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伦，1929丨百年前的一场屠杀

1917年，英军挺进耶路撒冷并实际控制巴勒斯坦。英国人大笔一挥，同时向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许诺：他们可以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家。这片应许之地变成了两项承诺的标的物。尽管英国人“签收”了“一个完整的巴勒斯坦”，但在殖民政府进驻之前，巴勒斯坦实际上就已经被分成了两半。

摘选自:《一个完整的巴勒斯坦——英国委任统治下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

[以]汤姆·塞格夫 著    丁辰熹 译

1929 年 8 月 23 日星期五清晨，数千名阿拉伯村民开始从周围的村庄涌入耶路撒冷。他们是来圣殿山礼拜的。许多人身上还带着棍棒和刀具，城市里充满了紧张和暴力的氛围。身为代理高级专员的哈利·卢克请求英国政府从安曼派来增援。上午 9 点半，犹太商人开始关店。大约一小时一刻钟后，穆夫提向耶路撒冷警察部队的指挥官承诺，礼拜者之所以携带棍棒和刀具，只是因为担心犹太人会试图向他们挑衅。一名穆斯林教士发表了一番宣扬民族主义的演讲，他呼吁穆斯林信众与犹太人战斗到最后一滴血。这时，穆夫提侯赛尼站出来了，他敦促穆斯林社群保持和平。

上午 11 点左右，圣殿山上传来了二三十声枪响，其目的显然是为了煽动群众。几百名礼拜者穿过市场的小巷，开始攻击犹太行人。卢克的秘书埃德温·塞缪尔正在他的办公室里，离纳布卢斯门不远。暴徒的声音模糊不清，似乎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塞缪尔起初以为自己听到的是一群蜜蜂的嗡嗡声。他的窗户下面聚集了一群人。卢克很快拨通了穆夫提的电话，要求他控制住手下的人。穆夫提前来劝说暴徒，但卢克对此的感觉却是，这位宗教领袖的到来并没能使人们平静下来，而且似乎还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后来，穆夫提解释说，当他到达时，人群中已经出现了被犹太人打伤的阿拉伯人，在这种情况下，再想维持住和平就非常困难了。埃德温·塞缪尔还记得暴徒的匕首在正午的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样子。

暴力迅速蔓延到了圣城中的大部分地区，甚至连郊区都受到了影响。塔勒皮奥特的居民什姆埃尔·约瑟夫·阿格农（Shmuel Yosef Agnon）写道：“房子两边都能听到枪声。”在所有的噪声中，他分辨出了一个声音：“哈瓦贾（hawajah）”，即阿拉伯语“先生”的意思，他这才意识到，阿拉伯人已经离他很近了。他后来回忆说：“枪声越来越大。我揉了揉耳朵，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出现了问题。突然，我惊恐地意识到，塔勒皮奥特只剩下我们自己了，没有人来保护我们……对于阿拉伯人的枪声，英国人那边没有做出任何回应。英国人欺骗了我们。”

然而，警方根本无能为力。整个巴勒斯坦只有 1500 名警察，其中阿拉伯人占绝大多数，另有少量的犹太人和约 175 名英国军官。就在不久前，英国政府刚就巴勒斯坦的总体形势进行了评估，他们认为局势十分平静，因此觉得没有必要再增加警察的人数。事实上，就像钱塞勒的一位助手后来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国家此前的和平状态主要仰仗于普卢默勋爵个人的人格魅力。警察部队中的阿拉伯人还有另外一个不愿行动的理由：他们害怕杀死暴动的阿拉伯人，然后成为受害者家属报复的对象。在等待增援的同时，许多行政官员被要求加入警察部队，尽管他们并没有受过这方面训练。这些行政官员中的犹太人被召集了起来，但随后又被送回了各自的办公室。在增援部队尚未赶来之前，卢克让人切断了城里的电话线，并宣布宵禁。

在耶明摩西（Yemin Moshe）街区，一些犹太居民用枪进行了还击。尽管如此，耶路撒冷大多数的犹太人都是没有自卫能力的。虽然犹太人在雅法暴乱之后成立了哈加纳防卫组织，但它仍只是一个由各地方分支拼凑而成的松散联盟，不是每一个分支都会服从中央的命令。因此，该组织没有真正的行动能力。在耶路撒冷的雷哈维亚（Rehavia）街区，哈加纳（Haganah）的成员们来到了本-茨维（Ben-Zvi）家的后院里。总检察长的妹妹玛格丽·本特威奇（Margery Bentwich）就住在不远处，她描述了几个哈加纳的年轻人在附近街道上游行的场景。他们手里拿着棍子，看起来就像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群暴民。当暴力事件爆发时，伊扎克·本-茨维要求给犹太人分发武器，但被拒绝了。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又重提了这一要求，但却再次遭到拒绝。

英国征服巴勒斯坦后，希伯伦也出现了紧张局势

当时，希伯伦大约有 2 万居民，大部分是阿拉伯穆斯林，另有几百名犹太人。按犹太事务局的说法，当地共有 800名犹太居民，卡弗拉塔则认为只有 600 人。雷蒙德·卡弗拉塔（Raymond Cafferata）警司还走访过该市的犹太人团体。通过与他们的交谈，他了解到，这些犹太人世世代代都生活在希伯伦，他们和阿拉伯邻居们都很熟，并将其中许多人视为朋友。事实上，赛法迪社群已经在希伯伦生活了八百年，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当地或许也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其中的一些犹太人在斯洛博德卡犹太学校（Slobodka Yeshiva）工作或学习；其他人要么从事贸易或手工业，要么经营奶制品，还有的人以放债为生。犹太复国主义英巴银行在该市设有分行。有几十名犹太人住在希伯伦城的中心地带。他们所居住的区域与城里的其他区域隔离开来，里面还有几座犹太会堂。但大多数犹太人都住在郊区，其住所分布在通往贝尔谢巴和耶路撒冷的道路两旁。他们租用阿拉伯人的房屋，其中一些房屋是专门为了租给犹太人而建造的。他们支付的租金是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房东和房客之间的关系从整体上来说也很好。

1925年，雷蒙德·卡弗拉塔在希伯伦

卡弗拉塔曾说：“我既不反犹，也不反阿，我只是亲英国人而已。”

英国征服巴勒斯坦后，随着犹太移民的增加、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推进，以及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希伯伦也出现了紧张局势。阿拉伯人每天都在骚扰犹太人，在大街上咒骂他们，甚至有时还对他们进行恐吓和殴打。从表面上看，这些事件大多是小事，比如说男孩向犹太人的房屋投掷石块然后打碎了窗户，或者几个阿拉伯青年在亚伯拉罕的墓地—— 麦比拉洞（Makhpela）影响犹太人的礼拜。但从 1923 年开始，当地的犹太委员会认为这些是政治性事件，并将其归咎于“穆斯林—基督徒协会”。犹太人声称该协会在散播仇恨。他们指责该协会教阿拉伯人唱一些针对犹太人的歌曲，并煽动他们反对他们的邻居。犹太人曾多次抱怨希伯伦警察未向他们提供充分保护。

如果警察保护不了屋外的犹太人，他们也保护不了屋内的犹太人

1929 年 8 月 24 日 星 期 六， 早 上 7 点 左 右， 住 在 希 伯 伦 的 埃 利 泽· 丹（Eliezer Dan）一家就要开始举行安息日的晨祷仪式了。丹是拉比斯洛尼姆的儿子。前一天晚上，几十名不敢待在自己家里的犹太人跑到他的家里来过夜。在参加晨祷的礼拜者中，有一位来自波兰的游客。这位游客名叫 Y. L. 格罗津斯基（Y. L. Grodzinsky），他在上一个星期四刚到希伯伦。礼拜刚刚开始时，格罗津斯基看到窗外有几辆挤满阿拉伯人的汽车向耶路撒冷的方向驶去，车上的阿拉伯人拿着棍棒、刀剑和匕首。当车辆经过丹家的房子时，阿拉伯人突然看见了屋内的犹太人，他们用手指横着划过自己的喉咙，以示屠杀。

与此同时，周围村庄的大量阿拉伯人开始涌入耶路撒冷。在丹家，众人发生了争执。尽管格罗津斯基只是个游客，但他对警察要求所有人留在室内的命令感到愤怒。他说，如果警察保护不了屋外的犹太人，他们也保护不了屋内的犹太人，他提议让所有人立即去卡弗拉塔家。于是，其中的一些人便出去找警察局长，但他们在路上遭到了一阵石头雨。其中一个犹太人声称，当他们到达卡弗拉塔家时，他把他们送走了。他再三向他们重复，他们不能离开自己的家。卡弗拉塔本人否认那天早上见过他们，格罗津斯基支持他的说法：那些人只走了一半便回到了丹的家里。

在丹家，屋里的犹太人还在礼拜，格罗津斯基注意到一群袭击者正在接近。他说：“阿拉伯人来了。”礼拜者们停止了礼拜。“我们跑去加固大门，像疯子一样在屋里跑来跑去，”格罗津斯基回忆道。

妇女的尖叫声和婴儿的啼哭声充满了整个屋子。我和另外 10 个人在门前堆放了箱子和桌子，但闯入者用斧头砍破了大门，并准备强行闯入。于是我们离开大门，一间屋子一间屋子地乱窜，但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会被石块的洪流击中。情况非常可怕。我无法形容当时的哭嚎和尖叫声。
在某个房间里，我的母亲站在窗边大声呼救。我向外望去，看到一群狂热的阿拉伯暴徒一边笑着一边往屋里扔石头。我怕母亲被砸到，于是我抓住她，把她推到角落里的一个书柜后面，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如何做到的。我把一个年轻妇女、一个 12 岁的男孩和一个犹太学校的学生也藏在了那里。最后我自己也走到了书柜后面。

我们叠坐在一起，感到窒息。我们听到了阿拉伯人闯入房间时的歌声，也听到了人们被殴打时的叫喊声和呻吟声。大约过了十分钟，屋里除了一些闷闷的呻吟声外，变得静悄悄的。紧接着传来了明亮的枪响，显然是警察们干的。

在屋外，卡弗拉塔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大群暴徒，他们正在攻击犹太人的住宅。他命令手下直接向暴徒开枪，之后自己也开始开枪。有一个人被击中，但卡弗拉塔并没有停，因为他还没看到有人倒下。之后又有两三个阿拉伯人被击中，人群便开始散开。卡弗拉塔飞快地跑到“犹太街”，他此前已往那里派了一些人手，以阻止暴乱者。尽管有警察在场，但暴徒们依然情绪高涨。按照报告里的说法，卡弗拉塔又一次开了枪，并打倒了两个阿拉伯人。人们沿着市场逃跑，并在逃跑过程中洗劫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商店。

一间房子里传来尖叫声，卡弗拉塔进了屋。他后来描述了当时所看到的场景：“一个阿拉伯人正试图用刀割下一个孩子的脑袋。他之前已经砍中了他，现在正准备再砍一刀。然而，当他看到我后，他便把刀口对准了我，但他没砍中我；他几乎逼到了我的枪口上。我开枪射中了他的腹股沟。在他身后的是一个倒在血泊中且已经窒息了的犹太妇女，在她身边还有一个男人，我认出了这个男人，他叫伊萨—谢里夫，是个来自雅法的警察……他手里拿着一柄匕首，站在那个女人身上。他看到了我，于是冲进了另一个房间，他用阿拉伯语喊道：‘警官大人，我是警察’。我冲进那个房间，朝他开了一枪。”

格罗津斯基回忆说：

我勉强才从藏身处爬了出来。书柜旁堆满了尸体，因此很难搬动它。看到死人和伤员，我的眼前一片漆黑。我惊恐万分，浑身发抖。我找不到地方下脚。在血海中，我看到了埃利泽·丹（Eliezer Dan）和他的妻子，我的朋友杜布尼科夫（Dubnikov），一位来自特拉维夫的教师，还有许多其他人……几乎所有的人头上都有刀伤和斧伤。有些人的肋骨被打断。有几具尸体被砍伤，内脏流了出来。我无法形容垂死者的眼神。到处都是同样的场景。在一个房间里，我认出了我哥哥的妻子，她半裸着身子躺在那里，奄奄一息。整栋房子被洗劫一空，里面全是羽毛，墙上有血迹……

我走近窗户，看到了警察。我让他们派医生来。就在这时，一些阿拉伯人刚好经过，他们用担架抬着一个死人。看到我后，他们放下担架，举起拳头要打我。我回到了我的藏身之处。一会儿，我听到了人声，是站起来的伤员们发出的声音。此外，还有一些人躲在厕所后面的洗澡间里，他们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我所听到的声音也来自这些人。显然，阿拉伯人最远只走到了厕所，某个躲在厕所里的人被他们杀害了。

我在伤员中认出了我的哥哥。他头上有一道斧伤，额头上有一大块瘀伤，可能是被石头砸伤的。我往他身上泼水，他站了起来，但几个小时后因伤势过重而死亡。杜布尼科夫显然是死于窒息。他的妻子躺在他身边，也被人杀害。我再次走近窗口，请人喊医生过来，如果得到及时的医疗救助，很多人本可以获救。外面的一个警察用希伯来语回答我说—— 很快。大约一刻钟后，来了几辆车，它们把我们送到警察那里。我们开始照顾伤员。

13个月大的什洛莫·斯洛尼姆（Shlomo Slonim）在希伯伦大屠杀中幸存下来，但他的双亲惨遭杀害

超过三分之二的希伯伦犹太人在 28 个阿拉伯人的家中找到了避难所

在希伯伦对犹太人的杀戮并不是历史意义上的种族屠杀（pogrom）。与对东欧犹太人的攻击不同，希伯伦的暴动并不是由政府发起的，警察也没有袖手旁观。雷蒙德·卡弗拉塔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奈何希伯伦的警力实在太薄弱了，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30 年后，戴维·本-古里安写道：“在希伯伦这样的城市里，一个孤零零的英国军官能做些什么？”他这句话同样可以用于描绘英国对整个巴勒斯坦的统治。英国人能做的事情很少。

阿拉伯人对希伯伦犹太人的攻击是出于恐惧和仇恨。穆斯林认为犹太人打算侵犯伊斯兰教的圣地，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则想夺走他们的国家。按照美国领事馆的说法，阿拉伯人杀害犹太人也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因为犹太人是商人，也是放债人。阿拉伯人之所以仇视犹太人是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大多数犹太人来自欧洲或美洲。少数人攻击犹太人可能是出于某种杀人的欲望，不存在任何明确的原因。许多暴乱者不是希伯伦人，而是来自周围的村庄。

希伯伦的大部分犹太人都获救了，这是因为阿拉伯人把他们藏在了自己的家里。希伯伦的犹太社群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写道：“如果不是那些阿拉伯人，希伯伦恐怕连一个犹太人都不剩了。”犹太复国主义档案馆保存了被阿拉伯人拯救的希伯伦犹太人名单，其中一份名单上有 435 个名字。当时，超过三分之二的希伯伦犹太人在 28 个阿拉伯人的家中找到了避难所，其中一些家庭接纳了几十名犹太人。一位犹太人事后证实说：“有些阿拉伯人为了保护他们的邻居而受伤。”埃及医生阿布达勒·阿勒（Abdal Aal）收到了基希上校的一封感谢信，上校在信中感谢了他对希伯伦犹太人的援助。除了照顾伤员外，他还保护了一整个犹太家庭。

有些人之所以伸出援手，可能只是想获得回报。不过，大多数人只是基于人类共通的行为准则。就像多年前哈利勒·萨卡基尼向阿尔特·莱文敞开家门时一样，他们只是在奉行他们民族中的好客传统。不管怎么说，在犹太人的历史上，类似这种大规模的救援行动，很少能够见到。

在希伯伦事件后，什姆埃尔·约瑟夫·阿格农改变了自己对阿拉伯人的态度。“现在我的态度是这样的，”他写道，“我不恨他们，也不爱他们，我不希望看到他们的脸。依我的愚见，我们现在应该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由 50 万犹太人组成的大型犹太人聚居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便将——愿主不让此事发生——灭亡。”

8 月 31 日，高级专员钱塞勒返回巴勒斯坦。钱塞勒发表了一份声明，他在声明中谴责了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暴力。结果，他发现自己就像雷蒙德·卡弗拉塔一样，被夹在了阿犹两方的中间。阿拉伯人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于是钱塞勒又发表了一份声明，他在这份声明中用了更为委婉的语言。结果犹太人又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在访问完希伯伦后，钱塞勒给他的儿子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他表达不出笼罩在他心头的那种厌恶之情。他说：“在过去的几百年中，我不认为历史上还发生过许多比这更可怕的事情。”他想回家。“我对这个国家和与之有关的一切都感到厌倦和厌恶，我只想尽快离开这个国家，”钱塞勒写道。

高级专业约翰·钱塞勒

“一个令人厌恶的国家，”钱塞勒曾这样评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