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左翼与假中间: 1930年代上海的特务文艺

作者: 程桂婷   来源: 海南大学人文学院

内容提要

1936年5月至1937年8月发行的《大沪晚报》，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竟刊载了百余篇署名“鲁迅”“萧红”“萧军”“胡风”“周扬”“阿英”“宋之的”“欧阳山”“舒群”“艾芜”“杨骚”等左翼作家的文章，俨然是“左翼文艺”的阵地。但经仔细考辨，这些文章均为托名左翼人士的伪作。与此同时，该报副刊刻意营造出一副不偏不倚的中立姿态，还发表有大量亲国民党当局的右翼文人和保持中立的自由主义文人的文章，真假参半。据查证，该报是国民党“CC”系势力勾结意大利驻沪领事公署秘密创办的一份“党报”，是“CC”系在其机关报——《晨报》被迫停刊后，为继续在上海秘密操控新闻舆论导向而想方设法所炮制的“平替”。其社长李恩弨、要闻及本埠版主编张修明、驻京记者郑蕴侠和副刊主编黄敬斋都是“训练有素”的高级特务。该报一面以伪装左翼、谎称革命、假装中间的手段蒙骗民众的信任，一面“为独裁者张目、为CC系发言”，打压共产党和左翼文艺力量。该报副刊的大量伪文将鼓吹独裁统治和有利于“CC”系势力的言论伪装成左翼观点进行传播，不仅在当时造成了混淆视听、曲解左翼思想、污名化左翼人士等恶劣影响，也给我们今天整理和出版作家文集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如《萧红全集》中所收该报副刊发表的三篇伪文已广为流传，如不引起高度重视，当年特务文艺的毒害还将遗留后世。

1936年9月15日《大沪晚报》载“鲁迅”《非常参观》

2015年4月，李斌在上海图书馆查阅民国旧报时，偶然在《大沪晚报》上发现了两篇署名“鲁迅”的文章，引起了我们对这份报纸的浓厚兴趣。接下来的暑假，我在国家图书馆查找资料，便重点翻阅了这份报纸。该报创刊于1936年5月7日，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停刊。但没想到，就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该报常设副刊的第3版，除刊载了两篇署名“鲁迅”的文章之外，还先后发表有署名“胡风”的文章五篇，署名“萧红”的文章三篇，署名“萧军”的文章五篇，署名“田军”的文章十篇……且时不时还有“周扬”“绀弩”“阿英”“宋之的”“懋庸”“舒群”等左翼文人的文章出现，俨然是“左翼文艺”的阵地。而这些文章除署名“萧红”的《亚丽》《长白山的血迹》《女子的装饰心理》三篇已收入《萧红全集》和署名“田军”的《〈誓言〉及其作者》《逃》二篇已收入《萧军全集》外，似多为“佚文”。

大量名家“佚文”的发现，几乎让我兴奋得夜不能寐，当即刻录了国家图书馆所藏《大沪晚报》副刊，以仔细阅读、研究。然而繁杂棘手的考辨工作很快使最初的兴奋褪去，我仿佛陷入重重迷雾之中，难以看清真相。但经多年不懈的甄别和考证，我最终认定，该报副刊署名左翼文人的百十篇文章均为伪作，包括已收入《萧红全集》的三篇和《萧军全集》的两篇。这份表面自由的民办报纸有意伪装成“左翼”，同时又支持国民党当局，刻意营造“左”“中”“右”三足鼎立的办报风格，实际上，该报是国民党“CC”系势力勾结意大利驻沪领事公署而秘密创办的一份“党报”。[1]

一、伪左翼：《大沪晚报》副刊版的伪文

1936年10月5日《大沪晚报》载“田军”《药》

保守估计，《大沪晚报》副刊所载伪文应在一百篇以上。为方便论述，先将该报副刊发表的冒名左翼作家的文章简要编目如下。需说明的是，因篇幅所限，下表仅选取该报发表伪文较为集中的1936年9月至1937年1月署名较为清晰的74篇，而这一时间段内，另有署名如“鲁逊”“矛盾”“麦克”“马克昂”“达夫”“洪琛”“天翼”“梦珂”“蓝平”“白微”“汉夫”等疑似冒名鲁迅、茅盾、郭沫若、郁达夫、洪深、张天翼、丁玲、蓝苹、白薇、章汉夫等左翼人士的文章，未及一一列出。

首先，关于两篇署名“鲁迅”的杂文，李斌已在《〈大沪晚报〉署名“鲁迅”及“鲁逊”的文章考辨》[4]一文中证伪，主要依据有三：第一，《非常参观》中有不少用词如“单位”“团员”等，不符合鲁迅遣词造句的一贯风格；第二，《强硬的拳头》一文所表达的对希特勒强权政策的推崇思想与鲁迅一贯对希特勒暴虐统治的批评态度背道而驰，同时，鲁迅习惯将Hitler译作“希忒拉”或“希特拉”，而不是“希特勒”；第三，这两篇文章发表时鲁迅的病情已每况愈下，许广平几乎是寸步不离地悉心照顾，鲁迅病逝前所写杂文包括未竟稿之后都由许广平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如鲁迅真给《大沪晚报》写了两篇文章，许广平不可能不知道。

1936年9月18日《大沪晚报》载“萧红”《长白山的血迹？》

再看署名“萧红”的三篇文章。第一，从时间上看，萧红1936年7月17日乘船赴日，直至1937年1月9日启程返回上海，其间因分别两地，萧红与萧军通信频繁，萧红将日常生活事无巨细地向萧军倾诉，也多次提到一些有稿件联系的编辑和刊物，如孟十还编的《作家》、黎烈文编的《中流》、黄源编的小说选集《十年》、萧乾编的《大公报》（上海）文艺副刊等，但无论是萧红还是萧军，都未曾提到过《大沪晚报》。而萧红旅日时期所写小说均交给巴金，结集成小说集《牛车上》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于1937年5月出版，里面并没有《亚丽》。第二，从形式上看，萧红的作品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哪怕是小说中的章节标题，都未出现过标点符号。《长白山的血迹？》这样带着一个大大的问号的标题，不像是萧红所为。倒是萧军很喜欢在文章标题上使用感叹号或问号，如《期待？》《谁该入“拔舌地狱”？》《第几个“九一八”了？》《“寇急矣”！》等。作伪之人在模仿萧红时混淆了萧红、萧军两者的风格也或有可能。另外，《长白山的血迹？》是为纪念“九一八”而写，萧红为纪念“九一八”的确是写过文章的，如《寄东北流亡者》《九一八致弟弟书》等，但都是以书信的形式。第三，从内容上看，小说《亚丽》以朝鲜人为主人公，散文《女子装饰的心理》大谈女子装饰观念的历史变迁，《长白山的血迹？》直面炮声、弹影、鲜血和头颅的叙写方式，都是萧红创作中从未有过的。第四，从语言和叙事风格来看，这三篇作品文辞略显豪放，笔触较为粗犷，与萧红一贯细腻忧郁的文风有所不同。综上考虑，这三篇文章应是伪作。

该报署名“萧军”和“田军”的15篇文章是萧军真作的可能性也极小。第一，这15篇文章发表于1936年8月至1937年1月，在时间上与萧红旅日时期大致相当，而如上所述，这半年萧红、萧军的往来信件均未提到过《大沪晚报》。第二，萧红赴日本疗养后不久，萧军即于8月初北上青岛，住在“山东大学教员单人宿舍里”。萧军曾回忆说：“在青岛我大约住了有两个月，由于没有什么外来的干扰，感情思想上也没什么波动，因此写作进行得还算顺利。除开写完了《第三代》（后改名《过去的年代》）第一部的后半部分，把第二部基本初稿也写完了（共约十几万字），还写了《邻居》《水灵山岛》两篇散文，它们全是取材于青岛的。”[5]萧军对在青岛两个月的主要写作内容记得很清楚，没有提到《大沪晚报》上发表的文章。虽然也说：“另外还写些什么呢？忘了。”但如果是为同一份报纸频繁写稿，大概是不会忘的。第三，萧军于1937年6月出版文集《十月十五日》前言中写道：“这个集子里所收的散文和小说，全是一九三六年内写下的。”[6]在青岛所写《邻居》和《水灵山岛》两篇就收录于此。如《大沪晚报》上发表的十五篇文章是萧军所为，萧军不可能一篇都不收入文集出版。

1936年10月29日《大沪晚报》载署名蓝苹、胡风、萧红文章

如果说上述署名“鲁迅”“萧红”“萧军”的伪文，都只是从多方面的推论来辨伪，而缺乏直接证据的话，《大沪晚报》上署名“胡风”的文章，我找到了直接的证据可以证伪。该报1936年10月29日刊发的署名“胡风”的《吊鲁迅》一文，开头写道：“鲁迅死矣。”这样的平静，就很不像对鲁迅有着深厚情谊的胡风所为。再看第三段开头：“我没有看见过他，但对于他我有一个想象……”众所周知，胡风是鲁迅晚年交往最为密切的青年朋友之一，但这个“胡风”却没有见过鲁迅，仅此一句就可断定此“胡风”不是彼胡风。而对于这篇伪文，胡风本人是在一封《冬夜通信》里做过声明的：

R·Y·兄：

听说《热风》在集稿了，记起了这一回非奋发起来写一点什么不可。为什么要“奋发”呢？那原因很简单，否则恐怕又要写不成呀。……

这将近三个月以来，世事上的和文坛上的变故，实在不少，但我自己只有一张白纸。然而，我不但毫不懊惜我底没有作为，甚至对于和我切身相关的事情，无论造谣或强解，都没有辩白的兴趣。现在在写字，又提到了这一案。那就说出几件来看一看罢。

……但更晦气的是，十月二十九日的另一家晚报的副刊上，登出了一篇署名“胡风”的《吊鲁迅》。胡风两个字并不是我底专利，当然别人有用它的自由，但是，那位“胡风”先生从来没有露过面，熟人会误认是我，把这张副刊剪寄给我的T先生，就是半疑半信的。鲁迅当然是应该吊的，但吊鲁迅而要请别人代笔，却未免多事。果然，那文章底第二句说：“我在虚无的状况中听到这个消息（指死讯）……”。我虽然没有作为，但自信还不至“虚无”，直到现在没有拿手枪射过一个人就是明证。真不知道这位先生何所据而云然？第二段底开头是“我没有看见过他（指鲁迅）……。”这好象是替我洗除“鲁门何人？”的罪状似的，但可惜迟了十天，前面说的那家晚报早已“仰众周知”了。但最不敢当的是这位先生居然代我判定了鲁迅底错误和不革命：……

胡风上。一月十二日夜。[7]

这封《冬夜通信》发表于1937年3月1日在上海出版的《热风》月刊第2期。1937年1月1日出版的《热风》月刊第1期是创刊号，而刊载《冬夜通信》的第2期即是终刊号。该刊由聂绀弩主持编辑。胡风的这封信应是写给聂绀弩约稿的答复，书信开头的称谓“R·Y·兄”即是取自聂绀弩的笔名“耳耶”，《冬夜通信》的题名或为聂绀弩编辑发表时所加。胡风信中虽然没有点明“一家晚报”就是《大沪晚报》，但其中谈到的冒名文章的题名、内容以及发表时间都与《大沪晚报》所刊伪文的题名、内容以及发表时间完全一致。显然，胡风既已发现《大沪晚报》的不地道，当然不会投稿给该报，而据胡风信中所言推测，他也未曾在该报发表过文章，因此，该报所刊五篇署名“胡风”的文章都是伪作。

有意思的是，1936年10月29日的《大沪晚报》副刊版总共发表了三篇文章，从版面位置来看，头条是署名蓝苹的《期待》，《期待》的左边是冒名胡风的《吊鲁迅》，下方是冒名萧红的《女子装饰的心理》。也就是说，冒名萧红的《女子装饰的心理》一文就在冒名胡风的《吊鲁迅》一文的右下方。但可惜的是，胡风看到的大概是友人剪寄的《吊鲁迅》一文，而没有看到该版全貌，也就没有发现同一期还有署名萧红的伪作。

胡风与聂绀弩、萧红、萧军等左翼青年都是鲁迅晚年交往较为密切的朋友，就在1936年初，胡风、聂绀弩、萧军等人还在鲁迅的创议和支持下，一起编辑出版了《海燕》。聂绀弩将胡风的复信刊于《热风》第2期，可见《热风》的稿源并不充足。而同一时期，左联成员和左翼人士所编的刊物有很多，胡风等人背负的稿债也不少，因此，无论是萧红、萧军，还是胡风与聂绀弩，都不大可能将文章交给来路不明、素昧平生的《大沪晚报》去发表。但《大沪晚报》刊载了如此多的伪文，特别是冒名萧军及其笔名田军的文章多达十五篇，却未见萧军公开声明，大概有两点可能，一是《大沪晚报》在左翼文人中的影响不大，萧军本人及其友人都没有及时发现这些伪文；二是萧军性情豪放，不拘小节，即便是发现了这些伪文，大抵也像胡风一样“没有辩白的兴趣”。

当然也有较真的人。如上文所说10月29日的副刊头条文章是署名“蓝苹”的《期待》，文章刊出不到十天，蓝苹就很郑重地在上海《大公报》刊登了一则启事，与胡风半是自嘲半是暗讽的批评方式不同，蓝苹的启事写得明明白白：

十月二十九日本埠大沪晚报副刊载有署名“蓝苹”之《期待》一文，并非拙作，未敢掠美，特此声明。[8]

1936年间的蓝苹[9]，虽不像后来的江青一样大名鼎鼎，但其时在电影通片公司当演员，又在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排演的剧目中饰演过娜拉等重要角色，特别是其与左翼剧人唐纳[10]以及赵丹和叶露茜、顾而已和杜小娟三对新人，请郑君里做介绍人，沈钧儒为证婚人，一同在杭州六和塔前举行集体婚礼，不久又闹出婚变的传闻，在上海也是名噪一时的。而这一期的《大沪晚报》副刊，将冒名蓝苹的文章置于冒名胡风和萧红的文章之前，以头条的醒目位置刊出，大概是出于蹭热度、涨销量的考虑。

但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1936年10月29日的《大沪晚报》副刊版刊发的分别署名“蓝苹”“胡风”“萧红”的三篇左翼人士的文章都是伪作这一事实，足以证明这份报纸的劣迹昭著。且在蓝苹的启事之前，早在这一年的9月13日，袁牧之就在《大公报》（上海）上登过类似的启事：

九月八日本埠大沪晚报副刊载有署名“牧之”之《现阶段的戏剧》一文，并非拙作，未敢掠美，特此声明。[11]

《蓝苹启事》与《袁牧之启事》都刊登于《大公报》（上海）第12版“戏剧与电影”副刊的“剧坛消息”栏目，几乎是同样的位置、同样的大小、同样的措辞，只是更换了时间、人名和题名。不过，比豆腐块还小的两则启事并未产生多大的威慑力，《大沪晚报》副刊依然肆无忌惮地大登特登冒名左翼人士的文章。如表1所列伪文即有74篇之多，涉及20余位左翼作家。由于涉及的作家作品太多，本文无法一一细致考辨，但总的来看，这些文章的内容和风格多少都与其所冒名的作家作品一贯的内容和风格有所差异，再综合这份报纸的劣迹，以及下文将要详述的“CC”系背景等方面加以判断，这些文章大概率都是伪作。

二、假中间：《大沪晚报》副刊的中立假象

1936年7月20日《大沪晚报》载黑婴《都会双曲线》、林微音《艺术上之真理》

如果仅仅认为《大沪晚报》副刊全是造假的文章，那还是低估了它的复杂性。当一年多的副刊目录全都被整理出来后，我发现在与知名文人同名的文章中，伪左翼的文章只占三分之一，亲国民党当局的右翼文人和保持中立的自由主义文人的文章也各占了三分之一。现将非左翼的主要文章列表如下。

对比表1和表2的发文日期可见，与刊载伪左翼的文章主要集中在1936年9月至12月的时间段不同，该报几乎是自创刊始就发表了大量亲国民党当局的右翼文人的文章。因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所藏《大沪晚报》缩微胶卷均缺失了从创刊号至1936年7月14日的报纸，无法列举7月15日之前的文章目录。但从7月15日至30日的刊文情形来看，右翼文章几乎是每天一篇，还不包括黑婴的长篇连载。也因报纸的缺失，无法查得黑婴的长篇小说《都会双曲线》具体是从哪一期开始连载，但依据到8月1日续完时共计连载了70回的数据往前推，即可知黑婴的长篇连载应是自5月7日创刊不久就开始了。

黑婴原名张炳文，又名张又君，是印尼华侨，1932年考入上海暨南大学，并开始文学创作，与刘呐鸥、穆时英等交往密切，以描写都市摩登女郎著称，人称“横光利一第四”。[12]《大沪晚报》连载的长篇小说《都会双曲线》，以陈一鸣为给女友林少玲的母亲治病而向已成为交际花的前女友王惠丽借钱一事为线索，展示出上海都市之中既有人穷病潦倒、又有人奢靡享乐的不平等现象，从内容到风格都与黑婴一贯的作品无异，应为黑婴真作。

在长篇连载《都会双曲线》的标题旁边还配有醒目的插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上海已进入“读图时代”。有学者统计，1930年代的上海曾经创办过80种以上的画报[13]，诸如《良友》《时代》《中华》《妇人画报》《大众画报》等，都颇为流行。而海派作家在发表文章时配备插图也成为时尚之一。如有论者曾敏锐地看到现代绘画与海派小说密切互动的关系：“《良友》画报的文学魅力在于它对海派的推动力，同时利用文学来装扮、提高自己的品位。”[14]黑婴的小说在发表时也多配有插图或照片，如在《时代》画报发表的《你的黑眼珠》[15]配有两幅插图；在《生生》创刊号发表的《树胶园》[16]配有四幅人物插图，其中一幅插图占了整整一页；在《妇人画报》发表的《蓝色的家乡》[17]配有三幅风景插图。

长篇连载《都会双曲线》图文并茂的时尚风大概是《大沪晚报》创办之初精心策划的热点和卖点之一。在该报为黑婴的长篇连载画题图的青年画家周多[18]是决澜社的核心成员。“挽狂澜于既倒”的决澜社是当时上海洋画界最激进的一个现代主义洋画团体，由倪贻德起草的《决澜社宣言》后被誉为“中国美术史上一声具有现代精神的呐喊”[19]，是“当时中国几乎独一无二的现代主义宣言”[20]。从这一点上看，周多洋画和黑婴小说中所蕴含的某些现代质素的确有一致和互通的地方，这或许也是该报副刊编辑约请周多为黑婴小说作画的考量依据。

除黑婴外，1936年7月在该报发文较多的还有林微音[21]、向培良[22]和郑康伯[23]。在该报发文之多仅次于黑婴的林微音也是海派作家，与邵洵美、杜衡、施蛰存等人交好，曾在上海成立“绿社”，创办《诗篇》月刊，大力提倡唯美主义，还曾以笔名“陈代”在《时事新报》上发文攻击鲁迅。据说他“写作范围相当广，兼及各色文体，一身著译两任焉”[24]。有人戏言，“只要有钱，无论乌龟贼强盗的杂志，要他写文章，他都会写”[25]。以此推测，他也应不吝给《大沪晚报》写稿。

1936年7月21日《大沪晚报》载向培良文章

向培良与国民党当局渊源颇深。1936年，向培良经潘公展[26]举荐，在上海主办上海大戏院，并兼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而下文将要详述的《大沪晚报》背后的国民党“CC”系势力正由潘公展等把控。从这一点来说，向培良将文章交由该报发表是完全有可能的。再者，《大沪晚报》刊载署名向培良的四篇文章所涉及的内容，如平内罗的《汤格罗的续弦夫人》、高斯华绥的《逃亡》和希锐顿的喜剧，也都是向培良的兴趣所在。高斯华绥的《逃亡》正是由向培良翻译，作为“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之一，于1937年2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就在《〈逃亡〉译序》中，他也提到了英国剧作家希锐顿和平内罗的《汤格罗的续弦夫人》。[27]从以上两方面推断，《大沪晚报》所载向培良四篇文章均为真作。

《大沪晚报》所刊郑康伯三首诗歌也是真作。第一，《生之辰歌》中写有诗句：“今日，是我十九岁人的生辰”[28]，而1918年出生的郑康伯当时正好虚岁十九。第二，郑康伯在1930年代与锡金、吴奔星、路易士等诗人有过交往，曾参与创办锡金主编的《当代诗刊》，在吴奔星主编的《小雅》和路易士主编的《诗志》上发表过诗作。诗歌《二十世纪的歌手——寄呈易士》即是当年交游的见证。

1936年9月23日《大沪晚报》载署名阿英、瑛、向培良文章

综上所析，《大沪晚报》1936年5月至7月所刊非左翼的文章基本是真的。然而自9月始，该报所载非左翼的文章也真假难辨了。如署名废名、曹禺的文章就很可疑，而署名姚克、李辉英的文章又似真作。有意味的是，也是自9月始，该报副刊很注意保持“左翼”和右翼的力量平衡，而力求展示出一副不偏不倚的中立姿态。如表3所示，1936年12月6日该报副刊版发表有三篇文章，一篇是署名“胡风”的《耳朵》，一篇是署名“废名”的《女子故事》，还有一篇是署名李辉英的《黄白云传（续）》，俨然一派兼容“左”“中”“右”三足鼎立的公平公正公开的办报风格。当然，下文将详述，这其实只是该报幕后的国民党“CC”系势力为掩盖其对国民党其他派系以及共产党的打压的恶劣行径而刻意展示出的中立假象。

三、作伪的动机：《大沪晚报》幕后的特务活动

《海上将有〈大沪晚报〉出现》

自古以来，文人作伪皆有缘由。或为崇古，著文作诗托名古人，以谋流传后世；或为牟利，托名造伪以谋钱财；也有为博取声名的，或知耻而伪托他名的，甚至有造伪而嫁祸于人的……种种原因，不一而足。但《大沪晚报》上如此大批量作伪的动机，显然既非崇古，也不是牟利。如为牟利，托名当时的畅销书作者张资平、张恨水等人岂不是更有利可图？考虑到当时上海极为复杂的政治和文化背景，这种大批量的作伪可能更多的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

表面来看，《大沪晚报》是一家意大利人投资的民办报纸，所属公司全称为义商华文上海大沪晚报股份有限公司（西名“Corriere della Sera”di Shanghai）。该公司1936年2月20日在《申报》发布通告[29]称，《大沪晚报》已于1936年2月18日经意大利驻沪领事公署核准设立，董事长为Ｌevi-Schiff di Suvero男爵，刘达义为副董事长兼社长，董事有Dr.G.Costantini[30]和李恩弨等，M.M.Rocchi为发行人。但该通告发布过后数月，筹备事务进展极为缓慢，以至于有诸如“大沪晚报难产，筹备人外行”[31]的消息见报。接着，原社长刘达义于5月1日在《申报》发布启事云：“鄙人以体衰事繁无暇兼任社长暨副董事长职，业已辞去，嗣后对于该报完全无关……”[32]再到5月7日创刊号发行时，社长已变更为李恩弨。

李恩弨是国民党“中统”特务[33]，《大沪晚报》实际上是国民党“中统”[34]势力与意大利商人相勾结而创办的报纸。当然，这里说“中统”并不准确，“中统”是1938年后才有的组织，准确地说，该报是由“中统”前身“中央俱乐部”勾结意大利人而创办的一份“党报”。“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由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于1927年创办，简称“CC”。[35]“CC”系势力遍及全国，渗透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主要势力范围在文化教育领域，尤为擅长把控舆论和宣传工具，先后创办有“《京报》《时事日报》《晨报》《大沪晚报》《大同日报》《民治日报》”[36]等。其中上海的《晨报》作为“CC”系的机关报，它的国民党派系背景是众所周知的，而《大沪晚报》与“CC”系的隐秘关系则鲜为人知。

在谈《大沪晚报》与“CC”系的隐秘关系之前，有必要先对“CC”系在上海的秘密组织干社做简要说明。干社成立于1933年夏，遵照蒋介石号召的“苦干、实干、硬干”的含义命名，信奉法西斯主义，奉行“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最高信条”，在组织上以德国法西斯党为模式，采用绝对秘密和隐蔽手段，对社员实行单线、纵向的联系。最初由吴醒亚、潘公展任正、副社长，后改由陈立夫任社长，吴醒亚任书记长。社长下设干事会，代名“甘世威”。干事会下设新闻、出版、教育、宣传、戏剧、电影等组，各组有正、副主任各一人，组员若干人，各组设秘书一人。干事会的干事长丁默邨，是与戴笠、徐恩曾齐名的特务头子。陶百川为副干事长。干社设有文书组、事务组和情报组，文书组的主任干事是黄敬斋，事务组的主任干事是陈氏兄弟的嫡堂弟陈宝骅，情报组的主任干事是李士群。社址设在上海的公共租界汉口路绸业银行大楼三楼，牌号名曰“晨报新闻资料编辑部”。

干社下属的报刊除《晨报》外，还有《社会新闻周刊》《社会主义月刊》《外论编译》《大沪晚报》。晨报社的社长即由干社的副社长潘公展担任，总主笔为副干事长陶百川。社会新闻周刊社的社长是干事长丁默邨。外论编译社的社长方焕如、社会主义月刊社社长兼主编周毓英，都是“CC”系骨干。这些报刊虽在内容上各有所侧重，但显著的共同点是，都大肆吹捧希特勒和蒋介石，主张中国只有实行法西斯主义——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建立独裁政治才有出路，明目张胆地为蒋介石的独裁政治鼓与吹。此外，干社直属的团体还有上海工人运动促进会（代名“力社”）、上海妇女协进会（代名“进社”）、上海大学生联谊会（代名“青社”）等组织。为方便理解，将干社大致的组织机构与人事关系图示如下。

国民党“CC”系秘密组织干社的机构与人事关系

要解析“CC”系为何勾结意大利人在上海创办《大沪晚报》的缘由，还要先介绍一下上海《晨报》的终刊始末。《晨报》创刊于1932年4月7日，于1936年1月20日终刊。1936年1月21日，正值中国农历的1935年腊月二十七日，两天后的29日即是除夕。《晨报》原本是按惯例在农历大年假期休刊六天，待正月初四再继续出版。但万没想到，休刊竟变成了终刊。导致《晨报》终刊的原因是，《晨报》刊发了一系列揭露孔宋集团黑幕的报道和文章。特别是19日刊发了陈氏兄弟授意、王新命执笔、潘公展修改审定的一篇题为《树立政府之信用——严禁官吏之投机》[37]的评论，严厉抨击孔宋集团“以国家财政及国民经济供私人营利牺牲”的“倒行逆施”之举，[38]孔祥熙看到这篇评论后暴跳如雷，当即向蒋介石表示，“如果不勒令《晨报》停刊（等于给CC系一次沉重的打击），他的财政部长决定不干”[39]。当日下午，潘公展即接到蒋介石急召进京的电报，之后《晨报》和《新夜报》（《晨报》晚刊）都被勒令停刊。潘公展后将《晨报》改名《诚报》、《新夜报》改名《星夜报》继续出版，但这番“改头换面”“阳奉阴违”的操作没能逃过孔宋集团的眼睛，《星夜报》仅出了两天、《诚报》只出了一天，就被迫停刊，这大概是“旧中国报业中寿命最短的一对姊妹报”[40]。

《晨报》被迫停刊，“CC”系当然心有不甘。如何避过孔宋集团的耳目，重新创办一份表面与党派无关而实则由自己人掌控的报纸，则成了“CC”系当时在上海的紧急任务之一。大概是在上海出版发行尤为成功的《大美晚报》给了他们一点启示。《大美晚报》原为英文晚报，读者有限，影响不大，但在1933年1月16日增出中文版后，因奉行“不作任何个人之工具，不为一党一系而宣传”[41]的办报原则，且由于其与美领事馆的关系，可不受国民党官方的检查，大量公开报道抗日消息和各种言论，销量迅速上升。对此时受各派夹击的“CC”系来说，如能仿效《大美晚报》，创办一份由外商投资、挂靠外国领事馆的华文报纸当然是最好不过的出路。而又因为“CC”系所奉行的法西斯主义，与意大利领事馆一拍即合，于是一份表面上由意大利人投资、在意领署注册的《大沪晚报》就此诞生。当时上海的报纸有消息云：“闻该报之姿态，将与现在之大美晚报相似。过去大美晚报因与美领馆之关系，得不受检查。一部分特殊性质之新闻，他种报纸所不能登报者，该报恒直刊不讳。故在华界方面发行虽有问题，而在租界方面，则销数颇畅，为现有夜报中之别树一帜者。将来大沪晚报，或亦将利用不受检查为发展之地步，并拟与大美晚报相对抗。现正在积极筹备中，出版之期，当不远也。”[42]这或可看作“CC”系为何勾结意大利人办报的一个注脚。

《大沪晚报之改组》

“CC”系创办《大沪晚报》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表面上的董事长、社长、发行人都与“CC”系无关。直到创刊号即将出版之际，原社长刘达义大约不愿参与国民党内部的党派斗争，而以“体衰事繁”为由辞去社长兼副董事长的职务，“CC”系才不得不派李恩弨接任。不过，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在《大沪晚报》出版之前，上海也曾有报纸传出消息称“大沪晚报之改组”，“编辑部主任则由前晨报总编辑何西亚君担任”。[43]虽然何西亚是民主人士，但他与《晨报》的关系恐也让人多有猜想。据我所查，把控《大沪晚报》的“CC”系人员除社长李恩弨外，还有要闻和本埠版主编张修明[44]、驻京记者郑蕴侠[45]和副刊主编黄敬斋[46]。其中郑蕴侠和黄敬斋在多年之后都对他们曾经的特务经历做过详细回忆，两人在谈及干社和《大沪晚报》时内容基本一致[47]，是可信的。

《大沪晚报》副刊版的主编黄敬斋，原为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本部光明出版部的总干事兼《时代青年》周刊主编，在“CC”系抢占中国公学后，兼任中国公学总务处庶务科长兼图书馆主任。后被吴醒亚看中，发展其加入干社[48]，表面上是上海市社会局总务科编纂股主任，实际上全力担任干社文书组主任干事之职。黄敬斋在干社很受重用，据其本人回忆，他与干事长丁默邨同室同桌工作，“丁看到黄每日均超时工作，勤勤恳恳，不懈不怠，从刻钢版到起草文稿，什么都亲自动手，十分称心满意”[49]，丁默邨不仅提升了他的工资津贴，且邀其与自己以及情报组的李士群、唐惠民同桌同餐，膳费由社支付。以黄敬斋“从刻钢版到起草文稿”都亲自动手的工作状态来看，《大沪晚报》副刊版的伪文很有可能是他亲自操刀造假的。当然，他一个人写不了那么多的文章，他身边应该还有一些投靠了“CC”系的特务文人一起帮忙起草。

郑蕴侠《一位中统特工的回忆》之封面

从表1所列伪文的刊载日期来看，主要集中在1936年9月至12月，9月之前很少见，可能是因为作伪也需要时间。不得不说，《大沪晚报》上一些由“CC”系的特务造假造得几可乱真的文章，也显示出他们训练有素的“职业操守”和“敬业精神”。有资料表明，陈立夫对特务要求很高，不仅要他们“学习马列著作”，“讨论共产党的内部建设”，要“钻研‘联共党史’”，甚至还要搞“伪装革命、伪装中间”的演习。[50]而《大沪晚报》副刊主编黄敬斋，作为一名高级特务，自是掌握了不少“本领”。潘公展主持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时主编的一套《抗战小丛书》，其中有一册《抗战与间谍》[51]即是黄敬斋所著。深谙间谍之道的黄敬斋在托名左翼人士写文章之前，也一定会认真钻研所托之人的作品，以揣摩、仿造所托之人的风格和语气。这大概也是冒名萧红、萧军的文章数十年后还能骗过一些萧红、萧军研究专家的眼睛的缘故吧。

可以说，《大沪晚报》是作为机关报的《晨报》被迫停刊后，“CC”系为继续在上海秘密操控新闻舆论导向而想方设法所炮制的“平替”。之所以说“平替”[52]，是因为《晨报》在当时是除《申报》《新闻报》外，具有完整印报设备和强大编辑阵容的一张大型日报，而《大沪晚报》只是一张对开的四版小报，草草搭台，连印报机都没有，只能委托其他报社代印，但《大沪晚报》也有着像《晨报》一样的造假功能和政治目的。他们的惯用伎俩是，一面以伪装左翼、谎称革命、假装中间的手段蒙骗民众的信任，一面“为独裁者张目、为CC系发言”[53]，打压共产党和左翼文艺力量。

黄敬斋《抗战与间谍》版权页

如《晨报》在创刊之初，为骗取左翼人士的稿件和民众的信任，提升销量，增辟文艺副刊《晨曦》，请田汉（笔名陈瑜）主编，增辟副刊《每日电影》，名义上是“中国电影研究会”主编，实际由干社电影组秘书姚苏凤[54]把控。潘公展授意姚苏凤通过洪深的关系与夏衍、阿英、郑伯奇等左翼作家取得密切联系[55]，不到半年时间就在《每日电影》掀起了新兴电影理论和批评的高潮，赢得了电影从业人员和广大电影爱好者的一致好评。但晨报社只是利用左翼言论来蒙骗大众、提升销量，而不能容忍该报版面真正成为左翼文艺的宣传阵地，所以过河拆桥便是必然的结果：田汉主编《晨曦》不过三四个月，即改由王新命主编；《每日电影》也在一年多后撕下了红色面具，由穆时英、刘呐鸥等入主幕后，展开了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的大战。

在伪装左翼、谎称革命、假装中间的手段上，《大沪晚报》比《晨报》更为恶劣，《晨报》所载左翼人士的文章大多是真作，而《大沪晚报》上发表的却是彻头彻尾的伪文。“CC”系特务冒用左翼文人的名义发表造假文章，将鼓吹独裁统治和有利于“CC”系势力的言论伪装成左翼观点而传布于世，不仅混淆视听，扰乱了公众对真伪信息的辨别能力，也是对左翼思想的曲解和污名化，使得社会大众对左翼文人及其主张产生误解和排斥，从而削弱左翼人士在文化领域的影响力。如冒名鲁迅的《强硬的拳头》一文写道：“德国自从希特勒秉政以来，一对强硬的拳头，时刻描准世界”，“希特勒的政策，在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一点，却是我们所可效法的；我们也应当在今日不安的世界纷扰的局面下——挥起强硬的拳头来！”[56]将对希特勒强权政策的歌颂和推崇伪装成鲁迅的观点而加以传播，既是对民众的欺骗，也是对鲁迅思想的抹黑。

余论：警惕特务文艺在后世的恶劣影响

就《大沪晚报》副刊版的特务文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绝大多数伪文没有被收入作家文集而传布后世，唯有冒名萧红的三篇文章先后被收入多版本《萧红全集》，已被众多学者和读者所接受，尤其是《女子装饰的心理》一文，还被选入多种萧红散文集而流传甚广，影响很坏。据查，最初是1991年5月由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上下两册《萧红全集》收录了小说《亚丽》和散文《女子装饰的心理》，但不知为何没有收录《长白山的血迹？》，附录中铁峰的《萧红年谱》提到了《亚丽》和《女子装饰的心理》，也未提到《长白山的血迹？》。2010年5月，由章海宁主编、江苏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萧红全集》，将《长白山的血迹》作为新发现的佚文收入，但删去了文章标题中的问号。2011年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萧红全集》也收录了这三篇文章。之后一些萧红文集、萧红传和萧红年表也都将这三篇文章视为萧红所作。很多编者将《长白山的血迹？》和《女子装饰的心理》编入萧红散文集《商市街》，但其实萧红的散文集《商市街》初版于1936年8月，而这两篇文章分别发表于10月和11月，并不在《商市街》之内。

对于《萧红全集》收录《大沪晚报》上署名“萧红”的三篇文章，也曾有学者提出过质疑。如杨新宇曾推测说：“虽然尚没有百分百的证据证明萧红这三篇作品是冒名伪作，但很明显，它们是真正萧红作品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57]袁培力在《萧红作品编年》中记载这三篇文章时，也附注按语：“疑为托名萧红的伪作。”[58]遗憾的是，两位学者都没有就此展开证伪的论述，他们的质疑也未引起学界的重视。

奇怪的是，《大沪晚报》副刊版发表了署名“萧军”的文章五篇，署名“田军”的文章十篇，不知为何《萧军全集》只收录了署名“田军”的《〈誓言〉及其作者》和《逃》两篇——当然也幸好是只收录了两篇伪文，且这两篇伪文也没有太多读者关注，影响不大。此外，徐塞的《萧军著作年表》[59]中提到了署名“萧军”的《苏联的一张空战演习片》《欺骗恫吓》《小亡国奴》《读〈雷雨〉记》《人与人》及署名“田军”的《〈誓言〉及其作者》和《逃》共计七篇文章，所幸也不曾引起关注。希望《萧红全集》《萧军全集》再版时能剔除所收《大沪晚报》上的五篇伪文。

限于篇幅，本文谈论的对象主要是《大沪晚报》副刊，但就1930年代的特务文艺而言，发行仅一年多时间的《大沪晚报》所呈现的伪左翼与假中间现象，不过是冰山一角，更多的尚未浮出水面。特务在特殊时期承担的特殊任务，已永远地成为历史，但他们当年所编的报纸、所写的文章却永久地留存于世了。如后人不加辨析，只见白纸黑字的“事实”就照单全收，则将贻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