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起义将领到“右派分子”: 龙云的悲喜人生

来源: 史林纵横

1957年7月13日，龙云，与众多知名右派人士同台，在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集会上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检讨。彼时，他身兼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及民革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多重重要职务。

龙云为何要在这样盛大的会议上作“思想检讨”？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着重讲了党内和社会上的思想动向以及少数人闹事的问题。他言：“苏共二十大犹如狂风突起，我国亦随之涌现了一批敢于试探的蚂蚁。这些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便会蠢蠢欲动。”不过，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对此不必害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这时毛泽东谈到了斗争策略：“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龙云与蒋介石

在风云变幻中经历了无数惊涛骇浪的龙云，在“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的诚恳邀请下也情不自禁、跃跃欲试，他在人大党委会的一次会议上讨论国家决算、预算时，向党提出批评意见，而这些意见在毛泽东“收网”后被定性为“仇视苏联，污蔑党的外交政策”，于是他就成了中国响当当的大右派。

在莫斯科时间的6月27日夜晚，刘少奇与斯大林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会晤。而会谈记录表明，斯大林非常痛快和主动地满足了中共的几乎所有要求。”在这次谈话后的第三天，即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宣言，他说：“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在这刻，中国人民齐声高喊“告别司徒雷登”，毫不犹豫地投奔苏联那温馨的怀抱。

新中国刚刚建立，毛泽东、周恩来就迫不及待地远赴冰天雪地的莫斯科，通过长达两个月的访问，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首先，这是意识形态的需要，也是中共掌控下的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需要。朝鲜战争爆发，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最贫穷落后的中国，奋不顾身替斯大林分忧解难，虽然联合国通过决议，指责中国为“侵略者”，但这却让革命导师斯大林很惬意，一来中苏友谊在战争中得到考验，毛泽东不是铁托，值得信赖；二来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彻底陷入冰冻之境，这完全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

二是经济需求。新建立的政权遭遇了一系列艰巨的挑战，其中对外部支持的依赖性尤为显著。据我国档案资料记载，在1950年至1953年期间，共有1093名苏联专家受邀来华参与经济建设。这一数字或许并未涵盖铁路领域的专家人数。根据铁道部1953年的工作报告，自1950年5月长春铁路公司成立之日起，便已聘请了1500名苏联专家。赫鲁晓夫将中苏关系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至1958年底，我国经济、文教等各个领域共聘请了11527名苏联及其他国家的专家来华工作，其中苏联专家的比例高达89%，即约10260人。

苏联专家在中国

第三，军事技术需求。毛泽东力排众议决然加入朝鲜战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想通过这一战争推进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停战之后，这种努力一直在沿续，1957年3月底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在特种技术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助的议定书》，其中规定，苏联将派遣5名专家到中国，帮助组织有关专业的教学和讲授喷气技术课程。几个月后又决定增设固体火箭、远程控制（陀螺仪）、远程控制（无线电）为强化三个关键专业领域，我们增补了2至3位在控制技术方面具备深厚造诣的专家。双方携手推动中国制造核武器进程，于10月15日正式签署了《国防新技术协定》。随后，苏联派出三位专家前往内蒙古，肩负起核部件设计与生产厂址选定的重任。苏联国防部亦作出决定，计划在12月下旬，利用两列火车，总计60节车厢，将P-2型地对地导弹及其相关地面设备运送至中国满洲里口岸站。为确保中国官兵能够熟练掌握这些设备的操作与维护，苏联计划派遣103名专家随车前来，开展为期三个月的现场教学活动。很明显，中国需要苏联武装，毛泽东要实现他的世界革命的理想纳入东南亚。若非苏联所提供的武器装备，达成既定目标几近于天方夜谭。

在我国外交工作的主旋律引领下，我们的宣传工作亦紧跟步伐，既竭力塑造苏联老大哥的辉煌形象，同时又不断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的深切感激之情。每当我国人民面临困苦之时，苏联总是伸出援手，展现出无伪的同情之情；在我们奋起抵抗蒋介石和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之际，苏联不仅在精神上给予我们坚实的支持，更在道义上与我们并肩前行；在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性时刻，苏联是首个承认我国国家地位的国度；在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阶段，苏联更是无私地提供了最宝贵的援助。苏联，无疑是中国人民最坚定的朋友。尽管形势看似一边倒，那位享受政府优待的国民党降将龙云，却毅然抛出了“反苏”的观点。这无疑得益于他巧妙运用“阳谋”的策略。如果不是这样，他那深植于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以及其中掺杂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观念，或许不会如此全面地暴露于公众视野。

龙云与朱德

龙云在首次提出针对苏联的批评时言道：“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独自承担了全部经费负担，这实乃不公之举。”

“我国的事务，无需过度计较，让友邦承担部分费用”。然而，他却未能对这种国际主义精神及珍贵友谊表示由衷的感激，反而以怨报德，这种行为实难接受。

龙云在第二次就苏联发表评论时指出：“在历经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岁月，美国不仅向其盟友伸出援手提供贷款，更推行了著名的租借法案。然而，部分受援国家未能履行债务，更有甚者，美国甚至选择放弃追讨部分债务。反观苏联对我方的借款，时至今日已逾十余载，仍未偿还，且利息负担亦不容小觑。我国为捍卫社会主义的理想而奋战，却遭遇如此不公的结局。”

批评者指出，龙云的言论明显混淆了苏联对我国提供的借款本质。苏联曾两次向我国提供贷款，其利率之低，前所未见。依据协议，苏联向我们输送了大量机器和设备，我国得以用国产商品进行偿还。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帝国主义正与资本主义世界联合，对我国实施经济封锁。若非苏联的援助，我们不仅难以获得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的各类机器设备，当时我国所面临的经济困境也将难以克服。批评者指出：龙云闭目塞听，对苏联进行无端指责，称其为“借债谋利”之国，此言严重损害了苏联的国际声望；与此同时，他还将美国描绘成“仁慈宽容”的化身，实则美化其帝国主义的丑恶本质。实际上，美国才是贪婪无度的利益代表。他们提供的资金背后，真实意图是掌控我国的政治、军事及财政经济命脉，而蒋介石集团便是这一行为的典型例子。正因如此，龙云被描绘成了那个“公然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极端右翼分子。

在《思想检讨》一文中，龙云深入剖析了自己思想观念形成的根源——“混淆了是非的界限”。他坦陈，过去曾将“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租界法案获取的巨额财富”与“苏联对我国提供的贷款”加以对比，并提出建议，要求苏联延长偿还贷款的期限，以减轻国家的经济负担。然而，这一举动实质上是对苏联慷慨程度的隐晦质疑，暗含“苏联的慷慨程度不及美国”之意。这一现象也暴露出他未能清晰界定与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敌我界限。

在我国东北解放得到苏联援助之际，是否存在无偿带走部分工厂设备的情况？对于此类行为，我国是否已得到相应补偿？

有评论者认为，龙云的言论是基于蒋介石的立场出发，“若非苏联撤回那些设备，岂不给了蒋介石以武器引发内战的可乘之机？”在龙云的自我反省中，他承认这种提问方式“明显体现了剥削阶级的‘清算’心态”。这种错误的认识甚至“加剧了中苏之间的矛盾”，并被“美蒋势力所利用”。因此，许多人指责龙云“这简直是毫无良心！”然而，在自我批评中，龙云却将这种指责视为“严肃的批判”。

“我国对外援助的预算规模显著偏高，迫切需要对其精简和管控力度进行强化。”

“这难道不是在违背世界和平、损害亚非人民的团结吗？”龙云在反思时坦诚，自己欠缺“远见”与“宏大志向”，仅能采取“小心谨慎、守成狭隘、精打细算、量力而行”的态度。他认识到，这反映出他对问题的认识存在不足，“尽管我国财政紧张，但我们对外援助的资金完全基于我国的能力，目的是强化社会主义国家及世界和平力量的团结。”“我们支援邻近国家，实际上是在加强我国的国防力量，援助这些国家就是在遏制美帝设立军事基地，支持亚非拉国家就是在捍卫世界和平。”“坚决抵制美帝代表着鲜明的敌我斗争”，然而，他未能充分认识到，支持世界革命是“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神圣事业，他自认不过是一只“坐井观天”的青蛙。

解放后的龙云（左三）与毛主席

龙云所倡导的“反苏观点”是否合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所持有的知识体系与价值观念。对于此议题，我们在此不予过多探讨。但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鉴于我国与苏联业已形成政治及军事同盟，双方理应恪守同盟之约，切实履行各自的职责与义务，共同致力于构建一个稳固强大的联盟，以便抵御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挑战。然而，中苏关系最终陷入恶化，险些滑向战争的边缘。对此，我们坚决反驳那些如龙云等“右派”的论调，强调这种局面的形成并非由他们所致，而是根植于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所固有的结构性缺陷。这种缺陷主要体现在“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追求之间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共同性来掩盖或忽略国家利益的多样性”以及“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应享有的平等权利准则之间的对立，导致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的混淆或混淆不清”。相较之下，西方盟国之间的联系尤为坚固。即便美国一度站在埃及一方，助力其与英国及法国的对抗，争夺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这一分歧亦未导致两国关系的破裂。这一切均应归功于他们所共有的民主政治体系。

1962年，我国著名政治家龙云，在78岁高龄之际，因急性心肌梗塞不幸在北京与世长辞。次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便宣布为龙云撤销“右派分子”的标签，并立即成立由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担任主任的“龙云治丧委员会”。于追思典礼上，已故国民革命军将领刘文辉献上悼词，对龙云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的一生，对国家与人民忠诚，心怀坦荡，无私奉献。”如此评价，对于一个曾对苏俄持有敌意、批评党内外交政策的保守派来说，显得尤为分量。正值中苏关系激烈争论的关键时刻。遗憾的是，龙云未能亲眼目睹中苏关系最终决裂的时刻。在那个年代，抵制修正主义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中心议题，作为一名持反苏立场的民主人士，龙云或许会因无法毫无束缚地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而感到些许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