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毁灭了华沙？1944年华沙起义中的政治博弈

来源: 崎峻军史周刊

引子

1944年8月1日，华沙大区总督路德维希·费舍尔醒得很早，草草吃过早饭后便开始工作。恰逢多事之秋，苏联人的铁甲洪流自东而来，兵锋直抵维斯瓦河；英美盟军在法国开辟了第二战场；7月20日在狼穴发生了蓄谋刺杀元首的爆炸事件；第三帝国已是风雨飘摇。费舍尔管理着一座拥有150万人口的大城市，但手下仅有55名德国官员维持日常行政工作，更让他头疼的是，在7月间华沙卫戍部队的两个党卫军团被抽调到前线，华沙正如一座摇摇欲坠的危房正被抽走最后一根梁柱。想到这里，费舍尔不禁感到心悸，他怔怔地望着窗外，已经被德国占领近五年的华沙平静如故，市民们用过早餐后纷纷出门工作。费舍尔断然不会想到，在此后两个月内华沙的名字会反复出现在最高统帅部的通告中，被世界所关注。

德国驻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中）与手下高官们的合影，右起第二人就是华沙总督路德维希·费舍尔。

8月1日15时，华沙街头开始出现骚动，随后如同听到号令一般，商店纷纷关门，行人匆匆回家，整座城市顷刻间陷入诡异的死寂。16时50分，枪声打破了华沙的沉默，仅仅10分钟后枪声已经响彻全城！华沙起义爆发了！20时15分，华沙德国驻军司令斯泰尔中将的通告以波德双语通过广播向全城播放：“我宣布华沙从即刻起进入战争状态，平民不许上街，否则格杀勿论，一切有人向德国人射击的建筑将被夷为平地！”

分裂的起义者

1944年华沙起义的爆发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因素。历史因素在于自从近代以来波兰人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爱国心。波兰地处东欧腹地，强敌环伺，历史上曾三度遭到瓜分，亡国达百年之久，历代波兰爱国者都进行了激烈的抗争，从未放弃。费舍尔后来评论说：“华沙起义的准备从1939年城破之时就开始了。”现实因素在于战局的发展使得起义时机看似成熟。1944年6月的白俄罗斯战役令德军元气大伤，中央集团军群近乎覆灭，德军对波兰占领区的控制力减弱；苏军大举推进，已经逼近华沙；英美盟军登陆法国，使德军腹背受敌；7.20刺杀事件更在德军内部引起混乱。基于上述形势，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判断正是举事良机，而其下属的抵抗力量国家军也相应制定了代号“风暴”的起义方案。

这幅绘画表现了1944年6月，苏军发起白俄罗斯战役，在解放的城镇中受到民众欢迎的场面。

波兰流亡政府是1939年后被西方承认的波兰政权的合法继承者，其内部结构非常松散，由国民党、劳动党、农民党和社会党组成，根据对苏联的态度又分为温和派和强硬派。由流亡政府领导的武装力量有两部分，一部分是1939年从波兰逃离和1942年从苏联返回的波兰军人，他们加入盟国军队；一部分是留在国内的抵抗组织国家军，成立于1942年2月，主要从事地下破坏和游击战，至1944年已经发展到25～35万人，遍及占领区。国家军听命于伦敦流亡政府，以复国为目标，在政治上亲近西方，反对苏联，与战前波兰政府的立场一脉相承。国家军是华沙起义的主力，指挥官是塔德乌什·科莫罗夫斯基少将，化名布尔。

华沙起义的实际指挥者，国家军总司令塔德乌什·科莫罗夫斯基少将。

除国家军外，也有亲苏政治力量的武装参加了华沙起义，其中最主要的是由波兰工人党（前波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组建于1942年3月。人民军虽然在力量上不及国家军，但是吸纳了部分农民营及其他左翼力量，接受1944年7月22日建立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领导，该委员会是苏联扶持的亲苏政权，因此人民军得到苏联的支持，并在7月间与苏联军队中的波兰第1、2集团军共同组建为波兰军。国家军与人民军在政治上严重对立，素来不和，甚至爆发武装冲突。据估计，参加华沙起义的国家军约10000人，人民军约5000人。

华沙起义中国家军使用的旗帜，在波兰国旗上添加由铁锚和字母P构成的标志。

起初，人民军并无起义计划，国家军也没有与之沟通，直到起义爆发后人民军才在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命令下支援国家军。但是，在大部分地区，国家军和人民军并无默契配合，依然彼此怀疑和敌视，各自为战，甚至国家军一度否认人民军参加了战斗。在接受盟军和苏军的补给时，国家军也拒绝与人民军分享，并奚落道：“这些完好的物资是英国支援我们的，至于你们去找那些摔坏的苏联补给吧！”国家军还禁止人民军与苏军联系，让人民军接替国家军防守危险地段，借德军之手消灭异己，还直接以武力威胁力量相对弱小的人民军。当战斗进行到9月10日，城内物资消耗殆尽，战局日趋不利，国家军才转变态度，同意与人民军进行纯军事层面的合作，并共享补给物资。但是，当流亡政府与民族解放委员会在莫斯科的谈判破裂后，国家军再次与人民军对立，称其为“莫斯科的奸细”，国家军始终坚持反苏立场。

参加起义的国家军成员，右臂佩戴带红白袖章。

盲动的代价

实际上，国家军发动起义的目的除了驱逐德国占领军，解放首都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动机，就是抢在苏联之前控制华沙，迎接流亡政府归国，进而为战后政治谈判争取一席之地。结合当时的背景，这个大胆却不切实际的想法确实是流亡政府回归政权的唯一机会，否则苏军一旦解放波兰全境，政权必将为民族解放委员会所有。然而，国家军对于起义的筹划并不充分，甚至盲目乐观地认为，在苏军兵临城下的境况下，一旦战斗打响，城内德军必然望风披靡，仓皇出逃，因此既没有炸毁铁路线和车站，也没有占领桥梁和交通要道，而是抢占政府机关、邮局、医院、银行、电厂等公共设施，以便在苏军面前制造占领华沙的既定事实。然而，国家军领导层严重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德国守军的抵抗意志。

1944年8月初，华沙城区被起义者控制的地区，都位于维斯瓦河西岸的主城区，而河流东岸的城区仍在德军的控制下。

卫戍华沙的德军尽管被起义者打了个措手不及，丢失了部分城区，但很快就恢复了镇定，迅速转入防守，以有限的兵力固守待援，甚至在起义爆发三天后就开始组织有计划的反击。德国占领当局一直对于波兰抵抗力量的武装暴动保持警惕，并做了充分的应变准备，实际上在1944年夏季之前，德军一直有效控制着华沙的局势，高效而无情地压制着波兰的反抗运动。在顶住了起义者最初的攻击后，德军展开了疯狂的反扑，希特勒亲自指示由党卫军部队实施镇压，希姆莱声称“要将华沙夷平”。仅在8月的第一周德军就集结了1.2万人的部队，沿着起义者留下的桥梁和公路发起攻击，此外还动用了包括“卡尔”、“突击虎”等重型武器，有条不紊地推进对华沙城的毁灭行动。

参与镇压华沙起义的党卫军警察营，由阿塞拜疆人组成，他们比普通的德军部队更为凶残。

相比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穷凶极恶的德军，起义者无论在兵力上，战斗技能上，还是在武器装备上都相差甚远。参加起义的人员年龄从15岁到50岁不等，而且大多数没有接受过必要的军事训练。街道上仓促修建的街垒既不专业，也不牢固，也没有挖掘反坦克壕，起义军各部之间也缺乏联络和协同，基本上是一盘散沙。除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外，国家军还严重缺乏武器，普遍装备冲锋枪和步枪，更多的时候仅有手枪和手榴弹，在起义初期几乎没有机枪和反坦克武器，虽然从空投支援中获得了机枪和轻型火炮，但火力上始终劣于德军。在德军开始反击后，起义军就转入消极防御，被德军分割包围，甚至为了避免引起德军的攻击而严禁主动开火！

一位起义者依托简陋的街垒与德军交战。国家军成员大多是缺乏军事训练的平民。

除了对敌我形势和力量对比的严重误判外，国家军也没有尽可能地发动民众进行支援。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在1939年吞并部分波兰领土后将数以百万的波兰人驱逐到波兰总督区，其中很多人进入华沙，犹太人也被集中聚居于华沙，因此德国占领下的华沙人口不降反增，一度达到150万之巨。最初，华沙市民对于起义持欢迎态度，为其提供食宿，协助修建防御工事。随着形势趋于恶化，市民们意识到起义者无法战胜德军，为了避免报复，市民开始转向中立，甚至转而向德军寻求合作，主动攻击起义者。

在废墟中战斗的国家军成员，他们仅装备手枪和冲锋枪，极度缺乏重型武器。

国家军在发动起义后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物资管理和供给体系，随着原有的市政体系陷入瘫痪，城内的食品储备迅速耗尽，一位跳伞进入华沙的苏军联络官在报告中提到：“整座城市都在挨饿……投机现象十分猖獗，黑市盛行……隶属于流亡政府的市政当局没有做出任何解决措施，每天都有几百人死于饥饿和疾病。”

总之，国家军在发动华沙起义前，在各方面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对敌情和战局都发生了严重的误判，可以说华沙起义完全是一场基于不纯政治动机而进行的军事盲动，其代价将是整座城市和数十万条生命的毁灭。

华沙起义者凭借简陋的武器与德军进行了两个月的英勇搏斗。由于缺乏准备，其失败难以避免。

天边画饼

无论是1939年的波兰政府，还是1944年的伦敦流亡政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寄希望于西方的支持与德国或苏联进行对抗。1939年的亡国惨剧并没有让流亡政府清醒过来，依然将英美当作自己的“坚强后盾”，幻想着在西方的支援下回归故土。那么，英美在华沙起义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在1944年英美的政略布局中，波兰流亡政府实际上是西方与苏联进行政治交易的筹码，而且其价值还在不断降低。早在1943年，东线战局的发展让英美感到，苏联迟早会解放全部国土，并向德国本土进军，这也意味着苏联将在战后重新安排东欧政治版图时占据先机。英美当然不甘心这种局面的出现，因此希望波兰流亡政府能够作为西方的代表归国，给莫斯科制造点阻力。正是出于这种目的，从1943年底开始，英美就努力促使流亡政府修复因卡廷事件曝光而破裂的苏波关系。但是，英美明确表示不会为波兰的利益而开罪苏联。

1943年12月的德黑兰会议上，苏美英三巨头的合影，在这次会议上三国首脑已经就战后波兰的政治安排达成初步妥协。

在1943年底的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接受了斯大林提出的战后波兰领土安排：以寇松线为波苏国界，同时以德国东部领土补偿波兰。丘吉尔希望流亡政府接受这一条件，从而实现与莫斯科的政治合作，然而流亡政府不仅要求得到德国领土补偿，还坚持收回1939年被苏联占有的土地！这种绝不妥协的态度被英国方面评价为“缺乏政治头脑”、“高傲而愚蠢”。另一方面，莫斯科已经有意培植波兰的亲苏政治力量，根本不指望与流亡政府恢复关系。换而言之，波兰人过度的民族自尊心已经使其在西方与苏联的政治博弈中陷入了孤立。在这种背景下，英美对于华沙起义表现得消极冷淡，即使在起义开始后所提供的支援也非常有限。

1941年2月，英国首相丘吉尔（中）与波兰流亡政府总理西科尔斯基（左二）和自由法国领导人戴高乐（右二）合影。

当东线战场的形势向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之际，波兰流亡政府就开始拟定在国内展开军事行动的计划，为回归政权创造条件，其中包括对国家军进行总动员，并在波兰全境发动起义。流亡政府将其计划告知英国，但正忙于准备开辟第二战场的英国只是心不在焉地回应“全面起义的时机尚不成熟”。在华沙起义一周前的7月22日，流亡政府再度请求英国给予支援，比如将驻英国的波兰伞兵空投到华沙，空投物资和武器，轰炸德国驻军等等，但是无一得到满足。英方声称华沙深处敌后，难以保证伞兵和空投物资准确落地，同时起义者与德军的控制地区相距太近，容易误炸，而且“抽调如此众多运输机进行这场长距离、高风险、高损耗的行动是毫无必要的”，从纯军事角度考虑近在咫尺的苏联空军更适合给予支援，并提议流亡政府应积极谋求苏联的配合。

1944年9月18日，前往华沙执行空投任务的美军B-17轰炸机飞越维斯瓦河。

在起义爆发后，在流亡政府请求下，英美盟军对华沙起义者进行了几次空投支援。8月13日晚，28架盟军飞机从意大利南部的巴里起飞，向华沙空投物资，此后又有数次零星空投。9月18日下午，有80～100架B-17轰炸机在4000米高度向华沙投放了上千份物资，但其中仅有19具降落伞落入起义军控制区，21具降落伞落入苏军阵地，余下的物资全部被德军获得。英美盟军的空投物资实在是杯水车薪，对于国家军而言更多的是精神鼓舞而已。

隔岸观火

苏联在华沙起义中的角色是最耐人寻味、也是最受争议的。战后长期流行这样一种观点，已经兵临华沙城下的苏军有意见死不救，隔岸观火，坐视与其政见不同的国家军被德军消灭，为战后波兰的政权重建扫清障碍。考虑到苏联与波兰的历史宿怨和政治对立，这种观点不能说完全错误，但指责苏联没有援助华沙起义也与事实不符，实际上苏联方面对于起义者的支援较英美更为有力。

从当时的战况看，西方针对苏联故意在华沙城外停止进攻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苏军在7月下旬的进攻计划正是打算在行进间夺取华沙。然而，自白俄罗斯战役打响以来，苏军已经激战一月有余，推进了数百公里，补给线大大延长，前线部队损耗严重却得不到足够的补充，至7月底虽然苏军先头部队进至华沙东郊，已是强弩之末。与之相对，德军从其他战线抽调援兵，加强了华沙方向的防御，就在华沙起义爆发当天向苏军发起反击，迫使苏军转入防御并进而退却。8月8日，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联名向莫斯科提交了新的作战计划，建议从两翼进攻威胁华沙，并且迟至8月25日才继续进攻，间接承认了之前夺取华沙的战役企图已经落空。可以说，国家军起义之时恰好是苏军兵败华沙之际。

1944年8月初在华沙前线作战的德军“黑豹”坦克，隶属于第19装甲师。

虽然苏军没有故意拖延解放华沙的步伐，但在华沙起义之初莫斯科没有给予积极援助倒是事实，联系到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反应其实并不奇怪。自从1943年波苏关系因为卡廷事件破裂后，苏联政府已经对流亡政府失去兴趣，并着手扶持以波兰工人党为主的亲苏派政治力量。在7月31日，波兰流亡政府总理米科拉伊奇克前往莫斯科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会谈，表示国家军可以协助苏军作战，并希望苏联承认流亡政府的合法性，而苏联的态度是请流亡政府与民族解放委员会商谈。8月9日，米科拉伊奇克向斯大林请求援助华沙起义时，后者批评起义是“不现实的”，苏军前沿正承受着德军压力，无法派兵援助，但同意空投武器。

波兰流亡政府总理米科拉伊奇克，他于1943年7月接替因空难去世的西科尔斯基担任总理。

在华沙起义爆发后，莫斯科首先要搞清楚起义者的政治立场和对苏联的态度，这个问题通过英国和人民军提供的信息很容易得到答案：主导起义的国家军听命于流亡政府，并对苏联保持敌视。到8月中旬，苏联方面正式表明了对华沙起义的立场，斯大林在8月16日致丘吉尔的信中表示华沙起义是“骇人的冒险举动”，苏联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同时，苏联也拒绝为英美向华沙空投的飞机提供机场降落，苏联人的潜台词是没有必要去支援反对自己的起义者。

1944年9月在华沙城内镇压起义的德军部队，同时，苏军也再次推进到华沙东部。

不过，苏联拒绝支援华沙起义的态度在9月初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苏军于9月10日在华沙正面恢复了进攻，并着手向城内的起义者提供援助，其原因是苏军侦察发现部署在华沙以东的德军主力已经调往他处，防备空虚，故而重启攻势，可见苏联对于华沙起义的态度首先取决于军事行动的需要。9月13日，苏军突入维斯瓦河东岸的华沙东区，并于次日完全控制了该地区，与起义者所在的西区隔河相望。此时，起义者的处境已经极为困难，尽管如此国家军起初仍不愿意与苏方联系，直到9月15日才同意与苏联接通无线电通信，同时接受苏军的空投援助。

与英美盟军的空投不同，苏军多使用波-2一类的小型飞机进行夜间空投。

从9月13日开始，苏军飞机向起义者空投物资，这一行动进行了13个夜晚，直到10月2日起义宣布失败。苏军出动飞机2243架次，投送了45毫米火炮1门、冲锋枪1378支、50毫米迫击炮156门、反坦克枪505支、莫辛纳甘步枪170支、卡宾枪522支、毛瑟步枪350支，此外还有300万发枪炮弹和3.6万枚手榴弹和各类通信器材，还空投了515公斤药品和126吨食品。除了空投物资外，苏军还以炮火支援起义者战斗，并派兵强渡维斯瓦河直接参与城内作战。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苏军将这项任务交给波兰第1集团军。9月15日，在苏军的强大炮火掩护下，波军成功渡河，在西岸建立了桥头堡阵地。在此后一周内，波军第3步兵师的第6、8、9团先后投入6个营约2200余人渡河参战。

苏联军队中的波兰官兵。在华沙起义后期，波兰第3步兵师一部曾渡河支援起义者。

令人心寒的是，在得到苏方实质性援助后，国家军仍然顽固地坚持反苏立场，变本加厉地进行反苏宣传，宣称“德国压迫者走了，新的压迫者来了”，提出“阻止俄国人进入华沙”的口号。国家军对增援的波军部队也很不友善，经常不予通知就擅自撤离阵地，甚至从背后打黑枪。国家军的不合作态度使过河的波军部队处境艰难，在优势德军的围攻下伤亡惨重，被迫在9月24日撤退，仅有400余人回到东岸。

尾声

出于对苏联的怨恨和敌视，国家军领导层宁肯与德军谈判投降，也不愿求助于苏军。9月28日，国家军开始与德军谈判，在听信了德国有关战俘待遇的保证后，布尔于10月2日代表国家军向德军投降。10月3日，德国最高统帅部宣布：“华沙起义已被镇压。经过几乎完全毁掉城市的数周战斗，孤立无援的起义者残余力量停止抵抗并投降了。”历时63天的华沙起义就此惨淡收场。

1944年10月初，向德军投降的国家军成员，德军保证给予他们战俘待遇。

在历史教科书上，华沙起义往往被描述成波兰爱国者为反抗德国占领、争取解放而进行的英勇抗争。可是，在这个光鲜的表象背后，混杂着波兰和苏联之间的历史积怨、政治分歧和意识形态冲突，以及大国之间阴暗的政治交易。纵观华沙起义的前后过程，不难发现这次起义实质上是波兰流亡政府和国家军为实现其政治目的而仓促发动的，他们对战局的严重误判，对西方援助的天真幻想，对苏联的极度敌视，都导致了起义失败的悲惨结局，而为他们的错误买单的是化为废墟的华沙城和多达20万人的生命。华沙起义的最大获利者是苏联，在起义初期不予援助，借德军的力量削弱了波兰未来政权潜在的反对者，在起义后期又通过有限的援助削弱了英美盟国在波兰人心中的影响力，同时提高了自身的影响力，从而更有利于战后对波兰的政治安排。

经历了起义风暴后的华沙城已经完全变成了一座大瓦砾堆，到处都是残垣断壁。

这幅画作表现了党卫军部队在华沙城内搜捕、屠杀平民的暴行。至少有20万人在华沙起义中被杀。

华沙起义失败后，这座城市又在战火中煎熬了两个多月。1945年1月17日，苏军白俄罗斯第1方面下属的第47、61集团军和波兰第1集团军在华沙-波兹南战役中最终解放了华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