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战后初期大屠杀教育和国家记忆构建

摘要：纳粹大屠杀这一浩劫之后，避免历史重演成为大屠杀教育的首要任务。面对同盟国“去纳粹化”和“再教育”政策以及冷战时期东、西对峙的复杂国际环境，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大屠杀教育虽然选择了不同的发展策略，最终却都将大屠杀的历史记忆深埋在集体记忆之中。不同的是，前者通过反法西斯斗士英雄主义“建国神话”的宏观叙事将以犹太人为代表的大屠杀受害者的记忆边缘化，后者则在多种内政外交因素作用下“与历史彻底清帐”将这一记忆逐步淡忘。在记忆政策视角下，这皆是滥用记忆的后果：前者记忆过多，后者遗忘过多。在知识政治机制的作用下，这一被操纵了的集体记忆成为战后两德国家记忆的最早雏形并影响着之后文化记忆图景的塑造。

作者: 房春光    来源:《文化研究》

“大屠杀教育”（Holocaust Education）这个概念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最早源自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1966）一文的开篇名句：“教育的第一任务是阻止奥斯维辛的重演”[1]。“奥斯维辛“作为一个象征，凝聚了纳粹德国对以犹太人为代表的大屠杀受害者丧绝人性的极致折磨和大规模工业性屠杀的残暴历史。[2]1979年伴随着《大屠杀》（Holocaust）这部美国电视剧在德国的热播，这一英语词汇进入了德语世界，并为“大屠杀教育”这一概念的确立奠定了世界性基础。至此，“大屠杀”脱离了既有的（犹太教）宗教词源语境，获得了更为普遍的内涵：其受害者不仅包括犹太人，还包括参加反法西斯运动的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吉普赛人等其他受害群体。[3]由于这一概念的争议性，不少德国学者也曾采用“关于纳粹主义和大屠杀的教学”这一具体能指来涵盖大屠杀教育中“官方和非官方的学习情境、教学媒体和课程体系”[4]等相关内容。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这一概念的制度化和国际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视为“世界公民教育”的一个重要支撑，旨在为建设“一个和平、宽容的世界共同体”而培养“成熟的世界公民”，[5]并在世界范围内最终固定下来。

到目前为止，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国家、联邦州层面的制度性、机构性建设和校内外课程组织、师资培训等方面。总体来看，其认知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大屠杀历史“唯一性”的视角下，追寻真相、澄清和反思历史；在新世纪伴随着大屠杀历史的“普遍化”，这一浩劫逐渐成为世界上其他重大灾难的参照框架，大屠杀教育亦因而日益普适化并成为和平教育和世界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6]从研究视角来看，当下学界侧重于实践层面的研究，如对大屠杀教育课堂教学案例、师资培训、校内外教育融合、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探讨，但缺乏宏观层面上的更为理论性的解读分析。[7]因此，对大屠杀教育历程中成败经验缺乏必要的成因分析和理论探究，尤其对于大屠杀教育的起点——战后两德的初期尝试——学界鲜少提及。然而，若不深入研究这一时期大屠杀教育失灵的政治、历史、社会根源，就很难整体把握德国大屠杀教育的历史脉络，更难理解“文化记忆”兴盛之后德国大屠杀教育享誉世界的根本缘由。本文以战后两德最初20年的大屠杀教育史实为基础梳理历史路径，并追问其后的政治、历史、社会成因。最后，从记忆政策和知识政治角度解读两德在国家记忆中同时隐匿了大屠杀历史记忆的根源、影响和启示。

二战结束以降，同盟国“去纳粹化”和“再教育”政策在德国全面推行开来。这一政策的目的在于彻底清除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影响、并逐步建立起民主和道德的思想观念，以期德国早日重返欧洲文明社会。这一共同目标在东、西德两个不同体制下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在苏占区东德，所有党卫军成员都被清理出国家机构；在西德，被清退的纳粹分子很快又重新粉墨登场，官居要职。尤其在联邦德国成立之后，他们举着战后重建、经济复苏的大旗继续过得风生水起、飞黄腾达。[8]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让东、西德的记忆文化虽然呈现出不同的历史景观，却走向了相同的方向。

位于魏玛附近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纪念馆的成立和历史变迁便是这一国家意志的直接反映。1949年7月，苏联情报部建议纳粹受害者联合会以奥斯维辛和特雷津集中营为蓝本在布痕瓦尔德建立一个民族博物馆。1950年1月，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在布痕瓦尔德德国幸存者委员会会议上正式宣布，“要建立一个台尔曼纪念馆”[9]。同年，中央委员会秘书处决定拆除集中营中除焚尸炉、大门、瞭望塔之外的其他区域。焚尸炉是台尔曼被杀害的地方，1953年纪念馆工程开工之后便在焚尸炉遗址上为台尔曼竖起一面纪念碑。1958年9月，“布痕瓦尔德民族纪念馆”竣工，其设计理念是“通过牺牲和斗争走向胜利”：一方面以地图志的方式在遗址上彰显反法西斯抵抗英雄的高大形象，比如被解放的共产党员塑像；一方面着力凸显德国共产党（台尔曼）领导下的世界民族大团结，如题名为“世界民族的道路”的遗址。纪念馆虽然几经修葺，但在两德统一之前都不曾发生实质性的改变。[10]

在这一记忆政策之下，从集中营归来的共产党员“政治犯”以“反法西斯斗士”的形象进入“建国神话”这一国家记忆之中，并迅速成为这一集体记忆的主要载体。德国统一社会党将其个人信息全部登记在册，以便为将来的纪念活动提供有力的历史见证人。[11]在“历史胜利者”的叙事视角下，民主德国是在打败了纳粹德国之后才成立的，是故毋需为后者犯下的历史罪行赎罪。这也是民主德国在战后从未承认过同盟国所通过的赔偿方案，亦从未支付过赔偿金的根本原因。相形之下，在这一宏观历史叙事中，“被动的、听天由命”的犹太人的创伤经历在英勇抗争的反法西斯斗士的光辉形象面前就显得无足轻重了。作为历史灾难的承受主体，犹太人的身份在公共社会空间中不断地被边缘化、禁忌化，进而犹太大屠杀的历史从未真正走进民主德国的官方记忆。[12]根据这一历史阐释范式，相对于阶级斗争这一主要矛盾来说，反犹主义和犹太大屠杀只是次要矛盾，将会在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之后自动消除。与联邦德国的政治话语不同，纳粹屠犹在民主德国并不具有“唯一性”,而是一个可以和其他世界性灾难形成对比的参照性事件。[13]因此，在民主德国的国家记忆中，纳粹历史中的犹太人和纳粹分子皆服务于“建国神话”：以犹太人的弱小和无助来衬托反法西斯战士的高大和无畏，以纳粹独裁专制和残暴罪恶来塑造民主德国的民主和荣光。

这一集体身份认同也日益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流价值观，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便是布鲁诺·阿皮茨的长篇小说《赤裸在狼群中》（1958）。小说描写了一个3岁的犹太儿童从奥斯维辛被运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之后被红色“政治犯”冒着生命危险庇护、拯救的人生经历。对共产党人来说，这不仅是一场生死存亡的生存抗争，更是一场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抗争。1945年4月11日，集中营的解放宣告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14]弱小无助的孩子成为犹太人这一受害群体的象征，英勇无畏的“政治犯”则是将他从纳粹屠杀机器中解救出来的英雄。如此一来，犹太人的创伤记忆长久地湮没在反法西斯斗争的主流历史叙事中，不为人知。

在1948年之前，与美、英、法占区严苛的信息出版政策相比，苏占区对纳粹大屠杀这一主题文艺作品的审核相对宽松。犹太裔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莉·萨克斯第一部诗集《在死亡的寓所》（1947）也只能在东柏林出版。在1948年斯大林对德政策收紧之后，她的第二部诗集《星之蚀》（1949）就不得不辗转到阿姆斯特丹出版，之后很多作品也都只能在国外发表了。[15]民主德国成立之后，政府为文化精英提供了一定的生存保障和津贴补助，当时民主德国境内的文人要远远多于联邦德国。因此，大屠杀幸存者文学见证的第一个高峰时期（1945-1949）中绝大多数官方出版的作品虽然来自民主德国，但其作者大多都曾是集中营中的“政治犯”，而犹太作家却寥寥可数。[16]

这一历史意识和国家意志也直接体现在中小学的历史教育中。在历史教科书上，民主德国从一开始便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

所有的版本都用大量篇幅加上恐怖的细节描写上述方面，也包括人员与财产损失的表格，有关掠取原料与食物的统计，获利大公司的名单（在西德这些大公司仍继续存在）。对此负主要责任的是制度、上层机构与资本主义，而不是人民……没有任何理由要给迫害犹太人的问题一个特殊的位置，因此人们可以把图片中带有五角星的犹太人当做波兰人，当然这种事情过去也出现过多次。[17]

在东、西阵营对峙之下，将犹太大屠杀的历史边缘化，突出纳粹主义、资本主义的罪恶也迅速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纳粹德国的历史罪行是“坏的”德国人所为，他们在联邦德国毫发无损，继续大行其道；苏联红军把民主德国从纳粹政权中解放出来，并建立了“另一个德国”来传承德意志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成果，普通民众不需要对历史负责，而要面向未来。因此，历史教育的主旨是“凸显英雄主义的记忆文化，并致力于培养年轻一代对于苏联红军的感恩心理”。[18]民主德国的历史教科书对犹太大屠杀的历史也并非只字不提，只是处于次要地位。在1952年9年级的《历史课本》中虽然提到“上万名憎恨纳粹的人在这些集中营中死去：教授、工程师、牧师、政治家、工人、犹太人、法国人、捷克公民、苏联士兵和军官”[19]，但是犹太人受害程度之深在上述罗列的受害群体中根本无法显示出来，而且受害人的总数与真实历史数字相差甚远，甚至遇害犹太人的具体人数也根本未提。直到1989年，历史教材才承认二战中被屠杀的犹太人超过600万。

在这一政治语境中，民主德国追究纳粹罪责是对抗联邦德国的国家战略，因此要远远早于联邦德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民主德国的历史教科书就揭露了派往东欧的国防军之罪：“我们的民众必须惭愧地被告知，不少纳粹国防军的士兵抢夺沦陷国家军民的财产而大发横财，纳粹主义有意识地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堕落。”[20]值得注意的是，在官方一直强调“胜利者”历史中的“抵抗英雄”，并将战争罪责推到希特勒及纳粹高层时，历史教育者反思了普通民众在纳粹罪行中的所作所为。这一罪责话语虽然被束缚在“抢占财产”这一狭隘层面上，尚未上升到“迫害和屠杀”犹太人及其他受害个体的法律罪责高度，但在联邦德国“清白国防军的神话”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90年代。同时，对老纳粹分子大规模持续性“赦免热潮”和反犹主义在战后初期大行其道，并未曾为西德的罪责反思留下足够的话语空间。[21]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国际学界极少正视这一时期民主德国大屠杀教育的积极意义，但这一深埋于历史深处的反思萌芽却暗自滋养了80年代中期主导社会变革的历史主体的精神成长。

联邦德国战后初期的大屠杀教育主要受到官方政策和公众思潮两大因素的影响。所谓官方政策，即同盟国的“去纳粹化”和“再教育”政策以及德国政府与之相应的内政、外交政策；所谓公众思潮，即普通民众在战争受害者心理下遗忘历史、逃避罪责和文化精英不断认识、澄清历史的两种公共意识。这两种政策和两大思潮持续共存、碰撞交织，共同塑造了战后西德的集体记忆：作为外部压力的盟军对德政策和来自德国内部的精英阶层的自我批判和历史反思均未获得普通公众的广泛认可和接纳。同时，西德政府相悖而行的内外政策强化了当时德国公众作为“民族苦难”承受者的历史意识，淡化了历史罪责和历史启蒙的反思意识，最终这也直接映射在对年轻一代的大屠杀教育上。

盟军推行“去纳粹化”政策之后，立刻关停了银行、企业、教育以及军、警、党、法等相关机构，以待肃清其中具有纳粹背景的公职人员。据统计，仅1945年就有近20万左右的纳粹党员被捕，截至1948年共有52万余人被解雇，[22]截至1949年牵涉其中的德国人接近2000万，因而可以说“去纳粹化”政策几乎覆盖了所有成年人。[23]若真如此，任何一个具有纳粹历史背景的人都很难重新进入国家体系。但结果却出人意料。在联邦德国成立之后的最初5年，联邦议院颁布了一系列赦免法案并将之写入了德国《基本法》，比如《基本法》中著名的“131条”。这一赦免法案不仅免去了1949年9月15日之前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和5000马克以下罚款等违法行为的法律罪责，还赋予纳粹分子隐瞒其身份信息的权利。之后，它还陆续赦免了诸多领域中具有纳粹历史的公职人员，并为这些群体的“再社会化”提供法律、制度上保障。数据显示，截止到1951年1月底共有792176人被赦免，1953年波恩联邦政府领导阶层中的纳粹党员约占60%。[24]前后两组数据对比清晰地反映了“去纳粹化”这一政策的最终结果与当时初衷背道而驰。赦免法案的颁布和实施则体现了德国社会各阶层对“去纳粹化”政策的共同抵制，也宣告了同盟国这一政策的政治破产。

“再教育”政策也是同盟国在战后德国推进民主化的重要举措。它由英国提出，由美国军政府主导实施。其中心任务便是去除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思想残余，并用美国的民主思想重塑德国民众的国民性格，即“重建与正义相关的普世价值”[25]。解放集中营时，盟军亲眼目睹了各种惨无人道的悲惨画面之后，决定让宣称对此一无所知的德国民众来参观集中营，并亲手清理营中尸体。由此，布痕瓦尔德、达豪、贝尔森集中营成为战后初期“再教育”最主要的讲坛。盟军还将这些素材拍成电影，成为影院中强制收看的内容。德国公众因此生发的耻辱和震惊心理并没持续很久，很快就产生了视觉疲劳和心理麻木，并认为这纯粹是战胜国的政治宣传而已。西占区的信息政策本来是为了防范、遏制纳粹思想的大众传播，但复杂严苛的审批程序和“再教育”政策的大肆宣传让不少德国人感到言论自由受到了压制，最终同盟国所倡导的民主和自由精神沦为一纸空谈。[26]

同时，同盟国一厢情愿的思想输出也不被当时德国文化精英阶层所认同。“当代德国历史主义的首席代言人”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在《德国的浩劫》（1946）一书中虽然承认“统治着我们的外国人试图根除国家社会主义对人民的一切影响”这一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表示“这对我们这些一直默默地希望着以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这一任务的德国人来说，成了心灵上的沉重负担”。[27]在他看来，若由此把德国历史传统全盘否定、摒弃，对德国未来的成长、壮大无异于一场自杀性灾难。解决战后德国困境的最佳良药并不是外来的民主政治思想，而是根植于德意志传统中的宗教生活和经典文化，要让古典诗歌、戏剧和音乐充盈和鼓舞人们转向更为内在的精神生活。[28]这一愿望绝非是埋首故纸堆、与世隔绝的知识分子空中楼阁式的愿景，而是很快就成了战后民众触手可及的普通日常，这也成就了联邦德国“文化复苏”的历史奇迹。

但是，这种文化热潮的背后却是民众对政治的“漠然”和“禁绝”，当时的知识精英敏锐地洞察了这一问题。[29]大学里，康德、柏拉图等哲学经典被反复阅读和讨论，可是“这些优秀青年学子对政治都毫无兴趣，有的只是轻蔑与不信任。”[30]这种政治态度不仅弥漫在大学校园，也是当时主流社会的精神写照。雅斯贝斯曾在海德堡大学开设一个名为“德国的精神境况”的系列讲座，后来集结成书《论罪责》。他在该书中直言德国应该面对四种罪责，即刑事、政治、道德和形而上学罪责。[31]这直接回应了“再教育”政策，深受美国官方的热烈欢迎，但在德国民众之中却饱受诋毁和争议，他甚至被骂为沽名钓誉的“叛国徒”。[32]这一罪责反思不幸被视为美方军政府的宣传工具，并未真正走进德国民众的历史意识，其历史启蒙的思想初衷也被束之高阁。与之相反，德国公众并不认为自己应该为纳粹历史负责，反而认为自己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战争夺去了他们的亲友、邻人和家园，而战败让德意志的民族声誉跌进历史谷底，是故个体苦难和民族屈辱才是精神生活的基调。

如此看来，阿登纳政府对内赦免与对外赔款的政策看似相悖而驰，实则相行不悖：前者旨在纾解个体苦难，后者旨在赢取国际认可。1951年，在美方压力下，阿登纳不顾基民盟党派内部的强烈反对允诺赔偿以色列10亿美元；1953年，德国签署了《卢森堡协议》，为安置50万的犹太难民、补偿犹太人的财产损失而向以色列支付34.5亿马克的赔款。[33]在盟军看来，这是“去纳粹化”和“再教育”政策在德国的政治成效。因为愿意赔款意味着承认罪责，这确实为联邦德国重返欧洲营造一个友好的国际环境。但是，这也让民众觉得德国已经为纳粹的历史罪责付出了巨大的、足够的代价，进而滋生一种与这段黑暗历史“彻底清账”的思想，直接导致联邦德国在战后初期“遗忘历史”这一集体意识的诞生。

同盟国“去纳粹化”和“再教育”政策的搁浅，德国政府对纳粹成员的大规模赦免和重新启用，文化精英与普通民众思想的脱节，主流社会的政治冷漠和“遗忘历史”的心态，都让大屠杀教育蒙上了一层沉重的历史尘埃。它并未让民众走向历史启蒙，而是走向了历史的反面：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德爆发了史上规模最大、频率最高的反犹排犹活动。早在1949年，阿伦斯巴赫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概有1/4的德国民众具有反犹倾向。1952年，这一比例就已上升到1/3。从1948到1957年，侮辱、损毁犹太墓地的事件共有176起；1959年圣诞前夜，科隆犹太教堂墙上被画上了纳粹“卐”字符。其他城市蠢蠢欲动的反犹主义者也倾巢而出，反犹排犹事件急剧飙升。截止到1960年2月共有617起极端反犹事件发生。[34]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件肇事者大部分是青少年，因而各界人士开始反思德国战后的大屠杀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

学校教育中的大屠杀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再教育”政策中对教育体制的改革。首先，盟军大量解雇具有纳粹背景的历史教师导致了师资力量严重空缺；其次，学校严禁继续使用纳粹时期的历史教材，编写新的历史课本则需要一定的时间。[35]因此，战后初期历史教育出现了短暂停摆：不少学校暂停了历史课，或者教学内容到一战或者魏玛共和国时期便戛然而止了。1947年，学校恢复了历史教学，澄清和阐释纳粹历史成为历史教学的首要任务。柏林《中小学教育法》中明确写道：“青少年人格培养的根本目标是坚决抵制纳粹主义意识形态和其他一切形式的暴力专制”[36]。因此，直面集中营的恐怖历史真相并反思大屠杀的历史罪责成为盟军主导下的大屠杀教育的基本要义。[37]事与愿违的是，“再教育”和“去纳粹”政策的现实触礁和“赦免热”的到来让原来的纳粹分子重新登上了讲台，并将这一历史教育要务逐出了课堂空间。

在1948至1949年期间，很多城市在美方支持下成立了基督-犹太教合作联合会和德国协调组织委员会以促进“再教育”政策的实施。在这些组织的努力下，有识之士举办了多届历史教育者大会来探讨历史教学中的纳粹历史和反犹主义。1951年，与会者表示：“在中小学老教师之中仍然存在着很高比例的人怀有历史复仇情绪和种族偏见，青少年面临着被纳粹思想蛊惑的危险”[38]。1952年，萨勒教授直言不讳地点出:“在历史课堂上到处充斥着顽固不化的纳粹思想，毒害着整个社会的教育氛围”[39]。同时，不少教育学者也发现，家庭、学校和友邻中存在的仇外思想，通过大众媒体的传播对青少年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1953年，在多方努力和提议之下文化部长联席会议才将“抵制对其他社会群体的偏见”这一目标纳入培养“合作伙伴和谐相处”[40]的政治教育之中。这种遮遮掩掩、避讳纳粹历史的教育政策，是盟军“再教育”政策在和联邦德国的内外政策和主流社会思潮多方博弈中力不从心的真实反映，而50年代末反犹活动的猖獗则是这一教育政策失灵的社会后果。

面对这一困境，社会各界也开始重视学校教育中的大屠杀历史教育。1959年，阿多诺在《整理过去意味着什么？》一文中剖析了当时主流社会“与历史彻底清账”和“不愿回忆”的大众心理，明确指出对过去的整理就要直面历史真相和纳粹罪责。[41]1960年，文化部长联席会议首次明确提出“要把纳粹历史作为中小学历史课和通识课的教学内容”。但在课堂教学中它并未成为教学重点，课本仅提到“在纳粹时期，法制国家的制度体系遭到破坏”，“它是造成德国分裂的主要原因”。[42]1962年，文化部长联席会议深受冷战局势的影响，联邦德国成为同盟国“反苏反共”的前沿阵地，纳粹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被视作是极权主义的代表。因此，教育方针改为“探讨历史教材中近代史和当代史中的极权主义”[43]，仍未直接提到对欧洲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斯坦因巴赫曾言，历史研究成果一般在十年之后才会转化为历史教学实践。[44]因而，尽管耶路撒冷—艾希曼审判和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在德国、乃至世界上都引起了巨大轰动，尽管阿多诺大声疾呼要重视奥斯维辛之后的大众启蒙和儿童教育，但是这些时代之音却一直被主流社会的集体遗忘所湮没，这一失效的大屠杀教育直到70年代都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虽然东、西德战后大屠杀教育的历程截然不同，但均体现了记忆政策和知识政治对国家记忆的塑造意义。“记忆政策”指某一政治群体为实现自身利益操纵某一记忆的政治行为，具体表现为对某一记忆过多（滥用记忆）或过少地回忆（滥用遗忘）。[45]“知识政治”指知识本身并不客观，其分配和传播亦不是一个中立的过程。知识的意义取决于具体的社会语境，其呈现、阐述方式以及个人、社会色彩皆反映了某一特定群体的利益。归根结底，这是“谁的知识”的问题，也是一种政治行为。[46]在战后两德的大屠杀教育中，记忆政策和知识政治皆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教育资源和制度保障，后者则是前者的教育载体和现时传承，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主导了国家记忆的构建。

在民主德国，大屠杀教育的记忆政策集中体现为对记忆的滥用。在民主德国，基于内部的国家意识形态要求和外部的苏联政治压力，彰显反法西斯英雄的个体形象和社会主义国家历史胜利者的国家形象是将这一新的“政治权力体系合法化”[47]的必由之路。在这一政治话语中，纳粹法西斯分子的凶暴残忍和纳粹政府屠犹、灭犹的罪恶历史被反法西斯英雄拯救犹太人和社会主义国家战胜纳粹主义专政的光荣历史所置换。这一“进步”[48]的历史叙事是民主德国被“授权的历史、官方的历史、公开学习并庆祝的历史”[49]。这一历史记忆在民族博物馆的公共历史空间、主流文学叙事的历史传播、学校课堂的历史教育中不断地被“回忆起、记忆化和纪念”[50]，逐渐形成具有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觉的主流记忆。

与民主德国相反，联邦德国大屠杀教育的记忆政策集中体现为对遗忘的滥用。事实上，遗忘本身并不是一个消极的记忆行为，而是一种符合“记忆经济”规律的“背景”式记忆。[51]然而，滥用遗忘则是一种被政治利益群体“所操控”的记忆行为。[52]对于德国民众来讲，“去纳粹化”和“再教育”是同盟国强加于联邦德国的“标准”历史叙事，而纳粹历史是一个充满了耻辱和苦难的民族创伤史，在不断地“强迫性重复”中被动性“遗忘”了。[53]联邦德国政府巨额赔款、主动认罪的对外政策和大规模赦免、重新启用老纳粹成员的内政策略从根本上导致了“与历史彻底清帐”这一公共历史意识不断膨胀、蔓延开来。是故，黯淡的纳粹历史俨然已成为一段“整理好”、翻过去、与现实无关的历史篇章，在政治日常中主动地被“遗忘”了。最终，占据国家记忆的生活图景是政治上保守回避、经济上的复苏起飞和文化上的重返古典与浪漫。

无论是对记忆的滥用还是对遗忘的滥用，都是战后国际政治角力和德国自主发展等多元因素作用下对纳粹记忆进行政治操纵的典型代表。这一记忆操纵在大屠杀教育中的直接作用方式是知识政治的现时化和历史化：二战中大屠杀受害个体的创伤记忆在这一时期的国家记忆中长期徘徊在边缘地带，无论是在民主德国还是在联邦德国都无法真正进入主流历史叙事。正所谓“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也是“由胜利者遗忘的”，[54]前者将由国家意志主导的官方记忆“现时化”，后者将大屠杀受害者的边缘叙事“历史化”。在官方记忆和反官方记忆的持续对抗中，后者逐渐变成一种被日常掩盖、无人问津的“存储记忆”。[55]

在记忆政策和知识政治的影响下，即便战后两德的大屠杀教育形势紧迫，知识精英阶层多方努力、持续推进历史启蒙工作，但最终效果甚微：大屠杀幸存者的文学书写很难得到社会认可，法庭证词在审判量刑中处于次要地位以及大规模、频繁出现的反犹排犹活动便是这一教育失灵的直接社会后果。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源是纳粹大屠杀这一历史记忆在大屠杀教育中没有在国家层面形成政治共识，进而缺乏法律性、制度性保障。福柯曾一语道出真谛：“教育制度究竟是什么呢？它无非是对语言的仪规程式化，无非是赋予语言主体以资格并固定其角色，无非是在分配和占有蕴含知识和权力的话语。[56]”缺乏国家意志的制度化，早期大屠杀教育的所有努力处于碎片化状态，缺乏必要的凝聚力。

即便如此，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努力毫无意义，也不意味着大屠杀的历史记忆会一直停留在与现实失联的存储记忆之中。利科认为，遗忘并不是一个“不再存在”的“不可逆转的记忆损失”，而是一个“曾经存在”的“时隔久远的记忆之源”。[57]存储记忆“准备了一种补充知识，是一种记忆的记忆，能够批判地校正、更新或改变现有的功能记忆。[58]”因此，纳粹大屠杀的历史记忆可以被隐藏、遮蔽，但是也会被重现、重温，这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记忆文化”兴盛之后，大屠杀教育迅速崛起并在国际社会获得认可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