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内阁“扶蒋反共”政策与蒋日合作（1927—1928）(一)

作者: 王美平

摘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日本田中义一内阁基于日俄在华竞争关系、“反共”意识形态以及维护东亚殖民统治等考量，针对国民革命推行了“弃汉扶宁”、“南北妥协”、“促蒋讨共”等政策，成为列强在东亚推行“反共”政策的急先锋，构成武汉国民政府实施“分共”政策的重要外因。“扶蒋反共”与“分离满蒙”是东方会议出台“分治中国”战略的“一体两翼”，其实质是以长城、长江为界分割中国，维护日本在东北、华北乃至长江流域的特权。故日本与蒋介石在长江以南基于“反共”目的进行了合作，但蒋介石一旦越江北上，日本便采取“扶张反蒋”政策。蒋日合作最终走向破裂，但”反共”成为此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基调，并贯穿于14年侵华战争之始终。

日本的对华政策对国民革命的进程与结果产生了重大影响。学界就日本相关政策的研究基本分属两系。其一，关注田中义一内阁（1927年4月至1929年7月）通过东方会议出台的“分离满蒙”政策及其附属问题，重视日本对华政策中的“扶张反蒋”、阻挠北伐面相。（1）其二，关注币原外交与列强一道分化国民革命，怂恿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重视日本“与蒋合作”的面相。（2）这种人为分解日本对华政策的研究方式，使人难以理解日本何以忽而“扶蒋”忽而“反蒋”。现有研究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至1927年蒋介石与田中义一会谈前日本对国共两党的政策关注不足，只是在探讨蒋介石走上联日“反共”道路的整体脉络与“蒋·田中会谈”时有所触及，并未详加论述。[3]该时期恰是理解日本对华政策为何在“扶蒋”与“反蒋”之间游离的关键。尽管有个别学者关注到日本政府“拉蒋反共”与“分离满蒙”之间的关系，但主张田中内阁的“反共”是为拉拢蒋介石、实现“分离满蒙”的一面旗帜，判断田中支持蒋介石在张作霖退守东北后的北上统一。[4]日本“反共”究竟是否仅是一时的权宜之计？田中拉拢蒋介石究竟是否只是为了“分离满蒙”？日本政府是否支持蒋介石统一华北？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问题。本文拟综合利用中、日、英文档案文献，梳理田中内阁推行“扶蒋反共”政策的内容及原因，分析该政策与“分离满蒙”之间的关系，阐释北伐期间田中内阁的整体对华战略，以便全盘考虑田中内阁对国民革命的观察与政策，揭示其对华政策的全貌及其内在逻辑。

1927年6月27日，日本首相山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东方会议

一、田中义一内阁“反共”方针的初建

日本宪政会内阁对于国民政府第一次北伐的政策，以1927年3月24日爆发的南京事件为界，在军部的推动与币原喜重郎外相的主导之下，发生了从“不干涉”到“出兵压迫”并“逼蒋反共”的转变。[5]尽管如此，币原外交还是遭到日本国内的强烈批判，引发各界的倒阁运动。其中作为最大在野党的政友会出力尤甚。

币原喜重郎

政友会于原敬总裁逝世后，在纯粹的政党政治路线与非选出的专制势力妥协路线中摇摆不定。1925年，政友会为赢得选举，迎入军界大老田中义一大将担任第五代总裁。1927年2月，随着国民革命军迅速发展至长江流域，田中义一授意党内地位仅次于党首的干事长山本条太郎，携森恪、松冈洋右等要员考察中国。山本一行在华逗留35天，重点考察了长江流域，会见了国民政府最高顾问鲍罗廷、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外交部长陈友仁等政要。回国后，山本就中国形势呈交了三份报告，提出国民革命“苏俄控制说”，认为国民革命是所谓的“赤化”运动。在思想上，山本认为国民党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列入三民主义，其思想信仰本身已经“共产化”。[6]在政治上，山本得出国民党受苏联操控的结论。[7]他认识到国民政府由国民党掌控，只是国民党的决议执行机关，由鲍罗廷担任最高顾问，另有二三百名苏联顾问掌握枢要。[8]森恪则指出鲍罗廷明确承认苏联向国民党提供武器与军费，认为国民政府尤其是政治教育由鲍罗廷指挥，其后台为苏联政府。[9]政友会在第52次帝国议会的报告中将国民政府的机构视若“苏维埃政府的一个分支”。[10]在组织上，山本认为国民政府从苏联获得的最有力援助，并非武器与资金，而是“在鲍罗廷的指挥与鼓动下，由蒋介石亲赴俄都学习、训练、移植而成的俄式细胞组织及其运用”。他认为位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本部，也完全是第三国际的“翻版”，接受苏联驻沪总领事的指挥，重要事项则由莫斯科驻华临时委员加拉罕下达命令。山本分析总工会与农会是细胞组织，总工会统辖400多个工会，晚9点下达命令，翌晨6点便能实行总罢工，对日侨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在军事上，山本认为国民革命军虽被信奉三民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蒋介石掌控，但其下属多是出身于军官学校的青年士官，他们容易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且与北方军阀一手掌控文武大权不同，国民革命军的军人只有军事统帅权，各师、团、营、连、排都设置一名属于“左倾分子”的党代表，在大部队中还设有苏联派出的参谋，故国民政府的军事实际上亦深受共产党的影响。在对外关系上，山本认为国民政府采取亲苏政策，并“离间”日英，中国的反英运动是苏联煽动所致。若国民革命军统一中国，恐将在政治、军事部门全部使用苏联顾问，届时中国将被苏联控制。在前途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山本认为即便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党能够暂时“封禁”共产党，但不可能“永远铲除共产党”。共产党已有相当基础，且有苏联支持。不论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斗争如何发展，强大的“混乱分子”已被移植于中国则是确凿的事实。[11]总之，山本认为国民革命是“北方军阀与劳农俄国的战争”，即北方军阀与共产主义运动之争，同时也是苏联争夺日本在华“地盘”与权益的斗争，要求日本政府积极干涉。

山本条太郎

山本的上述论调被田中义一接受，成为其制定对华政策的认识基础。4月16日，田中义一在政友会临时大会的演说中将南京事件、汉口事件视为对日本尊严的“践踏”，是对日本在华官民的“凌辱”，损害了日本国威，评价国民革命是“赤化”运动，批判宪政会内阁的“不干涉”政策不仅危及日本侨民与日本在华权益，而且“放任”共产主义运动扩散至“接壤地区”，极不利于日本的“自卫”，并认为中国的变局已超出单纯的内争范围，是“有恐影响东亚安全、累及世界和平”的国际事件，要求日本出于“自卫”及保护在华权益的目的，在与列强协调的同时改变不干涉政策。[12]19日，田中义一打倒若槻礼次郎内阁，经元老西园寺公望奏荐受命组建新内阁。[13]22日，田中完成组阁，由其本人兼任外相，并向国内外发表组阁声明，其中就中国时局表达了不会任由共产主义发展的方针。即：“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我国有可能直接受到影响，日本对于维持东亚政体的稳定具有重大责任，故对此无法漠不关心，更何况其活动将影响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事关重大。故，我等当根据具体问题及其手段适时地与列强协调应对。”[14]由此，田中首相推出了纠集列强共同“反共”的对华方针。日本军方则早在南京事件爆发不久便要求联合列强围堵共产党。[15]

田中内阁针对国民革命之所以推出“反共”方针，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首先，近代以来日俄两大帝国主义围绕中国的激烈竞争关系，使日本极度担忧苏联通过援助中国革命借机挤压日本在华权益。日本自幕末开始戒备俄国的南下扩张，[16]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于1880年上奏《邻邦兵备略》，以俄国为首敌，要求扩建海军。[17]甲午战后，俄国联合法、德进行“三国干涉”，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同时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加紧修建西伯利亚铁路，并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租借旅顺、大连。日本为对外扩张，进行专门针对俄国的扩军备战，于1904年对俄发动帝国主义争夺战，通过军事胜利攫取“南满权益”。此后日本仍将俄国视为第一假想敌，与之在中国东北及内蒙古地区展开激烈竞争。俄国十月革命后，日本对苏联实力的评估有所下降，但在1923年修订的《帝国国防方针》中依然将苏联视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假想敌。[18]日苏虽于1924年开启谈判并于翌年建交，但因日方在华支持奉张，苏联既与孙中山合作，又支持冯玉祥反奉。在此背景下，中国相继爆发郭松龄倒戈事件、冯奉战争、北伐等重大事件。上述事件的最终矛头均指向日本为维护、扩大“满蒙权益”所倚重、扶植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日本出兵干涉郭松龄倒戈事件，[19]致使与冯玉祥暗中联络的郭松龄转胜为败。继之，冯玉祥在与张作霖的作战中失败，出亡苏联，转战西北。此后，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仑等人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并推动中国进行“革命外交”，收回英国等西方列强基于不平等条约攫取的在华权益。随着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日本军部怂恿张作霖“和冯[玉祥]助孙[传芳]”，[20]张作霖于12月纠合北方军阀建立安国军，对抗苏联支持下的国民革命。

张作霖

其次，这是由日本固有的“反共”意识形态决定的。共产主义思想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确立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与“绝对天皇制”国体的“天敌”。在国民革命之前，日本便担忧共产主义思想及苏联推行“世界革命”影响其安全与稳定，在国内外实施了一系列“反共”政策。日本政府早于1910年解散社会主义团体平民社，1911年以策划暗杀明治天皇为罪名，制造“大逆事件”，处死以幸德秋水为首的24名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俄国十月革命后，原敬内阁为防范共产主义的扩散，在对外政策上联合美、英围堵、扼杀俄国革命，在1918—1922年间出兵西伯利亚。田中义一恰是当时执意推行该政策的陆军大臣，并对深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朝鲜“三一运动”与中国五四运动，均采取敌视态度。[21]1923年，军部在修订国防方针时对十月革命后苏联确立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保持高度警惕。[22]1925年，日本政府制定《治安维持法》，控制工人运动，打压主张主权在民、反对绝对天皇制的日本共产党。田中组阁后，在日本国内加紧推行“反共”政策，先后制造“三一五事件”与“四一六事件”，逮捕两千余名日本共产党员，解散左翼政党。[23]

幸德秋水（1871年11月5日－1911年1月24日）

再次，维护日本在朝鲜、中国的台湾与东北等地建立起的殖民统治秩序与权益，是田中对华推行“反共”方针的根本目的。明治维新后，日本将西方殖民者推行的侵略政策与帝国主义认作“国际通则”，加以效仿，通过实施“脱亚入欧”、侵略亚洲的方式，将中国台湾、朝鲜纳入其殖民统治范围。日本通过日俄战争攫取“南满权益”后，维护、扩大所谓的“满蒙特殊权益”成为其对华政策的重心。为此，日本推出“二十一条”、扶植亲日的北洋军阀。然而，国民革命反对帝国主义，要求收回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的各项特权。日本担忧北伐一旦波及东北，不仅动摇其“满蒙权益”，而且将影响其在朝鲜与中国台湾的统治，颠覆其在东亚范围内的殖民统治。尤其是对在日俄战后亲手起草日本攻势国防方针的田中义一而言，[24]“满蒙”不仅是日本通过战争获取的战利品，而且是日本于一战后推行“总体战”战略所必需的资源供给地、劳力来源地和日本过剩人口的输出地，是必须“死守”的“国防安全线”与“经济生命线”。而与苏联接壤的地理位置，致使田中对共产主义在东北的扩散尤为警觉。田中正是为推行其“总体战”战略的夙愿，放弃成为军界元帅的机会与现役大将的身份，接受政友会总裁之职。[25]故而，通过“扶蒋反共”政策，分化、瓦解国民革命，遏制国民革命军北上，便成为田中内阁维护其“满蒙权益”的重要途径。

三一运动中被日本总督府处死的朝鲜人士

日本对国民革命推行“反共”方针，同时也是为巩固其在长江流域与华北地区的利权。甲午战后，日本势力渗入长江流域。义和团运动后，日本在天津设置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获得了在华北扩张的据点。一战期间，日本占领青岛、胶济铁路，设立青岛守备军与民政署，对青岛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殖民统治。华盛顿会议后，日本迫于外力虽将青岛、胶济铁路归还中国，但其在山东已建立起势力范围。1927年，内外棉、大康、东洋等纺织公司在青岛、天津、上海、汉口的直接投资总额近1亿日元，债权投资达4.97亿日元。[26]以日清汽船为代表的航运业，在以上海、汉口为中心的长江流域已颇具竞争力。1927年，日本在长江中下游的载货量仅次于英国，而在长江上游则超越英国。[27]此外，日本还在长江部署第一遣外舰队，武力保护其商业利益，[28]并在汉冶萍煤铁矿、南浔铁道、桃冲铁矿等具有军事价值的部门攫取了特权。扩大在整个中国的权益，正是币原外交的重要目标。田中虽比币原更重视东北利权，但亦不能完全忽视在华北、长江沿线发展的日本商民的呼声。

总之，田中内阁基于对外扩张中的对俄竞争关系、“反共”的意识形态，并为维护日本在东亚的殖民统治，在上台伊始便初步确立了“反共”方针。

二、“弃汉扶宁”政策与武汉国民政府的应对

田中内阁因南京事件而成功上台，解决宁案成为其面临的重要任务。其时，国民政府已分裂为武汉、南京两个政府。在英、日、美等列强大兵压境、可能武力干涉革命的背景下，列强与何者展开谈判，关系到两个新生政权的国际正当性乃至生存问题。

田中内阁

南京事件爆发后，蒋介石等右派在宁沪地区暗中策划“分共”事宜，与武汉政府日渐背离。时任外相的币原喜重郎基于“南京事件系为共产党所为”、蒋介石属于“稳健派”的判断，为实现促使蒋介石“分共”的目的，起初与列强一道就谈判对象采取了以武汉政府为主，以蒋介石为辅的方针，并策应蒋介石武力压迫武汉政府，同时致力于劝诱列强切勿向国民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以致形成最终不得不对革命军动武而无成效的尴尬境地。[29]英国通过驻日大使蒂雷（John Tilley）对日本诱导蒋介石实施“分共逐俄”政策亦有把握，[30]并接受日本关于国民政府已发生左右分化、可促使蒋介石进攻共产党的观点，采纳了日本放弃提出最后通牒的建议。[31]故而，日、英、美、法、意五国公使经过一系列商讨，于4月11日向武汉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递交了抗议性的共同通牒，要求惩处中国肇事“军队长官及有关人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书面道歉并“担保以后绝无有妨外人生命财产之暴动及风潮”、对受害之外国人进行“完全赔偿”。[32]4月14日，陈友仁向驻汉口的五国领事分别提交了答复，认为“惩罚”与“道歉”都应在查明南京事件系为革命军所为之基础上，亦应基于国际法调查英、美海军炮击南京一案以及1925年的五卅惨案与沙基惨案、1926年之英国炮轰万县事件，并认为只有废除不平等条约才能切实保障外人生命财产安全。[33]五国公使团于4月15日在北京召开会议，认为陈友仁的回答充满“狡辩”，由此难以进入具体交涉，决定各自电请本国授权同意五国公使发出第二次共同通牒。[34]

正当列强之间就是否采取武力制裁手段、是否发出第二次共同通牒进行协商之际，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政府。次日，日本内阁更迭，田中义一领导的政友会内阁上台。田中内阁认为苏联顾问与共产党对武汉政府施加了较大影响，因而对武汉政府采取敌视态度，希望蒋介石在宁汉对峙中获胜。5月18日，日本外务省收到汉口江汉高级中学总务长斋藤重保之报告，认为只要以共产党为中心的武汉政府及总工会存在，日侨就难以在当地安身立命，恢复工商利益，故其要求日本政府改变不干涉政策，“彻底根绝共产派，扫荡匪徒”。[35]当日，田中义一作为外务大臣在天皇的最高咨询机关枢密院会议上，就中国问题明确表达了支持蒋介石、反对共产党的态度。他在报告中将宁沪一带的紧张局势归咎于共产党，判断蒋介石“将推行以中国为本的革命，而绝不会推行共产主义”，肯定南京政府是由国民党右派齐集于蒋介石麾下所建，采取“扑杀共产党”的政策，致使“共产党现在几近灭绝”。另一方面，田中认为武汉的“军权中心”唐生智也与武汉政府渐呈“离散之势”，评价武汉方面为壮大声势而“狂热”地“煽动”工人、农民，导致汉口外国租界中仅存个别日本人，其他国家均已撤离，工人失业，农民渐陷困窘。田中明确表示“日本当然希望比较稳健的蒋介石能够打倒共产党，并愿在精神上给予同情”。[36]

在南京事件的解决上，田中内阁认为武汉政府并无解决问题的“诚意与能力”，并出于维护日本在长江流域商贸利益的目的，反对英国坚持的以武汉政府为交涉对象、以武力作为最终手段的解决方案，而是希望列强在向武汉发出第二次共同通牒后改与蒋介石谈判。4月20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鉴于南京政府的成立，认为武汉政府对于南京的军队已不具实权，即便与之交涉，武汉政府也无法惩办革命军肇事人员，故召集英、美、法、意四国公使就此进行商讨。列强公使的意见分为两派，英国并不信任、重视蒋介石，[37]主张应继续与武汉政府展开交涉。另一派则认为应与蒋介石谈判，但尚需等待时机。4月21日，芳泽电请田中义一加紧同意五国公使向武汉政府提出第二次共同通牒。[38]同日，美国政府却表示不拟参加第二次共同通牒，且电令驻华公使马慕瑞（John MacMurray）可单独同武汉政府展开交涉。[39]此后，田中义一先后于4月23、27日和5月1日三令驻美大使敦促美国参加五国共同通牒，维持列强协调体制，但遭到美国的拒绝。美国认为第二次共同通牒若以蒋介石为对象，则有可能促使“稳健”的蒋介石也采取过激措施；若以武汉政府为对象，则该通牒若较第一次通牒更为软弱，有恐引起武汉政府的轻视，若更为强硬，则有恐引起武力制裁问题。[40]在美国拒绝参加的情况下，田中为维持列强协调体制也放弃向武汉发出第二次共同通牒，但主张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谈判。5月3日，田中向英国驻日大使建议：鉴于武汉政府的地位日渐下降，列强应暂时观望时局，等待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巩固基础”即打倒武汉政府后与之交涉。[41]蒂雷则表示英国政府尚未决定放弃与陈友仁谈判，鉴于正在讨论的第二次通牒是以陈友仁为对象，且已与之展开书面往复，则陈友仁对此拥有更大责任。田中则进一步坚持以影响力有限的武汉政府交涉反将迁延不决，不如与南京政府谈判更为有利，并强调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判明蒋介石究竟有多大的诚意与实力。[42]

5月3日，蒋介石电催伍朝枢赴宁就职外交部长。[43]6日，伍朝枢为准备就任而访问驻沪日领矢田七太郎，表示南京政府愿与列强就宁案展开谈判。[44]7日，芳泽谦吉向田中义一建议应与南京政府展开单独交涉，以期迅速解决问题。田中则电令芳泽应坚持五国协调体制，认为南京政府尚处草创阶段，需等待其巩固基础，确认其有解决问题的诚意与能力，届时美英等国亦当改变反对态度。[45]9日，英国外交大臣在下院的讲演中表示不再向陈友仁提交第二次通牒，放弃与武汉政府的交涉，而期待与摒弃“排外运动”的“稳健”政权展开谈判。[46]13日，蒂雷访问田中义一，表示英国决定撤离驻武汉代表，[47]同时询问田中对南京政府的意见。田中分析陈友仁之所以召集各国代表到汉口，旨在挽回武汉政府日益下降的权威与影响，评价蒋介石已在认真“剿共”，并积极思考与外国建立关系。[48]29日，伍朝枢向矢田七太郎提交了南京政府声明解决宁案的计划。田中认为既然南京政府主动承担责任，并为此发布声明，则可避免引起武力制裁问题，故正式训令芳泽谦吉诱导列强驻华公使与南京政府展开谈判。[49]6月2日，列强公使在北京围绕南京政府的声明案召开了会议，就声明各条进行审议。[50]此后，日本与其他列强均以南京政府为对象展开谈判，并于1929年前后相继达成一致。这实际上是对南京政府合法地位的间接肯定，从而否定了武汉政府的合法性。

伍朝枢

日本在放弃武汉政府为交涉对象的同时，还拒绝武汉政府与之“通好”的各项要求。南京事件爆发后，武汉政府鉴于日本作为中国的邻国，有出兵迅疾之地理优势，故担忧英美列强联合日本采取武力干涉政策。4月1日，宋子文致电陈友仁，认为英日联合干涉上海革命局势的危险性很大。武汉政府继续坚持出师北伐以来采取的“拉拢日本、分化列强”的对外政策。陈友仁判断只要不发生扰乱日租界事件，日本不至于与英联合，故而注意保护汉口日租界。鲍罗廷亦主张拉拢日本，促使“英、日分离”、“帝国主义者分化”，故而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提议向日本人民发出友好宣言。[51]不料，4月3日，汉口日租界发生中国民众与日本水兵的冲突事件，武汉政府为拉拢日本，不仅未采取 “一·三”英租界事件时趁势收回租界的做法，反而隔离双方，解散民众，将日本6名水兵与4名商人押送至武汉卫戍司令部，实为对之进行人身保护。4月5日，鲍罗廷在第九次中执委政委会上，针对汉口事件按照苏联联合德、中、日对抗英美列强的对外战略，要求陈友仁在对日宣言中采取友好方针。[52]会议还决定专门成立由陈友仁、顾孟余、徐谦、孙科、邓演达五人组成的对日外交政策研究会研讨对日问题，并请鲍罗廷参加。[53]4月9日，陈友仁在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紧急会议上出示了经对日外交政策研究会商讨草拟的对日友好宣言，其要有六：第一，日本从前虽亦推行侵略政策，但现有放弃此种政策的趋势；第二，同佐分利贞男谈话的结果，知道中日现有谅解之可能；第三，在中日未真正谅解之前，认日本为友邦；第四，由南京事件可以证明日本有为中国友邦之诚意；第五，虽有汉口日租界事件的发生，但国民政府并未改变态度；第六，将来如有事件发生，有随时解决之必要。[54]

4月11日，武汉政府在接到列强第一次共同通牒以后，立即实施了拉拢日本、分化列强协调体制的政策。陈友仁于当日专程访问日领高尾亨，表示武汉政府区别对待日本与英美，对日采取“友善”方针，汪精卫也完全同意“友日”政策，[55]希望日本能够单独与中国谈判解决南京事件。为此，陈友仁向高尾提交了《国民政府就南京事件对日方针的声明》。文件充分肯定日本并未参加英美炮击南京是对中国的“友好行为”，表示中国政府向日本朝野声明“中国追求民族国家的实践绝不会威胁日本的正当利益与幸福”。同时为了避免不幸事件的重演，需要立即着手根本解决日本基于不平等条约而使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处于屈从地位，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切问题。陈友仁希望日本政府为解决南京、汉口事件，修改不平等条约，派遣“代表”到武汉进行商谈，[56]并表示两三日后将公布对日友好声明。高尾则借口日本国民在南京事件及汉口事件后群情激奋，且日本与列强的协调体制可能受到影响，要求陈友仁切勿公开声明，并告知日本政府应难以同意派遣代表到武汉。另一方面，高尾在向外务省的报告中，强调英国在向武汉政府采取强硬政策的同时，其驻汉口领事却极力讨好陈友仁，实际上采取了“软硬两手政策”。而汉口事件后武汉政府确实采取了不同于英租界事件时的“煽动”工运政策，而是严加控制民众运动，并判断随着汪精卫的到来，徐谦、邓演达等“亲共分子”将失势，武汉的“共产化运动”将逐渐得到改善。基于上述认识，高尾建议不能将武汉政府与“共产分子过激派”完全画等号，若一味敌视武汉政府，在南京事件上采取与英国完全一致的强逼政策，则势必促使武汉的共产党日益得势。[57]然而，外务省指示高尾不能落入武汉政府“以夷制夷”的圈套，而应与列强保持协调，采取共同行动，要求中方切勿公开对日友好声明。[58]在遭到高尾的拒绝后，陈友仁在第十一次中执委政委会上建议暂缓发表对日宣言，得到大会认可。[59]

陈友仁

4月13日，英国驻汉口领事电话恫吓陈友仁，要求翌日必须提交答复，否则列强另有通告。当日，陈友仁在第十二次国民党中执委政委会上，表示外交问题已很严重，提出分别答复列强的方针，并单独宣读了拟定的对日答复全文，获得通过。[60]4月14日，陈友仁召见高尾，试图向日本单独提交答复，遭到高尾的拒绝。[61]武汉政府为对日表示善意，在对列强的共同通牒答复中唯对日本的措辞有所区别，表示作为友邦准备对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所受损失进行赔偿，[62]但未能达到分化列强的目的，日本驻华公使依然参与了五国公使团会议，与列强采取一致行动。[63]为了缓和与日本等列强的关系，扭转经济与财政困境，在第十二次国民党中执委政委会上，孙科、陈友仁、谭延闿、汪精卫等人批判过火的工人运动导致国内外工厂关门歇业，属于“自杀”行为，决定由中央工人部、国民政府劳工部、外交部三部长组织专门的委员会处理劳工与外交有关问题。[64]4月15日，三部长联合召开第一次国民政府外交劳资委员会议，决定抑制涉外的罢工运动。[65]至此，武汉政府在工人运动上开始与日本等列强妥协。

当蒋介石决定起用伍朝枢为外交部长与列强解决宁案以后，陈友仁于5月4、5日连续两次访问汉口日领馆不得，高尾遂派代理往访陈友仁。陈向日方提出在田中义一上任之际，国民政府拟就对日政策尤其是国民政府占领北京与东北问题，与日本进行推心置腹的非正式交流，以避免误解，故希望日本派遣负责代表对武汉进行非正式访问。5月9日，田中义一接到驻粤日领从李宗仁处探得的武汉政府的近况，内称：武汉政府由于国民党的“清党运动”完全陷于孤立，且与最大的后台苏联之间的联络亦被阻断。武汉政府为求财源与对苏联络港口，势必回攻广东。李宗仁已派钱大钧率部驻守广东省境以防止武汉派的回攻。[66]基于上述情况，田中于当日训令高尾称：此际陈友仁提出派代表访问武汉的要求是为摆脱窘境，诸如汉口事件等地方性问题姑且不论，列强之间就南京事件正在考虑今后是否继续与武汉政府交涉。故日方无需与“此种政府”交涉“满蒙”等政治问题，对陈友仁以时机未至轻以敷衍即可。关于派遣代表一事，田中以日本的官制与欧美不同，并不明确区分外交官与领事官，并已形成领事官具有代表权在华进行外交谈判的习惯，且日本政府在汉口等事关重大之地配有高官担任总领事，故现有体制足以与中方进行交流，即便是非正式会谈，亦无需特派代表。高尾于5月13日向陈友仁表达了田中的上述意见，正式拒绝了武汉政府与日本通好的要求。[67]无独有偶，南京政府竟于同日公开宣布免除陈友仁的代理外交总长职务。[68]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前的汪精卫

可见，在“宁案交涉”问题上，武汉政府极其重视日本的态度，并在苏联的影响下实施了“拉拢日本”、“分化列强”的诸多措施，但田中内阁针锋相对地试图引导列强恢复对华协调体制，并影响英国等列强实施了“弃汉扶宁”的“扶蒋反共”政策。这无疑加剧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内外交困局面，间接地构成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一大外因，进而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