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场公彦｜从决战、抗战到败战、惨胜——1945年前后日中相互认识的转换【二】

来源: 开放时代    译: 于婷芳

三、中国人的日本认识

至此，我们对日本发行的杂志上刊登的日本人在日中战争中的中国认识进行了讨论。接下来我们将要考察中国人的日本认识，否则就称不上是日中之间的相互认识。可以清楚的是，对推进建立统一国家这一建国大业来说，革命是全体国民的当务之急，随着战争的长期化，进行“彻底抗战”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样一种氛围下，试图通过武力来阻止革命和建国事业的日本自然成了要打败的对象。

虽说如此，但就对日本发行的杂志进行涉猎，决战时期中国人所写的相关报道中除了重庆政府蒋介石，南京政府汪精卫、周佛海，延安政府毛泽东等指导者、政府要人的正式文件、声明和谈话以外，基本没有相应的消息。虽然有刊载翻译的中国人论稿，以及与日本人进行对谈、座谈会的相关报道，不过这仅限于《文艺春秋》、《改造》和《中央公论》等杂志，而且作者为汪精卫、柳雨生、陶亢德（柳、陶二人均参加了大东亚文学者大会，1946年以叛国罪入狱监禁）、陈彬龢（日军进驻上海接收《申报》后，任命其为社长）、周作人（作家）、陈公博（南京政府立法院院长）、褚民谊（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外交部长、驻日大使，战后被当作“汉奸”处决）等与南京政府有关的人员，或者是一些与和平运动相关的文艺家们，寄稿与发言的内容不过是呼吁日中和平之类。

关于中国发行的日本相关杂志的情况，林昶曾进行过细致的调查，写了一部专著。依这部专著的调查来看，1943年—1945年间发行的杂志中，与实物进行核对，可以确定有《日本评论》（1932年7月创刊，南京日本研究会，月刊）、《日本评论》（1940年3月创刊，上海日本评论社，月刊）、《中日文化月刊》（1941年1月创刊，南京中日文化协会，月刊）、《日本研究》（1943年9月创刊，北京日本研社，月刊）等杂志。《日本评论》杂志分为两种，前者为重庆政府一派，高举抗日旗帜；后者为南京政府一派，亲日色彩浓厚。《中日文化月刊》由汪精卫任名誉理事长的中日文化协会发行，其倾向不言自明。《日本研究》则不限于政府派别，收集了很多知日派学者的论稿，有很多从客观、学术的角度来介绍日本实况及日本文化的报道，是一部真正的有关日本研究的杂志。[32]

此外，根据前述徐冰的研究，可以确定这段时期存在的杂志还包括《宇宙风》（1935年于上海创刊，1947年停刊，编辑长林语堂，发行人陶亢德，半月刊）。《宇宙风》是一部独立的杂志，发行时间长，寄稿者为有过日本留学经验，或与日本文坛有过长期交流的作家、艺术家。[33]与该杂志此种情况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在战争接近末期的1945年2月，上海发行了一部名为《日本概览》（新生命出版刊）的书。著者为周幼海，是周佛海的儿子。当年，周幼海23岁，1月份刚刚从日本留学归来。他有很长时间的日本经历，且多与日本人交流，因此，对日本文化、日本社会、日本人的国民性、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中国论等都有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省察。发现这本书并对其进行了分析的徐冰认为这本书很可能是由周佛海和周幼海共著的，而且高度评价这本书是抗日战争以后最为全面、有独创性且系统性的日本论。[34]

此外，笔者本人可以确认这一阶段还有《中国青年》（1942年9月于上海创刊，1944年2月—10月改名为《新生命》，南京政府宣传部发行，中国建设青年队杂志，月刊）发行。《新生命》中有吉田东佑、内山完造等熟悉中国情况的日本人来稿，但杂志中大部分都是关于反共和平、决战胜利之类的相关论稿。不过，也还是有汪向荣的《日中文化论》（第5号，1944年9月）和《记〈观光记游〉作者冈千仞氏：60年前日本人的中国观》（第6号，1944年10月）那样笃实的日中文化论，以及吉田东佑《胸中的苦闷》（第2号，1944年3月）等介绍生活在“和平地区”的青年寄给作者本人的信件这样的论稿刊登。信件中讲述因他们的“亲日”话语被其他人当作“汉奸”的苦恼，还有被共产势力和贪官污吏“压榨”导致生活困苦的状态，内容大多是日本人不曾了解的。

纵览来看我们可以感觉到，日本公开发表的中国相关报道的寄稿者多为外务省、兴亚院、大东亚省、大藏省等相关部门的官僚，从属陆军、关东军的军人，以及“满铁”调查部等研究机关的研究员这些官界出身的人们。民间寄稿者则为同盟通信社、每日新闻社等参与报道的人员，除大学教授外，还有武者小路实笃、长与善郎、林房雄、草野心平等随军至大陆和“满洲”的从军作家。

让人意外的是，一直被认为是寄稿者主流的那些所谓的“支那通”在杂志中的来稿极少。可能是因为这时让那些通晓中国状况、精通中国文化与生活习俗、喜欢玩弄“支那趣味”的软弱的“支那通”们出场，仿佛让人感到决战态势下标榜质朴坚强的“日本精神”将被广大无边的中国大陆风土与文化吞没，从而产生一种危机感吧。为参加中日文化协会第2次全国大会而造访南京的大串兔代夫曾直言不讳道：“我最唾弃对支那讲‘通’，支那是我们日本人的生命问题，不是特殊问题，所以不允许‘通’的存在。”[35]斋藤晌也表达了自己对“支那通”的不理解和厌恶，“所谓支那通，就是一到了支那便觉得那里的任何事都好，而变成了伪支那人的人，他们已经不再是日本人了。在北京居住几十年，或者经常去支那旅游，让他们忘记了日本，变成了半个支那人，认为支那人更好。这类人非常多。已经几十年未归日本，如果只是身体还好，但他们就连精神也完全支那化了”。[36]

除了那些宣传“日支提携”、主导“和平工作”、煽动国民转向决战状态下总动员体制的寄稿者外，还有一些作家亲眼见过战场上中国人的表情，在迷茫中目睹了战争真相，尽管他们的数量非常少。其中包括像并非以军旅作家的身份从军而是以士兵身份参战的火野苇平和武田泰淳等人。火野以士兵的身份向中国人举起过枪，也被中国人用枪对准过，他从充满着“动物性憎恶感情”的迷惑中感到焦急与无奈，因为无论与多少中国青年成为好朋友，“日本人与中国的距离始终似远又近”。在他的心底对日本的侵略主义抱有深刻的疑问。最让人心痛的是那些生活在已成为战场的农村中的农民们的表情。目睹“农民们辛苦种植的农作物毁于战火，遭到军靴和炮车的无情践踏和碾压”这样的场景，“看到田园变为战场毁于一旦，替支那的农民感到悲哀”。[37]

火野的这种感慨，在武田泰淳以士兵而非作家身份、因参战来到中国大陆的第二年即1938年执笔的随笔散文《当地人的脸》（《土民の颜》）中得到了呼应。武田讲到“土民们的脸因日晒变得黑黢黢的，显得很朴素，但他们的心却如黑得望不见底的深潭一般。就连小孩子也拥有不可思议的机敏和智慧。我们士兵每天接触的就是这些贫困的土民们”，他认为，如果要宣扬“东方文化建设”，那么对象不该是清高的文化人和学者，而是“必须要拥有一种深沉的爱，在农民的表情中体会到人类的表情”，进而以此嘲讽那些在北京忙于不痛不痒的文化交流的学者同胞们。此外，于1921年很早就来到中国留学，并与中国学生有着深厚友情和恋爱体验的草野心平创作的诗也是意味深长。[38]草野在1943年追忆当年因卢沟桥事件归国的两名中国留学生时，写下了诗作《我相信我等待》（《私は信じ私は待つ》）。

1945年战争结束时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又是怎样的？这一时期，以3月发生的东京大空袭为首，全国的主要城市都受到空袭，5月德国投降，6月冲绳陷落，日本的败战气氛越来越强烈。对美英及中国的战争原本在境外进行，此时逐渐发展为本土内决战。由于向本土进行补给的路线被切断，物资枯竭，能维持继续发行的杂志少之又少。即使有，也因当时新闻管制越来越紧张而导致我们今日几乎无法再通过活字印刷资料来追溯人们的认识轨迹。

有一个比较罕见的事例是，东京大学教授、人文地理学者饭塚浩二认为这场战争是“已做好准备接受灭亡的战争”，他感觉今后或许不会再有机会造访中国的土地了。于是，1945年2月到6月，经由朝鲜来到北平，没有报告任务的他以自由之身对满蒙各地进行视察旅行。那里采用“满洲国”的“国家”形式，但统制经济和劳务管理疏漏百出；表面上顺从日本人但始终靠自己的力量顽强生存的当地中国人，与对战局的改变毫无感知、对上级唯命是从的在留日本人形成鲜明对比；还有立志让蒙古实现独立自主的蒙古青年；以及深入农村的八路军的真实状态等等，以上这些情况都被他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下来。6月7日，饭塚在佳木斯站的月台上目击了让他心痛的一幕：那是因本土空袭受灾而从内地迁来的移民团。他们与其说是殖民者不如说更像是一群难民，引领他们的“满拓”工作人员则像是“牧羊犬”。饭塚战后回忆，当关东军败走之时，牺牲者大多数就是这些人。饭塚将“满洲国”瓦解之时的日本移民与当地中国人进行了对比，内容如下：

中国的苦力们将脏兮兮且薄得像煎饼一样的被子叠好夹在腋下，不知将要被带往何处，但是他们的表情相当平静，那表情仿佛在说：“我们从很久以前就已经扎根在这里了。”与之相比，我们不由得羡慕他们那种顽强的生活能力，他们给人的感觉是如此不同。……或许我们是时候该正视以下这两种人的区别了，一种是一味地只知道听从上级的安排，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上级的人；另一种则是不甘心在军阀及异民族的支配下成为家臣的人们，他们通过各种体验明白，唯一可以信任的就是自己，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39]

四、日本战败、国共内战、东西冷战——断交中的连带

（一）日本败战——败战与灭亡的痛感

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公告》，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从重庆向全国播放广播《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广播中称：我们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我们并不要报复，“不要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国内方面，则通过美国的从中调停与中国共产党在和平、民主、团结上达成一致，共同商讨建国事业的方针。

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会议现场

战争结束后，日本如何回顾与中国之间的战争，如何认识接踵发生的国共内战？最后，日本又是如何看待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评价中国革命的？与上一节考察1943年—1945年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同样，笔者将以1945年8月至1950年日本发行的杂志报道为线索进行考察。

对于这一研究课题，著者已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40]因此，笔者将简化杂志报道介绍，仅归纳出要旨，补充进相关著作出版发表后又得出的新的研究成果。具体来讲，对1943年—1945年这一时期进行考察时，可参考的杂志包括《文艺春秋》（7篇）、《中央公论》（29篇）、《改造》（35篇）、《日本评论》（8篇）四部；战后的1946年创刊的杂志包括《世界》（岩波书店，28篇）、《前卫》（日本共产党出版部，17篇）、《展望》（筑摩书房，11篇）、《思想的科学》（《思想の科学》，先驱社，5篇）、《潮流》（吉田书房-潮流社，27篇）、《朝日评论》（朝日新闻东京本社，27篇）、《世界评论》（42篇）、《民主评论》（14篇）、《评论》（河出书房，13篇）、《雄鸡通信》（雄鸡社，14篇）、《思索》（7篇）等11部，相关报道的总数共284篇。

战败后，对中国进行讨论的日本人开始思考为什么日军会败给军事实力上明显处于劣势的中国，并自我追问战争失败的原因，反省自己曾经对中国充满藐视的认识方法。在根底上他们意识到了自己侵略中国所存在的加害责任，也抱有赎罪意识。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承诺放弃武装斗争，于是昨天还是敌人魁首的蒋介石总统今日就发表声明称不会进行武力报复，这让人感恩中国政府的宽大处理。战时一直想要面责蒋介石，并写下诗作《沉思吧蒋先生》（《沈思せよ蒋先生》）的高村光太郎在战后再写诗作《惭谢蒋先生》（《蒋先生に慙謝す》），来感谢蒋介石的宽容，显示出其反省自身错误认识的转变速度之快。

但是对日本来讲，所谓败战是指败给了美英，日中战争带来的败战感很淡薄。究其原因，中国大陆战线虽然投入了超过100万的兵力，但与南方的太平洋战线相比还是能够保证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另外，还存在一个事实，那就是导致国民全体战争意欲消沉的还是要数本土空袭、冲绳陷落以及2颗原子弹的爆炸等来自美军的压倒性军事力量。

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波多野澄雄最新的研究成果称，在日本来看，战争存在一个终结方式的问题。当战争终结，日本准备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之时，铃木贯太郎首相以下的日本政府、陆海军巨头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表明了自己的担心，并由此导致迟迟无法决定。他们担心的问题是，接下来是否能确保“国体护持”？换句话讲就是天皇的大权、皇祖皇宗的传统能否维持下去；其次，武装解除是否能顺利完成？而后又将如何处罚战争责任者？保障占领会怎样进行？他们最关心的是现如今的国体是否能够继续完好地维持下去。

在《波茨坦公告》发出的当时，围绕上述4个条件进行的讨论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未能实现众议一致。铃木首相选择对公告“不作回应”，不过，得到了联合国特别是美国将会支持国体护持的明确承诺是无条件投降这一圣断最终尘埃落定的决定性因素。本文上一节也考察到，日本用来将战争进行正当化的理论——东亚的解放、独立、和平等“圣战”理念，在他们准备终结战争之时完全没有被放入考虑范围，国体护持（天皇大全的保持、皇土保卫）是唯一要实现的目标。[41]

生存在占领体制下的日本民众是如何对战争进行总括，如何看待战争责任问题的？对于这个课题，吉见义明查阅美国马里兰大学普兰格文库——此处存放了大量占领时期经民间审查部（或称民间审查分队，Civil Censorship Detachment，简称CCD）检阅发行的印刷物——中收藏的杂志、新闻、民众的日记，并对当时的体验者进行听证记录，以此为基础做了多年研究，得出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依照吉见的研究成果，关于日本及日本民众的战争责任意识这一问题，可以说他们的败战责任意识强烈，而与此相比，对中国以及亚洲南部各民族的加害责任、对自己进行过殖民地支配的责任意识则比较稀薄。不过，虽然否认责任的议论不少，但也有些战后从中国返还日本的人对自己曾经的加害责任抱有自觉，认为应该努力克服对中国人抱有的歧视意识。[42]

对战争抱有强烈战败意识的人主要是亲身经历过中国战线的士兵、民间人士以及作家们。关于他们的中国战争体验，有的人感受到的是作为侵略者的加害责任，有的人感受到的是败退、撤退时的崩溃感和灭亡感。

具体来讲，那些曾从日本农村举家甚至全村长途跋涉，亦或是作为“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千里迢迢来到“满洲国”的“开拓团团员”们，在苏联入侵后手无寸铁地遭到苏联军队的蹂躏，有时也遭到被日本人开拓团夺去土地的当地农民的暴打。他们冒着丢掉性命、财产被人夺去以及与亲人生离死别的危险开始了生死逃亡。本应有责任保护他们的关东军却先于苏联军队南下，“满洲国”的日本人官员也为了保护自身安全放弃了任务慌忙逃命。借竹内实的讲法来说就是，在“傀儡国家‘满洲国’崩坏”后，原开拓团团员成了难民。可以说，当不得不脱去“‘国家’的外衣”之时，“满洲国”的人工性和虚妄性暴露无遗。[43]败战的当时，“满洲开拓团”的相关人员有27万，死亡者有7万2000人，未能归国者1万1000人（其中推测死亡人数在6500人左右）。[44]

就本节参照的杂志来看，战后最早公开的“满蒙开拓团”离散记录是1949年登载的《满洲开拓团始末记》（《満洲開拓団顛末記》）。就中，镰原慎一的《来民开拓团的终结》（《来民開拓団の終焉》）中描写了272名团员遭到当地住民的袭击展开死斗的体验，弹劾在最后关头放弃责任只顾自己返还的日本人官僚的失责。川浪元的《大青森乡开拓团遭难记》（《大青森郷開拓団遭難記》）记录了一场生存概率不到一半的败走逃亡经历。石原努的《旷野之涯》（《曠野の涯》）生动地描述了一幅一面忍受暴徒的掠夺和袭击，一面在北满酷寒地带迷茫地过着苦难生活的场景。[45]

以士兵身份从军的武田泰淳，在战场上直面了自己军队的败北和敌方的胜利，体会了亡国的崩坏感觉。他认为，至今为止日本的灭亡历史不过都是极小的、部分性的。而与之相对，中国的灭亡体验远比这深，是全体性的，全面的灭亡带来了新的“闪耀的结晶”。他期待日本的败战经验中有“大智慧的出现”（《关于灭亡》［《滅亡について》］，1948）。

战后不久就对战争中的侵略与加害责任进行发言的是东亚同文书院、“满铁”调查部出身的左翼中国研究者，以及在延安受到中国共产党思想教育感化的原日本兵俘虏。他们是战后日本对中战争责任论的源头。[46]

（二）中国内战与新中国成立

不久，中国共产党的势力开始扩张到由苏联接管的旧“满洲”，国共内战进一步发展。1948年末，当初接受美国军事支援处于优势地位的国民党政府因腐败和经济混乱已基本无法挽回败局，美国杜鲁门政府终止了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实行对国共内战不干涉政策。日本知识界中，持共产党政权才是正统意见的一方从战后初期开始非常有优势，此时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土地改革及劳农阶级的动向上。国民党的腐败和堕落、人民离心离德等负面印象让人们逐渐向共产党倾倒。

人民解放军士气高涨，国民党倒台，第二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日本来讲，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人们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将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势力从全国清除了出去，意味着通过土地改革让劳农阶级站起来，意味着战胜了接受美国支援的国民党军建立了新的统一国家。中国共产党掌握着统一政权，是正统势力，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革命”和清新的“新中国”印象逐渐在日本人的心中酿成，形成了一个明显区别于之前“旧中国”的中国像。与日军交战的主要势力虽然是国民党正规军，不过随着中国共产党对抗战胜利进行宣传，八路军（人民解放军）才是正面交战对手的印象在日本人之中扩散开来。

曾风靡一时的“支那通”、“支那学”等话语被批判为一成不变地认为中国社会具有停滞性，始终未能摆脱传统的中国观，未能改变将中国看作后进国家的眼光，以及对中国人一直抱有污蔑印象，误导国民的对中认识。如同上一节考察的那样，他们的话语在日美战激化的决战时期几乎销声匿迹。

败战使得下属于“满铁”调查部及东亚研究所进行田野调查，考察当地市场、经济情况及抗战能力，进行“事情调查”、“事情研究”（相当于现在的“地域研究”）的现地调查员被遣返回日本，不可能再继续进行工作。并且，战后日本与中国一直处于断交状态也导致调查无法进行，于是，通过地域研究得出的现代中国论一时间在知识界中消失了身影。[47]另外，战前战中进行的“支那事情调查”多数要依靠军事组织力、资金力、军事力的支持，因此，比起促进人们健全地理解中国，他们的目的更多是在实证中国具有“停滞性”、“后进性”和“前现代性”，从而以此来作为支撑侵略和支配的依据，这也是战后知识界之所以回避他们的调查研究成果的要因。

“满铁”调查部

代替他们进行情况调查研究，传递同时代中国的现状与前途，值得关注的新信息来源的人们，首当其冲便是以中国共产党根据地（“边区”）延安为中心，与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活动有过直接联系的原俘虏士兵们。他们诉说抗日战争的意义，主张中国革命的正当性。此外，战中归属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及东北“满铁”调查部进行“支那事情调查”工作的调查员、研究者大多数都曾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对社会主义有着深刻理解的人们，他们从中国返还后，积极地发表与中国相关的报道。

战后，几乎没有马上就开始进行现代中国研究和教育的机构，大学也没有开设相关讲座。在中国各地设立的调查机关所属现地调查员纷纷失业，导致中国研究出现了空白。1946年初，那些或曾归属于“满铁”调查部、东亚研究所，或与东大新人会、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支那问题研究会、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相关的人们，以及与社会主义运动相关、拥护日本共产党的中国问题研究者们齐聚一堂，响应东亚研究所成立者们的号召设立了民间研究所性质的中国研究所。中国研究所主要通过发表言论及开展研究活动来着力介绍革命中的新中国的各种情况及毛泽东思想。[48]

根据笔者所进行的调查，1945年—1950年期间在日本发表的主要综合性杂志的中国相关报道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内容出自上述中国研究所所员之笔。[49]其中，也有中国研究所首任所长平野义太郎及首任理事石滨知行那样在战后仍旧发表与战前同样中国论的研究者。但是，平野将自己的中国观由停滞史观转变为了发展史观，思想方面的立场则由大亚洲主义转向（复归）马克思主义。当时，日本国内狱中关押的日本共产党党员得到释放，从中国返还的日本兵俘虏及解放联盟等共产主义者与他们进行了联合。此外，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the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简称GHQ／SCAP）在占领初期对日本共产党活动的管制也比较宽松，而把主要目光集中在推进农村改革的中国共产党身上。对于中国方面国共一致提出的对日本进行民主化以及推翻天皇制的主张，日本国内的革新势力也有所响应。

关于民众对国共内战、中国革命、新生中国的态度问题，前述吉见义明根据占领期进行的一次小规模舆论调查进行了研究。依照吉见的研究结果，日本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说起来还是否定的。虽然人们更认为国共内战中共产党会取得胜利，但讨论在媾和后究竟承认哪个政权为真正的中国政府时，认为应该是“国民政府”的意见远超“中共政府”。总体来讲，受中国后进观认识的影响，人们脑海中还残留着帝国意识，加之反共意识的存在，使得他们对新中国的评价过低。不过，以败战经验为契机，人们的意识有向新的中国观转换的倾向。[50]

（三）东西冷战局势下的媾和

日本国内处于盟军占领之下，美国通过美军的民间审查部来监视日本的言论空间。依据其制定的报道准则（press code）规定，凡是肯定“大东亚战争”、批判远东军事法庭（东京审判）的报道一律不予刊登，因此在占领初期右派保守势力的言论空间十分狭窄。日本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回归国际社会，需要与曾经的交战方同盟国达成媾和，但由于美中对立使得世界分成了东西两个阵营，因此，国内的社会舆论也分成了两种：究竟是与包括属于东方阵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交战国进行全面媾和，还是排除中国进行片面媾和。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围绕民族独立以及如何实现和平这一问题，意见相左的左右翼党派对立态势愈加明显。

不管怎样，从战败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这段时间里，关于日本国内中国话语的走向形势，由于要对之前的中国认识进行反省，因此，“支那通”以及对侵略中国这一行为进行肯定的论者均不被允许出场发言，于是，中国论的相关发言者身份发生了改变。战前积累的中国研究成果，除古典文献学、思想史领域外均未能在战后得以延续。取而代之形成的战后中国认识主流定位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上，旧中国的停滞中国观向新中国的革命中国像转变一新。

（四）断交中的连带

随着两国的断交，两国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中断了。由于日中之间通信和报道断绝，遗留在中国原本出于协助国家建设目的而留用的3万5000余名日本民间同胞，以及被当作战犯进行管理收容的1000余名原军队军人也无法向日本传递任何关于新中国的实际情况。只有终战时留在上海，体会了中国“惨胜”与日本战败其中滋味的作家堀田善卫，以及同样在上海迎来了终战，将败北体验视作从国家与民族灭亡中再生契机的武田泰淳，从战后中国的现实出发，对经历了战争的日中关系进行了深刻反思，留下了一些作品。日中间非正式的直接交流则要等到1952年3名日本国会议员经由莫斯科访问北京。

留在日本未能归国的中国人留学生虽然在日本国内创办杂志，重开言论活动，但这种影响未能波及日本人之间，其工作和活动只在留学生和华侨群体间展开。而从中国方面来看，根据林昶的调查，日本战败到新中国成立的4年国共内战时期中，可以确认的与日本研究有关的杂志只有《日本论坛》（1946年8月于上海创刊，改造出版社）。该杂志中发表了一些有关传达战后日本的状况、日本的战后处理，以及日本应如何向民主化道路迈进等非系统性的研究评论。[51]

其后，在直到两国间正式恢复邦交的27年中，日本与中国之间人与人的交流受到极大限制，存在信息不足或者认识途径有偏差等状况。日中关系被置于一个低迷且非对称的言论空间之中。

五、终章

战争前后，日本人的中国像和中国人的日本像是如何变化的？促进相互理解的认识途径又是如何转换的？日中战争是场奇怪的战争。它在爆发时双方都没有继续扩大战线的意思，都希望早早收场了事。但是，从事件到事变，又从事变到战争，战争从两国间的战争发展为世界大战中的一环。战线扩大、战斗长期化，两国间呈现几乎无法终结的复杂局面。

［日］马场公彦：《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从日本战败到中日复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然而，战斗并非单调地只有一种色彩，“和平”与“交战”局面复杂交织。在战争地区，不只是敌区与“和平地区”交错存在那么简单，也不只是空间构造时刻在发生变化，更有如同昼夜交替一样的事态发生。言论空间也是如此，对南京政府一方，日本称对“亲日”意识匮乏的人民进行“宣抚”，提倡为了“东亚”的“和平”与“共荣”要“提携”和“亲善”；而对重庆、延安政府一方则讲其“反日”意识源于“盲目的民族主义”，他们逐渐成为“美英的走狗”，日本要“膺惩”这种“暴慢”的姿态；日本国内的言论空间由于“和平”话语占压倒性地位，则给人一种关系良好并未进行过战争之类的印象。但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太平洋战线节节败退，美英主力军在中国大陆集结组成盟军加强了对日军的攻势，这又不得不让人逐渐认识到中国抗战意识的高涨以及他们高超的交战能力。

而在中国来看，至“九一八”事变为止，对日本的印象都是好意和反感、羡慕与嫌恶交织的状态。“九一八”事变后，对日本的憎恶与敌意开始凝结骤增，随着战争中“彻底抗战”口号的出现，日本在中国人心中作为侵略者的敌人嘴脸开始明确化。在战争爆发之前，以有日本留学经验的文人、学者为中心进行的冷静客观的日本研究虽然还保有一定基础和数量，但在战争开始后的日本论开始清一色地向批判日本军国主义、批判日本人的残暴性等抗日宣传转变。只有在和平地区，因日军的一些有目的性的疏通工作，有些人与日本随军作家有相互交流。

日中战争进入最后阶段，随着战局逐渐向本土决战转移，消灭美英、将东亚从西洋列强对其进行的领土支配的野心中解救出来这样的理念已经云消雾散。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存在于中国话语中的为实现“东亚的解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这样的用语，随着战争的结束成为禁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成了禁止触碰的概念。但是，无论从《终战诏书》来看还是从人们的败战意识来看，日本败给了中国的实感很淡薄，日中关系的再出发也不是建立在日本对之前所谓为了“东亚的解放”这样的“圣战”理论进行了深刻反省基础上的。“东亚共同体”的口号随着终战销声匿迹，这正好反映出其本身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但是，应该受到否定的并非“东亚共同体”这一理念本身。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时至今日，每当日本作为发话主体再次提起“东亚共同体”时，依旧让人心存隔阂，有种抵触情绪。

战争的终结使日中间相互认识框架及认识途径发生了巨大改变。就日本的中国论制造者身份来看，至此占主流地位的军人、政治家、官僚及“支那事情调查”研究者在知识界中不见了踪影。20世纪30年代占主流地位的“支那通”、“支那学者”们在决战时期就已消失。代替其活跃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者。他们相信中共一定能够取得国共内战的胜利，高度称赞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革命的功劳，主张东西冷战局势下要进行全面媾和，与因终战而断交的中国恢复邦交。

“亚洲”再次被提及是1950年以后的事了，当时正值新兴亚洲各国纷纷独立，日本周围国际环境的变化让人意识到亚洲的时代即将到来。关于这种亚洲意识的再生，在研究机构的设立上我们可以看到1951年末“亚洲问题调查会”的成立；而作为一种政治事件，则有1955年在印尼召开的万隆会议（第一次亚非会议），并且，日本也参加了此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