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心路: 蒋介石遥望大陆的26年
来源: 文史博览 作者: 孙宝根
导语
从1949年赴台湾到1975年逝世，蒋介石在其26年里究竟在思考着什么？他是如何处理“国”与“家”的关系的？其死后迟迟未下葬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民国史学者孙宝根从蒋介石赴台后的“心迹”入手，为我们揭示了晚年蒋介石萦绕脑海的那根“统一”神经。
1949年4月25日，迫于战事紧急，蒋介石走离溪口，从此再也没有踏上故土一步。离别时，“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宣”。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1949年4月25日,浙江奉化溪口,蒋介石最后一次拜祭先人
6月1日，蒋介石的座机在台湾高雄降落。当时，已成惊弓之鸟的蒋介石，降落后却不敢下机。孙立人晚年亲口告诉史学家汪荣祖，他曾亲自上飞机报告蒋“这里都是自己人”，蒋才下机。休息数日后，转往台北草山第一宾馆小憩。据侍卫室特别警卫组警卫长赵秉钰回忆，蒋介石闻听此山名曰草山，尴尬于心，他不甘“落草为寇”，遂改称“阳明山”。
11月14日，蒋飞四川部署所谓的西南保卫战，但其残兵败将早已惶惶然。12月10日午后2时，蒋介石座机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机上，蒋“俯视眼底大陆河山，心中怆然”。当日下午6时30分，蒋一行抵台，自此一直偏安台湾26 年。
亡命之余，蒋介石自称亡国。1950年3月13日，蒋在阳明山庄特别提醒：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而还不自觉，岂不可痛？我们一般同志如果今日还有气节和血性，那就应该以“恢复中华民国”来作为我们今后共同奋斗的目标。
蒋介石在台湾
仓皇逃至台湾的权贵们对国民党能否守住孤岛疑虑重重，遂各自寻路求安，这中间也包括权倾一时的孔祥熙、宋子文等蒋家亲属。蒋本人也在秘密准备后事，有报道说他已派人到菲律宾碧瑶购置了公馆，以备日后栖身偷生。
1950年6月25日，蒋介石像往常一样，着睡衣在卧室，一边翻阅报纸，一边享用早餐。这时，蒋经国匆匆来报：“打起来了！打起来了！”蒋介石急忙问道：“经国，什么事情这么慌张？”蒋经国把手中的材料递给父亲，说：“南、北朝鲜打起来了。”
为提高自我威权、谋求国际势力的支持，蒋介石在吴国桢等人陪同下，于7月自台飞往菲律宾碧瑶，与菲总统季里诺举行会谈，期望“推动建立亚洲反共联盟”。8月，蒋又在吴国桢等人陪同下飞往韩国镇海，与韩总统李承晚惺惺相惜，密商远东各国筹组反共联盟问题。12月，蒋接见美国合众社记者时呼吁所谓的“民主国家”要加强联系，助其“反攻大陆”。其实，刚刚溃逃台湾的蒋介石，其内心是惶惶不知终日的，整日虚汗淋漓、夜不能寐。
朝鲜战争的爆发，无疑给处于溃垮边缘的蒋氏政权打了一剂强心针，给在摇摇欲坠、危机四伏中苦撑台湾政局的蒋介石平添了一丝希望。
蒋介石宋美龄等人步出府邸
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一项声明，声明称他已下令美国驻远东海空军支援和掩护韩国陆军抵抗朝鲜人民军的进攻，同时，他还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巡逻以防止大陆对台湾的进攻，并要求台湾的国民党军队也停止对大陆或对公海和中国水域内的航运采取军事行动。
蒋介石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变化。他先是积极策划，企图“出兵”朝鲜，以助“联合国军”，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以蒋之出兵或可招来中共强烈干预为由，拒绝了蒋的请求。此后，蒋介石连续四次向美方提出派遣第五十二军赴朝，均遭美方的婉拒。尽管蒋试图出兵朝鲜的如意算盘未能实现，他所期盼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未因朝鲜战争而爆发，但蒋在朝鲜战争中得以苟延残喘。随后，蒋也曾多方阻挠朝鲜战争的和平谈判，插手志愿军战俘的遣返，最终，抢运 1.4 万多名战俘到台湾。
1954年12月2日，蒋介石与美国签订了双边共同防御条约，台湾重新获得美国的保护，美蒋关系也从此由冷变热。紧随其后，美国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拨出5.3525亿美元的美国公共安全军事费用和 2.37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其中的大部分资金援助台湾。
1953年顾维钧,蒋经国和杜勒斯会谈
美国承诺保护台湾，但不包括金门岛和马祖岛。蒋的“外交部长”叶公超（1904—1981，广东番禺人，著名外交家、学者）在12月10日给美国国务卿的回信中说，在没有同美国商量并获得同意以前，台湾军队决不会进攻大陆。自此，蒋介石周期性的“反攻大陆”的宣传听起来越来越像是宗教仪式的咒语了。
早在1950年5月16日，蒋介石就通过广播电台宣讲其反攻大计与具体步骤：第一步要集中一切兵力，第二步巩固台湾及其卫星岛屿，第三步反攻整个大陆来拯救全国同胞，第四步复兴中华民国，建设三民主义独立自由的新中国。概括地说，就是“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起初，人们将信将疑，后来人们普遍认为，蒋介石开出的“五年光复大陆”计划，纯属政治宣传和个人主观臆想。
“一年准备”是时间表上的起点，“五年成功”是时间表上的终点，说话当然要算话。可就在一年将尽的时候，蒋又提出新的时间表，原时间表自动作废。1949年和1950年，蒋就多次强调其“反攻大陆”时间表都在“很短很短的时间”内。多次食言后，他有很长一段日子，不敢再明定时间表，直到1959年5月19日，他在国民党八届二中全会讲《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时重新预言：“老实说再过十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
1952年1月，蒋介石到金门岛视察，特意给国民党金门守军题词：“勿忘在莒”。蒋介石的用意非常明确，就是想借着“田单复国”（战国后期，燕国出兵齐国，攻占齐国七十余城，齐国只剩下莒和即墨两个地方，最后，齐将田单凭借孤城，一举击败燕军，收复国土）这个历史典故，鼓励台澎金马的“国军”励精图治，卧薪尝胆，实现其“统一大陆”的梦想。
金门岛太武山上蒋介石“勿忘在莒”的手迹
当时，国民党军队驻防金门的司令官胡琏将军对此心领神会，在金门太武山巨石的石壁上刻上“勿忘在莒”四个大字，在金门督造了一座“莒光楼”，楼内有“勿忘在莒”匾额和“莒光”二字（意即“勿忘在莒”与“光复大陆”）。蒋介石还让“国防部”制发了“勿忘在莒”徽章。
在美国的刻意限制和军事撑腰下，蒋介石常常利用一些“有限战法”对大陆发动零星的骚扰和摩擦，包括一些小规模的空战和海战，并不定时地向大陆空投“游击队”、特务和破坏人员，试图建立基层反共组织，但始终是无功而返，且大多是有去无回。
1964年12月2日，蒋介石视察金门时又发起了“勿忘在莒”学习运动，告诫“不要忘记复国”。台湾的“勿忘在莒”之声直到蒋经国去世后方才消停下来。两蒋时代的台湾歌曲中也贯穿着“勿忘在莒”精神。如《反攻复国歌》：“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大陆是我们的国土，大陆是我们的乡亲。我们的国土，我们的乡亲。不能让俄寇欺侮，不能让血肉屈辱。我们要反攻回去，我们要反攻回去，把大陆收复，把大陆收复！”
重塑“领袖”形象
困守孤岛台湾的蒋介石时时刻刻充满着危机忧患意识，很长一段时间里，蒋痛定思痛，对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进行了深刻反思。他概括出国民党大陆失败主因有三：
政治上，国民党“当政二十年，对其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注重做官，从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思想上，国民党领导方向的失败是关键，领导方向不明，而无力贯彻政策之执行，使每一个干部只感觉受其拘束，无权力，于是心存怨望，推诿责任；外交上，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国际形势判断失误且见死不救。
其实，早在1945年前，蒋介石对当时国民党军队腐败的情况就心知肚明，一度想把国民党改组成“劳动国民党”，吸收中共优点，只准许农民家庭出身者和革命军人入党。1942年8月10日蒋介石日记记载要学习中国共产党，提出革命干部必须下乡工作三年，1945年他还曾想效法毛泽东，要求国民党员向中共学习“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蒋介石深知亡羊补牢寓言的价值，败走台湾后，他立即筹谋“国民党改造运动”。1949年12月，蒋介石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国民党改造、保卫台湾、建设台湾、“总统”复职等一系列问题。1950年新年庆祝活动之际，蒋介石带着蒋经国，深入基层，进行实地调查，一来以示与过去的历史一刀两断，二来为所倡导的新工作作风树立典范。
3月1日，蒋介石宣布正式复职，就蒋个人而言，此次“复职”是他人生中的重大转折，开创了他的“台湾时代”。
蒋介石与蒋经国
3月12日，神情凝重的蒋介石在总理纪念周集会上，对2000多名国民党中高级干部发表了悲情的演讲，表示虚心接受大陆失败的教训，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彻底改造国民党；他自己也将鞠躬尽瘁，争取最后的胜利。据说，严肃凝重的会场气氛，加上蒋介石深刻的自我检讨和煽情的肢体语言，有不少人真动了感情，有的甚至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在“改造运动”的旗帜下，蒋介石借机把一大批异己力量排除掉，代之以较为年轻的心腹嫡系，以蒋经国为核心的“太子系”势力乘机崛起。同时，蒋介石借机强化个人崇拜、制造个人神话、造就和巩固其在党内的独裁地位。
逃台的国民党元老纷纷被蒋介石打入冷宫：白崇禧挂名“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据说处于被软禁状态；何应钦挂名“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自嘲除了“三打”外，什么也不打了，一打桥牌，二打猎，三打球；阎锡山先任“国防部长”却有职无权，后改任“总统府资政”；昔日“天之骄子”的顾祝同、汤恩伯去台后迅即被边缘化了。
迁台之后，CC系作为蒋家臂膀的利用价值荡然无存，蒋随即重点“改造”陈立夫、陈果夫和他们的CC系。1950年7月下旬，蒋下令免去陈果夫“中央财政委员会”主任职务，裁撤“中央合作金库”（原由陈果夫任董事长），裁撤“中央农民银行”（原由陈果夫任董事长）办事机构，一举削去了CC系的三大经济支柱。7月21日，蒋介石召集全体国民党中常委谈话，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点名批评了陈立夫，陈立夫闻之潸然泪下。8月4日，陈立夫以参加“道德重整会议”的名义，率全家离台赴美。至此，二陈在国民党中的政治生命画了一个句号，“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历史彻底结束。
陈果夫与陈立夫
与此同时，国民党借“防谍肃奸”，大肆镇压政治异己分子，稍有“嫌疑”即遭秘密逮捕和处决。据胡适估计，加上因政治原因而被监禁的军事人员，总数要超过10万人。在此一背景下，任何“左”倾思想均被格杀勿论，连温和的自由主义与宪政民主思想，在蒋氏父子管控下，容身空间几乎为零。
在国民党改造运动之后，蒋介石个人独裁统治比大陆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指导“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蒋介石不断地发表谈话，出版各种小册子，阐述“反共抗俄”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两本：一是《反共抗俄基本论》，二是《苏俄在中国》，尤其是后者流传较广。“反共抗俄总动员”实质上是将台湾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纳入“反共抗俄”的宣传与实践中，不再只是空喊口号，强化对台湾民众的思想控制。
经济稳定方能真正保障国民党在台政权平稳。蒋介石在经济状况紧急时，经常召开财经会议，亲自主持，听取财经负责人的报告，然后作决定。在经过反复权衡后，蒋介石果敢实施稳定台湾政局的一系列举措，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仿效大陆推行土地改革计划。
为解决财政实际困难，蒋介石又决定进行物资总动员，宣布台湾进入“战时生活状态”，强迫台湾民众压缩非“必需性”开支，全力支援“反攻大陆”。
1961年，蒋介石在士林官邸
随后，全岛掀起“生产、节约”运动，其中最有特色的还是蒋经国一手扶植的军中“克难运动”，即要求“全体官兵每一个人运用良知良能克服生活上、战斗上、工作上、物资上和一切现实所能遭遇的困难，赢取反共抗俄建设国家最伟大的成功”。蒋经国曾把“克难运动”吹嘘为一股“扫荡我们历史上最强大的敌人俄帝和朱(德)毛(泽东)，重建我们新的文化，我们新的社会”的洪流，其实，它更多的是一场向蒋介石献忠心的运动，以渲染士兵对蒋介石的“崇拜与尊敬”。
在蒋经国及其政工人员精心策划下，各部队制定细致的“克难”计划，如联勤总部制定计划包括人造血浆的研究与制造、配制“克难号”卡车、研究仿制各种电池、武器装备、节约军粮、清查仓库、整修旧军服等。为了奖励有功人员，蒋经国还特别制定奖惩措施：选拔“克难”英雄，举办“克难”英雄大会、“克难”成果展等，甚至还请蒋介石在中山堂设宴款待“克难英雄”，为每人赠“国旗”一面，签名照片一张。
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蒋氏父子的一系列改革下，台湾经济开始起飞。1973年，台湾的工业生产增长率达到了22.7％这一惊人数字，但第二年下降到上年增长率的一半（因为世界贸易衰退），不过，台湾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仍以令其他先进国家妒忌的比率继续增大。1975年蒋介石去世时，台湾的人均年收入已达到697美元，在整个亚洲中仅次于日本。
1961年9月，士林官邸，蒋介石的办公室里巨大的地球仪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台湾经济腾飞的原因争论不休。美国人坚称台湾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美国的金钱技术人才的援助；但台湾人不这么认为，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有几十个国家接受了美援，只有台湾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其实，台湾经济的发展是多重因素合力的结果，最首要的还是得益于从大陆抢运的大量中央银行储备的黄金、白银和美钞；1960年6月3日，台湾《大华晚报》社论颂扬刚去世的俞鸿钧（1898-1960，广东新会人，曾任国民党“行政院长”、“中央银行总裁”）：“他将库存数百万两黄金运来台湾，靠了这数百万两黄金，新台币改制，才能成功！这十多年的经济稳定，才有了基础。”也有相当部分企业人才与资金随蒋入台，并逐渐成为当时台湾经济发展最主要民间资金与企业人才的来源。当然，美国对台湾的大力军援、经援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再倡“一个中国”
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公开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时，蒋介石的心情就十分纠结。一方面，他希望美国第七舰队能长期停留在台湾海峡；另一方面，他也看出美国人有分裂中国的阴谋，于是，经蒋介石授权，国民党“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仍为各国所公认，国民党接受美国防务计划，但不影响国民党维护中国领土完整之立场。毛泽东看到叶公超这个声明后说，蒋介石还有一点良心，不想成为千古罪人。
大陆与台湾尽管表面上音讯隔绝，但海峡两岸一直有来自双方高层的暗中交流。
1956年5月，周恩来在接见外宾时，请他们给蒋介石传话说：“蒋介石如果愿意将台湾归还祖国，就是一大功劳，中国人民会宽恕他的。”蒋介石听了这话，也期待与中共方面沟通。负责实现沟通的中间人是与国共两党高层均有私交的曹聚仁（1900-1972，浙江浦江人，现代著名学者、记者、爱国人士）。曹聚仁于1956年7月到达北京。周恩来在听了曹介绍的蒋介石的意愿之后，提出了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方针。
炮击金门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北京会见曹聚仁。在谈话中，毛泽东告诉曹聚仁：“只要蒋氏父子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不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当在场的有人提出，美国人一走，美国对台湾的军援会断绝时，毛泽东说：“我们全部供应。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
1959年年初，美国炮制“一中一台”方案。这个方案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再以“中华民国”代替中国，而准备让台湾永远“独立”出去。同时，也要蒋介石放弃“反攻大陆”的想法。甚至肯尼迪与尼克松竞选总统的辩论也拿中国台湾“开涮”，利用中国沿海岛屿问题，互相攻击对方。
蒋介石坚决拒绝美国“一中一台”方案，并指示其“外交部”发表声明，点名批评肯尼迪。由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坚持了“一个中国”的坚定立场，从而使得美国历届政府所推动的在联合国实现“两个中国”的方案始终未能得逞。
1957年11月11日在舰桥上向外凝视的蒋介石
1973年毛泽东、周恩来安排已经92岁高龄的章士钊承担沟通两岸的任务，不料，章先生由于劳累，休息不好，在任内去世。
1975年元旦，蒋介石发表了一生中最后一个“复国”文告——《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再次提出了“一个中国”的主张。随后，蒋介石找来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让他通过在香港的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表示：可以请毛泽东来台湾访问。毛泽东得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但1975年毛泽东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周恩来也重病在身，两人都不能亲自到台湾访问。毛泽东找来邓小平，亲自向邓小平交代：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两岸可以以此为契机，尽快实现“三通”。
陈立夫得知毛泽东打算派邓小平来台湾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为了配合这次沟通，陈立夫还在香港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文中说：“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但是，正当陈立夫积极努力寻求与大陆沟通之时，蒋介石却因病于1975年4月5日去世，海峡两岸的沟通再次中断。
晚年蒋介石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可圈可点之处就是严厉打击“台独”势力。蒋介石对那些要求“台独”的人说：“谁说独立，就让谁掉脑袋。”在台湾当局的严厉打击下，“台独联盟”及其一批流亡的“台独”分子，在海内外可谓臭名昭著。一般海外华人、台籍同胞，对之嗤之以鼻，其组织始终发展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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