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现代武术(武道)比较研究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法，现场考察访谈法，探讨中国武术与日本武道之同异。主要结论；中日两国都把武术作为传统文化加以保护发展，由于历史与观念的差异，日本人崇尚武道，尊敬理想化的武士，把武道作为教育的手段，作为完整人格形成之道推行，习武阶层较广；中国传统崇文轻武，以圣人贤士作为偶像，中国人注重表现武术内容的多样性和艺术性，重视武术的健身、怡情与竟赛，习武的群体集中在弱势群体中。

作者: 郑旭旭    袁镇澜

武术是中国传统的民族体育运动，被作为优秀的文化遗产继承发扬；武道则被日本人作为珍贵的文化加以重视。作为一种技术体系，武术与武道实质均是徒手或持械(冷兵器)的杀敌自卫的本领。但为什么武术(道)在两国产生的作用与影响明显不同呢?

日本文化属于儒教文化圈，日本从圣德太子(公元574~622)开始，直至明治维新之前，一直是有计划地以中国为师的，日本的文字思想、艺术，早期的法律、建筑等等均学自中国或得益于中国。《武士道)作者新渡户稻造(公元1862~1933)说，武士道精神来源于儒家的思想义、勇、仁、礼、诚、忠、名誉、克己等，都源于孔子，只是与名誉紧紧相连的“耻”与“忠”被赋予不同的含义。近代，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2次世界大战等，加速了武道在日本的发展，日本军国主义的国策与武士道精神的滥用，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中国人民深恶痛绝用武士道精神武装的侵略者。今天我们痛定思痛冷静地分析日本的武道与武士道精神，对我国武术运动的发展是有借鉴与启发意义的。

最后的武士原型为日本维新三杰之西乡隆盛，而武士信奉的“诚”来源于中国的王阳明思想

以“武”立世的日本人

日本是个以“武”立国的国度，德川时期(公元1603-1867)武士是文官也是武将。日本是从明治维新以后才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的，而明治维新的主力是下层武士，明治政府中的主要成员是觉醒的知识分子(以前大多是武士)。正如新渡户稻造所说，翻开现代日本的建设者佐久间象山、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的传记，还有伊藤博文、大限重信、坂垣退助等还活着的人物的回忆来看一看，那么，大概就会知道，他们的思想以及行动都是在武士道的刺激下进行的。

日本经济学家森岛通夫(1923~)认为：武士思想的庶民化则是明治维新取得成功的很重要因素。明治维新时期日本近代工业形成的历程中出身于下层的武士与武士的子女发挥了很大作用。正因有这一历史过程，武士在日本是被尊崇的。现在，作为武士阶层生存的社会环境已不复存在，但武士那种忠诚主君、不惜性命、爱惜名誉、不贪钱财的人生观，仍被认为是为政者不可或缺的素养。“知耻”“知勇”是武士为人处世的根本，他们把名誉看成比生命更重要，为了保存自己的名节，可以通过“剖腹自杀”来表明自己的忠诚，这是武士“耻”的道德规范。日本人认为：通过习“武”的途。可以达到武士道教育目的，如新渡户稻造在“武士的教育与训练”中说：武士道的教育中教授的课程主要是由击剑、箭术、柔术或柔道、马术、兵法、书法、伦理、文学以及历史等组成。武道教育被许多日本政界、教育界权威人士作为改造世风日下之良药，作为教育“因富裕而失去”认真”精神，失去’忍耐、勤奋””的日本青年人的有效途径。

中国唐代前民族文化极为尚武，但其代价是不断挑战中央权威，后世统治者痛定思痛，纷纷走上了重文抑武的道路……

中国在汉唐之前，在统治阶层中也曾经富有“尚武”精神，本世纪初，中国遭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孙中山先生提倡“尚武精神”；爱国将领冯玉祥在军中提倡实用武术；张之江先生身体力行，创立中央国术馆，提倡以武术强身强种，在学校、军队中推广武术运动。但作为民风，武勇在中国是不被提倡的。早在秦时，商鞅就有“故王者之政，使民怯于邑斗而勇于寇战”之说。庄子在“说剑”中褒扬是“匡诸侯，天下服”的“天子之剑”,而“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上斩颈领，下决肝肺”之“庶人剑”，被讥为无异于斗鸡。人体武勇不被提倡，此亦略见一班。

许多学者有这样的共识；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生活方式，造就了不同的国民性格。相对于游牧民族的骁勇强悍，富于开拓，以农耕蚕织为生存手段的中国人，则更乐于自给自足的安稳生活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那是典型的防御性的建筑，那是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维护和平的心理倾向象征。

中国历来是文治的国家，在儒学哲学思想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一直是正统的。孔子创立了有教无类的教育在教育内容中除强调德、智兼修，并在教学内容中列入军事体育的“射”“御”但到了后世，孔子的生动、活泼的一面被抹去了，善于驾车、射箭并”多能鄙事”的孔子淡去了，经历代统治者的重塑，孔子这位至圣先师的形象似乎只是学富五车、文质彬彬而已。

懦家的人才设计，就是一种尚文的体现，学儒必重文，自中唐科举发达以来，此风进一步滋长。到北宋达到极端，宋真宗的《劝学诗》流传了千余年，很有代表性：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满族入主中原，是以“八旗”将士的骁勇善战为基础的，但坐定江山则重蹈“重文轻武”之辙。正如《晚清七十年》一书中所说：清廷这一重文轻武的政策，走火入魔的结果，不但汉族再无藩镇专兵，连那些原有高度尚武精神的满蒙武夫，亦渐染汉习以不文为耻。文人将兵既成制度，则大清帝国，尤其是汉族之中便没个真正的职业军人作统帅或封疆大吏。以致鸦片战争一起，领军去和英夷开打的不是职业军人，而是翰林学士林则徐。

清末一度拯救清廷的汉人将帅几乎均为文人科举出身，靠自学兵法军事走上了从军之路，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这种情况在明末也完全一致。

武士”在日本仍是被崇敬的偶像

在迎接千禧年来临时，日本权威出版社之一讲谈社，组织了一次以“我所真爱的日本人”为题的民意调查，要求在纠贯3000年的历史人物中选出30人，作为对日本人的思想观念有深刻影响的人物。这次调查涉及老少妇孺，其结果，剑客宫本武藏(1584~1645)榜上有名，与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著名政治家田中角荣等并列被收入《日本之心》一书中。宫本武藏自幼从父习武，从13岁到29岁，手持双剑，遍游各地与武术名人斗技、斗智、斗勇，出生入死60余次，保持全胜。50岁悟出“兵法”，著有《五轮书》一部，专论剑术的技法与心法。在中国，这种既无安邦定国之功劳，又无造福一方之业绩的武士，仅是一“侠客”而已，而在日本则成为各层民众所喜爱的人，由此可见武士在现代日本民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武士道)作者新渡户稻造说自己少年时，常被武士故事所振奋；…..商店的掌柜和伙计们做完一天的工作，关上商店的雨窗，便坐在一起讲说织田信长和丰田秀吉的故事，直到深夜，把他们从柜台的辛苦转移到战场的功名上。”日本民谚有花中之最是樱花，人中之杰是武士之说，可见武士一直是日本民族的崇高偶像。

“圣人”与“文士”在中国被推崇

在中国人传统的心理中，纠纠武夫是不若谦谦君子的。20世纪80年代受日本“硬汉”电影演员高仓健之影响，我国一些杂志曾讨论，青年女性在中国找不到男子汉的问题，阳刚、雄伟之男子的短缺，被青年女性所点破。今天，我国政府也提倡，向在奥运会上为国争光的体育健儿学习。但对于多数家长来说，有些偶像是只能赞赏而不能比肩的。与其让子女成为体育的冠军，不若让子女在学业上稳步进展。从观念的深层来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影响还是根深蒂固的。

今天，日本武道文化仍然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初中教育的必修课程

通过武道的锻炼可以实现武士教养的目标，是许多日本人的共识，作为武士象征的精工细作的日本刀，至今仍是日本一般民众喜好的装饰品。日本政府在大小城市中都建造专用武道馆，在学校教育中有区别于一般体育课的武道课。日本有学生、职员、警察、地域等等武道联盟，还有议员武道联塑，有半数以上的议员参加。前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是剑道六段，他当通藏省大臣时还时有参加剑道练习，曾率剑道团访问中国他认为自己的生活中不能缺少剑道。前首相佐廉荣作、海部俊树都是武道积极的倡导者。被誉为现代日本体育之父的嘉纳治五郎的讲道馆，原为私人开设的柔道练习场，日本军政界要员出自其门者不计其数。日本大学中教授参与武道练习者比比皆是。许多文学博士、理学教授，作为日本武道学会的理事参与武道理论研究。

日本上流社会崇尚武道，普通民众更加踊跃参加。1995年暑期笔者在日本新泻具上越市参加该市暑期剑道合练，习练者中，有70余岁的老人，有不足10岁的小学生，有大学教授也政府公务员公司职员和大学生。人口不足13万的小城市，一剑道团体合练的规模之大和参与者层面之广，实令人感慨良多。

不以实战为目的的武术套路

我国地域辽阔，在一些地区，如河北、山东的某些城乡武风盛行。在不同的时期，习武的人数亦有所不同。80年代初，文革刚结束，电影《少林寺》，在民众面前展示了五彩缤纷的武术世界，青少年习武者骤增。据不完全统计，习武者达7000余万，但在群众所选择的业余体育活动各项目中，武术排序为第11位。从总体看，我国从事武术运动的人有两大业余群体和一小专业群体，一大群体是少年儿童，以练习经整理后的长拳类运动为主：第2大群体是老年人，以练习轻松缓慢的太极拳为主；另一小群体，是各省市专业队，现役者不超出1000人，但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在4年一度的全国运动会上争金夺银。一般青壮年，特别是学者与公务员中，习武者相对是较少的。80年代后期，分管体育文化教育的中央领导人，曾大力提倡把中华武术列入中小学课堂中，上海的育才中学，曾把“男拳女舞”作为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但从大面积的推广来说是远远不足的。

精神修练

现代日本的武道也重视研究武技的原理，但日本武道首要的是精神，文学博士今村嘉雄主编的日本武道大系)指出：武道的基础为士道，武道与神道、禅宗、懦学、兵法、礼法、是密不可分的。嘉纳治五郎说柔道分为三等：上等为把柔道的胜负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之中，中等为通过练习达到精神修养的目的，能够自如地调整自己的身心：下等为反复练习攻击和防御技术。日本武道的练习，首先是预备势，追求精神专注的意境：以宗教的虔诚，必死之信念，提倡平常心、集中力。其次，练习以双人对抗为主，在激烈的相互搏斗中，严守礼节，尊重对手，重视对手，保持自信。日本武道重视练习场的简洁与肃穆，在严寒和酷暑中练习，既是提高技艺，更是精神的磨炼。笔者曾在日本体验过近一年剑道练习，感受颇深：首先被要求的是严格的礼仪，进出道场的礼仪，穿戴护具的举止，赤足行走的章法；先生指导时，对练前，对抗中，对抗完了，练习结束时、解散后与对抗过的先辈行礼等等，都有节度；教学过程中对习练者的站立、跪、坐，持剑开势等力求中正；双人对劈时，不以巧妙躲闪击中对方为高明，而是要养成一种不绕不拐、迎面直击的气质。“前进!前进!”是教师指导过程中最为惯常的用语。英国人Trevor Pryce Leggett(柔道七段)写《绅士道与武士道》一书，他以亲身体验，认为日本武道高妙之处在于精神。柔道创始人嘉纳治五郎先生幽雅、镇定的风韵、处惊不乱、泰然自若的气度，使他从内心肃然起敬。

日本武道协议会1987年公布的《武道宪章)中指出，武道的目的是以武道磨炼人格，育成有为人才；武道稽古(练习)之时必须始终遵守礼法，不能只偏技术，必须心体技一体修练武道比赛之时，要竭诚尽善尽美地表现和发挥平素磨炼的武道精神，不以胜负为喜忧，坚持日常之节度。

中国武术重健身和演练形式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而不猛”和“泰山崩于前而不惊”之武人特有的风度，在我国武术界亦早有提倡，但操作程序上尚不成体系。中国民众对武术的认识武术的师资总体水平，也不足于起到培养人格的作用。在我国民众的心里，武术更多是被作为一种实用的技艺，作为锻炼身体、自卫防身调节性情：作为民族文化，推向世界，以展示中国人“自强不息”精神和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50年代初期到60年代中期，新中国武术运动是以推广长拳与太极拳为主要方向的经整理的长拳运动，以“高、难、新、美”为方针，艺术地表现武术的踢打摔、拿、击、刺的内涵，赢得青少年的喜爱。迎访出访表演屡获赞誉，而作为健身、养生的、圆活轻松、柔和缓慢的太极拳运动，则深得广大中老年人欢迎，太极拳已成为中华民族对世界健康的一大贡献，在欧美、日本等国家地区受到广泛欢迎。

改革开放以后，“散打”作为中国武术的另一主要形式登上竞技台。散打选手与美国职业拳击手对抗、与泰国拳手、欧洲自由搏击选手的对抗，显示出中国武术的实力。然而该项目一开始，就是运动竞赛，过多的功利使之过早走向职业化和商业化。现在武术的套路与散打都是全国运动会和亚洲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但竞赛队伍的专业化使武术的套路竞赛与散打竞赛分离，武术“打练一体”内涵的完整性被分离了。竞赛武术渐渐成为阳春白雪，和者盖寡了。

结论与建议

日本经历武士掌权时代，武士为社会之上层的地位被认可，在明治维新时期，武士阶层曾发挥过积极作用，又有受军国主义的影响，所以日本社会崇尚武道，尊重武士。中国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都是依靠武力的，但政权一稳，“重文轻武”又占主导地位。武学不列入后世懦学的教学内容的范畴之中，“武技”更不被重视。武术在中国民间有广泛的基础，但武术作为有效的教育手段，尚没有被充分注意。

日本武道强调精神修练，讲究“心、技、体”一致，以培养人格精神作为特征，强调通过武道教育、培养“忠诚报恩、知耻尚勇”的精神。中国武术作为体育运动项目之一，重健身重怡情、重竞赛；重展示武术丰富多采有内容，在武术的艺术表现方面有较大发展。

日本武道作为人格修养的作用被认同，习武作为高尚的行为，习武层广泛。尤其是上层社会，尚武者大有人在。中国武术的习练者，大部分集中在老少群体。青壮年人习武者较少。上层社会中练习武术者更少。

中国武术在注重健身竞赛的同时，应该发挥武术培养勇武气质方面的作用，勇敢、果断又有节制的阳刚之气质，对青壮年人来说，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须的。

中国武术需要在表现形式、组织形式方面加以开发、改造使武术内容向徒手格斗方面偏重，在保证练习者安全的前提下直接进入格斗练习，掌握格斗技能，此深层意义是培养尚武精神，让更多的大学生、青壮年人喜爱武术。

中国武术可以保持现有的表演形式的套路和老年健身的太极拳形式，建立以重技击、重精神的武术为主体，以健身、艺术表演为辅助的中国武术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