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时期的白崇禧

作者: 刘维开

一、东路军前敌总指挥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八年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是白崇禧军政生涯转换的重要阶段，在此之前他只是一个在广西的地方军人，此后则成为对民国军事、政治有重要影响的军事家、战略家。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白崇禧应总司令蒋中正之邀，由原第七军参谋长兼第二旅旅长升任国民革命军副参谋长，未几接替李济琛，升任总参谋长，这是他在军政生涯中的第一个重要职务。当时第七军军长李宗仁不同意这项人事调动，蒋氏则十分坚持，表示以借用方式，到打下武汉为止。白氏分析蒋一定要他的原因有二：一是透过他使用广西的力量，一是透过他可与保定学生多联系。1白氏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当时国民革命军各军中，高级军官多为保定毕业生，有此关系可以加强总司令部与各军、师的联络；而第七军为广西部队，亦为国民革命军主力之一，以白在总司令部任职，可以使总司令部有效指挥第七军。除此之外，第四军军长李济琛的推荐亦或有一定关系。蒋氏与白崇禧应是一九二六年二月，白氏代表广西至广州商谈两广统一相关事宜时，方始见面，从蒋氏日记中相关记事来看，此后双方亦无太多接触；李济琛为广西人，与白崇禧、李宗仁等早有往来，此时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坐镇广州，以白氏为副手，随军代行其责，于公于私均有帮助。2

北伐时期意气风发的白崇禧（刊登于1928年8月1日《北洋画报》）

国民革命军北伐初期，共有八个军，总兵力约十五万人，其中第四军（两师一团）及第七军（三旅），先行进入湖南，连同湖南之第八军，共六万余人，与吴佩孚军展开作战，于七月十一日攻占长沙，继续北上，由湘北、鄂南，于十月十日攻克武昌。在此同时，第二、三、六等军在江西与孙传芳部展开激战，十一月七日进入南昌；据守粤东之第一军亦向福建发动攻势，十二月九日攻占福州，至此赣、闽两省大致底定。一九二七年一月，蒋中正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确认战略上有于短时间内肃清东南地区之必要，决定先攻取杭州、上海，以利后续作战，并分别由赣东、闽北入浙，会攻杭州。将全军分为东路、中央、西路三军，以第一军及新收编之第十四军、第十九军、第二十军等组成东路军，由何应钦任总指挥，复因在闽北之东路军各部，一时无法入浙，乃于东路军总指挥部下设前敌指挥部，以白崇禧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部向浙江进攻，此亦为白氏自北伐以来，首次独当一面，指挥军事进展。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八日，东路军进入杭州，以主力集结周边地区，等待何应钦及由闽入浙部队到达。二十三日，何应钦抵达杭州，与白氏研议后，决定以前敌总指挥所辖各部，沿沪杭铁路前进，攻略上海；以东路军直属各部攻占常州、丹阳后，以一部向右协同前敌总指挥所辖部队，围歼淞沪地区，以主力向左往南京前进，与中央军之江右军协同攻略南京。作战方略决定后，何、白即分别率领所部自太湖东西两侧，各自向任务目标前进。三月二十一日，第一军第一师攻占上海南边的龙华，驻上海之直鲁联军溃退，白氏率所部于次日进驻上海，并奉何应钦指示，抽调部分兵力向南京方面增援，二十三日，南京克复。

白崇禧发布的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布告

国民革命军攻克上海、南京后，北伐军事行动暂时告一段落。白崇禧作为总参谋长，自北伐以来主要工作即在协助蒋中正，为其筹谋策划。蒋氏亦曾授以作战任务，如南昌决战后期，战事处于胶着状态，蒋氏命其率第一军第一师、第七军第一旅及第六军的两个团，南下增援；孙传芳部得知后，连夜后撤，革命军方得以进占南昌外围的牛行；而当南昌攻克后，白氏复奉命为追击总指挥，率部追击东逃之孙传芳部。而真正使其在军事上有所发挥，是担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之后。当时东路军入浙部队为孙传芳部所败，白氏临危受命，立即稳定了局面，然何应钦意兵力应集中运用，以免遭敌军各个击破，要求白氏率部退守至安全地带，以待其平定福建后，再会师进攻。白氏对此不以为然，在蒋氏‍“战守由兄自决，中不遥制”的指示下3，决定不等待与东路军主力会师，不退不守，采取攻势，亲率所部顺利攻克杭州。此举对于战局的直接影响，就是待东路军主力到达后，能在直鲁联军主力尚未到达之前，先一步对孙传芳所部发动攻击，减轻军事上的压力。杭州克服后，下一个作战目标即为上海、南京，白氏与何应钦决定分兵前进，相继攻克，长江流域及东南各省大致底定，达成北伐第一阶段目标。

二、指挥龙潭之役

一九二七年四月下旬，蒋中正以孙传芳、张宗昌两部仍据有长江以北地区，南京倍受威胁，乃于五月一日决定渡江北进，以原东路军为第一路军，以何应钦为总指挥，由镇江攻扬州，直趋淮海；原中央军江右军为第二路军，由其自兼总指挥，以白崇禧代理，担任津浦铁路正面；原中央军江左军为第三路军，以李宗仁为总指挥，由芜湖渡江袭击津浦路侧面，并增援友军。五月十日发起攻势，六月初攻克徐州、海州，张宗昌、孙传芳所部退向山东南部，各军追击；六月底，武汉方面准备东征，唐生智所部进驻黄梅一线、张发奎所部进驻九江，企图沿江东下，进犯南京。蒋氏以事态紧急，于二十七日电令白崇禧，抽调第一军、第七军、第四十军及第四十四军等南下，白氏申述斟酌抽调意见，蒋氏同意。4 三十日，蒋氏复致电白氏，除限期攻克临沂外，并重申抽调各军南下命令。5 七月二十一日，蒋氏以情势紧急，应注意江西方面，决定放弃山东南部，命令各军退入江苏北部，并电令白崇禧速到徐州，坐镇指挥，全力对付孙、张。6 而孙、张两部则乘机追击，二十三日徐州失守，蒋命白氏集中兵力，相机反攻7，并亲自北上督战，决定徐州作战计划，以白崇禧为第二路军总司令，自兼第三路军总司令，于二十八日发起反攻，向徐州前进。八月二日，反攻徐州失利，全线退却，复于六日致电白氏，令各部撤至宿迁、清江一带布防。十日，白氏由前线返回南京，谒蒋，‍“以其劳苦异常，慰藉之”。8

行军中的北伐军

是时因武汉分共，南京内部对武汉态度出现变化，‍“军人主张缓和，文人主张待时”。9 八月八日，李宗仁、白崇禧等致电武汉之汪兆铭等洽商宁汉合作事宜；十日，汪兆铭等覆电，主张召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解决党内分崩离析之现象。十二日，蒋氏出席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议，会前与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等预商主张，何、李均主张立即与武汉遣使议和，‍“似有不可终日之势，词迫势逼，甚为难堪”。蒋氏表示一切以中央执监委员会之主张为依归，李、白颇不以为然，且藉此以为倒蒋之契机。据说白氏对蒋表示：‍“总司令离开一下也好，等到我们渡过目前难关后，再请总司令回来行使职权。”10

会后并嘱张群前往询问，劝蒋自决出处，以避目标。蒋氏对李、白等之态度至感不满，意‍“此时宁沪驻军皆我第一军势力，即消灭驻芜之第七军，亦非难事”，但为避免冲突，重蹈太平天国内讧之覆辙，决定辞职下野，曰：‍“余何人斯，为人逼迫竟至于此。惟辞意既决，否则胜利亦无荣而有辱。故决心引退，再为革命根本之图也。”11 当晚即搭车离京，惟此事已埋下其与李、白、何等的心结。

蒋氏下野后，以军事委诸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三总指挥，以专责成，并为规定作战之部署。惟此时孙传芳部乘机于八月十五日进至宝应、滁州一线，旋渡江袭击，连续攻占栖霞、龙潭等要点，南京危急。是时，白崇禧因蒋氏下野，南京方面军费困窘，而其因攻克上海之役，与商界建立良好关系，正在上海筹措军饷，向银行团借了六十万元。二十五日，由上海返回南京途中，行至无锡车站，据报告前行之快车因铁道被孙传芳部队破坏，全车倾覆，行至奔牛镇时，铁甲车又翻覆，白氏知事态严重，立即致电镇江方面，得知孙部已占领龙潭，正由金山、焦山乘船渡江，此刻正堵击中。白氏以情势紧急，立即在无锡车站就地取材用车站电话指挥沪杭一带第一路军之第二师、第三师，及第十四军参与作战，达六天六夜。另一方面，长江天险，白氏认为孙部能安然渡过长江，与海军之态度暧昧很有关系。他接获密报，得知海军总司令杨树庄态度不明，乃由无锡致电杨氏，命他调派军舰守住渡江口，切断孙部之后援，并强调海军如不努力，将来一定要追究责任。杨树庄立即派通济军舰至镇江，炮击渡河孙部，其他军舰见通济舰已表明态度，纷纷向敌方开炮。海军参战后，阻止孙部之后援，情势暂告稳定。

龙潭位于南京、镇江之间，东可威胁镇江、上海，西可以进攻南京。且南依山地，北临长江，附近之栖霞山、青龙山、黄龙山等，峙立平原，视野辽阔，可控制京沪间铁、公路交通及长江水运，军事价值极大。且长江北岸有多数支流，有利于孙部之渡河，渡河后即可截断京沪间交通，进而威胁南京。而革命军如能利用龙潭南侧之山地，限制孙部之发展，适时以优势兵力反击，即可压制孙部于长江南岸而歼灭之。白崇禧所采取策略，即是掌握山地，时因双方炮战激烈，误击经过长江的英国军舰，英舰为泄忿，猛烈攻击黄龙山孙部阵地，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以机不可失，乘势进攻，取得黄龙山。而白氏率部前往夏蜀山督战途中，与自前线撤下之五十八独立团相遇，团长为桂永清。白氏告以夏蜀山地势重要，嘱其重返阵地坚守，稳定局面。

孙传芳部此次渡江，采破釜沉舟方式，军队渡过来后，即将船撤回北岸，以示有进无退之决心，总数约五万余人，据守黄龙山、青龙山、虎头山等，构成坚固阵地，孙传芳并在龙潭镇内的中国水泥厂坐镇指挥，因此战争进行格外激烈，双方伤亡惨重。国民革命军团结一致，奋战不懈，终于八月三十日傍晚克复龙潭。据白氏回忆，当时双方真是尸体遍地，骸骨盈野。‍“我们发动士敏土厂工人及红十字会收尸，结果收不胜收，据说半年之内，火车经过龙潭，尸臭仍然逼人。”12

此役国民革命军伤亡达九千余人，可谓惨重，然而孙传芳所部则是经此一役，损耗殆尽，渡江部队除逃窜、伤亡、溺毙者外，被俘官兵三千余人，师、旅长以上高级军官数十人，虏获枪枝四千余支，大大减轻了孙、张等部在长江北岸对南京的威胁。

下野返回溪口的蒋中正对于此役亦十分关切，二十七日得知沪、宁电报不通，又听闻孙传芳部已由划子口乘雾渡江，占领龙潭、栖霞山，而白崇禧在无锡指挥反攻等，叹道：‍“白崇禧在无锡指挥反攻，未知有效否？”又曰：‍“大局破坏至此，桂系军阀叛逆之罪小，以黄、白无智，惟利是图，无足怪也。而汪精卫不负责任，不顾党国，阴谋破坏报复私仇，争夺权利以为快，是诚总理之罪人。”13 二十八日，得电知孙传芳过江部队已被击退，‍“为之心慰，惟何以能根本求治”。14 而原定是日预备出游，亦以孙部被击退事尚待进一步确认，决定暂缓。三十日，复得知战事尚在进行，孙部并未击退，怀疑有外国力量介入，自记：‍“接电知孙逆过江部队尚未击退，自二十六至昨日足有四日，而尚不能消灭，其必为英日海军掩护其渡江，不使我海军活动也，时局至此痛心已极。”15直至九月一日，接电知孙传芳渡江部队已完全肃清，方告安心。而此役虽说是各部队‍“精神协同，才能获得胜利”16，然白崇禧之指挥部署，实为关键因素。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谭延闿在南京设宴慰劳作战之将领，席间亲笔写一副对联送给白氏，云：‍“指挥能事回天地，学语小儿知姓名”，以表彰白氏在此役中之贡献。17

1946年白崇禧等到龙潭凭吊战场

龙潭之役在北伐军事中是最重要的一役，因为胜利了才能展开西征，解决唐生智之力量；并促使宁汉合作，稳定政治局面；而阎锡山等徘徊观望之力量，亦随之加入国民革命军。诚如白氏所言：‍“如果龙潭之役失败，不但江、浙、闽、赣、皖五省重归孙传芳，唐生智之势力一定高涨，其他抱游离态度之友军，更远离革命军。如此，革命军能否再回广东重整旗鼓，便是一大问题。所以说龙潭之役是北伐大业成败极大之关键。”18

三、再度北伐，凯旋燕京

龙潭战役结束后，宁、汉讨论合作，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五日在南京举行临时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由宁、汉及上海的西山会议派三方面共同派员组成，代行中央执、监委员会职权，完成党的统一。十六日，中央特别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三十二人，白崇禧代表南京方面列名其中，实可见其此时在政治上的地位。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后，为进一步解决武汉方面问题，决定除继续北伐外，并发动西征，讨伐唐生智。十月二十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讨唐，组织西征军，命程潜率江左军、李宗仁率江右军，溯江西上，向武汉进攻。唐生智不敌，于十一月十二日通电下野，西征军事获胜。十六日，李宗仁率部进入汉口，十七日，广州发生驱逐李济琛、打倒新桂系之事变，使白崇禧等意识到广东动荡，不仅影响到李济琛的领导地位，而且关系武汉方面李宗仁所部安全，乃于二十一日自上海至武汉，与李宗仁会商应付广州事变办法，认为应继续向湖南进军，撤底解除唐生智力量。惟是时南京方面出现反对中央特别委员会行动，情势不稳，遂以李宗仁赴南京坐镇，白则返上海筹划对湘军事。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白氏奉命慰劳西征军，并代李宗仁指挥第三路军，必要时向湖南、广东进兵，白氏旋即辞去淞沪卫戍司令职，部署入湘行动。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西征军展开攻击行动，二十一日全线实行总攻击，二十五日攻占长沙，唐部向湘西败退。是时因蒋中正已于一月九日通电宣布复职，继续行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一再电催白氏结束西征，望其对于湘战，‍“期于适当而已”19，率兵北上参加北伐。白氏派员前往与唐部接洽，盼接受收编，结束战争。唐部之李品仙、廖磊、叶琪均是广西人，且与白氏为保定军校同学，彼此间本无芥蒂，只是服从唐生智之指挥而与白氏作战，现既战败，改编不失为解决方式，遂接受白氏意见，至三月中，分别编为第八军（军长吴尚）、第十二军（军长叶琪）、第三十六军（军长廖磊）三个军，李品仙为第十二路军总指挥；白氏等乃于十一日通电宣布西征宣告任务已毕，各军克日由湘南、湘西向京汉线南段集中，参加北伐。

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以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北伐全军总司令，最初分为三个集团军，以国民革命军第一路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蒋中正兼总司令；国民联军改编为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国民革命军北方军改编为第三集团军，阎锡山为总司令。一九二八年四月八日，军事委员会将两湖地区部队编为第四集团军，任命李宗仁为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参加北伐。五月十九日，蒋中正由徐州至郑州，与冯玉祥等会商进兵北京、天津策略，决定一、二两集团军担任津浦线，第三集团军担任京绥线，第四集团军担任京汉线，分兵三路向京、津进兵。二十一日，白崇禧由汉口赴郑州，与蒋中正会商北伐事宜，决定第四集团军俟白与冯商定路线后，即实施渡河作战。白氏随即往新乡会晤冯玉祥，旋转赴石家庄会晤阎锡山，商定第四集团军沿京汉铁路北上，集中石家庄，与二、三集团军采取联络战线前进，完成北伐。20

一九二八年五月底，第四集团军分两批北上，第一批为第三十六军廖磊部、第十七军周斓部、第十二军叶琪部、第三十军魏益三部及独立第八师刘春荣部，向石家庄一带集中；第二批为前敌总指挥部、第四十四军；并以第七军夏威部及第十九军胡宗铎部为总预备队，暂留汉口。21 三十日，白崇禧在汉口对记者表示，第四集团军出发加入北伐之部队，系由第二、第三、第四路军及原武汉第四集团军抽调组成，总数在六个军以上。22 六月二日，张作霖通电宣布退出北京，三日搭车离北京返回沈阳，奉军各部陆续撤退，北京政府结束。四日，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八日，第三集团军商震部进入北京。蒋中正以京津军事告一段落，北伐各军无留驻北京附近之必要，下令各军，除白崇禧率第十三军一部进驻北京，所部第十二军、第三十军、第三十六军驻留京汉铁路沿线原地待命外，其余各军一律后撤或返回原防。六月五日，白崇禧离汉口北上赴石家庄，旋往保定，十一日与阎锡山一同抵北京，为其参加北伐军事以来最光荣的时刻，时年三十五岁。白氏为历史上由华南领兵到北京的第一人，他对来访的记者表示：‍“自古以来，凡是统一中国都是由北而南，从未由南而北以完成此一神圣大业的。太平天国时两广军队曾一度进至天津，至于北京实以这一回为首次。”23 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大公报》亦发表社评，强调‍“珠江流域产生之武力达于北京，则实历史上第一次也”，高度推崇对白氏率部参与克复京津之役的历史意义，曰：‍“假使白崇禧氏此次不率师参加克复京津之役，则国人将大抱缺憾。何则？北伐始于广东，而二、三集团，皆非自粤而来者也。刻在京津间之许多重要将领中，惟白崇禧氏，自黄埔练兵起，至今日止，终始其事，前年出发广州，此日凯旋燕京。一部革命战史，可以其一身之踪迹贯串之。”24

国民革命军接收京津后，对于退守滦河方面之张宗昌、褚玉璞所部直鲁军，原希望以政治方式解决，接受改编，但张、褚等不愿通电下野，继续顽抗，且军纪败坏，到处掳掠，民众不堪其扰。蒋中正乃于七月十五日下达讨伐令，扫荡冀东，任命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兼右路军总指挥，负责滦河方面之作战。白崇禧所部原停驻京汉铁路沿线各军陆续北上，九月九日第三十六军、第十二军进占唐山，白氏随即进抵唐山，设立司令部，召集各军开会，决定乘胜追击，分兵三路进攻滦州。

白崇禧乘铁甲车由唐山总部出兵滦州

十二日直鲁军全线被击溃，败退滦河东岸，与奉军发生冲突。右路军各军于九月十四日到达滦河西岸待命。是时东北方面张学良不欲国民革命军渡河，派代表前往与白氏商议，请暂勿渡河，允解除直鲁军残部之武装。白崇禧为表示合作诚意，同意张氏请求，全军暂停滦河西岸，以待奉方处理。二十一日，奉军发动总攻，张、褚所部不敌，褚玉璞被俘，张宗昌化装潜逃大连，二十三日，直鲁军肃清，大部为奉军所俘，一部向白崇禧投诚，冀东扫荡军事结束。而在此进剿直鲁军的过程中，白崇禧所部第十二军、第三十六军、第三十军、独立第八师等，实为攻击主力，战争结束后，各军即暂驻于滦河西岸警戒，以叶琪、廖磊两部驻守滦河西岸，刘春荣部驻唐山，而此地区亦被外界视为白崇禧，或第四集团军之势力范围，加上两湖、两广，已被视为北伐统一后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威胁25，成为下一波政治争端的潜藏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