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山西近代史不可绕过的人物

作者: 王秉福

近年来,我在写作地方志书、翻阅资料时,翻到了一位名叫李提摩太的外国人。起初,我只是大概知道他与光绪初年在山西赈灾有关。然一位外国传教士为何在中国赈灾中如何卖力,甚至不惜生命呢?于是李提摩太成为我阅读中国近代史资料时关注的重要人物之一。随着读史的深入与研究,李提摩太终于逐渐突破历史的尘封浮出水面,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李提摩太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1870年2月的上海码头,人员稀少,寒风凛冽,停靠的大船只有几艘。整个码头死气沉沉,一片冷荒。这时,一艘英国轮船亚克力号,冒着黑烟,缓缓驶入码头。甲板上站着一位二十出头的英国青年,疲倦的脸上透出到达目的地的喜悦,两只有神的大眼睛在注视着东方这座世界闻名的大都市,他想着以后就要长时间地在这块土地上工作和生活了,心里非常激动。船靠岸后,在岸上等候迎接的人,将这位英国青年接上了汽车。汽车驶出码头拐了个弯,向市内英租界驶去。

这位青年就是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出生于英国东威尔斯的一个农民家庭。1895年,他先后在斯旺西师范学校和哈佛福韦斯特学院读书,读书时加入耶稣教,这次来中国是受英国浸礼会的派遣,以传教士的身份,在东方这块神奇的土地“传播上帝的福音,拯救受苦受难的众生。”

李提摩太这次中国之行真可谓任重道远。他乘英轮于1869年11月,从英国的利物浦出发,穿过英吉利海峡,进入大西洋海域;然后经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之后走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再走曼德海峡,进入印度洋海域;接着走马六甲海峡,进入南中国海;之后经台湾海峡到东海,最后到达上海。100多年后的今天,从英国到中国基本上还走这条航海线路,大约需要23—30天时间。但是,当年李提摩太所乘的轮船足足走了三个月,到1870年2月才到达上海。

年轻的李提摩太,100多个日日夜夜吃住在轮船上。四顾茫茫大海,经受着孤独和苦闷的煎熬和狂风暴雨海啸的袭击,有时还得忍受淡水短缺、补给不到位的生活困难。尽管上帝在心中,但也难以解决漫长航海行程中的艰难苦困。

然而,李提摩太面对苦难行程却没有闲着。他利用这段时间,向翻译、水手和船上的中国客人,刻苦学习汉语。有耕耘就有收获。经过三个月的虚心求教、刻苦学习,李提摩太掌握了二百一十四个汉字的部首、,学会了简单的汉语对话,为下一步在传教中与中国老百姓沟通打下了基础。

李提摩太到达上海后不久,被浸礼会分配到山东传教。浸礼会原来在山东,有一名传教士负责山东境内的传教。但这位传教士不幸染病身亡,这样李提摩太就成为浸礼会在山东传教的唯一成员。当时,有些教民自恃高人一等,与普通百姓发生了争执,传教士总是向着教民,官府也不敢惹传教士,因此中国人对外国传教士的印象非常厌恶。李提摩太深感如果教会不与当地百姓处理好关系,就等于在传教布道的道路上设置了最大的障碍。

于是,他在传教时,把与当地居民处理好关系摆在重要位置,在处理教会教民与其他民众的争执时,尽量做到公正合理,赢得了当地居民和官府的好感,传教工作得到了拓展。

1876年到1878年,中国北方五省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百姓死伤无数,李提摩太将赈灾与传教结合起来,身体力行,全心全意赈灾,把从外地募捐来的三万两白银,全部用于赈灾,受到山东百姓与清廷的赞赏。

李提摩太夫妇

义和团又称义和拳,是19世纪末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农民运动,其主要是针对西方侵略者以及在华的代表势力,是具有强烈朴素爱国主义思想的完全民间自发暴力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和延缓了殖民化的进程。但义和团在打击外国侵略者时,表现出偏狭、排斥和仇恨,常有强烈的迷信落后色彩,对外国传教士和教民,不分青红皂白,进行屠杀。

义和团起于山东、河北。然山西却是在义和团运动中死人最多的省。为何如此,这主要是由于山西巡抚毓贤的原因。毓贤未来山西之前是山东巡抚。在山东时,毓贤将义和拳、大刀会等组织统一组建为义和团,并领导义和团屠杀传教士和教民。

一个省部级官员公开组织民间武装屠杀传教士,洋人岂能善罢甘休!清政府迫于外国压力,将毓贤撤职。但不久,慈禧又任命毓贤为山西巡抚。毓贤主政山西后,将山东的义和团带到山西,鼓动山西成立义和团,并对义和团又给钱又给物,又接见勉励,直接领导和支持义和团屠杀传教士和教民。

1900年6月,毓贤下书全省各地,谎称开会,将全省近200名传教士集中到太原进行了屠杀。不仅如此,还屠杀教民及家属一万多人,焚毁教堂和医院200多所,烧拆房屋两万余间。山西省成为义和团运动中杀死人最多的省份。

清政府战败后,八国联军要求严惩屠杀传教士和教民的凶手。9月,毓贤被撤职充军流放新疆。对于这样的一个凶手,列强岂能放过。当毓贤行到兰州时,被奉旨就地正法。

几百传教士和上千万教民的惨死,洋人岂能轻易了事。清廷对此也束手无策。于是,由李鸿章出面,邀请李提摩太赴山西,帮助清政府解决山西教案。李提摩太来太原后,使出全部精力,帮助山西地方政府在在较短时间内妥善解决处理了教案问题。

为何山西会发生如此惨案呢?对此李提摩太陷入了沉思。经过一段时间的梳理和思考,他认为,除了其他一些原因以外,最基本的原因是,多少年来,国家闭关自守,百姓受不到教育,更不知目前西方各国推行的民主,自由,博爱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要改变愚眛就得办学。于是他给李鸿章写信,建议从给英国赔款中拿出50万两白银,每年5万两,以十年为期,在太原建立一所西式大学。这个建议获得李鸿章的支持。

得到李鸿章的支持,李提摩太非常兴奋。1901年7月9日,李提摩太派出耶稣教传教士叶守其,敦崇礼、苏慧廉等九人,由清兵护送到达太原,商量开办中西大学堂有关事宜。然而,山西巡抚以“民穷财尽”提出异议。

李提摩太以坚定的信念,不厌其烦地决心,游说于京城大员之中,得到他们的支持,征得了皇上的同意,于洋务局签订了《晋省开办中西大学合同八条》。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于1901年正式开办。为了使先进的科学技术迅速传播,李提摩太又赴上海成立了山西大学堂译书院,为山西大学堂编译和提供西学教材。1908年,李提摩太重访太原时,受到省城2000多名大中专院校师生的热烈欢迎,他在太原将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管理权移交了山西地方政府。经过不懈的努力,李提摩太实现了他在中国,尤其是山西组建大学的梦想。

山西大学的李提摩太雕像

光绪即位后的三年(1875年—1877年),我国北方地区遭受前所未有的三年大旱。北方诸省,山西尤烈。山西巡抚曾国荃在给朝廷的奏报中言“晋省遭荒旱……赤地千里,饥民五六百万之多。树皮草根,莫不饭如殆尽,且多控观音土泥以充饥者,苟延一息之残喘,不数日间,泥性大发,腹破肠摧……”大旱三年,只要能填饱肚子,人们已经将能吃的收刮干净。实在无物可食,忍无可忍,在山西各地竟出现了人食人的现象。卖人肉,吃人肉者,比比皆是。有吃死人的,也有吃老婆孩子的。山西简直成了人间地狱。

晋祠赤桥村举人刘大鹏先生《退向斋日记》中记载:“太原县(晋源区)晋祠一带边山,饥饿病者十之八九,平均饿死者十之六七。”笔者的老家晋源区姚村,光绪三年大旱前,有500多户。大旱三年之后,饿殍载道,十室九空,人口锐减。由500多户减至200多户。

1875年前,山西全省人口1716.9万,大旱之后,全省人口剩下880.7万,损失了818.3万,损失率高达47.7%。最惨烈者为蒲州,人口损失率高达75%以上。

不仅如此,据史料记载,山西境内有30个县州出现了狼群聚集的异常活动。狼属于犬科动物,是食肉动物中的猛兽。狼群的异常聚集与当时遍地都是死人有直接的关系。狼群最早聚集食人的地方是晋南,这与此地在大旱年间,死尸遍地,无力掩埋有关。根据有关县志记载,临汾、汾阳、寿阳、清徐、交城、离石等县,“狼三五成群,白昼食人”。山西临县在一年内被狼伤了的就达4000余人。后经组织人员,剿狼200余只,狼患方息。

正当山西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时候,远在山东省赈灾的李提摩太得知山西灾情特别严重的情况,他毅然向清廷提出申请,到山西赈灾。清政府很快批准李提摩太的申请。

1877年农历11月初的一个寒冷的早晨,李提摩太告别同事,怀里揣着直隶总督李鸿章开出的特别通行证,骑着一头骡子,踏上了赴山西的艰难行程。从山东到山西,一路之上,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有几次,他所骑的骡子险些被灾民抢去充饥。走了20多天,李提摩太终于到达了山西。

一入晋地,展现在李提摩太眼前的是赤地千里,死尸遍野。饥饿者倒在路边挣扎着,连说话的声音都没有。村庄、集镇、县城毫无昔日的生气,都是死气沉沉,万籁俱寂。李提摩太仿佛走进另外一个时空。李提摩太骑着骡子,迎着刺骨的朔风,在月末的一天,终于到了省会太原府。太原府的情况也非常糟糕,赈灾的粥棚前人山人海,哭喊连天;大街小巷,死尸随处可见。他首先拜见了巡抚曾国荃。

此时曾国荃已接到清廷密令,命他密切注示李提摩太的一举一动。所以曾国荃对李提摩太的到来很不友好。李提摩太对此愕然。然而他还是将路上所见所闻给曾国荃做了汇报,并向曾国荃提出了赈灾三条建议:一、鉴于目前情况,应紧急疏散灾民到关外自谋生路。关外地广人稀,山高林密,飞禽走兽遍地,灾民去后,可种田,狩猎,采山货维持生活。二、山西山多,交通不便,给经济发展、互通有无带来了诸多不便。应当上奏朝廷,凑集资金,修建铁路,带动经济发展。三、请求政府号召各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山西灾区进行募捐。不仅如此,他还给各地的传教士写信,请他们为山西灾区募捐。曾国荃认为,李提摩太在作秀,收买人心。李提摩太一气之下,大年初二便骑着骡子对山西进行了半月的考察。他从太原出发,经榆次、太谷、平遥、介休、洪洞、临汾,直至最南面的蒲州,一路隐忍揪心,惨不忍睹。十四天后,李提摩太回到太原。

最令人佩服的是,李提摩太回到太原后,立即给远在伦敦的浸礼总会和伦敦市的市长写信,告诉他们中国山西灾区的严重程度,请他们在英国为山西募捐。伦敦市长被李提摩太的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所感染。他立即成立了募捐委员会,亲自任委员会主任,积极开展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收到捐赠白银十二万两。伦敦市长急忙将募捐之银由轮船送往中国。十二万两白银到达天津港口后,李鸿章派兵押送这十二万两白银安全到达太原。李提摩太又及时将这些银子根据情况,送往灾民手中。与此同时,他又向各地的传教士管理机构写信,调来不少的会治病的传教士为灾民治病。事后统计,经李提摩太赈灾救助的家庭有十万户,得到救济的人有25万之多。

李提摩太在赈灾中所做的贡献,得到山西人民的高度评价,也得到了清政府的高度认可和奖赏。清廷封李提摩太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珠,并浩封三代。

中国最早的报纸大概属唐朝的‘邸报’,这可能是封建王朝最早的机关报。宋、元、明、清也都发“邸报”,此报由政府有关部门发布。邸报的内容归纳起来即是:皇帝诏书、命令,政府的法令、公报,皇室动态,关于官员的任免和各地官员给朝廷重要的奏章。这些邸报都是给各级官吏看的,与广大百姓无缘。

我国最早出现的报纸,都是由教会和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从1815年到本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共创办了200种中、外文报纸,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90%以上。比较著名的有:

《遐迩贯珍》,月刊,1853年—1856年

《六合从诶》,月刊,1857年—1858年

《中外新报》,半月刊,1858年—1861年

《中外杂志》,月刊,1862年—

《中外新闻七日录》,周刊,,1868年—1907年

《万国公报》,月刊,1868年—1907年

这些报刊虽然保存着宗教的栏目,但宣扬的宗教味儿并不浓厚,而是以介绍西方各国近况,商业信息和新闻评论为主。众报刊中,李提摩太主笔的《万国公报》最具有代表性。

《万国公报》是李提摩太主持的广学会的机关报。广学会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参加广学会的有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的传教士。《万国公报》创刊于1868年,它先后出版近四十年,累计近1000期,是外国传教士所办的中文报纸中历史最长、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一家。

万国公报

《万国公报》在李提摩太和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的主持和编辑下,主要宣传“西学”。他们在每一期《万国公报》的扉页附印一行说明,明确办报宗旨:“本刊是为推广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家教、计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李提摩太担任广学会督办长达二十五年之久,《万国公报》在其领导下,对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政治制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先进理论及领军人物做了大量介绍,给中国当时的沉闷局面带来了新清空气,启迪了人们的思想,受到清朝大部分官员和高层知识分子的欢迎。李提摩太先后写作和编译了百余部书籍和十余种中外报纸,对传播先进科学知识,改变人们的旧思想观念,宣传维新变法起到了积极作用,功不可没。

李提摩太在普及科技知识的同时,坚持三年,每月向大清的官员们进行一次科普讲座,他的讲座受到热烈欢迎。他讲的主要内容有:

一、哥白尼发现的天文奇迹。

二、化学奇迹。

三、机械的飞速发展(车床及各种工具)。

四、蒸汽的奇迹。

五、电的应用(照明,动力传输)。

六、光的奇迹(幻灯,照相机)。

七、医药学与外科的奇迹。

李提摩太不仅积极介绍宣传科学知识,而且非常热爱科学并身体力行。他在山西赈灾时,看到山西黄土高原沟壑纵横,交通不便,给赈灾带来困难,就想到了发明飞行器。李提摩太在回忆录写道:“我从来没有怀疑人们发明飞行器的可能,尤其是中国人对风筝很有兴趣,他们的某个人发明飞行器是很有可能的。他不仅如此想象,而且身体力行,他根据昆虫翅膀飞翔时发出的声音,计算了它们每分钟的煽动次数。李提摩太这种科学设想,比莱特兄弟发明飞机还早二十年,可见其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热爱和痴迷。李提摩太介绍宣传西方科学技术及其对清朝要员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等影响很大。为中国日后的维新变法打下基础。

李提摩太不仅把西方的宗教介绍到中国,而且把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理念、教会制度、社会风俗、新闻报纸等带到了中国。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在中国首先鼓吹维新变法,这犹如在封闭、沉闷、死寂的国度中,吹进了缕缕清风,吹散了不少阴霾,让人们看到前途和希望,对中国社会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

他首先在《万国公报》陆续发表几十篇介绍西方社会改革的文章,同时大量撰文鼓吹,中国社会只有维新变法,只有向西方诸国学习才是唯一出路。他还对中国的维新变法,尤其是对政治、外交、教育、贸易等方面提出了不少改革方案。1892年,李提摩太接任“广学会”会督后,把维新变法的目标明确对准了“开启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思想。”将出版的《万国公报》的广泛向清廷的高级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赠送。李提摩太鼓吹维新变法,得到了清廷高级官员如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左宗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强有力支持。在鼓吹维新,推动变法的过程中,李提摩太与这些人都成为朋友。后经李鸿章引荐,,光绪皇帝接见了李提摩太。并准备让李提摩太担任自己的顾问。但此事耽搁了三天,光绪帝就被囚瀛台,李提摩太担任顾问之事流产。事后不久,李提摩太却被慈禧太后聘为顾问。

李提摩太积极推动并大力参与维新变法运动,功不可没,有其积极的意义,但也有局限性。因他的活动是在西方列强对中国殖民的环境中发生的,因此他在文章中以及和清廷高级官员交往中,经常表现了“强势文明”的优越感。他多次提出“给某外一国处理中国的对外关系的绝对权力”,“由该国的代表控制中国的矿山、工业、铁路等各个部门”。这是典型的殖民主义观点,也是他改革方案和倡议最终失败的根本所在。

李提摩太不仅将宗教、科学技术、社会风俗、新闻报纸、政治理念带到中国,而且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介绍到中国。他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

1898年李提摩太在上海出版《泰西民法制》。此书是英国人克卡普《社会主义史》的中译本。该书介绍:“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史中最著名和最具势力的人物,他及同心朋友恩格斯都被大家认为是科学和革命社会主义的首领。这一派在文明中都有代表,而大家对于这一派,认为是社会主义中最可怕的新派”。

李提摩太不仅出版图书介绍马克思,而且也在报纸上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1899年出版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大同学》第一章中提到并简单地介绍了马克思及其学说:“其为人领袖著名者,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五洲,实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君济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穷至此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也”。

这里援引的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这也是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

《万国公报》封面

《大同学》不仅在《万国公报》刊载,而且还出了单行本。单行本中介绍道:“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马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斯”。并说:恩格斯有言:“贫民联合以制富人,是人之能自别于禽兽,而不任人簸弄也。且从今以后,使富人不得不以人类待之。民者富者,富家不得不再制其死命也”。

1899年4月,《万国公报》第123期,不仅提到了马克思,而且提到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文章说,“今世之争,恐将更胜于古者,此非凭空揣论之词,试稽近代学说,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客马主于资本者也”。

这里的“安民新学”就是指社会主义,而“主于资本者”指的就是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理论。

李提摩太的本意是,通过他的介绍,告诉清政府有关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闭关锁国是行不通的。同时告诫清政府要接受新潮思想,只有维新变法才可以救中国社会。李提摩太的介绍,今天看来不很准确,有些地方还比较混乱,但不管怎么说,李提摩太在中国传教的同时,却有意无意之中将马克思介绍到了中国,给古老的神州吹进了一缕清风,播撒了马克思主义的种子。马克思主义最早传入中国,是西方传教士的功劳。

对待历史人物,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待分析,要将历史人物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评估,要不美化、不丑化、不掩饰,一分为二。纵观李提摩太一生,与中国近代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宣扬宗教,救济灾民,兴办教育,顾问洋务,鼓吹变法,调停外交,在各种势力中纵横捭阖,是晚期大变革中的一位传教士兼慈善家、外交家、教育家、改革家、科教普及家和新闻报纸奠基人。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成为一位讲中国近代史绕不开的风云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