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纲博文 | 日本占领下的“国际都市”上海【下】

本文选自高纲博文著、陈祖恩译《近代上海日侨社会史》

高纲博文 著|陈祖恩 译

在租界归还给汪精卫政权的同时，虽然可以看到租界的完全终结，但是还残留着各国围绕从前上海租界的错综国际关系与权益，还有许多不同的外国人世界主义地生活在“马赛克都市”，而且外国人与最大多数的中国民众共同生活的“华洋杂居”的状况也没有消灭，抵抗日军一元化的统治、管理的许多“自由”依然在上海续存。

二、“对华新政策”下的上海外国人

1. 新的外国人管理政策

进入1943年后，“国际都市”上海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42年12月，日本政府因不能挽回围绕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局的恶化，修正了中国占领地的政策，采用了所谓“对华新政策”。同月21日，御前会议决定“为完成大东亚战争的对支处理根本方针”。其基本方针是在政治方面以汪精卫政权参战为转机力图强化汪精卫政权的政治力，在经济方侧重点放在在占领区内取得紧要物资的开发，由积极获得敌方物资来增大物资的获得。具体方面预定与汪精卫政权签订《日华共同宣言》及其签订废除租界、撤废治外法权的相关协议。

1943年1月9日，汪精卫政权发出对英美宣战的布告，签订《日华共同宣言》，两国宣言：“为共同对英美作战，将以坚定的决心与信念，在军事、政治、经济上进行完全的合作。” 当天汪精卫政权还签署了《关于交还租界及撤销治外法权的日华协定》。1月11日，作为对汪精卫政权如此动作的对应，重庆的国民政府与英美政府签订有关《取消在华法权及相关特权》的新条约。其结果是基本结束了在中国连续100年的不平等条约，上海公共租界的历史也中国谢幕。2月9日，汪精卫政权设立“接收租界委员会”及“撤废法外治权委员会”，日本方面也开始返还租界的工作。8月1日，返还了上海公共租界。法国维希政府由于受到日本的强大压力，于7月30日返还了法租界。返还后，公共租界改称上海特别市第一区，工部局改为公署，上海市市长陈公博就任署长。法租界改称上海特别市第八区，公董局改称公署，同样由陈公博任署长。

日本方面在决定将上海租界返还给汪精卫政权时，作为治安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实施对强化对外国人进行管理的政策。对公共租界外国人的日常监视与管理由工部局警察担任，1943年8月租界返还后，汪精卫政权将工部局警察、法租界警察、南市警察统一编入新成立的上海特别市第一警察局。1942年2月前，为了争取时间，不致第一线的业务能力降低，工部局警察准许英国人高级警官在职，下部组织的英美人警察官维持原职，同年10月将英美人警察全部赶走，进行工部局警察的再编。用英国式运营了100年的工部局警察被改变成日本警察。从现地日本士兵中采用警察，经过正式训练后被配置到重要岗位。当时约350名日本警察指挥5000名的中国人队、500余名的印度人队、400余名的白俄人队。第一警察局成立后，主要岗位由日本人留任。

以下，本文依据上海档案馆收藏的当时工部局警察及第一警察局的记录（《警察月报》、《外事情报》、《特高情报》），对日本方面的上海外国人政策及外国人的状况进行研究。这些工部局、第一警察局的记录，基本上是为维持上海的治安管理体制的东西，甚至也可以说是为了维持对上海的统治，日本方面也不顾忌地记载了对日本和汪精卫政权不利的情报。

1943年7月，在公共租界返还前夕，工部局警察对居住在管区内的外国人进行了户口调查。作为调查报告的“外人户口调查表”（表三）刊登在《警察月报》，公共租界的外国人居住数为22444名（除了日本人与被收容在集团生活的“敌国人”）。1943年，公共租界的外国人总数比1935年增加了18673名，其大部分是1937年以后流入上海的犹太难民。

表三 工部局警察署管内居住全外国人户口调查表（1943年7月）

根据《警察日报》（1943年7月）“外人户口调查表”编制。

根据《警察月报》的记录，1943年7月从其他地区（日本、天津、青岛）进行登录的访问上海的外国人只有白俄人2名、希腊人1名、菲律宾人1名，相反，离开上海转移到其他地区（天津、北京、哈尔滨、槟城、印度、曼谷）的外国人有德国人2名、法国人1名、白俄人9名、印度人6名、挪威人1名、葡萄牙人2名、波兰人1名，共22名。尽管这是微小的外国人移动状况，但可以看出“国际都市”上海的对外机能已处于停止状态。此外，同月申请外国人居住证国籍变更的77件，其中70件被认可。申请最多的是德国难民22件，德国领事馆许可其恢复国籍。其次是白俄人的18件，申请苏联国籍。在战时体制下的上海失去移动自由的外国人，特别是难民和无国籍的变更与取得的状况至少得到改善，他们找到了战后世界的活路。

2.上海外国人的分类

亚洲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本的官方媒体虽然记述“敌国人”以外的外国人：“经常来表示亲日的态度。……因皇军带来上海的和平，他们信赖日军。在当局的政策、租界产业的再编、战时统制经济的确认等方面，第三国人率先进行协力，成立了外国人商团等组织，”但警察权力是如何揪住上海的外国人呢？在日本实际控制的工部局警察、第一警察局的记录里，“外国人”的范畴已除去日本人，以与日本敌对、同盟关系为基准，将上海的外国人分类为“敌国及敌性国人”、“中立国人”、“轴心国人”，1942年12月工部局实施的防空演习时，《外事情报》（1943年1月9日）关于外国人的动向有如下的分析：

“敌国及敌性国人—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等表明上装成恭顺地服从当局的命令，但非常警戒其他国人批判本国民的言辞，对一般民众故意散布谣言，让一般民众认为日军强化防空演习是因为日军战败的深刻化及预示着中美联军已逼近上海地区，故意搅乱人心。此外，包含苏联人在内的敌性中立国人也是如此。”

“中立国人”—组织自警团的一部分犹太人、白俄人等真是努力完成任务吗？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缺乏积极性，至今相信英美会取得最后胜利，相信谣言，表示要从虹口、杨树浦方面转移到最安全的法租界居住。

“轴心国人”—一面在表面上装着协力的态度，一面非常消极，他们作为轴心国的人哪怕是一点小便宜都要占，如果不赋予特权便表示不满，在防护团的组织、训练等方面全部采取旁观的态度。

警察当局认为上海的外国人的旁观态度是“普遍的通有性”，“对于妨害的态度要彻底打压”，有必要强化取缔“流言蜚语”。另一方面，为确立市民的防空体制，提出有必要强化、扩充保甲自警团。迫于美军飞机对上海空袭的危机，考虑强化战时体制下对外国人的管理。作为其具体对策，计划将“敌国人”收容进集中营，将中欧系的犹太人强制集结到指定的杨树浦地区。1943年1月以后，其实施计划于根据“对华新政策”返还租界的同时进行，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方面害怕上海租界地区进入汪精卫政权后的治安恶化。

汪伪政府成立典礼

3.将“敌国人”收容进集中营

虽然日军当局于1942年10月决定，在“处理在华敌国人”时，将其分成“拘留者”和“集体生活者”，“除了将有外国间谍嫌疑者以及对军队有特别危害之嫌疑者进行拘留外，应将其余的人集中在一起生活”，但上海总领事馆在对集体生活的候选地进行实地考察后发现，两者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无太大的区别”，关于“集体生活者”的具体处理方案便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外务省也编制了一份《关于在华敌国籍人集体生活的相关事宜（草案）》其方针如下：

“（1）对在华敌国籍人中应当处以拘留处分的人，可以将其集中在一起过集体生活，但是，仅在有必要且得到特例许可时方可执行。（2）在实施集体生活时，必须努力保持公正态度，不得做出任何可能让敌国方面找到借口对我方进行报复行动的事实。”

对方针（2）进行了具体的解释：“1、集体生活场所的设施，应以简朴清洁为原则，特别注意保持卫生，不能在处理敌国人方面给敌方留下谴责我方的话柄。2、集体生活场所内，应承认被収容者的高度自治权力，除非对内部秩序有重大影响之外，不应对其生活进行干涉。（a）尊重其宗教的自由，并提供必要的方便。（b）对被集体生活者提供适当的食材，进行适量分配及烹调。（c）特别注意卫生工作，需组织卫生班，并供给必要的材料和工具。”

被收容在集体生活场所中的外国人主要是“在华敌国人”和“在华绝交国人”。但是，“在华敌国人”中不包含“正被我方利用中的人”、“拥有敌国国籍的中国人”、“被中立国国籍的人抚养，但属于敌国国籍的其家属”。同时，在“在华绝交国人”中，挪威人、希腊人、伊朗人、“已经亡国国家的人”是属于需要“特別考虑”一类的。

1942年12月，外务省当局编制了《集体生活场所事务处理准则》及《敌国人集体生活场所实施日程表》。1943年1月9日，汪政权参战后，日本方面立即向汪精卫提出：“随着国民政府的参战，有必要对外国通信及宣传进行取缔和管辖，”同时，“在对敌国人处置的问题上，目前应当按照日方的计划进行”。并且，今后将根据需要随时与外交部长进行商议等一系列要求，并得到了汪精卫的赞同。但是，日方在“敌国人集体生活实施”问题上，已经作出了决定，即：“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此时，不可能马上直接移交给中国方面……于我方进行处理”

从1月29日开始，日本方面分阶段开始将“敌国人”收容进集中营生活。英美人虽然由于已有对事态的预计而显得比较平静，但内部呈现出昼夜饮酒、自暴自弃的状态，在他们中间流传如下的“流言”：“日本由于战争初期战局顺利而给予上海的敌国人厚遇，最近由于西太平洋及缅甸战况不利而有如此的措置。”“收容所的设备不好，给食也不合外国人的口味，通过瑞士领事馆提出抗议。”

1943年4月，在集中营的“敌国人”收容人数为：英国人5418名、美国人1081名、荷兰人148名、比利时人47名、希腊人14名，总计6708名。其收容所分为8个：龙华收容所（1593名）、闸北收容所（1021名）、大西路收容所（398名）、地丰路收容所（858名）、哥伦比亚俱乐部（36名）、海防路收容所（358名）、浦东收容所（1095名）、扬州收容所（1349名）。

收容“敌国人”的结果是上海市内佩戴红色袖章者显著减少，各种反轴心国的宣传和言论也激减了。此外，日本方面以“大东亚共荣圈的盟主”的身份在中国民众面前公开展示收容英美人的举动，一举颠覆上海持续100年的英美文化，期待着产生改变对日本的认识的政治影响。

1943年9月，美国人进行第二次归国活动，使用同月19日从横滨回航的帝亚丸，从上海乘船回国的有900余名。其中有美国人600名、加拿大人45名、其他2名、中立国人20名，计676名。华中各地外国居留民250名，合计926名。因为美国人的回国，同月在浦东、沪西、龙华等集中营生活的收容者进行大规模的移动。附近扬州收容所的一部分“敌国人”也移动到上海。9月上旬，对集中营以外人员进行再登录，其结果是将389名英国籍人、67名美国籍人带上新的红色袖章。过去，日本当局对以结婚等为理由的约400名英美人是以不纯粹的“敌国人”来进行管理的，免除佩戴红色袖章，还允许在现住所居住。9月，荷兰人、比利时人不被收容进集中营，不被收容的荷兰人18名、比利时人29名。

聚集在摩西会堂的犹太难民

4.犹太难民的强制集结

1943年2月18日，以“上海地区日本陆海军最高司令官”的名义，发出要求1937年以后来上海的中欧系犹太难民强制到指定居住营业区集结的命令。强制集结的对象是中欧系犹太人，旧国籍是德国（包含旧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国的德国及中欧犹太人。1937年以后来上海的犹太人被规定为无国籍者。日军当局今后也不承认犹太人取得国籍，与犹太人结婚的妇女被认定与丈夫同样。指定地区是杨树浦的提篮桥地区。1943年1月末在杨树浦茂海路设置军队管辖的“上海无国籍难民处理事务所”，通过犹太民团将个人交付移动命令。对象犹太人约16000名，已经在指定地区居住的7000名，在其他地区居住的9000名（其中2500名居住在法租界）。

对于强制集结犹太人，成为对象的中欧系犹太人指责这是基于德国当局的谋略对犹太人的迫害而强烈表示不满，认为这次的措施使他们陷入生活的死地而要求缓和。但是，不在此次措施在内的俄罗斯系犹太人—阿什肯纳兹人尽管内心极度不安却表示大致放心的态度。1942年12月，他们在俄罗斯流亡委员会设置“白俄犹太人协会”，其目的是在该委员会的庇护下躲避对犹太人的特殊管理。德国当局要求日本当局迅速对犹太人采取措施，对这次措施表示极大的满足。法租界当局由于犹太难民进入法租界造成与公共租界同样的租赁房屋的纠纷，再加上白俄之间的倾轧、犹太政治宗教团体的活动、犯罪事件的发生等各种事故的频发，这样的措施将这些问题一扫而光，此外，还从都市美观的视点出发，对此均表示欢迎。白俄人由于犹太人对他们的生活有直接的威胁，对于隔离犹太人而造成他们生活的安定表示大欢迎。他们收购被收容进集中营的犹太人经营的店铺、工场，开始交换住宅等各种资产的转让工作。苏联当局认为这样的处置是由于德国方面唆使的不平等政策，用来对反轴心国的宣传。苏联方面宣传获取苏联国籍：“白俄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等难民要求取得苏联国籍是受苏联法律保护的，免除这次日军当局布告的适用范围。”英美人虽然对于部属自身的被隔离表示深切的同情，但没有关照的余裕。

基于2月18日的布告，中欧系犹太人按照规定到指定地区集中，到6月20日已移动了5526名，留下的还有7311名，9月末到指定外地区居住的估计有400名。他们中的一部分是为了避免日军布告的制约而申请取得了葡萄牙、中国的国籍。对受到日军布告制约的匈牙利犹太人，上海匈牙利名誉领事在他们向本国提出国籍申请的同时，发出临时国籍证明书。1943年7月初旬以后，中欧系犹太人在指定地区被隔离，其生杀权掌握在日本方面，无奈地过着穷困生活。另一方面，约3000名俄罗斯犹太人尽管在物价高涨、营业不振的情况下，除了一部分贫困者外，过着平静的日常生活。根据警察局的观察，在输入品途绝的情况下，其大多数人拥有很多看上去很昂贵的西服料子、毛皮大衣等。

上海的犹太难民

5.各国围绕上海租界返还的对应

围绕上海各国当局与人们对于租界返还与治外法权撤废的动向与反应，支配上海工部局警察的日本方面以最大的关心度来收集情报。

1943年1月9日，汪精卫政权发出向英美宣战的布告、日本与汪精卫政权签订《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各国对此的反应是不同的。德国等轴心国当局对汪精卫政权参战、强化亚洲的轴心国阵营表示大欢迎，但是作为反面的波及影响，对汪精卫政权“收回”租界与日本对其实权掌控的对策进行了研究。

上海的德国当局针对陈公博特别市长有“租界交还后有关行政组织将完全尊重从来的国际性”的声明，以公共租界归还后确保以临时市参事会员葛乐泰为首的工部局德国职员地位为对策，此外，法租界也与公共租界同时归还，在极力牵制日本方面对归还后新机制的进程的同时，还以法租界归还为代价，要求将来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要保障法属印度支那的地位。德国当局关于租界归还的对策，在两租界行政机构内保持了德国现职人员的势力，德国势力还在今后技术部门的进出、援助上海市政府各种事业方面进行渗透，决定开始将各种机关设施、住宅等集中进入以大西路为中心的沪西地区，进行扩大文化事业的工作。上海的德国当局接近全国经济委员会、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等汪精卫政权的机关，进行提携中国商工业者的工作，派遣美最时洋行的其鲁泰号到华北航路，输出皮革、棉制品、电器，输入煤炭、谷物、植物油等。为了再开南方的贸易，计划收购法国邮船公司的达鲁达尼亚号。1943年4月，上海德国总领事馆急于确认现地经济动员体制，组织“上海德国经济联盟”，在包囊商工联合会等经济团体的同时，将全部德国商社登录进联盟。为对应租界归还后的新事态，“上海德国东亚经济联盟”强化与上海工商局，特别是华商化学、电气、机械工业界的合作运动，与有华商工业界实力金融背景的金城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进行交涉。

上海法国当局传说在归还租界问题上采取尽可能延期到极限的策略，维希政府因受到日本方面的压力决定归还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上海的戴高乐派表示抗议，并策划进行反维希政府的宣传。7月，戴高乐派接到意大利政变的消息，强化没有必要归还租界与反维希政府的宣传，一般的法国居留民在相关测试中也回复中认为归还租界将使法国丧失权益。法租界各商社的贸易由于陷入深刻的不景气，看上去只有一点药品的输出而已，因租界归还而计划向印度支那移动。租界归还时，旧公董局四分之三法国职员留任，其余的退职。7月26日，警察关系职员方面副总监白莱斯以下57人退职，他们被采用为新创设的法国领事馆警察的职员，越南警察官预定转职为新编越南军团或法领印度支那官吏等。

在上海自由活动的苏联当局，担心汪精卫政权参战后有可能将日本在华兵力转移，进而增强在苏联边境的日军力量，因而在精神上高度紧张。特别是法租界的归还，使其对设立在那里的苏联工作机关的本部予以极大的关注。还有，由于欧洲战局的推移，苏联两机关的谋略宣传战进一步激化，两者都拼命做无国籍人的怀柔工作。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当局积极做在外流亡的俄罗斯人的怀柔工作，在上海白俄青年中不断出现亲苏的思想转向者，上海租界的消亡加速这种趋势，1943年从6月末起的3个月间，申请苏联国籍者超过了1千几百人。

汪伪政府成立

1943年6月30日在南京举行归还上海公共租界的签约式。日本方面认为“实施大胆率直的新政策”，中国方面除了“一部分政治人”以外并没有大的反响，

上海租界的中国民众的反应如下：

“租界里一般的民众多年来深受租界传统恶习的渗透影响，许多人尚未能对自由主义思想进行清算，因此，租借回收后应当预想到他们会有急速并激烈的变化，同时，随着战时体制的日益强化，对其销售业绩会有较大打击，也会担心过重的税赋，因此，从这些利己主义的观念出发，他们大多数的倾向也应该是不持欢迎态度。”

总之，日本方面只是表面地观察，认为生活在上海租界的中国民众是“国内的国家特权地区的居民”，不欢迎“洗刷中国百年的国辱”的租界归还的原因是执着地自由主义、利己主义的生活。但是，关于日本归还租界的本质是什么？汪精卫政权的一位经济官员十分理解，其发言如下：

“上海租界归还的实体是将原来的国际株式会社改组为日华合办的公司，表面上是中国就任董事长的位置，但支配实际工作的位置是日本人据有的，因而掌握实权，即使支配人的位置给予中国人，工作上必须得到日本的承认，不能进行政治上的运营，租界归还相似于国策会社的延长，日华提携的美名背后其实不过就是一个空名。”

此外，根据警察当局的观察，上海的日本人对租界归还和撤废治外法权并不欢迎，预想租界归还后的治安恶化，指出“因征税权的实施导致日本人负担过重，同时，因运用中国的司法权而导致对生命财产抱有不安的人非常多”。其中特别是上海日本人中的小工商业者，自1937年日中全面战争爆发以来，经历了担任日本军人现地兵站补给的“黄金时代”长达5年。此次，随着“对华新政策”的实施，极度担心丧失“日本军权当局赋予的特权。“

6.上海各国居留民的动向

1943年，日本当局在进行租界归还事业的同时，以治安对策为目的强化了对上海外国人的监视与管理，被直接管理的对象是“敌国及敌性国人”与中欧系犹太人以外的外国人，他们享受一定的政治自由。警察当局从维持治安的角度关注上海各国居留民的活动与动静并留有记录，现介绍若干事例。

上海的爱尔兰居留民作为英国人持有英国领事馆发行的护照，根据1942年11月1日的布告，作为敌国人必须佩戴红色袖章。但是，爱尔兰人的本国是英国的自治地，人种、宗教等与大不列颠岛不同，1937年制定的宪法宣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因此对在上海与英国人同样受管理表示不满。

爱尔兰人宣言中立国的立场，为增进其居留民福祉为目的，计划设立爱尔兰居留民会，1943年4月得到日本当局的许可成立了“陈列市民协会”，有会员43名。爱尔兰自由政府承认该协会，并通过万国红十字会每月给予12500美元的救济资金。

同一时期，上海开展反对轴心国运动。上海的奥地利人呼应以伦敦为中心的反法西斯—奥地利独立运动，意图奥地利独立，以威尔曼大佐为领袖秘密纠集同志对奥地利犹太人开始运动。但是，对那时奥地利居留民的登录及生活状态的调查，看不出这一运动的具体进展，预想与上海的苏联机构提携而引起警察当局的警戒。上海的捷克斯洛伐克人也开始反对德国的运动，呼应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分别组织以斯丹巴大尉和久尼亚·赛巴为首的二个反德国团体。各自有100名左右的同志，与苏联人、反德国的法国人关系密切。英美军队进攻法属非洲后，同地的亨利·吉罗将军与反轴心国总司令戴高乐将军保持密切联系，法国居留民中间也流传着这些情报，认为接近英美是法国重生的唯一道路，酿成亲戴高乐派的倾向，集结了反对维希政府归还租界的戴高乐派。上海的戴高乐派在得知意大利投降的消息后，认为反法西斯的胜利不远了，据说会合在法国俱乐部举行庆祝战胜前夜的宴会。

戴高乐

上海德国人的动向也与德国本土不同。警察当局注意到上海的一部分德国商社（在本国没有总社的现地商社）中有反法西斯的动向。警察当局观察到：与本国关系薄弱的现地商社在得知德国在欧洲战场战况不利的消息后，出于自己保全的立场从德国银行取出存款，以投资的目的购入物资，渐渐显露出责难法西斯强化统制，对德国当局的物资运输计划采取怠工手段等反纳粹的动向。上海的德国当局忧虑这种倾向，通过德国商工会所及纳粹党中国支部从整体上向德国居留民发出警告，强化战时统制。

上海的意大利人大部分是商团关系及经纪人，陷入了非常深刻的危机。1943年7月，英美军队在西西里岛登陆，本土发生政变，诞生了巴多格利奥新内阁，但对于意大利商社没有直接的大影响。他们原来就反感德国商社的不协助态度，受最近欧洲局势的影响更为昂进。

1943年9月8日，意大利向盟军投降。第二天早上在黄浦江上停留的意大利邮船康梯凡第号与炮舰莱派德号自沉江底，电台播送巴多格利奥政府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虽然是预料中的事，但全上海的外国人被惊愕，轴心国人方面被激愤。德国方面因意大利脱离轴心国，索性与缠住手脚的意大利断绝关系，此举对上海的中立国人影响极大，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土耳其等中立国人为防备母国万一参战而做好财产保全的处置。9月15日，日军当局发出将上海的意大利权益全部作为“敌产”管理的布告。9月24—25日，上海的意大利人在静安寺路的皇家宾馆进行所要事项登记，日军当局交付褐色袖章。他们认为意大利投降的意图是避免在本土的战祸，应该视为中立国，受“敌国人”同样的待遇是没有理由的，因而表示了不满。

上海的苏联当局以欧洲、北非的战局为中心，积极开展了反德宣传。另一方面，在对日宣传方面极力否认不断增强的有关日苏危机切迫的传说，对于重开上海苏联领事馆的传说也认为是在实质上承认南京政府，强调日苏渔业暂定条约对于日苏关系的好影响。此外，1943年3月在上海利用国际妇女节（3月8日）、马克思逝世60周年祭（3月14日）、高尔基诞生75周年纪念日（3月28日），通过报纸、杂志、收音机努力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例如国际妇女节，3月7日苏联妇女协会在苏联俱乐部召开集会，苏联报纸《俄文日报》、《新生活报》、月刊《时代》发行国际妇女节特别号，3月8日苏联电台（XRVN）播送特别纪念专题。

上海的白俄人，生活难日益深刻化，他们降低生活费，厉行节约地生存，但与莫斯科等其他的欧洲各国首都相比，上海的物质丰富，没有战火的危险，是唯一的安全地带。1943年1月上海白俄失业者推定约2000名，成为深刻的社会问题。在俄罗斯商工会议所登录的俄罗斯商工业者约有400名，其中50名是出租房屋的，其他还有许多未加盟的商工业者。该会议所为顺利地确保和配给俄罗斯人生活必需物质，计划设立物质配给科。在欧洲局势不断流传中，白俄青年申请取得苏联籍的数量激增，他们作为客员可以进入苏联俱乐部，可以阅读苏联的报纸、杂志和出版物，或是可以听许多苏联的宣传广播。进一步加速这种状况的是9月8日苏联政府召开俄罗斯正教会议，宣布恢复苏联的俄罗斯正教大主教制，给予上海白俄异常具有冲击力的影响。苏联政府公开宣布恢复自十月革命以来被镇压的“信仰自由”，让以俄罗斯正教会为首的上海俄罗斯正教徒们深受感动，与促进泛斯拉夫民族运动的发展相结合，促进了在外白俄人亲苏反德的倾向。

日本屠杀菲律宾人

上海的菲律宾人总数450名，分亲日派与反日派，1942年亲日派在日本方面支援下设立“菲律宾协会”。参加该协会的人不到全体菲律宾居留民的五分之一，大多数人是为了得到美国居留民协会的救济资金而对参加“菲律宾协会”犹豫不决。反日派积极宣传“让菲律宾岛再度插上星条旗”等，努力培养抗日意识，利用美国居留民协会阻止菲律宾人对日接近。日本当局从1942年10月开始对“敌国人”佩戴红色袖章时，将菲律宾人除外，为了让他们全体加入“菲律宾协会”，确立对贫困者的救济事业和对亲美分子的检举。

上海印度人的一部分，在日本方面的支援下于1942年11月创立“上海印度独立联盟”，但因干部间纠纷不断，其事业没有头绪。1943年3月15日，设立“上海印度独立联盟”事务所，在静安寺路跑马厅召开有500名印度人参加的印度人民众大会，从南京路到四川路进行要求印度独立的游行。苏·鲍斯在东京出现刺激了上海的印度人，6月22日在静安寺跑马厅召开的民众大会脱离了低迷状态，上海印度独立联盟从6月1日开始为开展独立斗争进行义勇军的招募工作，至月末登录者有200名。自苏·鲍斯出现以后，上海的印度人关注其领导下的印度独立运动的开展。原来印度独立联盟主办的这种示威活动参加者通常不过400名左右，7月印度独立联盟大会在昭南市（日本占领时期新加坡的名称）举行欢迎鲍斯的报告演说会，参加者多达1200名，表明南方对独立运动的高度关心。但是根据警察的记录，上海印度独立联盟未曾开始运动的实践，以消极的态度等待鲍斯来上海解决一切，部分指责联盟的声音也有所增强。在同年4月19日，在日本支援的印度独立运动开展的同时，印度人救济会开始对希望回国者进行登录，4月末达到259名，其中有工部局警察57名、印度人商业协会17名。

总之，上海各国居留民的动向基本上是根据跨越欧洲、亚洲、太平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推移而左右的，也是作为生活在“国际都市”上海的外国居留民以保全自己的生命与财产为第一位的世界主义性格所规定的。如此的上海外国居留民所给与的政治条件也是不同的，规定上述条件的国籍也是可变的，因此其管理与统治是不容易的。

结束语

1937—1945年战争时期的上海置于日军的武力势力下，也意味着是在“日本占领下”。上海租界的领地虽然明显缩小，但基本是脱离日本权力的自由地域，而且，在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没有进入日军的直辖军政下，在1943年7月归还给汪精卫政权以前还是继续存在的。1941年12月8日以后上海的历史时期可区分为1942年12月末因采用“对华新政策”而将租界消灭的前期与后期等两个大时期。前期的上海统治政策是以外务省主导的维持“国际都市”上海的外貌，缓和对外国居留民的管理，从当时上海总领事堀内干城的下述回忆中可以看出：

“即使在12月8日爆发的大东亚战争的关头，作为军队的建策，军队没有接收公共租界，认可租界依据原来的规则继续运营，只是附有在军事行动必要时协助日军要求的条件，租界在和平地渡过，能够使租界居民几乎没有受到大东亚战争的影响。”

如前所述，就开战后针对上海的“敌国人“政策问题，外务省坚持“从相互主义出发，根据国际法进行”的基本方针，面对“敌国人”，将“在处理敌国的公私人等问题上不应拘泥于琐碎的个人感情，而应持有大国的胸襟”作为训诫。但是日军当局却与其持有不同的见解。比如，在1942年时的上海，面向英美人及能理解英语的外国人和中国人的英语广播是被允许的，而日军当局基于“对上海的敌国人不用特别设置收容场所，上海整体上就如同是一个俘虏收容所”的观点，仅仅是“利用了英语在上海的流通度”而已，从这一表述中即可看出。

1942年末，随着战局的恶化，日本政府改变了中国的占领地政策，决定采用“对华新政策”，以大东亚省为中心，得到陆海军中央根据出动地点的全面协力，并对此实行。作为“新对华政策”的一环，向汪精卫政权归还上海租界，日军当局担心上海治安恶化而强化了外国人管理政策。这个政策的具体化就是将“敌国人”收容进集中营，将犹太难民强制集中到制定居住营业区。但是，从警察记录中可以看到，除了“敌国人”处于日军的严厉的管理强化政策下，上海的外国人在可能的范围里还是可以进行比较自由的政治活动的。例如，上海的苏联当局公然可以进行反轴心国宣传和共产主义宣传活动，日本当局不能对此进行取缔。还有，即使获知了上海奥地利人与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反德活动、法国戴高乐派的活动，日本当局也是拱手放行。

二战胜利之吻

1930年代迎来“国际都市”上海绝顶期的繁华，不能不考虑这是租界的存在与租界提供的“自由”。通过租界，西洋文化、生活习惯与中国文化、生活习惯融合，诞生了“克里奥尔人”的上海。上海的生活充满了活力，各种经济活动也异常活跃，优良的投资环境使上海成为东亚第一的“国际都市”。日中战争时期在日军侵略下压杀“国际都市”上海的“自由”，结局是失败的。日军为掠夺上海的军需物资，以构筑总力战时体制为至上目的，但上海租界继续抵抗。在租界归还给汪精卫政权的同时，虽然可以看到租界的完全终结，但是还残留着各国围绕从前上海租界的错综国际关系与权益，还有许多不同的外国人世界主义地生活在“马赛克都市”，而且外国人与最大多数的中国民众共同生活的“华洋杂居”的状况也没有消灭，抵抗日军一元化的统治、管理的许多“自由”依然在上海续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