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真的策划了民元“北京兵变”吗？(二)

作者: 尚小明     来源: 史学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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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年来几乎人人将袁世凯视为兵变主谋，但出人预料的是，竟然没有一条令人信服的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被研究者广泛征引且视为“铁证”的刘成禺所记“民元北京兵变内幕”，其实是一条假材料，并不能证明袁世凯就是兵变主谋。而那些可以证明袁世凯对于兵变事前并不知情的材料，则总是被研究者有意无意弃而不用。

仔细翻检兵变后一个月内，即1912年3月的各种报刊报道及评论资料，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一条材料明确将袁世凯视为幕后主使，这不能不让我们怀疑长期流行的袁世凯策划北京兵变说的可靠性。在其他资料中，也只有极少数人怀疑或暗示袁为主谋。如《泰晤士报》记者戴·福来萨在给莫理循的信中，猜想兵变可能性之一，是“袁策动这一事件以说明他难以到南方去，结果控制不了自己放的火”。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严复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及兵变后外交团对袁的态度变化时，称“即项城亦有悔怯之萌”，“使其早见及此，其前事必不尔为”，暗示兵变系袁所为。但不论福来萨还是严复，都是与兵变毫无关系之人，而且都未提出任何证据。

1912年4月，胡鄂公所著《辛亥革命北方实录》出版，其中写道：“二月二十九日，予返天津。是夜即有北京兵变之事。在世凯之意，不过暗示曹锟部下士兵一二排哗变以为自己藉口而已，但影响所及，而北京、保定、天津、通州之兵亦尤而效之。是即所谓一夫夜呼，乱者四应。” 这大概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明确将袁视为兵变主谋的最早记载了。然而，胡鄂公乃革命党人，并非知晓袁方内幕之人，且兵变当时他并不在京，因此其所言并无说服力，后来研究者也未见有引以为据的。再往后，将袁世凯视为兵变主谋的，就是1916年6月袁死当月由上海文艺编译社印行的《袁世凯全传》与《袁世凯轶事》了。前书编译者不详，后书署名“野史氏”编辑。关于兵变，《袁世凯全传》写道：“袁既不愿南来，又苦无所藉口，乃嗾令北京一部份之军队，以二十九日夜间顿起暴动，数日以内都城全市尽在兵匪纷扰之中，烧商店，杀良民，抢劫一空，备极残酷”。 《袁世凯轶事》则写道：“先是袁以南方要求甚力，却既不可，留亦无辞，正计议间，杨度忽以煽动兵变之策进。袁掀髯大笑曰：‘皙子真可儿也。’因立召统领曹锟至，密语良久，曹唯唯听命。是夜其部下兵士即四出焚掠，三日后秩序始渐恢复，然人民之生命财产损失已不可胜计矣。蔡元培、汪兆铭辈皆书生也，绝不料此事为袁之主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引《袁世凯全传》关于兵变的记述中，从“以二十九日夜间顿起暴动”以下至“备极残酷”一句，基本抄自日人内滕顺太郎所著《袁世凯》一书的中译本。该书中译本共有两种，一种由“江宁范石渠”翻译，上海文汇图书局1914年9月初版发行；另一种由张振秋翻译，上海广益书局1914年10月发行。关于兵变，范译本写道：“不意二十九日夜间，北京一部份之军队忽焉暴动，数日以内都城全市尽在兵匪纷扰之中，烧商店，杀良民，抢劫一空，备极残酷。” 张译本则写道：“然至二十九日之夜，北京一部之军队，俄然暴动，数日数夜之间，北京都城化为兵匪纷扰之衢，商厦被烧，良民被杀，抢掠一空，惨憺已极。” 而《袁世凯全传》中的“袁既不愿南来，又苦无所藉口，乃嗾令北京一部份之军队……”一句，则在两种中译本都没有。由此可知，无名氏编译的《袁世凯全传》将袁视为兵变主谋，完全是其个人添加的内容，而且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故后来研究者绝少引以为据。《袁世凯轶事》绘声绘色地记述了杨度献策、袁世凯主谋兵变的情形，但因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同样很少为研究者引用。其中所云“留亦无辞”也非事实，袁留京有充足理由，并且数次向南方提出过，此点前文已有详细论证。30年代白蕉编著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认为兵变为袁世凯“用杨度计，嗾令第三镇曹锟所部于二月二十九日晚在北京哗变”，很可能是采信了《袁世凯轶事》的说法，但同样极少为研究者征引。此后还有一些人将袁视为兵变主谋，如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居正《梅川日记》，以及《胡汉民自传》等等，但因出自革命党人一面之词，并不能作为可靠证据。

近数十年来，被研究者普遍视为袁世凯策划兵变的“铁证”而反复征引的材料，其实只有1946年成书的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所记“民元北京兵变内幕”一条，其中写道：

唐少川告予曰：“当时兵变发生，南代表束手无策，促予黎明访袁。予坐门侧，袁则当门而坐，曹锟戎装革履，推门而入，见袁请一安，曰：‘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办到矣。’侧身见予，亦请一安。袁曰：‘胡说，滚出去！’予始知大总统下令之谣不诬。”

刘成禺

刘成禺在兵变当时是南京临时参议院湖北籍议员，他在这条材料中自称其所记“内幕”得自唐绍仪之口，而唐为南北议和时袁世凯的代表，兵变前又成为南方派出欢迎袁世凯南下就职代表之一，碰巧他在总统府听到了袁、曹二人的对话，于是这条材料就成了后来研究者断定袁世凯为兵变主谋的“铁证”，凡记述此段历史的论著，几乎无不引以为据。然而，这条材料的可靠性其实非常值得怀疑，研究者对这条材料的解读，也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

首先，材料中以唐绍仪的口吻说：“当时兵变发生，南代表束手无策，促予黎明访袁。”这很容易让人理解为兵变发生时唐绍仪正与南方代表在一起，或者兵变发生当晚，唐绍仪和南方代表之间曾经通过电话，因此才会发生后者促前者“黎明访袁”之举。然而，事实是，唐绍仪在北京自有住处，并不与蔡元培及其他代表同住煤渣胡同贵胄法政学堂。据1912年3月5日莫理循写给达·迪·布拉姆的信，莫理循曾于兵变第三天即3月2日（星期六）与唐绍仪见过面，信中并提到“唐绍仪从骚乱一开始就没有离开过旅馆”，这一信息显然是莫理循在同唐绍仪面谈过程中了解到的，可以证明兵变发生后唐绍仪并没有去过蔡元培等住处。而从兵变当时的各种记载中，我们也未发现任有何一条材料提到兵变当晚南方代表曾去过唐绍仪住处，或者唐绍仪和南方代表之间曾经通过电话。事实上，兵变当晚南方代表四处寻找躲避之处，已经与唐绍仪失去联系，在他们逃至六国饭店后发给时在上海的温宗尧的电报中，就有“唐绍仪不识在何处”的话。 唐绍仪对于南方代表住处遭变兵袭扰也全然不知（参阅下文）。因此，所谓“南代表束手无策，促予黎明访袁”一事并不存在。

其次，按刘成禺的记述，唐绍仪是在“黎明访袁”时，碰巧听到了袁、曹二人的对话，从而获悉是袁下达了兵变密令。然而，相关材料证明，唐绍仪在3月1日黎明乃至整个上午，根本就没有去拜访过袁世凯。兵变发生当晚就在袁世凯身旁的叶公绰事后曾有这样的记述：“……扰攘许久，天已微明，即接汪精卫等人由六国饭店送来致唐少川一信，余知必重要，乃陈明项城拆视，知欢迎团（即欢迎总统南下就职者）如蔡孑民、魏注东诸君，皆已逃至六国饭店，且衣履均不备，余尚多失踪，希望赶紧访寻云云。……待至将十二时，始陆续知各人下落，遂召开会议，决电南京，主项城改在北京就职焉。” 在另一篇文字中，叶公绰又写道：“待我回至迎宾馆时，唐绍仪适到，遂将经过情形向唐报告。” 由叶公绰的记述可知，黎明时分唐绍仪并不在袁世凯处，因此叶公绰才因事情紧急而陈明袁世凯，拆阅了汪精卫等人给唐绍仪的信。由叶的记载还可以知道，他在六国饭店办完事时已经过了中午12点，等他再回到迎宾馆总统办公处的时候，正好碰到唐绍仪来（此处与莫理循的说法有所不同），可知，唐绍仪即使拜访过袁世凯，也已经是3月1日下午的事了。另据《时报》报道，兵变发生次日上午，曾有奉天代表朱、张二人“至唐少川寓所报告专使等不知下落。唐大惊，当传总统府派来卫队某长官，询以专使所在。” 可知，当天上午唐绍仪的确仍在寓所，并没有去拜访袁世凯。从唐“大惊”这一情况来看，他显然也没有接到汪精卫等送往总统府要求他访寻专使等下落的信。这些都可证实叶公绰所记不假。因此，所谓唐绍仪“黎明访袁”纯属子虚乌有，当然他也就不可能听到袁、曹二人对话。就算3月1日下午去他去拜访了袁世凯，也不可能听到袁、曹二人对话，因为兵变在前一天晚上就已发生，袁世凯不可能到第二天下午才叫曹锟去汇报，曹锟也不可能到第二天下午才向袁世凯报告。

再次，由于发动兵变的是曹锟所部，因此，兵变发生后，袁、曹二人一定在第一时间见过面。二人见面后谈话内容如何，对于判断兵变是否为袁世凯策划至关重要，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一条可靠的材料可以告诉我们二人究竟谈了什么。很多研究者根据刘成禺所记对话，断定袁世凯就是兵变主谋，然而，唐绍仪既然在3月1日黎明至中午不曾见过袁世凯，那么刘成禺借唐绍仪之口所转述的袁、曹对话，也就不足采信。其实，从刘成禺所记对话本身，我们就可以发现一大漏洞。假使袁世凯直接给曹锟下过密令，那么曹锟在报告时只需要讲“报告大总统，兵变之事已办到矣”就可以了，而不应该在中间加上“昨夜奉大总统密令”这样一句很突兀的话。显然，这句话是为了强调袁世凯为兵变主谋而刻意添加上去的。殊不知，正是这句刻意添加的话，弄巧成拙，暴露出了造假的马脚。

曹锟

由上述论证可知，刘成禺所记“民元北京兵变内幕”其实就是一条假材料，完全不能证明袁世凯为兵变主谋。至于是刘成禺还是唐绍仪编造了故事情节，我们不得而知。唐绍仪是坚决主张袁世凯南下就职的，刘成禺则是南京临时政府方面的人，他们将袁世凯视为兵变主谋并不让人觉得奇怪。不过从这条材料在唐绍仪于1938年死后多年才出现，而且只有刘成禺一人记载了这一故事情节来看，刘成禺造假的可能性显然很大。

除刘成禺所记外，还有几条非常重要的材料，对于了解兵变真相极有帮助，但却很少为研究者所征引。第一条是兵变发生时就在袁世凯身旁的幕僚叶公绰所写《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闻》，其中写道：

新春兵变之夕，余在马大人胡同内阁官舍，同数人方晚膳，忽闻枪声劈拍，起于所坐窗外，始以为新年爆竹，乃空中人声鼎沸，旋而红光烛天，知必有变。因同出天井，则卫兵秩序纷乱，出入杂遝。项城神色颇荒〔慌〕，屡由电话问西城情形，盖其时本有禁卫军欲入城为变之谣也。乃电话旋断，电灯亦灭，众益无措，项城乃与余等避入地窖。旋命将某处解来之饷，赏与卫队每人数千元。时探报迭至，已知是兵变抢劫，项城色定，言“他们如此胡闹，拿我的家伙来——等我去打他们！”

再一条是幕僚唐在礼的回忆，兵变时他也在袁世凯身边，兵变后又作为袁世凯的特派代表南下报告北方情形。他在回忆中写道：

二月二十九日那天，袁世凯住在石大人胡同外交大楼。……当晚我也在那里。约在八时左右正吃晚饭的时候，忽然在东安门及前门一带发生兵变。一时枪声四起，火光烛天，市内扰攘，人声喧噪，约有半个钟头不到，电话即打不通。……当晚这种情况一出现，就有“禁卫军要进城”的说法。这个传说最骇人听闻，因当时禁卫军确有四旅驻扎西郊，我们就怕宗社党勾着他们闹事。总之，大楼里的人都惴惴不安，若大难将临。袁世凯倒是指挥若定。一方面，他很镇定地指挥着军队保卫周围的治安，对江朝宗、姜桂题指示：“你们要调度好自己的军队，必须守卫好自己的防卫地带，切不可擅离防地去打变兵。只要你们守好自己的驻防地区，不叫变兵进来，北京城就乱不了。对付变兵，我有办法。”……另一方面，袁也积极作应变的准备。他平日总是穿长衣服的时候多，那天兵变发生以后他就换了短装，上身穿着类似中山装的上衣，下身穿着一条马裤，脚上登一双青布便鞋，此外还整理了几个衣箱，打点了些穿的用的杂物。后来闹得厉害的时候，袁曾亲自领了几个人到地窖去看了看。我看那时候事情的发展，他自己也没有把握，真正闹大了，变兵闹到近边来，他也有动身逃避的准备，并且连随扈的几个人也确定了。

第三条是第三镇军官陈文运的回忆，兵变当天下午至晚上他都在帅府园第三镇司令部。后来回忆说：

2月29日下午，曹锟召集我们在帅府园司令部开会。……一直呆到晚上十点多钟，忽然听见东北方向有“轰、轰、轰”的炮声。大家相顾失色，正在摸不清头脑的时候，有人跑来送信，说：“齐化门外炮队开炮了，兵变了！”这时，大家都吃惊不小，纷纷走散，电话铃响了好久，也没有顾得去接。我信手接过来一听，大概是总理办事处打来的。大意说：“剃小辫，自由；加饷，照旧；米贴也照常。赶紧通知队伍，不要闹事。”原来士兵们在打仗时另加饷银一两，另外还有米价补贴。最近听说南北议和，没有战事了，加饷和米贴都要裁减，还因为民国成立，士兵也要剪去小辫，军队里很多人表示不满。袁世凯认为这是酿成兵变的原因，所以临时发出命令，指示这三件事都照常不变，安定军心。

第四条是2010年出版的《许宝蘅日记》的记载，许当时是总统府秘书，兵变发生时也在袁世凯身边。他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

八时正晚饭，忽报齐化门外所驻第三镇之九标砲辎各营兵变，攻入齐化门，因传说将下剪发令，又因陆军部将该营加饷扣减，遂尔哗溃。正在查询，即闻枪声甚近，盖府内尚驻有十标一营与变兵相应，遂与总统避入地穴内，一面派人宣谕并无扣饷、剪发之事。又闻枪声甚急，一面派人分头探察宣谕，劝令归伍。……枪声稍远，侍总统回至办公室，知照各路侦探。……探报变兵大肆抢掠，又报南京来使有洪军保护无虞，又报第三镇九标一营赴帅府园保护曹仲山统制。二、三两营拟出营救火，请总统命令，余谓黑夜之间未叛之兵不宜轻出，遂止其出营。又报东四牌楼一带无处不抢。又执法处报西城尚安靖。本府卫兵亦有离府出抢者。至三时后，各处火势渐衰，乌金吾报已调消防队救火。枪声渐少，至四时倦极，在椅上躺睡。此次变端，初无所闻，事后无从弹压，惟有静以待旦。

最后还有一条是《时报》所载兵变发生后，奉天代表朱、张二人当晚及次日寻找专使蔡元培等下落的报道：

火起后九点四十分钟，有奉天代表张、朱两君，商请美使馆派赴保护青年会及教堂之美国兵三十人，前往法政学堂援救南使。不料行至煤渣胡同，叛兵人数异常拥挤，美兵等以不便开枪，由朱、张派人查视学堂，专使等已不知去向，行李一空，只得退出。待至天明，再赴学堂探询，巡警等答以不知。复至赵首领家探询，赵之阍人答以一夜未睡，无暇见客。及告以此来专为探询专使等所在，姑派一人告以，顷据招待员马警兵报告专使等均在学堂，尚睡未起等语。朱、张等无可与辩，一笑置之。复至唐少川寓所报告专使等不知下落，唐大惊，当传总统府派来卫队某长官，询以专使所在。某答以事起时已由总统命段芝贵派兵保护专使行台，已照办，当可无事。唐以报告不实，斥之。继某长官又来报，称南使等已不知去向，所有物件，大兵进去后均被土匪抢去。唐嗤之以鼻。无何，有招待员数人至唐寓报告，所言又与马警官如出一辙。唐不与辩，嘱以速分途往探专使等下落。招待员始失色，仓惶他去。嗣由朱、张两君至美使馆遇钮君永建，至六国饭店遇蔡专使、王正廷、汪兆铭、魏宸组诸君，心始大安。当专差至总统府送信，意始安。后招待员至总统府报告时，为袁大总统面加申斥，略谓：当此时代，诸君犹如此蒙蔽，教我何面目以见南使云云。

以上五条材料的记载者都是当事人，因此所记都很具体，其中有几方面的细节值得特别注意。

一是袁世凯在听到兵变发生时最初的反应。叶恭绰记载说袁世凯得到兵变消息后“神色颇荒〔慌〕，屡由电话问西城情形”。之所以有此举动，是因为冯国璋统领的禁卫军大部分驻在西苑，而此前已有“禁卫军欲入城为变之谣”。这一点正好可与唐在礼回忆中所云“当晚这种情况一出现，就有‘禁卫军要进城’的说法”相印证。而从其它相关资料记载来看，禁卫军叛乱的确是此前袁世凯最大的担忧之一，第三镇之所以由东北调驻京城，主要就是因为宣布共和时,“恐禁卫军作梗，特调此军入城以制之”。 为了防范禁卫军叛乱，袁曾多次派人向该军“详切演说不可暴动之理由及实行共和后与该军之利害，设有暴动，不惟无裨时局，且反破坏北京治安”。兵变是从东城开始的，倘若为袁所策划，他岂能不知，怎会屡次打电话问西城情形？又怎会“神色颇慌”？这只能说明袁不知内情，以为是城西的禁卫军发动了叛乱。其实，在兵变次日，袁世凯的心腹幕僚阮忠枢就曾给袁的表弟河南都督张镇芳发出过一封信，告知“此次变起仓猝，实出意外”，这应是可靠的说法。上世纪50年代初，叶恭绰在接受金毓黻访谈时，更明确说道：“兵变时余在袁侧，见其神色大变，断为事出意外。惟闻是时内务总长赵智庵（秉钧）在私宅，闻讯后未见惊惶之色，旋语其左右曰：可命全城警察撤岗，以避其锋。余以为此事应与袁大公子克定有关，若由克定与智庵共嘱曹锟为之，亦属近情。”

叶恭绰

二是袁世凯所采取的应对兵变的措施。以往常常把兵变爆发后袁世凯应对不力作为证据，怀疑兵变为袁世凯所主使，但从《许宝蘅日记》来看，袁曾在第一时间“派人宣谕并无扣饷、剪发之事”，以安抚变兵。而陈文运的回忆说他在第一时间接到了总统府临时发出的命令，要他通知士兵：“剃小辫，自由；加饷，照旧；米贴也照常。赶紧通知队伍，不要闹事。”两条材料正好可以互相印证。另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叶公绰记载袁世凯得知是变兵抢劫，而非禁卫军暴动后，胆子大了起来，说：“他们如此胡闹，拿我的家伙来——等我去打他们！”而唐在礼的记载则说兵变发生后，袁世凯指示江朝宗、姜桂题“必须守卫好自己的防卫地带，切不可擅离防地去打变兵”。看起来似乎是相互矛盾的记载。但从《许宝蘅日记》可知，是许宝蘅提出“黑夜之间，未叛之兵不宜轻出”，为袁世凯所采纳。许并解释说：“此次变端，初无所闻，事后无从弹压，惟有静以待旦。”另有一说，当晚事起时总统府即得警报，“当发命令派卫队设法拦截，讵为段芝贵、曹锟、梁士诒辈力阻，其大致不外时在昏夜，一经开仗，恐玉石不分。实则段等恐卫队一出，附和叛兵，且恐总统府兵力单薄可虑，故竭力阻挠。” 不论那种说法，都可以证明，兵变未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制止，并非由于袁世凯故意纵容，以此为由怀疑袁为兵变主谋，显然难以成立。

三是袁世凯为保护个人安全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如情况危急时“避入地窖”，换上便于行动的短装和青布便鞋，整理衣箱，打点穿的用的杂物，确定随扈人员等，这些在叶公绰、唐在礼、许宝蘅的记载中都有所反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有一举动，就是“命将某处解来之饷，赏与卫队每人数千元”，对此叶公绰曾表示不解。其实，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袁的卫队中也有人外出参与抢劫，袁试图通过这一措施来安稳卫队；另一方面也是袁在紧急情况下为了保护自身安全而做出的反应。就在三个多月前，袁的儿女亲家端方在四川资州为了安抚军心，答应手下兵士将有若干军饷发放，结果到期军饷未至，革命党士兵起而变乱，端方也身首异处。不知袁世凯当时是否想到了端方，但他的举动完全符合一个人在危急情况下的反应。倘若兵变为袁所策划，则他事前早有准备，怎会有如此举动？

四是袁世凯为保护欢迎专使而采取的措施。从《时报》的记载可知，兵变发生后，袁世凯不但派了卫兵去保护唐绍仪，而且“命段芝贵派兵保护专使行台”。由《许宝蘅日记》的记载也可看出，袁世凯很担心南方代表的安全，曾派探报查看情形，回报说“南京来使有洪军保护无虞”。另据蔡元培讲，兵变第二天，袁世凯曾派孙宝琦来六国饭店慰问，孙说：“昨夜我正在总统处，总统闻兵变，即传令须切实保护梅酢胡同，并说：‘人家不带一兵，袒然而来，我们不能保护，怎样对得住？’” 这些举动表明，袁世凯并没有借兵变来恐吓欢迎专使的想法。不过，由兵变发生后蔡元培等人住所很快遭到袭扰的事实，以及《时报》的记载来看，段芝贵等人并没有执行袁世凯的命令。不仅如此，在奉天代表朱、张二人及唐绍仪等打探专使下落时，从赵秉钧处到唐绍仪处，招待员都以谎言搪塞。显然，这些人都参与了谋划兵变，而袁世凯则被蒙在了鼓里。因此，袁在事后面斥招待员时，才有“当此时代，诸君犹如此蒙蔽，教我何面目以见南使”等话。

由上述细节可以看出，这些材料多能相互印证，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同时也清楚地反映出袁世凯对于兵变的发生事前确不知情，事后也没有借兵变恐吓欢迎专使的目的。其中《时报》的记载向来不曾引起研究者注意。叶公绰、唐在礼、陈文运三人的记载，虽然收入了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及政协全国文史资料委员会所编《辛亥革命回忆录》这两种最常见、最基本的辛亥革命史料集当中，但由于不利于证明袁世凯为兵变主谋，因此几十年来鲜有研究者征引。而新出的《许宝蘅日记》则再次证明袁世凯确非兵变策划者，兵变未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制止也不能全都归咎于袁。

4

就“北京兵变”最初的爆发而言，可以说完全是政治性的，目的是为了恐吓欢迎使团，阻止袁世凯南下就职。然而，由于清帝逊位以来，北方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袁世凯南下消息喧传，导致人心惶惶，军队纪律废弛，兵士滋事不断，加之存在兵饷减发及强令兵士剪发等情况，又有宗社党人从中煽惑，土匪亦乘火打劫，结果兵变很快失去控制，从北京蔓延至津、保等地，成为一场‘真性’兵变。兵变固然使袁世凯成为受益者，但也沉重打击了袁的威望，并对新政府的施政产生一定影响。

关于北京兵变的性质，陶菊隐曾讲过如下一段话：“北京兵变完全证实是袁所指使的，但是各地的兵变却都是没有任何人指使的‘真性’兵变，那些纪律废弛的北洋军，没有了解北京兵变的政治意义，而只羡慕他们的同道用这个新奇的行动大有所获，于是纷纷步其后尘而畅所欲为。” 如前所论，北京变兵并非袁所指使，陶菊隐的说法不能成立。不过，陶菊隐把北京的兵变与各地的兵变从性质上加以区分，对于解读整个兵变过程颇有提示意义。

兵变是在欢迎专使蔡元培等到达北京两天后发生的，由前引杨雨辰的回忆可知，袁克定等策划兵变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恐吓欢迎专使，阻止袁世凯南下就职，可以说纯属政治考量。从兵变开始开后，蔡元培等人住所很快便遭到袭扰，蔡等被迫避往六国饭店的情形来看，杨雨辰所述是可信的。《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的编者也承认：“变兵实有围嚇南来诸使住所情事，当不无政治意味。” 因此，陶菊隐把北京的兵变看成是具有政治意义的事件是有道理的。不过，在笔者看来，就是北京的兵变，恐怕也只有2月29日晚变兵袭扰蔡元培等人住所的举动具有政治意涵，稍后变兵便如曹汝霖所说，“假戏真做，乘火打劫，大肆抢掠”，从而失控成为以焚烧抢掠为主要特征的“真性”兵变了。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恐吓欢迎专使的目的通过当晚的兵变已经达到，照理讲兵变很快就应该结束，然而，3月1日、2日却又接连在城内多处发生焚烧抢掠之事，并且很快又蔓延到了天津、保定等地。这说明兵变性质很快发生了变化，并已失去控制，以致于外界所观察到的只是变兵烧杀抢掠的行为，兵变发动者的政治意涵反而被掩盖了。如《民立报》就有评论写道：“察叛兵之举动，多志在抢劫财货，则知乱事之根，大率以饷源之支绌为近，而与政治上无大关系，并不少挟有排外之性质。” 日本驻沪领事有吉明在回答《民声日报》记者的提问时也说：“据北京电报，乱兵之目的确非政治的，盖恐袁之南下，将遭解散，故及其未解散，各行抢劫，以作归田生活计而已。观其抢劫焚烧洵、涛及亡清各王公大臣之邸第与一般无所择，则其非政治的可知。” 就是蔡元培等在兵变次日发给南京的电报中也称变兵“专为抢掠起见，与政治无关，亦未滥杀人”。

而对于导致兵变发生的原因，当时有许多报道和分析，大体上有以下面几个方面的因素最值得注意：一是袁世凯南下消息喧传，导致军心不稳；二是陆军部裁饷引发士兵不满；三是强迫剪辫引起士兵反抗；四是宗社党四出煽惑，图谋复辟；五是军纪败坏，屡屡滋事。各种说法不一，扑朔迷离，但综合来看，袁世凯南下消息传出后在其亲信部队中所引起的不安，应该对兵变爆发起了催化作用。或者可以说，袁克定等人正是利用这种不安，策划了兵变，以达到恐吓专使、阻止袁世凯南下的目的。然而，如陈文运所言：“兵犹火也，放火容易收火难，发动兵变不难，想要收拾可不是容易的事。” 兵变开始后，由于裁饷、强迫剪辫等而导致的兵士的不满同时被引发，结果纪律早已败坏的兵士们很快便开始在京城各处肆意焚烧抢掠。而这当中，难保没有宗社党人乘机煽惑，以及土匪乘火打劫，于是兵变很快失去控制，由京城蔓延至津、保等地。

当然，以上所述还只是一些导致兵变发生及蔓延的具体因素，倘若从根本上讲，恐怕与南北双方迟迟未能就统一政权的建立达成一致而导致的无政府状态有极大关系。袁世凯虽然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在他到南京宣誓就职前，并不能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号施令；而他以清帝退位诏书为据，用“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袁”的名义发号施令，则又遭到南方坚决反对。因此，北方在一段时间内事实上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无政府状态。可以说正是这种新旧政权更替间隙的无政府状态所引发的恐慌不安、投机冒险等种种心理，引发了变乱的发生与蔓延。白作霖在给蔡元培等人信中就认为，“此次各处骚动，不约而同，固由人心不靖所致，而其重要原因当在改革初定，人人有一无政府观念，以致无所畏惮如此。” 贺良朴在给蔡元培的信中也将兵变蔓延归咎于南北双方“争执都会地点，成此无政府之现状有以致之”。一般报刊舆论也多有类似看法。如《时报》评论认为：“此次京津保变乱之原因，言人人殊，然总其要归，大约不离乎新政府未成立，致陷北数省于无政府地位之所致。”《光华日报》也刊登评论道：“……大总统已举定，而政府久未成立，识者已窃忧之，惧匪徒之倡乱也。夫中国人民程度低下，安于习惯，能明共和原理者绝少。诏旨宣布，既疑不能明，而政府又迄未成立，审判、警察皆遇事迁就，新旧军麕集，大总统无真实统治之权，统兵长官务为姑息，犹之炸药四伏，导线一燃，有不暴裂者乎？且自去年八月至今，几阅半载，此半载中，士则废学，工则辍业，商贾则停贸易，劳动则失衣食，所谓四民失业，民穷财尽，愁叹之声，随处皆是。聚无数枭桀之少年、游怠之小民于辇毂之下，无食则思食，无衣则求衣，而君权已去，仅恃一破碎不完全之内阁，其能终持而不敝者，有是情乎？”

兵变发生后，鉴于袁世凯忙于恢复北方秩序，以及处理同各国的关系，加之各方舆论纷纷反对其离京南下，南京临时政府不得不让步，同意袁于3月10日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并在不久后将临时政府迁至北京。袁看起来成了兵变的最大受益者，因此，兵变由袁幕后主使之说也就逐渐流布开来。其实，袁固然是兵变受益者，但兵变对袁的打击同样极为沉重，而这却是过去研究者未加注意的。

兵变使在袁在国人心目中的威望大打折扣。《大陆报》刊登了有关消息，称“袁世凯之威望因此顿失”。贺良朴写信给蔡元培，指出兵变蔓延，“项城之咎无可辞矣。” 陆鸿逵致袁思亮信中也写道：“津京有此变故，项城威信一扫而空矣。” 严复则在给熊纯如的信中发出了“威令不出都门，统一殆无可望” 的感叹。

兵变同样使列强深感失望。莫理循在一封信中写道：“袁世凯最亲信的士兵和卫队发动这次兵变，使我感到痛心已极。我一直认为第三师是可以完全信赖的。……人们在过去几个月里见到我，一直把袁世凯说成是大局的唯一希望，我真不知道人们现在会怎么想。” 在另一封信中，莫理循又写道：“这整个事件对于袁世凯来说是丟尽了脸。”兵变发生后，驻京外交团团长英国公使朱尔典立刻给袁世凯发去英文密函一件，诘问袁“能否照满清原定各约章程，保护各国人等之生命财产，请即日答覆”。 美国政府驻京代表倡议，“以中国既经共和，而各处尚有扰乱，袁世凯之力实不足以维持大局，拟请各国政府派兵至中国，分别保护”。 袁世凯不得不向外交团致送英文道歉信，表示“保护京师治安，实有重责，今变起不测，各外交团忽受虚惊，不胜歉仄。” 为了维护北京秩序，袁世凯曾试图通过唐绍仪请外兵帮忙，结果又招致外界尖锐批评，认为此举将“致启外人干涉之祸”。

莫理循

袁世凯对其威望受损，内心也是很清楚的，兵变次日见到其次子袁克文后，叹曰：“予练兵三十年，威信一旦丧矣。”

不仅如此，兵变还严重影响到了新政府的借款计划。本来在前清时期，财政就已十分困难，常靠借外债维持。经过辛亥革命后，“全国损耗，尤为不可计数，民生凋敝，达于极点”，而民国初建，“一切建设需费至繁，若求之国内，不独民不能堪，于国家发达前途亦必大受影响”，因此，“一切政费，舍借助外资，别无良策”。 兵变前唐绍仪曾与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议定借款五万万至六万万，分若干期缴付，“第一期已付三百万两矣，迨第二期将届，北京忽起兵变，四国财政团因即止付”。唐绍仪只好转向比国借款，结果又引起四国公使抗议，认为“中国失信”。 此后各国银行团提出“监督财政”等苛刻条件作为大额借款前提，结果袁世凯政府很长时间不能与各国财团达成协议，导致新政府建立之初遭受到了极大的财政困难，加之袁的威望因兵变大受打击，使得新政府在一段时间内实际上成为一个弱势政府。袁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初，之所以极力拉拢国民党人，与他的这种弱势地位是有关系的。

5

结论：从清帝退位到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这段历史需要重写。

袁世凯策划民元“北京兵变”说既然不能成立，那么从清帝退位到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这段历史就需要重写。其中有以下几个过去没有受到重视或遭到曲解的关键问题，应当给予充分重视，并加以纠正：一、应当正视南方在永久首都和临时政府地点问题上所做的重大妥协，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妥协，袁世凯才不会因“争都”而策划兵变。二、应该认识到，袁世凯对南下就职的态度，并非简单的拒绝，而是有一个变化过程。起初因有后顾之忧而不愿立刻南下，其后随着局势变化，逐步变为积极行动，只不过由于袁克定等突然发动兵变而中止。三、袁世凯是新当选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尽早实现南北统一，将其统治权力扩张到全国，是其当时考虑的首要问题。由此高度来解释袁的所言所行，方符合其身份及史实，而不应像以往那样将袁视为一个只关心其在北方统治利益的人物。四、袁克定、曹锟等人之所以要背着袁世凯策划兵变，阻止袁南下就职，恰恰就是因为他们只关心自身前途和既得利益，而不能像袁那样站在南北统一的全局和高度来考虑问题。五、从最终结果来看，袁世凯固然是兵变受益者，但也应该充分看到兵变给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对民初政治的影响。

下面是笔者以概述方式重写此段历史的一个初步尝试。

1912年2月，随着南北双方就清帝退位问题逐渐达成协议，南方开始考虑邀请袁世凯南下商谈南北合一事宜。2月11日，袁世凯向南方发出“真”电，一方面表示“极愿南行”，另一方面又提出北方“军旅如林，须加部署”，另外东三省还未承认共和，“一旦动摇，牵涉各国”，希望南方能够体谅他不能即刻南下的苦衷。2月12日，清帝正式下诏退位，袁世凯立刻将此消息电告南京临时政府。2月13日，孙中山复电袁世凯，表达了要其尽早南下接事之意。当晚，孙中山遵守诺言，向参议院提出辞职。2月14日，孙中山又电告袁世凯，他已向参议院正式提出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推荐袁为临时大总统，“以新总统接事为解职期”。同时对于清帝退位诏书中有由袁“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一语表示不满，请袁即速来宁，并请“举人电知”南方，“畀以镇守北方全权”。陆军总长黄兴及各军队长也纷纷电请袁世凯南下。紧接着，孙中山又发电报，强调“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若果行之，恐生莫大枝节”，请袁“即速来宁，以副众望”。并再次提出：“如虑一时北方无人维持秩序，当可由执事举人，电知临时政府，畀以镇守北方全权。”

此时的袁世凯正面临着重重压力。外蒙已在俄国实际控制之下，取消独立看不到希望；东三省官绅军民拒不承认共和，勤王队首领张作霖并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秘密接触，试图将东三省出卖于日本；宗社党分子除在京城活动外，又纷纷潜往东三省活动，并与日本方面暗中勾结；日本方面也蠢蠢欲动，准备在东北一旦出现动乱，即乘机出兵占领满洲。在京城，袁世凯为了防止清帝退位前后出现秩序混乱，调集大批军队进驻城内外，结果反而加剧了紧张气氛，军队滋扰市面之事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于2月15日回复“咸”电，除了继续表示极愿南行外，再次强调了北方危机隐伏的情形，同时对于南方不能体谅自己的苦衷表达了强烈不满，有“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等带有要挟意味的话语。同日，临时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决定临时政府地点设在南京。孙中山立刻将这一消息电告袁世凯，并告诉袁世凯将派专使欢迎他南下就职。参议院也电袁，请其即日驾莅南京受职。与此同时，在京蒙古王公联合会致函袁世凯，支持其为临时大总统，北方形势稍有缓和。2月17日，孙中山又一次电告袁世凯，如果他不速来，将“恐失各省及军人之信仰”。

面对南方一次次的催促，袁世凯进退两难。一方面，尽快实现南北统一是袁世凯此时考虑的头等大事，他急需通过南行，取得南方信任，特别是取得革命党激烈分子的信任，以便消除统一阻力，同时孙中山在辞职时提出的“以袁公到南京接事日为文解职之期”，也使他不能不认真考虑南行之事；另一方面，东三省仍未承认共和，这成为他南行最大的后顾之忧。2月18日，孙中山将北上欢迎专使及欢迎员名单通知袁世凯，同时表示永久首都可留待“大局既奠”后再“决之正式国论”。2月19日，经过袁世凯方面的反复工作，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终于代表官绅军民发表通电,表示赞成共和，支持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这一重大的局势变化使得袁世凯南行一下子变得柳暗花明。袁立刻在当天将这一消息电告孙中山，并表示自己将取道天津或汉口南下。2月21日，欢迎专使蔡元培等自上海启程北上。同日，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向外界明确释放出了南方不拒绝以北京为永久首都的信息，孙中山也向外界传达出对袁即将南下表示满意，并计划在袁南来后全程亲自陪同，以防激烈分子暗杀袁。

2月26日，欢迎使团到达天津。当天下午，唐绍仪和汪精卫等先行入京，蔡元培等则暂留天津。唐、汪入京后受到热烈欢迎，唐在车站向民政部首领赵秉钧提出，蔡元培等人到达时，应该打开正阳门南门迎接，赵向袁进行了通报，得到袁的同意。当晚，唐、汪见到了袁世凯，表示南方在永久首都和临时政府地点问题上并无成见，但袁世凯需要到南方一行，以收服人心。次日，唐又见到了袁，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意思。与此同时，在天津，各团体代表、各军队，以及许多政治人物，纷纷向蔡元培表示反对迁都南京，反对袁世凯南下。蔡向新闻界表示，他此来对于建都地点“绝不稍存偏私意见”。又向欢迎他的天津官绅表示，如果北方比南方更需要政府坐镇，那么“可请袁大总统南去两星期，以行两总统交替式，然后再来北京组织临时政府”。 2月27日，蔡元培等到达北京，受到各界更为隆重的欢迎。鉴于北方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反对迁都，蔡在与袁会谈时明确表达了“临时政府设于北京或天津无所不可”的意思，只从法理上强调袁必须南下就职，也就是说袁是参议院选出的临时大总统，袁应该迁就参议院，而不能由参议院迁就袁。袁只需要南下两星期，到参议院宣誓就职，完成权力交接仪式，并藉此机会联络南北感情，然后即可北返，而不必常驻南京。

汪精卫

由于南方作了重大让步，同时由于北方局势已大大稳定，袁又急于实现统一，因此双方很快就达成一致，即一旦袁确定留守人员，就南下就职，并初步确定经由汉口赴宁。蔡元培等立刻将此消息电告江苏都督庄蕴宽，并向外国媒体表示“袁之必于二星期内赴宁，则殊无可疑。”王正廷则将此消息电告在武汉的副总统黎元洪，黎又立刻给孙中山发出急电，请他令海军部预先准备军舰，以便护送袁世凯经水路由汉赴宁。然而，袁周围的人并不能像袁那样从南北统一的全局和高度出发来考虑问题，他们更关心袁南下会对自己的前途和既得利益造成怎样的影响。因此，在确定留守人员时，袁遇到了阻力，一时难以决定。与此同时，由袁的长子袁克定牵头，袁的一些心腹幕僚和亲信将领，在欢迎专使北上和袁准备南下的消息传出后，即召开秘密会议，谋划在京城制造骚乱，以达到恐吓欢迎使团和阻止袁世凯南下的目的。

2月29日晚，也就是蔡元培等到达京城两天后，属于曹锟第三镇的一部分士兵突然发起兵变，焚烧店铺，抢劫财物，并且很快就袭扰了专使驻地。从当晚到次日清晨，使团成员陆续逃至六国饭店集中，所带行李尽失。由于兵变发生在夜晚，袁世凯采纳了总统府秘书许宝蘅的建议，没有冒然派兵出营镇压，而是命令其他各营坚守营地，以防未变之兵亦加入抢劫。但由于清帝逊位以来，北方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军队平日纪律涣散，加之存在兵饷被克扣或减发，以及强令剪发等情况，又有宗社党人从中煽惑，土匪亦乘火打劫，结果兵变很快失去控制。3月1日、2日在京城内外接连有多处被烧抢。此后兵变又蔓延至天津、保定等地。鉴于北方局势混乱，袁既要平定叛乱，又要安抚列强，一时难以南下，蔡元培等致电南方，建议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得到南方同意。3月10日，袁世凯遂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兵变使袁世凯成为受益者，但也给袁以沉重打击。由于发动兵变的是袁的亲信部队，这就使袁在国人心目中的威望大打折扣，同时使一直对袁稳定局势的能力深抱信心的外交使团大为失望。袁不得不发出英文信函向外交使团道歉。为了稳定局势，袁试图向列强提出增兵保护北京，结果又遭到舆论尖锐批评。更为严重的是，原本与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达成的借款协议，也因兵变而中止，新政府的建立和运作因此遭遇极大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