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摩登时代的消费、市场与文化网络构建【下】

作者: 沈洁

二十世纪的海上繁华，由最初对各种物质现实的感知到对于精神内蕴的体验，文化市场的贯通其间是功不可没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文化的兴盛，文化经济与消费主义、市场与城市物质生活的细节，共同缔造了“大上海”的摩登时代。

二、社会条件与文化经济

上海成为民国年间中国最繁华、经济最发达、文化最前沿的都市，有其特殊的环境因素与历史渊源。社会条件与文化经济的共同作用，造就了大上海摩登时代繁盛的文化市场。

首先是经济因素。上海作为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远东第一大都会的经济实力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后备力量。上海开埠以后，主要是以商业中心而闻名于世的。因商而兴，以商立市，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上海的振兴之路，也是上海的优势所在。商业又带动了金融、交通、工业及其他与之相关的产业。1920、30年代，中国最主要的银行的总部都设在上海，外资银行林立，上海成为中国乃至远东地区的金融中心。在交通运输方面，迅速发展的新式轮运业使上海在20世纪初就形成了包括内河、长江、沿海和外洋等四大航线，1908年和1909年沪杭铁路通车后，上海更有了联结内地的铁路干道，1929年以后，上海先后开辟了联通国内各大埠的航空线路，由此，上海成为全国最重要的交通运输枢纽。1949年前，上海始终是中国棉纺织业、面粉加工业等多种轻工业行业的中心。由于工商、金融企业的集中，近代上海成为万商云集之地。他们既带来了产地的生产信息，也带来了销地的需求信息。上海发展成为集航运、外贸、金融、工业、信息中心为一体的多功能经济中心，文化市场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其次是移民城市所创造的一种宽松自由的政治氛围，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兼容并包的文化环境。上海自开埠以来，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移民城市。公共租界1885年至1935年的人口统计表明，非上海籍人口占上海总人口80%以上。上海移民人口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国内移民，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山西、云南、东三省等全国18个省区；二是国际移民，来自英、法、美、日、德、俄、意、波兰、捷克、印度等近40个国家，最多时有15万之多。如此众多广泛的中外移民密切了上海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丰富了上海的文化的内涵。在中外文化的融合中，外来文化对上海文化市场的补充也值得一提。以新闻业为例，由外国人创办、发售的报纸一直在上海的新闻市场中占据重要一席。至1930年代，上海的客报共计28种：有属于日本人的，半月刊一种、月刊三种；属于英国人的，周刊六种、月刊三种、年刊两种；属于美国人的，周刊四种、月刊一种；属于法国人的，月刊两种、年刊三种；属于德国人的，周刊一种、半月刊一种；属于犹太人的，月刊一种。这些完全由外国人独立创办与经营的报纸，销售不仅限于上海一地，而且是国际性的。《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密勒氏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在英、美、日本都有很大的市场，《远东时报》（Far Eastern Review）在纽约、伦敦、巴黎、柏林、东京等处均设有分社。有这样深度的交流与合作，上海的文化空间才因此更加丰富、多重，而且获得了一种更加国际性的地位。

移民城市的宽松氛围中，更具特色的是租界这一特殊社会空间对近代上海文化的有益助力。19世纪60年代租界兴起后，上海城市的重心实则已经移至租界。租界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也有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为创作与出版提供了自由的活动空间。不仅上海的新闻出版业有50余家集中在延安路至九江路、河南路至福建路原英租界的弹丸之地，而且许多著名现代文学家也大都在租界里生活和创作。同时，租界在文化上也相对“开放”，各种新的文学样式、文学思潮，总是最早在租界登陆，甚至呈现出一种与国外同步的趋势。租界不仅是中国人接触西方的窗口，是中国近代报刊的诞生地，并且对近代上海新闻事业的发展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对报刊的庇护作用。殖民者的治外法权维持了种种“特权”，中国政府不得染指租界内事务，对租界发生的事情，无论清政府、北洋军阀、南京国民政府，都无权直接干涉。这样，在租界内出版报刊，其环境比中国政府统治下宽松得多，受新闻自由权利的尺度也要大得多。赵家璧说，“许多报刊书店，挂上一块美国注册的招牌，照样可以依靠‘言论自由’四个字出书印报。”民国时期的各种进步力量，都曾有效地利用上海租界的特点，发行报刊、出版书籍。

再次，繁华的都市生活亦为文化的发达提供了素材。现代化的都市生活为创作者提供层出不穷的灵感和素材。比如，近代上海通俗文学的空前繁荣就与都会生活有密切关系。城市的发展、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造就了上海大众文化的极大繁荣。20世纪初的上海人口已达到百万，他们除了衣食住行之外，当然也需要文化、娱乐，这意味着一个巨大的文化消费市场；自晚清开始，上海就一直存在一个数量庞大的文化人群体，其中不少人是因科举不第或是废科举之后没有出路，在海上靠卖文为生的落迫文人。他们是晚清上海各种报刊的撰稿人、主笔，早期的谴责小说、言情小说也大都出自他们的笔下。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大行其道，更是这些人的推波助澜。民国以后的上海是中国通俗小说的创作中心，外地的言情小说家要获得全国性的声誉，也必须要首先在上海被认可。张恨水就是在上海发表作品后，走红全国的。谴责小说、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等通俗文学风行沪上，并蔓延全国。除此之外，以上海为中心的现代文学创作还拥有着极为丰富的层次感，既有反映底层生活疾苦的平民文学，有反映小知识分子苦闷的亭子间文学，有糅和了西洋文化与上海本土现代文化的“新感觉主义”、“象征主义”，等等。凡此种种，繁华的都市生活为文化及文化市场的高度发达提供了温床。叶中强曾就近代上海的市民文化消费做过专门论述，他认为，上海开埠以后，传统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原先建筑在小农经济上的宗法社会被留在了城外，一个以市场交换为生存法则的市民社会迅速地崛起，并深深地影响了城市文化生活的选择。在商品经济和城市社会发展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一个市民文化消费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构成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物质形貌和文化底色。”也就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上海的市民文化、市民意识为一个多元文化空间的生成创造了深润的土壤。

三、人才聚散与多元文化格局

文化空间的构筑，离不开“人”这一基本因素。近代上海文化中心地位的取得同样与这个城市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有很大关系。1949年以前，上海居民中85％来自全国各个省区。另有大量外国侨民，最多时有15万，涉及58个国家和地区。各地的移民又带来了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形态。因此，在近代上海，从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娱乐文化，到建筑、消费等方面都呈现出世界主义的气质。在器物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都极具多样性。也正是在这一方向上，“摩登上海”在近现代中国具备了一种世界性意义。

1、聚拢：作为归属地的上海

知识人群体涌入上海有三次高潮，一次是太平军攻占江南后，第二次是戊戌维新失败后（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可以作为一种标志），第三次是20世纪初年，一大批文化名流从“旧文化”中心北京奔赴上海，上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后援，至新文化运动后期，上海更成为新文化的中心，亦即奠定了其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

新文化运动时期，学术文化的中心在北京。但五四运动后，蔡元培从北大出走，北京恢复了压抑的政治气氛，加上北京政府又经常拖欠教师薪水，读书人生活困窘，许多人开始出走，其中一部分便来到上海。192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政局的动荡以及北方连年战争更使北京失去优势，上海成为国内最适合文化精英谋生的地方。1926年春北京政府预备通缉50名过激的教授和知识分子，迫使大批文化人离京南下；不久张作霖入京，继续实行文化高压。北京文化界受此困厄，一度消沉。知识人纷纷离京，上海则成为了一个理想的居留地。“到上海去”成为文化界一句极具诱惑力的口号。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伴随国民革命转入低潮，一批曾投身于现实政治斗争第一线的文化人也纷纷星散，很大一部分便遁居沪滨，重理笔墨旧业。徐志摩、丁西林、叶公超、闻一多、饶子离等都是在这时候先后到了上海，胡适也是这一时期赴上海定居的。北京以外，其他地方的知识人也源源不断涌入上海，如1927年春，北伐军进至南京郊外，梁实秋和余上沅等一批东南大学的教师为躲避战火，由南京来到上海。从北伐前线下来的郭沫若、茅盾、蒋光慈等，东北沦陷区的文学青年萧军、萧红，四川的沙汀、艾芜也来到上海寻求发展。

【蔡元培】

1920年代末齐聚上海的文化群落中，最主要的力量是一批原先投身政治斗争的革命作家和文化工作者。除了北京政府的政治高压，在中国共产党进行从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移时，一批革命作家以及进步的文化人士和文学青年也陆续来到上海。创造社、太阳社先后成立，此后又成为“左翼”作家联盟的骨干力量。从鲁迅、郭沫若、茅盾到巴金、老舍、曹禺，中国现代文学奠基的文学大师统统齐集于上海，特别是在1927年以后，自由派的周作人、胡适等，后期的“现代评论”派徐志摩、陈梦家等，甚至被划入“京派”的许多作家，都在上海落过脚、出过书，或对于上海新文化运动有过很深度的参与。浪迹北京的沈从文也正在这个时候来到上海，开始了他传奇的文字生涯：

“
随着中国政治中心的南移，出版业的盈虚消长也出现了变化。上海的新书业获得了发轫勃兴的机运。这一变化直接影响到沈从文在北京的去留。这时已分别出版过沈从文的《鸭子》和《蜜柑》的北新书局及新月书店，已先后迁往上海，有较多机会发表作品的《现代评论》也已离京南下；而原先在上海的《小说月报》，因叶圣陶负责编辑的缘故，沈从文的作品在上面获得了一席之地。……北京原有的基础既已失去，上海又依稀闪露出谋生存、求发展的虹彩幻影，于是沈从文决定离京南行。

”
新文学的主干力量几乎全部移至上海，使之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中心地。

上海成为新文化事业的中心，与这个城市的开放格局和整体的文化氛围有很大关系。尤其是上文提到的，1920年代以后上海集中了国内绝大多数的传媒和新闻出版等现代文化机构。新闻史家胡道静就曾经说过，上海的报纸副刊与新文化运动的创生和发展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

“
中国的现代文化运动，虽自中日战后便已开始，但因经济方式尚停留在旧阶段内，所在不能如意地发展。欧战既发生，民族工业得以抬头，不过还遭着日本的压迫而已。五四运动的工作，一面在排斥日本经济的侵略，一面也领导中国文化的革新。在报纸方面最显着的影响便是副刊的改革和进步，如时事新报的学灯，民国日报的觉悟，申报的常识，都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产物。

”
正如当代文学史家所论断的，杂志和报纸副刊决定了现代文学的生产方式，在现代文学活动的调度中处于枢纽的地位。也就是说，文化运动与新闻出版业的经营活动之间，构成了一种互为依存、互为推动的关系。上海的经济环境、政治宽容和文化氛围成为对知识人的巨大吸引。他们纷至沓来，并因此，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新阶段。

上海也成为海外留学生热衷的落脚点。这些留学生带来了世界各地的文化，特别是欧美以及日本、苏联当时已经流行的思想学说。上海这一时期的文化繁荣，离不开这些新思想的注入。比如1921年成立的创造社就是由一批留日学生组织的。留学生群集对上海文化的贡献更显著地体现在西方艺术进入上海社会的过程中。1920年代后期起，上海已成为专攻西画留学生归国的重要聚集之地，西画人才高度密集，多数是从法国和日本学习油画的：

“
自1927年开始，上海的“洋画运动”进入了鼎盛之期。其重要的标志，便是留学生大部分学成陆续归国，形成了中国油画人才的中心。这批“留学生族”与上海都有着不解之缘，数年前他们大都在此“发迹”，研习西画，获得资助，从上海的码头出发，沿着欧洲航线和日本航线，开始了彼岸的求学生活，而今他们正逐渐将油画作为一种新知新学带回祖国，上海成了他们留学的大本营。移植西画几乎成了他们事业的中心和主题。因而，专业的美术院校和西画团体，构成了上海洋画运动地两种重要支点。

”
在这一时期学成归国的画家中，主要有留法的林风眠、方君璧、孙福熙、陈宏、蔡威廉、徐悲鸿、吴大羽、潘玉良、周碧初、庞熏琴、王远勃等；留日的汪亚尘、陈抱一、关良、陈之佛、丁衍庸、许幸之等，加上1920年前就已归国的朱屺瞻（留日）和三十年代初回国的颜文梁（留法）、刘海粟（留法），几乎集中了中国西画领域的所有精英人物，包括中国画坛的大师级人物刘海粟和徐悲鸿。

【林风眠作品《清香》】

留学生热衷选择上海作为他们的栖居地，还可以民国年间众多著名的留学生社团齐集上海为例。仅举最为重要的两例。在人文社科方面，较为重要的为由留日学生组织的中华学艺社。中华学艺社成立于1916年，初名丙辰学社，创始社员47人，社址设在东京小石川原盯。1918年因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定《中日军事协定》而引发大规模抗议风潮，大批留学生回国，丙辰学社遂陷于停顿。1920在郑贞文等人的联络下，丙辰学社再聚人心，恢复活动，相继成立上海、北京、东京、京都事务所，实行干事制度。1922年6月22日，新社章由社员投票通过，决议改名为“中华学艺社”，在全国各大城市及日本东西京建立地方事务所，总事务所便建立于上海。中华学艺社自成立到1958年解散，从事了一系列与教育、出版等有关的推广社科新知的工作，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在上海完成的。1920年代末至抗战前夕，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市面繁荣，国家建设呈现新的局面，中华学艺社的活动也达到高潮。召开年会，成立学艺中学，创办《学艺》杂志，建设总社所，这些活动以外，通过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学艺社还在出版领域大显身手：学艺丛书、学艺汇刊、学艺小丛书、辑印古书等丛书不断有新书出版，又另外策划了汉译世界名著、社会化的学艺文库、中华学艺社丛书、中华学艺丛书、民族复兴丛书。上海在中华学艺社的各项活动中实际上起到了总揽全局的作用。在科学社团方面，最为出名的是一个由欧美留学生为主组成的科学社团——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是中国近代史上成立较早、延续时间最长的综合性科技社团，1914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成立，由赵元任、胡明复、杨杏佛、任鸿隽等留美学生发起，预备出版《科学》月刊，向国内传播现代科学技术。1918年《科学》杂志随学社的发起人和一些毕业回国的骨干社员迁到上海编辑出版，1922年创立科学图书馆。《科学》是中国第一本左起横排的中文刊物，后来为了解决文稿中希腊文和各种数理公式较多而产生的印刷困难，中国科学社还专门创办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科学》杂志由季刊改为双月刊，后来又改为月刊。如中国科学社社章第一条言明的：“刊行杂志，传播科学，提倡研究”，科学社和《科学》杂志依托于上海得天独厚的经济和文化环境，在研究科学、发展技术、传播科学观念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研究者即认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之所以能够作为一种重要的观念在社会生活中建立和传播开来，成为召唤人们“现代”意识的重要诉求之一，“科学家们所兼职的‘课外活动’——编辑出版工作的价值意义是不亚于他们自己具体的科学研究工作的”。1927年，中国科学社在上海设立总社所。可以说，到1960年解散为止，中国科学社所举行的众多重要活动大部分都是在上海完成的。以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为中心，一大批赴欧美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留学生齐聚于上海，对近代科技在中国普及和发展做出了系统和奠基性的贡献。

由于上海的国际性及其在国内的枢纽地位，许多留学生在归国以后都喜欢逗留上海，在这里寻找事业的基点和机会。中国工程学会原是留美学生成立的组织，成立后历年的年会都是在国外举行的，1923年7月该会首次将年会搬到国内，选择的地点就是上海，因为当时即有一百多名会员在上海工作。1923年留美学生汪仲长、王敦常在上海组织了上海翻译社，专译中、英、法三国文字。如此众多、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群集于上海，对于上海乃至全中国人文、社科、科技知识结构的变化与进步均意义重大。海内外知识人汇聚上海，共同创造了上海文化的黄金时代。

2、发散：以上海为中心的区域性、全国性合作

一方面是以上海作为归属地的人才聚合，另一方面，在上海构建文化大都市的过程中，也注意到了与其他地区的交流。上海作为文化中心地的角色尤为突显，最新鲜、最前沿的文化形态经由上海传播到了中国内地的各个地区，包括北京。比如1931年设立的上海航空新闻社，它将上海的各种报纸于当日寄往沪平、沪汉、沪粤三线通航各埠，于次日寄到汉渝、渝蓉、西北三线通航各埠。上海的报业充分体现了现代技术和商业不断向外拓殖的冲动：“自从科学进步、工业发达以来，整个社会的旋律是按着轮机的搏跃而跳动的。它在文化上的表征是迅速，急切，一致。”文化的辐射力量，在近代上海的新闻出版行业是尤为突出的特征。茅盾也在回忆中说过，上海的《申报》不但在中国是上流人士和小市民的案头必备之物，且在南洋华侨中亦是流行的；《小说月报》发行量最多时是一万多点，《申报》却每天发行十几万。以上海作为中心地，通过包括与全国其他地区以及海外文化的互动与合作，进一步拓展了原有的文化空间，也因此加深了上海文化的影响力。

商务印书馆的文化经营，亦可从一个切面，观察以上海为中心展开的区域性、全国性文化交流与合作。商务印书馆不仅拥有一支高水准的编译队伍，而且十分积极与各学术机构、学术团体的合作，取长补短。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商务与许多大学、研究机构合作出版的工作也渐次展开。1916年新文化运动正式展开的时候，商务已经把出版的重心由教科书、工具书的出版转到学术著作的出版。这一年，张元济的老朋友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为商务和北大的合作创造了契机。商务继而与全国许多大学和学术团体展开了合作。当时北大处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商务在南方执中国出版业牛耳，一南一北，双方的合作可以说是互相倚重，合作范围十分广泛。商务利用其社会关系，为北大物色、推荐教职员。留英学习化学的陈聘丞即通过张元济的介绍进人北大任教。北大委托商务代购外文图书，由北大消费公司和商务北京分馆签订购书合同。北大教授采集标本，受张元济委托，也为商务采集一份，供商务制作标本用。1918年7月，张元济在北大与教授们座谈，中心议题就是由商务出版北大教授的讲义。第二年初，蔡元培代表著作人（北京大学）、张元济代表发行人（商务印书馆）正式签订了《北京大学月刊》的出版合同，规定：

(一)编辑事务，由著作人任之，印刷、发行事务，由发行人任之。

(二)用三开本。每年十册，每册以十万字为率，约一百页。每册定价三角。所有制版、印刷、工料及广告等费，由发行人代垫。

(三)销数不满二千部时，所有损耗，由发行人担任。如满一年后，尚销不足数，发行人得将杂志中可以单行者，另印单行本，以冀抵补。销数满二千部以后，如有余利者，著作人得十分之六，发行人得十分之四。

(四)外间广告，由著作人经手者，照广告定价，以十分之五付给发行人。其由发行人招致者，概为发行人所有。

(五)稿本用纸，每行字数，须与版式一律。如用夹注、或说明、或另行、或括弧、或插图、或附表、及所用圈点符号，均照排印之式，一律缮成正稿。图稿务须按照适定尺寸，绘成正稿，以便即用原稿雕刻、影照。如果有排印为难之处，发行人得酌量更改。著作人稿本，须于两个月以前，寄交发行人。

(六)纸价涨落无常，估计成本，照市价计算。出版时，发行人应寄五十册交著作人。

另外，北京大学教授撰写的讲义和专著，也大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如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陈大齐的《心理学大纲》，徐宝璜的《新闻学大意》，陶孟和的《社会与教育》，胡钩的《中国财政史讲义》，陈映璜的《人类学》等等。有的列为“北京大学丛书”，有的由蔡元培具函介绍。如1919年12月，经蔡元培介绍，商务印书馆曾以200银圆代价购印了刘半农的《中国文法通论》。

1920年10月，商务还请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组织编译《二十世纪丛书》，这套丛书后来易名《世界丛书》出版，共25种，内容涉及政、经、哲、教育、美术、小说、戏剧等方面。1920年代后期，商务还出版了一套由蔡元培主编的《新时代史地丛书》，介绍各国社会状况，后纳入《万有文库》。与北大的合作提高了商务出版物的质量和声誉，北大也通过商务的传播将其教学成果和学术进展更广泛地推向社会。

商务与民间学术团体的合作以与尚志学会、共学社和中华学艺社的合作最为密切。商务与尚志学会联合推出了《尚志学会丛书》，介绍西洋近代名流派的哲学若作，对“五四”以来的中国学术文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而共学社与尚志学会这两个团体具有某种亲缘关系，尚志学会由蔡元培、范源濂、林长民、张东荪等发起，共学社发起者为梁启超、张元济、蒋百里等，成员大多属于研究系。出版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与大学、学术团体的合作是商务的出版事业获得巨大成功的经验所在。通过这些合作，使商务的出版从教科书到学术新著的转向切实迈开了步子。这样做，不仅大大拓展了经营业务；而且，出进一步提升了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品位，增强了他在出版界乃至整个文化界的影响力。

1923-1934年，商务印书馆推出了两套著名的“文库”：“东方文库”（1923-1924）和“万有文库”（1929-1934）。“东方文库”共计120多册(小册子开本)，“万有文库”则前后两集共出1800余种、4000余册，文库的作者都是赫赫有名的，包括学院和非学院的知识人，像蔡元培、胡适、李石曾、吴稚晖、杨杏佛等。通过这样一种合作的方式，商务印书馆对于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制作与推进突破了企业本身的局限，同样完成了地理与空间意义上的超越。他们集合了当日中国最顶级的一批学者，继而依托市场的力量，将这些学术成果推向全国乃至世界。由商务出版的各类学术著作不仅成功地造就了上海作为学术中心、文化中心的地位，而且也使得上海文化具备了一种前沿的、世界性的意义。

以上海为中心的互动与交流还有许多其他的表现形式。比如二三十年代世界著名文化人士的访沪，同样造就了并拓展了上海多元文化中心的地位。1919年杜威由胡适陪同访问上海，受到上海知识界的热烈欢迎。杜威在上海连续发表了题为“实验主义”和“平民教育主义”的演讲，在上海的知识界产生了热烈反响，“一时青年思想颇受其影响”。1920年，罗素访华，在上海发表了《中国宜保存故有之国粹》、《社会改造原理》、《教育之效能》等演讲，在中西文化交流史掀起了一次新的高潮。1923年爱因斯坦访沪和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赴沪讲学，都在上海的知识界、文化界激起过热烈回应，并且影响远远地溢出上海一隅，成为全国范围内热议的文化大事件。这些国外著名文化人士的访沪，带来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上海文化界对于世界文化的认识。也就是在这样一种自由、开放的互动氛围中，上海在中国现代文化的构建中取得了一种前沿性的地位。

上海这个文化大都市不仅拥有繁盛的创造力和强大凝聚力，并且在此基础上，文化的前沿性亦使之具备了一种发散性的意义。文化的传播以及传播后的反哺，这对于文化中心地位的构建和强化都有着复杂、深远的意义。

四、余论：无处不在的市场

以市场为中心的文化经济的构建是本文所讨论的中心内容，浓厚的商业文化氛围和成熟的经营机制是构筑1920、30年代上海文化繁荣的最基本要素。上海之成为文化中心，人文环境、租界因素、经济政治条件外，主要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在形形色色关于海派文化的论著中，“商业”、“资本”与“消费”总是不时出现其中，包括民国年间的文化人对于上海文化的理解，如周作人所形容的“上海气”，是由洋人、买办、流氓与妓女共同创造的文化；鲁迅关于海派文化归根结底是一种商业文化的归纳；甚至象陈独秀有关于上海文化的激烈言辞：“上海社会，充满了无知识利用奸诈欺骗的分子，无论什么好事，一到了上海，便有一班冒牌骗钱的东西，出来鬼混”、“觉悟，爱国，利群，共和，解放，强国，卫生，改造，自由，新思潮，新文化等一切新流行的名词，一到上海便仅仅做了香烟公司、药房、书贾、彩票行的利器”等等。凡此种种，即便是这些对商业文化的贬意、嘲讽或强烈批判，也不得不承认，正是这种商业与市场的力量促成了上海在五四后期逐渐奠定的文化中心地位。在诸如“资本势力”、“骗钱”、“金钱万能”等语汇的表象底下，是市场所拥有的一种无比强大的改造力量和动员力量。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波德里亚有关后现代文化理论的一个既定论点出发，尽管就消费与大众传媒建构起了一套批判性的文化理论，但在其名著《消费社会》中，波德里亚仍在一开始便明确指出，“消费是一种积极的关系方式（不仅于物，而且于集体和世界），是一种系统的行为和总体反应的方式。我们的整个文化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联系到近代上海的文化市场，也完全有理由将消费与商业理解为一种正面的、建构性的因素。二十世纪的海上繁华，由最初对各种物质现实的感知到对于精神内蕴的体验，文化市场的贯通其间是功不可没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文化的兴盛，文化经济与消费主义、市场与城市物质生活的细节，共同缔造了“大上海”的摩登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