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克强 | 死神与上海：评估死亡【上】

安克强著  刘喆译

本文尝试重构城市的人口统计，以了解在城市中有多少人死亡，并审视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城市中心中对于死亡的管理意味着什么。

谁死在上海？上海的死亡情况是如何变化的？本文试图对死亡进行评估，来审视死亡是如何对不同年龄和阶级的人造成影响，以及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人们的死亡。要评价死亡之于上海的意义，第一个难点是我们对历史上任意时间内有多少人生活在这座城市中这个问题一无所知。尽管中华帝国的行政机构在人口普查方面有悠久的历史，前现代人口普查的区域单位——以县为单位而非城市——将都市和乡村区域都包含在内。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市政府的缺失和在19世纪的暴乱中所损失的大部分档案。外国租界中的情况要好得多，但其人口统计也只是在1865年才真正开始。不过租界部分区域中的人口只代表了总人口的一小部分，直到19—20世纪之交时其人口才和华界相当。另外，两个租界当局各自独立进行人口数据普查，分类标准和年龄组的划分并不相同。所以本文尝试重构城市的人口统计，以了解在城市中有多少人死亡，并审视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城市中心中对于死亡的管理意味着什么。

但是，数字并不能反映全部的故事。本文也会探索如下问题，如死亡的程度和上海居民的平均寿命问题，并以此来突出死亡的社会分布。当然，在中国社会中，活到高寿并能三代同堂是一个被极度认同的理想状态。生活在一座拥有现代化设施、医疗基础和更高生活标准的城市理应为质量更高、寿命更长的生活创造条件。但在上海的案例中，就像很多其他中国城市那样，有其他因素影响了人们的生存机会，特别是那些不断肆虐城市的传染病。借助现代医学技术中的接种削弱了死神的力量，但是传染病在传播过程中经常带走许多生命，这些人缺乏得到合适药物的途径。传染病的问题成为当局所严重关切的事情，尽管还不成体系，当局会收集城市卫生条件和人口健康方面的重要数据。战争和社会动乱是造成早夭的重要原因，但是疾病，特别是“穷人病”，是在全年龄段缩短绝大部分人寿命的罪魁祸首。

必须直接说明一点，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在上海生活和死去。想要从某些被湮没的档案文献中发掘出一套完整的人口统计数据的希望是极其渺茫的，特别是对于19世纪而言，相关档案都被付之一炬。历史学家需要接受这一事实并对可以找到的材料善加利用，它们尽管缺乏连贯性，却足以让我们窥视这座城市的人口变动，来揭示上海这座城市中关于生与死阴暗面的一些精彩部分。

《镰刀与城市》

上海的人口变动

在过去超过120年的时间里，上海经历了人口的猛增。1845年，当第一个外国人移居到上海时，这座城市是一座繁荣、有活力的区域商业中心，但是距离1930年它所成为的那座拥有300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惊人的人口变化直到1949年之后仍在持续。根据1949年之后的人口普查，上海市在1953年和1964年分别拥有615万和1086万居民，住在城市区域的分别有535万和642万人。这一令人吃惊的增长对处理死尸的服务需求增加有重大影响。

上海的人口统计：初步评估

上海人口史和邹依仁（1908—1993年）关系密切。邹依仁关于1949年以前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仍然是后世历史学家所依赖的经典学术成果。邹的研究完成于1962年，对所出版史料中的人口数据进行了统计汇编。这些关于人口的表格和数据，与其说是对人口资料的系统性研究，不如说是对可用材料的混编。但邹在重构1949年以前的上海人口时所遇到的困难，是用所有档案材料都无法解决的。对上海档案馆中那些相关材料的反复搜寻，使我确信关键的文件都已经遗失或者被摧毁了。尽管这些调查都有非常详细的表格，但是这些一手文件对没有途径获得的学者而言，相当于没有被保留下来或是仍被封存在档案之中。

在研究上海人口变化时，历史学家还必须面对另一个难点：由于三个独立的、各自拥有行政管辖权区域的存在，导致了所找到的数据并不统一。在外国租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于19世纪中叶在城市中建立之后，上海就在拥有三个不同市政权的情况下发展，即上海工部局（公共租界）、法租界公董局（法租界）和1927年现代市政机构成立之前的历任华界区域行政机构（详见地图1.1）。在外国租界，当局每5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1942年所统计的人口数量最多。但是两个外国租界当局直到1930年之前都没考虑过合作调查。从1865—1930年，它们所使用的统计类别是不同的，如年龄、性别，等等。它们长久以来所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在自己的地界上住了多少人。它们对残酷数据中能反应多少人死去的问题却关心甚少。直到1937年，中国人的死亡问题才成为官僚所关心的事情。在华界，清政府所进行的人口调查是在县一级而不是城市区域，而且这样所做的人口统计只是近似数据，而19世纪的档案又都没有保存下来。上海市政府在1929年开展了其第一次现代人口普查，随后将其升级为阶段性的人口注册。

地图1.1上海两租界地图

上海人口史在1932年和1937年两次日本侵华战事中又一次变得模糊不堪。一方面，有大量的人口拥入和拥出这座城市。1941年之后，由于食物短缺，日本军方强制执行将人口有意撤空到郊区的政策。1945年之后，城市最终处于唯一的市政机构管理之下，他们沿用了先前系统性的人口登记方式。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人民政府努力建立起以“严肃执政、认真为民”的新政权。出于政治和经济原因，对于新政府来说要知道城市中住了多少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未来的许多年内，这个国家将处于一个配给体系的管理之下，而这需要对所有居民进行人口登记。即便这件事情从来就没有完全达成——同时期的人口迁移干扰了人口登记的完整性——上海市政府无疑对人口数量有了更好的了解和掌握。在国家层面，人口普查于1953年进行，然后1964年又进行了一次。

最后，对于完全理解上海人口动态的一块主要绊脚石是发生灾害时拥入城市的人口，导致灾害的因素通常都是自然原因，比如洪水，但是更常见的诱因是发生在邻近省份的军事冲突和暴力事件。就像这些人大批拥入城市时那样，一旦危机结束时，他们也会大批离开这座城市。移民人口的突然拥入和我们对这座城市的死亡研究而言密切相关，因为这些临时居民增加了总死亡率，有时候甚至是剧增。但是要估算移入的人口数字是非常困难的，大部分情况下他们都是人口登记系统的漏网之鱼。要评估他们所增加的城市死亡率就更困难了。在外国租界，当局在1870年为外国居民引入了死亡证明系统，但是他们没能对中国籍人口也实行这个办法。华界要到1928年2月之后才强制执行，但是移民，甚至是永久居民都直接逃避这些规定。1942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负责人声称公共租界中有40％左右的死亡是在缺乏医疗护理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这些死者没有死亡证明。死亡证明直到1945年才普及，但是即便在那之后，下层民众对官方手续大多没有任何兴趣。1951年时，在上海街头所收集的露尸数量仍超过4万具。

在原先延续到1845年的空间格局中，上海由有城墙围绕的老城及沿黄浦江的商业及港口郊区所组成。邹依仁对1850年的上海人口预估是544413人，但是该数字显然超过了老城及其郊区居民的数量。这个数字所包含的是整个上海县的人口。连续几版的《上海县志》所提供的人口预估范围是1810年的527472人到1852年的544413人。琳达·约翰逊（Linda Johnson）在其对1842年之前的上海的研究中，所预估的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城市人口是约25万成年人，10年之后很有可能接近30万人。人口数量随着城市对外贸易的开放而稳步上升，商业良机吸引了成千从中国南部伴随西方人来到这个城市的新移民，工作和贸易良机的许诺也是引诱他们前来的因素。1853—1855年长达17个月之久的清军对小刀会起义的镇压给城市发展造成了严重挫折，在动乱中有数千人逃离或者死亡。当清军重新控制城市时，他们进行了无情和无差别的镇压，将整个街区付之一炬。数千人在血腥攻城中被屠戮。

琳达·约翰逊编《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

在20世纪到来之前，没有再出现过大规模的人口屠杀。恰恰相反：上海接纳了不计其数的从太平军所控制区域逃离的难民。总人口据说达到了110万至120万，生活条件极其拥挤。大部分人在城墙保护的地界之内找到了自己的家园，还有大量难民则定居在外国租界，处于治外法权和外国士兵炮舰的保护之下。人口急剧上涨的势头一直持续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太平军在清军最后的攻势下被最终击溃的时候。随着和平与稳定的重新回归，先前住在长江下游主要城市中的居民如退潮般返回了自己的家园。但是，太平天国带来了持久性的破坏后果，连同对外贸易的扩张，无疑将长江下游城市和商业的重心从苏州和南京转移到了上海。1860年后期的萧条，给上海不同区域人口的恢复和增长创造了条件。在苏州河对岸，一个全新的街区出现在公共租界北面。闸北踏上了其成为上海最有活力区域之一的发展之路，以及成为当战火于1932年和1937年两次来袭时市民伤亡最多的区域之一的悲剧之路。

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内，并没有提及华界区域情况的人口记录。从19世纪50年代的30万居民开始，老城、老城郊区和新的位于北面的闸北的人口数量缓慢增长到1910年的60万。随着1895年之后现代工业的发展，人口猛增至1915年的1173653人。1929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所记录的居民数量是1516092人，但是这个数字包含了所有的农村地区的人口。上海市区内的人口数量是961846人。在后一次1935年的普查中，数字增长是惊人的，人口突破了200万大关，其中市区人口是130万。中日战争完全打破了人口分布，所有的闸北居民大批拥入租界寻求避难，上海南部区域的居民虽然没有全部都去租界避难，但也大同小异。1942年，在政治压力和经济萧条的双重影响下，城市人口略降至100多万人。

人口数量的变化在外国租界中被更好地记录下来。在租界的第一个十年里，英国租界只有几百至500人，人口很少。但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租界内华洋分居的规定被废弃，外国租界中充斥着中国人，于是人口有了快速增长，从1855年的2万人增至1865年的9.2万人。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数字略有回落，但1890年的数据相较1876年（97335人）翻了一倍，1905年的数据是1890年（171950人）的3倍还多。所以，一系列的基准数字可以凸显出一个持续的增长过程：1910年50万人、1930年100万人和1937年120万人。法租界则经历了很缓慢的人口增长过程：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只有数千居民；1865年的普查反映了一次猛烈的人口增长，但是这次普查中所记录的55925位居民数量在1876年跌至33460人；仅30年之后，法租界的人口又恢复到了1865年的水平；1910年，人口的数量翻倍；又花了15年，人口的数量翻了3倍至30万人；之后的20世纪30年代，人口在50万上下浮动。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原先住在闸北和南市近100万人口到外国租界寻求庇护，使两个租界的人口都有了极大的增长。即便在1942年人口因主动或强迫迁移到郊区而有所减少，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仍分别是1585673名和854380名居民的家园。战争后期的经济困难促使很多居民离开了上海。1945年，城市的总人口降至330万人，从1942年开始减少了超过50万人。但是国共内战很快又将数字往上推，1946年的城市人口恢复至1942年的水平，1947年警察所记录的居民数量共有420万人。1949年3月，在上海解放之前，人口总数越过550万大关。新政权执行将人口撤空的政策，以降低工作和食物供给的压力。但是郊区的经济困难再一次给城市带来了大量赤贫移民。1950年7月，在解放的一年之后，总人口达到了480万，而1951年7月时又增加了40万新居民。户口和食物配给制度的引入成功控制住了战后的人口飞速暴涨。在1953年的第一次人口全面普查时，城市区域的总人口是550万。10年之后，第二次普查显示人口增加到643万。

维多利亚时期伦敦街头

上海的人口发展轨迹令人印象深刻，尽管和伦敦相比，人口增长可能显得较为节制——伦敦的人口从1800年的100万人发展到1881年的450万人和1911年的700万人。两座城市都面临过相似的住房供给问题、恶化的公共卫生问题、街道垃圾和饮用水污染问题。但是伦敦市中心区域一直通过吞并乡村不断扩大，而上海的市区范围则保持得更为集中，导致其人口的密度要高得多。1941年伦敦人口密度达到最高时甚至还不到公共租界中央区人口密度的一半。上海的经验和同时期的孟买更为类似。另外，上海所经历的人口急剧涨落给城市的基础设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越来越险恶的自然环境、不停爆发的军事冲突以及缺乏统一的市政管理机构对上海的城市治理经验而言成为一个更大的挑战，而这也对上海的人口造成了影响。

谁在上海离世

上海的死亡方式清晰地表明“高龄”并不是最主要的死亡原因。由于疾病、缺乏妥善的医疗护理、糟糕的日常饮食以及其他因素，各年龄段都有大量人口死去。而且，各种暴力事件，尤其是1932年和1937年的日军侵华战事，对死亡率和死亡的统计产生了重大影响，既因为这两次军事冲突造成了更多的人死去，也因为有更多死去的人未被记录下来。

公共租界提供了持续时间最长、极其重要的统计数据。最长的数据统计涵盖了从1880年到1936年中外国人的死亡数据。19世纪的数据并不完整，而且很可能和实际情况相距甚远。尽管公共租界著名的医生詹姆生（Jamieson），将中国人的死亡率定在男性4.34‰、女性6.13‰，但死亡率一直到19—20世纪之交时都要高得多，在18‰到25‰。詹姆生意识到自己所估计的不足，特别是在缺乏对婴儿死亡率或者妇女在分娩时及之后死亡率的可靠记录，实际这一数字可能会高达20％。事实上，除了流行病肆虐的时期，尤其是霍乱，上海所展现的死亡率和同时期的巴黎基本相同。

1910年、1925年和1930年显示了在外国人中的死亡率稳定维持在18‰至20‰这一高位。由于这些数据是建立在5年一次的普查上，我们不知道两次普查中间死亡率是如何波动的。但在绝对数方面，公共租界中外国人的死亡数值从1880年只有55人到1936年的560人。上海工部局直到1902才开始对中国人口记录关键数据。在20世纪最早的30年中，死亡率颇为稳定。数字在11‰和16‰之间波动，平均数值是12.3‰。但最主要的区别是死亡的绝对数值。每一年有6000—17000人在死后无法落葬于市政公墓。土地章程中禁止把中国人葬在外国租界，除了一些特殊和有限的例子之外，例如已经存在的义冢或是公会墓地。几千具尸体必须在上海当地的义冢或是农村墓地（以及1927年之后的中国市政公墓）中找到一片安息之所，或是要船运回自己的祖籍地落葬，这让船运公司和会馆业务繁忙（详见第二章和第三章）。

在华界，从1929—1936年，死亡率从1929—1931年的12.5‰左右逐渐降到1932年和1935年的8‰，以及1934年和1936年的10‰。在绝对数值上，死亡总数在19000人和21000人之间徘徊，1930年达到峰值，约23000人。1947年，人口呈现出6.4‰低死亡率：在近420万人口中有26700人死亡，这可能和大量拥入的难民有关，但也反映出缺乏合理的登记制度。在这一年里增长了60万居民，相较之下出生人口为65206人。虽然死亡率压倒出生率这一趋势呈现出清晰的被逆转状态，但人口的净增长主要是因为外来移民。1948年，情况进一步变化，又增长了40万新居民，其中121295人是新生儿。该年前10个月的死亡总数达到了39799人，死亡率为7.8‰。

上海码头等待装载的棺材

但是所有和死亡有关的数字都反映了一个基本问题：许多死亡并没有被记录下来。只有外国人的数据被按时记录，大部分中国居民并没有上报死亡，而未记录死亡中数量最多的情况是那些被丢弃在城市后巷和空地上的尸体。就像在第六章中所会讨论的那样，这是一个很普遍且数量极多的现象，如果要更好地理解城市人口变化和死亡管理，就要将这个现象重新整合到研究中。除了在特定的一些危机年代，比如1932年或者1937年，5岁以下的儿童在上海街头收尸的数量中要占据平均85％的比例。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局所记录的1947年15岁以下的死亡人数是8888人，而在同一年，普善山庄，上海最主要一家收集露尸的慈善组织，在同一个年龄段中所收集到的尸体是13638具。所以，为了更接近死亡率的真实水平，将1900—1936年这段时间中大部分年份的死亡率直接翻倍并非是不合理的做法。这就会让上海的死亡率和死亡记录更为系统的香港不相上下。

婴儿死亡率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极高无比。不管是什么样的数据都呈现出5岁以下婴儿和儿童的高死亡率。1938年，在法租界一年内所收集到的所有露尸中有53.7％是婴儿。1947年，官方数据所记录的婴儿死亡率是27.7‰，但这并不包括在街头收集到的尸体。如果算上普善山庄所收集到的13638具尸体中53.7％的婴儿尸体比例，死亡率就会增加到127‰，几乎翻了5倍。如此之高的婴儿死亡率和19世纪欧洲城市的情况更为相似。巴黎的婴儿死亡率从1881—1885年的16‰降至1906—1910年的10‰，在城市中更穷的区域中死亡率会更高。19世纪40—50年代伦敦的婴儿死亡率，在1891年降到和巴黎水平相当之前，于12‰—16‰之间波动。上海令人震惊的高婴儿死亡率，无疑解释了不将尸体埋葬而随意丢弃的做法是非常常见的。

上海是一座男性和女性居民单身比例非常高的旅居者城市。比如在现代化的工厂中，女工经常会在返回家乡结婚之前工作数年。在所有其他职业领域中都呈现出一个清晰的趋势，即男性的数量和女性相比呈现出压倒性的状态。除了娱乐行业和娼妓业以外，女性获得了慢慢进入都市劳工市场然后被雇佣的机会，比如行政、金融服务或者百货商店。所以上海的男性死亡率始终高于女性。可查到的时间最久的关于男女性别比例的数据来自公共租界。性别比例从19世纪70年代近3：1，到19—20世纪之交的2：1，再到1930年之后的1.5：1。法租界1910—1936年的性别比例趋势和公共租界颇为相似。但在华界，性别比例却更低，整个20世纪30年代中男女比例为130：100。这样的趋势到1947年时仍如此，当时是126：100。1950年时，平均比例是1.2：1，但不同区域的比例差异很大。

考虑到上海外国人口的暂住性质，几乎不可能推断出任何形式的平均寿命。但是丰富的资料提供了一些窥探死亡年龄的机会。正如在第二章中讨论到的那样，中国的会馆公所在上海管理死亡的事务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根据社区的规模大小，会馆建造寄柩所，灵柩会储存在那里以等待船运回乡。会馆对交由他们保管的灵柩会进行详细的记录。死者的年龄通常都会被记录下来，让我们觉得有责任研究公会成员及其家庭成员的死亡年龄。我发现湖州会馆、广肇会馆和衣装公所在近代的1928—1941年有一些注册的信息，大部分数据集中在1931—1941年。那些灵柩寄存在寄柩所的人只是人口数据中比较片面的案例。最常见的情况是死者家属很可能不会把灵柩寄放在会馆里，而穷人又通常是葬在义冢。但认为使用会馆服务的人完全符合某种特定的社会状态及从事特定职业这种想法是可行的，这些人代表了普通市民，是他们组成了人口的主要部分。

湖州会馆

本研究只使用了湖州会馆的数据，因为其覆盖的样本数量非常多，从1933—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之前的时期，总计有2845人的灵柩被记录在案。这并不是说湖州会馆的数据是一个人口统计的代表性案例，它所代表的是人口中的一部分湖州人在上海离世并授权会馆处理死者的例子，但是它反映了一个足够庞大的人群，我们所获知的其死亡年龄可以提供一些关于上海生与死的信息。（详见表1.1）

表1.1旅沪湖州人死亡年龄（1933—1940年）

1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是24.2％，这比所找到的官方统计数据要更低一些，特别是当婴儿也被计算在内的时候。很有可能是因为许多家庭并不希望承担将灵柩寄存在会馆公所以及将其死去的孩子运送回乡的费用。从儿童在所有样本中占1/4的比例来看，疾病给儿童造成了巨大杀伤。从表格所能获知的第二个主要发现是，即便是成年人，大部分人的寿命也被缩减。在15—45岁的区段，死亡年龄分布得非常平均。在这些以每5年为标准的年龄划分区段中，死亡率非常接近。在这里所使用的样本中，几乎有一半人在30岁之前就已经过世，将近3/4的人在50岁前离世。这和目前的人口数据中死亡年龄被推移至60岁之后以及儿童很少夭折的情况迥然不同。那些在其人生晚期去世的人只占很小的比例，65岁以上的是9.6％，70岁以上是5.6％。在民国时期的上海，生命周期是短暂的，死神随时随地都可能找上门。1949年之后平均寿命有了很大提升，1951—1953年，平均寿命从44.6岁上升到58岁，1956年则升至65岁。在15年之内，上海人多了20年寿命，这表明在消除贫困以及给人们提供更多医学防护和服务方面有了普遍提高。

1949年之后，即便死亡率是处于下降的状态，死亡数字仍随着人口膨胀而上升。当然，由于有大量民众的死亡未被记录在案以及其尸体被倾倒在大街上，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统计数据低估了死亡数量。卫生局承认由于存在上述现象导致关键的统计数据并不完整且有片面性。卫生局大概花了10年才将这一长期存在的情况画上句号。在三个城市区域中进行初步的实验之后，卫生局最终设计了一个方案，将所有的出生和死亡数据录入一个统一的强制性报告系统之中。从1950年7月—1951年6月，所记录的死亡总数达到64834人，但街边露尸的总数达到44661人。换句话说，死亡总数至少是98595人，该数据意味着死亡率增长了三倍。这些细微的区别在后来的统计重建中消失不见了。年报和类似出版物中所披露的数字和在档案中所找到的数字大相径庭。上海市和市区中的死亡数字直到1955年都保持着稳定的状态，然后逐年下降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详见表1.2）。从1959年开始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死亡数字稳步下降，很可能反映了医疗服务质量和城市中生活条件的改善。

表１.２上海的死亡数据和死亡率(1950—1965)年

在上海解放早期，婴儿的高死亡率并没有立即改观。但是随着局势的和平和稳定，以及难民数量的下降，减轻了主要传染病的威胁。市卫生局的基本政策是优先预防。481950年，卫生局在城市的23个区建立了2.1万个卫生小组来支持全城范围内的卫生运动。政府也于1950年和1951年在城市中组织了大规模的人口接种运动。第二个主要因素是直接对医疗机构进行增强。卫生局给6个区分配了医疗机构，每个机构有6—10个床位来接纳孕妇。每个区需要设立一个妇幼保健院来监督相关事项。该政策最后一块拼图是下到里弄层级建立小型卫生站。里弄是上海居民居住的小巷，大部分人口都居于其中。主要的工厂都需要设立类似的保健室，而规模更小的公司要组织设立保健站。照顾幼儿的托儿所数量从1950年的196所增长到1951年的363所。一般而言，人民政府在城市中花了相当大的功夫来扩展卫生设施。清洁运动、大规模接种、妥善登记人口以及扩建卫生设施多管齐下，极大地改变了城市中的人口特性。婴儿死亡率急剧下降，而平均寿命亦得到极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