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斌 | 家世与国势：满臣端方崛起若干史实研究

来源:《齐鲁学刊》

摘要：端方是清末督抚中的能臣代表，具有满洲八旗身份与显赫的家世，得到帝师翁同龢等人垂青与提携。在近代中国变幻纷呈的政局中，端方的个人命运始终与国运脉搏紧密相连。以帝党和后党的双重身份参与戊戌维新，戊戌政变发生后，不降反升。庚子事变中，借助行在在陕的机遇，建立丰厚的人际关系网络，其中与湘系集团的交际，与岑春煊的交恶影响了其后的政治走向。端方的权势与人际网络的形成，折射了时代变迁与晚清政局的赓衍。

清亡之际，高层官员以咸同之交出生，年纪在五十岁上下者为多，如锡良（1853）、徐世昌（1855）、袁世凯（1859）、铁良（1863）、荣庆（1859）、岑春煊（1861）、端方（1861）等等，正值年富力强。这些崛起于慈禧太后掌权时期的官员，一直是史学界关注重点。他们经历洋务运动，见证中法、中日战争中清廷的羸弱，参与戊戌维新以图自强，义和团运动中以镇压拳民者居多，清末新政中也试图有所作为。他们与清王朝最后的命运相始终，其经历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这些最后的能臣如何发迹崛起？如何应对重大突发的历史事件？如何于国势颓废之际挽救危亡？本文试以“清末旗人三才子”之一的端方为考察对象，探讨其家世与庚子之前的入仕经历，借此观察晚清官员的政治抉择、政治运作、交际网络，以及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的关系。

一、后党嫡系桂清侄

端方，托忒克氏，字午桥，号匋斋，隶属满洲正白旗。端方出生于咸丰十一年（1861），伯父为内务府大臣桂清，家境殷实。得益于门荫之便，成年后的端方顺利开启宦途，时人常称其为“端浭阳”，这是古人以地名代指称谓的一种习惯。浭阳，历史上也称浭城、土垠，金朝时期改为丰润县，此后几经地名变迁，明洪武元年（1368）改名丰润，属顺天府蓟州管辖。清承明制，康熙十五年（1676），改属顺天府遵化州。乾隆八年（1743）于遵化建清东陵，丰润县大部分辖区隶属遵化直隶州。端方先世落户于丰润，具体原因是出于圈地、驻防抑或守陵已不可考，目前未见相关史料记载。端方的先祖葬于丰润是确定的，他与丰润县县令马慕遂（蘧）通信中称：“顷有人自丰润来，询悉先世坵垅左近，莠民任意侵葬，陇冈东望不觉泣然……拟请传集坟丁加以责惩，并为出示晓谕，不准他姓再有侵占等事。”端方热衷兴学，曾在丰润办学，请马慕遂帮忙料理：“左家坞学堂得执事维持调护，感佩良深，近来屡接刘祝多君来书，以已年老事多，时虞照料不周，请函致左右加派韩董明远帮同管理，俾免竭蹶，用特据情布达，尚希俯如所请，是所至企。”

端方

端方家族命运的转折，始于迁居京城，应与其父辈做官有关。端方父桂和，字月舫，任职热河县知县，“有政声，人民皆爱戴之。凡繁剧要缺，无不莅止，后卒於官，清廉可风，然终未显达。人谓午桥（端方）之飞黄于仕途者，皆先人余荫也”。桂和官县令，品秩不高。其兄长桂清则官至尚书，端方借此“余荫”入京城读书科考、入仕为官。

桂清，字莲舫，端方伯父，过往研究多认为桂清膝下无子，将端方过继。其实不然，实则过继的是端方六弟端锦，且桂清有一遗腹子，名端浚，只是未长大成人即夭折。桂清妻照顾端方，支持其求学读书，端锦在桂清妻讣告中写道：“家尚书兄读书求师，先慈恒为之资给，得以一意向学，尽识一时知名之士。戊子己丑以后，家尚书兄补官水曹，禄入稍丰，先慈从容颐养。”端方能够在京读书得益于伯父桂清。哀启中提及桂清有一女嫁给了陕甘总督升允，虽有此层关系，或许由于升允思想过于保守，端、升同为封疆大吏，政务层面有所往来，但并未建立深厚交谊。

桂清病逝于光绪五年（1879），端锦年龄尚小，料理后事由年仅十八岁的端方负责。据桂清好友、时任刑部尚书翁同龢的日记记载：“归后得端午桥书，知莲舫垂危，并以遗折嘱改，为之流涕，折甚切至，盖口授其侄端方者。”经翁同龢修改的桂清遗折目前可查，古人的习惯一般将遗折托付给相当信任的朋友料理，翁氏日记记述桂清病重前数日多次前去看望，可见二人交谊非同一般。翁对于遗折内容相当满意，日记用小字标记称“内用人数语特佳，‘毋忘庚申之变，丁丑之灾’”，分别指的是英法联军侵华与光绪三年(1877)的丁丑奇荒。由于桂清未有传记存世，此折将其一生作了简短的概述，有助于了解端方家族，特摘录如下：

伏思奴才满洲旧仆，一介凡庸，由翰詹洊升卿贰。咸丰八年蒙文宗显皇帝特达之知，命在批本处行走，旋补盛京工部侍郎。同治六年，奉皇太后懿旨命在弘德殿行走，调理藩院侍郎。历任礼部、户部侍郎，蒙恩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光绪元年复由盛京工部侍郎调工部侍郎，旋授仓场侍郎。仰荷三朝知遇之恩，至优至渥。

此遗折记述了三点重要信息：一是桂清是通过科举入仕，折中言“翰詹洊升卿贰”，可知其科举名次很好，得以进入翰林院，在京为官，并将端方等家人接入京城。二是桂清自称“满洲旧仆”，光绪二十五年（1899），端方护理陕西巡抚上折谢恩，亦称“满洲世仆”。参考端家隶属满洲正白旗（排除抬旗），笔者推测端方家族有可能出身于上三旗内务府包衣。三是桂清是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的老臣，受到重用始于同治朝。“奉皇太后懿旨命在弘德殿行走”，指的是同治年间奉懿旨在弘德殿教同治皇帝读书事，这足以说明慈禧太后对其足够信任。此后桂清官途日益显贵，官至内务府大臣，掌管皇家府库，成为慈禧太后亲信，与此经历不无关系。

端方家境比之于普通百姓来说是殷实的。端锦在哀启说家里并不富裕，称桂清死后府中“储蓄仅万余金”，但这显然是谦辞，事实并非如此。清末军机大臣荣庆与端方为表亲，曾于光绪十三年(1887)到访端府，有所描述，“湖阔顷许，南面土山，北种柳树，湖中宜莲与稻。湖北筑室三楹，窗轩面湖，后进为土洞，有陶渊明遗风。洞上平坦，可远眺，尽观本湖境；洞后为土山，过山，西为玉泉山，东望罗绮桥；北则昆明湖并草湖、西湖环焉。一望水乡，烟波浩渺，令人有出世之想”，“端午桥之养水湖在焉”。荣庆家境困窘，对于端家的阔绰倾慕不已。此外，端方为晚清著名收藏家，同样得益于殷实的家境。据说端方收购甲骨很下本钱，“山东潍县古董商人范维卿，为端方搜买古物，往来于河南武安、彰德间，见甲骨刻有文字，购若干片，献端方，端极喜，每字酬银二两五钱。范乃竭力购致。至今小屯村人尚能称述其事，传为美谈”，也侧面印证了端府财力雄厚。

毋庸赘言，端方的家世在人脉和财力等方面为其入仕提供了帮助。日后端方在外地为官，其五弟端绪在京为坐探与眼线，负责一切京内事宜。六弟端锦被端方安排在河南为官，多为厘局、土膏局的肥差，实为端家“钱袋子”。端方之子端继先留学美国，归国后到外务部任职，多与京中大员联系。此外，邓廷祯之曾孙邓邦述，与端家为姻亲，其妹嫁给端锦，邓邦述很受端方信任，负责管理端方府邸往来电文，端方档案中有很多密电即经邓氏之手。这些都是家族为端方带来的入仕便利。

二、与帝党中坚翁同龢的交际

桂清死后，端方以荫生报捐工部，时任工部尚书正是翁同龢，故人之后自然十分照顾。桂清弥留之际，端方曾到翁家预闻机密事：“夜端午桥来，以王、唐两方并潘方来决，答以此事关系太重，不敢知。”日记并未记述关系太重的“此事”详情，但不难看出，翁同龢对于端方这位晚生足够信任，并不避讳。光绪八年（1882），端方参加顺天府乡试，中举。据统计，清朝开国二百年来，以正途出身官居二品以上的旗人中举者不足四百人，能位列其中，可见端方学有专攻。本年参加乡试的有翁同龢同乡诸子及本家子弟，均未中，端方中举令其略感欣慰。与端方一同参加此次乡试的同年有恽毓鼎和赵尔巽，此后两人与端方交际频繁，借助同年之谊彼此多有政务及隐秘情事合作。

翁同龢

经过一段时间官场的积累与历练，端方在京城旗人中已经小有名气，京中有谚语云：“六部三司官，大荣小那端老四；九城五名妓，双凤二姐万人迷。”荣指的是荣庆，那为那桐，两人清末均入军机；端指的就是端方。端方本想在仕途上大展手脚，不料中举后三年，父亲桂和去世，翌年，母病逝，端方丁忧守孝。期间，山东巡抚张曜上折奏请调端方管理河务，朱批“工部办理”。时任工部尚书为崑冈，应是询问了端方意见，具折会奏称：“兹准该员呈称，职于光绪十一年(1885)五月丁父忧，本年四月接丁母忧，忧悴之身诸形竭蹶，在京供职已属强支，奔走河干恐多贻误，拟请据情代奏，免其发往等语。”端方遵守丁忧礼制，并未夺情复出。山东巡抚张曜办理河工保举了端方，是出于与端家有交际，还是他人向其推荐，不得而知。不过端方与张家确实常有往来，此年端致信张曜推举周采臣：“同司主稿郎中周采臣兄噪，久任司曹，才猷素裕，踵彤云主水司四股稿案，专办山东河务，与此事最有讲求。上年奏调练习河务人员，采臣即思自效”，“端方与采臣共事有素，相知最深，采臣河务而外，尤精算学，实为独出冠时之选，故敢为之汲汲上陈耳”。

端方丁忧结束后，继续为官。光绪十五年（1889），光绪帝大婚，端方帮办婚礼，事后叙功，加四品衔，在工部就职。此后几年，端方参与工部大小事务，管理街道厅，担任会典协修官等职务，积累资历。至光绪十七年（1891），被任命为张家口监督，这是端方第一次外放。张家口为清廷控制蒙古、经略边疆的重要关口，在经营蒙古、捍卫京师和维系清朝国家机关运转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清廷对外贸易的一个商业重镇，是具有军事、政治、经济、边疆治理等多种功能的关卡。在张家口监督任职半年后，端方上折汇报了半年来的税收详情，并以届满请旨派人接管，清廷批示：“这差仍著端方接管，俟扣足本任一年再行更替。”张家口监督一职是肥缺，为京中五六品官盼得的十大优缺之一。与端方同列“清末旗人三才子”的那桐，对于此职十分关注，在日记中有过记述：“寅刻进内，引见张家口税差，桐名在第四。奉朱笔圈出宗人府理事官灵照，名在第一者也。”显然很关注此官缺。

端方于光绪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到张家口接篆，至十八年（1892）四月初三日，将一概税收数额清理清楚后回京，正好一年时间。虽然时间短暂，端方却于此地收获了一份感情，他娶汉族女子张玉梅为妾。不料三个月后玉梅即病逝，端方悲伤异常，写诗凭吊：“半世悲愉亦渐尝，荒原凭吊意苍凉。灯前笑语犹萦耳，梦里容颜几断肠。我与寒花书葬志，卿留青冢傍斜阳。一麾江海行将去，招尔香魂返故乡。”诗中充满对逝者的怀念，读来令人动容，青年端方也是一个重情之人。多年后，端方已官至湖南巡抚，致信友人回忆此段张家口监督往事，犹不无感慨：“张家口税务向以盐厘土药为大宗，政章纷澂，收自不及前，然加意整顿，尚较别项差使为优，当此计储支绌，尤宜樽节动支，以符考覆，至为倾仰。兄前在任所，略加经理，想一切当能照旧。前尘如梦，忽忽十年，回忆及之，辄用枨触。”“前尘如梦”自然包括对于故人的思念及曾经往事的感慨。

回到北京的端方，继续当差，随班听鼓。光绪十八年，端方在直隶总督李鸿章麾下办理土药税厘，经上司保奏，奉旨交军机处存记。光绪十九年（1893）十一月，晋升郎中，奉旨监督节慎库。光绪二十年（1894）京察一等，奉旨准其一等加一级，记名以道府用。光绪二十一年（1895），端方受命监工菩陀峪定东陵有功，获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褒奖，加三品衔。如果没有重大事件发生，端方与其他京官一样，在部曹混迹。借助门荫，出人头地或许只是时间而已。但个人命运往往与国家大事紧密相连，甲午中日战争清廷战败，掀起维新高潮，端方的人生发生了转折。

三、以帝党与后党双重角色参与维新

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端方新任为直隶霸昌道，四月中旬启行赴任，到了天津，据直隶总督王文韶上折附片称：“再新受霸昌道端方现已到津，应即饬赴新任以重职守。”几天后，清廷发布《定国是诏》，变法维新。上谕吏部尚书孙家鼐、顺天府尹胡燏棻饬端方由霸昌道回京预备召见。

端方回京后于六月十四日被召见。是何人保举了端方呢？军机处保举册中提及：“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刚毅保直隶霸昌道端方，学优才广，力果心精，明千有力，通变适用，实有理繁治剧之才。”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称：“端方者，刚毅之私人也。”由此看来，后党刚毅保举端方的可能性比较大。对此学界有不同认识。有学人据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五翁同龢日记“见起四刻，极陈宜破格用人，保毛庆蕃、那桐、端方”，认为综合各种记述，翁氏所记当最为直接可信。显然端方受惠于刚毅与翁同龢，具有帝党和后党的双重色彩。

七月初二日，端方再次受到光绪帝召见，应答内容已不可考。三日后，清廷发布上谕，设立农工商局，任命端方等督理该局事务：“著即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派直隶霸昌道端方，直隶候补道徐建寅、吴懋鼎为督理。端方著开去霸昌道缺，同徐建寅、吴懋鼎赏给三品卿衔，一切事件，准其随时具奏。”端、徐、吴三人督办农工商总局事务，三人品级骤然擢升，袁世凯称此事引致“津上哗然，他处亦可想见”。端、袁此时并无太多交际，在品级上也不对等，双方走向同盟是庚子之后政局演变的结果。

袁世凯

京内对设立农工商局道议纷纷，代呈康有为奏折的奕劻等人态度令人寻味，称“窃臣衙门据工部主事康有为具折一件，恳请代奏。臣公同阅看，折内所陈尚无违碍字名，不敢壅于上闻。谨将原折一件进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文词中多少有些无奈，显然不愿承担此事的相关责任，预示着戊戌政变后农工商总局的命运多舛。

农工商总局于七月初五日设立，徐建寅自福建赶往京城尚须时日，实际事务由端方与吴懋鼎负责。十日后，端方将筹办情形具折做一简要的汇报，称西方各国农、工、商皆分统以部，目前则统而划一，事务繁多，将租赁民房作为暂时办公之地，经费等户部预算出来再行上奏。折上当日，光绪帝即口谕军机处传达，一切要求均尽力满足，谕旨称“开办伊始，务宜规模宽敞足敷展布，其经费亦须宽为筹备”，可见光绪帝对于农工商局相当看重。再过十日，选玉河桥东岸詹事府旧署一所，作为办公地，清廷先期拨付一万两用于购买办公用品，雇佣办事人员，另外每月支付一千两用于日常开销。当然，这些都是端方筹办的。端方热衷兴学，上奏“立农学、开农会、刊农报、购农器”，均一一得到应允。

农工商总局设立后，重点关注农业。端方为此还专门请教学人罗振玉，据罗氏回忆：“方戊戌新政举行，浭阳端忠敏公任农工商大臣，锐意兴农，移书问下手方法。予谓欲兴全国农业，当自畿辅始，昔怡贤亲王议兴畿辅水利，竟不果行。公若成之，不朽业也。因寄畿辅水利书，附以长函。公阅之欣然。”此后，农工商局推广农学、开办农报、兴修水利、推广农作物种植办法等依次举行。农工商局举办伊始，局内人才缺乏，端方代递关于本局事务的奏折，有些很快得到了光绪帝的朱批。如主事汪赞纶条陈畿辅水利，中书王景沂条陈农工商，主事程式谷条陈推广农会农报，均得到清廷最高当局的回应。合而观之，光绪帝对于农工商局相当重视，端方得以三品卿衔近于内廷。

任职农工商局期间，端方重点关注农业。但从日后端方为政来看，他在农业领域并未有所建树，在数万件的端方档案中，与兴农的举措有关者寥寥，反而是在工商业方面用力颇多，这也应是受戊戌时期筹办工商的一些举措影响。如光绪三十年（1904）前后，铜币短缺，端方建议广铸铜币，这些铸币知识早在戊戌就有相当的积累，端方曾上奏铸造铜钱银元以维圜法，光绪帝批示总理事务大臣条陈议奏。

光绪

自七月初五日上谕兴办农工商总局，至七月十五日启动局务，再到二十天后八月初六日戊戌政变发生，期间该局虽然条陈多项举措，但并未来得及铺开实践即戛然而止。八月十一日谕旨停止上书言事，戊戌政变发生后几日，维新新政渐被取缔。八月二十日，军机处传慈禧太后口谕给端方，“农工商事宜何者有利，何者有弊，办理有无把握，著端方条举以闻”，农工商总局命运危在旦夕。三天后，端方上奏条陈，此折应是颇费了心思的。端方一方面称农工总局于国计民生大有关系，“若使经理得人，款目给用，不难日起有功”；另一方面指出京师“仅能考察不能承办，居中遥制未必有补事机”。这是即不反对光绪帝开办总局，又不冒犯慈禧太后扼杀新政的折中说法。端方上折次日，农工商总局裁撤。如端方上陈，各地农工商局予以保留。

戊戌政变发生后，参与维新的官员人人自危。与端方同为督理大臣的吴懋鼎，在农工商总局尚未撤销之前，即遭掌江西道监察御史王鹏运弹劾，称其“出身微贱”，“竟敢捐纳实官，营援保举，得以滥厕九列，兼当要差，不独使西人齿冷，亦为朝廷之玷”，并请将农工商局“简派大员管摄”。显然，农工商局因康有为上折促成，政变后受到冲击。比之于吴懋鼎，端方比较幸运，未有御史弹劾，免被罢黜。农工商局撤销后，端方以该局裁撤为由，上奏自请开去三品卿衔，向朝廷表明不贪恋权位，与维新派划清关系。同时，表示原“系实缺道员，兼领卿衔”，希望归复位或给予其他职务。九月十九日，端方奉旨调陕西按察使。

戊戌政变发生，诸多参与维新的官员均被处罚，保留原职已是万幸，如端方不降反而升职者更是寥寥。异常的人事调动，引发外界猜测。时人费行简记述：“直隶霸昌道端方，亦以保国会员附有为，获三品卿衔，总管农工商务局，后将重惩之，方托骨董商投荣禄门下，具贿李莲英乞助。”在费氏看来，戊戌政变后，端方得荣禄与李莲英庇护，得以免罚，但随后行文又提到刚毅对端方的成见：“农工商皆百姓执业，何必官为越俎，设局代谋。此皆有为为洋人汉奸，欲假此局以攘民业，卖之外夷，端方为承其乏，其不端可知。”刚毅此见令人殊不解——前文已提及是刚毅保荐了端方。

苏继祖《戊戌朝变纪闻》记载，八月二十三日，撤农工商局，派办三员皆撤去卿衔，惟端方为刚毅所保，“八月以前与康甚密，政变后求刚庇护，刚乃代奏，系奉所命入康党探其消息者”。在苏继祖看来，恰恰是刚毅庇护了端方。

费、苏记述出入之处，正反映了当时政局波云诡谲，内情难探。苏继祖提到了政变之后，端方上呈“颂后圣德”的《劝善歌》，得以打动慈禧太后保命：“自训政后，人心大定”，又进《劝善歌》，太后大悦，命天下张贴，京中呼之为“升官保命歌”。端方这首《劝善歌》通俗易懂，更接近于打油诗和快板书，从诗歌的文学水平来看，着实不能代表清末的文人水准，但这恰恰是端方的过人之处。以存世端方所著《端陶斋诗合钞本》来看，其诗文水平不算差，但如果进呈一首引经据典的旧体诗，既不容易向普通民众宣传圣德，也不容易引起慈禧太后的关注共鸣，不能收到奇效。反观这首全篇通俗、涉及各行业的《劝善歌》，舆论宣传效果就不同了，在朝局动荡之际，更易于稳定政情。事实也是如此，端方上呈《劝善歌》后，八月十五日军机处字寄，令各府州县张贴，“于人心风俗不无裨益”。据福州将军增祺报告，一次即印刷了十万份，分发到福州各城镇乡村，大力宣传。京城亦是如此，由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各行刊印张贴京城内外，俾民周知。看来，《劝善歌》确实得到了当政者的肯定，为端方免受处罚起到了作用，理应称之为“保命歌”，由此亦可见端方性格机敏的一面。端方死于新军哗变，谥号“忠敏”，“忠”主要表彰其为清殉难，“敏”则是为官处事的外在体现。

戊戌政变是帝后党争剧烈冲突的呈现，如果仅凭一首《劝善歌》就能豁免一位三品卿衔的官员，显然低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因此费行简与苏继祖在文内提及了刚毅、荣禄，以及权阉李莲英的作用，不过二人围绕刚毅的记述却出现了矛盾。前文业已表明，戊戌期间保举端方之人正是刚毅，其出言倾陷的说法恐不可信。至于荣禄，其对端方有庇护作用也是大有可能的。《荣禄存札》存有多封端方信函，内容亲昵，曾请求为其调动职务，不难看出端方受庇于荣禄。笔者认为，端方叔父桂清为慈禧太后亲信，这一点也不容忽视，故人之后应该影响了最高执政者的决策。

戊戌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对于端方来说也是非常重要，是其人生仕途的转折处，由直隶霸昌道回京参与变法维新，之后自请开去三品卿衔。在剧烈的政局动荡中，端方纵横捭阖，于帝后党争最为激烈的环节，能够全身而退，并很快升任按察使。这与其家世受慈禧太后信赖有关，也受益于当朝权臣的保护，更是本人政治敏锐运作的结果。端方经历了戊戌历练，积累了政治经验与办事能力，并在同时期保举了梁鼎芬等人，日后成为他的有力臂助。

四、为官陕西期间的人际网络

戊戌政变一个月后，端方奉旨补陕西按察使，实职三品官，正式开始十年之久的外官生涯。按察使为臬台，掌刑名，与巡抚、藩台、学台构成一省的最高领导机构。端方调任的陕西，臬台衙署驻扎地——省城西安，为西北重镇，是通往西部的交通要道，满洲八旗亦驻扎于此。时任陕西巡抚魏光焘，字午庄，湖南邵阳人，湘系大员，办理对外交涉，颇有政声。在湘系日益衰落之际，魏光焘成为湘军仅有的几位文武兼备的将才。文官出身的满人端方，与征战多年的武将魏光焘成为同僚，日后交谊笃厚。

自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二赴任，至二十五年八月二十日，不到一年的时间，端方职务又有变动。巡抚魏光焘任职已满三年，循例入京陛见，奏请藩司李有棻署理巡抚。李有棻所留空缺，魏光焘奏称，端方“才识宏远，体用兼赅，堪以署理”，此为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底事。一个月后，李有棻接到家信，得知生母于七月底病逝，按例应丁忧。九月初一日，端方接军机处电，陕西巡抚由端方暂时护理。这样端方署理布政使不足一月，即以臬司护理巡抚，这在清代并不多见。至九月底，端方接到谕旨，补授陕西布政使，同时继续护理陕西巡抚职务。经此升转，端方实际成为了陕西的最高长官。

至光绪二十五年十月，魏光焘奉旨署理陕甘总督，于十二月抵达甘肃兰州总督府。端方继续以陕西布政使护理巡抚。此间最为棘手事为筹还洋债，需要定时筹解英德洋款以及俄法借款。而陕西于光绪二十五年通省旱灾，使得本就入不敷出的财政更为拮据，不过端方却积累了赈灾经验。光绪三十二年（1906）端方外放两江总督，在江南地区遭受大水灾之时能够从容应对，与此经历不无关系。

与天灾相比，光绪二十六年（1900）农历庚子年的人祸更甚。八国联军侵华，使得本来就国势日蹙的清王朝雪上加霜。联军进攻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于七月二十一日仓惶出逃，一路西行，一个月后至山西太原。慈禧太后有意巡幸陕西，李鸿章、张之洞等重臣以及多位外国使臣则建议返京。端方作为陕西地方官吁恳圣驾继续西行，早在八月初即上奏“未奉诏旨以前，会同署督臣魏光焘恭折吁请乘舆西巡，以远寇氛”，这是作为地方官忠心的表态，也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

慈禧出逃，一路西行

事实上，慈禧太后本有赴陕的打算，未至太原，即发电护理陕西巡抚端方，预备接驾。军机大臣荣禄早已“密遣幕僚来陕，令臣（端方）未雨绸缪”。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字寄端方称：“巡幸太原本非久计……著端方审度形势，于西安府城酌驻跸之所，沿途跸路所经并饬地方官豫为筹备。”话虽隐约，实际是向端方表明行在将继续西行，令其早做准备。八月二十一日军机处字寄上谕，称两宫“于十七日安抵太原，何日西巡，尚未定期，惟该省应行预备一切，固不可过事铺张，亦不可误听讹言，稍存观望，致一旦乘舆西幸，诸事转形仓促”。

端方接到电报后立即上奏，称专门设立“支应局一处，专办迎銮事宜，业已粗具条目，固不敢奢靡以贡，亦不敢轻率以将事”，迎接两宫的意愿非常明显。军机处提及的不可铺张，当然是表面说辞，实为希望借古都暂作休整，毕竟自七月出京奔波，早已疲惫不堪，而山西闹教严重，难得清静休息。端方奏陈提请迎接圣驾，请示称“应办要紧事宜部署就绪，其巡抚印信可否暂交署藩司冯光遹护理”，以便东行恭迎圣驾。这里端方是有所指向的，两宫西狩，甘肃布政使岑春煊千里勤王，深得两宫荣宠，此年八月任命为陕西巡抚，未到任之前端方继续护理。显然端方提及交卸印信迎驾是提醒清廷他护理巡抚多时，就此让位心有不甘。

两宫来到西安，端方护理陕西巡抚，如同“顺天府尹”，但更接近于权力中枢，一切地方大小事由，多有参与。此一时段有三点值得关注。

首先，端方于陕西期间结识了诸多重臣，有的成为终生师友，有的则演变为政敌，影响到日后政治走向，与魏光焘和岑春煊的交际就是两个不同的例子。端方在陕任职，其上司一直为魏光焘，军人出身的湘系大员对端方格外信任，这从端方由按察使署理藩司、由署理藩司到护理巡抚任职经历来看，魏氏应对端方仕途给予了极大的帮助。此后，两人几乎同时调离陕西，魏光焘任云贵总督、端方调湖北巡抚，辗转各地，各为一方封疆大吏，端方始终执弟子礼。端方档案存有端方担任湖北巡抚时给魏光焘的一封私信，信中夸赞魏光焘剿匪战术有方，老成持重，属于溢美之词。剿匪需购买湖北枪械，湖北为云贵的协饷之地，魏光焘担心枪械费用自协饷内划扣，果然如其所料。端方解释这是张之洞之意，并不代表他的想法，由于“香帅（张之洞）先行发电，径列敝衔，受业良深愧悚”，表示无奈，从中也可反映张的强势。此函中，端方还与魏光焘谈及其弟端锦的学业与仕途，可见端、魏二人时相过从，交谊笃厚。此外，魏光焘子、侄也得端方多方照顾。端、魏之间的交流从未停止，遇有大事相互商讨，端方调任各省均会向魏光焘通报各地政情，听取意见。端方后任湖南巡抚，与湘地士绅交际密切，这与湘系势力的推荐不无关系。

端方与岑春煊则呈现另外一种案例。端方护理陕西巡抚期间正值庚子事变，秦中之地遭遇大旱，本就入不敷出的财政接待两宫及京城逃亡的官员更加困难，端方多方筹措，苦于应付。不想护理巡抚的苦差当了，好处却被岑春煊占了。岑以投机的行为千里勤王，博得慈禧太后好感，被任命为陕西巡抚，已经护理了十个月陕抚的端方被迫让出职位，内心不免不甘。岑于陕任职三个月即调任山西巡抚，临行之前，上奏称前路粮台事务殷繁，“可否移交护理陕西巡抚臣端方接管，抑或简派大员专司之处，恭候圣裁”，可以看出岑与端无深交，护理巡抚此时掌管行在的粮饷供应，理应接管前路粮台，岑本人即任此职务，移交抚篆时反而建议另选大员，这种提议耐人寻味。不仅如此，岑在陕西曾向清廷申请三十万两经费用于行在支出，军机大臣请其造册具报。岑称统计繁杂，尤其包括王公大臣开销，造册甚繁，已经告知相关人员逐一核查。当时西安权贵接踵而至，地方不免接待应酬，显然是一笔无法计算的糊涂账。由于岑已经蒙恩授山西巡抚，将陕西奏销的烂账留给了护理巡抚端方。岑赴任后，端对于岑氏在陕三个月的举措多有微词。

自义和团起事后，秦陇诸军赴援北上，征调纷繁，端方建议设立官车局。为了说明车辆征用浩繁，端方举了岑春煊赴山西的例子，称岑率诚信军赴晋，需用差车数在三百辆上下，均未付价，“以有限之财力应无穷之供支，值此饥馑荐臻，闾阎重困，流离琐尾”，“民情困苦，殊为可怜”。端方明显是借筹备官车局，告岑春煊扰民的御状。

时值动乱之际，多有逃兵，端方上《请惩官弁以肃军纪片》，其中点名指出岑春煊部属“吴景琦一军淫掠不法，人所共愤”，应请岑春煊“从严审办，其尤为不法者，审明确情”，而岑上奏称所属营官不法为其管理不善，同时辩称因纵容者吴景琦被地方村民殴毙，故无从起解。端方借惩治逃兵，实是揭发岑春煊治军不严，致使逃兵侵害地方。清廷下旨令端方调查，经端方访查，上奏中有“岑春煊谓不予以严惩”之语，显然又是借机表达对岑的不满。端、岑在陕西期间有所隔阂，日后端方对好友梁鼎芬谈及时称岑“与鄙人貌合情离”。此后端方在丁未政潮中设计陷岑，亦是发泄陕西时期的不满。

其次，端方在陕期间保护教民，赢得外国的赞誉。庚子义和团运动，直隶、山东、山西练拳民众最多，山西巡抚毓贤对拳民纵容支持，致使教案严重，传教士与教民受到迫害。而临近山西的陕西则教案较少，这与护理陕西巡抚端方保护传教士与教民的政策有关。

端方颁布劝戒秦民告示，称义和拳大不可信，告诫陕省民众义和团“万不可凭；恍怫之术，万不可恃；官长之诫，万不可违”，对于执意练拳者，严惩不贷，“如有驰心谬说，听信讹言，聚徒拜师，藉端启衅，则国法具在，宽典难邀”。显见端方与毓贤相比，对待教民的态度截然相反。端方张贴告示对传教士予以保护，称“教士重洋万里，远道而来，与尔百姓□□□□从无变生意外之事”，指出山西闹教即是前车之鉴，“山西本太平世界，皆因百姓骚然不靖，自兴乱端，遂使阖境生灵，惨遭荼毒”。告诫民众，“须知保护教堂……恪遵功令，期于民教相安”，“如有妄听浮言，无端寻衅，定即治以背违诏令之罪”。

端方接到了慈禧太后清剿传教士的谕旨，并没有遵照执行，而是在与各国驻华公使馆联系后，暗中把陕甘两地的英、美、法等地传教士及其随行人员聚集在西安城，然后秘密护送到汉口租界，拯救了百余名外人的性命，受到西方媒体的大加赞誉，被视为“救星”。据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回忆，义和团运动期间，“在陕西省没有遭受生命损失”，“陕西省巡抚端方……派出护卫队，送传教士离开陕西，逃往汉口”。瑞典传教士入陕，端方令营务守备保护，称传教士为“友人”。通过保护教民与传教士，端方得到了外人的肯定，提高了声誉。为其日后任职地方官及处理对外事务时提供了方便。

李提摩太

再者，端方参与了东南互保，积累了声望。西安远离京城，与政治中心京师与经济重心江南不同，属于落后省份。八国联军侵华迫使两宫西逃，政治中心随之转移。清廷最高统治者来到陕西，作为护理巡抚的端方职能不限于“顺天府尹”。其实两宫早在太原时期，端方即已负责信息传递。当时团民破坏电线，信息阻滞，京城的电文借助驿站六百里加急送到保定，再传递到济南发电至陕西，由端方送到晋、陕行在。南方的电报则直达西安，由端方送达。

两宫到西安后，端方作为护理陕西巡抚对外界信息的掌握更加灵便。一些重要电文均借用陕电报局发出，比如军机处廷寄李鸿章等人议和电文即明确标注，“此旨仍着端方转电李鸿章等知之”。两宫在陕期间，端方与南部督抚的联系频繁，参与筹议东南互保。东南互保由于地缘、政治取向等因素，各地督抚分成几个层级圈，陕西就成了东南督抚在西北的重要应援，端方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护理陕西巡抚让端方有机会频繁接触到清廷的最高层，同时借助行在在陕的机遇，密切联系了地方督抚，终在庚子之后的清末政局中崛起。

结 语

清末官场中有“总督三个半”之语，其中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为“三”，“半”即指端方，这是对其为官政绩的肯定，家世与庚子之前的机遇与抉择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晚清有“卧龙”之誉的郑孝胥评价地方督抚，称“岑春煊不学无术，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对端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能与张、袁、岑等名督的声望相比较，端方于晚清政坛中确实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这在既往的研究中已经得到证实。

促使端方发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与出身家世有着莫大的关联。即便内轻外重格局下的满洲权势于变局与危局中日渐颓废，但既有的选官任职等特权犹在，仍然能够惠及到部分满人。端方的成长与其个人才能有一定关联，但显然甫一入仕时其门荫更为重要。其后端方极力倡导满汉平权，显示出超出种族之上的对于满汉畛域与清廷国运的认知，但满人特性与满汉关系的认识应就事论事、因人而异。依托门楣，端方与帝党和后党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脉颇为广泛，作用也极复杂，这在戊戌维新中端方跌宕起伏的经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由此而言，晚清人物往往具有多重身份，并不能以“贴标签”“定于一”的方式一概而论。

端方能够迅速崛起，与国势转移紧密相关。庚子事变发生后，两宫逃往西安，作为护理陕西巡抚的端方得以近距离接触到权力中心，并由此建立了关系网络，提升并超越了家族带给他的权力福利，跻身督抚行列。层层积累构建的关系就像贯通肢体骨骼的经络，渗透于端方日后新政与政争的诸层面，所掌握的权力正是在关系中运行，可以说关系网络与国势决定了其权力分配、政治运作与政治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