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装革履”是怎么来的?

本文节选自:《近代史研究》

服装除了实用性外，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的符号。它既具有反映一个人(或一群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身份、宗教或族群归属，包括他(及他们)的政治文化乃至道德取向的功能，也是社会发展变动，特别是社会等级或阶级变动的重要晴雨表。自有服装以来，人们穿什么、怎么穿，从来就不是简单的个人能决定的，除了受限于自然条件、工艺技术水平等物质因素外，更多地还取决于人们所在社会的发展程度及其社会阶层的变动，取决于新旧权力文化嬗变与更迭的影响程度。这也是为什么，随着全球渐入现代的发展轨道，以及新的阶层乃至新的阶级的产生，人们的权利意识日渐萌芽，许多民族和国家不仅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而且不少革命还曾直接引发人们着装模式的重大改变。在这方面，最著名的就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对法国人着装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对法国大革命一度造成法国人服饰急剧变化问题的研究成果之多，颇让人有一种应接不睱之感。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革命都会严重冲击传统社会文化，导致人们改变着装模式。同样，不同性质的革命所造成的权力文化的改变，和对社会文化以及人们着装模式变动的影响程度，也会有很大不同。因此，法国大革命的特殊性何在，确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而法国大革命并不是一场成功的革命，其对法国人着装模式的冲击只持续了几年时间。从探讨近代革命对文化影响的角度，只聚焦于法国大革命，明显是不够的。毕竟，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曾经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社会文化，影响了国人着装选择的革命，还有许多。其中值得重视的，就有同样极大冲击和影响了中国人着装模式的20世纪的中国革命。如果对两者的影响、作用及其原因加以比较研究，理当有助于我们发现它们的异同，并加深我们对这两场相隔了100多年的革命的历史关联性的了解。

这里所说的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包含了反满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在内的20世纪上半期的一连串的革命运动。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既是因为它们本质上都属于现代意义上以追求某种平等权利为诉求的革命，也是因为它们对平等的不同诉求，造成了国人在服装问题上或温和或激进的态度演变。在近代国人着装变化问题上，中国学界发表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已相当丰富，相对欠缺的主要是基于人类社会“近代服装文化”变动的历史趋势，对整个20世纪革命造成的国人着装模式改变的深层次原因和其内在逻辑的研究论析。

罗兰·巴特曾经指出，研究服装史，“必须研究整个社会历史的大结构，从它身处的历史之中去把握”。本文即尝试基于这一思路，对20世纪中国持续发生的革命运动，冲击影响国人着装全面“西化”的原因及其经过，做一概要的梳理和讨论。“

西装革履”是怎么来的?

我们首先要问:西服是怎么到中国来的?对此，很多人可能马上会想到辛亥革命，想到“红帮裁缝”……

但是，如果我们能意识到“西服”一词严格说来并不应该简单地等同于现代“西装革履”，相信不少人马上会联想到曾经连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

凡是去过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新疆自治区博物馆，包括西部省份一些基层县市博物馆的人，一定会注意到那些各色各样、大小不一、“胡服胡帽”、深目高鼻、胡须浓密的胡人彩俑。在海路交通条件还不具备的时代，这些以粟特人为主的中亚商人在古代欧亚丝绸贸易上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包括将西方民族的服饰和纺织技术传到中国。

比如，唐朝阎立本的传世名作《步辇图》中，吐番丞相禄东赞那身华丽的锦袍，质地和色彩明显不同于图中唐太宗等人袍服的用料。读一下相关研究，不难发现这一情况与丝绸之路将波斯的织锦技术引入中原有密切关系。

吐番丞相禄东赞

又比如，从考古研究和史书上也可以得知，北魏至唐，中原文化曾因丝绸之路而受到西域文化的广泛影响。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中，就用了两三节的篇幅专门介绍了唐朝服饰，特别是妇女的服饰、音乐、舞蹈和一些文化喜好受到西域民族文化影响的情况。

但是，通过丝绸之路，真正来自欧洲，即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欧”“西洋”“西方”服饰的影响情况，至今尚未发现。不仅如此，唐以后近千年间，我们也看不到有“西装革履”之类的西方服装像上述西域民族服装那样传入中国。

目前所见有记载的欧洲人最早的旅华资料，仍然是《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是威尼斯商人之子，1271年他跟随父亲和叔叔从威尼斯动身，历经4年到达元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县境)，此后，他们在中原生活了20多年，直至1295年才回到威尼斯家乡。据说，当他们回到威尼斯时，他们的家人已完全认不得这3个人了。这不仅是因为20多年间他们的相貌大变，而且他们3人的着装完全是蒙古式的:身穿质地考究的绸面皮袍，内衬粗裘毛料，前胸用一排圆形铜纽扣扣住，另有缎带紧系腰间，皮袍下摆长仅及膝，脚上穿的是高至膝盖的皮靴。而这个时代威尼斯商人日常交际时的穿着，主要还是长及脚踝的花缎长袍或天鹅绒长袍。显然，他们的服装对元代中原文化没有吸引力，反倒是马可·波罗他们几个人在中原期间一直穿着蒙古服装。

在中世纪的欧洲，相当一段时间流行的穿着就是威尼斯人穿的那种较宽松的长袍。这是当时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鄙视奢侈的文化导向决定的。不过，即使15世纪末大航海时代到来，西欧几个主要殖民国家上层社会的流行服饰普遍转趋艳丽豪华之后，有机会经过海路大批进入到中国大陆来的基督教传教士，也不曾对中国传统服装造成过挑战。相反，为了避免因自身长相及其宗教文化被当地社会排斥，传教士们开始时甚至有意不穿教廷规定的教士袍。他们最初选择穿中国和尚的袈裟，之后则穿上了中国精英阶层的日常着装———长衫。等他们来到北京，进入皇宫，受到皇帝的册封后，还都穿上了显示着荣耀和等级的朝廷赏赐的长袍官服。结果显而易见，除了在当时实际上由葡萄牙人控制的澳门外，传教士的到来对明清之交中国人的着装，几乎不曾发生任何影响。

进入18世纪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乃至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对欧洲奢华的上层服饰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20世纪开始流行于世的“西装革履”的着装模式已崭露头角。但是，1793年底受命来华进行外交交涉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一行，所着服饰却基本还是一个世纪以前的样式。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时，头戴金色假发，并冠以翎饰繁多、鲜艳夺目的帽子;上身着紫色绣花天鹅绒官服，斜挎一缀有钻石宝星之红丝带，官服外还披一件缀有骑士勋章和钻石徽带的爵士披风;下身着浅色紧身裤，脚蹬一双深色的半高腰皮鞋。

这样一身装扮，再加上他们昙花一现式的出现，自然也不会影响到那个时候的中国社会。不仅如此，看到他们这身打扮的清廷官员，大都还会心生厌恶。在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之前，清廷负责接待的官员就对使团一行平时“缠裹”在身上的衣服，委婉地表示了排斥的态度。其中一位大臣低声却是严肃地告诉马戛尔尼说:“贵使之衣窄小轻便，吾中国之衣服则宽大舒适。二者相较，似以中国之衣为善……贵钦使之衣与华人不同，似于观瞻有碍。”

很明显，虽然自西汉以来，通过丝绸之路或海上交通，陆续有中亚、阿拉伯，甚至是欧洲人来到中原大陆，但多数人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西域人或西方人与自己在着装上存在多大的差异。因为大家穿的多是袍服，只是衣料质地、颜色、式样或饰物有别。直到18世纪末马戛尔尼一行来到北京，才让习惯了把身体藏在宽松肥大的衣服里的中原大陆的人们惊讶地发现，竟然还有此等用各式衣料把自己的躯干一层层缠裏起来的“异类”。

如此又过了三四十年时间，19世纪中叶西欧主要国家的男性时装才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转型。英国资产阶级的绅士服，即西装革履三件套:上衣、马甲、长裤(外加皮鞋)，全面引领了欧洲男性的着装模式。包括西欧各国军服，也都相应开始了改造的过程。然而，身为清廷钦差大臣的林则徐还是一样看不惯。他在见识过英、葡军队官兵的演练后，最强烈的一个印象就是:“夷服太觉不类:其男浑身包裹紧密，短褐长腿”，“屈伸皆所不便”，“一跌不能复起”。他甚至就此得出结论称:夷人不足为惧，“彼之所恃，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凡我内地无论何等之人，皆可诛此异类”。

有学者认为，晚清国人之所以会发生如此误判，根本是自身的狭隘经验造成的。当时的国人只能从自己熟悉的中式服装出发，去想象“包裹紧密”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却不知“西夷”有一套“上下分片、封闭合身的服装形制与复杂的剪裁技术，包括多片剪裁与省道缝折等技艺”，可以使衣服看起来紧密贴身，却照样能运动自如。

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但它还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早在13世纪就有了立体剪裁技术，而直到18世纪末马戛尔尼使团的成员们还会身着“别等级显贵贱”的中古式华丽服装来中国?为什么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后，“西装革履”式的近代服装模式才开始占据世界服装文化的舞台?

显然，人类服装史的演化发展，不可能是某一项技术的发明和发展所能决定的。西装革履的形成与流行，和资本主义商业社会及其城市生活方式的形成有密切关系。大批充满进取精神并开始积聚了相当财富的工商人士，既崇尚传统贵族精神的高尚理想，又想坚持自身勤奋简朴的生活态度，因而塑造出了这种千人一面，注重得体、笔挺，讲究从领口到袖口到裤管粗细长度每一处搭配的分寸感的，实属资产阶级“制服”的西装革履。它其实是追求自由平等，又强调高雅的绅士风度的欧洲资产阶级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换言之，西装革履之所以会在19世纪才逐渐形成于“西欧”“西洋”“西方”，根本是因为在那里发生了工业革命和思想启蒙运动，形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已取代旧式贵族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而19世纪的大清国距离这一切还遥不可及，自然也就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和接受了。

国人着装“西”化之起步

清王朝开始意识到不学西方不行，国人着装“西”化之起步清王朝开始意识到不学西方不行，打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候，正是以英美为中心开始流行西装革履的着装模式的时候。因此，自1860年代清廷开始支持洋务运动，陆续开设语言学校、翻译馆、工艺学堂，并派遣留学生出国，国人服装西化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了。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留美幼童事件。所以称之为“事件”，是因为清政府完全没有想到，派若干幼童出国留学，也会发生“变乱祖法”之事。

1872年到1875年，出于“师夷长技”的考量，清政府曾分4批选派出约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官方为防止学童们数典忘祖，不仅预先统一为学童们购置了符合清朝《服色肩舆永例》关于常礼服规定的长袍马褂，而且还专门派思想保守的官员任驻美监督。但幼童们到美国后分别入住美国家庭生活，接受西式教育。他们很快就入乡随俗，根据不同场合的需要穿上了各式洋装，有些学童甚至还大胆剪掉了拖在脑后的辫子。面对这种情况，借着美国国内出现明显歧视华人，可能通过排华法案的背景，清廷一纸令下，于1881年将所有能够召回的留学生统统召回国内。

1872年，首批30名赴美留学幼童

不过，无论清朝统治者的主观意愿如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着装西化的大势，满族贵胄再反感，已是莫可奈何。

因为军事现代化的要求，1888年清廷以1882年制定的《北洋水师号衣图说》为基础颁布施行《北洋海军章程》，这是中国的第一部海军“服制”。它参考了英国海军军服样式，将军服分为官弁、洋枪队及水手夫役等三大类。每类又分为春秋(冬季)、夏季两种，军官另有礼服。在款式上虽然仍旧坚持上衣用中式对襟，并在肩领、衣襟、袖口、下摆等处用了有中式特色的黑色带如意云头图案的绒布镶边设计，但与传统号衣的宽肥长大，且军官配有铠甲不同，新号衣特别强调上衣应收腰，袖口宽6寸(20.4厘米)，钮扣统一采用西式的金属扣，还在军服的袖口加上西式军衔符号，用不同的符号区别岗位和军官的级别。

更大的冲击发生在1894年，大清国被日本打败，要求学日本维新变法、断发易服的呼声开始甚嚣尘上。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虽然再度挫败了改革的诉求，然而，当1900年借助义和团排外的企图再遭惨败后，清廷不得不同意改行新政。

此次改行新政，不仅全面照抄西方的办法，大力编练新军，创设警察，而且不得不放弃了以八股科考来选拔官吏的制度，被迫广开学堂，并鼓励留学……如此一来，不得不在事实上接受了西式制服，陆军和海军军服、警服，以及学生服等基本西化。新政对众多留洋学生在海外穿着当地学校的制服或西装，也再无限制和约束。那些流亡国外的革命者，包括逃去日本的梁启超等，也大都剪掉辫子，换上西装。在中国各开放口岸的租界及租借地内，中国人着洋装，甚至穿西式婚纱举办婚礼的情况，也日渐流行起来。

进至1906年，国内报纸已可以公开讨论该不该“剪发易服”。撰文者几乎一边倒地认为:“欲行大同主义，中国之发不可独存;欲行军国主义，中国之服不可不易。”如“学生之体操，军人之练武，工商之勤勉，游人之旅行，皆非长服长发所宜，(因)不便于动作”。甚至接连有清廷内臣上奏折陈说剪辫易服之必要和理由，“诸大臣会议立宪事宜，亦拟奏请剪发辫换服制”。只是因为慈禧太后及醇亲王等满族权贵少数人依旧反对，这些呼吁仍被束之高阁。海外大批华侨基于自身的尴尬处境，吁请降旨“任官商士庶得截去发长，改易西装，与各国人民一律，俾免歧视”等，也未能得到清廷的回应。

我们很难说，20世纪初如果真的实行剪发易服，对巩固清廷的统治能起到什么作用。日本明治维新之初，福泽谕吉再三讲过一个观点:学西方文明，不见得都要穿西服、吃西餐，“吃麦饭、喝豆酱汤，也是可以学习文明事物的”。只学外在的、有形的东西，包括不顾国情改兵制、买大炮、造巨舰、盖洋房，也包括急着变更政令法律、开国民会议等，未必真能解决自身落后的问题。在他看来，“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者而后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也就是说，他认为“变革人心”，即让人民养成权利意识，懂得独立、自由和平等的重要，明白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才是最难，也是最先需要下力气去做的事情。但也只有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按照这个顺序做……(才)可以顺利达到目的”。

但是，当一个社会还不存在具有相当规模的新纳税人群体，交通、通讯、印刷等技术还十分落后，大多数民众还得不到应有的教育，报纸书刊还无法引领社会思想舆论的时候，所谓变革人心，让人民养成权利意识，懂得独立、自由和平等的重要，是不可能的。大清国也好，日本也好，当时都还不具备如此条件。因此，两国走的都是与福泽谕吉上述主张相反的路子。但是，日本不仅动了有形的物质，而且改了政制法律，权力基础极度虚弱的满族统治集团却惧于改革可能带来的政权危机，始终坚持不走日本式的变革之路。

清廷早在1861年就决定要“师夷长技”，且很快发起了学西方的洋务运动;而明治天皇1867年才决定要“破除旧来陋习”，并“求知识于世界”。但他一开始就主张:非“广兴议会，万事决于公论”，否则不能成就有效之变革。他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在清廷还把蓄辫和服色、肩舆等级标识视为祖宗之法与权力之本的时候，明治天皇已公开认定，凡与西方现代服饰格格不入的日本传统发式、服装，乃至传统历法等，均属“旧来陋习”。在平定内乱并实行废藩置县后，也即在清廷正式派遣幼童赴美学习的同时，明治天皇又下诏改行公历，带头剃去长发，穿上西式服装，接着还按照西方的做法，实行24小时制计时法和星期日周休制，开始实施教育普及的改革，并且引入了西方国家的外交礼仪，改取平等方式来接待外国使节与来宾。当10年后清政府因不满幼童数典忘祖，下旨召回所有留美学生的时候，日本已经在参照西方国家的经验，起草宪法草案，成立政党，准备开议会了。

明治天皇

事实证明，就像福泽谕吉说过的，单纯着眼于物与制的变革，并不能把民族和国家真正引上文明之路。但明治天皇的这类变革，毕竟极大地便利了日本跻身国际社会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进。与此相反，清朝统治集团越是想靠照抄照搬西方的物质发展成就，来拒绝制度变革，就越是会加速国家的衰败，从而加速自己的垮台。

这种巨大的反差，不可避免地导致越来越多的汉人相信，中国的悲剧性命运，都是愚昧昏聩的满清统治者造成的。原本只具改良性质的“剪辫易服改元”的诉求，自然也就越来越和反满革命联系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