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仇敌舍命的爱心 – 许特根森林战场纪行

作者: 孙小平

西墙防线的“龙牙阵”遗迹，由荷兰绵延至瑞士，全长700公里

三年疫情封控期间，一直得到北威州诸位好友的盛情邀请，相约去看二战后期的“西墙防线”（West Wall）和战况最为惨烈的许特根森林战役遗址。暮夏初秋，念想成真，到了北威州，悦悦接站，应约住进了老沃红柳夫妇新装修的祖屋，做事认真细致的老沃事先已经制订了周密的游览计划。

老沃红柳家的祖屋侧面，老沃辛勤数年，将之翻新装修，左侧灰色部分是后来扩建的

已有近百年历史的老沃红柳的祖屋是一栋在德国极为常见的独立砖楼，称之为“豪斯”（Haus），不过在国内往往习称别墅，别墅用德语说，就是“维拉”（Villa）。严格地讲，“豪斯”和“维拉”是有各自不同的确切定义的，尽管都是独立的建筑，前者简朴实用，占地及使用面积有限，是德国中产阶层的标配，也可以说是一个中产之家世代奋斗打拼的可见成果；后者则相对奢华，占地或使用面积庞大，内外装饰讲究，旧时多为类巴洛克风格，近年代亦多有创新设计的别墅，比如包豪斯大师的简约风格作品，不仅引领时尚潮流，其中甚至还有进入人类文化遗产名录的。

老沃家的祖屋对我来讲并不陌生，2019年圣诞节我们就在祖屋里和《华商报》修总等诸友热闹过一个通宵，那时候并不知道大疫即将临头，更不曾想到修总即将远行，当悦悦的车停在祖屋前的时候，红尘紫陌，平生感慨。

老沃的德语名为沃尔夫冈（Wolfgang），汉语意译应为“狼在走”，也有人称之为“老狼”的，但是把朋友呼作虎豹豺狼总有点不那个什么的，因此我初心不改始终不渝呼之为“老沃”。老沃曾经在德国国防军驻扎在萨克森大营的坦克部队服役，是战后德国重新武装以后自主研发的豹式一型坦克（Leopard I）的新生代驾驶员。实实在在地讲，老沃本人“亲自”当过兵，还“亲自”开过豹式坦克，又是“亲自”在二战西线主战场的北威州长大，作为一个过来人，见怪不怪，对那些舞刀弄枪的战争遗事并不见得有多大兴趣，但是架不住红柳和我们等一干没见过打仗所以才特别喜欢妄议德国打仗历史的中国人的鼓唆，每次都是老沃事先制定行程，然后兼导游车夫于一身，无奈而辛勤地为大家服务。2019年，《华商报》编者作者们在吕讷堡石楠花垣聚会，大家说起英军在这里结束二战树碑勒石以志纪念的往事，因地处荒野，石碑已无从寻而求助老沃。老沃当年服役的坦克部队的萨克森大营驻地就在石楠花垣，对这一带相对熟悉。经过一番尽责寻索，老沃领着我们还真找到了那块躺平在紧邻军事禁区荒野中的纪念碑石。

2019年秋季老沃带着我们找到了在吕讷堡石楠花垣里的纳粹德国向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投降的遗址

在老沃的导引下，我们冒雨首先去了西墙防线的遗址。西墙防线又名“齐格飞防线”（Siegried Linie），是德国为抵御来自“西方”（说白了就是法国）可能的攻击而建造的巨大防御工程，与法国的马奇诺防线相对峙，而其体量及技术含量则远高于后者。目前齐格飞防线遗留下来的地面工事主要是北起荷兰南至瑞士，绵延六七百公里的“龙牙阵”，是用来抵御盟军坦克及机械化部队的。 过去一直不明白战后七八十年占地不菲的龙牙工事为什么没有被拆除，走进现场才知道什么是“德国质量”。人们肉眼看到的龙牙只是地面结构，如同冰山一角，埋藏在地下的则是厚重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排列在地面上的龙牙其实是地面地下整体浇铸的，根本无法撼动，若要拆除，动静不会小于龙口拔牙，成本根本无法计量。我问老沃，当年龙牙阵对阻滞美军机械化部队进攻到底起了多大作用，老沃答称美军用扬土填埋龙牙的战术，坦克可以越过龙牙工事，但是德军设置的与龙牙阵组合的掩体或碉堡的纵深火力在美军工兵作业填埋和机械化部队相对迟缓通过工事时对美军杀伤力巨大，这也是许特根森林战役如此惨烈，高度机械化的美军被缠杀烂打迟滞不前的原因之一。

老沃和红柳堪称西线战场最佳导游

所谓许特根森林战役（Schlacht im Hürtgenwald）是指1944年10月到1945年2月东进的美军与据守在此的德军之间一场极为惨烈而战略意义并不大的攻防战。占地大约150平方公里的许特根森林地处德国与比利时接壤的西部边境，是艾费尔山（Eifel）的北部余脉，构成德国西部边境至莱茵河的天然屏障。1944年8月盟军取得诺曼底战役的胜利进而解放巴黎后一路高歌猛进，德军节节败退，重型军事装备和制空权丧失殆尽，与盟军进行正面攻防显见乏力。为了尽快占领德国最重要的战争工业基地鲁尔区，饮马莱茵河，并防止德军炸毁鲁尔峡谷水坝以阻滞盟军攻势，志在必得的美军另辟蹊径，意图避开德军的正面防御，在地处攻击集群行进方向右侧翼的许特根森林开辟战场，消弭侧翼被攻击的威胁，期冀以此取得快速突破，然而这一计划恰恰犯了扬己之短克敌之长的兵家大忌。

10月6日美第一集团军信心满满发起总攻，但是在秋雾弥漫的深山老林，两眼一摸黑的进攻部队失去了炮兵和占绝对优势的空军支援，装甲车辆也几乎难以运行。而从法国一路败退下来的德军在许特根森林重新休整集结，并启用由于1940年西线大捷而闲置已久，等同废弃的齐格飞防线，以逸待劳，迫使盟军原定的“扫荡”战转瞬变成了极为血腥惨烈的堑壕战，绞杀战。许特根森林战役中美方共投入12万兵员，其中约12000人阵亡，13000人被俘或失踪，另有伤病员近万，以致许特根森林被美军士兵称为“绿色地狱”。德军伤亡总数则为28000人左右，尽管战损严重，但是气息奄奄的德军利用天时地利的优势成功牵制住了美军主力达四个月之久，更为重要的是许特根森林战役为德方策划的，期冀毕其功于一役，借此咸鱼翻身的阿登战役（即突出部战役）准备了进攻条件。可以说，许特根森林之战是美军历史上损耗最大，意义最小，斩获最少，从规划到指挥都是最为糟糕的局部战役。

在许特根森林中，美军优势丧失殆尽，可谓处处陷阱步步惊魂

1944年9月以英军为主角发起的“市场花园行动”和10月由美军发动的许特根森林战役均是西线盟军事后不堪回首不愿言说的败绩，有军事历史学家认为，这两场败仗可能将第三帝国的覆灭推迟了半年，同时也使得苏俄在东线战场得了先手，形成了欧洲战后东西方对峙的政治和军事格局，而导致盟军连续两次重大失败的首席操盘手则毫无争议的是德国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Feldmarschall Walter Model 1891-1945）。

瓦尔特·莫德尔陆军元帅

瓦尔特·莫德尔出身一牧师家庭，家族有教会传统和经商业绩，却无戎马传统，在贵族充斥的军官团中了无根基。莫德尔在第三帝国时期的27位元帅中属后起之秀，远不如隆美尔，曼施坦因等人那样帅星熠熠，战绩辉煌，而且由于他在意识形态上赞同纳粹理念，是元帅中不多见的希特勒的铁杆拥趸，加上他指挥作战的风格，前线吃紧时身先士卒，对麾下不得力的军官则粗暴野蛮，动辄辱骂，全无普鲁士军官团中习见的优雅举止贵族气质，因此在军界中并不十分被人待见。在欧洲东线和西线战场上，绝大多数关键性战役莫德尔均有涉及参与，特别在战争后阶段，式微的德军转入战略防御，深受希特勒信任，有“防御魔术师”之称的莫德尔奔走于各条战线之间，忙于帮元首擦烂污洗屁股，赢得了“元首的救火队员”（Feuerwehrmann des Führers）的名声，1944年3月莫德尔得以跻身陆军元帅之列。

莫德尔在前线指挥作战

人格分裂在一个强权社会的官僚体系中特别在高级军政官员身上是多发现象，莫德尔即为一典型案例。在战场上特别是东线苏俄战场，除了能征惯战，莫德尔是为数不多的和党卫军帝国保安局等密切合作，犯下了严重战争罪行的国防军高级将领之一；另一方面与一干长于溜须舔菊的高级将领不同，莫德尔经常在战略战术问题上与自认为军事天才而习惯直接干预战场指挥的希特勒当面抗争顶撞，在国防军将帅中极为罕见。1942年在一次东线军事会议上，身为第九集团军群司令的莫德尔当众对自以为是的希特勒出言不逊：“我的元首，请问谁是第九集团军群司令，是您还是我？”使得满座皆惊，类似这样的争执发生过不止一次。在政治立场方面，毫无疑问莫德尔是纳粹意识形态的追随者，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开始全面控制军队，军人必须宣誓效忠希特勒个人，并行怪异的扬臂提肛纳粹礼，对此莫德尔却口无遮拦毫不避讳地称之为“小政变”。1944年7月20日发生“狼穴”刺杀希特勒事件后，莫德尔是第一个向希特勒致电表示效忠的元帅，但是另一方面莫德尔却与刺杀事件的中心人物，1938年因在侵略捷克问题上与希特勒观点相左而被废黜的前陆军参谋总长，对他有知遇提携之恩的路德维希·贝克上将长期保持着友谊；当时在柏林担任牧师的德国“认信教会”领袖马丁·尼穆勒（Martin Niemöller）与纳粹政权离心离德，特别遭到希特勒“亲自”嫉恨，莫德尔则并不避嫌，与之过从甚密。尼穆勒不仅是莫德尔夫妇的主婚人，他们的三个子女亦均由尼穆勒施洗。在东线战场，特别在从苏俄撤退时，莫德尔曾经冷酷施行“焦土政策”（Verbrante Erde），但是在战争末期，面对希特勒的“尼禄指令”（Nerobefehl），即完全摧毁破坏德国本土事关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莫德尔阳奉阴违，并对指令的下达对象，帝国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斯皮尔表示，他不会执行这一断绝德国人民战后生存希望的命令。

1945年3月20日德国败局已定，希特勒向帝国装备部长斯皮尔下达摧毁事关德国国计民生的关键基础设施的秘密命令，史称“尼禄指令”，取自古罗马皇帝尼禄烧毁罗马城的典故

1945年4月初，莫德尔指挥的B集团军群在鲁尔区被盟军分割包围，战事明显进入收尾阶段，希特勒却宣布鲁尔地区成为要塞（die Festung），并下达不惜一切代价，死守至最后一人的命令。4月17日，莫德尔拒绝了美第18空降集群司令马修·李奇微将军的劝降，他让部下给李奇微带话说：“元帅效忠希特勒的誓言使他不可能投降，哪怕考虑这种可能性都是对他的侮辱。”但是在当天他却下令解散B集团军群，立即遣散军中年少年长者，使他们得以平民身份尽快回家，其他人员则或战或散，自行决定进退，为数十万下属打开了一条逃生之路。对柏林方面莫德尔高调宣称，他将和一个高炮连勇敢的年轻战士们一起，战斗到最后一人，直到手握武器而死（bis zum letzten zu kämpfen und mit der Waffe in der Hand zu fallen），同时却遣散了集团军群司令部的所有人员。告别之际，莫德尔凄凉地说：“从古至今留给败将的只有毒药”。在少数几位贴身副官陪同下，莫德尔试图逃出美军包围圈进入哈尔兹山区未果。4月20日，时值希特勒生日，逃亡途中的莫德尔收听到了困守在柏林的戈培尔的广播讲话，后者在广播中将B集团军群斥之为叛徒。莫德尔震惊不已，万念俱灰。次日，莫德尔在鲁尔区杜伊斯堡附近的一贵族私人领地的树林中开枪自戕，随即被随行人员就地埋葬。据身边的参谋人员说，当莫德尔听说苏俄已经将他作为对东部战线的诸多反人类罪行负责的战犯起诉，自知在劫难逃，因此在战争末期常常故意“亲自”现身火线，期望得到一个战死沙场的结局。事实也是如此，鲁尔包围圈形成后，美军即开始重点搜寻莫德尔，如果莫德尔被美军生俘，大概率会被作为战犯引渡给苏俄，即使不被引渡，肯定也会作为纳粹首要战犯被送上纽伦堡军事法庭，最终和凯特尔元帅，约德尔上将一同死于绞刑架下。莫德尔的自杀很可能是为希特勒做出了榜样，当后者在柏林地堡闻悉莫德尔的死讯时，喃喃自语：“莫德尔能够作到，我也能作到”。9天后，希特勒在地堡饮弹自尽。

希特勒与莫德尔握手，后立者分别为凯特尔元帅和施蒙特上将，凯特尔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处以绞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如何处理散布在各个战场的成千上万阵亡军人以及遇难平民的遗骸成了德国的一大社会问题。由于当时的德国处于被占领状态，行政部门的管理和执行能力十分有限，兴建墓地，确认亡者身份，敛骨安葬等工作大多是民间团体或教会甚至私人发起并承担起责任。在社会生活逐渐正常化以后，战争死亡者公墓才统一由半民间组织“德国民众战争墓地照护公会”（VDK）管理。我们离开龙牙阵后，老沃安排的就是去参观坐落在弗塞纳克（Vossenack）小镇的一处几近传奇的战争公墓。

弗塞纳克战争公墓之所以传奇是因为围绕公墓发生的各种故事：首先公墓所在的位置就是当年许特根战役中赫赫有名的“470高地”（Höhe 470）。“470高地”又被称为“通往科隆盆地之门”（Tor zum Kölner Becken），是西向莱茵河畔重镇科隆的距离最近的制高点。为据守这一战略要地，阻止美军东进，退无可退的德军在此与美军展开了极为血腥惨烈的攻防战，战后此处尸横遍野，惨状可以想象。

建于昔日战场“470高地”之上的弗塞纳克士兵公墓

其次弗塞纳克公墓是由战后的一位传奇人物，前德军工兵上尉尤里乌斯·伊拉思姆斯（Julius Erasmus 1895-1971）以一己之力发起而兴建的（1949年后公墓方由 VDK 接手管理）。大战之后，根据美军阵亡将士的遗骨不得在敌国埋葬的法令，遗体身份一经确认即立刻由美军收殓部门运出德国，近至比利时法国远至美国本土或夏威夷“尊严安葬”，而处理散布于山林野地的德军官兵以及遇难平民的遗骸则由战后自身生存前景堪忧的德国公众自理。曾经是亚琛（Aachen）一纺织工厂主的伊拉思姆斯在战争中失去了家人和产业。1945年夏伊拉思姆斯复员以后孑然一身在弗塞纳克搭了个窝棚暂居。伊拉思姆斯实不忍看到昔日战友曝尸许特根荒山野岭的惨象，遂独自开始验证死者身份，掘墓收殓骨骸，至1945年年底，他独力埋葬了1563位德国阵亡军人。在伊拉思姆斯善行的感召下，当地民众也参与了伊拉思姆斯的人道事业。后当地行政当局决定在470高地建立“弗塞纳克军人公墓”，为2355位阵亡德国军人（其中930位的身份无法确认）的最终归宿作了体面而有尊严的安排。需要指出的是，战后义务收殓安葬死者是德国战后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全民社会奉献。因为收殓多在昔日的战场进行，未被清理的爆炸物特别是交战各方埋设的大量地雷以及德军在许特根森林战役中广泛使用的，悬挂在树干上或安放在草丛里的“诡雷”对参与收殓的志愿者的人身安全形成巨大威胁。据不完全统计，战后仅为了敛葬许特根森林战场的亡者遗骸，当地就有100多平民为此丧生。

战后敛葬战争死亡者遗骸的传奇人物，原工兵上尉尤里乌斯·伊拉思姆斯

最使得弗塞纳克公墓声名远播的缘由无疑是1955年7月26日莫德尔元帅的遗骸在其子汉斯格奥尔格·莫德尔（Hansgeorg Model 1927-2016）的操作下迁葬于此，据说迁葬的目的是完成元帅生前“与他所热爱的士兵们共眠”的遗愿。元帅的骸骨入葬于墓地的最中心位置（编号1074），原本葬于此位置的两位无名阵亡军人为元帅让位，他们的墓穴被迁移到墓地的边缘处（编号2090），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没有人对此举是否得体提出疑问，而且迁葬一事刻意保持低调，并没有引起社会多大的关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元帅墓穴的存在使弗塞纳克公墓逐渐成为社会热点。首先，弗塞纳克公墓的正式名称为“荣誉公墓”（Ehrenfriedhof），将犯有严重战争罪行并至死忠于纳粹信念的莫德尔迁葬于此，与“他所热爱的士兵们共眠”，无疑是对长眠于墓园中的数千名邪恶的纳粹意识形态殉葬者的嘲弄和亵渎。事实上，莫德尔墓穴的存在使宁静的弗塞纳克墓园变成了是非之地，一方面，弗塞纳克墓园成了新纳粹或极右翼分子的“圣地”，他们经常在此以追念莫德尔为由头寻衅滋事，另一方面莫德尔的墓穴屡遭不明身份者破坏，以致墓园管理部门对之进行了特别加固。为此 VDK 一直受到多方指责，认为该组织当时同意莫德尔迁葬是轻率和不负责任的决定。

编号1074，处于弗塞纳克墓园中央位置的莫德尔元帅的墓穴，因为屡遭身分不明者破坏，墓园管理方对墓穴用钢筋水泥做了特别加固

近年来，弗塞纳克墓园的“莫德尔乱象”引起了不少专业历史学家的关注，通过他们抽丝剥茧般的现象分析，不仅使人们对1955年的迁葬事件的背景和过程以及弗塞纳克墓园里的墓穴中是否葬有莫德尔的遗骸发生困惑，甚至对元帅是否确实于1945年4月21日自杀身亡产生了疑问：尤其使人生疑的是1955年之前莫德尔的家属一直拒绝将元帅的遗骸迁离位于杜伊斯堡附近的某贵族私人领地上的（临时）埋葬处，并声称就地埋葬乃死者遗愿。而1955年的迁葬则是基于之前根本不为人知的元帅的另一个“遗愿”，即与自己的士兵们合葬，不过这个新出现的遗愿只是出自元帅之子，曾在1944年12月作为候补军官加入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并在战后德国重新武装后官至国防军准将的汉斯格奥尔格·莫德尔之口，甚至元帅的其他家庭成员都不曾出面证实后一个遗愿。特别之处在于1955年的迁葬极为低调，公墓管理部门曾经在回应公众质疑时称，迁葬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在公墓的档案中除了一份1047墓穴位置更换的文字确认，没有一般迁移墓葬必须具备的文件，下葬时必须完成的遗骸排列图示等均有缺失，多少有一种特事特办的味道。鉴于莫德尔自杀身亡并就地埋葬只是基于其副官一人的证词，且无其他人证物证，再加上显得诡异迷离的迁葬过程，难免使人们产生联想。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是不是有可能莫德尔元帅根本就不曾自杀，而是金蝉脱壳，逃脱了战后的清算？

根据德国殡葬法规，迁葬必须用图示标明墓穴中骸骨的数目，排列位置等（如上图），在莫德尔迁葬档案中此类文件完全缺失，相当反常

由于弗塞纳克公墓的规模有限，墓地很快便“人”满为患，五十年代初在弗塞纳克北面约五公里处扩建了“许特根士兵公墓”（Soldatenfriedhof Hütgen）。在此公墓埋葬的除2925名德国阵亡军人外，还有35位因清理战场敛葬遗骸而牺牲的平民志愿者。“许特根士兵公墓”坐落于许特根森林中赫赫有名的“野猪岭”上，野猪岭其实并不是正经的地名，而是德军当年布设的一片雷区，为便于己方人员识别，以“野猪”（Wilde Sau）作为雷区坐标代号，以免踩雷误伤。在许特根森林战役中野猪岭是双方交战最激烈的战场之一，狂轰滥炸血腥杀戮之后，原本古树林立的山岭已经寸木不存，现在人们看到的只是一片安宁静谧的草坪。

一眼望去，野猪岭士兵公墓与弗塞纳克公墓的不同点在于，后者的墓葬排列整齐划一，犹如正在接受检阅的士兵方阵，前者的排列则蜿蜒曲走，犹如沉寂无波的水流。野猪岭公墓开风气之先使用了“伙伴墓碑”（Kameradenkreuz），为后建的军人公墓所仿效。

弗塞纳克公墓的墓穴排列方整，每块墓碑下埋葬两人

野猪岭公墓的墓穴波形排列走向则更具风水学考量，墓碑使用连体十字架形式的“伙伴碑”，每座伙伴碑下最多可埋葬四人

我们来到野猪岭士兵公墓的主要目的是参谒墓园中那座著名的“伦菲尔德纪念碑”，纪念碑是为纪念1944年11月12日阵亡于野猪岭的德国国防军第275步兵师中尉连长弗雷德里希·伦菲尔德（Friedrich Lengfeld 1921-1944）而建的。“伦菲尔德纪念碑”的非同寻常之处不仅仅在于二战后为德国军人刻石立碑之事几乎绝无仅有，而且建碑方又恰恰是当年曾经在此与德军血战的美军第4步兵师的退伍老兵。1994年，在纪念诺曼底登陆50周年之际，美第四步兵师第22步兵团退伍老兵协会出人意料地在昔日的死亡之地为昔日的敌人建起了这座纪念碑，从而揭示了一段连德国民众都不甚了了的往事。

1944年11月2日开始，因为德军布设的野猪岭雷区有切断美军后勤补给公路（即今399号公路，紧傍野猪岭士兵公墓）的威胁，敌对双方在此围绕公路爆发激战，事关生死，阵地在美第4步兵师和德第275步兵师之间几易其手。11月12日上午，伦菲尔德带领一支侦察小队滞留在德军猛烈炮击后形成的无人地带时，听见公路对面美方阵地一受伤的美军士兵的呼救声。伦菲尔德立即命令下属，不准向可能靠近的美军救援人员开火。上午10点30分左右，美军救援人员一直没有出现，对面传来的呼救声则越来越凄厉，情急之下，伦菲尔德决定自己越过公路援救。伦菲尔德举着一面缀有红十字标记的白旗，比较顺利地通过了无人地带的反坦克雷区，但在越过公路时，被路边一枚反步兵“诡雷”炸倒。伦菲尔德的下属们奋不顾身把伤情严重人事不省的伦菲尔德抢运下火线，辗转送到战地医院，但终因爆炸伤及内脏，医生无力回天，伦菲尔德于当天去世，被埋葬在北距弗塞纳克约15公里的杜伦-罗尔斯多夫（Düren-Rölsdorf）的一座士兵公墓里。

弗里德里希·伦菲尔德中尉（照片放置位置为杜伦-罗尔斯多夫士兵公墓里中尉的墓穴）

战后，伦菲尔德的事迹在德国并不广为人知，随着时间的流逝，德国的政治日益正确，伦菲尔德的身份毕竟是一位“纳粹”军官，对之缅怀对之追念与时代的主流旋律多少合不上调。白驹过隙五十载，让人唏嘘不已的是，居然是昔日的敌人在敌人的家乡重新激活了这一几近遗忘的记忆。

“伦菲尔德纪念碑”耸立在野猪岭公墓的入口处，碑文为英德双语：“人为仇敌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大的 / 纪念第275步兵师步枪营2连连长弗里德里希·伦菲尔德中尉 / 1944年11月12日，伦菲尔德中尉，一位德国军官，在试图救援许特根森林野猪岭雷区中一位重伤呼救的美军士兵时在此重伤身亡 / 立碑人：美国第四步兵师第22步兵团第二次世界大战老兵协会，1994年10月7日 / 重行轻言”

在野猪岭公墓我们不期邂逅守墓人，守墓人时近中年，开朗健谈，性格极为阳光，不似一般恐怖小说里描写的阴郁变态，月光下折腾尸体那种的。嬉笑之下，守墓人让我们称他为“钱先生”（Mr. Money），不过我猜测他的姓氏八成是法语中常见的，与那位法国印象派艺术大师相同的“马奈”（Manet），许特根森林地近比利时，受法语影响应该是不小的。

守墓人钱先生

我们首先谈论的当然是“伦菲尔德纪念碑”，并向钱先生打听伦菲尔德中尉的归宿，钱先生告诉我们，中尉并没有葬在野猪岭公墓，纪念碑之所以建在这里，是因为野猪岭是他的牺牲地。钱先生告诉我们，“伦菲尔德纪念碑”是战后唯一一座追念“好”德国军人善行义举的纪念碑。言谈之中，钱先生突然愤怒地说起，美国老兵的感恩重新激活了许特根森林一带对伦菲尔德的记忆和追念，同时却也有当地的权威人士口吐微词，说到底，伦菲尔德毕竟是一位纳粹军官，对他的纪念应该适可而止。钱先生激动地说，伦菲尔德是不是纳粹我没有兴趣，能够做出这种事情的人就不可能是纳粹！确实如此，将二战时期的德国军人与纳粹分子划等号过于简单，是不合适的，事后我进行了资料核查，并不能确认伦菲尔德是不是纳粹党员。但是伦菲尔德即便是纳粹党员，在他下令不准向美军救援人员开枪，在他决定不顾自己的生死，冒险拯救敌方士兵的一刹那，他就已经摆脱了时代的羁绊，他的灵魂已经升华，他的生命已经得到永恒的净化。

钱先生在他的住处制作了情趣十足的“野猪岭”示意路牌

老沃与人交流时会有一种特有的亲近感，他说起他当兵的经历，一下子就和钱先生拉近了距离。红柳则对钱先生相当夸张地说我是来自东方的“作家”，是专程来写许特根森林战役的，加上我一直在打听士兵墓葬的细节，比如仅凭尸骨如何鉴定死者身份之类的，兴奋的钱先生略显神秘地说：“我给你们看点东西，昨天刚发现的”。我知道这“东西”大概率与正在讨论的死者遗骸遗物有关，兴奋之下突然感到某种类似被乐透大奖砸中脑袋的晕乎。钱先生觉察到了我的木讷，以为我是害怕，赶紧安慰说：“没什么特别的，不可怕”。钱先生进墓园小屋取出了一个蓝色塑料袋，仔细打开，袋里是一根完整的人腿骨和一个套在皮鞋里的脚掌骨，皮鞋已严重腐蚀残损，但依稀可辨是一只军靴。钱先生告诉我们说，这是德军制式军靴，是昨天采蘑菇的人在树林里发现的，根据军靴可以确认死者是德国军人，这几天就会作为无名士兵（Unbekannter Soldat）在墓园下葬。惊讶之下我反问钱先生，如此处理是不是过于草率了？在树林里发现人骨，难道不需要报警吗？再说，即使是死于七八十年前的军人的骸骨，排除了刑事犯罪的可能，难道不应该多做一些尝试，比如通过 DNA技术，鉴定死者身份，现在科技进步了，寻索死者身份信息应该并不特别困难吧？

面对我“质询”式的提问，钱先生几近宽容地笑了，他和我们解释说：战后在这一带，可以说是骸骨遍地。野猪岭战斗已经过去八十年了，现在每年仍然还会发现死亡军人的骸骨。不过在对待本国军人遗骨的态度方面，德国和美国政府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确认遗骸是德国军人的，同时又缺失“狗牌”（Erkennungsmark）之类能追溯身份的信息物件，一般就只能作为无名军人下葬，否则成本会很高。也许是唯恐政治不正确或是考虑到事隔已数代人，办事一贯严谨的德国行政当局对这方面的寻根究底明显缺失兴趣和动力。不过如果发现的骸骨被怀疑是美国军人的，事情就起变化了，按照两国间协议德国当局必须立即上报，驻欧洲的美国军事部门会在第一时间派出专业团队，封锁遗骸发现地点，并在周围进行更大范围发掘，以求发现更多更确切的有关死者身份信息的物件。同时骸骨会被送至专业机构进行DNA鉴定，死者的美国军人的身份一经确认，即启动“尊严返家”程序。遗骸以军礼入殓，军方专机从德国的美军基地起飞，将灵柩送回美国本土，仪仗接机，备尽哀荣。美国对寻找每一位失踪或死亡的本国军人极为认真，极为坚持，极为执拗，可谓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迄今为止，尚有110名美国军人在许特根森林战役作为失踪人员在美国政府备案，未雨绸缪，美国政府已经为这110位军人建立了完善的DNA数据库，随时进行比对检索，即使事过千年，人过百代也要让每一位捐躯将士尊严返家。

美军方的尊严返家仪式

回到汉堡之后，在感慨于钱先生处所见所闻之余，还对伦菲尔德中尉的生平进行了一番检索，意外地发现“伦菲尔德纪念碑”并不是如钱先生所说是战后唯一的德军军人纪念碑，与之并列的还有一座地处荷兰南部接近比利时边境的小镇里尔（Riel）的“卡尔-海因茨·罗什纪念碑”（Karl-Heinz Rosch Denkmal）。与“伦菲尔德纪念碑”相比，唯二的“卡尔-海因茨·罗什纪念碑”的命运就凸显坎坷了。

卡尔-海因茨·罗什，1926年10月3日生于德国迈森，1944年10月6日阵亡于荷兰戈尔勒

卡尔-海因茨·罗什1926年10月3日出生于德国东部德累斯顿附近有“欧洲瓷都”之称的迈森（Meißen），自小父母离异，与祖父一起生活。罗什中学毕业后尚未成年即被征入伍，派分到被德军占领的荷兰的一支炮兵部队，驻扎在与里尔相邻的小镇戈尔勒（Goirle）的一所农庄。小兵蛋子罗什与农庄的主人基尔斯顿克（Kilsdonk）一家相处得很好，据基尔斯顿克家人回忆，罗什知道他们藏有被禁用的无线电器材，用于翻墙偷听英国BBC广播，如果有上级官员来农舍视察部队，事前德军会有安全检查，罗什会悄悄通知他们将无线电藏好。1944年10月6日，英军由比利时进击荷兰，因为基尔斯顿克农庄设有德军炮兵阵地，农庄便成了英军的炮击目标。炮击开始时，德国兵被命令立即进入炮位，混乱中，罗什看见基尔斯顿克家的两个三四岁的幼童，扬（Jan）和 图斯（Toos） 还在水井边玩耍。罗什立即冲上前去，将两个孩子夹在臂膀下，奔跑回农舍，把孩子交给了受到惊吓的母亲。当罗什返回炮位，经过水井，一颗英军发射的炮弹直接命中了罗什，三天前刚满十八岁的罗什被炸死在几秒钟前两个孩子玩耍的位置上。目击者称：“现场惨不忍睹，他的身体几乎被炸成了碎片”。村民们将被炸得面目难辨的罗什就地埋葬在基尔斯顿克家的菜园里，1947年，罗什的遗骸被迁葬到荷兰东部的伊舍尔斯滕的德国军人公墓（die deutsche Kriegsgräberstätte in Ysselsteyn)，这里埋葬了数万战死的德国军人，是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德国军人墓地。

卡尔-海因茨·罗什在荷兰伊舍尔斯滕德国军人公墓的墓地

战后，罗什的事迹几乎不为人们所知，基尔斯顿克家庭也刻意保持沉默，不事宣扬，因为荷兰在历史上与德国的仇隙及其所承受的屈辱，宣扬德国兵特别是德国占领军军人的善行很可能会被视为在荷兰被战败被凌虐的屈辱历史造成的创口上撒盐。迈森地处东德，二战结束后不久冷战开始，东西方音讯隔绝，因此连罗什的家人都长期不清楚罗什阵亡的原委和细节。一直到2004年，一家荷兰报纸报道了被有意无意雪藏了整整六十年的罗什死亡原因和经过，深深震撼了当地的一位老人，前戈尔勒市议员赫尔曼·范·鲁文达尔（Herman van Rouwendaal）。范·鲁文达尔立志要在戈尔勒为罗什建立一座塑像纪念碑，并为此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范·鲁文达尔委托当地女雕塑家丽特·范·德·洛芙（Riet van de Louw）为纪念碑创作了一尊约半人高的罗什塑像，表现的是身穿德军制服头戴德式钢盔的罗什，腋下夹着两个幼童，生死惊魂的那一瞬间。2008年，范·鲁文达尔开始在戈尔勒为罗什立碑募集资金，但是筹款活动和塑像立碑动议遭到全社会猛烈抨击。范·鲁文达尔被指责为“汉（荷）奸”，带路党，是在为纳粹侵略军张目。塑像上那顶辨识力极强的德式钢盔更是唤起了荷兰人民痛苦的记忆，是对全体荷兰人民的民族感情赤裸裸的伤害。

范·鲁文达尔（右）委托雕塑家丽特·范·德·洛芙创作罗什塑像

1942年，德军占领戈尔勒时，为了报复和震慑当地的抵抗运动野蛮杀害了五名戈尔勒市民，战后在戈尔勒博物馆里还一直保存并陈列着五根德军行刑时捆绑被害人的木桩。愤怒的民众质问范·鲁文达尔，为什么不为这五位无辜的同胞树碑立传，却要为“该死的德国佬”涂脂抹粉？如果一定要为罗什立碑的话，首先要用这五根木桩为五位同胞立碑，在五根木桩旁边，也许才可以考虑这个德国兵的位置。陷入政治漩涡的范·鲁文达尔为自己的行动辩解说：“我的父亲被抓到德国，我的哥哥被送到德国服苦役，我没有任何缘由对德国人抱有好感。我们纪念这位年轻的德国士兵，并不是纪念德国国防军，而是向罗什表现出来的人性致敬。罗什以自己的生命拯救了孩子，其实他自己在死亡的三天前也还是一个孩子！我们荷兰人也许习惯了非黑即白，即荷兰人都是好人，德国人都是坏人，但是现实中我们看到了，有罗什这样舍己救人的德国人，也有为了七个半荷兰盾出卖犹太邻居的荷兰人！”

众口铄金，戈尔勒市政府最终顺应了汹涌舆情，作出了不使用公款资助也不提供公共用地为罗什立碑的决定，政府给出的理由是立碑一事“过于敏感”，而且也是为了避免因为一座德国兵纪念碑使戈尔勒成为新纳粹或右翼分子的朝圣地。使人感慨的是，在戈尔勒市政府作出不支持建立罗什纪念碑决定的当天，范·鲁文达尔收到了大量私人捐款，足以支付为罗什塑像铸铜立碑的费用。在戈尔勒的公共用地上立碑没有得到允许，居住在与戈尔勒相邻的里尔小镇的一位名叫里奥·维米尔（Leo Vermeer）的老人慨然提供了自己私家住宅的花园用于立碑。维米尔是罗什抢救孩子，阵亡和入葬的目击者，在1947年罗什遗骸迁葬伊舍尔斯滕公墓之前，维米尔一直在照料罗什在戈尔勒的临时墓葬。

2008年11月4日，“卡尔-海因茨·罗什纪念碑”在里尔的维米尔私宅花园里揭幕，纪念碑特意安放在前花园，面朝街道，让每一位路人都容易看到。仪式非常简单低调，到场的有从德国赶来的罗什的弟弟和罗什救下的基尔斯顿克家扬和图斯兄妹。

德·洛芙为罗什纪念碑揭幕，左一为从德国赶来的罗什的弟弟，左二为私宅花园的主人维米尔，德·洛芙身后为被罗什救下的扬和图斯兄妹

罗什死于英军炮火之下，未留姓名者向他献上了红色虞美人花，这是英国人哀悼为国捐躯将士的专有象征

红柳曾经和我讲过有关老沃家祖屋的一件往事，那是在战争后期，从英国飞来的盟军轰炸机昼夜不分，往返不停地轰炸鲁尔区，老沃家祖屋所在的位置恰好就处在机群往返的飞行线路之下，德军因此在村子周围设置了高炮阵地。老沃的外祖父当时还年轻，当盟军机群飞过时，总是不知危险地跑到屋外看热闹。有一天，一架英军飞机被高射炮火击中，笔直地向祖屋和站在屋前的老沃的外祖父方向坠落，在飞机接近地面时，老沃的外祖父已经可以清楚看到机舱里的英国飞行员。这位飞行员突然意识到坠落的飞机将祸害老沃家祖屋和屋前的德国平民，即用最后的力气，拼命拉起飞机。飞机越过了祖屋，撞毁在了屋后的田野里，飞行员当即死亡，祖屋和外祖父安然无恙。

老沃家祖屋的老照片

有一天在准备晚餐饮料的时候，老沃从地窖里拿出了两瓶沾满泥浆的白葡萄酒，产区是德国西部著名酒乡阿尔瓦勒河谷（Ahrweiler）。2021年7月，阿尔瓦勒河谷遭遇到特大山洪袭击，人员财产损失极为惨重。古道热肠的老沃和红柳驱车百多公里，第一时间赶到灾区，加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救援队伍中。这一难得的经历使老沃红柳夫妇与阿尔瓦勒结下了不解之缘，洪水过后灾区清理出大批被泥浆浸泡过的葡萄酒，尽管不影响饮用，但是按照法律这批葡萄酒已经不得上架销售。老沃夫妇得知后，立刻按照正常的市场价格并发动亲友购买了大量“泥浆酒”，以帮助灾民减少损失。有客人来时，他们会用这种泥浆酒待客，给客人讲述2021年全民救灾的动人经历，烛光之下，觥筹交错之际，更使人品味到世间人生中知遇友情的珍贵和不同寻常。

那是在去野猪岭的当晚，晚餐过后，我和老沃在他“亲自”设计，“亲自”动手精心装修的小客厅里品啜着“泥浆酒”，酒酣耳热，觥筹交错之际，我打量着温馨舒适的客厅，和老沃说起红柳讲的那位英国飞行员与祖屋的故事，感喟若无此飞行员之义举，我们亦无缘在此推杯换盏。老沃认真地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你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吗？飞机坠落以后，飞行员死了，但是飞机并没有爆炸，我们村子里的村民一哄而上，把飞机里能用的东西一抢而空，就连飞行员遗体上的衣物也被剥光了。”

告别了老沃红柳，由北威州南下慕尼黑，时日消逝，此行所见所闻仍难以释怀，莫德尔，伦菲尔德，伊拉思姆斯，罗什，还有那位无名的英国飞行员等等，不时萦绕心头，因而也不停地在网上搜寻相关信息。某天不经意间刷到了一个YT视频，那是2008年对被罗什救下的两位荷兰孩子，扬和图斯兄妹的一次采访，约略算下来，他们也都是年过花甲之人了。当听到他们说：“我们对罗什全然没有记忆，但是在家庭内部从来就没有对这段往事保持缄默，从我们懂事时起，每年家庭都会带着我们，现在我们也会带着家庭去伊舍尔斯滕去看望他”，我落泪了。

扬和图斯兄妹在罗什纪念碑前

《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三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大的”。美国老兵改写了这段经文，镌刻在了“伦菲尔德纪念碑”之上：“人为仇敌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