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真的策划了民元“北京兵变”吗？(一)

作者: 尚小明     来源: 史学集刊

在中国近代史的叙述中，关于民元“北京兵变”，一直流行的说法是：在得知清帝于1912年2月12日下诏退位的消息后，孙中山随即遵守诺言，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紧接着，南京临时参议院接受孙中山的举荐，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请其尽快南下，宣誓就职。袁假借种种理由，不愿南下。当南京所派以蔡元培为首的欢迎使团于2月27日到达北京后，袁一方面以高规格隆重接待，并假意表示极愿南下，另一方面又暗中唆使亲信曹锟于2月29日晚制造兵变，在京城内外焚烧抢掠，以此来证明北方局势不稳，自己不能南下就职，迫使南京方面同意其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从而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百余年来，持此种观点的传记、著作、教科书数不胜数，几成众口一词之势。 虽然也有少数人对此种说法表示怀疑，或持保留态度，但因为缺乏具体论证，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特别注意。

其实，不论从当时南北两方瞬息万变的形势、蔡元培与袁世凯会谈的情况，还是关于兵变前后的各种史料记载，以及后来研究者解读史料时存在的种种问题来看，袁世凯策划民元“北京兵变”说都不能成立。

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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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袁会谈的中心，是袁世凯南下就职问题，而非永久首都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由于当时全国舆论几乎一边倒地主张定都北京，对袁极为有利，南方回避了讨论永久首都问题，但又透漏出并不绝对排斥以北京为永久首都。而在临时政府地点问题上，虽然临时参议院已经决定设在南京，但为了争取袁世凯南下就职，蔡元培等又表示临时政府地点也可设在北京，袁只要南下完成权力交接仪式即可北返，而不必常驻南京办公。在此情形下，袁为争都而策划兵变已经没有了紧迫性和必要性。

民元“北京兵变”既然发生于蔡元培等迎袁南下就职的特殊背景下，那么，准确把握蔡、袁会谈之前及会谈过程中的相关情况，就成为判断袁世凯是否会发动兵变的一个重要方面。有两条最可靠的材料首先需要予以特别注意：一条是1912年3月4日，也就是兵变发生几天后，迎袁专使蔡元培发给孙中山的一份电报，其中谈到了他北上及与袁世凯会谈的一些情况：

培等此次奉总统令而来，本止有欢迎被选大总统袁君赴宁就职之目的，顾自抵天津而北京，各团体代表之纷纷来见呈递说帖者，北方各军队首领驰电相商者，已数十通，皆以袁君不能离京为言，且无不并临时政府地点为一谈。元培等以职务所在，无稍事通融之理。且袁君面称极愿早日南行，惟对于北方诸种困难问题须妥为布置云云，是本与培等北来之目的，决无差池。故培等一方面对于诸要求者撤去临时政府地点问题，而惟坚执袁君不可不赴宁就职之理论，一方面催促袁〔君〕布置北方各事，以便迅速启行。

另一条是在上述电报发出大约一周后，未能完成使命、即将离京南下的蔡元培，公开发表的《告全国文》，其中又写道：

培等为欢迎袁大总统而来，而备承京津诸同胞之欢迎，感谢无已。……袁公之就职于南京，准之理论，按之时局，实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而培等欢迎之目的，专属于是，与其他建都问题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均了无关系者也。……培等自天津而北京，各全〔团〕体之代表，各军队之长官，及多数政治界之人物，或面谈，或投以函电，大抵于袁公南行就职之举甚为轻视，或谓之仪文，或谓之少数人之意见。其间有极离奇者，至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只可一笑置之。而所谓袁公不可离京之理由，则大率牵合临时政府地点，或且并迁都问题而混入之，如所谓藩属、外交、财政等种种关系是也。其与本问题有直接关系者，惟北方人心未定一义。

由以上两条材料可以看出，蔡元培等此行所采取的策略，就是极力将总统“赴宁就职”与“建都问题”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区分开来，强调此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欢迎袁世凯南下宣誓就职。

蔡元培

材料中提到的“建都问题”，是指将来南北合一后永久首都所在地问题，不外乎三种情况：或者仍建都北京，或者迁都至临时政府所在地南京，或者选择第三地为首都。第三种情况主张者极少，可以不论。本来，在袁世凯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后，商讨南北合一就已经提上日程，建都问题自然应是其中必不可少且急需商谈的问题，蔡元培等为何要极力回避呢？原来，在建都问题上，当时全国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北京。就是在南京临时参议院，以谷钟秀、李肇甫为首的绝大部分议员也“主张临时政府地点改设北京”，并在2月14日第一次投票时，以二十票对八票的绝对多数，否决了孙中山“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的提议。虽然经过孙中山做工作，次日复议时出现了十九票对七票多数赞成定都南京的结果，但真正能够反映民意的其实是第一次投票的结果。谷钟秀对此结果很不满意，称“以如斯重大问题，仅隔一宿，多数之参议员，其主张皆判若两人，此亦立法史上之怪状也”。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在向外国领事解释参议院第一次投票赞成建都北京之事时，说“它系根据投票决定永久首都的印象进行的”。换言之，如果是投票决定永久首都的话，那么南京临时参议院多数人是主张北京的。参议院的投票风波显然使孙中山意识到，如果立即启动建都问题商谈，那么南方无论在舆论上还是在谈判桌上都将完全处于劣势。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在2月18日给袁世凯的信中写道：“至于异日久定之都会地点之所宜，俟大局既奠，决之正式国论，今且勿预计也。” 在稍后给主张建都北京的章太炎的复信中，孙中山又写道：“主南主北，各有理由，公等所持大都系永久之说，此自可俟将来国民会议之。” 蔡元培等在与袁世凯的会谈中避谈永久首都问题，实际上就是执行了孙中山的旨意。

在孙中山，或许有等待局势变化的寓意，然而，由于建都北京在舆论上占据绝对优势，即便“大局既奠，决之正式国论”，恐怕也无法改变这一局面，因此，孙中山的态度实际上已经可以视为对北方某种程度的妥协，即南方并不绝对排斥以北京为永久首都。有迹象表明，在北京兵变之前，南方的这种妥协态度已经清楚明白地传达给了外界。就在2月21日，也就是蔡元培等从上海启程北上当天，王宠惠向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表达了“他不再拒绝以北京为永久首都的意见”。作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外交总长，王宠惠所表达的恐怕并非只是个人意见，伟晋颂由此得出判断：“他们已同袁世凯达成某种谅解，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伟晋颂立刻写信把这一消息报告给了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各国驻京使团团长、英国公使朱尔典。 朱尔典又将信的副本转寄给外交大臣格雷爵士，并说伟晋颂信中所写内容，“表明南方现已不再完全拒绝关于把北京作为中国永久首都的意见”。

孙中山

至于临时政府地点，临时参议院已经于2月15日议决定在南京，因此，蔡元培无须与袁世凯商谈此问题。然而，对袁世凯而言，除非南方有充足的理由，或者做出巨大让步，否则让其南下就职，就意味着要其承认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意味着要“迁都”，也就意味着南京将有可能从临时政府所在地变为永久首都。这就是为什么北方舆论与各种势力总是把袁世凯离京与临时政府地点、迁都等问题牵扯在一起的原因。而这不但是袁世凯不乐意的，也是北方舆论与各种势力强烈反对的。面对这样一种僵局，蔡元培只能以参议院已经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为由，极力从法理上来阐明袁不能不南下就职的理由：“盖以立法、行政之机关，与被选大总统之个人较，机关为主体，而个人为客体，故以个人就机关则可，而以机关就个人则大不可。且当专制、共和之过渡时代，当事者苟轻违法理，有以个人凌躐机关之行动，则涉专制时代朕即国家之嫌疑，而足以激起热心共和者之反对。” 此点蔡元培在会谈中曾竭力坚持。

但仅靠空洞的法理，显然还难以说服袁世凯。为了让袁世凯南下就职，欢迎使团又多次在会谈前及会谈期间，向外界表达了临时政府地点也可设在北京的意思。如在2月26日天津官绅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谈及临时政府地点时，蔡元培明确表示：“南北之不能少政府坐镇同一困难，如查看北省较南省为甚，可请袁大总统南去两星期，以行两总统交替式，然后再来北京组织临时政府。至将来国都地点，当俟国会决定。” 同日，先行入京的唐绍仪在面见袁世凯时表示：“南方对于临时政府之地点并无成见，即北京亦可，惟须南京一行，向参议院就职，藉以收复南方人心，就职后南京政府中人暨参议院议员并可相率偕袁北来”。 2月27日谒见袁世凯时，唐再次表示：“国都迁南一说，曾由参议院提议，孙逸仙先生既未持有一定之理由，而各省都督尤绝对不赞成，且国都建设北京，全国同胞几成一致主张，总统即应俯顺舆论，在京受任。惟虽定都北京，总统必先赴南京一行，庶可化南北之畛域。俟南京布置略定，再回北京方可云云。”唐绍仪不但明确告诉袁世凯不必为首都南迁问题担心，而且告诉他只需要到南方一行，处理完有关事务后即可回到北方。2月28日，蔡、袁会面，日人内藤顺太郎所著《袁世凯》对此有如下记载：“蔡元培既至，与袁会晤，以孙文及南京参议院之书翰致之，且陈述南京政府之意见曰：‘临时政府设于北京或天津无所不可，惟请先生一至南京，以调和南北意见。至国都问题，应俟他日召集国会，付之公决。’” 而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也记道：“专使等与京中人士会，无不惴惴于袁世凯之南下，恐祸变因之而生，蔡等亦为之动。及见袁，即曰：临时政府在天津、北京均可，唯诣南京就职，则南方人心安堵。国都问题，俟他日国会议决可也。”

需要注意的是，内藤所著《袁世凯》实际上是由袁的心腹梁士诒、王赓、赵秉钧、曾彝进、范汉生、程克等提供材料编撰而成，书前有袁世凯亲笔题写的“八方棣通”四个大字。编撰过程中袁至少阅览过部分内容。内藤本人还曾受到袁世凯接见，并在书出版后与东京商业会议所副会头大桥新太郎联名呈送袁世凯阅览。而邹鲁则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正反两方的记述如此一致，可知蔡元培在临时政府地点问题上的确代表南方向袁表示了重大让步。作为回应，袁也表达了愿意南下一行的意思，故2月28日蔡、袁会面后，蔡对德文报记者说：“袁之必于二星期内赴宁，则殊无可疑。临时政府之建都问题，须俟袁南下后，始令国会解决。实则袁南下之后，民军中人即不以建都问题为重要问题。” 意即南方并不坚持一定要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 2月29日上午，袁世凯邀请专使及全体欢迎员开茶话会，蔡又起言：“大总统必须南行，以联络南北感情，藉巡视军民近状，以资融洽。至于奠都一事，俟后再议亦可，原此行非建设临时政府之举动也。” 在此，蔡元培否认袁南行为“建设临时政府之举动”，等于再一次表明，临时政府不一定要以南京为首都，袁也可以在就职后返回北京组织临时政府。

耐人寻味的是，蔡元培1911年、1913年的日记都保存完好，唯独未见1912年的日记。大概他觉得此行“有辱使命”，或者另有苦衷，因而未记，或者记而又毁，也未可知。其实，蔡元培等做出如此重大的妥协，除了因为感受到舆论的强大压力外，恐怕也是因为商讨这个问题的难度早在南方预料之中，蔡元培的妥协并非自作主张。《大公报》曾有报道说：“将来国都地点，南北人士强半主张在北，此次南京所派蔡元培君等到京，虽名为欢迎袁大总统南下，据闻蔡君等由宁未起身时，即受孙总统密嘱，大旨谓诸君到京以权变为第一要著，幸勿拗执，须防生出枝节等语。盖孙已料及国都迁南之说必不能行也。”《时报》也有报道说：“闻专使来京时，孙逸仙曾秘授意旨，略云：都城地点决之于袁，但必先请袁赴宁一行，以与旧总统面商各事。如恐北京尚有伏莽，则即由南京派兵镇压，亦无不可云。”

综上可知，为了让袁世凯南下就职，南方可以说一让再让，先是表示并不排斥以北京为永久首都，接着明确表示临时政府地点也可设在北京，袁只要到南京完成权力交接仪式即可回到北方，而不必常驻南京办公。

对于袁世凯及北方各种势力来说，最关心的莫过于首都地点问题。曾有评论称，国都问题“北省人心视为死活问题”。 对袁极为有利的是，南北舆论几乎一边倒地站在他一边，列强也强烈反对迁都南京，警告“迁都对于中国的主权将造成最严重的损害”。 而从各方传来的消息及与蔡元培等商谈过程中，袁世凯也看到了南方的妥协退让。问题已经简化为要不要到南方去短暂一行，以完成权力交接仪式，这是随着蔡元培等到来，袁世凯急需做出决定的问题。而在永久首都及临时政府所在地问题上，既然南方已经退让，他只需要让蔡元培等更加充地分了解社会各界主张建都北京的呼声，了解他是如何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就可以了，完全没有了为争都而匆匆忙忙制造一场兵变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为此，在蔡、袁会谈前，袁特“谕幕府汪、施两君将关于临时政府地点接收之函电、各驻京外交团请在北京建设临时政府之公文，及东三省、鲁、豫、直等省督抚、统兵大员、谘议局呈明不宜在南建设临时政府之要电等件一律检出汇齐，以备与蔡君等为磋议之资料”。在2月28日与蔡元培等会谈时，袁将“电呈一百余件请诸专使披阅毕，并详述宜在北京奠都之理由”。

袁世凯没有紧迫性和必要性为争都而制造一场兵变，此点殆无疑问。其实，作为新当选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当时考虑的中心问题是尽快实现南北统一,发动一场兵变只能增加双方猜疑，阻碍统一,因此是绝对不可取的。然而，历来研究者多未能充分注意到南方在蔡、袁会谈前及会谈中在永久首都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上所做出的妥协，对于蔡、袁会谈的主题解读不够准确，往往对建都问题、临时政府地点问题与迎袁南下就职问题不加区别分析，又往往把兵变的发生与建都问题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牵扯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诸如南京临时政府决定建都南京，并派蔡元培等迎袁南下就职，袁不愿南下，于是便制造了一场兵变以为不能南下的证明，这样一种含混而简单化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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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对南下就职的态度，并非简单的拒绝，而是有一个变化过程。开始的时候，他一方面表示“极愿南行”，另一方面因为北方人心未定，加之他对南方的想法不甚了解，故又表示不能即刻南下。随着双方函电往返以及南方派人北上接谈，袁对南方的妥协态度有了清楚的了解，加之北方形势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东三省承认共和解除了袁南下的后顾之忧，袁又急于实现统一，于是着手考虑南下路线，并商讨留守人员。遗憾的是，袁周围的人并不能像袁那样站在南北统一的全局和高度来看问题，他们担心袁南下会损害自身前途与既得利益，故而极力反对，导致袁在确定留守人员时遇到了困难。袁的长子袁克定并且和袁的一些心腹幕僚以及曹锟等亲信将领暗中策划了兵变，以恐吓欢迎专使，阻止袁世凯南下，袁南下之事因此戛然而止。

历来研究者认定袁世凯为兵变主谋的一个重要根据是：袁不愿南下就职。这种说法太过笼统，且与史实严重不符。事实是，袁对南下的态度，随着局势变化而经历了一个从犹豫不决到积极准备的过程。

从现在所见资料来看，清帝退位前南北双方就已经在商量袁世凯南下问题，以便商谈南北合一事宜。1912年2月11日，袁世凯曾有“真”电就此问题回复南方，谓：

现在统一组织至重且繁, 世凯极愿南行, 畅聆大教, 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 军旅如林, 须加部署, 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 稍有动摇, 牵涉各国。 诸君洞察时局, 必能谅此苦衷。至共和建设重要问题, 诸君研究有素, 成算在胸, 应如何协商组织, 统一治法, 尚希迅即见教。 世凯。真。

清帝退位诏书

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袁世凯立刻将这一消息电告孙中山，双方随即围绕袁世凯南下一事开始了密集的函电往返。先是孙中山于2月13日上午接到清帝退位详电后，复电袁世凯说：“新旧交替，万机待举，遗大投艰，非公莫办，谨虚左位，以俟明哲，曷胜伫立翘望之至”，表达了要袁尽快南来接事的愿望。当晚，孙中山即向参议院提出辞呈，并举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不过，对于清帝退位诏书中有由袁“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一语，孙中山等很不高兴，提出要袁“举人电知，畀以镇守北方全权”，而袁本人则须南来就职。 2月14日，孙中山又电告袁世凯，他已于当日正式偕各部总次长到参议院辞职，并已得到参议院允可，“以新总统接事为解职期”。袁世凯则于2月15日回复“咸”电，详细说明了其难以立刻南下的苦衷：

清帝辞位，自应速谋统一，以定危局。此时间不容发，实为惟一要图。民国存亡，胥关于是。顷接孙大总统电开，提出辞表，推荐鄙人，属速来宁，并举人电知临时政府，畀以镇安北方全权各等因，黄陆军总长及各军队长电召鄙人赴宁等因。世凯德薄能鲜，何敢肩此重任。南行之愿，‘真’电业已声明，然暂时羁绊在此，实为北方危机隐伏，全国半数之生命财产，万难恝置，并非由清帝委任也。孙大总统来电所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极为正确。现在北方各省军队及全蒙代表皆以函电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清帝委任一层，无足再论。然总未遽组织者，特虑南北意见因之而生，统一愈难，实非国家之福。若专为个人职任计，舍北而南，则实有无穷窒碍。北方军民，意见尚多纷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走，一切变端立现，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然长此不能统一，外人无可承认，险象环集，大局益危。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盖就民设之政府，民举之总统而谋统一，其事较便。今日之计，惟有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立即退归田里，为共和之国民。当未接收以前，仍当竭智尽愚，暂维秩序。总之，共和既定之后，当以爱国为前提，决不欲以大总统问题，釀成南北分歧之局，致资渔人分裂之祸。已请唐君绍仪代达此意，赴宁协商，特以区区之怀，电达聪听，惟亮察之为幸。袁世凯。咸。

此电中“黄陆军总长及各军队长电召鄙人赴宁”一句表明，不但孙中山屡次发电要袁立刻南下，陆军总长黄兴和各军队长也曾发电要袁到宁。

接到袁世凯的复电后，孙中山很快又致电袁世凯，告知参议院已举袁为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地点定在南京”，并告袁将“派专使奉请我公来宁接事”。 参议院也致电袁世凯，“请得电后即日驾莅南京参议院受职”。 袁世凯则又复电参议院和孙中山，强调“咸”电所述南去“为难各节，均系实在情形”，请求“涵亮”。然而，南方并没有接受袁世凯的解释。2月18日，孙中山通知袁世凯，南方决定派遣教育总长蔡元培为欢迎专使，外交次长魏宸组、海军顾问刘冠雄、参谋次长钮永建、法制局局长宋教仁、陆军部军需局长曾昭文、步兵第三十一团长黄愷元、湖北外交司司长王正廷、前议和参赞汪兆铭为欢迎员，偕同唐绍仪前往北京，“专迎大驾”。

由上述南北两方往返函电可以看出，袁世凯对于南下的态度是，一方面表示“极愿南行”，另一方面又提出北方人心未定，有许多棘手的问题亟待处理，因此“暂时羁绊在此”。然而，对于“真”“咸”二电，特别是“咸”电，研究者常常不问青红皂白，加以斥责，认为袁世凯是在编造种种理由或借口拒绝南下，并认为袁在电文中所言“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袁世凯退居”等话是要挟南京临时政府。这实在是一种草率的认识。从双方往来电报可以看出，袁一开始就明确告诉南方，北方人心未定，局势不稳，自己不能即刻南下，希望南方能“谅此苦衷”。那知孙、黄等对于袁在北方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并无真切认识，接二连三发电，要袁即速来宁，并且直白地表达了对袁的不信任。这种不体谅与不信任显然激怒了袁世凯，袁在“咸”电中说出“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袁世凯退居”等话，固然有要挟南方的意味，但也真实反映了袁对南方的不满。而袁之所以能够讲出如此强硬、愤激的话来，是因为他在两电中所述北方形势确为实情。遗憾的是，历来研究者总是先入为主将袁世凯视为一个缺乏诚信、善于玩弄权术的人，草率地斥其为编造理由，为寻找借口，而不愿认真去考察一下，袁所述“北方危机隐伏”究竟是不是事实。

袁在电文中主要提到了三方面的“隐患”，即蒙古问题、东北问题以及一些皇族（特别是宗社党）反对共和的问题，而这三个问题又与俄、日两国的动向密切相关。有太多材料可以证明，在袁发出“咸”电之前，上述隐患不仅存在，而且相当严重。

首先是蒙古问题令袁感到非常棘手。武昌起义后不久，库伦即宣告独立，举活佛为皇帝，并向俄国方面“屡次请求所有蒙古地方，或者至少蒙古北部，归入俄国版图”。据从库伦逃回的办事大臣三多向日本驻天津总领事讲，“该地区平日即为俄国势力所压倒，此次俄国又乘事变之机，借口保护侨民，连续增兵，分驻在库伦至西伯利亚铁路沿线一带。目前该地形势，俨然如俄国之一属国”。袁世凯对于外蒙独立的后果有很清醒的认识，认为“外蒙古之独立与各省不同，各省系对于清廷独立，外蒙则对于中国独立，且其中尚有外人之暗助与各蒙王之外附，若不早定办法，则蒙疆将至不可收拾”。他曾“连次发电于哲布尊喇嘛，劝其承认共和，取消独立”，但“该喇嘛受外人之鼓动，顽愚不悟，去电至八次之多，并无覆电”。 与此同时，内蒙各王公在武昌起义后也一直反对共和，南北议和期间曾致函袁世凯，表示只知“受统一于大皇帝，不知其他也”，并声称袁世凯“倘从共和之请”，内蒙各盟旗“恐蹈库伦之续”。 在京蒙古王公还组成联合会，召开秘密会议，“公举勤王军首领”，“拟定各路勤王队联合办法”，“预定攻伐区域”，并“妥拟接济饷源之策”。袁世凯得到消息后，派人赴达尔罕王、阿王各邸，“劝其变更宗旨”，但遭到拒绝。 蒙古王公联合会还致电各盟旗，声称该会“自设立以来，坚持君主立宪，并未稍改方针，倘目的终难达到，仍以与内地断绝关系为最后之办法”，并要求各盟旗不要听信南京临时政府所派“劝导赞同共和”之联络使的“煽惑牢笼”，“以免堕其术中”。

东三省拒不承认共和让袁极为忧心。武昌起义后，东三省并未响应。南北议和期间，“奉督赵次帅、黑抚周少帅、陕抚升吉帅、甘督长少帅均有电报至京，绝对不承认共和，其措词均极坚决，袁内阁非常焦灼。” 据日本方面探悉，“袁世凯曾屡次来电劝谕赵总督赞成共和制度，又曾特派密使前来劝说，赵不但未表赞成，反而坚持其君主立宪主张”。东三省陆防全体军人也致电内阁，对“传闻朝廷将有逊位之举，大臣有赞成共和之说”，表示“可惊可怪，莫此为甚”，要求袁内阁作出解释，并告知“东三省勤王军队业经组织，预备开拔，赴汤蹈火，惟听钧命”。 勤王队首领冯麟阁、张作霖还商请赵尔巽带兵入关，科尔沁亲王、阿穆尔灵圭及奈曼郡王、苏珠克图巴图尔等一些王公也计划“奏调奉天勤王队冯麟阁、张作霖来京，以厚君主党之势力”。 袁世凯闻讯不得不设法阻止其入关，为此甚至炸掉山海关外京奉铁路一处铁桥。 除此外，东三省谘议局也代表东三省全体人民致电袁内阁，称“东三省所处地位特别，……现时决无承认共和之理。” 更为严重的是，张作霖数次亲自或派人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秘密会面，试图将东三省出卖于日本。他向落合表示：“日本在满洲国拥有重大权利，与满洲具有特殊关系，……本人认为与其将满洲委于南方人之手，勿宁让与外人更为了当。当此时刻，日本国如对本人有何指令，本人自必奋力效命。”又表示：“身为北人而附和南人之共和，甘受其制，本人宁死亦不屑为。果如此，尚不如依附日本为佳。” 落合问：“假如袁总理罢免赵总督，阁下将如何对处？”张答：“如另委他人为总督，本人决不承认，本人将拥戴肃亲王归依日本国。”

日本方面也在蠢蠢欲动，图谋乘机占领东北。据德国驻日外交官所获秘闻，日本在军事方面“业已预定现驻满洲之第五师担任”“占领南满之事”，为此日本已在“召集数期预备军”，以补充第五师原防地。为了寻得出兵借口，日本“武力派皆希望清室完全颠覆之后，满洲方面发生骚乱，于是遂以铁路陷于危险为理由，作成积极行动之口实”。 东三省形势可谓危险至极。

宗社党的活动是让袁世凯感到烦心的又一个问题。以良弼为谋主，铁良、载泽、溥伟等满族亲贵为骨干的宗社党，竭力反对共和。“该党经费二十万元出自内帑，其用途则专收买无赖之侦探，时而南京，时而北京，其行动殊为秘密。尚有一部分，则为招买奉天红胡子及运动北京巡警之用。” 恭亲王溥伟还“尽出古画古玩，招商变卖”，“拟毁家以纾国难”。1912年1月底，良弼被炸身亡后，该党虽然受到打击，但依然继续活动。溥伟对于优待皇室条件“始终反对”，拒不签字，“又潜行赴奉，拟运动军队，鼓吹君主”。 有消息说该党“欲拥君主前赴东三省，联合蒙古各处，邀请日俄保护，宣告独立”，并派人“前往联络赵督及红胡子布置一切”。又有消息说恭王、肃王、载泽及铁良等到东北，“潜谋独立，俟共和发表，即举恭王即皇帝位，以赵尔巽为总理”。 而据日方消息，2月12日晨，肃亲王偕其家属、随员共五十六名，以及日本人川岛浪速等七人，到达奉天，随后由川岛出面“秘密进行某种策划，且与福岛参谋次长保持电报联系”。 可见报道所说并非空穴来风。宗社党“多方运动”甚至引起南方注意，曾致电袁世凯，要求“速将宗社党人解散”。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京城气氛也非常紧张。《顺天时报》曾描述道：“今日寄寓京师之官绅商民，虽饮食起居间，无不抱有恐慌不安之念，是身在京邸中，而心在惶惧中也。试与商贾谈市面情况，皆以金融滞塞，商业萧条，大有联袂歇业之势。试与官吏论官场近状，群谓大局危急，眷属先徙，大有朝堂一空之势。”不仅如此，南北开始议和后，各种势力皆在京津活动，暗杀事件不断，“使京津之间方佛成为一炸弹世界”。1月16日，袁世凯本人也在东华门外丁字街遭炸弹袭击，所幸未受伤害。然此后“迭接保皇党函件，函中痛詈袁总理赞成共和之罪，有‘皇上退位之日，即汝宣告死刑之期’等语。复连接共和党之函，历述其甘作满奴之种种罪状，且绘成炸弹、手枪之图以示之，嘱其自行斟酌”。清帝逊位前后，因担心禁卫军反对，致起暴动，袁世凯特调第三镇军到京维持秩序，“然自该镇军到京，一次与禁卫军冲突，二次与毅军私斗，三次打毁戏园，以致京师人心，一慑于炸弹之倏发，二恐满军之反对，其胆小者又相率而逃”。对于当时的紧张形势，贺良朴在致蔡元培信中曾有很精炼的描述：“洎乎专使南行，讨论大局，北〈京〉守君主，南趋共和，弥月相持，邀约寡效，暗杀之机四伏，决死之队争先，宗社之党乘间构煽，桀黠之将拥兵恫吓，禁军则意存左袒，藩服则势将分崩，朝野张皇，大局震撼。已而共和密定，宣布犹迟，增调重兵，集于近禁，人心滋惧，一夕数惊。”

以上皆为2月15日“咸”电发出前，袁世凯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足可证明袁在电文中所述北方“危机隐伏”完全是实情，其表示不能即刻南下的理由显然是很充分的，并非如以往研究者所批评的那样，是刻意寻找借口，拒绝南下。不过，随着南方决定派遣欢迎专使北上，袁世凯对南下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在蔡、袁会谈中明显反映出来。在兵变后于3月6日致孙中山电文中，蔡元培曾写道：“培等受命欢迎袁君赴宁就职，前月二十七日已以此意面达袁君，而袁君亦极愿南行，一俟拟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 在随后的《告全国文》中，蔡元培又写道：“培等二十五〔七〕日到北京，即见袁公。二十六〔八〕日又为谈话会。袁公始终无不能南行之语，且于此两日间与各统制及民政首领商留守之人，会商诸君尚皆谦让未遑，故行期不能骤定。” 可见，袁世凯不但一如既往表示“极愿南行”，而且开始着手安排南行后北方留守之人，和发出“真”“咸”二电时的态度相比，发生了明显的转折。然而，很多研究者断章取义，在他们的研究论著中只引“极愿南行”一句，而略去后半句，并莫名其妙地以诸如“假惺惺”、“假装”或“表面上”等词汇来为袁的南下态度及其与蔡元培等的会谈定性。

那么，袁世凯对南下的态度何以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这是因为，从2月15日发出“咸”电，到2月29日晚兵变发生，短短两周内，各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正是这些变化使得袁世凯南行不但有了可能，而且成为一件需要认真对待的事。

首先，在此期间，经过南北双方函电往返及人员接触，袁世凯对南方在永久首都地点、临时政府地点及其南下就职问题上的态度有了清楚的把握。特别是南方提出袁世凯只需要南下宣誓就职，小住即可，并不需要常驻办公，这对袁世凯来说极为有利。他只要花一点时间去南京完成权力交接仪式，与南方各方面人物进行一番感情联络，并与孙中山等就一些南北合一的重大问题商讨一番，然后就可返回北京继续担任临时大总统，而不必担心长期离开其经营多年的势力范围。对南方而言，固然可以藉此向外界造成袁世凯认可南京为统一前临时政府所在地的印象，但尴尬也会随之而来。由于临时大总统常驻北京办公，各国公使又始终反对都城南迁，南京临时政府势必只能在名义上存在。南北舆论本来就多主张以北京为永久首都，此时再按南方建议决之“国论”，则奠都北京几无悬念，这在袁世凯自然是求之不得。

其次，清帝退位前后，北方形势瞬息万变，就在袁世凯发出“咸”电前后，危机四伏的状况有了改观，从而大大缓解了袁世凯南下的后顾之忧。外蒙方面，虽然取消库伦独立之事一时难以解决，但在京蒙古王公经过袁世凯多次派人劝告，皇太后也颁布懿旨要他们“毋得滋生疑虑，演出种种无意识之举动”，再加上段祺瑞发表通电，威胁要“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王公们终于被迫表示赞同共和，推举袁世凯“为统一政府临时大总统”。东北方面，袁世凯通过皇太后，致长电于赵尔巽，“说明利害，劝令各该省顾全和平，一律赞成”共和。 又致电张作霖等，“劝其力顾大局，毋作无谓之举”。 袁还派心腹到奉天，以厚礼收买张作霖，软化张的态度，于是张开始“歌颂共和制”。2月19日，赵尔巽终于率同三省官民致电袁世凯，公举其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随即致电孙中山，告知迭接赵尔巽和东北军官电报，“称奉省已赞成共和，改称中华民国，换悬五色国旗，改行阳历云”。 接着又致电孙中山，告知“东三省官吏初有异辞，现已冰解。昨据吉、黑两抚合电，称哈埠华俄杂处，前和平解决，江省亦换挂国旗，请抒廑念”。 东三省承认共和大大化解了袁世凯所承受的压力。不仅如此，试图以东三省为基地策划叛乱的宗社党残余也很难再掀起波澜。而原本蠢蠢欲动的日本政府一时也不敢轻举妄动。正是因为北方危机大大缓解，袁世凯才改变态度，着手准备南下就职之事。

再次，南北议和开始后，“袁世凯所关心的主要事情，是要尽量缩短清帝退位与建立南北联合政府之间的间隔时间。”“咸”电开头一句便是“清帝辞位，自应速谋统一，以定危局。此时间不容发，实为惟一要图。民国存亡，胥关于是。”真实反映了袁世凯迫切希望南北尽早统一的心情。可以说，南北合一是袁世凯当时考虑的头等大事，因为南北如果不能实现合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对袁世凯而言就成了空头衔。然而，其时南方民军“见清帝退位诏中，有全权组织政府之语”，对袁世凯并不信任。在2月14日给袁世凯的电报中，孙中山就指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若果行之，恐生莫大枝节”。 2月16日，孙中山又致函唐绍仪说：“盖新定总统来宁授职，于未举袁公之时早经参议院议决。而军人以京都地点移动，且有取消南京临时政府之嫌，愤激不堪。袁公若不速来，诚恐失各省及军人之信仰，而枝节横生，从前种种调和，终致不良之结果，甚非文与袁公之本意。且在彼军众，见清帝退位诏中有全权组织政府之语，袁公不来南京，则以为实授满清之委任，而不认民国之选举，此一点终无由洗刷，于民国历史亦为不光。故无论如何困难，袁公必有以处此也。” 因此，袁世凯必须南下，这样才能收服南方人心，消除统一阻力。《泰晤士报》驻南京记者戴·福来萨（David Stewart Fraser）并预判：“如果他这样做，他的影响和权力将会骤增。”

此外，孙中山在辞职时，提出了三个条件，其中一条为：“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 孙中山并致电副总统黎元洪及各省都督，声明“以袁公到南京接事日为文解职之期”。 这也使袁世凯不能不认真考虑南下就职之事，否则他所任临时大总统就是一个没有法律效力的空头衔。

正是在上述情形下，袁世凯于2月19日，也就是东三省通电承认共和当天，立即向孙中山发出“效”电，告知“迩来叨藉仁福，北方幸称安谧，将来取道津口或汉口均可从便”。 这表明，在欢迎专使北上前，袁世凯就已初步做出了南下的决定。对此，孙中山感到很满意，在21日会见福来萨时表示，袁到来时“将同他会晤，而且无论到哪里去，都要亲自陪伴他，以防狂热分子可能掷炸弹”。此后几天，袁世凯与先期到京的唐绍仪、汪兆铭见了面，对于南方的真实想法有了进一步了解，蔡元培北上途中在天津发表的看法显然也传到了袁世凯耳中，这让他内心踏实了许多。正是在这种心境下，袁世凯对蔡元培等的到来给予隆重欢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很多人将袁世凯打开前清时代“非帝后出入不辟”的正阳门迎接蔡元培，视为其迷惑后者的假惺惺之举，这完全是错误的。唐绍仪到京时曾受到热烈欢迎，据《顺天时报》报道，“唐代表在车站提议，明天蔡专使到京，须开正阳南正门迎入。赵大首领当往大总统处商订，知照步军统领（九门提督乌珍）照办矣。”《大公报》也报道说，“唐代表在车站提议，蔡专使到京，须开正阳南正门迎入。赵首领当往大总统处商订，知照步军统领照办矣。”所谓“赵首领”“赵大首领”，即民政部首领赵秉钧。由此可知，打开正阳门迎接蔡元培是先期到京的唐绍仪在车站提出的建议，经民政部首领赵秉钧向袁世凯报告后得到袁的同意才实施的，袁不过接受了提议而已。

唐绍仪

由于南方做出了重大妥协，蔡元培与袁世凯的会谈并没有过多纠缠于永久首都和临时政府地点问题，而是很快进入了袁世凯南下就职的商谈中。袁很快“声明暂允一行，由京汉铁路南下，俟宣誓受任后即返北京”，并“有密电一件致鄂，取道汉口南下”，“行时拟携兵五千人护卫”。 蔡元培等立刻于2月28日致电苏州都督庄蕴宽，报告“二十七抵京即见新总统，颇赞成南来就职，并有经武汉之说”。蔡还在当天见袁后对德文报记者发表了“袁之必于二星期内赴宁，则殊无可疑”的谈话。王正廷则将此消息电告副总统黎元洪。黎元洪接电后立刻给孙中山发出火急“艳”电：“顷接北京王正廷电，称新举袁大总统不日坐京汉铁路火车过汉赴宁，行受职礼，请饬海军部先行预备兵舰，以便下驶，为祷为盼。” 唐绍仪在28日会见朱尔典时，也是“情绪极为乐观”，“满怀信心地谈到袁世凯将在几天后南下”。

可以说，袁世凯决定南下宣誓就职，既是南方让步的结果，又是时局变化的结果，也是袁急于实现南北统一的需要，是从全局出发而做出的决定。然而，长期以来，研究者对于此点认识不足，未能站在南北统一的高度来解释袁的作为，因此才有了袁不愿离开北方老巢，故而策划兵变，制造混乱，以为不能南下之借口，这样一种看似有理，实则与当时实际情形并不相符的认识。须知在南方已经做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袁短暂南下就职，不但不会影响其在北方的统治，反而如戴·福来萨所观察到的那样，“他的影响和权力将会骤增”。遗憾的是，袁身边的人并不能站在袁的高度来看问题，也不具有袁的眼光，他们更关心袁南下会给自己的前途和既得利益造成怎样的损害。在他们看来，袁如果去南京宣誓就职，很可能意味着在未来新政府的组成中，南方将占据主导地位，北方一些官僚将因此有失去固有的权力，北方军队也将有一部分会被裁汰，这都是袁周围那些人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在得到袁同意南下受事的消息后，“各部首领及各军队”“争论甚烈，意谓如袁总统受事后赴南巡视，尚属可允；若必迫令赴南，始能交卸，决不容有此强硬办法”。 前引蔡元培《告全国文》中，曾提到袁世凯“与各统制及民政首领商留守之人，会商诸君尚皆谦让未遑，故行期不能骤定。”所谓“谦让未遑”，其实不过是要给袁制造障碍，阻挠其南下而已。

不仅如此，在蔡元培等到来前，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就已经在同袁的一些心腹幕僚和第三镇统制曹锟等密谋发动兵变，以恐吓欢迎使团，阻止袁世凯南下。第三镇参谋杨雨辰详细记述了策划过程：

在二月二十一日（旧历正月初四日），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曾在地安门黄城根他的公馆里召集姜桂题、曹锟、杨士琦、杨皙子等人谈话。因为我是曹锟的参谋，经常跟他在各处走动。这一天，我虽没有跟随曹锟一同前去，但他们开会的情况，曹锟却在事后闲谈中向我讲过。据曹说，当时先由袁克定把南京政府的情况简单作了一番介绍，最后说到，南边坚持要大总统南下就职，大总统要走，兵权就得交给别人。…… 大总统只能带一标人去作卫队，至多也不能超过一协，其余的人恐怕都要裁汰调动。袁说到这里，大家都很动容，因为这是直接影响个人前途出路的事。…… 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嚷嚷了半天，可是谁也想不出个正经注意。最后袁克定忍不住了，就说：“我看等那些专使来的时候，把他们吓回去再说。”…… 到了二月二十三日（旧历正月初六日），袁克定又找曹锟到他家去，这天我也去了。……袁克定又把那天所说的话重复了一遍，最后加重语气强调说：“难道大清皇上逊位，北洋军官也要逊位吗？”袁克定“启发”了半天，大家还是没有人吭声，于是曹锟就说：“我想这件事他妈的好办，只要去几个人把专使的住处一围，一放枪，大伙儿嘴里再嚷嚷：‘宫保要走了，我们没人管了’”只要咱们一吓唬，他们就得跑。”袁克定听了，不住点头说：“只要你们一闹，把他们吓跑了，那就好办了。到那时候，外交团也能出来说话，不放总统南下。这样建都北京就不成问题了……。在兵变发生以后，袁世凯曾把曹锟叫去厉声申斥了一顿。据曹锟事后在闲谈中说：“那一天可把我吓坏了。宫保把我叫去，大声喝道：‘跪下。’我立刻跪下了。接着他就把两个大眼珠子狠狠地瞪住我说道：‘你摸摸你的脖子，脑袋还在脖子上长着没有？’接着把我大骂了一顿，才叫我‘滚蛋’。这么冷的天，吓得我混身是汗。我跟宫保多少年，从来没有见他发过这么大的脾气！”由此可见，袁世凯似乎不曾“密令”曹锟来一次北京兵变。

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后来也说：“兵变的借口是反对我父亲离开北京。事后听说这次兵变的把戏，是我大哥串通第三镇统制曹锟搞起来的，我父亲事先并不知道。”

兵变使袁世凯南下就职之事戛然而止。由于制造兵变的是袁的亲信部队，袁又是兵变受益者，因此人们很自然将怀疑的目标指向袁世凯。于是，南方为请袁世凯南下就职而做的种种退让被有意无意掩盖了、忽略了，袁世凯有关南下的积极表态和实际动作，则莫名其妙地被研究者看成袁世凯为导演兵变而实施的障眼法。而杨雨辰所记袁克定策划兵变一事，则又常被研究者以一种怀疑的态度，勉强解释为袁克定很可能得到了袁世凯的命令或同意，否则他怎敢擅自发动一场兵变。其实，作为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虽然没有乃父的谋略，但也久历官场风涛。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袁克定便“纳粟为候选道”。后为盛京将军赵尔巽“招入幕，参军事”。光绪、宣统间已官至农工商部右丞署左丞。在袁世凯迫使清帝逊位过程中，袁克定也“与有力焉”。曾在陆军部任职的恽宝惠说：“凡袁世凯的部属，皆称克定为‘大爷’，克定久随乃父左右，与北洋将领皆有交情”。 袁克定的妹妹袁静雪则说“他对旧时官场中的事情，非常熟悉通达，因而他在政治上也很有野心”。 然而，由于他平日“建言策政”，袁世凯“多不纳”，他的野心一直没有能够得到施展，为此“心辄郁郁”。袁南下就职将直接威胁他和袁周围其他一些人的前途和既得利益，因此，他才利用其在北洋将领中的影响，私自策划了这样一场兵变。这当中，不能排除袁克定策划兵变，是担心袁世凯南下就职后，其“皇太子”的美梦将会破灭，因此他以袁若南下北洋军将会遭到裁减这样一种可以说得出口的煽风点火之词，挑唆曹锟等制造兵变，从而达到阻止袁南下就职的目的。袁的幕僚张一麐就曾暗示袁克定发动兵变的目的是为了“夺清帝位，效黄袍加身故事”。 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只不过清帝虽已逊位，当时尚有禁卫军护卫，袁克定的目的未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