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量——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初阶段（下）

作者: 金冲及

六、“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提出

明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不等于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让开大路”有没有下最大的决心，是权宜之计还是一段较长时间的方针？“占领两厢”指的是离“大路”多远的地方？“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后，又怎样才能站稳脚跟，最终扭转东北的战局？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摸索，寻求答案。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任务，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并逐步酝酿成熟的。

刘少奇在11月20日致电东北局负责人，指出：“退出大城市后，我们在东北要取得对国民党斗争的胜利，除开竭力巩固一切可能的战略要点外，主要决定于东北人民支持及我党我军与东北人民的密切联系。”“你们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66)

刚从苏北率部3万多人长途跋涉赶到锦州附近的黄克诚，对东北前方极为困难的实际情况进行认真观察后，在11月26日写信给毛泽东，谈到他们“七无”的艰难处境说：“部队五十多天行军，极疲劳，因自华中，沿途动员均说从坐火车汽车、到东北装备等乐观心理出发，现遇到极为困难之情况，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锦州、山海关以西北地区土匪极多，少数人不能通行，战场极坏，而敌人已占锦州，将直到沈阳、长春。”“在上述情况下，我提议：我军应暂不作战，进行短期休整，恢复疲劳，再进行作战，并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67)

黄克诚率新四军第三师开赴东北

这时，中心问题是如何对待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如何对待城市和农村的关系。东北和关内地区确有很不相同的特点，就是人口和工矿业几乎密集于这几个大城市和它周围地区。那里产业工人数量多，铁路四通八达。黄克诚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讲到：“东北农村人口太少，百分之六十人口在城市。”(68) 看起来，似乎谁拥有这些大城市和周围地区，谁就拥有了东北；而农村和中小城市仿佛只是一片人烟稀少、气候寒冷、经济文化落后、土匪横行的地区，不需要用主要力量去经营，就连想进入这些地区也非易事。而一部分干部从延安和其他根据地来到东北大城市后，生活条件有很大改善，又滋长了贪图安逸心理，舍不得离开。有些干部对依然驻扎在这些大城市的苏联军队的帮助还抱有过高的期望。因此，不少人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几个大城市上，没有下最大的决心退到离这些大城市较远的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和铁路支线去，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陈云在11月2日前往哈尔滨，兼任中共北满分局书记。那时，东北人民自治军主力集中在东北的南部，北满几乎没有老部队，还没有立住脚跟。苏军哈尔滨卫戍司令卡扎科夫中将通知陈云，说国民党军队将到哈尔滨，要他们立刻退出哈市，并且不容商议地说：“你们退也得退，不退也得退”，“这是我们上级的命令”。(69) 哈尔滨市内，“一般群众中间势力，工商业资本家，都对国民党中央抱很好的幻想，认为国民党政府是正统，能解除他们的痛苦，能降住毛子兵，故在任何场所听到中央军中央政府来了就好了，工人生活没办法也说中央来了就有办法了。国民党乘机宣传中央接收人员来迟，是八路军共产党之故，形成当时一般人的反共反八路军的空气。”(70) 处在这种情况下，陈云不得不在22日晚率北满分局等机关撤出哈尔滨，转移到哈尔滨以东约60公里的宾县。他在那里，对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对东北后方土匪势力十分猖獗和民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等严重情况，比别人有了更准确的了解，也已取得初步的工作经验。

29日、30日，陈云同刚来到那里的高岗、张闻天充分讨论后，由他起草分两天发出给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首先说：“根据三个月的经验，我们已可看出，苏联对满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援助我党在满洲力量的发展。”“苏联除要我们军队退出大城市外，现在更要我们交还已接收的政权，禁止我们在三大城市中一切足以妨碍他们公开执行中苏协定的措施。”电文明确地得出结论：“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71) 12月8日，东北局才向中共中央转报他们11月29日来电。中共中央立刻复电表示同意。

中共中央在11月28日也给东北局发出电报：“近两个月来我在东北虽有极大发展，但我主力初到，且甚疲劳，不能进行决战，而国民党已乘虚突入，占领锦州，且将占领沈阳等地。又东北问题已引起中、美、苏严重的外交纠纷，苏联由于条约限制，长春铁路沿线各大城市将交蒋介石接收，我企图独占东北，无此可能，但应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长春铁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我应力求插足之外，东满、南满、北满、西满之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我应力求控制。目前你们应以控制长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中心。”(72)

要扭转原已形成的指导思想，谈何容易。12月5日，彭真、罗荣桓曾就苏军撤出后夺取沈阳、长春的部署请示中共中央军委。(73) 7日，中共中央复电东北局：“我们企图独占东北一切大城市，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因为苏联为了照顾美国的关系，不能完全拒绝蒋军进入东北和接收大城市，我们亦不能完全阻止蒋军进入东北。”(74) 24日，刘少奇又致电东北局负责人：“东北情况我不会比你更清楚，但我对你们的部署总有些不放心，觉得是有危险性的。你们主力部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周围及南满，似乎仍有夺取三大城市的态势，而在东满、北满、西满的许多战略要地(如通化、延吉、密山、佳木斯、嫩江、洮南等)，并无坚强部队和有工作能力的领导机关去建立可靠的根据地。你们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动。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在东北今天的情况下，没有大城市即没有优势。但你们不要在自己立足未稳之前，去企图建立在东北的优势。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这应作为下一阶段的任务。你们只有这样做才是稳当的、没有危险的、不会陷于被动的，否则恐有一时陷入被动之危险。”(75) 这些意见是尖锐的，也是切合实际的。

毛泽东在结束重庆谈判回到延安后，因疲劳过度，从11月中旬起，休息了一个月。休养中，他仔细研读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和东北之间的来往电报，在12月2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示一开始就用明确的毫不含糊的语言写道：“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建立这种根据地，需要三四年。但是在一九四六年一年内，必须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创建工作。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

这种根据地应该建立在哪里？指示同样讲得很明确：“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作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种地区，我党应当作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但是，这种地区将是两党的游击区，而不是我们的巩固根据地。因此，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

怎样在这些地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指示突出强调要做好群众工作：“在确定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和部署力量之后，又在我军数量上已有广大发展之后，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它要求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群众工作的内容，是发动人民进行清算汉奸的斗争，是减租和增加工资运动，是生产运动。”(76)

这样，中国共产党内对东北的战略方针在认识上基本取得了一致。三天后，东北局在31日作出《对东北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之指示》，提出：目前创造根据地工作的中心一环，是首先肃清土匪，发动群众，肃清敌伪残余，进一步减租。

提出把整个工作的重心转到创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上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为以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七、四平街保卫战

实现这个重大转变，确实“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且需要有一段时间，不能一下子就做到。

这是当时东北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陈云在1946年1月的一次报告的提纲中写道：“独占东北改为创造根据地，原因有二：苏美关系，苏联必守和平；我们的力量。”对苏联的“和平政策”，他这样分析：“与国党订约，不允我来”，“办法：实行条约(让国民党)来兵来政。但对国不助，有限制。对共：暗助，要求适合其外交可能。”应该在哪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他说：“不能中心城市，也非其附近(游区)，靠后。也非山林——广大农村，中小城市，次要铁路。”(77)

事情越来越明显：在东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主要应放在北部的农村。陈云在北满省委书记座谈会上说：“城市对农村的作用，(东北)比关内更大，但并不是农村离开城市不能生活。发动群众，农民为主，这一条恐也无争论。”“城市开路可以，根本问题在农村。”(78)

要在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面对着许多严重困难，比关内的根据地更艰苦：那时，老部队多在南满；北部主要是新部队，大多尚未巩固，缺乏战斗力，还有一部分不可靠的分子，先后叛变的有1.8万人。东北土匪猖獗，东、西、北满更甚，他们人数甚至超过当地部队，占据好些县城，或者藏匿山林，四处袭击新部队，对民众无恶不作，有不少还接受了国民党加委的“先遣军”、“地下军”等番号。当地民众中相当多人主要痛恨的是日本人，对国民党抱有“正统”观念，不希望再发生战争，处于观望状态，没有充分发动起来。这种状况在农村更为突出。陈云、高岗在1945年12月6日给东北局的电报说：“二三月来，我们工作上很少接近农民，除少数城市进步分子及某些地方派外，东北一般人民绝少是有抗战初期敌后人民的斗争情绪，而是普遍要求和平。”(79) 从关内来到东北的干部，对东北的艰苦环境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有的人还有抱怨情绪，需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有些干部做群众工作时还遇到语言不通的困难。总之，可以说是立足未稳。

因此，摆在这些地区面前有四大任务：剿匪，发动民众，练出新部队，统一干部思想。其中，剿匪是关键，民众是靠山，本地干部是宝贝，老部队和干部是行动的骨干。如果不做好这些工作，就谈不上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而这些都需要有一段时间。

但是，面对的局势却异常严峻。国民党当局在攻占锦州后，投入更多兵力，决心要在关外大打。1月10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同一天，国共双方公布停止军事冲突与恢复交通协议。由于中苏条约的约束，协议中规定：“本命令第二节，对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影响。”(80) 19日，蒋介石致电熊式辉、杜聿明：“凡我军已入东北之部队，无论其兵力大小，亦无论行军驻宿，皆须随时完成作战之准备，千万勿息。”(81) 他们得到美国政府支持，集中美太平洋舰队的运输舰，从上海、广州、越南等地大举运兵到秦皇岛登陆，转往东北扩大内战。东北战场上的力量进一步发生变化。2月上旬，国民党军新一军和新六军相继进入东北。这两个军是国民党军的精锐主力，全部美式装备，在缅甸战场取得过重大战绩，此刻都投入到东北战场上来。3月，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原为警卫军)、第六十军和第九十四军一个师又相继进入东北。东北国民党正规军的兵力，已由1月份的13.4万多人增加到28.5万人，积极沿北宁铁路向北推进，力图夺取整个东北。东北地区一场更大规模的作战已无可避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在1月14日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仍由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别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这时，老部队已得到适当休整，新部队继续扩大并得到一定训练。部队又进行了整编：“以老部队为基础，将新改编的部队的人、枪编入，进行重点补充。这样老部队就新部队武器装备的优势，新部队就老部队人员素质和作战经验的优势，两方面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成为确有战斗力的主力部队。”(82)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给向北推进的国民党军队以一定打击，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目标将难以实现。26日，中共中央指示：“由于蒋军在进攻锦州、阜新、热河时，我未能给以有力打击，使蒋轻视我在东北力量，相信杜聿明报告，认为可以不费大力即能击溃东北我军，控制东北。因此蒋现拒绝与我谈判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不想承认我在东北地位，而仍想武力解决。在此情形下，东北的武装冲突，暂时还难避免。”(83) 2月13日深夜，东北民主联军6个团在法库县秀水河子突然包围并歼灭北进中远离主力的国民党军第十三军一个加强团，共1600余人。这是东北民主联军在国民党军队步步进逼的严重局势下取得的第一个歼灭战胜利，这个胜利不能小看。它“不但初步打击了敌人的猖狂气焰，而且消除了我们一些人对美械装备的恐惧心理”(84)，大大鼓舞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士气。但国民党倚仗兵力上的优势，继续向北推进。

3月上旬，苏联军队开始从沈阳及其附近地区撤兵。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12日日记载：“苏联自沈阳撤退时，事前未通知我方，仅于撤退将完之时口头与我方接洽。”(85) 这时，国民党北上的军队已推进到沈阳附近。中共中央东北局在12日开会讨论要不要乘此夺取沈阳。会上认为不宜冒险进攻沈阳。林彪说：“不是需要不需要，而是可能不可能。沈附近火车汽车运输都很迅速，抄我后路也快。打不进，占不住，也退不出，很可能失败的。”彭真最后说：“攻沈的行动是冒险的。”(86) 13日，中共中央也致电东北局、林彪：“苏军退出沈阳后，我军不要去进攻沈阳城。我军进去在军事上必会陷于被动，在政治上亦将处于极不利。不仅沈阳不必去占，即沈阳到哈尔滨沿线，在苏军撤退时，我们都不要去占领，让国军去接收。”(87) 同日，国民党军顺利开入沈阳。

东北行营和东北保安司令部也进驻沈阳。东北人口最密集和经济最富裕的沈阳附近地区已处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那时，杜聿明因患肾结核，在北京治疗。熊式辉随即在3月15日下达命令，兵分两路，对南北两个方向发动猛攻：南线，由新六军、第五十二军和第九十四军一个师向本溪方向进攻，以保障沈阳侧后的安全；北线，由新一军、第七十一军(欠一个师)计划在4月8日攻占四平街，随后继续北上。当时代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郑洞国回忆说：“我们的方针大致是：乘(国共停战)三人小组未到东北之前，尽可能扩大占领地区，首先要控制铁道沿线的重要城市，造成既成事实，以便将来进行停战谈判时，使我方处于有利地位。”(88) 熊式辉并在3月29日致电蒋介石，建议继续增兵：“我军有12至15个军来东北，可次第收复全境。”(89) 但国民党军队在关内正酝酿发动全面内战，难以抽调更多兵力前来东北。4月6日，蒋介石致电熊式辉：“如我军决心向北挺进，则对南除收复本溪湖以外，不必再求发展，应暂取守势，而用全力向长春挺进。”“应抽调新六军及其他有力部队向北推进，集中全力击破其四平街以南之一股，而消灭之，则大局定矣。”(90)

这时，苏联也正加快从中国东北撤军。王世杰3月23日日记载：“昨日午后苏联大使彼得罗夫持一照会来，谓苏军决定于4月底自东北撤退完毕。”苏军马林诺夫斯基总部在4月5日离长春回国，全军如期在4月底撤完。王世杰5月7日日记载：“顷据董彦平(引者注：国民党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自伯力来电，谓苏方声明已于4月30日全撤。”(91) 这样，东北战场完全形成国共双方对峙和交锋的局面。

四平街保卫战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

四平街位于南满平原的中心，联结三条铁路线，是东西南北满间的交通枢纽，正当国民党军从沈阳北上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的咽喉要冲。苏军撤走时，国民党军队还没有开到那里，只是收编了一些伪军和土匪部队防守。东北民主联军在3月18日歼灭那些伪军和土匪部队，解放四平街。29日，东北局根据中共中央25日来电，进一步指示各部队：“我们必须迅速完成一切准备工作，于友方撤退时，及时以敏捷迅速手段，进占长、哈、齐三市，争取在一个月内全部干净消灭各该市顽匪。此举关系东北及中国革命前途甚大，望亲自负责，周密部署。”(92) 长、哈、齐三市的状况和四平街差不多。4月下半月，东北民主联军在苏军撤退后，用类似四平街的同样方式，先后解放了这三个城市。以哈尔滨为例，当时出任市长的刘达回忆：“除了那200多名伪军改编的保安队外，所说的国民党地下军多少多少，只不过是写在纸上的数字。而且那200多名保安队现在已开始脱掉军衣，陆续向东北逃跑，根本没有抵抗的可能性”，所以，“未放一枪，解放了哈尔滨”。(93)

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对四平街保卫战极为重视。3月26日，彭真为东北局起草给中共中央和林彪的电报：“根据中央指示，我之方针是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铁岭以北之长春路与中东路全部。完成此任务的关键在于集中全东北一切可能调用之兵力，在沈阳与长春之间铁路沿线上进行反复的争夺战，大量消灭敌人，力争阻止敌人于四平以南地区，以便确保以哈长为中心的北满全部于我手中。”“此次作战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望空前动员全党全军以最大的决心，不惜任何牺牲，争取这次作战的决定胜利。”(94)

四平街保卫战前后持续一个月。

4月18日，国民党新一军在飞机、大炮、坦克掩护下，开始向四平街发动猛攻。第七十一军(欠一师)等相继投入作战。东北民主联军在装备差的情况下，依托工事，顽强抗击，双方进入僵持状态。国民党编写的战史评述在这个阶段中作战指导的缺失有三：“一，兵力分散，忽视优势作为”；“二，习于正攻，缺乏包围构想”；“三，再衰三竭，战略构想欠当”。对第三点，它这样说明：“长官部因侦知四平、长春之俄军即将北撤，在迫不及待之状况下，拟乘匪军尚未进据以前，抢先接收；就政治观点言，容有必要，但就军事立场言，似嫌轻敌躁进。”“北上之新一军与第七十一军，进抵四平市郊时，攻势已达极限，致战况陷于胶着。”(95)

5月14日，原在南线的新六军等部队攻占本溪后，根据蒋介石的要求，大举北上增援。这一来，四平战场的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国民党军在东北的精锐主力几乎倾巢出动。南北两路国民党军队集中在四平街地区的总兵力已猛增至11个师，约16万人，交通运输快捷，并有大量坦克、重炮和飞机配合作战，对东北民主联军实行夹击，企图在此决战。《徐永昌日记》5月14日载：“据杜聿明派来参谋称，一月来攻四平街无进展，近调新六军两个师及七十一军之八十八师加入我右翼，希望一举攻下四平街结束对东北之攻势云云(原正面为新一军，左翼为七十一军)。”(96) 18日晚，林彪在东北民主联军处于严重不利局势下断然下令撤出四平街。国民党军队占领四平街后乘势北上。长春附近地形平坦，东北民主联军兵力不足，又已十分疲惫，难以固守，主动撤出。国民党军在23日不经战斗，进占长春。但他们由于战线拉长，兵力分散，在关内又难以抽出增援兵力，无法继续向松花江以北冒进，双方形成隔江对峙的局面。

四平街保卫战的得失，一直存在着争议。这里，确实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选择。时任西满军区司令员、中共西满分局副书记的黄克诚，在1月29日曾致电林彪、彭真：“我们在东北军事上的一个困难问题是集中与分散的矛盾。我们没有根据地很难打胜仗，但没有胜仗又建立不起来；故需要分散兵力，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创造根据地；又需要集中兵力，打破敌人进攻，来掩护创造根据地。二者不可得兼，二者又必须得兼。在东北若不适当解决这个矛盾，军事上有继续遭受挫折，甚至失败的危险。”四平街保卫战展开后，他曾多次致电林彪，建议适可而止，不能与敌硬拼。5月12日，当南线国民党军开始向四平街大举增援时，他直接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撤出四平街和让出长春。电文说：“由关内进入东北之部队，经几次大战斗，战斗部队人员消耗已达一半，连、排、班干部消耗则达一半以上。目前虽尚能补充一部新兵，但战斗力已减弱。”“如停战短期可以实现，则消耗主力保持四平、长春亦绝对必要。如长期打下去，则四平、长春固会丧失，主力亦将消耗到精疲力竭，不能继续战斗。故如停战不能在现状下取得、让出长春可以达到停战时，我意即让出长春，以求得一时期的停战，也是好的，以求得争取时间，休整主力，肃清土匪，巩固北满根据地，来应付将来决战。”(97) 后来，他在《自述》中写道：“敌人在一开始进攻的时候，打它一下子，以挫敌锐气，是完全必要的。现在的情况是敌人倾巢出动，与我决战，而我军暂时尚不具备进行决战的一切条件。因此，应当把四平及其他部分大城市让出来，让敌军进来，我们则到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去建设根据地，积蓄力量，等到敌军背上的包袱沉重得走不动了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去逐个消灭它。那时候我们就主动多了。”(98)

林彪在东北战场

事情看起来似乎有点反常：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打阵地防御战，在遵义会议以后几乎从来没有过。为什么这时中共中央却在一段时间内要求坚守四平街，甚至一度提出“化四平街为马德里”、“死守四平、寸土必争”这样的口号？这同“让开大路”的方针是不是相矛盾？看来，这是当时东北局势面对的特殊条件造成的。它有几个原因：

第一，当国民党新一军开始向四平街发动猛攻时，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市尚未解放，北满后方根据地更远未巩固，这两个问题都没有解决。如果在此时此刻听任国民党军长驱北上，势必造成极大混乱，中共能否在东北站稳脚跟也难逆料，至少会陷入严重困境。这里，时间极端宝贵，甚至需要以付出相当代价来换取。3月27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和林彪，提出：“目前时机，对蒋对匪(引者注：指后方的土匪猖獗)两项任务中，第一是对蒋。为了阻止蒋军北进，力争由我军占领长、哈、齐及中东全线(是否可能，主要由友人决定，但我应力争)，必须使用主要力量，并须迅赴事机，迟则无用，这是完全正确的。”“同时在乡区留下次要力量，配合地方党政，迅速剿匪。你们须下两个通令，一个给主力军，规定他们的任务是对付蒋军，如你们近日所下者。一个给地方兵团与地方党政，规定他们的任务是剿匪，发动民众，巩固后方。”(99) 4月19日，即解放长春的第二天(哈尔滨、齐齐哈尔尚未解放)，中共中央又致电彭真、林彪：“要战胜顽敌保卫长春，必须准备对付飞机、坦克(参加过抗日的将士有办法对付之)，并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于四平南北地区举行数次大的战役决战，才能解决问题。”(100) 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共中央下决心举行四平保卫战很重要的着眼点在为后方建立巩固根据地争取时间。但是，过去中共军队没有同全副美式配备的新一军、新六军交过手，缺少这种经验，因而对它们的实力有估计不足之处。

第二，自从国民党军队向山海关发起攻击以来，夺锦州，占沈阳，又大举增援，汹涌北进，很有点骄横不可一世的气势；而东北民主联军除秀水河子一役外，没有打过什么大仗，没有取得令人鼓舞的胜利。如果听任国民党军顺利北进，而东北民主联军却一退再退，过分示弱，将在人们思想上造成错觉，产生不利影响。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萧劲光曾讲过：“群众对国共不清楚，看到国民党来，势如破竹，政治影响对我不利。”(101) 有如前引黄克诚所说：“我们没有根据地很难打胜仗，但没有胜仗又建立不起来。”四平街一战，已引起万众瞩目。中共中央十分重视需要在这次战役中挫折敌军的锐气，动摇他们的信心，鼓舞己方的民心和士气。最初，国民党在北线出动的主要是新一军和第七十一军，而全副美式配备的军队对补给依赖很大，东北前线同国民党统治区后方之间的补给线又相隔很远。这些也使中共中央认为有此可能。4月29日，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等电称：“国民党方面以为我军只能打游击，不能作正规战，尤其不能守城。此次本溪、大洼两次正规战，四平街顽强固守，出于他们意料之外。许多国民党人表示不能打了。蒋介石虽想再打，企图打至长春，但亦焦虑无把握。”(102) 5月1日，毛泽东致电林彪：“东北战争，中外瞩目，蒋介石已拒绝马歇尔、民盟和我党三方同意之停战方案，坚持要打到长春。因此，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竭，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使其以六个月时间调集的兵力、武器弹药受到最大消耗来不及补充，而我则因取得长哈，兵力资财可以源源补充，那时，便可能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103) 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正在防守本溪的南满军区萧华等的电报中又强调：“只要你们能在本溪地区坚守十天至半月时间，敌之锐气必受挫折，我之胜利就有希望。”(104) 可见，中共中央对挫敌锐气这个问题是看得很重的。

第三，当时国共之间的和平谈判仍在继续，没有完全破裂。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返国述职后将回中国。中共中央对达成和平协议仍抱有期待，认为东北停战有可能很快实现，希望东北前方能不惜牺牲，打一两个胜仗，以便在谈判时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如果在和平协议达成时控制的地区多一些，这些地区就可能保存下来。苏方也向东北局表示：你能在四平以南解决问题，三市自是你们的。到四平街保卫战将要全面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内有过小的不同意见。4月11日，林彪致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电说：“根据目前东北形势及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迅速实现东北和平的可能性均不大。”(105) 同一天，正在重庆谈判的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并转东北局等说：“陈诚昨日犹坚持非接收长哈段铁路不能停战，今日见东北人士，忽改口赞成先停战维持现状，然后谈整军及政治。我估计部队可能由于四平打不过去，十五日前不能到长春，始赞成先停战以保长、哈现态势。”“请中央速令东北在两三日内抢先开兵入长，与国军和平共居，并以优势压倒之，惟不伤人，不无故捕人。本溪已稳住，四平街及其东西翼宜给以重击。”当时正处于迫在眉睫的全面内战能否制止的关键时刻。周恩来的电文说：“蒋之大打大斗政策，东北如能打进长、哈，必打；如受些打击被阻四平街，或进入长春已受打击，还可能与我谈判。”“如东北冲突能停，和平有望，则关内问题有法解决，否则很难孤立解决。”(106) 13日，中共中央致林彪并告彭真电说：“马歇尔有于文日(引者注：指12日)来华说。马到华后东北可能停战，国方必于数日内尽力攻夺四平、本溪。望注意在可能条件下击退其进攻，守住四平、本溪，以利谈判。”(107) 可见，“以利谈判”和尽力争取达成和平协议是中共中央决定在四平街打这一仗的重要因素。

第四，最初国民党军兵分两路，能够北上进攻四平街的只有新一军和第七十一军(欠一个师)，兵力有限，而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已得到一定程度的休整，战斗力有所加强。在南线的新六军等北上增援前，新一军等一时尚难突破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街的防御线。这也是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在新一军等北上进攻时能实施四平街保卫战的一个原因。

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街同装备优良并受到严格军事训练的新一军等很长时间对峙，挫折了国民党军北上的锐气，也积累了一些同这类军队作战的经验，但东北民主联军的损失也不小。中共中央有鉴于此，逐渐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28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林彪：“我们意见，只在有充分把握能击溃新一军并歼灭一大部，根本改变战争局面这样的条件下，才应当使用生力军，否则不宜轻易使用，留待将来使用为有利。”(108) 等到南线的新六军等攻占本溪、大举北援，这时双方力量对比已发生重大变化，再在四平街打下去显然已十分不利。5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林彪、彭真：“请你们考虑军事全局再打下去是否有利，应否考虑有条件地让出长春，换得其他地区的合法，并取得时间整补军队，以便将来之用。”(109) 18日，林彪乘两路国民党军尚未形成合围之际，不等中央回电，断然决定撤出四平街。中共中央在第二天复电批准。吕正操回忆道：“林彪和罗荣桓从四平回到长春，我即将长春周围地形作了汇报。林彪讲，部队疲惫不堪，损失很大，不能再打了，要立即撤出长春，退到哈尔滨。”(110) 23日，东北民主联军又撤出长春，主力退据松花江北岸，同国民党军隔江相峙。国民党方面编写的战史评论道：东北民主联军“警觉性高，避免在不利态势下被迫决战”(111)。

四平街保卫战，是为阻止国民党军扩大在东北全境军事进攻和在最后关头力争达成和平协议而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城市防御战。东北民主联军在兵力处于劣势、又缺少同全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精锐主力作战经验的条件下，顽强抗击达一个月，歼灭国民党军万余人，在全国引起震动，并且迟滞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为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但在战斗中，东北民主联军的伤亡达8000人，而且大部分是从关内调赴东北的骨干力量。因此，这是一场特殊条件下的战斗。5月27日，中共中央在致各战略区的电报中说：“东北四平街之所以能久守，主要是因敌未料我军有防线，故逐次增兵，便于为我各个击破，使敌遭受我军重大打击。故四平防御战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112)

八、“七七决议”

国民党军在5月23日攻占长春后，蒋介石十分兴奋，当天就飞往沈阳，企图乘势北上，控制整个东北。他在25日日记中写道：“东北共军主力既经击溃，应速定收复东北全境之方针，令杜聿明长官部向哈尔滨兼程挺进，必先占领该战略据点，东北军事方得告一段落，然后再策定第二期计划。”(113) 蒋的亲信内政部政务次长、军统局帮办唐纵在24日日记中也写道：“我军昨日收复长春，此一战役，关系国际、国内军事政治影响巨大。”“可见军事之影响有决定性的作用。”(114)

事实上，他们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东北民主联军尽管撤出了长春，但主力仍然保存着，而国民党军由于战线拉长，兵力分散，部队疲惫，在关内又难以抽出更多增援兵力，后勤补给也将面临困难，继续向松花江以北冒进已力不从心。毛泽东早就看清：“蒋占长春后兵力分散，补给线甚长，再要前进必感困难。”(115) 5月26日和28日，留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两次致电蒋介石，转告马歇尔的提醒。前一次说：“钧座对东三省军事似不愿至此告一段落，惟据其所闻，此次共军死伤一万二千，俘虏仅四百余人，如是共党主力并未击散，共军现在避战，如国军跟踪而进，则必延长战线，予共军以处处可以截击之机会。”后一次说：“我军如再由长春跟踪北进，则运输线愈长，地位愈感困难，危险亦愈甚。”(116) 马歇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陆军参谋长、五星上将。他的这些看法是有军事眼光的。从国民党方面说，继续北上确非力所能及，而且也不能不考虑美方的意见。时任军令部次长的刘斐说：蒋介石“暗中的主意是：能争回到如何程度，即争到如何程度”(117)。他确实也只得如此。

这样，国共双方在6月6日共同发表东北暂时停战声明，自第二天正午起，东北休战15天。这是双方当时在东北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决定的。以后，双方又达成协议，延长停战期限。6月26日国民党军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以此为起点对各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奋起抗击，全面内战由此正式开始。蒋介石的注意力不得不更多地集中在关内战事上，无力他顾，原拟再调往东北的3个军不得不留在关内，东北国民党军队一时无法得到新的增援。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停战，实际上延续了四个多月。

这四个月，由于战事暂时停止下来，东北根据地紧紧抓住这段有利时间，集中力量实行工作方针的根本转变。6月3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及林彪，要求他们：“实行中央去年12月对东北工作指示，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118) 16日，对东北局领导机构作了调整，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并由他们五人任东北局常委。

那时，在抗住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后，东北解放区保住了包括哈尔滨、齐齐哈尔在内的整个北满并联结东满、西满一部分的大块根据地(面积占东北的五分之三)及南满几块根据地或者游击根据地，已具有相当规模。但根据地还不很巩固。

7月3日至11日，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教训，统一认识。会议通过了委托陈云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也就是以后通称的“七七决议”。(119) 它标志着东北党的战略重心真正全力转到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上，并且使各级干部在思想上明确起来。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转折，对整个东北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七七决议”的基本精神是什么？陈云在西满干部会上的报告作了鲜明而生动的说明，谈得很透彻。他的报告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东北形势很复杂，但也可以概括成“敌强我弱”四个字。脑中所想的与实际不相符就发生混乱。把情况看得一致才能谈政策。这种敌强我弱的形势，不仅在现在，而且在今后的形势中仍会这样。因此，不夸大敌人力量，但也不轻敌。我们自己则应准备最坏的斗争，争取最好的斗争，不侥幸从事。

第二，改变敌强我弱情况，使我力量增加，敌人力量减弱，有充分可能。依靠什么改变？增加群众(农民)的力量，即可使人们力量增加。群众会不会起来？如果做工作，一定会起来。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欠群众没发动起来。现在决定抽1/3军队下乡帮助群众工作，一般干部无论男女老少一律下乡去做群众工作。过去也提出过把干部抽下去做群众工作，但今天应确定农村的群众工作比重应占80％。下去工作可以不分什么等级。下乡时要决心吃苦，汽车不要，皮鞋取消，苦他一年半载。

第三，我们的任务，建立长期战争的观点，肃清对战争、和平问题上的混乱思想，现在是边打边谈，以打为主。我们是主张和平的，但和平是双方力量对比达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和平是打出来的，决不是主观的愿望。现在根据地、大城市两种工作中，根据地工作是第一位。根据地的群众基本上是农民。东北城市对农村作用大，但主要还是农村。过分强调城市作用，否定农村工作是不合事实的。中央五四决定是发动农民最好的工具，农民是要土地。对群众各种组织都要，特别是群众武装更重要。干部派下去后工作好坏的标准，第一个标准，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地方干部产生了。如果地方干部产生得多又好，那个地区的工作就不坏，不然，就是其他工作很好，没地方干部也会垮台。

第四，东北的斗争是艰苦的，但斗争的前途是光明的。现在与今后一个时期，敌我力量对比上是敌强我弱。现在我与敌力量相差不远。由于我们存在许多优点及他们的困难，加上我们的工作，力量是一定会变化的。目前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如果有东风则有恃无恐，要注意“欠东风”，也要注意“万事俱备”。(120)

“七七决议”使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真正把工作重心集中到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这个根本上来。这项工作在此前已经开始，东北局还在4月19日发出过切不要忽略根据地建设的指示，但工作的规模还不很大。“七七决议”传达贯彻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工作局面同以前相比，有了巨大的改变。这时，广大干部离开城市，不管原来是哪一级，都换上农民衣服，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下乡热潮。他们和当地贫苦农民打成一片，真心实意地为他们办事。东北民众长期处在日伪残酷统治下，民族意识更强，因此，前一阶段发动群众时把主要斗争矛头指向为民众痛恨的汉奸，大力开展反奸清算斗争，把占东北全部耕地1/3、长期为日伪占有的开拓地、满拓地、军用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同时实行减租减息。从1946年7月至11月，东北局又根据中共中央的五四指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将3000万亩土地分配给420万无地少地的农民。这比原来又大进了一步。广大贫苦农民生平第一次感到有人这样地关心和资助他们，逐渐改变了最初对共产党所持的观望和疑虑态度。这就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政治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增强了党的影响。在农村中很快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农民们踊跃参军和支援前线。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迅速扩充到23万人，并初步建立起炮兵、装甲兵、工兵等兵种。基层政权、地方武装和各种群众团体普遍建立起来或得到巩固。与此同时，进行大规模的剿匪斗争，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把军事打击同政治瓦解相结合，到这年12月，共剿灭多少年来骑在民众头上横行不法的大小股匪2万人，抓获三大匪首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消除了后方的心腹之患，使民众的生命财产得到保障，并且对巩固根据地和土改成果增强了信心。

匪首谢文东

经过这一系列紧张的工作，东北根据地终于建立起一个安全的战略后方，得以从容地集结并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令人吃惊的新姿态出现在后一阶段东北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它的力量源泉从哪里来？是深深地植根在人数众多的广大贫苦农民中。中国共产党把发动群众的工作放在当时全部工作的第一位，并给以正确的组织和领导，就把这股以往不受人注意、甚至被瞧不起的巨大能量充分释放出来，组织起来，化为谁也阻挡不住的力量。没有这个变化，东北解放战争胜利到来是无法想像的。

再看国民党统治区，那是形成鲜明对照的另一番景象。国民党军队在占领沈阳、四平街、长春、永吉，直抵松花江边的时候，它的力量已近用尽，它所控制的地域已达到巅峰状态，以后就要从隔江相峙到走下坡路了。国民党方面编写的战史也承认：国民党军队此时“攻势已达顶点，以五个军之兵力，转战历一周年，战力之发挥已至极限”，“过此则渐步入衰退之困境”。(121)

更重要的是，在他们进占这些大城市后，自身和内部原来存在的各种问题便加速暴露出来，同东北民众的矛盾恶性发展。这种状况，国民党一些在东北的高级将领也感觉到了。时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的郑洞国坦率地回忆道：“在国民党统治区，情况却是每况愈下。早在进攻东北之初，许多国民党官员就是抱着抢肥缺、发横财的目的来到这里的。随着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占领区域的扩大，吸引了更多的人涌入东北。这些大大小小的国民党官员，置东北人民的生死于不顾，采取贪污、受贿、营私、敲诈等种种手段，拼命吮吸人民的血汗。一些地方豪绅也在国民党政府的纵容下，欺压百姓，雄霸一方。至于官场上，则更是乌烟瘴气。各派系之间角逐激烈，纷纷任用私人，排斥异己，上下沆瀣一气，纲纪荡然。更糟的是军队中的腐败现象也更加严重了。”“当时在东北国民党占领区流传着一句话：‘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人民对国民党政权的强烈不满，由此可见一斑。现在回顾起来，应该说，从那个时候起，国民党政权在东北就已开始走下坡路了，它在东北的最后失败，不是偶然的。”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当时郑洞国和杜聿明一次酒后的深夜长谈。郑洞国回忆道：“谈话中，我坦率地提醒他，目前东北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现象，远比当初我在北平见他时预想的严重得多，倘不及时设法，终要失尽民心的。杜将军闻言沉默了半晌，突然张大了眼睛愤愤地说：‘人家共产党自有一套主张，懂得发动民众，争取民心。我们懂得什么？还不是大家都想着发财！’停了一下，他又神色凄凉地说：‘你说我们在东北腐败，其实全国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样下去，我们的天下不会有几天了。”(122) 后来历史的发展果然应验了他的预言。

较量，并非只表现在战场上。战争的胜败，归根结底，取决于人心的向背，取决于谁能得到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却是最终能左右一切的决定性力量。当然，主观的指导是否正确，是否合乎实际，也很重要。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初阶段结束了，开始跨入下一个阶段。前面所说这个阶段中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和人心向背的鲜明对照，实际上已清楚地预示了东北全局未来发展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