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征服江南时期的地方观念和忠君思想——江阴悲剧

作者: 魏斐德

荣耀与梦想如此相似，

这是真理被当作谬误，

亦或谬误伪装成真理？

彼德罗·卡尔岱龙：《生活如梦》第三场，第十幕[1]

位于上海和南京之间的江南，在中国历史上曾被称作吴。清朝廷对江南的征服，不是一以贯之地完成的。政府的政策年复一年地在洪承畴的安抚和巴山式的强硬之间变换；当地百姓对新王朝的反应亦从温顺的降服到流血的抵抗，各不相同；松江这样接近太湖匪寇巢穴的城市，在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平静和骚乱，与嘉定和上海也迥然有异。1645年的多铎进取杭州、1657年的科举作弊、1659年的长江之役、1661年的税收事件这样一系列的地方性事件，亦是在各地方的特殊条件下发生的，如某一地方乡绅富有组织性的凝聚力，另一个地方特殊的土地所有制等等。因此，只叙述某一处地方史用以代表整个江南史，是不全面的。

我将这种做归纳的危险夸大了，因为江阴的抗清即使在当时的江南地区来说，也的确是非常特殊的。江阴的攻城是最血腥的，江阴的抵抗也是最著名的。相比所有江阴被杀的百姓来说，江南其他地区数以百万计的人民更多的是选择了很快在城门和城墙上写上“顺民”二字。即便与其他抵抗中心相比，如农村武装力量扮演了主要角色的嘉定，[2]和由陈子龙的文人团体“几社”唤起抗清的松江，江阴的抵抗也是非常不同寻常的。[3]然而准确地讲，江阴抗清是明自杀式忠君思想的夸大，因此江阴的悲剧性抵抗比其他地方更清楚地揭示了地方抗清的真相。[4]

江阴城

江阴位于上海上游一百英里处，沿长江南岸延绵25英里，是这片拥有富饶的农业和贸易的地区首府。江阴城里的50万居民中一部分是渔民，更多的从事农业和手工业。[5]这片土地物产丰饶，有黄杭稻、早白稻、白菜、瓜、果园和桑树园、花园以及棉花等。其中棉花，特别是在江阴城西乡镇的棉花种植，为织工提供了就业机会，织工可将织成的布与蒲包、蒲扇一并卖给江阴城的批发商。[6]因此，江阴作为地区首府的商业地位是建立在这块肥沃的农地之上的，其中许多是沙田(圩田)，由开垦沼泽地而来。[7]但是由河流所给予的，终将为河流所带走。不断变化的水位和潮汐不断威胁着堤岸，并侵蚀着田地，造成了矛盾的经济发展状况，著名的经世致用思想家顾炎武(1613~1682)记载了这种矛盾：“江阴素称殷富，为国家财赋之区，而地多高卬，民常苦旱。”[8]

顾炎武没有将农民的贫困与地主所有制相联系，他将之归因于过去数渠并开，导太湖之水向南至运河所引起的灌溉困难之上。连接太湖与长江的沟渠正穿过江阴，本想泄太湖之水入长江，但未及疏浚，引起长江之流倒灌。最初以为这样加强了灌溉，对江阴农民是有利的，但是潮汐往来，沟渠淤塞，引起河水泛流至田地，影响了庄稼，使农民的收成得不到保障。因此顾炎武宣称：“故言水利 者莫急于江阴，而言治水之难者亦惟江阴为甚。”[9]这也是这一地区公共治安不安全的原因。那些由于河水泛滥或无法偿还借债而失去了土地的人，纷纷转向以走私或做盗贼为生。顾炎武持这样一种理论，即乡绅管理下的经济稳定才能带来公共秩序，他认为江阴正是可以证明这一理论的完美例子。地方救济必须先于地方控制，一旦水利工程得到修复，河流便会重新带来利润。那么这一地区的人民便可以安于农业，建立保甲制度，并且消除社会盗贼。[10]

顾炎武对于江阴问题的判断是重农主义的，忽略了这一地区的商业利益。江阴作为一个商业中心的重要地位似乎在1700年时已经有所下降了(也许是由于这个城市在1645年被短暂破坏)，但是在被征服之前的年代里，江阴是一个富足的纺织中心。[11]无论是不是繁盛的贸易吸引了不法之徒，江阴当时确实因为犯罪行为而名声恶劣。顾炎武记载道：“故江阴素称多盗贼之扰，而言弭盗者亦卒无良策。”[12]村镇里的抢劫是司空见惯的，但是最严重的问题是大型匪帮在河流上肆无忌惮的劫掠。同时，江阴并没有公共治安机构。自从10世纪以来，这一地区便被看作是防御长江上游受到海盗袭击的要塞；在宋代，江阴也是重要的海军防戍要塞；在16世纪的倭寇袭击前后，江阴的军事战略地位又得到了提升。当时设在黄田港(位于江阴城北的重要港口)的长江海防机构已沿河修筑了壁垒，同时驻扎在黄田港(位于江阴东北的港口)的常规卫戍部队也已监督修筑了保卫首府的厚厚的城墙。[13]城墙外还进一步为一条40英尺的护城河所环绕，连接着两岸垂柳下蜿蜒穿过江阴城的黄天河。护城河外的是郊区伸展到黄天闸的“防”，这块区域的边缘就是郁郁葱葱的君山和黄山，从山顶可以看到下面大河奔流的宏伟景象。[14]

江阴之邻近长江，使之成为那些从浙江、福建而来准备穿过长江北上京城的旅人乐于停留休憩的地方。当然，邻近长江也使得江阴暴露在崇明岛海盗袭击的威胁之下，但这至少促进了地方防御反应的加快。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军事防御传统，使得江阴对于满清的抵抗如此不同凡响——用一句南明史里的话来说——“自北骑南下，诸郡文武吏争献版籍，开门迎附，反为之守。”[15]在忠君史上只有两个县(浙江金山和江西赣州)和几个城市是坚决拒绝接受新的统治者的，江阴就是后者之一。

顾炎武

明的灭亡

北京陷落于李自成的消息是在1644年6月4日晚上传到江阴的。15天后福王即在南京称帝，年号弘光，宣布了第一个南明政权的成立。但是明崇祯皇帝在北京的死去似乎已标志了一个王朝秩序的终结。江阴没有像江南其他一些地方一样爆发奴变和佃变，[16]但是却引发了市井暴徒的大肆抢掠，促使了维持秩序的力量开始行动，在这一行动的努力中两支主要力量合作起来了。

首先是地方显要，即在江阴儒学训导冯厚敦领导下的城市及农村的乡绅们。[17]他们很快组织了一个地方性的委员会，请诸生中老成硕望者分往各乡，说服乡耆和其他人相信尽管王朝灭亡了，但社会结构仍会维持下去。[18]

其次是地方军队和警察系统。江阴典史陈明遇和前都司周瑞龙，叫冯厚敦召集当地乡绅在社稷坛集会，拜牌集议，幕兵勤王。[19]举行这个集会的地方本身就非常有名，因为“社稷”标志着国家和地方宗教崇拜仪式的分界。[20]“社”是土神，代表着地方身份，不仅包括乡绅，也包括所有的当地居民。而“稷”指谷神，标志着对帝王祖先所担负的责任。这一责任的担负本应由被皇室统治的所有子民承担，但事实上它被认为只是乡绅阶层应该承担的义务。与江阴的普通百姓不同，乡绅阶层才王朝真正的社会支持力量，是皇帝的科举制度创造出来的精英阶层。因此这次特殊的集会与其说是普通百姓的集会，不如说是乡绅阶层的集会。更有趣的是，这次集会不是由知县召集的，而是由典史陈明遇召集的。

在明朝“典史主管文书出纳事宜，一县若无县丞、主簿，则由典史代掌其职权。”[21]最初当典史被正式作为一个官职时，是负责监管文职人员的。[22]然而在16世纪，典史的职责开始包括组织地方防御。典史权利的上升，相应地导致了常规京营和卫所地位的下降。随着正式世袭军户人数的减少，地方防御越来越依赖于第二个独具特点的军队系统——乡兵，这一军队系统在明朝早期便已经存在了。[23]

卫所制度在其鼎盛时期代表了中央军事统治的胜利和魏唐以来理想的府兵制的全盛。但是招募如此多的人进入世袭的军队阶层是非常麻烦的，到万历年间，这种招募变得更像是一种强迫劳役，而不像一个军事组织。为了应对蒙古在北方的挑战和抗击倭寇在沿海的袭击，军事系统开始被允许向着两个方向发展。首先，允许李成梁和戚继光将军训练和组织他们自己的军队。其次，扩张乡兵组织。尽管当时无论哪种方式都被防止发展为地方军阀主义或地方军事力量，但这两种方式还是构成了后来江阴抵抗的原型。

就第一种方式来说，当忆起唐朝节度使安禄山是如何建立了一支私有军队，并最后在公元前755年发起了对王朝的进攻时，中央政府自然会惧怕由此产生的所谓“安禄山第二”。因此当戚继光在朝中的支持者张居正1582年去世后，原本允许戚继光练兵的政策开始倒退了。[24]为这种小心谨慎的倒退多付出的代价就是军队的人心涣散，有时执勤的卫戍部队的人数只有应到的1/10。但是战争毕竟还是要打的，尤其在17世纪30年代农民起义频发的时期，因此一个妥协性的解决办法就此诞生了：左良玉和毛文龙这样的雇佣军被召收为国家部队，置于行政系统的最高号令之下。这样安排的优点是使得文和武（即军事与民事）可以分开，降低了出现一个与政府作对的势力的可能性；它的缺点是使得中层军事官员们不够团结一致以保证其忠诚，后来辽东和山东地方官的大量降清就证明了这一点。[25]当刘良佐攻江阴时，他应该已经先后服从过叛军李自成、明将军黄得功、福王以及清的多铎了。[26]

就乡兵来说，皇帝关心的是防止乡镇防御力量转化为由乡绅领导的军事力量，打破地方权力的平衡。这就是为什么14世纪的乡兵最初由县丞控制，后来的乡镇军队则由跨省任命的典史管理。就江阴来说，这意味着地方军事系统的发展是在管理民事的衙门控制之下，而不是在军事机构的控制之下。江阴最初的卫戍部队有1000人的常规军。为了补充这支军队，15世纪后期招募了一支真正的地方军事力量“民壮”，但是到了17世纪30年代该军队注册的1460名士兵都被解散了。1532年，在巡抚吴廷的促使下，一个新的“募兵”系统成立了。江阴卫戍部队的人数被减少了200人，以节省政府开支。吴廷还根据“丁”的统计征税，以此让地方来支付抵抗海盗袭击的额外军事开销。由此征来的税收被用于雇佣专业的士兵即“土兵”，与地方卫戍部队和民壮合作。但是到了明朝末期，事实上前者已经取代了后者。于是地方的军事防御几乎全部建立在负责公共安全的官员对雇佣军的指挥之上。[27]本来这一地方官员指的应该是县丞，但是因为自1638年开始江阴就没有任命过县城了，所以在清征服江南的这段时间内，对江阴地方军队的控制就全部掌握在典史陈明遇的手中了。[28]

地方官员控制下的雇佣军士兵，不仅阻碍了真正的地方军事力量的招募，而且阻碍了农民阶层和乡绅阶层的正常运转。但是在1630~1640年代，皇帝仍不愿认可乡绅为地方防御所做出的努力，无视于经世学社[29]对“团练”这一地方自我防御的呼吁正在上升的影响，仍希望只要有可能就将地方军事力量置于地方衙门的控制之下。[30]既然为正规的卫戍部队只提供了糟糕的条件，那么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雇佣盗匪来抗击盗匪了，在罗阳曾做了这种尝试。这一问题使得皇帝困扰，最终他在1643年6月7日下旨允许在湖广和江北两个区域招募团练。[31]但是他仍坚持这些军队必须在官员的严密控制之下。这一政策在1644年2月10日表现得更为清楚，皇帝在这一天命令兵部重新招募伤残的小军官，让他们监管乡镇义军。[32]尽管皇帝始终不情愿认可乡绅对军队的控制，但是地方防御的拥护者仍不断地向着这一方向努力。就在上述命令发出的第二天，户部尚书倪元璐进言，说著名的浙江士绅如徐石麒、钱继登、刘宗周和羌应甲应被邀请组织他们自己的团练乡兵。[33]正当皇帝开始动摇时，来自江南的经世学者给了他更大的压力。[34]2月27日兵部主事何刚请愿：

忠义智勇之士，在浙则由东阳、义乌，昔日名将劲兵，多出其地。臣熟知东阳生员许都，天性忠孝，一见知人，能与士卒同甘苦。今用许都，以倡东义、徽歙二方之奇才，[35]臣愿以布衣联络，悉遵戚继光遗法，开导忠义，可使赴汤蹈火。臣见进士姚奇胤、夏供佑、桐城生员周歧、陕西生员刘湘客、山西举人韩霖，皆忧时有心，乞颁手诏，会天下豪杰，则忠义智勇连袂而起，助皇上成大业矣。[36]

两天后，崇祯皇帝就下达了正式批准的诏书。何刚被命令到东阳实行他的计划“以资剿寇”，于此同时吏部、兵部和刑部被要求尽一切力量帮助这一政策在其他地方的实行。[37]经过反复深思熟虑之后，皇帝才在最后一刻于1644年4月5日颁布了著名的“勤王令”。[38]然而由于典史已经垄断地方军权太长时间了，此时南方许多地方乡兵的控制权仍在地方典史的手中，不会为地方乡绅热情的忠君运动所用。这一情况对于忠君运动有两个大的影响，它意味着一旦清统治者可以说服地方衙门官员投降，那么军队也要痛苦地（如果有这种感受的话）投降；而对江阴来说典史控制军队的特别之处还在于——重要抵抗运动的军队领导人并不是江阴本地人。

知县方亨

江阴祭坛前的聚会见证了两个通常关系矛盾的群体之间的联盟，确切点说，现在乡绅与地方官僚之间展开了合作。但在税收问题和地方行政管理问题上乡绅还是常与地方官僚对抗。官僚阶层尤其是以典史陈明遇为代表的军警力量，是期待这种合作的，但他们也常常将这种合作置于一边，而采取与其他社会力量合作，并在其中招纳亲信。事实上，典史的专长就在于与地方下层社会成员如打手、衙役、盐盗以及乡下恶棍等打交道，因此人们期待乡绅能够更好地与当地的行政系统即衙门打交道。但是主簿是一个叫莫士英的贵州人，他并不愿意加入这个明朝忠君之士的聚会仪式中，他留在衙门里在南京政权任命的知县林之骥身边。[39]不过他这样做的原因很明显是由于想见机行事，而不是由于明清之辨。

然而当1645年6月18日南京陷落后知县林之骥去任时，正是主簿莫士英被留下了掌管衙门。[40]顺带要提及的是，在福王被打败之后的日子里，这是在华中和华南很普通的一种模式。在华北并没有经历南明这样的中间时期，当清军到达时，知县通常已不在其位了。而在长江以南的地区，许多知县接受了忠君之士的指派，即使在北京陷落后他们仍然掌管着行政。由于害怕在南明陷落后被指控通敌，他们通常都选择了弃官而逃，而将地方行政交给了当地乡绅或者行政人员如主簿。

与此同时，清朝当局在南京新指定的官员们正在采取办法以加强他们对于江南的控制，因为江南作为他们继续向南征伐的资源补给是至关重要的。[41]这意味着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得到这一地区税收的控制权，即使这意味着要与明官员做一定的妥协。由于在行政机构上存在着明显可见的不足，在每个地区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派一个可信的官员（通常是本地的汉人）到地区首府去。从那里向各个地方首府发出命令，要求将赋税和户口的簿册送交给他们。这一指令清楚地标志着清征服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首先，接管原来的行政机构，不排挤地方精英，改变税收方式，或者直接介入地方管理当中；其次，通过原有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从省、地方官员到地方首府）的城市联络节点推进征服进程。如果说稍后下达的削发令意味着满清下定决定要将自己的民族形象加诸于汉人身上的话，那么对于地方主簿的接纳就意味着这一两头政治的另一面。

就江阴来说，维持主簿之职不变最初似乎显得有点困难。负责平定常州（江阴是其辖区）的御史刘光斗[42]很快便收到一封来自主簿的信件，莫士英承诺随时随地可以移交主簿的职位。[43]刘光斗派方亨去接管赋税簿册，并深信他不会在作为新的清地方官员进行移交时遇到任何困难。方亨是河南人，他于1645年7月17日到达江阴，只带了一小队家丁和他的无锡老师。方亨十分年轻，官服仍是明朝式样。他很快便发现莫士英（他已被重新任命为主簿）手中并没有赋税簿册，于是他紧急召集江阴耆老，要求他们交出簿册。耆老坚持说目前必须先造册，但他们的态度非常合作，于是方亨相信也许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最后还是可以完成任务，并将税收移交给南京的军事中枢的。[44]

无论他最初胜算的机会有多大，方亨的计划突然被清征服政策的新发展彻底打乱了。1645年7月8日，北京的礼部收到如下谕令：

向来薙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且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此事无俟联言，想天下臣民亦必自知也。自令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薙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申辨，决不轻贷。该地方文武各官皆当严行察验。[45]

很难想出会有比这更好地办法将对于新政权的忠诚考验如此明确地加诸于汉人身上。满清摄政王多尔衮应该已经在之前就了解了整个汉族，最后采取了对他们的习俗来说最为野蛮和羞辱的方式，那就是剪去前额头发而在身后托起长辫子。为什么他会在当时要强行实行这样一项命令，至今还是一个谜。有一些持民族主义的满洲王宫贵族对王室过于宽松的民族政策不满，也许多尔衮这样做是为了向他们表示妥协。[46]又或者，多尔衮只是错估了全面平定的进程，以为满清政权已经统治了足够多的顺民，即便偶有部分地区的反抗也不在话下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实在是犯了一个战略错误，因为剃发令比其他任何措施更强烈地激起了江南地区在1645年的反抗。

江阴就是这一战略错误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典型。方亨已经快要获得当地的账簿了，但是清统治者没有这么大的耐心，在常州设立的清军事力量使方亨感受到了压力。常州太守宗灏只给了方亨三天时间执行命令并确保当地的顺服，还派了四名满兵到江阴。在他们的严密审查之下，方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7月21日命令江阴的老百姓开始执行剃头令。这一命令马上引起了普遍反应，第二天一早便有一队来自黄天闸的乡耆来到衙门门口，恭敬地请求能够保留原有的头发。这使得方亨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如果承认他是迫不得已必须执行上级的非汉化指令，会有损他的权威；但他又不能冒被革职甚至更严重的风险而接受这些乡绅们的请求。感到进退两难，不知所措，方亨忍不住发起怒来，斥责这些乡耆行为的厚颜无耻，直到最后其中一名乡耆大胆地叫喊起来：“汝是明朝进士，头戴纱帽，身穿圆领，来做清朝知县，羞也不羞！丑也不丑！”[47]

第二天即7月23日，方亨按例前往文庙行香。当他们向文庙进发时，一群由诸生、耆老和平民组成的超过百人的队伍跟至文庙。当方亨到达文庙从他的轿子里走出来时，发现他正在和这些最德高望重的市民面对面。反对再次平心静气地开始了，乡耆们坚持江阴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服从新王朝的要求了，不但接受了新王朝派来的行政长官，还准备将赋税和户口簿册交与他。为什么现在一定要坚持实行这个削发政策？方亨试图解释这不是地方可以选择的，“此清律，不可违。”

[48] 此外，他进而承认最近进驻江阴的四名满兵，正是被派来专门监视这条法律的执行的。有那么一会儿，形势已经向方亨这边倾斜了，直到一个当地著名的学者许用[49]奋力向前并朗声说道：“我们都是大明的百姓。我们只认得太祖高皇帝是我们的祖宗。什么鞑子胡儿，也居然敢来入主中原！”[50]此言一出，他举出一幅明太祖的画像，于是诸生全体跪下了，开始大声地恸哭，哀悼他们旧王朝的灭亡。

朱元璋

为了尽可能地保住尊严，方亨将这些示威队伍丢在了文庙前。他下定决心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回到衙门后，方亨让吏书将清王朝的简洁的削发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写成布告张贴。但是不满情绪现在已经蔓延到他的属下，几名吏书拒绝写这些话，其中一个甚至厌恶地掷笔于地。方亨非常生气，下令在衙门的大厅里对这个人施以鞭刑，但随后他又紧张地收回了这个命令，因为像往常一样聚集在这里看热闹的人们开始不满地低声议论。

到现在为止，已有三股势力反对已被削弱的地方官员了。第一股势力，如上文所说的是衙门的不服命令的吏书，代表下层官僚。第二股势力正如在文庙前生动上演的，是乡绅阶层。这一阶层的反对力量也许已被同时代的史学家们所夸大了，因为这些史学家过于关注明代开朝者那遥远的、已被理想化的形象以及诸生的正义性了。第三股势力以北方乡镇的耆老为代表，他们代表了对剃发令的普遍反应，并弥补了乡绅和普通百姓间的距离，这两者本来是不会共同分担对于同一个王朝的社会责任的。明代的忠君思想本来不一定会团结起这三股势力的，吏书大可以服务于新政权，农民也没理由担心统治者的变换。但是现在这一违背习俗的削发行为甚至连文盲都激怒了，这就为反清的大规模民族反抗奠定了基础，并使得士绅阶层对儒教的忠诚更加坚定了。

关于文庙前发生的事，是在下午时分传到黄天闸的村的。方亨已经发现这个位于河边的地区是会惹麻烦的。四天前即7月19日，方亨得知村民们曾在忠君者的船上买过兵器，他命令他们将兵器上缴，但只交上来象征性地一小部分。现在受到村里少年拳勇的鼓舞，村民们拿出武器，选出首领，[51]开始向江阴城进发。他们鸣锣执械，吸引了更多人的追随，当到衙门口时响应者已有万人。他们在衙门门口鸣枪抗议，以对方亨禁止拥有兵器的命令示威。坐在堂上的方亨，怒叱衙役去收缴兵器，但是当这一命令被小心翼翼地传至门口时，人们叫喊起来：“备兵所以御敌，收之反为敌用，死不服！”[52]他们的反抗激怒了方亨的老师。但是当这位老士绅矜傲地跨出衙门门口去斥责众人的时候，众人转而疯狂地攻击他。方亨绝望地试图救回他的老师，然而老人还是被殴打至死，并被焚尸。

除了这桩谋杀之外，方亨的住处和他的随从倒还未被攻击。人群停止了对衙门的进攻，而将他们的目标限定在方亨和他的属下身上。事实上，方亨已承诺他不会强行实施剃发令，以此保留了可以驱散暴乱者的权威。但是这只是拖延了时间，因为此时方亨已经无法自保了。如果只是就保住赋税户口簿册这一件事，方亨是有可能实现对整个地区的行政控制而无须向清军求助的，这样可以使他成为暴徒进攻的抵抗者，一定可以使他摆脱作为暴徒同谋犯的嫌疑。但是现在剃头令一颁布，他就没有选择了，最后只能向清廷的军队求助。从地方官权力上说，这意味着现在控制权由前明官员手中转移到了降清被赦的刘良佐手中，又转移到了采取强硬统治措施的缺乏耐心的清军首领宗灏手中。因此暴徒一被驱散，方亨马上派他的随从送一份紧急快报给宗灏，恳求他派兵平定江阴。常州就在江阴东南二十英里，但是在援军到来之前，一个县吏将使这个秘密泄露给了整夜露宿在衙门外的村勇们。方亨的背信弃义，使他的所有权威都被一笔抹煞了。被激怒的众人冲进衙门，抓住方亨，并在他的脖子上缠绕上了布巾。最后一刻，一个德高望重的乡绅站出来救了方亨的命。他就是夏维新，1633年的举人，他劝说村民们将方亨送到了他的府中。[53]

夏维新的介入阻止了对一个清地方官员的谋杀。如果谋杀发生的话，整个城市无疑一定会被攻击的。因此当晚城里的乡绅聚集在秀才沈曰敬的家里，商讨对策。他们的困境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他们不敢将方亨放回，这样会激怒村勇；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避免这次行动急转直下而向着城外村民的方向发展，后者明显不关心如何保护江阴城不要受到攻击和破坏。因此乡绅们觉得最关键的是在两者之间进行调和，为自己与常州的清当局之间的谈判留些余地。但是对立的哪一方都不愿彻底的妥协。事实上，在更温和的城市和被激起的农村之间已经有了裂痕。就在7月23日这个晚上，关于城内乡绅将背叛的谣言传遍了各村镇，使整个江阴陷入骚动。史学家记载道“数十万计”的人（许多只是手执白刃的三尺童子）匆匆分成队伍，数起旗帜，鸣锣行进，聚集在明伦堂里，商讨如何抵御他们认为即将到来的满族的进攻。道路都被这些人填满了，全城的市场交易都停止了，城里的集市也被关闭。[54]

与此同时，方亨只有假装与乡绅妥协以换取被释放的机会。他咬定削发令的发布是他的一个属下弄错了，并与众人一同宣誓，他还同意让乡勇用城里的锻造设备制造兵器。但是在有限度地对抵抗行动表示支持的同时，方亨秘密地写信给常州太守宗灏，称江阴已反。

方亨的信连江阴城外民兵设置的军事路障都没能走到，当城门的卫兵发现信后，他们对送信人施以了脔刑，并连忙将信件作为证据送至由城里乡绅领导的防御委员会。乡绅们想再次把方亨监管起来，以此安抚那些激进分子，但是这一次这些人转而攻击其他官方人员了。其中一人喊道：“既已动手，同察院中有满兵四人来押剃发者，盍杀之！”[55]防御委员会于是下令正式逮捕四个满兵，以控制事态的进一步发展。短暂的反抗之后，满兵们被抓住并押往衙门候审。一开始这些囚犯似乎听不懂汉语，完全用满语来回答。但是当从他们的行李中搜出了汉族物品时，其中一个满兵转而说苏州方言了。如果他以为来自苏州可以救他的命，那他就大错特错了，这些满兵被施以了磔刑，即野蛮地将肢体分裂。对于忠君之士来说，文化上的背叛远比未开化的满族血统更令人憎恶。

阎应元与二次抵抗

王华持续进行地方抵抗的号召，是建立在召集村勇基础上的。刘良佐成功围城的计划使他接下来必须提防民兵在其身后的袭击。8月19日刘良佐的司令奉令劫掠这一地区的所有村落，任何试图逃跑的村民格杀勿论。到8月21日，刘觉得他的后方已经足够安全，使得他可以发起一场全力以赴的攻城行动了。他发现对手比他想象的防御得更好。每个白天城墙上方箭如雨下，当夜晚到来的时候，作战双方都知道围城将延续得更久了。

四天后陈明遇失去了最后一位军事专家，继邵康公之后成为乡兵指挥者的顾元泌。有城民声称顾有意将箭发在到达敌人的射程以内，顾被抓了起来，他的住所也被搜查。明白无误的降清书被搜了出来，使得顾最后被处决。陈明遇现在必须再找一个军事领袖，这个领袖绝不能只会招收惟利是图的士兵。这一次，陈明遇听从了一个前任漕粮官员的建议，向前任典史阎应元求助。[①]

阎是一个高个的，长相颇为凶狠的人，通州(直隶)武生，早先家由绍兴(浙江)搬至通州。在成功胜任京仓大使后，他在1641年被任命为江阴典史，其时江阴正被一个叫做顾三麻子的著名崇明海寇所扰。阎将自己的士兵集合起来对抗顾，但是与陈明遇不同的是，他下了很大功夫将沿河村庄的正规乡兵组织成一支纪律严明的军事力量。阎的战略成功了，他很快便将海寇从黄田港赶走了，并征服了这一地区的盐盗。阎的上级推荐他去英德县(广东)任主簿，但由于通往南方的道路为匪徒所阻，阎被允许继续留在了江阴。他将他的整个家庭(包括他生病的母亲)都搬到了这里，住在江阴城东面山脚下防守严密的一栋房子里。现在陈明遇派了一支由16个人组成的特殊队伍，带着任命书在夜里造访了这里。想起前任军事首领的下场，阎一开始拒绝接受任命，直到被承诺他的命令将被无条件地全部服从，他才答应。当天晚上他带着40个家丁，回到江阴城首府接受了任命。[②]

阎应元的防御措施包括准备重新组织现有的军事团队，召收新的乡勇，确保充足的补给，并且加强围城作战处的城墙。无法无天的乌合之众被从招募中清除掉，江阴城里的住户全被注册，每十人守一垛。此外鼓励个体农民(不是匪帮，也不是少训练的军事集团)溜过敌人的战线，加入到抵抗者当中来。当然现在抵抗者是由一个因过去的勇敢事迹而被村民们所敬重的人来领导的了。[③]当阎将邵康公从狱中释放出来，让他负责一支由城市乡绅组成的负责补给的委员会时，他正在帮助弥合农村和城市间的裂缝，同时试图弥合陈明遇和乡绅间的裂缝。[④]当城墙已经被加固，武器已经在墙下准备好时，[⑤]阎便开始着手布置举人王公略守东门，把总汪某守南门，陈明遇守西门，阎则带着一千名弓箭手组成的精良部队自守北门。所有的城门入口都用大木塞断，并派专人举着火把巡逻，以防备晚上的战斗。后者也许并不合理，但可能实际上正是这一举措比其他措施更有效地延长了江阴抵抗的时间。[⑥]

《抗清八十一天》 刘鸿兴绘

到8月底正是雨季，每天都有倾贫大雨，不但河流和城壕涨水，使袭击变得更为困难，还弄湿了火药，并使城墙变得更加不牢固。因此到了9月1日，刘良佐不得不造浮桥，运云梯送先锋部队穿过城壕。一些紧裹盔甲的士兵真的爬到了北门的护城墙顶上，但是从城墙两边的火枪发出的交叉火力，加上城里的人从城墙上扔下的雨点般的碎片、瓦片和砖头，赶退了余下的进攻者，并使他们伤亡惨重。

不过清军的进攻还是动摇了抵抗者的决心，一些人已经开始公开谈论投降。因此阎决定发起一场进攻，以鼓舞士气。经过与敌人协商，阎应元承诺给刘一份价值四个元宝的礼物(值50盎司银锭)，在9月3日由几个乡耆带出城墙。但是他们手中的匣子里其实装的是火药，当被允许进入清军营地时，这些乡耆引爆了自己和一些敌方军官。[⑦]然而他们没有能够暗杀刘良佐，刘在第二天在北门以主力发起了进攻以示报复。他的士兵再一次被投石机和瓦片赶了下来。

清的援军

江阴城一直期待着外援，但是派出去联络江南其他忠君队伍的特使却迟迟没有消息，几百名士兵曾试图穿过清军防线到达崇明岛的南明政权所在地，但是没有成功。另一队伍倒是找到了一支由以往忠君之士组成的船队，但是发现他们的领袖正是阎早期的对头——海寇顾三麻子。[⑧]于是当9月5日刘良佐再次发起进攻时，江阴城的抵抗者们便只有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了。这一次刘将他的炮兵布置得更近了，有条不紊地攻击北城墙，并派出了突击队在皮盔甲的保护下穿过城壕。但是忠君者将热油由城上泼在以盔甲武装的清军身上，击退了进攻，迫使敌人回到了他们的战线以内，并摧毁了余下的浮桥。阎应元乘胜追击，派出一支突袭队在午夜出动，溜进十方庵的清军大本营。刘良佐的亲信随从这次也遭受了伤亡，但是刘良佐却又躲过了这次袭击。

9月7日，刘将军亲自现身北城门，以尊贵的口气劝说阎投降。他问道：江南其他地方都已经投降了，现在为什么还要坚持抵抗呢？阎回答道：

江邑士民咸谓三百年食毛践土，深戴国恩，不忍望风降附。应元乃大明典史，义不得事二君。将军位为侯伯，身拥重兵，进不能恢复中原，退不能保障江左，何面目见我江阴忠义士民乎？[⑨]

通过表达对于旧王朝庇荫江阴的感谢之情，阎应元措辞得体的将乡绅和对“邦”的情感结合起来发出呼吁，这种呼吁与其说是说给敌人听的，不如说是说给他的追随者们听的。刘良佐静静地听完，便驱马离开了。毕竟，时间掌握在他的手里。每过去一天江阴的供给便减少一些，而围城的军队则又增多了一些。[⑩]这些援军现在已经将江阴城外全部封锁了，并训练了一支新的在城墙上作战的炮兵，在9月14日之后发起了持续的炮击。[11]

由于与外界世界隔绝了，忠君者们现在只有求助于非自然力量。五座神像被放在了城墙上：关帝像，即战神；城隍神，即护城神；而东平王；[12]睢阳王。[13]阎应元不是江阴本地人，因而无法分享对江阴诸神神奇力量的体会。但是他大胆地沿着城墙走过，捧着剑的随从跟在身后，每逢这时他是在有意鼓励人们相信他是为睢阳王的神力所保佑的这一信念。这种信念在时人的眼中也延伸到了陈明遇身上：

“昔日张、许，今日阎、陈。情事不同，而围城风景恐是一样；勋业不同，而效死心肠亦是无二。至分城而守，性情作事，仿佛相同。说者谓阎是严父，陈是慈母，如此不愧为民之父母。”[14]

阎应元甚至把磁石藏在木制神像的脸上贴的胡须里，这样当身穿盔甲的士兵攀爬城墙时，神像的胡须就会竖起来，以此吓唬进攻的清军。[15]

神像也许短期内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使这些已陷入绝望的抵抗者们在9月18~19日在北门和南门杀了数千名前来袭击的清兵，但是在接下来的一些日子里士气就消沉了，因为补给用完了，草已被割下来当作食物。大家开始气短起来，关于投降的议论变得越来越大声，不再只是偷偷的私下议论了。成功穿过敌人防线而来的信使告诉数百名村民，让他们在清主营地前主动剪去头发。农村民兵一开始是有强烈作战意愿的，他们曾严厉地指责一些城市里的乡绅，但是现在要付出代价的却是城市里的居民。1645年9月22日，传来了最糟糕的消息，松江已在李成栋手里陷落了，嘉定则遭到了屠城。[16]江阴清军不再是孤军作战，李的令人恐惧的部队现在可以加入刘良佐的围城了。为了证明抵抗已是多么无用，刘良佐甚至将忠君之士的指挥官即前来救助的吴志奎用链条绑起来在城墙前游行，以此敦促江阴尽快投降。[17]

在这样紧张的形势下，阎应元曾在乡绅与陈明遇之间努力建立起来的一致阵线崩溃了，因为城市里的乡绅们开始试图与敌人达成某种和解。阎应元对此非常愤怒，宣扬投降的人被抓住并当场处决，抵抗委员会里的两名著名成员——夏维新和王华，[18]也被控盗用战费公款而被斩首。[19]但是城里其他的人将他们割下来的辫子扔到了城墙外，告诉城下的清军他们准备投降了。正是由此刘将军想到了分化政策，他决定唆使乡绅反抗两名典史，这样便对他有利了。首先，他派了一个使者去承诺如果城里的居民把明旗换成清旗，并将他们首领的首级用长矛挂在城墙上，那么就可以免罪。阎应元当然拒绝接受这些要求，他还试图将这些要求向城民们保密。刘良佐于是公开做出姿态，将他的部队大举后撤，以使得城里要求和平的一方可以安全地出来四个人谈判。在指挥营里与这个代表团协商过后，刘宣布三天内他会派一班官员到城内对起义事件进行调查，并处罚起义的主要首领。随后他将这些特使们送回了城里。阎典史立即指控这四个人受到敌人的贿赂诱降，然后将他们在公共广场斩首，表明自己的态度。9月26日当清兵聚集在北门等候城内的回复时，他们被告知刘将军的要求没有被接受。江阴，将继续抵抗下去。

一个耐人寻味的转变发生了。代表正义的忠君思想，本应是乡绅因为他们的地位与义务而特有的，但现在却被典史独占并坚持。这部分的是由于阎应元没有处于和乡绅们同样的困境，后者看到了他们的城市处于被毁灭的威胁之下。因为这些深受儒教“忠”的浸淫的乡绅，同样也对于如何使他们在战后的江南保有一席之地非常关心。这种困境有三重意义：它使忠君事实上变成一项任务，因为必须要付出牺牲和代价；它使乡绅在继续斗争还是该谨慎地退出之间犹豫不决；它还使一个像阎应元这样不相干的外人反而变得比忠君之士更忠诚地保皇。当然，阎应元并不具有乡绅所有的威望，他不像陈明遇确实得到了明的科举功名。但两个人都以在明做官为傲，尽管这个官是这么小。当吴志奎敦促城里的人快投降时，阎从城墙上向下叱道：“大臣被缚，当速就死，安用喋喋为！”[20]因为他自己仅是一个典史，还仍在坚持作战。这使得承担了睢阳王自毁命运的阎应元开始自觉担当一个历史性的角色。一旦他被披上了一个忠君英雄的披风，那些此后的每个举动便都被描述成一个已树立起来的抵抗神话了。正如achanson de gests,中国历史上的史诗模式(弥补了中国文学中史诗的缺失)都需要这样一系列事件的上演：背叛，在强大劣势下作战，不可避免的失败，然后是英雄式的死亡或自杀。历史和神话就这样在阎应元身上融合为一体了，因为知道江阴超过其他同类的围城记载，他对自己的看法便蒙上了这样的悲壮色彩。换言之，他既是历史的观众，同时也是他自己这出戏的观看者。他甚至说不定已预想到自己未来会被乾隆皇帝作为忠君典范[21]建祠立碑，因为阎和他同时代的人都相信可作为典范的历史将会被记载下来，并世世代代以不变的标准衡量下去。

但是这种祀奉最终是超越真实的历史之上的，它否定了江阴抵抗者的特殊性。就像17世纪的忠君思想一样，忠君思想不可避免地会被国家政府拿来说事，即使忠的君其实并不是本朝或本民族的。“忠义祠”赞美的是抽象的对于王朝的忠诚——不论任何王朝，因为这样的忠君思想可能发生在任何朝代，发生在儒教统治下的任何地方。它(用早期的话来说)将“社稷”中的“稷”分离出来，将个人从他的“邦”中分离出来，将忠诚的义务从情感的连接中分离出来。因此大清的忠君思想就是这样一种独立的抽象的价值观，一种行为模式，而不是一个有固定目标的信念。在这里，动机转变了结果。

尽管超越历史有时等同于伪造历史，[22]我们还是可以这样不公平地看待江阴的抵抗者。因为一旦骰子被掷出，一旦阎应元拒绝了清司令官的最后限令，那么这一刻毫无疑问是高贵而悲壮的。在这一道德危机中，乡绅们超越了他们的困境。当愤世嫉俗者回顾乡绅们的这种超越时会认为，这是残余的忠君信念在一个由真实利益主宰的世界里挣扎的历史。但是对那些支持阎应元的人来说，在当时的世界里这样做事完全正常的。乡绅们这种对困境的超越，就像是一个已经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人，知道在现实与理想间的挣扎与矛盾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了。从这一点出发，对于所有知道这已是最后的落幕，和与阎一样深信后人会记住他们的死的所有江阴人民来说，荣誉已经变成了一种尊严。希腊诗人嘎万非(Gavafy)在他关于塞莫皮莱(Thermopylae)的誓死抵抗者的挽诗中，表达过同样的情感：

当他们预见(确实已预见)艾费阿泰斯(Ephialtes)终将出现，而米堤亚人终将经受这一切时，他们便享有了天上的荣誉。[23]

屠城

那一年的10月4日是中秋节，双方达成短暂的休战协定，战火停息了下来。当阎应元分发月饼时，城里的人们安详地沿着城墙排着队，观赏着城北长河上那一轮满月。学者许用特就此情此景做了一首诗歌，当琵琶弹奏的旋律飘过城壕时，歌手伴随着音乐在城里城外一起唱了起来。据说当清营里的汉族士兵听到歌词时都落下泪来。这首歌唱的是：

一更星，月初升，保守江阴城；月光照大地，江阴属大明。

二更星，月渐高，江阴人胆气豪；留得大明江阴在，性命如鸿毛。

三更星，月正中，江阴人是英雄；满洲三王十八将，一概无影踪。

四更星，月已斜，江阴城是一朵芙蓉花；芙蓉多美丽，大明江山多荣华!

五更星，月沉西，满洲鞑子苦凄凄；江阴攻不破，眼看大明江山寿与天齐！[24]

接下来的十二天里，刘良佐的人马为最后的攻击做了充分的准备。[25]由南京顺流送来的二十四架攻城大炮，全部瞄准了人口密集的城东北角。10月8日开始了集中射击，枪炮如此密集，城外的人都听到了城内人的鬼哭狼嚎。第二天清晨另外两百多架小型炮同样对准了城东北角的城墙，城墙已经开始碎裂。中午时分河两岸忽然狂风大作，大雨使已经变成小碎块的城墙更加不结实了，这时清军军官命令士兵在暴风雨的掩护下进攻。在城内的抵抗者几乎没有注意到敌人之前，刘的步兵已经爬上了祥符寺后的城墙，并开始在那里清敌。到黄昏时分，他们已经有充分的信心可以顺着街道去城里的其他地方了。

听说清军已经进城，阎应元知道大势已去。他要来纸和笔，给他的同伴们写下了最后的信：“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26]然后他便聚集起手下参与人马，最后一次从西门出发。不到片刻，他便中了三箭，自拔短刀刺胸，然后踉跄投入湖中。当清军士兵发现时，他还勉强在呼吸。他很快就被带到了刘良佐在祥符寺的指挥营中，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只有一死，速杀我！”[27]

同一天下午，江阴余下的领袖在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不是自杀，就是被杀。陈明遇下令闭衙举火；冯厚敦自缢于明伦堂；戚勋将全家合门焚死。[28]丧钟一直响到第二天，因为北京朝廷给刘良佐的命令是：“满城尽杀，然后封刀。”[29]刘将军确实宣布只杀成年男子，但是他的士兵不分妇幼尽在其家中焚杀。城内蔓延的大火将其他人都驱赶到了水里，于是黄天河和城中的深井里塞满了尸体。直到城破两天后，大火才烧尽，屠城结束了。少数躲在船上或寺里的幸存者，蹒跚着走了出来。江阴的人口由最初的10万，到屠城后江阴已成碎片的城墙里的幸存者，据报只有53人了。[30]

历史和神话

近代中国史学家们声称这不是徒劳的牺牲，因为这次围城也使征服者造成了同样惨烈的损失。据推测清廷派出了24万大军来征服江阴，战斗结束时已牺牲了7万4千人。江阴的抵抗者们在南京政权刚刚倒台后便牵制住了这么多敌人，这给了其他南明忠君之士时间，使他们可以在鲁王的召集下重新组织起来。[31]至少在19世纪早期的江阴人民相信一定是这样的，一位当时的历史学家写道：“至今邑人相传，有三王八将皆死城下之说。”[32]

但是同样是 19世纪的学者，经世致用思想家魏源(1794~1856)对于这一史实比近代中国史学家更富有怀疑精神。魏认真地查遍了当时所有重要的满汉诸臣传，发现事实上没有一人是死在江阴的，当然也没有贝勒出现过。即使是在当时其他声名狼藉的屠城中，实际上屠杀也是由汉人军队，而不是由满族旗兵来实行的。此外，当时江阴的清军总数也不是24万。据魏的最后推算，进行围城的最多只有1万军队。[33]并且江阴的屠城更多地是促使其他地区降清，而不是促使他们反清。如此说来，那么死去的近9万~10万城民的牺牲，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魏源

被神话了的战役有时比历史上真实的成败更重要。[34]江阴的围城不是神话，但是江阴的抵抗者们无疑是神话的制造者。阎应元、陈明遇和其他人都相信他们必将会作为历史的一页被铭记。然而最后流传的神话却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他们想象会成为个人努力及个人忠君行为汇聚成集体力量的典范，而不是像后来中国史学家所认识的，成为地方主义感情的证明。这一神话的现代版本强调的是近千名江阴的汉族人民同心协力，为保卫家乡集体牺牲。当然，抛开陈明遇和乡绅间，以及阎应元和主和派间确实存在过的斗争不谈，当时江阴的确存在着一种为“邦”或国土献身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在整个清代更加加强了。乾隆皇帝在1776年决定只将江阴领袖加誉，树立为个人典范，但是在他们祠坊的碑铭上微妙地提及“与民俱尽”。[35]1825年当道光皇帝同意将138名为了保卫地方而牺牲的“殉义绅民”加入忠义祠时，表彰的重点已经转向了共同的忠君。[36]清末几年，这一集体牺牲更加被强调了，在祠坊里尊崇这些“后代子孙永世不忘”的人。[37]到了共和国时期，江阴市民自己在城南墙上刻下了“忠义之邦”四个大字。1937年日军的炸弹炸毁了这几个字，1945年江阴重建时蒋介石重新题写了这四个字。[38]当“国土”取代了“忠君典范”时，这么多人的牺牲获得了一种新的重要性。愿为“苏杭国土”牺牲，意味着对国土肩负的责任，毕竟这是现代国家主义的一种基本情感。但是地方主义如果太狭隘的话，也会造成与国家利益间的冲突。我们已经看到了17世纪地方主义如何成为王朝专制的阻碍，而不是成为行政管理的方法。到了1900年，希望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经世治用思想，发展为新的理论，用于维护成立地方政府和联省自治的新型行政自治的正确性。无论是在广东人的反侵略主义中，还是在湖南人的革命主义中，省主义都变成了一种更深的情感附加，因此这种强烈的地方认同曾一度有助于个人的国家认同的形成。但是地方主义很快就变成了国家主义的对头，无论是以各地军阀割据的形式出现，还是以贪污的地方巨头出现。整个20世纪，乡绅管理的传统理想甚至已经发展为政治不干涉和狭隘的对地方经济利益的保护。

1937年日军攻占朝宗门，“忠义之邦”牌匾依稀可见

江阴的“邦”经过这种转变后如何发展的呢？就像清统治者将江阴领袖转变为抽象的典范一样，20世纪的神话制造者们同样将围城由仅仅是一场地方防御，转化为集体奉献和牺牲的模范事例。于是数字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因为死去的不再仅仅是个人，甚至也不仅仅是某一个“邦”的居民，而是人民、民族、或者种族。先是作为反满的汉族，然后被作为反抗外国侵略者和土豪劣绅的中国农民阶级，江阴防御者们开始代表人民党主义，而不再是地方主义。

在本文开头提出的那个著名的问题中，卡尔岱龙(Calderon)将荣誉比作梦想，西格蒙多(Segismundo)问道：真相最终在何处？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那些为了后人付出的人们，永远也无法确定他们所起到的启示价值是否能够在历史的未来中被记住。不仅如此，有时他们的形象(无论如何被扭曲)比他们的行为更加重要，他们的形象已在后来者的眼中被重组。这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神话只是虚构，因为这些事件必须是真正发生过的才会成为有力的故事。但是这应该警醒那些历史上的表演者们，就像莎士比亚在悲剧《考利奥拉奴斯》(Coriolanus)中写道的：“我们的价值，在时代的解释中(第四卷，vii,第49~50页)。”旁听者善变，理想不可靠，荣誉将逝去。最终，信念——人类最高贵的——却是最不可靠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