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科尼亚号的沉没：一场道德与战争的悲剧

来源: 旧影寻踪

1946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纳粹德国海军总司令卡尔·邓尼茨元帅面临多项战争罪指控。其中一项关键指控源自他在1942年颁布的一道命令，这道命令后来被世人称为《拉科尼亚法令》。

法令内容冰冷而决绝：“第一，打消一切企图救援沉没船只成员的企图，包括为他们提供救生艇，给予食物和水等。救援成员与最原始的战争要求相抵触，必须摧毁敌方的船只和船员；第二，俘获对方船长和大副的命令依然存在；第三，仅当该船的重要性极高时，才应该救助船只落水者；第四，坚强点，请记住在敌人轰炸德国城市时，不会考虑儿童和妇女。”

这道法令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关于人性、战争、背叛与道德困境的复杂故事——拉科尼亚号事件。

“拉科尼亚号”

战略转折与“北极熊”艇群

1942年夏季，德国潜艇在美国东海岸和加勒比海执行的“击鼓”作战计划取得显著成功。老谋深算的邓尼茨预判盟军必将加强该地区的反潜力量，于是果断调整战略，将攻击目标转向当时相对平静的非洲南部海域。8月，邓尼茨精心挑选了五名经验丰富的王牌艇长，决心在南非开普敦附近海域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破交战。

8月16日，四艘德国最新式的IXC大型潜艇和一艘潜水油船从法国比斯开湾的洛里昂港悄然起航。它们是“U-68”号（艇长默滕海军少校）、“U-504”号（艇长波斯克海军少校）、“U-172”号（艇长埃默曼海军上尉）、“U-156”号（艇长哈尔滕斯泰因海军上尉）以及被水兵们戏称为“乳牛”的“U-459”号潜水油船（船长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海军少校）。这五艘潜艇组成了代号为“北极熊”的艇群，目标直指开普敦港，计划对英国军舰和商船实施突然袭击。为确保出敌不意，邓尼茨严令各艇长：驶过牙买加的弗里敦后，不得攻击任何船只，除非对方是有价值的大型目标；越过赤道以南300海里后，完全禁止攻击。这五位艇长都是德国潜艇部队的精英，邓尼茨对他们寄予厚望。

致命的鱼雷与意外的发现

9月12日下午，“U-156”号在阿森松岛东北海域发现一艘大型运输船。艇长哈尔滕斯泰因仔细观察后确认，这是拥有20年船龄的英国班轮“拉科尼亚”号，排水量达19695吨。这艘船原本是客轮，战争爆发后被英国海军部征用。根据情报，船上配备有14门火炮，包括2门用于对舰射击的150毫米火炮，以及若干高炮、深水炸弹和探测仪。然而，哈尔滕斯泰因不知道的是，“拉科尼亚”号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运送战俘。船上共有436名英国水手、268名休假的英国人（其中包括80名妇女和儿童）、1800名意大利战俘，以及约160名看守他们的波兰士兵。

BBC电视剧《拉科尼亚号的沉没事件（The Sinking of the Laconia）》

在哈尔滕斯泰因眼中，“拉科尼亚”号无疑是那种有价值的大型目标。他果断下令发射鱼雷。鱼雷精准命中，“拉科尼亚”号腹部中雷，水下部分被炸开一个巨大的破洞，海水汹涌而入。英国船长当即下令弃船，并于22时22分发出SSS明码英语电文，报告被鱼雷击中。22时26分，又发出密码电报，报告船即将沉没。船上人员纷纷离船逃生，但关押意大利战俘的舱室仍被紧紧锁住。“U-156”号驶近沉船准备抢救幸存者时，哈尔滕斯泰因听到了意大利语的求救声。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船上竟有如此之多的轴心国人员。通过询问被救起的俘虏，他得知意大利战俘的巨大数量后，顿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艘小小的潜艇根本无力搭载如此众多的落水者。

9月13日零时12分，哈尔滕斯泰因向邓尼茨发出紧急电报：“我艇击沉英国‘拉科尼亚’号，位置7721方格区，航向310度，船上有1500名意大利战俘，迄今为止已捞上来90人。157立方米、19枚鱼雷、信风3级，请指示。”

邓尼茨的两难抉择

哈尔滕斯泰因的报告让邓尼茨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这无疑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根据1907年通过的《日内瓦条约》规定，德国海军对待遇难船只的原则是：在不危及本舰和不影响军事任务执行的情况下，应对遇难船只给予帮助。但履行这一义务的前提是必须等到战斗结束，在战斗期间或者估计仍有战斗行动时，救援工作必须停止，舰艇指挥官应独立根据情况作出判断。然而现在，问题被直接推到了邓尼茨面前。

德国海军司令邓尼茨元帅

邓尼茨内心并不情愿去救人。救援行动将导致“狼群”的作战链条被打乱，影响全局部署，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将潜艇搭进去。在他看来，那只是一船人而已，完全可以由附近的航船来救援，轮不到潜艇冒险。更何况，由于实行无限制潜艇战，德国已经遭受了太多国际谴责，邓尼茨不想被全世界视为杀人狂。但意大利战俘的存在使得哈尔滕斯泰因出于人道主义违反了“安全第一”的原则，而如果营救意大利人，那么英国人同样也有权利要求被营救。最糟糕的是，无论如何，U-156号作为一艘小型远洋潜艇，载员不到50人，根本没有能力营救如此众多的落水者。

邓尼茨最终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全力以赴援救落水者！他命令在附近作战的U-506号、U-507号放弃巡逻阵地，迅速驶往出事海域参与救援，同时要求在同一海域的意大利海军“卡佩里尼”号潜艇也加入救援行动。这次行动的目标是将幸存者送到法属（维希法国控制区）象牙海岸，德国政府已要求维希法国接收幸存者，并用军舰将他们运送回欧洲大陆。

邓尼茨同时意识到，这也是一个宣传纳粹德国人道主义形象的好机会，于是将此情况通知了“领袖大本营”。希特勒的答复既简单又相当含糊其辞：“开普敦海域的战斗行动不能受到妨碍，潜艇在救援时决不许陷入危险的困境。”希特勒还特别强调：“潜艇在救援时不能受到伤害。”虽然语气含糊，但毕竟为“潜艇救援”开了绿灯，邓尼茨的计划得以实施。

轴心国的“国际救援”行动

惹了麻烦的U-156号在出事地点一直忙碌着。到9月13日清晨，哈尔滕斯泰因的潜艇已经救起200余人，其中既有意大利人也有英国人。凌晨6点，U-156号甚至用明码发报：“假如我艇没有受到舰船和飞机袭击的话，任何愿意援助‘拉科尼亚’号幸存者的舰船，我将不对其进行攻击；目前我艇已经捞救了193人，南纬4度52分，西经11度26分，德国潜艇。”此电报于6点10分用国际信号又发送了一遍。

与此同时，U-506号（艇长维尔德曼海军上尉）、U-507号（艇长沙赫特海军上尉）以及意大利“卡佩里尼”号潜艇正在火速赶来。维希法国接到通知后也同意派出舰船参加救援。这几乎就是一个轴心国内部的“国际救援”行动。

9月14日，U-156号已经救起了260名幸存者，英国人和意大利人几乎各占一半。U-506号于9月14日赶到，U-507号于9月15日赶到。在整个救援过程中，邓尼茨一直忧心忡忡，他不断发出指令：“哈尔滕斯泰因留在击沉点附近，随时做好下潜准备，其他分散的潜艇接纳幸存者的最大数量必须能保证潜艇随时下潜。”（9月13日零点27分）“所有潜艇，包括哈尔滕斯泰因在内，接纳被救者的数量必须使潜艇下潜时行动能完全自由。”（9月14日7点40分）

然而，救援行动仍在继续。到9月15日和16日，另外两艘德国潜艇和一艘意大利潜艇先后抵达出事地点。此时U-156号上已有260名幸存者，其中一半后来被移交给U-506号，艇上最后剩下55名意大利人和55名英国人，包括5名妇女。U-507号也装满了幸存者。在收容完所有幸存者后，这四艘潜艇形成在海面上并列航行，缓慢向北驶去，准备与维希法国派来的救援船只汇合。

潜艇甲板上站着数百名幸存者

军用潜艇拖着救生艇

来自天空的炸弹

9月16日上午11时25分，一架美军B-24“解放者”轰炸机从阿森松岛的秘密机场起飞。飞行员詹姆斯·哈登中尉不久便发现了U-156号潜艇。哈尔滕斯泰因看到飞机后，考虑到艇上悬挂着红十字旗帜，便用莫尔斯电码和英语向飞行员发出需要协助的报告。同时，艇上一位获救的英国军官也向飞机发送了消息：“英国皇家海军军官在德国潜艇上发报，拉科尼亚号的幸存者，包括士兵、平民、妇女、儿童都在潜艇上。”

哈登中尉联系了基地指挥官罗伯特·理查森将军。理查森声称自己对红十字会批准德国潜艇救援行动一事毫不知情，于是命令B-24击沉这艘潜艇。

哈尔滕斯泰因的战斗日志详细记录了这场袭击：

“11点25分，从70度航向出现了一架有美国标志的四引擎飞机。为表示友好，我在舰桥上朝飞机飞来的方向出示了2米×2米的红十字旗。飞机突然飞到我们上空，在附近盘旋了较长时间。我艇用莫尔斯信号发出‘从哪里来？’以及附近是否有商船的信号，但没有得到回答。该机向西南方向飞去，半小时后返回。”

“12点32分，空中又出现了相同型号的飞机。飞机从艇首80米的高度越过，约3秒后投掷了2枚炸弹。当我们解开艇后系有4条小艇的拖缆时，飞机又扔下1颗炸弹，落在小艇中间。一条小艇被炸翻。飞机在附近盘旋，不久又从2000-3000米的高度投下第4颗炸弹。2颗炸弹有1颗几秒钟后落在潜艇中部。”“中心舱和艇首舱报告进水。准备救生衣。命令所有英国人离艇。而后电池舱的意大利人也离艇。13点45分下潜。潜艇失去平衡，航向270度。”

U-156号最终死里逃生，但它被袭击时，艇上还有55名意大利人和55名英国人。9月17日，U-506号和U-507号也相继遭到飞机攻击，幸运的是它们都躲过了炸弹。

“拉科尼亚法令”的诞生

这个结局让邓尼茨恼羞成怒。在他看来，在残酷的战争中，受愚蠢的“人性”驱使而导致己方军队遭到不必要的损失，简直就是犯罪行为。德国人被愚弄、被羞辱了。如果不是盟军空军的战斗动作不够熟练，他们几乎可以一举重创南非海域的德国潜艇部队。

德国海军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为了营救“拉科尼亚”号的落水者，德国海军抽调出三艘潜艇，这意味着在近一个月内，德国海军将无法在开普敦海域进行有效的战斗拦截行动。

希特勒得知U-156遭袭后大发雷霆，他认为德国人的善意被无耻地羞辱了。邓尼茨也愤愤不平，他认为己方的“人性”成为被敌方利用的弱点，战争中就不应该抱有这些东西，这次差点葬送了一支精锐潜艇部队。他立即致电U-506、U-507号潜艇：“不要出示红十字旗。一是国际上还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二是出示红十字旗决不会使英国人产生任何宽容和同情心。”

1942年9月17日，所有U艇艇长都接到了来自柏林的秘密电报，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拉科尼亚法令”的命令。这道命令的真实目的并不在于否定救援本身的意义，而在于邓尼茨认识到，在救援过程中艇长无法在敌人飞机到来时及时做出下潜、规避等战术动作，艇长没有权利为了善意而使全艇官兵的生命受到威胁。这道命令后来成为纽伦堡审判中盟国指控邓尼茨犯有战争罪的重要依据。

幸存者的命运与法国的救援

9月17日下午，维希法国政府派遣的“阿纳米特”号巡洋舰、“光荣”号轻型护卫舰和一艘扫雷艇终于抵达预定地点。19时30分，所有幸存者被移交给法国人，共计1041人，包括“卡佩利尼”号上的42人。“拉科尼亚”号离开开普敦时共有2725名乘客，而经历重重磨难后，最终只有1000余人幸免于难。在总共971名英国人和波兰人中，有800人获救，而1800名意大利战俘仅有四分之一幸存。据幸存的意大利人回忆，“拉科尼亚”号被击沉时，英国人将意大利人反锁在船舱里，这也是1800名意大利人只有很少被救出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四天的救援行动中，盟国海空军没有为搭救落水者做出任何努力，而三艘U艇和一艘意大利潜艇却在敌方海域冒险进行救援，何况落水者里有近1000名英国人和波兰人。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盟军军队竟利用这个机会攻击德国潜艇。唯一的解释或许是，“拉科尼亚”事件证明，在战争的残酷逻辑面前，盟国军队同样不在乎用何种方式击沉德国U艇。

拉科尼亚号的幸存者多丽丝·霍金斯辗转回到英国后创作了小说《大西洋鱼雷》，其中描述了这段经历。另一位幸存者吉姆·麦考林战后回忆，被救上U-156号潜艇后，哈尔滕斯泰因问他是否在皇家海军中服役，然后质问道：“如果你们的船上没有武装，我就不会袭击客船了。”

纽伦堡审判：罪与罚的辩论

战后纽伦堡审判中，检察官基于“拉科尼亚法令”指控邓尼茨犯有战争罪，认为这是一道要求艇长杀害遇难者的命令。这种观点曾在世界上广为流传。但邓尼茨进行了有力辩解。他宣称，盟国舰船上的船员作为参战人员是应被消灭的，而潜艇却要在继续战斗的情况下冒着极大危险去救援这些人员，这是不合理的，违背各国所遵循的原则。他指出，盟国商船装备有火炮和深水炸弹，船员经过反潜训练，他们和船上海军士兵共同进行反潜作战，盟国还把商船编入了军事体制。因此，对盟国商船上的船员有目的地采取军事行动是毫无疑问的。

潜艇不应在自身危险的情况下救援幸存者，这也是国际海军惯例，成为邓尼茨逃避罪责的主要论据。对邓尼茨十分幸运的是，美国海军五星上将切斯特·尼米兹提交了一份关键证词：“按照一般的原则，如果救援会给潜艇带来不必要的额外危险，或者阻碍潜艇执行其他任务的话，美国潜艇是不救敌方幸存者的。”尼米兹作为著名海军统帅、德高望重的反法西斯英雄，他的证词受到法庭极大重视。法庭认为，没有直接证据显示邓尼茨曾命令潜艇消灭幸存者（“拉科尼亚法令”主要是禁止救援幸存者），因此最终判决邓尼茨被指控的这个罪名不成立。

从宏观上来说，邓尼茨只能自认倒霉，罪名未成立已算走运。虽然这项控告未能成立，但对此事的全部调查报告公布后，引起了舆论界对美军战时行为的反思。1963年8月4日的《星期日快报》上，美国罗伯特·理查森将军（此时他在北约驻巴黎总部任职）承认：“我曾下令炸死‘拉科尼亚’号的幸存者。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之中还有英国人……”

历史的追问：谁更高尚？

理查森更重要的辩解是，B-24飞机的出现可能会导致德国潜艇发现阿森松岛的秘密基地。这个靠近非洲的基地属于英国领土，二战中美军将其当作秘密的反潜巡逻机基地，他们生怕暴露自己的秘密。因此理查森决定：不能冒险让德国人发现秘密基地。于是在9月16日B-24发现德军潜艇后，理查森当即决定将其炸沉。他一再辩解：“这是战争，潜艇必须消灭。”言外之意，只要能干掉德国潜艇，人是可以随便炸的。

我们无意纠结于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但理查森的这番说辞是否也很像那些“我只是执行上级命令”的纳粹分子？因为是战争，所以军人无从选择，必须站在本国立场上消灭敌人，哪怕牵涉到无辜者也在所不惜。如果说这样的命题可以成立，那么德国人在战场上消灭盟军战士不也同样如此吗？同样的违反国际法行为，为什么盟军就比德军来得“高尚”？

战后，有些人认为理查森也应该接受战争罪指控，但美国人通过模糊的战争法律术语倒打一耙，称“武装潜艇使用红十字旗也是违反规则的行为”。事后很多年，美国人仍在“拉科尼亚号”事件上为自己辩解：第一，这是交战时间，尽管潜艇上坐满了人，但它并没有放下武器，也不是医疗船；第二，打掉这些潜艇可以拯救千千万万的人，会打破轴心国的海上封锁；第三，拉科尼亚号最先是德军潜艇打的，我们的飞机并没有炸死多少人。

毫无疑问，美方在该事件中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但当时美国是战胜国，便无人再说什么。而这次惨剧的始作俑者理查森不仅在战后未受任何惩罚，且一路高升，最终成为美国空军准将，加入空军系统司令部和高边疆遗产基金会，研究战略导弹防御计划和航天飞机。

潜艇的最终归宿

参与救援的几艘潜艇最终结局令人唏嘘：

德国U-156号潜艇于1943年3月8日在大西洋被美军B-24轰炸机击沉，全员阵亡。

德国U-506号潜艇于1943年7月12日在大西洋被美军B-24轰炸机击沉，仅6人生还。

德国U-507号潜艇于1943年1月13日在大西洋被美军PBY卡特琳娜水上飞机击沉，全员阵亡。

意大利“卡佩里尼”号潜艇的命运最为曲折：1943年9月被改为UIT-24号移交给德国海军，1945年5月又被改为I-503号移交给日本海军，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内部的德国艇员和意大利艇员安然无恙，先后返回自己的国家。潜艇经美军测试后，于1946年4月16日被凿沉。

拉科尼亚号的沉没，不仅是二战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插曲，更是战争伦理的一次深刻拷问。在残酷的战争面前，人道主义往往成为牺牲品，无论轴心国还是同盟国，都曾在这片道德的灰色地带中迷失。历史的追问仍在继续：在战争的逻辑与人性的光辉之间，人类究竟应该如何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