锄奸记：战时上海的政治谋杀与恐怖主义【上】

作者|蒋杰

本文选自周武主编:《二战中的上海》

1937年12月30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华人董事陆伯鸿，在坐落于法租界吕班路的住宅门前遇刺身亡。这一事件不仅标志着中日两国交战状态在上海的延续，同时也意味着此后数年，肆虐这座城市的战时恐怖主义正式拉开了帷幕。以这一事件为起点，一系列恐怖袭击和政治谋杀不断在“孤岛”发生，从而使恐慌情绪不断在上海社会蔓延。

1937年11月中旬，以中国军队从上海的撤离为标志，历时三月的淞沪抗战正式宣告结束。然而，这一战事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中日两国的冲突在上海的结束。事实上，对抗仍在继续，只是形式发生了变化：由大规模军事斗争转变为政治谋杀与恐怖袭击。促使斗争形式发生改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淞沪抗战结束后，中国军队在上海地区已无力继续与日军进行大规模正面作战。但战争结束后，很多军事人员、特工以及爱国青年并没有离开上海，而是纷纷在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内潜伏下来，伺机对日本军事人员和在沪日本人进行恐怖袭击；二、日军占领上海华界之后，开始四处扶植傀儡政权。为打击通敌者的卖国行径和彰显国民政府在上海仍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忠于国民政府的特工人员受命暗杀汉奸、傀儡政权的头目以及可能通敌的军政要人。

1937年12月30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华人董事陆伯鸿，在坐落于法租界吕班路的住宅门前遇刺身亡。这一事件不仅标志着中日两国交战状态在上海的延续，同时也意味着此后数年，肆虐这座城市的战时恐怖主义正式拉开了帷幕。以这一事件为起点，一系列恐怖袭击和政治谋杀不断在“孤岛”发生，从而使恐慌情绪不断在上海社会蔓延。随着恐怖袭击与政治阴谋不断发生，在人们的眼中，上海已被视作远东的卡萨布兰卡和里斯本。魏斐德教授因此认为恐怖主义构成了影响战时上海历史转型的一个关键要素，他指出，上海人正是厌倦了战争爆发以来不断发生的谋杀、暗杀和恐怖袭击，而对秩序与社会稳定充满了渴望。因此，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人平静地接受了日军占领公共租界的现实，而没有进行任何反抗。

本文所关注的核心议题是以政治谋杀为主要形式的战时恐怖主义，究竟在抗战时期上海的城市生活中扮演着怎样一个角色？以及这种恐怖主义对战时上海社会造成怎样的影响？为了解读这一问题，本文着重从以下问题展开探讨：中日战争期间发生在上海的命案究竟有多少？命案在全部犯罪案件中所占的比例有多大？这些案件的性质是政治性还是非政治性？政治谋杀与恐怖袭击在全部命案中的比例是多少？诱发政治谋杀的动因是什么？“重庆分子”的主要暗杀目标是哪些人？忠于各种伪政权的特务分子又如何反击重庆方面的进攻？各种命案受害者的身份如何？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首先会简短回顾战前十年发生在上海的命案与政治谋杀的发生与发展情况。然后，再对战时恐怖主义的起源、战时政治谋杀案件的发展与流变以及此类犯罪的动因进行分析。为了更准确地了解战时命案的数量与规模，我们还特别对发生在1937年至1942年间的命案进行量化评估。最后讨论战时命案和政治谋杀的案件属性以及受害者的身份。

战时上海

一、恐怖主义的传统：“南京十年”的命案与政治谋杀

1927年构成了上海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在这一年，上海发生了两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第一、随着北伐军的到来，上海华界摆脱军阀的统治，正式进入国民党的政治版图，成为此后南京国民政府治下最重要的城市；第二、该年春季爆发的“四·一二事变”，不仅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终结以及国共两党的分裂对抗。同时也使得此时方兴未艾的上海的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沉重打击，不得不由公开转入地下。

政治生态的剧变使得上海城市犯罪活动中的暴力犯罪也随之发生改变。根据公共租界警务处公布的数据，在1927年共有123人在公共租界内死于各类命案。这一数字较之上年出现大幅增加。在1926年，此类案件的案牺牲者仅为43人。也就是说，1927年的命案死亡人数较之上年增加了近三分之二。在123名牺牲者中，有27人死于武装匪徒的攻击，6名警察死于武装匪徒之手。另有32人因为政治原因、家庭矛盾和其他原因丧生。较之公共租界，法租界在这一年的治安相对较好，全年只有发生了9起命案。战前十年，发生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的命案统计可见下表：

战前十年公共租界、法租界命案统计（1927-1936）（起）

战前十年公共租界、法租界命案的变迁（1927-1936）

通过以上图表可见，上海租界地区命案的数量变化在战前十年中并没有呈现出某种明显的趋势，而是处于一种不断波动的状态。这说明此类犯罪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严重的震荡。从数量上看，从1928年至1936年，租界地区平均每年发生命案约93起。从空间上看，命案的分布体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性。发生在公共租界案件数量（72起）是法租界（20起）的三倍还要多。尽管命案是一种易于引起社会注意并可能造成恐慌的严重的暴力犯罪，但从数量上看，命案在全部犯罪案件中所占的比例相对较低。在公共租界，这一比例仅为0.42%，而在法租界则更低，仅为0.38%。

至于华界地区的情形，由于缺乏系统的统计数据，我们无法进行类似的数量分析。但借助相关文献的记载，仍能获得一些年份的犯罪数据。例如，由《上海市统计》可见，1932年华界共计发生命案82起，这些案件占全部案件的0.93%。1935年，命案的数量仅为28起，占全部案件的0.6%。尽管从总量上，华界地区的命案数量并不太多，但如果从命案与全部犯罪的比例上来看，华界地区命案发生的频率仍比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高，这说明此类暴力犯罪华界较为盛行。

杨杏佛

尽管由经济原因诱发的命案，在全部命案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但上海特殊的政治环境，使政治因素常常在命案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就战前十年而言，三个要素构成了诱发此类政治谋杀的主要动因：一、国共斗争；二、国民党内不同派系的斗争；三、反日运动。在这三大动因的驱使下，很多政治人物遇刺身亡，如杨杏佛就是国民党内部斗争的牺牲品；同时，中日两国间不断激化的民族矛盾，也使得日本海军、水手和侨民常常成为暗杀的对象。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上海的斗争，无疑造成了这一时期政治谋杀不断发生的最主要动因。

“四·一二事变”发生后，中共在上海的势力遭到极大损失，党的重要成员不得不离开上海，以继续推动共产革命在中国的发展。但仍有一小部分干部秘密潜伏下来，继续上海的革命活动。在这种政治特殊形势下，这些潜伏在上海的共产党人不得不采取一些特殊的方式来表现党的存在与党的力量。这些特殊的方式包括发动罢工、组织飞行集会、散发共产主义宣传资料等等。当然，他们也会采取一些极端措施，如非法拘禁、绑架和谋杀等作为辅助手段。事实上，极端措施常常被用于政治复仇，这些措施主要针对两类人群：一、共产党的变节者；二、南京政府专门负责监视和打击共产党的干部。通过下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尽管由中共发起的复仇行动在这一时期数量有限，但由于这种案件的震慑性极大，因此极易造成社会恐慌情绪。所以，对租界当局而言，“四·一二事变”后，中共的报复行动，的确在战前十年期构成了一个令他们十分头痛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对租界地区的秩序和稳定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四·一二事变”后，由中共所实施的第一起影响重大的政治谋杀案件，发生在1928年的4月25日。这天清晨7点左右，法租界蒲石路178号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件，案件造成两人死亡。法租界警方调查后发现，两名死者是一对年轻夫妇：何家兴与郝稚华。调查显示，两人除了夫妻身份以外，还同为中共党员。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了解，这一案件被认定为一起政治谋杀，目的在于报复此前何家兴和郝稚华对潜伏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罗亦农的出卖。由于何家兴的叛变，罗亦农在1925年4月21日被国民党当局捕获并被枪毙。

战前十年，由中共所实施的，震慑性最强的一起政治复仇案件则是震惊上海的顾顺章案。顾顺章曾是中共上海地区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同时也是中共领导人在上海的安保负责人。此外，他还控制着用于实施恐怖袭击的暗杀小组——“红队”，因此他掌握了很多中共领导人的重要情报和个人信息，尤其是这些重要人物在上海的居住地点。1931年4月，顾顺章在汉口被捕，旋即供出大量中共领导人的姓名和住址，由此给中共设在上海的组织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就因顾顺章的变节，在1931年6月23日被捕后遭到枪决。为了报复顾的叛变，原本由他所领导的暗杀小组，在1931年6月至7月间，秘密处死了包括佣人在内的11名顾顺章的家庭成员。

向忠发

这一事件一经《申报》等上海媒体披露，立即在社会引发了轩然大波，并造成极大的恐慌。尽管这一报复行动使顾顺章遭到了惩罚并对可能的变节者起到了很强的震慑作用，但也招致了租界当局对此类案件采取越来越严厉的打击措施。同时，为了共同应对上海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一种越来越紧密的合作关系开始在华界政府与租界当局之间建立起来。此后，由中共所发起的政治恐怖袭击的数量越来越少。在1933年，6名中共暗杀小组“打狗队”的主干成员也被公共租界警方所拘捕。

尽管政治谋杀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恐怖，但从数量上看，这类案件在所有命案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在全部犯罪案件中的比例就更加微乎其微。据统计，1928年至1936年发生在上海的命案中，政治谋杀的平均比例仅为3.17%。见下表：

公共租界、法租界的政治谋杀统计（1927-1936）（起）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战前十年的上海，无论命案还是政治谋杀的数量都十分有限，每年的平均数量仅为93起。如果将命案数量与全部犯罪案件的数量进行对比，可以看到它的平均比例仅为0.45%。而出于政治目的而发动的暗杀、谋杀案件在全部命案中的比例又十分低。因此，尽管命案，尤其是政治谋杀案件常常造成极大的社会恐慌，但它每年的数量和在全部犯罪活动中的比例却十分有限。尽管如此，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在战前十年的上海，无论命案还是政治谋杀对于上海社会而言，都不是罕见的现象。事实上，由于国共两党在上海斗争所引发的各种暴力冲突，使得上海市民对由政治因素诱发的恐怖事件并不陌生。

魏斐德

二、战时恐怖主义的起源

根据魏斐德教授的研究，中日战争爆发后，随着上海所处的政治环境与此时国际关系的变迁，这座城市此时开始形成六对新的矛盾：

· 西方列强（英、美、法）与日本的矛盾；

· 西方列强与中国关于治外法权的矛盾；

· 西方侨民与在沪日侨的矛盾；

· 日本军队与中国游击队的矛盾；

· 上海本地犯罪组织与来自朝鲜和台湾地区犯罪组织的矛盾；

· 分别忠于重庆和汪政权的特工之间的矛盾；

尽管战时上海存在以上六重矛盾与冲突，但中日间的民族矛盾、重庆政府与各傀儡政权间的矛盾无疑是最为尖锐的。事实上，淞沪抗战的一个主要结果即是改变了战前诱发上海命案的基本动力：原本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动因——国共斗争，已经被中日矛盾所取代，成为引发政治谋杀与恐怖袭击的最根本动力。

尽管淞沪抗战结束后，上海华界地区落入了日军之手。但由于“孤岛”的存在，很多国民政府的特工人员和国军士兵，仍能潜伏在日军尚未控制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继续从事抗日斗争。同时，随着大量难民的涌入，很多爱国青年随之也来到上海“孤岛”。他们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之下，也纷纷投入抗日斗争之中。与战前十年中共在上海的策略如出一辙，为了彰显中日战争状态的继续，以及国民政府势力在上海的继续存在，潜伏在上海租界内的特工受命不断制造针对汉奸的恐怖袭击，以此来“制裁”通敌者并恐吓那些可能成为叛国者的政治活跃分子。另一方面，中国军队在中日战争中的不断失利，导致很多爱国青年转向恐怖主义和政治谋杀，试图以此作为报复日本侵略和打击那些与日本人进行合作的通敌者的手段。因此，淞沪抗战结束之后，以两租界为中心，一个针对汉奸和通敌者的政治谋杀基地在上海租界开始慢慢形成。从1937年12月份起，忠于国民政府的特工与爱国分子发起了一系列政治谋杀和恐怖袭击。以陆伯鸿遇刺案为起点，很多具有通敌嫌疑的政商人物成为这一时期恐怖袭击的主要目标。

1937年12月30日下午2点，上海南市水电公司、华商电车公司老板陆伯鸿与他的秘书一同走出法租界吕班路177号住所准备外出。正当陆走出家门，行将进入自备汽车之时，附近几名化妆为水果小贩的杀手，突然向陆和他秘书开枪射击。枪击持续了几分钟，几名杀手在连开十余枪后扬长离去。陆伯鸿身中五枪，生命垂危，被立即送往圣玛丽医院救治。尽管如此，陆还是因伤势过重而身亡。由于陆伯鸿的特殊身份，既是上海著名工商业家，又是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华董、天主教的领袖人物，而且还是著名慈善家。因此，他的遇刺在上海社会引起了极大震动。

华商电车公司

陆伯鸿遇刺案发生不到一月，沪西徐家汇地区又发生了另一起谋杀案件。1938年1月21日，一名叫做杨福元的本地绅士，遭两名身份不明的杀手枪击身亡。杨福元，又名杨心正、杨福源，“上海游民习艺所”董事，淞沪抗战前曾担任沪西漕河泾地区市政委员。1月21日下午3点，他从外返回坐落在徐家汇镇亲仁里22号的住宅时，突有两人向他连续射击。杨福元头部中弹后，两名杀手迅速逃离现场。与陆伯鸿类似，尽管杨福元很快被送往附近医院，但最终还是因伤势过重而不治身亡。

陆伯鸿与杨福元的相继遇刺所产生的恐怖效应，使得上海社会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人们不知道谁会是下一个暗杀的目标。关于陆伯鸿遇害的原因，事发后不久便出现了各种传闻，其中一种说法将陆的遇刺归咎于政治原因，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起仇杀。鉴于案情重大，法租界警方随即展开了案件的侦办工作。通过不断调查，警察发现陆伯鸿和杨福元的遇刺均非普通命案，而是具有复杂的政治背景。调查发现他们的遇刺都与一个叫做“市民协会”的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正是他们招致杀身之祸的原因。后来的事态发展也表明，此后很多上海“闻人”的遇害，也都与这一组织及其活动具有关联。那么“市民协会”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组织呢？

日本军事当局在占领上海华界后，必须面对的一个首要任务是如何尽快恢复这一区域的正常秩序。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设想在上海也建立类似华北占领区内的“和平委员会”。这种“委员会”的委员由中国人组成，名义上的领导也由中国人担任。委员会的主要功能之一，即充当日本军事当局与被占领区内中国民众间的中介。

《新闻报》关于杨福元遇刺案的报道

为了在上海物色到这一“重建计划”的合适人选，日军首先联想到那些在闸北、虹口、南市等交战区域内具有重大经济利益的工商业家。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一个日本银行家开始与上海著名的台湾银行买办周文瑞接触，并通过后者与上海工商业界的头面人物姚慕莲、荣宗敬、祝伊才等人取得联系。

经过初步筹划和商讨，这一组织的名称被确定为“上海市民协会”，临时办公地点设在南京路480号的“上海妇女银行”内。1937年12月29日下午，约有20多人前往“市民协会”临时办事处集会。会议期间，有21人被确定为这一组织的执行委员，其中9人担任常委，这些人包括：姚幕莲、荣宗敬、顾馨一、祝伊才、尤菊荪、王彬彦、周文瑞、陆伯鸿、陈子馨、汪锡范、马骥良、姚鑫之、潘子文、杨福元、李鼎士、潘承锷、王禹卿、韩承溥、吴曾镕、吕岳泉和沈田莘。

会议决定“市民协会”对上海华界地区的重建计划涉及四个街区，分别为：（1）浦东地区，由陈子馨、潘子文负责。此二人均为“浦东商业储备银行”董事；（2）闸北地区，由王彬彦、沈田莘负责；（3）南市地区，姚慕莲为负责人；（4）沪西越界筑路区，即由被刺身亡的杨福元负责。会议最后决定，在同日分别致信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当局、日本驻华大使以及日本驻沪海军司令，宣布“上海市民协会”正式成立。

尽管这一机构宣称绝非一个政治组织，它成立的目的在于恢复上海的工商业生产。但日本军事当局的目的，不仅仅是建立一个上海市民的自治组织，而是希望这一组织能够帮助他们推行自己的“以华制华”及“以战养战”的计划。通过分析“市民协会”的组织章程，可以发现这一机构其实就是一个以市民自治为名义的政治组织。日军积极推动建立这一组织的真正目标在于，建立一个听令于它的傀儡政府。此外，日本籍委员的出现，也昭示着这一机构是一个“中日合作”的通敌产物。

荣宗敬

通过以上对“市民协会”的形成与属性的分析，可以看到无论陆伯鸿还是杨福元的遇刺都与通敌行为或嫌疑有关。如果说杨福元是一个“市民协会”的积极参与者，那陆伯鸿与“市民协会”的关系则非常微妙。事实上，与陆伯鸿关系亲近的人宣称，尽管陆被列为该协会的委员之一，但他其实已经拒绝加入这一组织。陆伯鸿承认自己最初同意参与发起这一机构。但在了解到它的政治属性后，他便决意退出。而且，他已经多次缺席这一组织的会议。

“市民协会”在1937年12月时仍能正常运转，但随着陆伯鸿和杨福元相继遇刺，该组织的主要成员受到极大震慑。1938年1月1日，三名最初发起者沈田莘、王禹卿和韩承溥，先后登报申明自己并未参加这一组织。为了免除杀身之祸，该协会的主要推动者姚慕莲和荣宗敬，也纷纷离开上海前往香港避难。此后该组织的很多成员都公开否认参与市民协会的活动。针对“市民协会”参与者的恐怖袭击很快取得了效果，随着陆、杨的相继遇刺，以及其他一些重要成员的离开，该组织基本停止了活动。

虽然该会的一部分发起者遇刺或逃亡外地避难，但仍有一部分人由于各种原因继续逗留在上海，而且当中的一部分人仍坚持参加“市民协会”的活动，因此针对“市民协会”参与者的暗杀活动并没有停止。这部分继续服务于“市民协会”的积极分子，就成为此后恐怖袭击和政治谋杀的主要对象。1938年6月10日，尤菊荪——“市民协会”的发起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也遭到暗杀。

尤菊荪，浙江宁波人，上海著名棉纱商人。淞沪抗战结束后，在亲家周文瑞的鼓动下，成为“市民协会”的早起发起人之一。尽管陆伯鸿遇刺后，很多发起人或纷纷登报声明与该组织撇清关系，或干脆离沪避祸。但作为少数几个“市民协会”的坚定支持者，尤菊荪仍坚持为该会工作。1939年6月10日下午，尤菊荪从“市民协会”设在外滩日本正金银行的办公室走出，遭到重庆方面特工人员的射击。这次暗杀行动造成了严重的伤亡，尤的两名俄国保镖一死一伤。他本人也身受重伤，被送往宝隆医院救治。

公共租界警察对路人实施检查

尤菊荪遇刺后，针对“市民协会”成员的暗杀仍没有终止。15天后，同为“市民协会”的发起人，上海著名米商、上海米粮协会的首脑人物顾馨一遇袭身亡。顾馨一，名履桂，字馨一，上海本地人，遇刺身亡时时年69岁。顾一生从事米粮业经营，他在米粮业的职务包括：面粉交易所常务理事、申大面粉厂总经理、立大面粉厂经理等。上海沦陷后，顾馨一与陆伯鸿等人成为早期发起成立“市民协会”的几个上海工商业家之一。因此，他的遇刺实际上是重庆特工对于他参加“市民协会”的报复。但有一种看法认为，与尤菊荪积极参与该组织的活动不同，自陆伯鸿遇刺后，顾馨一就基本脱离了该会的活动。后来的“市民协会”事实上与顾馨一已经毫无关系，但他仍被列为委员。由于顾的产业都在上海，本人无法离开。同时，由于解决市民的粮食问题的需要，顾馨一必须与日军当局进行交涉，久而久之就坐实了汉奸的名义，因此成为重庆分子的暗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