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能正视历史很不容易

很多东德领导人在纳粹德国受到政治迫害。战后，他们或从避难地归来，或在集中营幸存下来，同为受害者，他们并不认为战后的民主德国需要为纳粹德国所犯的罪行埋单。

德国大多数民众对纽伦堡审判的态度也从刚开始的认可、支持，在四年后转变成了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还觉得公平，而大部人认为量刑过重。在申诉过程中，大部分罪犯将责任推到希特勒一人身上，把自己描述成一个魔鬼的盲从者。

当我开始查阅二战后的德国历史，了解了当时的德国社会情况，才认识到让德国人达到今天这种正视历史的态度是多么不易。

▲纽伦堡审判中（从左向右）的戈林、赫斯、里宾特洛甫、凯特尔，后排：邓尼茨、雷德尔、席拉赫、绍克尔（资料图/图）

来源: 南方周末

2017年5月30日，前纳粹党卫军成员、95岁的德国人雷茵霍尔德·汉宁(Reinhold Hanning)离世。汉宁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担任党卫军小队长，战后从战俘营被释放后，居住在北威州的一个小城市，当过厨师、卡车司机、推销员，然后经营一家奶制品商店，直至退休。2016年6月，汉宁被德国德特莫尔德(Detmolder)州立法院判处5年有期徒刑，罪名是协助谋杀了17万名集中营囚犯。他去世时正在向联邦法院上诉，所以并没有服刑。

汉宁可能是德国审判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最后一名纳粹成员，如果不是这个案子，我不会知道德国有个专门的中央机构负责搜集纳粹罪行的诉讼材料，我也不会知道，这么多年过去，德国还在抓捕隐藏的纳粹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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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疤痕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1945年5月8日德国二战战败无条件投降，在此期间，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试图在德国建立一个由“优等”的雅利安人组成的德意志人民共同体，系统化清除“劣等”的犹太人、斯拉夫人和吉普赛人。在国内政治上，纳粹党利用国会纵火案制造恐怖气氛，将人民大众的仇恨引向当时纳粹党的最大竞争对手共产党；通过《授权法》，废除民主制度，希特勒政府得以无需国会直接颁布法律；废除联邦制，实行一体化，并将媒体掌控在国家手里。德国一步步地从一个法治国家沦为一个个人权力至上的领袖国家。

在纳粹德国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中，最令人发指的是对欧洲犹太人的种族迫害和灭绝政策。希特勒政府先是于1933年4月颁布法律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并在城市里划出犹太区，通过饥饿和强迫劳动虐待他们。1939年9月闪击波兰后，更是将反犹政策扩展到所有德国占领地，并在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通过集中营系统化屠杀犹太人。在纳粹统治期间，欧洲有六百多万犹太人被杀，仅在位于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就死去一百多万。

如果说每个民族在历史上都有一处极容易被撕裂的疤痕的话，纳粹历史和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绝对是德国最大、最丑陋的一道疤痕。在德国生活，你会觉察到，德国人没有什么民族自豪感，在表达国家荣誉感时也极为谨慎。在20年前的德国，私人家里是不挂德国国旗的。德国国旗在普通市民中得到普及，更多地是随着足球赛事的推广才开始的。在德国人面前，千万不要说希特勒是个伟人。第一，他确实不是什么伟人；第二，这样说不但会让德国人感到很尴尬，也暴露了我们在历史判断和言论表达上实在是太不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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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过去”

纳粹历史给今天的德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历史问题上，德国就像个过敏症患者，生怕再犯一场大病，所以小心翼翼地采取防范措施，以避免这场大病再次发作。如何面对还不太久远的历史，德语里有个很特殊但用其他语言并不太好直接翻译的词叫做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直译就是“克服过去”。但凡需要克服的过去，也就是不太光荣、让人感到可耻的过去，在德国，这个“过去”通常不需要过多解释，就会和纳粹德国的罪行直接联系在一起。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代表的是一种正视历史的态度，我们的邻国日本就没有这种态度，很多国家在对待自己民族不光荣的历史时也没有这种态度。相反，对待自己丑陋的纳粹历史，当今的德国采取了一种积极面对不回避的态度。1945年1月27日是苏联红军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日子，从1996年开始，这一天被德国法定为受纳粹迫害人士纪念日。在德国，否认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犯罪。1994年12月1日，德国联邦议会通过刑法第130条第3款加强了《煽动民众条款》，如果公开赞同、否认或淡化纳粹所犯的种族大屠杀罪行（这一罪行在刑法第220条第1款中有详细界定），破坏公共和平，将被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罚款。

纳粹史是德国历史研究上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不管是宏观角度上对纳粹体系和其运作机构的剖析，还是微观角度上对裹挟在这个体系下的个人命运的探讨，都为青少年历史教育提供了大量参考资料。纳粹历史是全德十六个州教学大纲的必修内容，在历史课、德语课、伦理课以及宗教课上都有涉及。除了教科书外，大众传媒也通过网上学习平台为中学教学提供历史素材。例如德国知名报纸《时代周报》网络版为中学生提供的读物、链接和影像资料里面可以找到非常详细的历史材料，如希姆莱(Himmler，纳粹内政部长，党卫队首领)1937年的日历本，前线士兵的家书，一本记录了纳粹宣传语和纳粹时期人们日常生活用语的犹太人日记本等。

对历史真相深入细致的发掘，引起普通大众对历史的关注，也引发了很多争议。如1995年在汉堡、柏林、波茨坦等地举办的德意志国防军展览，打破了一直以来对国防军是一支干净的、远离纳粹罪行的军队的认定。借助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从原东德挖掘出来的资料，该展览不但证明了国防军的一些部队确实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谋杀，而且还大规模屠杀苏联战俘并在东欧、巴尔干地区和意大利发动了对平民的毁灭性打击。这个展览不但从史料上对历史真相进行了再度挖掘和阐述，更是在心理层面上对德国民众，特别是当年40到65岁之间的人产生了巨大震动。因为在那个大部分适龄男人必须参军的年代，很多人的父辈和祖父辈都在国防军里服役，也就是说，自己的至亲突然之间可能是杀害犹太人、战俘和平民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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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之不易

随着对历史资料的不断挖掘，对学校课程的系统规划，大量的纪念活动和电影里对纳粹素材的不断加工，德国国内也不时争论：对待历史错误的态度是否太过严苛了，会不会让国民，特别是学生产生逆反心理呢，是不是应该给这不堪的历史画上句号，着眼于未来呢？作为一个在德国生活了十多年的外国人，当又一部以二战、以纳粹为背景的德国电影上映时，连我都会想，怎么又一部这样题材的电影，德国人到底有完没完。

在我决定写这个题目，寻找采访人的时候，我担心这个题目会不会太老套了，会不会大家一听就烦呢。然而，当我开始查阅二战后的德国历史，了解了当时的德国社会情况，才认识到让德国人达到今天这种正视历史的态度是多么不易。练就勇于承认历史错误的态度绝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很多波折，甚至经过了一代人的努力。既然这么辛苦才达成了今天的共识，那当然不能轻易将其摒弃，将历史淡忘。

二战结束，冷战开始，德国被一分为二。当初的民主德国即东德领导人更多地把东德看成是反法西斯的胜利者。作为共产主义者，很多东德领导人在纳粹德国受到政治迫害。战后，他们或从避难地归来，或在集中营幸存下来，同为受害者，他们并不认为战后的民主德国需要为纳粹德国所犯的罪行埋单。

而在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思工作也绝非一开始就这么自觉。我们中学历史课本上所提到的纽伦堡大审判，是在英美等战胜国的推动下进行的，只象征性地审判了有代表性的二十几名纳粹头目。之后针对经济界、军事界、司法界、医生和外交人员的纽伦堡后续审判，在1940年代末就已经得不到公众的强烈关注了。很多被判了终身监禁或有期徒刑的罪犯，很快就被减刑甚至提前释放。德国大多数民众对纽伦堡审判的态度也从刚开始的认可、支持，在四年后转变成了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还觉得公平，而大部人认为量刑过重。在申诉过程中，大部分罪犯将责任推到希特勒一人身上，把自己描述成一个魔鬼的盲从者。“而这个魔鬼是如何被造就，什么人把他选上台，什么人和他共谋，还有多少人没被推上审判庭，这些问题人们在战后的德国并不想再讨论”，德国政治和历史学者彼得·赖歇儿（Peter Reichel）在其著作《“克服过去”在德国——与纳粹独裁的政治司法较量》中写道。

接下来的时间，德国沉浸在战后恢复和创造经济奇迹的巨大工程里；战争中的一代人饱受创伤，不愿在晚辈面前提及自己的经历；原纳粹分子被新联邦政府继续录用，在1966-1969年间担任第三届联邦总理的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 (Kurt Georg Kiesinger)就曾是纳粹党员。20世纪50年代，德国反犹事件频发。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59年圣诞夜科隆犹太教堂被涂抹纳粹万字事件。该事件由右翼政党“德意志帝国党”的两名成员挑起，随后遭到疯狂模仿。在短短一个月内，原西德境内竟然发生了近500起类似事件。1963年奥斯维辛审判开审，却对集中营里参与屠杀的党卫队成员、医生等做了从轻判决。同时，对谋杀和种族屠杀不设起诉时效限制的决定一延再延，经历了30年的争论(从1949年到1979年)后才被联邦议院通过立法。

当政者和主流社会对历史罪行的回避态度，是引发德国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的因素之一。学生们走上街道，通过示威游行要求正视历史，驱除在政界、司法界占据重要位置的原纳粹分子。虽然关于学生运动对德国社会重新审视和正视历史罪行起了多大作用有些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战后一直被主流社会忽视的对历史罪行的反思，从此被当作重要话题，进入大众视野。德国社会开始认真严肃地反思历史。

▲汉宁可能是德国审判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最后一名纳粹成员。（资料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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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化危机

反思历史，更是因为同一错误不能再犯。纳粹统治德国是极右政党当政的一场浩劫，控制极右势力扩张，是当今德国乃至西方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极右事件特别容易发生在经济危机和外来移民增加的情况下，比如说1993年5月29日发生在北威州索林根市(Solingen)的针对土耳其劳工移民的纵火事件。该事件由新纳粹分子策划实行，致使5人死亡，17人受伤。当下的难民危机更是对欧洲政治格局的巨大考验。难民危机致使欧洲多国右翼政党崛起，德国也不例外。2013年才成立的德国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目前已经在德国16州中的13个州取得州议院席位，并很有可能在今年的大选中进驻联邦议院。

2017年4月，德国公众被联邦国防军的一件丑闻震撼：一名国防军士兵将自己注册为难民，计划用难民身份刺杀政治高层和公众人物，想以此引发公众对难民的仇恨。目前的极右事件还被控制在少数群体的范围内，但最令人担忧的是，很多民众已经自然而然地将难民和恐怖袭击频发联系在一起。如果欧洲安全继续恶化，很难预测，大部分群众会不会集体向右，寻求强大国家机器的监控并选举极端力量上台，将外来移民、特定少数族裔和其他宗教信徒当作威胁来排斥。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似乎历史重演也不是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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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怎么说

对历史反思这个话题，除了阅读资料外，我还想听听普通德国人的声音。于是，我采访了6位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出生的德国人，每个年代一个采访人。他们是1941年出生的多萝西娅，1954年出生的安德利亚斯，1966年出生的约翰内斯，1974年出生的凯伦，1983年出生的丽莎和1992出生的格利塔。采访中我发现，几乎每个家庭都是历史的俘虏，在历史的车轮下，没有哪个家庭可以完全逃脱。

多萝西娅的父亲本是记者，纳粹上台后，报社被关闭，为了养家糊口，不得已当上战地记者。安德利亚斯的父亲高中一毕业就去服兵役，那年他才18岁，然后经历了从1939年到1945年战争的全部。约翰内斯的姥爷本来自罗马尼亚的德语区，是一个小地方的市长。任职期间，他和纳粹合作，战后被苏联人俘虏，投到劳改营，两年后他通过装病被释放。凯伦的爷爷是德意志国防军的坦克兵，姥爷是波西米亚区的德国人，因为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避免被招入伍。格利塔的姥爷是部队中的医务人员，之后被苏联部队俘虏。爷爷是坦克兵，在战争中脑部受伤，他的怪脾气使整个家庭后来四分五裂。

丽莎是采访人中唯一对我的采访不抱积极态度的人，和其他人相比，她明显不太爱说这个话题。她只是淡淡地谈到，她父亲的家人们曾经帮助过两个犹太人度过边界，逃往丹麦。还回忆到，自己曾经在姥姥家的阁楼上找到一个装饰有纳粹十字的布娃娃，姥姥看到后惊恐地把布娃娃夺过来，扔掉。

采访人中，即使年龄最长的多萝西娅也不过是在襁褓中经历了战争，所以可以说，采访人中没有人真正经历过1933年到1945年的这段历史，但我仍然感觉到他们说起这段历史的沉重，特别是年长的前三位。安德利亚斯在谈到他的父亲时，不能自已地哭了起来，不得不一度中断访问。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父亲在战争中到底经历了什么。约翰内斯在谈到他爷爷通过装病才得以离开苏联劳改营时，眼眶发红，声音也开始哽咽起来，仿佛嗓子眼里突然卡了什么东西。

战争中，没有胜利者。战争末，很多家庭经历了大逃亡。多萝西娅的母亲在盟军大轰炸前带着孩子从莱比锡逃到黑森州，约翰内斯的姥爷一家从罗马尼亚德语区迁到了德国，不得不面临冷战中也许与自家亲戚为敌的命运，所以约翰内斯当年没有选择服兵役，而是去做了义工。凯伦的姥爷在战后被强迫要求离开波西米亚区，并只能打包一个箱子的物品，这个箱子至今放在她家的走廊上。

每个家庭都难逃历史的桎梏，每个人都被带入历史。“当年对犹太人所犯的罪行是无可否认的。”多萝西娅说。她提起了多年前与丈夫来到华沙威利·勃兰特下跪的广场，自己泪流满面；她提到了自己第一次以色列之行的负罪感。年轻些的约翰内斯没有责怪自己的长辈，“我们这些后人只不过没有面临那个选择罢了。”他说道。凯伦则希望中学历史课上也可以多学些其他的历史内容。最年轻的丽莎和格利塔更趋向于推动公众纪念活动，而不是纠结于赎罪的道德问题。但所有人都强调，历史不能重演，“克服过去”就是为了历史不再重演。

我问我的采访人们，他们对自己作为德国人感到自豪吗？他们的第一答案通常是自豪，却又立即补充道，他们更为作为一个欧洲人而感到自豪。采访时丽莎小心翼翼地问我，我会不会将她匿名，因为她的真名很少见，很容易查到是谁。我对一个80后的年轻人如此小心防备的态度很是惊讶，她说，万一右翼政党当权，说不定她会因为她的左派思想受到迫害。我很难将这个想法和当今的德国政治体制联系在一起，她耸了耸肩说：“谁知道呢，希特勒当年被选上台，也是谁也没有预测到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