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知识分子对西安事变的评论——以与“中国统一化论战”的关联为中心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作者: 汪力

内容提要

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知识分子在各种媒体上对事变发表了为数众多的评论。关于蒋介石的生死与中国的命运，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或者主张蒋介石身亡将导致中国分裂，或者认为中国将维持统一，或者对大陆政策和“中国统一化论”均提出批判。一些论客强调“赤化”的威胁，而左翼论客则重视“人民战线”的进展。蒋介石归来后，日本舆论界形成“中国统一”的大合唱，并要求对日本的中国政策有所反省，从而引起了围绕“中国统一化”的讨论。这些评论深化了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认识，却未能克服日本外交战略的根本矛盾，从而未能对全面侵华战争的发动起到批判作用。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不仅震撼了中国，也给日本朝野带来巨大冲击。虽然日本外交部门决定对西安事变采取不干涉方针，但是毫无疑问，西安事变本身的根本动因在于日本的侵略，同时，事变的走向也将对中日关系的未来，乃至日本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

自从所谓“币原外交”以来，日本的对华政策就徘徊在部分承认中国新政权的“协调外交”与暴力征服的激进大陆政策之间。两者在帝国“权益”的维持上高度一致，但同时也使日本外交充满了内在张力。因此，20世纪30年代中期蒋介石领导的南京中央政权的不断巩固，对于在军部“华北分离”与外交部门“对中协调”间调和的所谓“广田外交”而言，自然也就具有十分复杂的意义。一方面，军部进一步推进的对华侵略，要想不引起中国人民大规模的武装反抗，都必须以中国政局的四分五裂为前提；另一方面，既然日本需要一个与自己“协调”的中国，那么一个有力的中央政权，某种意义上自然不乏利用价值。西安事变的突然发生，使得蒋介石实现的中国“统一”面临危机，也就必将影响日本外交政策的走向。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几乎所有的日本媒体都把报道的重心聚焦于此。从1935年左右起，随着以国民政府为中心的中国统一进程，日本外交界、言论界出现了积极评价中国统一的思潮。西安事变前后中国形势的变化，使得中国统一问题一时成为知识分子间讨论的焦点，形成了“中国统一化论战”“重新认识中国”的思想热潮。“中国统一化论战”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夜展开的，许多参与论战的知识分子战后都成为著名的中国研究者。以论战参加者、革命家、左翼中国问题研究者中西功为代表的见解，将论战中的观点分为“传统大陆政策”的“中国分裂”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南京政府主导的中国统一论”和“左翼的第三立场”，左翼的立场在批判前两种立场、认识到“中国统一”的内在动力在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又批判地结合自由主义的立场，因此具有“反战人民战线的性质”。近年来，西村成雄在继承中西功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论战中“自由主义”者和“左翼”所共通的思想倾向，那就是对大陆政策的批判和对中华民族“民族凝聚力”的发现。

既有的研究旨在发掘和继承战前日本进步知识分子对侵略战争的批判和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认识，其意义值得肯定。但是，比照历史的实际，这样的评价也存在明显的问题。例如，如果“左翼”的中国论具有“反战统一战线”的意义，为何其主要的批判目标不是大陆政策的理论，而是矢内原忠雄等“资产阶级”的“中国统一化论”？知识分子间的论战还在进行中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就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如果“重新认识中国”的思潮真的与大陆政策对立，为何“中国统一化”的言论不仅没有起到阻止战争的作用，很多论战的参加者反而转而积极地为侵华战争提供理论根据，甚至参与伪政权的意识形态工作？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地以“太迟了”或“知识分子言论的无力”作为答案，就有必要重新认识“中国统一化论战”的历史实际。本文试图重新审视日本知识分子围绕西安事变的种种评论，回到“中国统一化论战”形成的历史现场，分析当时日本知识分子中国认识的症结所在。

一、蒋介石的生死与中国前途的争论

随着20世纪30年代日本大众社会的发展，时事评论的时效性成为各种媒体在商业上的一大卖点。几乎是在接到西安事变发生消息的当天，各种杂志报刊就紧急邀请记者、评论家们写作时评。事变的轰动性在于蒋介石遇险，媒体最关心的莫过于蒋介石的生死。事出突然，各路势力纷纷发表各自立场的消息与通电，谣言和秘闻也不胫而走，使得新闻媒体的报道十分混乱。13、14日间，日本各大新闻充斥着“蒋介石终于被杀害”“蒋介石百分之九十九被杀害”“蒋介石氏几乎不可能幸存”之类认为蒋介石已经遇害的报道，同时也有“张学良称蒋氏无事”的消息。在消息十分混乱的情况下，知识界不得不根据自己对状况的理解发表意见，不同的时局理解，实际上也体现作者自身的某种期待。通过对这些言论的分析，我们可以一窥蒋介石与“中国统一”问题在当时日本言论空间中的意义。

老资格的中国通波多野乾一指出，在消息有限的情况下，预测西安方面的走向非常困难，但认为蒋大概已经遇害，可以探讨“失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究竟将走向何方”。他按照其习惯的人物论的手法，对南京政府的主要人物与势力进行了一番分析。例如他对何应钦评论说，何虽然长于军事，但不擅政治。这次蒋介石遇害，或许意味着何的良机来临，而且何为人宽厚，不像蒋介石那样刻薄，或许能够与汪精卫、宋子文等巨头协调。至于南京政局的整体走向，波多野认为，虽然孙科、冯玉祥等联苏派可能伺机而动，但是他们没有可以使用的武装，不可能发动政变，而如果召回“知日”派的总帅汪精卫，重用与浙江财阀关系密切的宋子文，再加上何应钦，就有可能形成一种三巨头政治，从而维持反共体制，防止走向联共抗日。然而，这种体制固然可以重组南京政府，却无法像蒋介石那样对全国发挥充分的领导力，各路军阀必将伺机而动，从而回到北伐以前，出现群龙无首的混战格局。

波多野对中国局势走向的看法基于一种以领导人物为中心的英雄史观。中国的统一与分裂取决于各个领导人的资质，而有力的统一领导人蒋介石死于意外，也将导致中国历史出现某种根本的转折。这是一种传统的历史认识，重视重大事件对历史走向的影响。这与昭和时期流行的重视“客观必然”，具有“历史理性”的历史认识十分不同，而其议论背后又有一种中国总会陷入分裂混乱的传统型中国认识。同时，其对中国政局的具体分析也包含了作者主观的期望。不难看出，波多野所期望的三巨头同盟既能防止孙科等人的“赤化阴谋”，出现西安所期待的国防政府，又不像蒋介石政权那样能够推行有力的统一政策，必定比蒋介石更具有广田外交所期待的对日妥协性。而随之出现的军阀混战，更能让日本发挥传统的利用中国国内分裂的政策，从而既能够进一步推进大陆政策，又可以防止中日战争的爆发，维持日本的“东亚和平”，波多野可谓道破了大陆政策推进者对事变走向的期待。

与这种“传统”的大陆政策视点的议论不同的是所谓“革新派”立场的见解。20世纪30年代作为“革新派”论客活跃的室伏高信就表示，西安事变本身并不令人意外，它表明中国仍然是军阀的国家，统一非常困难，国内不断分裂，外部又为帝国主义列强所环绕。然而，作者却说，“我们不应对支那的命运感到悲观”，因为“我们不能无视支那正稳步走在统一化的道路上的事实”。室伏从某种经济决定论的立场提出，虽然中国的统一自从国民革命以来遭遇诸多的“歪曲”与“危机”，但是由于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客观的历史进程决定统一化的历史方向不可阻挡。虽然对南京政府的政策特别是对外政策，国民有着种种不满，然而帝国主义的压迫越是强烈，人们就越是意识到，“离开这个政府，就没有人能够领导支那走向统一，并抵御外侮”。

而对于波多野很重视的蒋介石个人的作用和国民政府的“人物论”问题，室伏也有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固然不能否认蒋介石个人在统一过程中的作用，失去蒋，统一还要走一段弯路。然而同时，历史转型期总是会涌现一些领袖人物。蒋介石对中国统一的作用好比列宁对俄国革命，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对德意两国法西斯运动的那种作用。就像列宁之后有斯大林，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之后有戈林和齐亚诺那样，中国的统一运动也必然涌现新的指导者，例如汪精卫就是一位代表。认为蒋个人的命运决定统一的成败，是不知历史的大势。而张学良就是这样“不知大势”的人物，堪称一位“喜剧演员”，其阴谋必然失败，“尸首将被示众”。由此，室伏主张，作为“东亚安定势力”的日本，采取“不干涉”的态度可谓理所当然。

室伏的议论体现出“革新派”论客中国认识的特点。首先，明治以来传统的中国论，充斥着“群雄逐鹿”“大陆雄飞”之类的话语，常以诗文小说为例说明一般性的结论。与这种传统的中国论相比，“革新派”的中国论特别重视以近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得到客观的“科学”认识。在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因此，不论“革新派”论者们对共产主义运动和左翼政党运动持有何种立场，都不免采用某种重视“经济基础”的历史决定论。其次，自从大正期大陆政策遭遇五四运动以来，日本知识分子当中一直存在着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肯定性评价，以吉野作造、北一辉等人为代表的“革新派”知识分子认为，中国民族主义体现了中国社会客观的发展方向，在世界史的发展中亦有进步意义，必将引导中国走向自主独立。室伏的论调，可以说是从大正以来的这种思潮中发展出来的。“币原外交”以来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协调”政策中，可以说也存在与这种思潮的共鸣。这种共鸣，也在20世纪30年代围绕对中国协调的话语中延续。然而正如论者所指出，这种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肯定的评价中，有着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同情与日本的帝国权益间的固有矛盾。而到九一八事变后，这种矛盾随着日本侵略的深入而加剧，最终，这些所谓的“革新派”知识分子在苦恼中走向了拥护大陆政策。室伏高信此时热烈地主张“中国统一”，但日后却作为“革新派”知识分子积极拥护侵华战争。尽管这篇评论仅仅止于积极评价政府“不干涉”政策，回避了其话语中的矛盾，但可以说室伏自己最终未能摆脱这种论述的固有困境。

不过，上述两位论者还只是在对事变人物与局势的评论中暗示了他们对事变走向的期待，而著名社会主义者、左翼理论派别“劳农派”指导者山川均，则将这些议论背后的种种复杂心态一举道破。山川指出，南京政权形成以来，日本的对华政策就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以蒋介石能够统一中国为前提，对其予以支援，其目的在于与南京政府商讨中日间的各种“悬案”；另一种则力图阻止蒋介石的统一，维持中国的分裂，以从中渔利，为此不惜勾结一些打着“抗日”旗号的反蒋军阀势力。然而两广和西南军阀的“事变”纷纷失败，第二种策略遭到挫折，中国统一有了很大的进展。此时发生西安事变，无疑使中国的统一进程发生危机，乃至有逆转的可能。这样，企图与蒋介石政府“协调”的外交路线遭到打击，而主张维持中国分裂的路线，则占了上风。

然而，山川并不支持这两种路线中的任何一种。对于前者，他讥讽道：“即使日本希望支那成为强大的统一国家，像日本自己那样，也不可能令支那理解日本人自以为是的看法，即日本有着维护东亚安定的高贵使命。”因此，即便没有西安事变，广田外交的“对支协调”也不免被“粉碎”。而对于后者，山川指出，尽管看起来反蒋事件不断发生，乃至这次蒋介石遭到劫持，分裂中国政策的推进者们却没有看到，中日间民族矛盾的发展，已经到了任何反蒋行动都必须以抗日为旗帜的地步。的确，在“打倒蒋介石”的意义上，事变对日本的某些人有利，然而，“这既不意味着支那和支那全体国民成为日本的友邦，也不意味着发展同支那的友善关系有了希望”。除非南京一举解决事变，否则不免以向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为前提。对此，军部叫嚣着“实力解决”。山川尖锐地指出，西安事变既意味着日本对华外交“停滞”的终结，也意味着向“实力解决”的危机的开始。这种解决是“终极的解决”。如果日本真的希望这种“终极的解决”，那么也可以说西安事变对日本有利。山川的论述揭示出了围绕“蒋介石的生死”的诸种议论背后的症结所在，即问题的根本不在于中国是走向统一还是分裂，而在于日本的大陆政策。

同样站在左翼立场，并有着强烈的国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背景的论客，是《朝日新闻》记者尾崎秀实。尾崎的著名评论《张学良政变的意义》，由于准确地预言了蒋介石的存活，使其一举成名。尾崎自身后来将此文收入《风暴中的支那》一书时，也不无得意地补记说：“此文大胆预言了蒋介石还活着等诸多结果。此后的事实证明这些预言几乎完全正确。”尽管尾崎作为国际共产党的谍报人员，对有关中共和苏联的情报有着相当的掌握，然而，即便是中共乃至共产国际自身，此时恐怕也不能说对情势的走向有着充分的预见。不能不说尾崎对现实政治有着超出一般知识分子的感觉与分析能力。然而，在这一论断的背后，与波多野乾一或室伏高信等人论旨鲜明的文章相比，尾崎评论围绕蒋介石及其政权前途的见解其实颇为复杂。尾崎自己也在补记中表示：“笔者并非在此夸耀自己神机妙算。相信读者会承认这预言的根据。”对此处所谓“根据”，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尾崎做出著名的“预言”的段落如下：

关于蒋介石的命运，有人根据张学良解决杨宇霆的手法，认为他大概已经将蒋介石杀害。然而，恐怕张学良将会利用这一极为有力的人质与南京进行交易。因此，可以想象蒋介石仍然活着。单看前面引用的张学良的通电和南京的通电与决议，仿佛除了战争以外没有解决的途径了。然而这里有中国式的交易，还会经历很多曲折。

可以看到，虽然尾崎一贯批判中国通们感性的中国认识，但从这里“中国式”的说法所体现的，尾崎自身也具有某种中国通式的中国感觉，这显然与其中国体验有关。与此同时，尾崎的预言也基于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分析。在张学良实力上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蒋介石这一“极为有力”的人质自然成为与南京讨价还价的最大筹码，张不太可能简单地将其处刑。这体现了尾崎政论中一贯的现实主义的政治感觉。

然而，作为一位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严肃的“科学”的中国研究者，尾崎的“预言”不仅基于这种现实感觉，也基于对当时国民政府与中国社会的科学认识，但这种认识，又在当时复杂的情境下，包含有着内在矛盾的两个方面。首先，尾崎对蒋介石的统一事业予以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其成就有着以下的原因：蒋介石政权得到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支持；同时列强出于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也希望中国政治的统一；蒋介石在掌握军权的同时利用中国传统的秘密结社势力，推行强力政治；蒋介石成功地对民众展示了作为民族运动旗手的外观。在列强压迫加深，民族意识昂扬的条件下，获得了人们广泛的支持。因此，打着“抗日”旗号的军阀张学良，难免将被看作一种“汉奸”。其次，英美等列强害怕中国的“统一”出现破绽，在危机局势下必将进一步援助南京，南京对列强的依附必将进一步加深。尾崎进一步指出，蒋介石的“统一”绝非真正的统一，实际在南京政权“统一”的外表之下，中国的经济命脉日益被帝国主义所掌握，半殖民地性进一步加深。这次的事变，本质上就是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内在矛盾的表现。这两点分析力图说明，南京政权比张学良有着绝对的优势，张学良不可能推翻南京政权，由此不难得到他只能依靠蒋介石和南京谈判的结论。然而，这两点在对蒋介石的评价上却相当不同，前者承认其在统一运动中的成就，而后者则将其贬低为“帝国主义的爪牙”。这一方面固然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认识的教义与实际政治状况的距离，但同时也体现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策略仍处在从左翼激进主义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换中，作为中共忠实的同情者，尾崎不能不受其影响。不过，从尾崎中国认识的深层逻辑来说，这未必是一种矛盾，其意义需要在“人民战线”这一主题下予以阐明。

二、“防共”话语及其批判

除了事变中遇险的蒋介石，论者们也对发动事变的一方予以了充分的关注。不过，其关注的重点并非直接发动事变的张学良，而是被认为在张背后影响事变的“共产主义势力”。《朝日新闻》记者大西斋在对事变走向做出蒋介石将被杀害，中国将走向分裂内战的悲观预测之后写道：“今天支那全体都主张抗日，这固然值得日本关注，但尽管所有人都主张抗日，其中的内部关系却并不单纯。恐怕随着支那内外形势的发展，即使不出现西班牙那样的情况，全国也可能分裂为共产党的人民战线与反共产派两大势力，进入激烈的内战时代。”而另一位论者浅野要也主张，苏联将会支持张学良的“联俄容共”政权，而英美将支持没有蒋介石的南京政权，从而“以支那为舞台的国际政局将越发复杂多彩”。这类议论围绕“赤化”“人民战线”“防共”等问题，并联系起欧洲正在迅速发展的西班牙内战。在激烈变动的国际形势之下，论者们对事变的理解不能不联系其国际背景。不过，这种话语的流行，同样也与日本外交政策的走向有关。

众所周知，俄国革命以后，日本政府一直奉行反共政策，除了在帝国统治范围内严厉镇压共产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之外，也在对华政策上鼓吹所谓“防止赤化”问题。然而，这种政策主要致力于国内统治秩序的巩固与大陆政策的推进，并不意味着日本外交以反共为重心。在“国际协调”方面，苏联与英美一样是重要的“协调”对象。日本虽然一度以沙俄的崩溃为向北方扩张的良机，但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日本逐渐接受苏俄存在的现实，从而恢复了传统的日俄协调路线，以维护“满蒙权益”。然而，随着20世纪30年代中期“广田外交”的展开，日本不仅将“共同防共”作为“广田三原则”之一向中国提出，也把“防共”作为国际外交的原则，向德、意法西斯势力接近。就外务省的自我理解而言，所谓“防共的国际协调”，无非是在部分满足军部势力的要求的同时，勉强维持华盛顿体系下的“国际协调”，修复对华关系的穷余之策。然而，在外交精英单纯的自我想象之外，尾崎秀实对“防共问题的多面性”进行了如下的分析：第一，日俄战争中清国“友好的中立”曾对日本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可能到来的对苏战争中，中国站在苏联一方将对日本非常不利，因此有破坏中苏关系的必要。第二，随着中共调整方针和蒋介石改善与苏联的关系，“抗日人民战线”的呼声高涨。而要防止中国武力抵抗日本侵略，阻止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可以利用南京资产阶级政权的反共性质，提倡“共同防共”，并最终将南京政权置于日本的支配之下。第三，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深化，资产阶级不得不向法西斯主义寻求生路，法西斯国家与苏联的关系日益恶化。西班牙内战的爆发是法西斯主义对共产主义的世界性矛盾发展的结果，而“防共”则表明了日本在国际阶级斗争中的立场选择。在理解了“防共”问题的复杂背景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解读围绕西安事变的“防共”话语。

主要从“防共”视角论述西安事变的是山上正义。山上正义原本是左翼记者，在中国工作期间曾经与鲁迅结下友谊，但此时他的立场却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的评论《张学良的作用》，首先以“友人”H君的谈话，揭示东北军“赤化”问题：

1935年末，陕西省甘泉城被毛泽东徐向前联合的别动队所包围。被困在城中的是张学良军的精锐王以哲一部。包围长达两个月，久攻不下的共产军在城墙外唱起《国际歌》进行示威行军，城内和城墙上的王以哲部拍手表示欢迎。

“H君”何许人，如何得到这样的情报，我们不得而知。山上虽然曾经在上海与佐尔格谍报团有所接触，但是关系不深，不可能从苏联途径得知内情。不过我们知道山上这里所写的并非虚言，而是描绘了1935年12月红军通过高福源与甘泉被围的东北军接触这一事实。

山上由此主张东北军已经被完全“赤化”，甚至根本不存在什么张学良的部队，张学良军已经完全成为红军的一部分，只是还打着东北军的名义进行活动而已。张学良还在主张“改造南京政府”“对日宣战”等，是对部下被“赤化”毫无清醒的认识，扮演了“堂吉诃德”的角色。当其部下彻底归于中共之手之时，张学良“就会如一片敝屣般被抛弃”。

实际上，为了维持与张学良的统一战线，中共曾一再下令不得“赤化”东北军。不过，比起山上对情势解释的错误，更有必要理解这种解释的意义。山上在另一篇评论《学良的叛乱与南京政府》中，提出了对西安事变意义的几点思考。首先，由于东北军的“共产化”，蒋介石的“剿匪”事业功亏一篑，中共的西北国际路线战略取得成功，因此从“日满共同防卫”的角度考虑，中日两国间围绕绥远问题的矛盾将再次激化，日本将直接与“国际赤色战线”接触，对于参与“国际防共战线”的日本来说绝不是西北局部的问题。其次，蒋介石的死将导致中国内政的混乱，继而会导致“英美势力”对中国的干涉，而李宗仁如果觊觎南京政权，也会与英国在香港的势力结合。最后，山上对事件有利于“调整日支关系”的论调予以批评，认为事件将导致中日两国被卷入“国际纠纷”。

虽然山上表明自己对中日冲突感到“担忧”，但是我们已经很难看到这位昔日的“左翼”记者的逻辑与广田外交甚至陆军的对华战略还有多大的区别。无论是“共同防共”还是“摆脱对英美依赖”都是“广田三原则”的内容。对“赤化”的渲染和英美介入的强调，都可以为军部推进激进的大陆政策提供正当性的依据。如丸山升所指出，山上对自己早年因共产主义运动被捕的经历有着深刻的心理创伤，从环境比较自由的中国回到特高监视网络严密的日本，写作不能不特别谨慎。不过，虽然这一时期不迎合“国策”，任何文章都可能无法发表，但是如尾崎秀实的众多文章所表现的，并非不可能在“国策”话语背后隐藏某种革命性的内涵。然而从山上的论述中，我们无法读出任何革命性的意味，只有单纯的对大陆政策话语的迎合。我们固然不必苛责处于艰难环境下的山上，却不能不认识到这位“鲁迅友人”身上所体现的战前日本“左翼”知识分子的某种性格。

另一方面，长期追踪搜集有关中共的情报的波多野乾一，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发言机会。他在有关蒋介石的后继者的评论之外，又从“容共”问题的角度发表见解。他的理解颇能反映此时日本言论界的一般看法。首先，波多野梳理“容共”问题的由来，介绍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问题的思想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其次，说明20世纪30年代中共“单纯依赖军事路线”的失败和共产国际七大以后向抗日统一战线的方向转换。这一转换卓有成效，形成了“大规模的国民运动”。最后，波多野得意地宣称，他早已预见到抗日统一战线的“危险性”。他指出，张学良军与新疆的盛世才结合，将形成横跨陕西、甘肃、新疆的统一战线政权，并得到苏联的有力支持，又与反蒋军阀以及东北抗联相连动，将形成一大“赤色抗日势力”。“容共”已超过宣传阶段，进入“以武力强行”的时期，将使“满洲国”的“安全”受到威胁。波多野主张，必须以实力“自卫”，并迫使南京政府协力“防共”。

南京政权的弱化，有利于迫使其与日本妥协，同时，以西北抗日联合为目标的“防共”政策，既可以作为军部进一步向华北扩张的借口，又可以成为诱降南京的绝好条件。不过，也应当指出，波多野对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演进有一定的理解，并且其关于“西北大联合”的论述，也并非空穴来风。毋宁说，如果中共坚持“西北大联合”、打倒蒋介石的策略，那么波多野的预见将具有某种现实性。然而，日本的“静观政策”背后的这种对于“蒋介石大概已经遇害”的期待，不难被各方力量所认识，反而使得事变的走向偏离大陆政策激进派的这种期待。这也是代表苏联立场的苏共机关报《真理报》主张事变是“日本阴谋”的现实背景。

无论是山上还是波多野，他们对西安事变与“人民战线”问题理解的特点在于把统一战线问题理解为“国际共产主义阴谋”的问题，“抗日”无非是中共挽救危机、扩张势力的口号而已。也就是说，他们都刻意回避问题的所在，即本来“抗日”成为中国政治的核心议题，完全是日本对中国侵略的不断推进造成的。因此，这种论调不能不受到对大陆政策持批判态度的论者的批评。例如山川均就指出，日本的“某些势力”竭力维持中国分裂，曾经不惜暗中支持以“抗日”为旗号的西南军阀。这次对于同样以抗日为旗号的西安事变，也充满了“对日本有利”的期待。然而他们却没有看到“要得到支那国民大众的支持，‘抗日’已经成为绝对必要条件的事实”。山川还进一步指出，西安事变体现的中国民众抗日感情的“兴奋”，与刚刚缔结的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不无关联。“我国的外交部门想必已经预料到，日德协定必然会刺激支那国民抗日感情的爆发。因此，不管西安事变的结果对我国有利与否，就其使得支那的抗日潮流爆发这一点而言，可以说日德协定收获了它想要收获的第一个果实”，讽刺了“防共外交”的浅薄短视。

不过，山川的分析主要还是基于对日本外交的理解，对抗日统一战线与中国社会内部状况的关系，并无深刻的把握。对于这一点，尾崎秀实有着敏锐的分析。尾崎也洞悉拥护大陆政策的论者们关于中国分裂与“防共”问题的论述的意味，同样指出，这些状况“乍一看似乎全都对日本有利”，但真正的问题所在“更加广阔”“更加深远”。“今日支那抗日意识的日益强烈，已经到了把昔日东北的大军阀张学良也卷入战线内的程度。”然而，同时，尾崎并不停留在这种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力量的单纯强调上，他清醒地意识到，类似波多野那样“对日本有利”的预见并非空穴来风。虽然从对情势的分析，能够得到蒋介石大概会生还的结论，但事变的发生，同样“蕴含着将支那的人民战线分裂的危险性”。如前所述，尾崎指出蒋介石的统一战略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与广泛的支持，即使人民战线运动深知蒋介石是“最危险的敌人”，也必须努力“包摄国内统一的问题”，建立包含国民党在内的抗日统一战线。“事实上，今天如果排除处于国民党影响下的民众，就不可能发展起强有力的民族运动。”如果张学良被看作分裂国家的“汉奸”，而中共又被认为是政变的幕后势力，那么可以说张学良的政变“有将国民党影响下的民众从左翼分离出去的危险”。一旦由于事变处理不当而使这种危险成为现实，那么波多野等人所乐见的南京政权与西北“赤色”政权的对抗，以及南京政权屈服于日本的“防共”战略等情形就有可能成为现实。

但是，对于事变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尾崎不仅指出这一面，同时也指出，东北军由于对中共主张的共鸣而采取行动，这本身是统一战线策略的成功。历来军阀混战都给中共以扩大势力的空间，这次东北军与蒋介石的矛盾也会导致中共在西北地区势力的扩大。最终，就《张学良政变的意义》一文本身而言，尾崎并未如一些论者主张的那样，通过预言蒋介石的幸存“预言”了事变将以什么样的方式“解决”。毋宁说，尾崎深刻地看到了事变的复杂性及其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性”，如果处理不当，将对其所期待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带来严重的阻碍。同时，尾崎一方面积极评价蒋介石的统一，一方面又批判这种统一不过是表面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矛盾仍在深化，而西安事变正是这种矛盾的集中爆发。这固然可以说是“现实”的政治感觉与马克思主义“教条”的矛盾，但如果从尾崎的立场来看，一方面，不克服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这一根本问题，不可能真正抵抗日本的侵略，如果南京不走统一战线的道路，则“势将不得不听从于日本”；另一方面，推进中国革命，也要克服极“左”主义，建立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广泛的人民战线，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最终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取得对中国命运的主导权。这无疑构成了对所谓“防共的国际协调主义”的根本的对抗。从这种战略意义上，则或许又可以说，尾崎“预言”了事变的结局。

三、“中国统一化论”的流行及其批判

当1937年新年前后登载有关西安事变的评论的新年号杂志出现在书店窗口时，蒋介石已经在张学良的护送下返回南京。于是，大谈“蒋氏生还希望渺茫”并作出关于此后政治动向的种种分析的杂志评论，就显得颇为尴尬。面对急转直下的局势，日本舆论不能不感到惊讶，也使人们感到中国社会的某种变化，成为言论界探讨“重新认识中国”的契机。

一向对论坛动向敏感的《改造》杂志，立即在2月号上组织了两篇内容充实的评论报道，一篇来自在上海的著名记者松本重治，另一篇则由社长、评论家山本实彦本人前往中国实地考察，记述见闻与观感。二人的报道可以代表此时日本知识界对事变看法的基本倾向。

松本重治是最先向日本国内报道西安事变消息的记者，他的评论体现了其卓越的情报搜集与分析能力。首先，松本分析了张学良发动事变的思想与时势的背景。针对一些论者专从军阀间矛盾的角度看待事变的观点，他引用了张学良发动事变后发表的宣言和谈话指出，兵变的思想显然出自“抗日人民战线”的意识形态，不能单纯归结为军阀投机主义的反中央行动。东北军接受“人民战线”思想，固然有对蒋介石“整理杂军”政策的不满，但根本原因在于希望返回故乡。其次，松本对事变达成妥协的政治过程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张学良发动兵变，期待的是中央政府的动摇与各个地方势力的响应。然而，南京政府采取不妥协的强硬方针，宣布张为逆贼，并声称要兴师讨伐。这种态度打击了政府内的妥协论调，保障了南京的权威，使得各路军阀不敢乘机造次，张学良遂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宋子文与宋美龄救援蒋介石的工作固然重要，但政府的强硬政策保持了中央威信，使得张的计划破产，才是事变得到和平解决的关键所在。第三，松本对蒋介石释放后事变的走向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展望。国民政府虽然展开所谓“无条件解决”的宣传，然而从“剿匪”的中止，对东北军的待遇改善等政策的实际来看，显然不可能是无条件的；不过，张学良毕竟已经身处遭到处罚的危险中，说“兵谏”成功也为时过早，西安方面会不会接受南京与张学良间妥协的条件，也难以断言。中国的人们大多相信，事变的意义在于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的扬弃，“容共抗日”将成为南京的政策走向。不过这种政策转换是否能够成为现实，尚有待观察。最后，松本指出，国民政府会在多大程度上走向“容共抗日”，决定性的因素之一是日本的政策。西安事变应当成为日本重新认识中国、调整政策的契机。日本人不应该“徒然大声叫嚷抗日容共时代将要到来而惊慌失措。应当好好把握大势的真相，向树立与实行统一的外交政策迈进。希望不要再同时拿出出鞘的匕首和算盘，并没有决心却高喊什么‘断乎’如何如何了”。

山本实彦为报道事变之后的状况，特地在1937年新年之际来到中国。由于他在日本舆论界的影响力，得到了采访孔祥熙和蒋百里两位国民政府要人的机会。在对孔祥熙的访谈中，对于政府是否接受张学良“容共抗日”的主张，孔表示现在不会接受，不过未来不能保证。对于列强的军备扩张问题，孔祥熙发表了一通文王百里而能得天下，“以德服人”的议论，或许旨在隐晦地批判日本的军国主义，令山本颇为困惑，反问中国的军费每年增加如何理解。不过最后孔祥熙还是明确表示，政府力求完全和平解决西安问题，但“容共抗日”是否成为现实，还取决于日本的行动。对此，山本评论道，可见关于以“容共”为条件释放蒋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不过，山本认为，蒋介石并非决心抗日才接受这一条件，而实在是在兵变处境下的不得已。蒋介石在有战胜日本的自信前大概还会隐忍，加之支持蒋介石的宋、孔家族背后是江浙财阀势力，他们也不想和日本断绝联系。中国军事整顿的成果，还远远不足以和日本对抗。山本认为中国不大可能真的走向抗日。

而对蒋百里的访谈中，蒋百里主要谈了他所体验的事变情形，而没有对相关政治问题进行评论。不过山本还是就事变发表了一番评论。他批评张学良说，无论是抗日，还是除掉蒋介石，张都没有真正的自信，与共产党的联系也并不紧密，其言行“不可以以常识计”，令人困惑。山本还对宋子文的角色进行了评论，指出宋所提倡的容共抗日的解决方针在国府中并非主流，宋子文如果得到行政院院长一类的实权职务，会对日本造成更大的威胁。不过山本自信地认为，日本的实力之强大，不论中国的政客们持什么主张，一旦要实际承担政治责任，都不敢正面与日本对抗。

山本同样认识到，日本必须认识到中国发生的变化。他指出，蒋介石被监禁之后，日本的论坛充满军阀混战再起之类的预测，结果在蒋介石生死未卜的十几天之间，中国的社会秩序和经济都维持了稳定，出乎日本的预料。进而，山本评论道，中国如此迅速地实现了统一，不能不令人反观日本的现实，他希望日本也像苏联、美国、英国等国一样，国民和政府、政党、官僚能够团结一致处理对外问题。“混乱的行动消耗了国力，使得国民意气消沉，也损失国家的信用。古人云立国必以信用为重”。山本在上海感到，上海的财界乃至各界都有仍希望改善对日关系的人，尽管可能已经为时过晚，但还有机会确立“坚定不移的对华方针”，并努力获得国民的一致支持。

从松本与山本的评论中，可以看到日本言论界对蒋介石归来的主流反应。首先，蒋介石的归来被看作“重新认识中国”的契机。松本与山本都认为，西安事变中中国保持稳定的状况，表明传统的认为“封建”的中国总是会反复陷入割据混战的观念，已经不符合实际。企图利用中国内部分裂谋取利益的对华政策，开始出现破绽。日本必须应对中国走向统一的新现实，调整对华方略。其次，他们又都对中国是否会走向“容共抗日”表示怀疑。这当然一方面是尽可能淡化所谓“共产主义威胁”，与迎合军部激进政策的“防共”论述保持距离，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一种日本帝国的傲慢，对中国民众中的抗日要求缺乏足够认识。第三，在“统一”问题上，他们都揭示了中日两国间国家发展的辩证法，即中国逐步走向统一，而日本国家意志的统合却走向崩溃，各个国家权力机关分头行动，政府与国民意志不一，对此，他们呼吁日本国民与政府的团结。不过，这种认识一方面固然是反躬自省，但在另一方面也表明所谓的“协调外交”论者对中日间矛盾所在的认识。即在他们看来，无论是“满洲国”的建立还是华北的“特殊化”或者“经济合作”，都不足以构成中日间的根本矛盾，中日间仍然存在种种开展“协调外交”“维持和平”的空间。而之所以中日间的“悬案”无法解决，主要是日本的国家意志不统一造成的，特别是外交与军部之间的对立，造成松本所谓的“同时拿出匕首与算盘”的状况，如果两者统一于“算盘”，则中日间的冲突就能够避免。这种思考的背景在于，事实上日本的政党与外交部门一直试图恢复政治权力的统合，以缓和外交困局。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放弃“满洲国”或中止推进大陆政策。因此，可以说关于“中国统一”的这类论述，并没有从根本上克服种种围绕大陆政策论述的局限，亦即总是通过转移中日关系中根本矛盾的所在，维持日本帝国治下的“协调”与“和平”。如果说所谓“防共的国际协调”是以“反共”的名义隐蔽了中日间的矛盾的话，那么所谓“中国统一化论”的话语又是在以“中国统一”的名义，企图达到同样的目的。

其他关于西安事变解决的各种“中国统一”论述，大致有着同样的结构，不过围绕着中国统一的程度和对激进的大陆政策的看法表现出一定的摇摆。如朝日新闻记者太田宇之助在认为蒋介石成功赢得民众信任，中国统一大为推进的同时，又认为“剿共”战争将会继续。而持有右派“革新”思想的满铁职员梨本祐平同样认为，事变的解决与“容共抗日”无涉。蒋介石将专心实力培养和国内整顿，地方军阀势力必将进一步被挤压。华北的中央化不可避免，这将使得华北的税收、资源等都被南方“掠夺”，华北人民“生灵涂炭”。因此日本必须改善“外交技术”，一方面对中国的统一予以“道德的支援”，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华北的“经济工作”。这种主张实际与军部激进派推进华北分离的意识形态别无二致。

在“中国统一化”的大合唱中，最强烈的异议来自持左翼立场的论客。左派的中国问题研究家藤枝丈夫发表了《国民政府的新动向》和《抗日的核心——中国共产党》两篇评论。《国民政府的新动向》首先指出，原先人们认为西安事变随着蒋介石被释放已经大体解决，可是新年之后南京与西安之间又陷于紧张，这种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线运动。藤枝指出，蒋介石政权一方面不敢抗日，一方面又以抗日为旗号战胜各路军阀，推进统一。如果镇压抗日运动，其合法性必然动摇，也可能被试图利用国民政府阻挡日本大陆政策的英美列强所抛弃。同尾崎秀实一样，藤枝也认为，近年国民政府所谓的“强化”不过是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援之下的表面现象，实际上中国内部依然矛盾重重。形势的发展日益要求国民政府不得不走向抗日，但同时中国的国力又显然不足以抗日，支持国民政府的英美列强，从国际局势的考虑也不会全力支援国府抗战。然而，日本既不可能放弃“满洲”，中国也无法再向日本让步，那么结果国民政府还是只有走向抗日，对欧美的依存也会进一步加深，“这种一般的方向，随着下层抗日势力发展程度的变化时而紧张时而缓和，但只要日本不变更既定方针，将在看不到根本的解决手段的情况下，一步步走向最后破灭的结局”。《抗日的核心——中国共产党》论旨大体相同，认为国民政府乃至张学良，出于阶级本性都不可能主动走向抗日，但抗日人民战线的发展，又以蒋介石也无法正面对抗的规模扩大着，结果必然与日本的大陆政策相冲突，引起战争危机。

藤枝的见解体现了此时左派中国论的一般特征，首先是激烈地批判蒋介石已经大体实现中国统一的观点，指出蒋介石统治的强化丝毫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在藤枝看来，真正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的并非蒋介石政权，而是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下的抗日人民战线运动。这当然首先是对“协调外交”的论客们的批判，如前所述，他们将承认蒋介石政权主导的中国统一作为“调整中日关系”的基础。其次，藤枝正确地看到，中日间矛盾的根本并非日本的政策“不统一”，抑或不能“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走向，而是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发展（表现为抗日人民战线）与日本大陆政策的矛盾，这个矛盾具有不可调和的性质，从而充满引发战争的危险。正因为左派的中国论的这种内涵，中西功将其评价为“代表了日本的反战人民战线”的思想。

然而，这种似乎很“革命”的论述，实际上包含着内在缺陷乃至危险。首先，仅就藤枝的论述本身而言，在与尾崎秀实论述的对比中就可以发现，尾崎更加清醒地看到了蒋介石主导下的统一与大众的民族主义运动共鸣的一面，指出西安事变导致了抗日人民战线与民族主义影响下的大众相分离的危险性，从而提示了建立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广泛的人民战线的必要性。虽然尾崎和藤枝对南京政权本质的认识基本一致，但在现实分析中，藤枝片面强调南京政权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属性，从一种左翼教条主义角度，将人民战线运动看作天然绝对的主流，从而缺乏说服力。

其次，就包括尾崎在内的整个左派的中国论述而言，也存在共通的问题点。第一，他们都拥护苏联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民政府的社会性质基础的理论分析，从而批判国民政府主导了中国统一的见解。但是他们的所谓“国际主义”的心态，在批判南京政府的问题上，又表现出对自己在日本言论界发言的位置缺乏自觉的缺陷。这种批判在以蒋介石为“协调”对象的“反共的国际协调论”或者“中国统一化论”时，固然对日本政府的政策具有批判意义，但对致力于推翻蒋介石政权的激进的大陆政策而言，则呈现出某种微妙的共鸣关系；而对南京政府从属英美的“半殖民地”性质的揭露，也与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美英”的所谓“倒错的反帝国主义”和亚细亚主义论述，存在着某种共通点。第二，就这一时期重要的“日本人民战线”问题，即最广泛地团结各阶层人士反对新的侵略战争这一课题而言，左派的中国论述，实际上以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论和世界革命论为理论前提，而以“协调外交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中国论，固然对军部的激进侵略政策有一定的批判，但却并未从根本上反对日本的东亚统治，而是把“满洲国”的存在和华北的所谓“经济合作”作为论述的前提。尽管此时驻共产国际的日本代表野坂参三在给日本共产主义者的指示中，提出要将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与在其影响下的中下层资产阶级人士相区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自然成为共产主义者争取团结的对象，然而，双方立场上的巨大鸿沟，使得这种团结受到了极大限制。在对西安事变的评论中也可以看到，尾崎和藤枝实际都以自由主义者提倡的“中国统一论”为主要的批判对象。左翼政治势力的式微，加之“日本人民战线”运动举步维艰，能够构成左派政治论述的行动主体的政治势力几乎已经消亡。左派尽管还能够表达对中国革命的赞扬与憧憬，但在对中国问题上却已经无法展开有力的政策论述。

更有甚者，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要求，不允许左派采取对现实冷眼旁观的态度。日本的左翼知识分子既不愿意被沉浸在狂热的民族主义中的大众所孤立，又没有勇气直面政府残酷的镇压。从而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共产主义者纷纷“转向”、叛变革命的风潮中，出现了一种危险的倾向，那就是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粉饰为“打破现状”，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积极因素；将左翼的中国社会论中对蒋介石政权和英美帝国主义的批判歪曲用于正当化日本的侵略；把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摆脱共产国际的大国主义指挥的合理要求，歪曲为建立以天皇制为中心的“日本型”社会主义的倾向。事实上，在藤枝的论述中已经能看到这种危险的征兆。例如他在分析蒋介石对英美的从属性时，肯定地引用了当时正觊觎首相大位的近卫文麿的发言。近卫称“南京政权为了维持一直以来与英美乃至苏联等国的关系，不可能降下抗日这块招牌”，对此，藤枝赞扬近卫“表达得巧妙”。他指出了军部的侵略行动与中国的抗日人民战线爆发冲突的危险性，却完全没有提示有什么现实的方法可以阻止战争爆发，甚至也没有明确表达反对发动侵略战争的态度。藤枝的论述中的这些缺陷，随着形势的变化很容易发展为对侵略战争的公然支持。藤枝关于西安事变的这两篇评论，后来收入了评论集《新生支那与日本》。在该书序言中，藤枝表示自己“与其说是要追踪支那社会客观的动向，不如说是以最大的憎恶，论述如何打倒阻碍支那社会的真正统一和东洋和平的重建的要素——抗日支那”，明确了他支持侵华战争的立场。

结语：“重新认识中国”的局限

1937年第2期的《中央公论》上发表了殖民地政策学家矢内原忠雄的著名论文《支那问题的所在》，矢内原将西安事变所触发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论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指出西安事变的解决揭示了中国社会走向以蒋介石政权为中心的统一的方向。他对右派所主张的中国从本质上就必然不断陷入分裂混乱的观点，和左派所主张的南京政府主导的统一不过是虚假的表面的统一，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战线运动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统一的观点都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夸大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与半封建性，忽视了中国资本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影响下的发展，和这种发展带来的统一国家的形成与民族主义的成长。矢内原忠雄由此主张以南京政权为中心的中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日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调整对中国的政策。这一论文引起了思想界的广泛的讨论，围绕西安事变和中国政局而展开的议论，由此向着对中国社会的理论认识的高度发展，形成了“中国统一化论战”，这一论战甚至影响了林铣十郎内阁的对华政策。

如果我们将日本对中国侵略的思想原因理解为对中国的蔑视，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夜，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评价达到了近代以来的最高点？如果不能单纯地用“已经太晚了”来解释，我们必须思考这种中国认识的内在问题。就矢内原个人而言，我们不必怀疑这位虔诚的基督教和平主义者对侵略战争的反对立场。同样也不必否认既往的研究所指出的，在中日全面战争前夜日本知识分子积极评价中国民族主义、认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所具有的正面历史意义。但是，通过以上对西安事变后日本知识分子的言论的探讨，我们不难看到这一时期日本知识分子“重新认识中国”思潮的局限。无论是所谓“自由主义”的、积极评价中国统一的见解，还是“左翼”的强调“人民战线”的作用的见解，固然都包含了对日本明治以来大陆政策思想的批判。然而，前者不论如何强调认识中国统一的必要性，其政治意图总不出“协调外交”的范围，即旨在通过加强国民政府主导的中国统一，发展与国民政府的交往，来维系日本与英美的外交关系，从而维持日本外交的安定，防止战争导致帝国瓦解。而后者貌似激进的论述，往往缺乏对自己身为帝国主义国家日本的国民这一自身所处位置的反省，总是将中日间的民族矛盾置于“世界”“东亚”规模的变革过程中来把握，却回避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使得中国无论什么阶级、什么政党都不得不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最终，这两种思潮都未能彻底克服日本帝国思想的局限，从而未能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构成抵抗和批判。进而在战争中，他们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认识，走向了如“东亚协同体”等美化战争的“理论”，最终在汪精卫政权这一符合日本帝国主义的需要的伪中国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找到了最终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