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的身体形塑研究（1870—1950)——以“身体的近代化”为中心

来源: 甘肃社会科学

提要：近代中国女性的身体形塑不仅是身体生物性的还原。改造女性身体的“弱种”隐喻是近代中国社会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影响下将“保种强国”目标投射到女性身体上的实践。打造女性身体的“进化”象征既是全球范围内女权主义兴起的结果，更是近代中国一次次政治运动和思想文化启蒙对女性身体的规训。随着全球化风潮和消费主义的兴起，女性开展了对身体“时尚、健康和美”的塑造，国家话语和政治话语在“摩登”符号面前现出弱势。总之，一个近代中国女性的身体承载了那个时代的世界大势，同时又被中国社会的特定需求所改造。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突破为身体史研究奠定了基础。身体不再是笛卡尔“身心二元论”下仅仅具有生物性的身体。诚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的：“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1］27身体是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一种载体。同时，不同于传统历史研究的宏大叙事，新的历史书写开始关注历史进程中的个体，一个个鲜活的“人”浮出水面。正是在这些基础上，身体开始成为历史研究的视角和主题。在身体史研究兴起的过程中，女性主义的理论和视角极大地推动了身体史研究的进程。女性身体作为了解性别意识形态的载体引发了学者们的关注。①

丰子恺的漫画《母与女》用简单几笔勾勒出中国近代女性代际间的差异。在近代中国，女性身体不仅承载了一个时代的性别意识形态，其中所透露出的政治、社会、文化信息也格外丰富。以往，学术界习惯于在民俗学、服饰史的层面解读近代中国女性的身体变化，忽视了“身体”本身也是解读近代中国思想观念、政治生态、大众文化的文本。本文考察近代中国女性的身体形塑，以“身体的近代化”为中心，探讨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态与女性身体形塑的互动关系。

一、提倡天足天乳：改造“弱种”隐喻的女体

改造女性身体的“弱种”隐喻是近代中国社会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影响下将“保种强国”目标投射到女性身体上的实践。

中国女性身体的近代化历程发端于“废缠足”。19世纪末之前，延续千年的中国女性缠足风也曾遭遇质疑和反抗，但囿于传统惯习和政治压力，其影响力十分有限。晚清天足运动拉开了解放中国妇女双脚的序幕。早在戊戌变法，甚至天足运动兴起之前，《万国公报》上就刊登文章宣传缠足之害。这些文章指出，缠足不仅仅“使举止有所不便于行”［2］，“苟或贫穷，则难雇工针织”［3］。妇女的生产力得不到发挥，直接导致“民用空乏而国计困穷”［4］。有些文章还引用医学知识批判缠足使血气不行，“行步艰难，身体软弱”［4］，“无殊残废……所育子女亦难望其强盛”［5］。有的文章因此把缠足上升到“殃民祸国”的高度，提出“缠足乃倾家败国之兆”，且“益增外人之耻笑轻侮，有辱国威”。［4］1883年，康有为联合开明乡绅，在广东南海创立不裹足会。1897年，梁启超在上海创立全国性不缠足组织———不缠足会。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递呈《请禁妇女缠足折》，指出裹足使“血气不流，气息污秽，足疾易作，上传身体，或流传子孙”，“今当举国征兵之世，与万国竞，而留此弱种，尤可忧危矣”，且“令中国两万万女子，世世永永，传此弱种”，“于保民非荣，于仁政大伤”。［6］12－15而梁启超也在《变法通议》中认为应该“拯切肤之隐痛，杜亡种之奇殃。”［7］23－24显然，晚清天足运动受到西方教会和传教士言论的极大影响，其源头则是以“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观点解释社会现象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当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遭遇甲午战败后随之而来的瓜分狂潮，晚清维新志士开始坚信种族优劣与国家强弱的密切关系，坚定地将开展天足运动与强国保种、救亡图存的大目标联系起来。缠足之害从“损生伤人”到“阻碍生产”再到“弱种灭族”，这步步递进的论说是近代女性身体成为“弱种”隐喻的开端。改造女体与保种强国之间的逻辑就此形成。

民国成立后，上至中央、下到地方无一例外地积极推动废缠足，将其作为移风易俗的重要指标。到抗战爆发前，不能说全国范围内的缠足风气都已禁绝，但缠足不再成为人们顽固坚守的风俗。然而，缠足的“弱种”隐喻并没有伴随天足运动的深入而自然消失。晚清“弱种亡国”的社会记忆和话语逻辑仍然时不时地出现在民国时期。在天乳运动兴起的背后，就有来自“弱种”隐喻的嫁接。

李寓一在《近二十五年来中国南北各大都会之装饰》中写道：“近日妇女不缠足而缠胸，此亦陋习，青年女子，用一种背心将胸部紧束，其意盖恐乳部露出。”［8］12清末民初，以上海为代表的大都市里，女性开始用束胸的方法配合日益流行的紧腰修身的上装。束胸甚至成为区分城市女性和“村下婆”的标志。束胸行为的流行引发了社会对女性身体的又一轮关注。1915年，《妇女杂志》创刊号提出“伤足为人身之害犹小，伤胸及肺为人身之害更大而深”［9］，将束胸之“罪”凌驾于缠足之上。1920年，上海《民国日报》从生理学角度分析束胸之害，提出束胸伤肺，“肺伤则甚易酿成肺痨病，腹胃也受影响，生命即易夭逝”［10］。1925年的《广济医刊》第二卷第十号上刊登文章《不束胸的四大优点》，指出不束胸可以救国家。“乳为婴儿之主要营养品，乳部不发达，则乳汁必缺乏；卒之应（影）响婴儿之身体，结果终成弱小之民族。所以欲解决支那病夫之弱点，唯有希望束胸之女同胞实行解放，以达民族之强盛。”［11］留洋归来的胡适、张竞生等，也通过各种渠道发表反对束胸的言论。如1927年，胡适就将反对束胸的言论搬到中西女塾的毕业典礼上，疾呼“中国现在的女学生，将来都不配做母亲，是种族上一个很大的问题”。［12］除此之外，1926年9月的《一般》杂志、12月的《新文化》创刊号、1927年3月的《晨报》副刊等都对女子束胸进行批判，呼吁解放乳房。应该说，反对束胸的既有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也有在中国社会普及生理常识的专家，但相较之下，最有力的言论仍然从“保种强国”出发。这是女性身体“弱种”隐喻的再现，其特征和逻辑与天足运动时期废缠足的话语如出一辙。

终于，在大城市纷纷批判束胸、倡议妇女解放乳房的氛围下，广东爆发了“天乳运动”。1927年7月，国民党广东省代理民政厅长朱家骅在省政府委员会第33次会议上递交禁止妇女束胸的提案，指出“比缠足为甚者厥为束胸”，“轻则阻碍身体之发育，易致孱羸，重则酿成肺病之缠绵，促其寿算。此等不良习惯，实女界终身之害。”鉴于此，朱家骅限令全省女子在三个月内废除束胸，以“强吾种者强吾国”。［13］广东的“天乳运动”在全国引起一定的反响。1929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内政部会令各省教育厅、民政厅查禁女子束胸，提出“乳部因经过长期间之束缚，于生男育女，关系极巨，影响所及，足致民族于衰弱地位，其为害实倍于缠足、束腰。”值得注意的是，这份训令最后指出：“查妇女缠足、束腰、穿耳、束胸诸恶习，既伤身体，复碍卫生，弱种弱国，贻害无穷。”［14］可见，引发女性身体“弱种”隐喻的不仅是缠足和束胸，束腰、穿耳等也足以引起重视。这固然是封建时代女性身体“污名化”倾向的残留，却也再度验证了近代中国社会将“保种强国”的目标投射到了女性身体上。

二、女版“剪辫易服”：打造“进化”象征的女体

打造女性身体的“进化”象征既是全球范围内女权主义兴起的结果，更是近代中国一次次政治运动和思想文化启蒙对女性身体的规训。

清末民初，中国女性，乃至中国社会对自由、平等、文明的向往在女性服饰风尚上得以充分体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女性服饰出现了几个新的趋势。其一，尚西服。进入20世纪后，伴随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引进和留学女性的归国，身着西式服装的女性成为“文明进化”的典型。加上简洁轻便的特点，西式女装逐渐受到中国女子的青睐。其二，尚男装。20世纪初的中国街头，常常可见身着男装的女性。秋瑾就曾表示：“我对男装有兴趣……我实在想具有男子那样坚强意志，为此，我想首先把外形扮作男子，然后直到心灵变成男子。”［15］64女社会活动家张竹君也常是一身男式西装打扮。这种“由外而内”实现女性自觉、男女平等的想象是近代中国女权运动特有的现象之一。其三，尚职业装。20世纪初，出于标榜女性职业、提倡女子进步的目的，一些有识之士提出衣服与职业、身份相称。当时，中国社会鲜有职业妇女，人数相对较多的女学生群体当仁不让地引领了女性服饰的潮流，女学生装赫然流行。［16］

清末民初，在女性服饰变革追求“进化”特征的同时，另一项更易引发争议的改造运动在中国女性身体上悄然发生，那便是剪发运动。

汉族自古以来信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无论男女对头发都是不剃不剪。辛亥革命前后兴起的男子剪辫风潮，既是对西方男性不蓄辫的“文明”形象的模仿，也带有强烈的反满意味。和男子剪辫不同，1903年，金天翮在《女界钟》中第一次提出女子剪发，［7］333并将“盘髻”与“缠足”并立为“女子娇惰腐败”的源头。在他看来，“今四方志士知识进化，截发以求卫生”，“女子进化亦当求截发始”。［17］17－18近代中国女性对剪发的第一声“响应”受到辛亥革命和男子剪辫的激励。辛亥革命期间，一些妇女加入战斗，费时地盘髻有碍快速行动，加上男子纷纷在革命成功后剪辫，于是“各省光复后，女同胞请愿北伐，娘子军为国捐躯……她们一班姊妹们，对于剪发也是极赞成的”［18］。1912年，上海《女学生杂志》刊登《女子剪发问题》一文，提出“剪发一端，有利而无害。”部分女学生开始接受女子剪发与“一省时间、二省妆饰、三省衣服”［19］之间的逻辑关系。

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女子剪发运动的高潮。1919年底，有女性指出，长发是现代女性的负累，“因为长头发洗时顶麻烦，洗了还要等它干，干了，还要梳，不但洗头费我们的时间太多，就是梳头也费我们不少的时间”，而男人剪短头发，快捷了当，令妇女相比之下大为吃亏。“现在女人的地位是同男人一样的，男人所能做到的事，女人没有不能的”，所以应该剪短头发。［20］毛飞在1920年3月30日的上海《民国日报》上提出，中国女子剪发可以“引起各国妇女注意及取法，表示中国妇女的毅力及人格，提高中国妇女在世界的位置及自觉的决心”。［21］在女子剪发问题的讨论声中，许多女性积极参与到剪发的行列中，尤以女学生为先锋。五四期间，湘福女中的杨开慧、王佩琼［22］82，桃源女师的王剑虹、丁玲、王一知［22］229以及在四川“一个中等女子技术学校”就读的秦德君［23］372等人，都是最先实践剪发的女性。1920年5月，薛慧卿在广州大塘街设立女子剪发社，“赞成入社者已有三十余人”［24］。几乎同时，一致赞同剪发的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也相继减去了三千烦恼丝。［25］1920年5月以后，号召妇女剪发的呼声高涨，报刊上甚至出现了呼吁妇女们“快剪!快剪!!快快剪!!!……不如爽爽快快的剪去了头发，可以不要梳发”［26］。不过，即使在五四时期，剪发运动仍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到1920年10月，社会上关于剪发的讨论沉寂下来。惠权在10月12日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再论女子剪发问题》，检讨妇女不剪发的原因有家庭阻扰、社会讥笑、习惯因袭、外人未剪、男女无别、有碍卫生、不美观。［27］诚如毛飞所言：“这次女子剪发，比辛亥年男子的情形不同。因为那一次是政治上的压力强迫剪的”，这回女子剪发有三个难处“无政治的压迫、无满清的刺激、欧美的妇女没有剪发”［28］。

女子剪发普遍化是在1925年后。1925年，欧洲妇女剪发之风大盛，发式也愈剪愈短，“露出耳朵，露出头型，露出颈部，短得和男人一样”，“女界断发之流行，以巴黎为根据地，风靡欧洲，今将及全世界”［29］。果不出所料，《新上海》杂志1926年统计，当年上海盛行女子剪发，“占千份之二十。二十份中，女学生实占其七。”文章预计“明年，将操（超）过今年剪发女子千份之五十”。［30］从中西女塾1933年的统计来看，1926、1927年确实是民国成立以来，女学生实践剪发的最高峰。［31］诚如曙山在《女子截发考》中指出：“现代中国的女子截发之为普遍化，纵不是受欧战之后的‘西风东渐’的影响，亦必是自民国十四年以来的北伐高潮的产物；或许还是由于这两种潮流之相激相荡，卷起波澜，终于才有这么四处泛滥的猛势也未可知。”［32］1925年五卅惨案后，各地爆发罢工罢学运动。妇女们再一次联合起来，上街示威游行，很多人剪发以示其战斗到底的决心。1926年北伐开始，“学生军中，女子也可加入队中，着同样制服……女子武装也与男子一样；因为三民主义是主张男女地位平等的”［33］，呼唤“女子服兵”的口号更是此起彼伏：“有作为的女界呵，快快的效班定远的投笔从戎，莫尽坐着呻吟痛苦吧！”［34］于是许多女子截发加入军队。谢冰莹在《女兵自传》中提及，当时的男军长认为最要紧的事情是女兵“要把脸上的胭脂粉洗得干干净净，不要留一丝痕迹在上面，头发一律剪短”。［35］76难怪后来有人评价道：“辛亥革命革去了男子的辫子。1925年到1927年的革命革去了女子的髻子。”［36］显然，近代中国女子剪发运动的兴起和蓬勃既是女权观念兴起、女性奋起追逐的结果，更是近代一次次政治运动和思想文化运动对女性身体的规训。“独立自觉”和“投身革命”恰恰是近代话语下中国女性“进化”的最重要的表征。

三、烫发、旗袍、高跟鞋：塑造“摩登”符号的女体

随着全球化风潮和消费主义的兴起，女性开展了对身体“时尚、健康和美”的塑造，国家话语和政治话语在“摩登”符号面前现出弱势。

年鉴派大师布罗代尔认为：“一部服装史所涵盖的问题，包括了原料、工艺、成本、文化性格、流行时尚与社会阶级制度等等。如果社会处在稳定停止的状态，那么服饰的变革也不会太大，唯有整个社会秩序急速变动时，穿着才会发生变化。”［37］3671912年10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颁发了民国第一个服饰法令———《服制》，以衣冠“昭名份，辨等威”的中国传统制度与惯习被逐渐打破。社会秩序的急速变动和等级差别的淡化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服饰时尚的大变革奠定了基础，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改良旗袍的出现。

五四之后，汉族女性开始尝试穿袍。［38］张爱玲在《更衣记》中提到:女人穿上长袍，“不是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39］288旗袍复兴之初带有浓烈的女权色彩。在模仿男子装束的诉求之下，这一时期的旗袍刻意保持了宽松修长、高领窄袖的无性别特征。1925年，一种经过改良的新式旗袍诞生。这种旗袍，最初是以短袄外面的长马甲代替了长裙。1926年，长马甲同短袄合并，就有了改良旗袍的雏形，上海《良友》杂志称之为“旗袍马甲”。［40］1929年，受欧美短裙流行潮流的影响和女学生装的需要，旗袍摆线“几近膝盖”，大大方方地露出美丽的小腿，充满时代气息。［41］20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制定“服装条例”，规定女子服饰一为短上衣、单裙，一为长身旗袍。［42］正是有了“制度保障”，进入30年代后，旗袍盛行一时，奠定了它在女装舞台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成为各种年龄、职业、身份、阶层的民国女子一年四季、不同场合的标准装。

张爱玲在《更衣记》中将20世纪20至40年代的旗袍时尚描绘为从“严冷方正”“清教徒的风格”向“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勾”转变。［39］288时尚并不仅仅是某种大众或精英风格的产品，它还包括某种引导大家接受或消费某种风格的美学观念。［43］5530年代，当已经成为民国女子身体标准像的旗袍遭遇西方社会“以自然为美”的人体审美观念后，“裸露”和“曲线”成为服饰时尚的关键词。30年代初，中国时尚中心的上海流行短旗袍，下摆长度至膝，袖长及肘，小腿和小臂显露无遗。1934年后，旗袍下摆倒转一百八十度，开始流行“长”，开衩也更高，腰身也更窄，充分显示女性的“曲线美”。30年代中后期，领的高度是“先扬后抑”，高到直达耳根，修饰了脸型，然后逐步“退化”到无领；袖子同样先短后长，最后发展到无袖。［41］颈项和手臂在时尚潮流中若隐若现。30年代起，一种材质轻薄的旗袍开始流行，将“露”“透”发展到了极致。时人撰文指出：“在上海，一般小姐与少奶奶之流，一到夏天，却非穿着蝉翼似的薄纱，全裸着两腿，使冰雪肌肤，如雾里庐山，隐若可见，才算得第一流‘摩登’”。［44］

表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40年代末旗袍款式的变迁

资料来源：参考于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第535页；吴昊：《中国妇女服饰与身体革命（1911—1935)》，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第282页。

30年代末，旗袍从结构到裁法都更加西化，胸省和腰省的使用更凸显了女性的人体曲线。早在1920年就有人指出：“人体美为古代希腊人之妍，以为乳部曲线最美”，“人类都有自然的美，为什么要矫揉造作呢？胸部发达，正是妇女自然美的特征，为什么要束住它呢？”［45］这种对身体健美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天乳运动的发展，但关键问题是要解决女性在解除束胸后两乳下垂的问题。早在天乳运动前，胸罩已经在中国社会出现。当时，胸罩被称为“义乳”。1926年，刚创刊的《良友》杂志做了一期介绍欧洲女性如何使用胸罩的专题，立即在上海摩登女郎中引起轰动。善于发现商机的沪上各大百货公司里，很快就出现了这一新奇的“舶来品”。1927年8月（20日、24日、31日）和10月的《北洋画报》分四期刊登了四幅西方女性穿戴胸罩的图片，着力介绍了这一“西洋发明”美观大方又能保护双乳发育的优点。［46］但真正让中国女性克服羞耻感而接纳这种西式内衣，一直要到30年代后期。出演过《三个摩登女性》《新女性》等经典影片的阮玲玉是最早穿戴胸罩的中国女性之一。她佩戴胸罩、身着旗袍的形象通过电影这一媒介，立刻引发众多影迷对义乳的推崇。1935年，《中华》杂志第38期的封面上，有“美人鱼”之称的泳坛名将杨秀琼穿上了新式两节式泳装———上面是胸罩，下面是短裤，立刻引起时尚界的关注。正是在这些社会名流，特别是文体明星的示范下，中国女性的身体曲线得以自信展现。

如果说，作为满族女性民族服装的旗袍，其复兴表征了民国成立后反满思潮的衰退，也体现了民国女性对男女平等的追求。那么，20世纪30年代后旗袍的一年一变，就是时尚力量对国家话语和政治话语的消解。近代以来，“奇装异服”曾不止一次引发中国社会的焦虑，但随着全球化风潮和消费主义的兴起，时尚以破竹之势冲破保守观念的束缚，作用于女性身体的塑造。身着改良旗袍的女性开始模仿西式女装的配饰系统。修长而收腰的旗袍之内不再穿裙或裤；旗袍之外配以裘皮大衣、西式外套、绒线衫、背心等，加上烫发、珍珠项链、皮包、透明丝袜、高跟皮鞋。一个以改良过的中国传统女装———旗袍为主干、配以西方服饰系统的女性身体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都会“摩登女郎”的典型形象。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后开始流行的高跟皮鞋，几乎成了与旗袍相配套的装束，从电影明星、职场丽人、女大学生到家庭主妇，穿着极为普遍。同样，继剪发之后，30年代的中国大中城市开始流行烫发。高跟鞋和烫发的流行是对天足运动和剪发运动的反讽，进一步见证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家话语和政治话语在“摩登”符号面前的弱势。

四、结论

近代中国女性身体形塑的动因离不开生理科学常识的普及。如果说天足运动兴起之初，人们对于缠足危害的认识还是从传教士那里间接获得的。那么到了天乳运动兴起时，人们关于束胸对人体的危害已经有了基本而理性的认识。但近代中国女性身体形塑的深层原因并非身体生物性的还原。

近代中国女性身体形塑的第一个阶段是改造“弱种”隐喻的女体。黄金麟在《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中提出“身体的国家化”概念，认为近代中国人的身体生成受到资本主义兴起和民族国家形成的影响，又被19世纪中叶后危机日深的历史局势所左右。［47］31－36在近代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支配下，晚清的有识之士形成了“改造个体才能改造国体，救亡图存是国家目标也是身体目标”的认识。于是，厉行禁烟、变更学制、培养军国民，某种程度上都是建诸身体之上的救亡图存。和社会巨变时将道德沦丧的焦虑投射到女性身上一样，当社会危机出现时，“身体的救亡图存”运动也迁移到历来被排斥在人力资源之外的女性身体上。在生育问题女性化的历史观念下，女性与国民体智的关系变得格外密切。天足运动和天乳运动的兴起，尽管有来自近代生理科学发展的因素，但更多的还是源于“救亡图存”的话语。女性的脚和乳房成为国家公有的资源。

近代中国女性身体形塑的第二个阶段是打造“进化”象征的女体。女性“进化”的首要标志是“独立自觉”，这是近代全球范围内的女权主义兴起带给中国女性的福祉。需要指出的是，一直以来，我们的学者往往想当然地将废缠足、倡剪发、改革服饰等实践归入妇女解放运动的成果。在他们看来，伴随女性职业的增加以及女性活动空间的拓展，缠足、发髻和宽大的外衣影响了女性的工作和活动而日益遭到女性的抛弃。加之经济独立使女性获得了自主消费的能力，也就有了追逐时尚的资格。应该说，我们不排除职业和收入使女性对自己的社会身份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信。但鉴于近代中国职业女性人数有限、劳动层次普遍不高等情况，近代中国女性的身体形塑与女性经济地位上升之间的关联，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密切。如果说“独立自觉”是近代话语下中国女性“进化”的终极目标，那么，“投身革命”就成为近代中国女性“进化”的实现形式。当女权主义与辛亥时期、五四时期或大革命时期的国家话语和革命话语相遇，便迸发出了打造女性身体“进化”象征的无穷能量。近代女子剪发运动的几次高潮就是很好的证明。

近代中国女性身体形塑的第三个阶段是塑造“摩登”符号的女体。从身体史视角来看，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或社会空间下的女性身体形塑都会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国族存亡固然是近代中国女性解放运动背后的主要动力，但却非女性生命经验的全部。”［48］361大都市的生成、商业文明的发达和消费文化的出现等，都会对女性的生活经历与生命体验产生影响。伴随全球主义、消费主义和现代性的崛起，女性与时尚的关系更为密切。行政命令、社会运动对缠足、束胸、发髻进行遏制，固然能起到一定效应，但敌不过时尚在人们大脑中所形成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消费文化所强调的是“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49］165。尽管在男权中心意识和消费主义风潮影响下，女性的身体形塑带有明显的商品性和消费性。但女性也充分利用消费主义风潮展开自我建构，拥有了自我表现的空间。对于“时尚、健康和美”的追求，是其主体意识增强的表现，折射出社会性别关系的变动和重构。至于旗袍，“东方的服装，长襟大袖，并不见得怎么不适体，这就表现着东方文明中笼统和混沌这些精神。西方的服装，每人依着各自的线条制裁，务求其十分贴切，这就表现着西方文明中的个人主义和科学精神”。［50］有人因此认为，改良旗袍是一种西方文明在东方的折射。这种在东西文化取向上的犹豫不决，何尝不是近代中国社会生态在女性身体上的投影。

总而言之，一个近代中国女性的身体承载了来自那个时代的世界大势，同时又被中国社会的特定需求所改造。当一个天足、短发、身穿旗袍的女性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近代女性，而是一个承载并融合了中西方政治、社会、文化元素的特殊个体。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身体史为历史研究找到了一个全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