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运动还是赌博？跑狗论述与现代上海的成型（1927-33）(一)

作者: 张宁      来源: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01、前言

跑狗活动于二十世纪初经外人引入上海之后，因娱乐性极高，广受城市居民欢迎，但很快便引爆究竟是运动还是赌博的争议。

1928至1931年间，跑狗场饱受华方舆论抨击，华人以赌博与犯罪息息相关为由，要求租界当局关闭跑狗场；但外人受跑狗可溯及早期英国贵族狩猎活 动的观念影响，拒绝合作，从此双方展开为期长达三年的拉锯战。

本文以跑狗场在公共租界的发展起伏为例，探讨运动与赌博、赌博与犯罪间的关系。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在分析此案例时，将重心置于政治因 素，强调国民政府成立后，如何利用该事件，对外展示国府治理上海的能力，试图净化民众生活，建立“公民”槪念。本文则将重心放于中、英文化上的 差异，强调文化因素在争议初起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国家主权意识的驱策下，华人坚持跑狗纯为赌博，要求关闭跑狗场，英人则认定跑狗带有一定运动 性质，加之涉及工部局内部私利，仅愿弛禁。当争议转剧后，工部局的政治考 量渐增，该局在唯一美籍领导人士的主导下，全面扭转跑狗政策，由原先的略加规范，终至全面绝禁。

本文论证，这段时间租界与华界间对跑狗、运动、赌博及犯罪的丰富论述， 至少在物质、政治及观念等三方面透露出“现代性”面向，从而反映出现代上海的成型。

首先，跑狗这项活动及跑狗场本身展现惊人的光电与速度，正符合李欧梵分析中国”现代性”时所指出的”光、热、力”及”声、光、化、电”等物质 表征。跑狗场有史以来大量密集地使用电力，在入夜一片漆黑的田野，发出万 丈光芒；开赛时，灵堤又展现瞬间爆发的惊人速度与快感，令观众瞠目结舌。而这种对光、热、力等”现代性”的惊叹，对比同一时期英、美等地对跑狗的 描述，也可看出这是世界各城市对跑狗在生活经验上的共同感受，而非单纯出 自英国文化或租界文化的畸形移植。

其次，上海华人团体及上海市政府对跑狗的强烈反弹，均出于一种对”政治现代性”的追求。华人团体与上海市政府盼见有教养、守秩序、讲理性、井 井有条管理的”现代”政治、社会生活，而跑狗场所引发社会骚乱、全民赌博， 及引诱民众犯罪等可能性，正与此目标相违，华人团体遂联合上海市政府等对跑狗大加挞伐，务求禁绝而后止。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跑狗所采用的特殊下注方式，可使多数人成为赢家，正表现出赌博在风险管理中的”现代性面向”，英美人士因此无论如何 都很难接受跑狗等同犯罪的看法。英国著名社会学家纪登斯(Anthony Giddens) 以英美社会为版本分析”现代性”时曾指出，自启蒙运动以来，随着人类生活曰渐脱离传统与自然界的控制，如何面对及管理生活中的各式风险，便成为现 代社会不可避免的特征之一。现代保险公司的兴起、金融避险工具的出现，甚 至社会保险制度的发明，均源于此。本文论证，在此一历史观念转变中，英美世界亦逐渐开始视赌博为一可透过制度性的设计，使机会与风险并存的活 动，于是赌博与道德与否的关系渐远，与大众娱乐的关系渐近，这一点明显反 映在工部局内部有关跑狗的论述中，这也是公共租界及法租界迟迟不肯对跑狗采取行动的原因之一。

上海当时已是亚洲最大都市，素有”冒险家乐园”、”金钱万能之都”(city for sale)之称，对于一个现代化、国际化大都会必定存在的种种”罪恶”，执政当局该如何面对、管理，上述争议正显示出以道德为依归的旧知识，与实用 型的新知识间的相互碰撞。本文藉分析跑狗此一包含运动与赌博双重性质的活 动，一方面讨论跑狗所蕴含强烈的摩登与现代感，指出”现代性”在近代上海特殊时空背景下，与帝国主义相互纠缠、难分难舍的特色；另方面分析运动与 赌博的论述，指出华界、租界双方如何试图利用此一暧昧难定的争议，加强自 身政权的合法性，”我们要治理得比别人好！”竟成为双方在此一争议中的共同考虑。

02、跑狗

（一）从运动到娱乐

以今日眼光视之，跑狗无疑含有浓厚的赌博性质，但这项活动1920年代刚出现时，却被视为一项运动(sport)，特别是英国，这也与英国近代狩猎文化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早在中世纪萨克逊及诺曼人时期，英国便有着携灵缇狩猎的习惯，惟只盛行于少数地主及贵族之间。十六世纪，地主贵族阶级间开始出现”猎犬逐兔” (coursing)的比赛，并在十七、十八世纪以后蔚为风潮；最初先是少数的俱乐 部私下进行，但到了 1831年狩猎法(Game Law)正式通过后，开放性的赛事与 曰俱增。比赛办法是先纵兔于前，再放灵缇追逐于后，裁判骑马紧随；因野兔奔走方向不定，灵提必须在群犬中奔走跳跃保持优势，因此除速度是评审要件 外，灵缇的猎杀技巧与灵敏度更是取分关键。

跑狗必用的狗种是灵缇，根据沪上著名的综合性小报《晶报》形容：其外貌”具狼行，身瘦腿长，头尖尾细，善驰跃，每小时可疾驰四十五至五十英 里”。灵提的出现极早，古埃及法老王墓穴的壁画中即有其身影，地中海沿岸及西亚各地亦有其被培育的踪迹，这种血统高贵、目光锐利、极善奔驰的大 型猎犬，各品种中，又以英格兰种最为著名。1882年灵提血统簿正式建立， 每只英格兰种灵提自此甚至可上溯其血统与族谱，直至数代。

猎犬逐兔与狩猎间关系密切，是乡绅等上层阶级之间的休闲活动，所以自 始即被视为一项运动，并常与赛马相提并论。十九世纪下半叶，猎犬逐兔已成为常规性的比赛，赛季自每年九月始，次年三月终。例如，曾任香港恰和洋行 大班的英国国会议员加律治(Robert Jardine)纵横于英国各大马赛盛事间，1869 年曾以粟色雄驹”僭王”（Pretender)在著名的达比(Derby)赛马会中夺魁，但真 正让他得意的却是四年后以灵提”妙丽儿”（Muriel)拿下猎犬逐兔赛的最高荣 誉——滑铁卢杯(Waterloo Cup)，显示猎犬的珍贵与重要性绝不下于骏马。

猎犬逐兔的比赛虽然刺激，但终究是少数人的享乐，要能吸引一般大众， 达到充分参与的目的，恐怕必须去除那些技巧、角度、灵敏度等模糊的裁判空间，同时有固定的场地、足够的视野与光线，最好还能控制猎犬行进的方向。1922年前后，在美国出现以假兔代替野兔的比赛，该比赛以电动假兔为饵， 设置于一定的轨道上滑行，一旁则派专人控制速度；假兔先绕场一周，然后放出灵缇，灵缇藉视线而非嗅觉追逐猎物，在专人操作下，灵缇纵使全力奔驰， 对假兔却始终可望而不可及，达到”猎犬逐兔”的目的，然后以先达终点的灵缇为优胜，而观众在看台上全程参与，一目了然。从此，一项崭新的大众娱乐就此展开，名为”跑狗”（greyhound racing)。

1925年，这项活动经美国人芒恩(C. A. Mimn)率先引入素有赛狗传统的英国。芒恩联合了南英格兰著名猎犬逐兔赛裁判林恩狄克逊(MajorLyne-Dixson) 共同推行这项活动；刚开始时尙未受瞩目，次年他们于曼彻斯特设立”美景”(BelleVue)跑狗场，并于该年7月开始进行比赛后，其成功控制电兔与猎犬的特色，立刻引起轰动。不出数周，美景跑狗场的观赛民众便由最初的一千七 百人，剧增为一万七千人，下注金额更高达数千英镑。为推行这项新式运动， 全英赛犬协会(GreyhoundRacingAssociationofGreatBritain)正式成立’并仿效赛马协会订定规章，安排兽医，建立联盟。—时赛犬蔚为风潮，各大城市诸 如伦敦、伯明翰、爱丁堡、利兹(Leeds)、普里茅斯、列斯特(Leicester)、布来顿(Brighton)、加地夫(Cardiff)等地纷纷跟进，据说当时不少英国足球场还因 此改为赛犬场。

（二）传入上海

跑狗在英国掀起的热潮很快便受到上海英侨的注意，由于赛马在上海已有悠久历史，观赛、下注已普遍为中外社群所接受，不少跑马总会成员对跑狗这 项性质相近、但利润似乎更丰厚的运动兴趣盎然。麦边洋行合伙人麦克贝恩(W.R.B.McBain)首先展开行动。

麦克贝恩于1891年生于上海，其父麦边(George McBain)为麦边洋行的创始 人，1890年代曾多次当选法租界公董局董事，早年于外人社群中颇受敬重。麦克贝恩本人在上海圣方济各沙勿略书院(St.Francis Xavier’s College)及英国剑 桥大学接受教育。一次大战爆发后，投入战场，先后在野战炮兵队及皇家空军 服务，因表现英勇，曾屡次获颁奖章。战争结束后，麦克贝恩返回上海，接手父亲的业务，并于1926及1927年当选工部局董事。1927年，年仅三十六的麦克贝恩，正值喜好新奇事物，尤其热衷运动的年龄，他本人便是马主兼骑师， 同时身为上海跑马总会的成员。

麦克贝恩的出身背景正反映上海各跑狗场创办人的共同特征：长年定居上海，在外人社群中有一定声望，同时极富企业头脑，能看准时机，大量投资。1927年，麦克贝恩联合一群有志一同人士，包括利安洋行(Benjamin& Potts)合伙人海因姆(Ellis Hayim)、业广有限公司(Shanghai Land Investment Co.)经理 斯帕克(N.L.Sparke)，及安利洋行(Arnhold & Co.)大班安诺德(H.E.Arnhold)等人，合组中国跑狗协会(Greyhound Racing Association(China)Ltd.)。该协会 一方面去函公共租界工部局，请求准许在界内觅地兴建跑狗场；另一方面与 英国方面联络，申请加入赛犬协会联盟，并向伦敦采购灵缇、电兔等设备，聘请专业人员如甘璧迩(Duncan E.Campbell)、赫斯本兹(Harry Husbands)等人来沪，负责会场建设布置等事宜。

麦克贝恩等人甫开始运作，其他团体便也传出有意成立相似组织，[5]包括 以衡金生洋行(C.F.Evans & Co.)负责人伊文思(C.F. Evans)为首的申园(The Stadium)，及以中国建业地产公司(Fonciere et Immobilliere de Chine)董事会主席邵禄(Joseph Julien Chollot)与万国储蓄会(International Saving Society)董事会 主席史比门(Michel Speelman)为首的逸园(Canidrome)。各方较劲结果，1928 年上海相继出现三个跑狗场：首先，5月26日麦克贝恩的明园跑狗场(Luna Park)开幕，接着7月31日申园开幕，接下来11月18日逸园亦加入战场。

明园、申园均位于公共租界边缘：前者在沪东华德路（今长阳路南）上，后者在渥西胶州路底，均是人烟稀少处，从无到有辟地兴建，各占地六十亩 上下，董事则以英人为主。逸园购下上海著名英商马立斯(HenryMorriss)位 于亚尔培路的私人花园（今复兴中路、陕西南路转角处），属法租界，面积稍 大，约七十八亩左右，[9]法商为其董事会主要成员。三园恰占据租界东、西、 南三侧，一方面分布平均，租界居民无论居所何处，均可在一定范围内找到观 赛地点，另方面三园各据一方，形成鼎足而立、相互竞争之势（见图一）。

（三）”光、热、力”

1928年以前，不仅中国人没见过跑狗，就连绝大多数上海外人也前所未闻，但明、申二园成立后短短不到半年时间，跑狗便在上海掀起风潮，成为上海人心目中现代、摩登的象征，这与跑狗这项活动及跑狗场本身所展现的惊人 “光、热、力”等现代性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种对于现代表征的热情惊叹，普遍见诸同一时期各国观赛者的心中，不仅限于上海一地。

跑狗在美国初起时，因生意不佳，顾客有限，为吸引邻近看完跑马的观众，改在夜间进行。跑道两侧加装巨型探照灯，灵缇号衣一目了然，结果电力带来的现代感果然吸引大批人潮，从此跑狗与夜色、电力密不可分。1928年，英国《每日邮报》（Daily Mail )记者卡迪尤(A.R.D. Cardew)记述开赛前的情景：“暮色渐深，强光衬得跑道上的草皮光彩夺目，有如一条绿油油的丝带，众灵提便在这条丝带上，轮廓鲜明地出场。”这种对电力、光线的深刻感受，在上海因周遭农村的对比，更是强烈。城市与乡村、电灯与油灯的差距，因跑狗 场的出现而呈鲜明对比。

跑狗场最令人叹为观止的特色在于它的用电，以明、申二园为例，均不惜工本，大量投入电力，大型的照明设备将场内照耀得一如白昼，一览无遗，其 中包括跑道、看台与牌楼，在入夜一片漆黑、荒芜的田野中，绽放出万丈光芒。前往观赛的华人第一印象便是”电炬通明”、”入晚光耀如白昼”。其中申园在路边扎有电炬牌楼一座，高耸入云，使得观众不需询问，远望即知，在万籁 倶寂的夜晚，往往发挥凝聚人气的重要功能；申园园门则采英国跑狗场的最新 设计，设置无数电灯环绕，”光芒照旷野，犹如凯旋之门，壮丽不可名状。”当时上海以外的地区，还有很多乡鎭无电力供应，如此大气魄地用电，尙未开赛，便堆砌出”一切仿自欧美”的现代感，无形中更将”夜上海”的名声推向顶峰。

除电力以外，跑狗所展现的瞬间爆发力与快感，亦形成此一运动另项充满现代感的源头。跑狗比赛最大特点在速度，每场比赛六头灵缇出赛，一旦起跑， 快如闪电，五百码平地赛跑不到三十秒便告结束，留下观众瞠目结舌，心醉神 迷。1926年，曼彻斯特”美景”跑狗场开赛前夕，一位向来负责采访南英格兰猎犬逐兔赛的女记者克拉克(CarloCulpeperClarke)奉报社之命前往撰写报 导，她对这种追逐”假兔”的比赛本来不以为然，结果看完第一场试赛，便深 深为之着迷，她写道：”那种震撼、激动，笔墨难以形容，所有的兴奋、刺激被压缩在不到半分钟的时间里，我一心只期盼牠们再跑一次，好再次经历那种 感受。”[2]前述记者卡迪尤亦曾在报导中指出，跑狗强烈的速度感及随之而来 的视觉享受，令跑马相形失色。

类似感叹同样见诸于上海《申报》。该报对于跑狗有较文言、典雅的描述：“一声银角，四足齐飞，……软尘不惊，飙风瞬过，急如发矢，瞥似流星。”换上白话些、稍微实况转播式的说法则是：”英勇的狗儿在电兔之后闪过人们的面前，像电光一般，在两万个人的视线下飞绕着椭圆的跑道，创造了人所不 能创造的六百码纪录——三十五秒四。”％无论哪个版本，均揭示惊人的速度 感是其不可或缺的特色，而速度、力量、快感正是打造摩登形象的基本要素。

(四）现代促销手法

跑狗所展现的”光、热、力”等现代性表征，确实成为掀起风潮的重要元素，不过，明、申二园高明的促销手法更居功厥伟。明、申二园利用跑狗与跑 马在娱乐消费市场上既竞争又互补的关系，一方面拉拢既定的跑马人口，为跑 狗事业打响名号，另一方面大幅降低门票，扩大顾客群；尤其，更在宣传手法上屡屡翻新，寻求现代与传统的结合，以期不分阶层，一网打尽。

跑狗场锁定上海原有热衷跑马的人口，在筹备期间，多次举办”摇狗会”，以抽签摇号码的方式派狗，趁机拉拢社会知名人士。许多原先活跃于马赛的 中外马主及家眷，纷纷应邀出任狗主，如江湾跑马场创办人叶子衡子媳叶卓谋 夫人认养灵提”沙兰劳”（Solario)，该犬于申园开幕之日竞赛中拔得头筹；[2]另 外，已故汇丰银行经理斯蒂芬(A.G.Stephen)—对活跃于上海社交圈的孪生女 马歌特(Margot)与蒂纳(Tina)，其”快乐罪人”(MerrySinner)及”快活跑”(Merry GoRound)两只猎犬亦在明园赛事中屡屡夺魁。名人的纷纷加入，很快便塑 造出一种时尙感，使跑狗在极短时间内，便成为流行的同义词，大大助长了跑 狗的兴起与势力。

除社交名媛外，明、申二园狗主名单上的社会名流还包括：沪上英籍巨商 沙逊(VictorSassoon)、上海跑马总会主席伯基尔(A.W.BurkiU)、中华体育协进会常务董事黄明道夫人等人。大体而言，明园狗主以跑马总会成员为基础， 囊括西人社群中各方有头有脸之士；申园则与江湾跑马场关系密切，算是中上 阶层华人的天下；逸园起步较晚，但也攀附上海闻人杜月笙，藉赠送新到灵缇之便，提高自己在法租界的声势。

此外，明、申二园还在开赛前举行一连串的试犬赛，向华人大众推销这项新式娱乐。两园破天荒地在试赛期间，“任人参观，槪不取资”。对此，华 人的反应是：”外国人真正有本领，『跑狗』可以做输赢的。”出于好奇， 民众成群结队地前往观赛，”四座临观者达万余人，左近乡民，亦扶老携幼， 来与盛会，啧啧然诧为奇观焉。”中西各大报也纷纷派员前往采访，尙未开幕，声势已出。

同时，跑狗场充分利用当时最普遍的（也是仅有的）平面媒体报纸，大作 宣传，其中尤以申园最为积极。申园自开幕日起，便在沪上发行最广的中文报 纸《申报》、《新闻报》连续刊登广告，增发〈申园特刊〉，详细列出该园 所在位置、前往专车路线、邻近停车地点、观赛购票方法，以及主要狗主、灵缇和场务人员的照片等。开幕日当天更对到场女宾赠以绢制团扇，上绘该园示意图，其他尙有数千份精美手帕及化妆品等来园礼。赛前先是施放烟火，至每 场比赛休息时间，还安排苏格兰军袋笛乐队绕场演奏助兴——可谓使出浑身解数，完全只为了强化现场欢乐气氛，营造出新奇刺激的特殊效果。

强调兴奋、刺激的同时，跑狗场亦不忘动用巧思，从明淸以来文人的传统休闲活动中撷取灵感。如申园十分技巧地藉由场地安排，将跑狗场与传统园林 结合，利用园林风雅，塑造出夏夜淸凉宜人的感受，场中除看台与跑道外，并 广辟园圃，以湖石砌成假山四、五座，疏落有致，再饰以红绿电灯，闪烁其中，供早到的观众游玩走动。会员看台旁另辟有小花园，设置藤制桌椅，供应西餐 冷飮，使来宾可凭栏观赛，涤烦却暑。申园在广告词中，一再强调沪西远离尘嚣：”申园为沪西淸净之地，树木成荫，细草如茵，交通便利，部署适宜，作赛狗场可，作游园亦可。”

跑狗场并刻意采大众化经营，不仅压低门票，分包厢、看台及站票三种，任君挑选，最低六角即可入场；同时，下注金额更可大可小，最低一元即可下注，—人无法负担，还可两、三人合买。此外，每晚至少有六场赛事， 包括平赛、跳栏等赛法；八时半开始，十一时左右结束，每二十分钟便决一次胜负，远较跑马更为精彩刺激。在这样强大的吸引力下，每当华灯初上，连”小 学校之学生，闺阁中之娇女，囊有数金，即奔赴赛狗场，一决雌雄。”

在这样结合传统与现代，不分阶层、一网打尽的营销策略下，明园、申园开幕后果然造成轰动，每次开赛，人数最多可达两万五千人，其中外人占三 分之一，华人占三分之二，可谓大受欢迎。两园每周各赛二至三晚，1928年 底，逸园加入，形成一周六天皆有赛事，除隆冬严寒不宜开赛外，几乎全年无休，跑狗无疑成为当时上海最热门、最时髦的活动之一了（参见图二至八）。

03、租界纳税华人会的抨击

(一）变相赌博

跑狗虽展现强烈的现代性特征，但并不能掩饰其明显的赌博性质，尤其不分阶层、一网打尽的促销手段，更加深华界当局的忧虑。深受新式教育浸淫、二十世纪初的沪上绅商普遍盼见一种讲理性、有教养、守秩序及井井有条管理 的”现代”政治与社会生活，跑狗场所引发的社会骚动、全民赌博，及随之而 来的诱人犯罪（特别是低下阶层的偷盗和抢夺中上阶层），明显有违此一”政治现代性”的追求，使得他们深为不安，终于联合上海市政府及国民党上海市 党部等政治力量，全力打击跑狗；另一方面，上海市政府出于对国家主权完整 等”政治现代性”的理念，亦急欲藉跑狗为口实，收回租界治理权。因此，明、申二园开幕后不久，来自华人团体及本国政治势力的抨击便不断，影响所及， 舆论也开始逐渐转向。

跑狗甫出现，便引起华人团体如上海总商会、上海租界纳税华人会等的挞 伐，其中反对最烈者，首推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这与该会的成立背景密切相关。该会创立于1920年10月，主要领导人包括王正廷、聂云台、史量才、虞 洽卿、方椒伯等重量级渥上绅商，目的在争取华人参与租界行政的权利；1927 年，国民革命军攻克上海后，此一要求获得国民政府”革命外交”派势力的支持，租界纳税华人会便与市党部连手，合力推动租界华人参政、公园对华人开 放、华洋居民不得有差别待遇等运动，成为租界内重要的压力团体。

明园才开赛，申园尙在试犬会中，租界纳税华人会便于1928年7月24 曰致函特派江苏交涉员金问泗，要求向驻沪领事团交涉，从严取缔跑狗。逸园筹建的消息传出后，该会主席虞洽卿、冯少山更于8月24日分别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外交部、内政部，并致函驻沪领袖领事、法总领事、江苏交涉公署、 国民党党务指导委员会、工部局华人董事，与各商业、同乡团体及上海市民，指出上海租界外人利用市民好奇心理，设立跑狗场，取价低廉，诱人赌博，”上自纨袴子弟，下至贩夫苦力，不惜斥其血汗之资，以图不可必得之胜利。””博而胜，则挥之如土，博而负，则铤而走险，因之绑匪窃盗、自杀案件，成为一 重大问题。”而跑狗场地处偏僻，营业又至深夜，”囊橐盈则盗贼生心，金钱 尽则铤而走险，地方治安，深受影响。”为维持租界秩序，遏止犯罪，该会请求驻沪领事团勒令各跑狗场全数停业，一律封闭。如果租界当局无力取缔，则应将警务、领事裁判权等归还中国政府，由中方负责执行。

租界纳税华人会对跑狗采取激烈的态度，与幕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支持密不可分。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净化上海一直是其所致力推动的目标与 要求，从查禁淫秽跳舞、书贩到严禁赌博，不遗余力，在1934年新生活运动 达到高峰，目的在创造淸廉纯净的社会秩序与风气，建立”公民”槪念，并在不仰赖西方的情形下，达到中国的现代化。跑狗既含强烈赌博性质，背后又 涉及国家主权的槪念与价値，正是宣扬收回公共租界的大好机会，自然应该积极禁止。1928年8月底，上海市政府与国民党市党部明确禁止各报刊登有关 赛狗结果与广告；9月18日，国民党市党部并进一步上书中央党部及上海市 政府，要求勒令所有入股跑狗场的华人撤资。[4]此后两年，国民党市党部一直 与租界纳税华人会口径一致，不断要求租界当局废除跑狗活动。

随着租界纳税华人会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表态，舆论风向也开始出现逆转。1928年8月，因相传又有南海庞氏、张氏欲在静安寺路创办第四个跑狗 场，租界英人社群最大喉舌《字林西报》（North China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首先以社论表达不满，该文指出：租界内跑狗场已达饱和，是该喊停的时候。上海已有三个跑马厅，各以不同名目办理马赛，现在又加上三个跑狗场，如果再不采取 行动予以限制，对年轻一代的影响难以想象。文中一反先前将跑狗视为新式运 动的态度，称之为”现代企业投资”（modern　business　venture)。

8月24日，《晶报》亦停止揄扬跑狗的时髦与现代感，转而痛批明、申 二园一元狗票的促销方式。在署名”天马”的文章中，作者不客气地指出：”跑马虽亦为博局，然寓有体育之意，……至跑狗场出，而完全以赌博为号召，…… 随地皆是，每夜皆有呼卢喝兔之地，且下注不拘多寡，有一元即可博胜负。”[2]四天后，上海最大中文报纸《申报》亦刊出一则消息，美商海商洋行职员卞荣方因沉迷跑狗，挪用公款，现东窗事发，悔不当初。该报一改先前对明、申两园”声、光、化、电”的描述，直言”赛狗实为变相之赌博，其害甚于彩票、 花会。”

(二）都市罪恶

短短数月内，跑狗一下子从摩登的象征被打成罪恶的渊薮，背后政治力斧凿的痕迹明显。但同样重要的是，上海各项社会问题严重，包括赌风日炽、自 杀率及犯罪率居高不下，在在令沪上绅商忧心不已，出于对理性、秩序、条理 分明等所谓”现代”政治与社会生活的追求，纳税华人会因此更加坚决反对跑狗。

当时上海已发展成大都会，举凡现代都市常见的各式罪恶，如毒品、赌博、 娼妓等，一应倶全。单就赌论，便有摇滩、牌九、轮盘赌、花会等名目，其中花会参与人数最多，对社会风气的影响也最大：方法是三十六门，每门冠一人 名，供人下注；总机关称”大筒”或”大厂”，另有人员往来全市各地，为其 奔走，称之为”航船”，有意者并不一定要亲身前往下注，只要透过”航船”居间传递即可。据说赌规严正，开宝的方式是：大筒将宝官藏在密室，每曰开 筒两次，每届开筒时间，宝官便将一种花会名目放入匣中送出，一旦中奖，便 一赔三十四倍，马上取款，公道不欺。

由于报酬率高，赌金不拘多寡均可下注，且又不必亲自露面，因此中下阶级及家庭主妇迷恋此道者甚多。据说每日下午五、六点和晚上十一、二点左右， 不论租界、华界，总有好几处地方男男女女聚在一起，翘首期盼，紧张等待”航 船”带来开筒结果，众人齐问”开什么？”便成上海一景。

纳税华人会及其他华人团体对于赌博一向主张严禁，只是花会行事隐密，很难尽除；本地传统赌博方兴未艾，洋赌博又继之而起——现代化的设备、舒适的看台，对赌客不分阶层，一网打尽，令纳税华人会备感忧心。

除赌风日炽，上海自杀率亦节节攀升，黄浦江畔投江者日多，且以青、壮年为主，根据《申报》记载，单单1928年8月25日一天，便有五位少年投江， 三人获救，两人死亡，自尽原因不外情海失意、生活艰难、被人诬窃及久病厌 世等。[2]虽说自杀不一定与赌博盛行有关，但纳税华人会显然认定两者难脱干 系，且自始忧心忡忡。该会在〈劝告上海市民书〉中便苦口婆心表示：”你想 黄浦江里，捞起了多少死尸，这些人难道是天生的落水鬼么？绝不是的，也不过走错了路，到后来悔之无及，只得出此下策。我们看见、听见投江的人这样 多，自己还不惊觉、惊觉，不要今天跑狗、明天跑狗，一跑跑到黄浦江里，再也跑不回家了。”

尤有甚者，当时上海犯罪率之高已到令人心惊地步。1927年，由于北伐军克复上海及”四一二”淸党等政治动荡，会审公廨改组为公共租界临时法院，导致青黄不接，加上裁兵带来治安隐忧等因素，该年不仅上海外来人口大增， 且针对租界华人的偷窃、抢劫、掳人案日盛一日，租界警力严重不足，陷入左支右拙的窘境。以公共租界为例，1926年持械抢劫案仅四百四十八件，1927 年暴增为一千四百五十八件，约当先前的三点二倍。1927年底，情况严重到 工部局决定会同驻沪外军对公共租界展开大检查。法租界纳税华人会亦于 1928年1月决议组织自卫团，严防盗匪。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可能造成治 安恶化的因素，特别是导致低下阶层对中上阶层、或外地人对上海人犯案的诱 因，均被沪上绅商视为眼中钉，成为亟欲铲除的对象。

(三）领事裁判权

明园、申园对华界的态度十分敏感，批评声浪一出，旋即宣布废除各界攻击最力的一元狗票。1928年9月3日，英国驻沪代理总领事康斯丁(C.F.Garstin)邀请江苏交涉公署及工部局举行三方会谈，此次会谈仅决议两园发行 摇彩票限于会员，非会员不得购买，但影响所及，上海交易所各赛狗会的股票价格立即下跌。两天后，康斯丁受访时表示：赛狗与赛马在英国均属合法， 只是”本埠赛狗一事，范围过大，招摇太甚”，需略作节制。同日，工部局则在中外报纸发表声明，表明禁止权不在工部局；声明中指出，地皮章程及公 共租界附律仅赋予工部局行政权，至于司法、立法两权仍归驻沪领事所有，况且章程与附律中既未提及公众赌博，亦未载明工部局禁赌权限。至于公共娱乐 场所执照，必须有相关领事签署，始能生效，而工部局从未发给赛狗场正式执 照，唯一的临时执照也早已过期。因此，今后若对跑狗场加以取缔或勒令歇业，必须视各驻沪领事态度而定。

这些措施与声明并不能降低华界的反弹声浪，纳税华人会进一步把矛头指向领事裁判权，同时暗批租界当局将华人当作牺牲品。9月12日，纳税华人会上书英国驻北京公使蓝普森(Miles　W.Lampson)，痛斥工部局上述论点，并 指出，明、申两园执照既已过期，应属非法营业，而”工部局不依法检举，贵国领事不加约束，按察使不予提起公诉，是否因该项赌博所受损失者为华人， 而认为可以从宽办理？”纳税华人会同时直指赛狗一事之所以如此棘手，症结 便在治外法权。该会认为，依领事裁判权，凡外人犯罪必须由该国领事依其本国法律审理，而明、申两园股东涉及多国侨民，很难让各国领事意见一致，以致拖延难决，因此只要撤销这些陈旧、过时的条约内容，工部局的困难便迎刃而解。

上海华人团体不仅逐渐将跑狗与不平等条约紧紧相扣，更设法绕过工部局，直接争取英国外务部的注意。1928年9月22日，上海新闻界驻日内瓦记 者夏奇峰趁机致函代表英国在国际联盟开会的外交次官洛克蓝普生(G.T.L.　Locker-Lampson)，指出跑狗赌博戕害人心，英国在华当局因涉及本国侨民利 益而拖延不肯处理，以致英商在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的保护下为所欲为，而华人承受苦果，由此可见，中国政府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实有其正当性。此信后来上达英外务部副大臣柯兴登(Lord　Cushendun)，数周后，英国外务部回函表示，此事权责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不过已指示英国驻北京公使加以留意。

除位于公共租界的明园、申园承受各界不断抨击外，自1928年10月起，江苏交涉公署及法租界纳税华人会亦针对位于法租界的逸园，一再致函法国驻沪总领事梅理霭(Jacques　Meyrier)表达不满：交涉公署先于10月23日要求逸园停止筹备;11月15日，法租界商界总联合会亦去函请求禁止逸园开幕。18 曰，逸园正式开幕营业，法租界纳税华人会跟着散发传单与招贴，要求华人不 要入内。12月28日，交涉公署再度去函法国总领事，指出逸园除出售门票， 亦附赠入场券，目的不外引诱平民小贩及商店职员等入内赌博，恳请梅理霭总领事务必认真查禁，以免小市民趋之若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