‘人’看待，在那里闪耀着‘世界和平、人类幸福’的信仰。我在军队服役，战败后成为俘虏，作为战犯服刑的这十六年的经历，就是这黑暗的时代历史的缩影。但其中最后六年，我得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度过，是我最大的幸福。”[37]人，或许永远无法完全克服人性之恶，讨论真假、善恶、美丑、得失仅是停留在“悲惨”的阶段，从中得出教训才能真正获得一种“悲剧”的价值，而从“悲惨”到“悲剧”的超越，方可能真正完成“精神上的返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