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雄文: 粟裕为何被部下的回忆录忽略

作者: 张雄文

谁是华东野战军（三野）的代表与核心？随着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华野第9兵团政委郭化若所指出“粟裕最能代表我们整个华东部队”的结论广为人知，刘华清、张震又代表中央军委盖棺定论：“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光辉战绩，在战役指挥上，粟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粟裕在华东战史上的核心地位已毫无悬念，成为主流史家的共识。

这与西北野战军（一野）、中原野战军（二野）、东北野战军（四野）的司令员彭德怀、刘伯承、林彪是当之无愧的核心与代表不同，粟裕虽然于1949年9月当选为第三野战军代表团团长兼首席代表出席开国大典，与后来授衔元帅的朱德、贺龙、刘伯承、罗荣桓同列，但以职务而论，他仅仅是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代政委。

但正如郭化若所说：“第一、是他从未离开过华东（野战军）战场；第二、华东部队的所有变革与重大胜利都与他密切相关。”这至关重要的两点,华野司令部的几个主要指挥员里，粟裕是唯一一个，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在各自所处的战区情形一样。

换言之，粟裕与彭德怀等四人长期负责本战区战役指挥，担负实际军事主官的位置是一致的。

这既是官方与主流史家的结论，也是历史的真实，是浩如烟海的原始文电还原出来的本来面目。

譬如，《中国雄师：第三野战军》一书便指出：粟裕作为一代名将，“华东地区战史，没有他便不能成章”，根据也是“在解放战争的大多数时间里，粟裕实际担负了华东战场的主要指挥责任。1948年陈毅调任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后，粟裕还担负了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在华东战场粟裕显示出高超的指挥艺术。”

然而，这个迟到的正确结论来之不易。

建国后的20世纪50年代末期，根据中央军委与总参谋部的要求，各大军区开始组织撰写战史和回忆录。此后数十年间，四大野战军各类战史与将帅回忆录纷纷出版。

这些总结中共军队与将帅历程的文字，以华东战史最为复杂，或者说，与历史实际距离相差最远。

这也似乎印证了陈毅1959年9月在三野战史编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修史是后来者修史，我看现在写个初稿也好，也可以不写，让后来人写。斯大林写的联共党史，他死后又重写了。人家客观些，比如写新四军，写得很好，不切合实际，人家看了不对头；写得很坏，我也不高兴，死了再写就比较客观。”

不过，对陈毅而言，这种“不高兴”的事情似乎没有发生。

尽管他不在华野（三野）指挥部履职，甚至有近8个月时间在中原野战军工作，不曾参加豫东战役和济南战役，也未影响他在诸多回忆录与战史中雄踞的头领位置。

有些“不高兴”的是粟裕。

他晚年对夫人楚青说：“60年代编华东战史，广泛征求意见，因1958年对我进行‘批判’，有的人便因人及事，对我所指挥的战役横加指责，作了许多不符合事实的评论和记载。”

他认为，“我这个当年华东战场的战役指挥者，却一直没有机会见到这些材料，更没有机会谈自己的看法。这不仅是个人问题，它关系到正确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正确总结华东解放战争的历史。”

粟裕辞世于1984年2月。随后直到1994年12月平反正名的10年间，又有一些人的回忆录与文章不断问世，他所困惑的“不符合事实的评论和记载”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些叙述里，依然对他“所指挥的战役横加指责”外，还有人将他忽略不计，几乎不提及他这个华东战史的关键人物；也有人有意无意间将他“降格”，记载成与他们同级别的人物，一些他主导和指挥、毛泽东与中央军委高度赞许的战役也被扭曲变形，说成或者是他们向粟裕的建议，或者是他们经陈毅授权指挥，几乎与粟裕无关。

一句话，粟裕成为文字里与事实背离的边缘人物。

但有一个共同点，这些文字都极力书写与陈毅的亲密关系，以及陈毅对他们的倚重。即便陈毅远在千里之外的中野司令部时，他们也能不惜笔墨带上一笔。

那么，这种与历史本来面目相去甚远，给后人研究战史带来疑问的回忆诞生，除了年老事久记忆偶尔失误之外，还有些什么原因呢？主要有三个。

一是建国后粟裕和彭德怀、刘伯承、林彪一起，最早调离原主管的战区。

江山初定，“飞鸟”已尽，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将四大野战军军事主管调离，以防万一重演长征途中与张国焘斗争“最黑暗”的故事。

刘伯承回忆，1949年刚解放进城，他和几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泽东。毛泽东首先来了个“下马威”：“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

刘伯承后来说：“我听了以后，心里直打颤，他是多么严格啊!”

1950年6月，听说中央决定创办一所教育训练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他立即提笔给毛泽东写信，请求辞去二野司令员等职务，去筹建陆军大学。

他的要求很快得到批准，于1951年元旦就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他的军权也就全盘交给了贺龙。

三野的粟裕则在1950年7月初便被毛泽东准备调往东北，担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

粟裕因病不能成行，后来前往苏联治病，1951年9月回国后被任命为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虽然依然保留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的职务，但已是挂名的虚衔，与当年主持华东军区暨三野实际工作，担负“一路诸侯”不可同日而语。

他一离开华东军区暨三野总部前往青岛休养，毛泽东便将所遗空缺交给陈毅，让其重新主持军区工作，在当年8月11日致电陈毅说“撤销三野前委（前委书记为粟裕）”。

鉴于陈毅有上海市长的地方兼职，他还指令说：“实行陈毅同志每月去南京一次，或唐（亮）、张（震）每月至华东局汇报一次的办法”。

林彪则在1950年上半年攻下海南岛以后，也因病基本上不管中南军区与四野的事情了，下半年便到了北京，由叶剑英代理中南军区司令员，期间也于8月底9月初和粟裕一起，被毛泽东考虑过挂帅出兵朝鲜的问题。

不久，林彪也前往苏联治病，1951年10月回国后被正式调离了中南军区，毛泽东任命他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令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但他只工作了三个月，因病继续休养，军委工作仍然由周恩来负责。

彭德怀在1950年10月因粟裕、林彪有病不能挂帅出征朝鲜的情况下，被毛泽东选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从此离开西北军区和一野，由副司令员张宗逊代理西北军区司令员。

1952年7月，彭德怀从朝鲜回国后，被毛泽东留在北京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贺龙、陈毅、叶剑英、张宗逊这四个接任四大野战军军事主管的人中，陈毅1954年才调中央工作，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因他虽然过去不负责华东军区暨三野的具体事务，但一直是名义上的司令员，因而在重返岗位的三年多时间，得以调整、弥合以往实际不在华野指挥部的重量，聚光灯随之从统率华野进行豫东、济南、渡江等战役的粟裕转移，重新聚集到他身上。

而贺龙、叶剑英、张宗逊三人，前二者近四年解放战争战功不显，又是“外来户”，难以在西南军区暨二野、中南军区暨四野中取代刘伯承、林彪的核心位置；张宗逊尽管过去是西北野战军的副司令员，却无粟裕那样负责野战军战役指挥之权，在西北军区暨一野中难以与彭德怀抗衡。

因此，各野战军战史和回忆文章，便形成以彭德怀、刘伯承、陈毅与林彪为核心的局面。

第二个原因，是粟裕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遭错误批判，并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直至1994年中央军委才以特殊的方式平反。

军委扩大会议组织者给予他的罪名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理由有三：一是“一贯反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二是“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限”；三是“告洋状”。

这个“罪名”其实比同期被批判的刘伯承等人的“教条主义”更为严重，后者似乎是方法问题，属于“好人办坏事”；而粟裕的“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则涉及到人品，关乎大节，属于“坏人办坏事”。所以毛泽东因后来有人向建言后，在一次会议上也称粟裕是“坏人”。

会议组织者不仅向与会人员介绍粟裕的这些“问题”，还组织和动员一些华野将领对粟裕进行“揭发”批判，“划清界限”。

如此一来，粟裕自1946年7月开始由新华社、《解放日报》不断推介的骁勇善战、智勇双全形象一落千丈，门前冷落，故旧踟蹰，正如楚青回忆所说：“这时鬼都不上门啊。”

恰在稍后的1959年，全军开始撰写战史与回忆录的热潮。

华东方面的书写者、回忆者或审稿者们一如惊弓之鸟，多早已在生活中与粟裕这个“极端个人主义者”“划清界限”，文字里自然更不敢多写与粟裕之间的“瓜葛”，以免惹祸上身；更有甚者，趁势“转移、淡化”他的战功，以曲笔方式移花接木，取代过去实际的核心粟裕。

因此，华东战史与回忆文字中便极少出现野战军实际统帅粟裕的形象，更鲜见那种诸如“在贺老总身边”、“和陈老总打游击”、“在林总的指挥下”等等亲热文字。

更多的情况往往是这种：陈毅在提及粟裕指挥的“七战七捷”信件批示“这并不好，也无必要”；以正直著称的张爱萍为“七战七捷纪念馆”题写馆名，却又交代“不要突出个人（粟裕）”；原山野、华野司令部某参谋出书，竟说陈毅转述过毛泽东曾对七战七捷不满。

当数十年后粟裕百年诞辰到来之际，一些故旧重新想起粟裕，心潮起伏提笔回顾他时，一则政治生活环境变化，二则价值观已多元化，粟裕那些超越林彪等人的诸多非凡往事，已让人波澜不惊，甚至被人诟病斥为“造神”。

第三个原因，是成为回忆主体与战史顾问的多数华野兵团司令员后来居上，职务超过了长期受不公正待遇而止步不前的粟裕，或者至少与之平级。

粟裕麾下的原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文革”期间即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分别连任四届、三届，前者后来还高居中顾委副主任，后者也官至四至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四至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而粟裕仅为中央委员、中顾委常委、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解放战争中几乎休养，经粟裕提名推荐就任的原华东海军司令员张爱萍，后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而粟裕对应职务仅为总参谋长和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的国务院业务组成员。

粟裕麾下的原三野10兵团司令员叶飞于1983年与1988年连续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而粟裕仅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粟裕麾下的原三野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文革”中成为军事科学院院长，行政一把手，而粟裕是第一政委、院党委第一书记。

较为不济的是原三野8兵团司令员陈士榘，仅长期担任工程兵司令员，是原三野7兵团司令员王建安之外，第二个职务不曾超过粟裕的兵团级将领，但他是毛泽东秋收起义的“老人”，号称“一生紧跟毛泽东”。

毛泽东曾多次当众意味深长地对他说：“假如说党内有山头的话，我们还是一个山头哩，都是井冈山的嘛！” 因此，他同样牛气十足。

职务的超越或者平级，敬畏之心便难免降低；粟裕1958年的蒙冤又尚未平反，当年批判会上的发言令人心有余悸，他们瞩目的重心便转移他处。

因而，在粟裕辞世数年后，他们撰写回忆文字时，与其他野战军几乎言必称林彪、彭德怀、刘伯承不同，对当年华野战役指挥员与实际统帅粟裕几乎均选择性遗漏，注目的是长期不在华野总部岗位、但地位始终比自己高的陈毅。

最早面世的是1986年出版的许世友回忆录，书中从未提及粟裕是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也从未提及陈毅自1948年5月起便已不在华野。

回忆济南战役时，他说：“华东野战军首长研究决定：以山东兵团加上外线兵团一部，占参战兵力的44%，共约14万人，组成攻城兵团，由谭震林同志和我负责。以参战兵力的56%，约18万人，组成打援兵团，归粟裕同志指挥。”

他甚至将千里之外的陈毅“调到”回忆文字里的济南，说“陈毅同志和谭震林同志还亲自到参战部队作战前动员，激发了无比高昂的战斗士气”。

1988年，叶飞的回忆录出版，书中对粟裕着墨淡漠，对陈毅却浓墨重彩。回忆孟良崮战役时，他甚至说，陈毅授权他统一指挥华野一、四、六、九纵队总攻孟良崮，而战役中始终如一指挥孟良崮大战的华野战役指挥员粟裕则无端“下岗”。

1995年，陈士榘的回忆录也匆忙出版，书中多次将自己与上级及直接领导者粟裕并列。

譬如写到鲁南战役时说：

“十七日深夜，我已休息了，陈毅司令员把我叫了起来，说有急事。我问：“‘什么事’? 陈毅司令员说：‘粟裕病了。’

他叫我率第八师配合一师解决枣庄敌人，把粟裕替下来。”“天亮之后，我赶到枣庄，看望了粟裕。他躺在床上，发高烧，病得很重。我命令部队组织人员护送粟裕回指挥部治病休息。”

“经研究后，重新确定了攻击方向和作战任务。”

“我们决定改变主攻方向。原来主攻方向在南面，现在改在北面，仍由一师担任。”

“陶勇同志开始有些想不通，但经我说明道理，还是同意了这个方案，服从我的指挥。”

文字生动传神，回忆者又时为华野参谋长，令一般人信以为真，但掌握较多史料的专业人士便不以为然。

军事科学院原战史编辑室主任姚旭针对性地撰文纠错说：“粟裕戎马一生，从未因病离开过指挥岗位，即使是淮海战役歼灭杜聿明三个兵团期间，他病已很重，但一直坚持指挥到胜利结束，才去济南治病。”

他还为此询问了“粟裕传记组”，承他们出示了证明材料。他介绍说：

一份是当年山野作战处副处长王德在1989年3月8日谈话的录音记录，王德说：“打枣庄时我跟粟司令去的。我们在前面，我记得最后打到五十一军军部，缴了周毓英的一辆吉普车，比较新一点。我和粟司令坐吉普车出来的，陶勇送粟司令的。”

另一份是当年跟随粟裕在一起的秘书徐玉田写的书面证明材料：“陈士榘回忆录中说宿北、鲁南战役都是他和粟司令各指挥一路，是不符合史实的。粟司令在指挥打枣庄时，身体很好，精力充沛，情绪很高，战斗胜利结束后，他叫警卫员喊我同去村外田野散步，何病之有?”

同粟裕在一起的另一位参谋徐充也在信中说：“我所知道的与徐玉田所说相同。”我们还询问过和粟裕一起在枣庄指挥所的同志，都如此说。

姚旭最后感叹说：“此书写的三年历史，真实性如何？好在有关这段历史过去保密的大量档案已在《毛泽东军事文集》和《毛泽东年谱》中公布于世，让读者去查对判断吧!”

陈士榘如此，其他人的文章对粟裕有利的也不多。他们的文字尽管出版、发表较早，错愕之处已被后来的专著与学者订正，却依然尚在热销之中，至今成为某些人引用的重要来源，也是尽管军委有结论，华东战史却仍然难以统一的根源之一。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粟裕过去难以回归战史文电里真实核心的原因，也就可以理解了。

可以说，是社会政治与文化传统造成了粟裕形象的被扭曲，建国后的历史与人事变迁，令战史回忆与书写者将现实生活中的印象，前移到了战争年代。这无疑是一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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