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夫·加兰德，曾经的帝国战神，战后的军火商人

导读

我们对第三帝国第一空中战神的阿道夫·加兰德的战斗生涯已经耳熟能详，而作为幸存到战争结束的德军名将，加兰德依然拥有一段不亚于在战场搏杀的传奇故事。本文将聚焦曾经的帝国空中战神的战后岁月。

1945年4月25日，在美军和苏军会师易北河畔的欢呼声中，加兰德向JV-44中队发表了最后一次讲话：“这场战争在军事上已经输掉了。我们这里的作为什么都改变不了，但我将继续飞下去因为Me-262已完全占据了我的身心。我对自己身属帝国空军的最后一批战斗机飞行员感到自豪。与我有同感者可继续与我一同飞行作战。”

除两人因家庭原因要求免战外，其他人都自愿战斗到最后一刻。26日，加兰德率领两个三机编队升空拦截美军轰炸机。他在多瑙河上空取得了最后两次 (第103和104次) 击坠，当时在射击时他竟忘了打开R4M火箭的保险装置，最后还是以4门机炮将对手击落。不过，加兰德也遭到护航战斗机的围攻，美军少尉芬尼根 (James Finnegan) 驾驶的“雷霆”战斗机不仅打碎了加兰德的仪表盘、座舱盖和右舷引擎，还击中了他的右膝。加兰德忍痛驾机返回正遭受攻击的基地，成功迫降在空地上之后，他爬出座舱、瘸着腿“飞也似的”跑进一个弹坑里，幸运地躲过了美军战斗机扫射时降下的弹雨。当晚，加兰德被抬进施泰因霍夫的病房，两人一起迎来了“二战”的完结。

加兰德住院之后，贝尔中校承担起JV-44的作战指挥职责。4月29日，JV-44的约60架Me-262迁往奥地利上萨尔茨堡，另有10架移驻因斯布鲁克 (Innsbruck)。5月1日，加兰德在病床上决定把这70架Me-262完整地交给美军，但投降条件是允许他和手下驾驶这些战机与苏军决战—尽管早就知道全面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但他依然天真地相信英美与苏军决裂的时刻数日内就会到来，他也绝不相信美军会愚蠢到白白失去两个大队的最先进战斗机的程度。不过，在最后的疯狂中他显然忘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5年的搏杀和惨痛损失已使英美盟国从军队到民间都无心再战。加兰德的提议被拒绝后，他指示贝尔在适当时刻炸毁所有的Me-262，同时销毁所有文件和档案。与此同时，德国空军末任参谋长克勒 (Kurt Koller) 竟还命令贝尔将JV-44迁至布拉格继续顽抗。贝尔对此命令敷衍了一番，却在5月2日意外迎来了两位熟人—前来监督JV-44调动的第9航空军指挥官佩尔茨少将和第9战斗机师指挥官赫尔曼上校。贝尔与他们发生了激烈争执，当时在场的克鲁平斯基战后曾回忆称，贝尔说出了一些自己一生都不会忘记的话：“是的，长官，但是我们属于加兰德中将领导，我只听命于加兰德中将！”克鲁平斯基还称自己觉得佩尔茨和赫尔曼完全有可能当场枪毙抗命不从的贝尔。5月4日晨，贝尔对JV-44官兵发表了最后一次讲话，而后下令摧毁所有战机。

5月5日，右腿还打着石膏的加兰德在奥地利的提格恩湖 (Tegernsee) 附近成为美军战俘。尽管早有思想准备，但变成了阶下囚还是令他的情绪十分低落，他整天想的都是那些追随他四处作战但再也没有回来的飞行员，还有那两个战死沙场的弟弟。每当想到这些人都变成了档案中的符号和家人记忆中的幽灵时，他都痛苦难禁，深深地为自己身为阶下囚的屈辱与苟活而懊恼。不过，美军并未羞辱他，反而对他这个年轻的将军相当友善，在很多方面显示出对他的了解和尊重。很快，美国陆航“战俘审讯部”的指挥官罗苏姆-道姆 (Max van Rossum-Daum少校在海德堡 (Heidelberg) 对他进行了审讯。盟军认为他是全面了解德国空军组织结构和作战特点的重要人物，他的供词也将有助于了解空军在希特勒侵略战争中扮演的角色，更能帮助盟国确定许多反人类罪行的轻重和背景。5月14日，加兰德被送往伦敦西北的一处特别审讯中心。由于德国在战时的战斗机生产中曾大量使用强制劳工，加兰德一度担心自己会因此获罪。不过，审讯者们很快解除了他的忧虑，他也与美军情报军官惠滕 (John M. Whitten) 上尉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们两人后来成为好友，即便在惠滕成为中央情报局的高级特工后，两人的友谊也未曾间断过。

1945年5月中旬，加兰德第一次踏上了英国的土地，不过是以战俘身份来此受审。图中左一是美军情报官兼译员惠滕上尉，后来他与加兰德成为朋友。仅从这幅图片来看，似乎加兰德并不是在受审，而是在与三两好友叙旧

澄清了可能的战争罪行之后，盟军开始挖掘加兰德这座成色极好的“富矿”，他们想了解德国空军的组织、运作、技术和战术方面最微小的细节，当然最优先的还是Me-262的技术细节。一些王牌飞行员和技术专家轮番前来探视加兰德，而后者也尽其所能地让访客满意而归，这些人都发现他确为一名十分职业的军官和精通业务的优秀飞行员。为确保加兰德等战俘的供词的可靠性，盟军还曾将他与其他高级将领一起关押在秘密安装了窃听器的房间内，希望能在无意间获得重要的发现。加兰德的室友先是米尔希，后来换成了曾任参谋总长的哈尔德上将。哈尔德向他讲述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和集中营，而当他自己又从其他渠道证实了这些闻所未闻之事后，他似乎又一次遭到了重击—为之不计牺牲的奋斗和始终引以为荣的战斗，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勋章、德国，还是元首？血淋淋的事实震惊了他，也动摇了他的信念，很快他决定与盟军进行毫无保留的全面合作。

1945年7月9日，加兰德来到坦迷尔 (Tangmere) 皇家空军基地，见到了许多从未谋面但名字相当熟悉的英军王牌，当然其中就有巴德。4年前他曾以香槟和雪茄招待巴德，现在轮到这位无腿王牌为加兰德点上一支上好的雪茄。加兰德与巴德后来成为密友，其友谊一直持续到1982年巴德过世。英军王牌们对这位老对手毫无痛恨之心或落井下石之意，相反，他们很理解他针对德军高层的无能和错误决策所做的抨击，也欣赏他承认纳粹的战争罪行、但不为之寻找借口的姿态。

摄于1945年8月或9月，加兰德当时在巴伐利亚的考夫博伊伦机场受审，在场的美军第55战斗机大队的飞行员们似乎正很有兴趣地听他讲些什么

8月24日，加兰德与米尔希、鲍姆巴赫等人同机到达巴伐利亚的考夫博伊伦 (Kaufbeuren)，在这里又接受了罗苏姆-道姆少校难以计数的讯问。期间他还曾回到英国，回答和消除疑虑，直到当年12月初返回考夫博伊伦。此后近一年半里，加兰德一直忙于为美军战史部门工作，一份份涵盖德国空军的组织架构、战术、技术开发、设备、人事及所有其他方面的报告陆续问世，其详细与完整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1947年4月28日，加兰德重获自由，终于呼吸到了战后的第一缕新鲜空气。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到处都是寻找工作填饱肚子的人，其中也包括大量的前军官和老兵。军官们多被指责为军国主义者，所有大门都向他们关闭，获得管理职位、进入大学或加入行业工会等几乎都无可能，而且军衔越高，所受的制约和敌视似乎就越大。不少与加兰德一样获得钻石骑士勋章的军人，都在饥馑和糊口度日中挣扎，能有一份勉强温饱的工作已属大不易。加兰德在不可能继续飞行职业的情况下，选择了与自身嗜好尚算接近的一项职业—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Schleswig-Holstein) 州充任一名助理护林员。

加兰德在平静的生活中慢慢治疗着战争的创伤，但是，1948年夏的一封来信又在他的内心中掀起了波澜—他的好友、Fw-190等著名战机的设计师谭克教授询问他是否愿意与之一起前往阿根廷，为该国空军设计喷气式战斗机。无心就此消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加兰德欣然应允，稍后通过秘密渠道来到了遥远的阿根廷。当时的南美不仅是纳粹高官们逃亡的避风港，更是热情地张开双臂欢迎前德军飞行员帮助他们壮大自己的空军。阿根廷总统庇隆 (Juan Peron) 当时正在要求该国空军组建新的战斗机部队，由于加兰德公认的喷气式战斗机作战专家的声誉，阿根廷空军部为他提供了一份优越的四年长约。

加兰德与著名飞机设计师谭克在交谈。谭克领导的团队于1951年2月造出阿根廷的首架喷气式战斗机，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机场交付给总统庇隆

加兰德先是建立了一所培养训练飞行员的航校，之后出任防空司令部的战术顾问。阿根廷空军曾从英国购买过100架“流星”喷气式战斗机，但无人知道该怎样恰当地使用，加兰德不仅驾轻就熟地教会他们编队战术和高速飞行中的射击技术，还起草了相关的训练与战术规范，其专业能力给阿根廷军方留下了深刻印象。1952年时，加兰德曾与阿根廷飞行员一起飞入南极大陆，也曾代表阿根廷到意大利都灵试飞菲亚特公司生产的喷气式教练机。加兰德应邀发表的演讲不计其数，他的作战经验和经历在这里有众多的倾听者，其建议几乎都被阿根廷空军接受，并迅速转化为可实际运用的规范、条例或程序。加兰德对阿根廷空军的影响非常大，有人甚至称其为“事实上的阿根廷新空军之父”—1982年的英阿马岛战争虽以阿根廷的总体失败告终，但该国空军的表现颇为优异，除加兰德当年注入的崇尚效率和勇气的精神外，甚至他所提出的战略理论和制定的战术在这场当代战争中都还在使用。令人满意的工作成效使阿根廷军方两次延长了他的合同，而他在这里也一直觉得精神愉快、生活惬意。1954年2月，加兰德与同样爱好飞行的女伯爵登霍夫 (Sylvina von Donhoff) 结为夫妻，这位女伯爵的父亲曾为德国驻印度大使，自身更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社交圈中的明星，加兰德经常与之成双入队于各种社交场合，尽管刻意低调，但这对夫妇在任何场合中都是最受瞩目的一对。

加兰德为阿根廷政府工作期间，曾应该国空军之请前往意大利都灵，试飞图中的这架菲亚特喷气式教练机

在阿根廷期间，加兰德在他人帮助下完成了自传《第一个与最后一个》，这本书1953年在德国出版，1955年又在英法出版了译本。随后数年里，他的战争经历和传奇故事随着这本书被译成14种文字而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300余万册的发行量也让昔日的德军英雄成为国际名人。1955年2月，加兰德接受了阿根廷总统授予的“荣誉军事飞行员证书”后，收拾行囊回到了西德。当时的西德正在筹组新空军，国防部长布兰克 (Theodor Blank) 曾询问加兰德是否愿意出任新空军首任总监。加兰德虽然不愿错过这样的良机，但在接受提名前还是住在施泰因霍夫的家里花了一周时间进行考虑。由于加兰德丰富的战争经历与成就、干净的政治背景，以及在组训阿根廷空军时获取的最新经验，当时军界还真没有能出其右者，尤其是他在最困难的局面中与下属同心同德的作风深得人心。但是，在等待国会批准的过程中西德政坛发生了巨变，施特劳斯 (Franz Josef Strauss) 取代布兰克成为新任国防部长，而他任命的空军总监竟是加兰德的老熟人卡姆胡伯！“二战”中加兰德与卡姆胡伯一直在戈林面前为各自的兵种争抢资源 (戈林曾说卡姆胡伯是德国最昂贵的将军，大约是指他的部队占用了过多的飞行员和战机)，故而关系一直不睦，加兰德迅速放弃了在新空军任职的一切念头—他并不清楚，他最终被弃的原因可能就是他1948年匆忙、非法地离开德国的那段经历，另外，并非所有政客都对他与阿根廷当局的密切关系感到满意。

加兰德把注意力完全转向了商界，在空军总监人选揭晓之前，他已在为杜塞尔多夫的一家公司做事，而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外国军火商提供咨询并担任其驻德代表。随着西德重整军备进程的加快，国外大军火商和制造商们发现了巨大的商机，但他们并不了解西德新军的采购程序或特殊需要、规格要求等，也不认识新军里的关键人物，而雇佣加兰德这种人脉广泛、知名度高且能力过人的顾问，无疑是敲开市场的最好武器。加兰德从1957年开始为大军火商和飞机制造公司提供独立咨询，其业务扩展非常迅速，很快就在首都波恩 (Bonn) 开设了办事处。一生信奉“不做则已、做必最好”的加兰德迅速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1962年50岁生日时，他购买了一架“比奇幸运”(Beechcraft Bonanza) 型私人飞机。他给这架座机起了个绰号“胖子”(Die Dicke)，除了球茎形的机身与战斗机的狭长流线形成了鲜明对照外，据说他还有以此名缅怀20年前丧生的老友莫尔德斯之意 (莫尔德斯的昵称“老爹”的德文是“Vati”，发音为“Fatty”，即“胖子”)。 加兰德驾驶着这架飞机到欧洲各国公干或旅游度假，直到1980年由于视力退化严重才最终放弃了驾机飞行。

摄于1977年，加兰德在他位于波恩的办公室中

加兰德终其一生都对飞行割舍不下，对各种各样的飞行员聚会、研讨会和庆典活动从来都乐此不疲。1954年6月，加兰德曾从阿根廷专程跑到意大利参加一项国际航空大赛，他的搭档兼领航员就是多年的故友、曾任JG-27上校联队长的纽曼。加兰德与纽曼组合在激烈的竞争中最后获得亚军，意大利总统亲自为他们颁奖。1955年，刚从阿根廷回德的加兰德迫不及待地参加了飞行表演，当年9月又在杜塞尔多夫国际航空展上一展身手，此后基本上每年都参加传统的德国航空竞赛。拥有私人飞机后，他的飞行活动更加频繁，1967年驾驶“胖子”参加德国航空竞赛时，他的搭档竟是西德空军JG-71“里希特霍芬”联队的时任联队长哈特曼上校！

加兰德位于波恩附近上温特的豪宅落成后，他的家很快变成了德国内外许多王牌飞行员定期聚会的场所，每逢生日，这些好友都会赶来庆贺，也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如这幅图片所示的影像。图中所有飞行员的战时总战绩加起来竟超过了1100次击坠！从左至右依次为施泰因霍夫 (176胜)、哈特曼 (352胜)、巴克霍恩 (301胜)、法尔克 (7胜)、塔克 (英国皇家空军，29胜)、赫拉巴克 (125胜)、鲍威尔 (Kenneth J. Powell，英国皇家空军，胜绩不详)、林德曼 (Theo Lindemann，15胜)、加兰德 (104胜)、安德列斯 (Werner Andres，7胜) 和舍普费尔 (40胜)

还在阿根廷时加兰德就与德国的前战斗机飞行员们保持着联系，回国后他与老部下的交往更加密切，1956年10月时他被依然爱戴、敬重他的飞行员们推举为“德国战斗机飞行员协会”荣誉主席。借助于这个组织，加兰德与美国和英联邦国家的前对手们开始了频繁接触与联系，那部畅销全世界的自传也早已让他的大名传遍了航空界—从卓越的战斗机飞行员到优秀的高级指挥官、从阶下囚再到成功的航空顾问和商人，加兰德赢得了对手的真心尊重和景仰。他与英国皇家空军的巴德和塔克的友谊也一直为人津津乐道，塔克不仅是加兰德1966年出生的儿子的教父，两个家庭间也建立了深厚感情—1996年加兰德去世时，参加葬礼的前空军总监拉尔中将就曾惊讶地注意到，塔克的两个儿子竟也从英国专程赶来吊唁，而塔克本人在十年前就已辞世。1961年，加兰德获邀加入国际航空界精英俱乐部—“国际名人会”(International Order of Characters)，并与塔克一起获得“年度飞行员”称号，1973年他更是成为该组织的名誉终身会员。这个成立于“二战”中的组织网罗了欧美的一批精英飞行员，如巴德、塔克和英军头号王牌约翰逊上校，美军头号王牌加布雷斯基上校、杜立德 (James H. Doolittle) 将军等人，还有宇航员卡彭特 (Scott Carpenter) 和麦克迪维特 (James McDivitt) 等太空时代的名人。“国际名人会”中的德国飞行员除加兰德外，还有施泰因霍夫、拉尔、赫拉巴克等，在1945年的最后时刻试图将希特勒从柏林救走的传奇女飞行员赖奇 (Hanna Reitsch) 也赫然立身其间。

摄于1967至1969年英国拍摄史诗巨作《不列颠空战》期间，图片中只有左三的加兰德和右一的奥斯特坎普是真人，余者皆为演员。左一是剧中的戈林，左二的演员扮演加兰德，左五的演员扮演莫尔德斯，而右二的演员则出演他身边着西服的奥斯特坎普

战后几十年里，由于巨大的声望以及遍及全球的业务关系，加兰德成了航空界的巡回大使。无论他走到哪里，只要有前德国飞行员，不管他们是新军将校还是普通百姓，他们都会自发地聚集到他的身边—对他们来说，加兰德永远都是他们的“老板”。而加兰德对推动各国飞行员间的理解与友谊也可谓贡献良多：在他的直接推动下，首届“德国—美国战斗机飞行员会议”1961年在德国西部小城基恩 (Kirn) 成功举行；1967年2月至3月他出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见到了包括帕克中将 (Sir Keith Park) 在内的一批不列颠空战中的对手；1968年9月，英国皇家空军战时的“探路者”们 (为轰炸机编队寻找目标和导航的飞行员，多为技术出色、经验丰富的王牌) 举行聚会，特邀了加兰德、法尔克和其他几位夜战王牌与会畅谈；1967至1969年间，加兰德应邀担任英国拍摄的史诗巨作“不列颠空战”的德方顾问，塔克则是英方顾问。这部巨著的拍摄过程起起伏伏，虽有不和谐的波折，但问世以后在欧美和德国获得了巨大成功，加兰德也得以有机会再次驾驶令其魂牵梦绕的Bf-109战斗机；至于邀请加兰德参加或出任主旨发言人的俱乐部、学会和协会、德国内外的军事单位等更是不计其数，他也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 (SHAPE)、美国国家宇航局 (NASA) 和北约许多空军基地的讲台上；1970年9月，加兰德应邀到加拿大温尼伯 (Winnepeg) 出席首届“英联邦战时飞行员聚会”，他以和平与理解为主题的发言结束后获得了长时间的掌声与喝彩，温尼伯市长还将“荣誉市民”称号授予加兰德、巴德、约翰逊 (英军头号王牌) 以及加拿大空军骄子法奎尔 (John E. Fauquier) 准将；1974年1月，加兰德被请到英国坎伯利 (Camberley) 参加陆军参谋学院的图上演习，而主题就是1940年德国试图入侵英伦的“海狮行动”；当年稍晚些时候，美国海军陆战队又邀请加兰德和时任西德空军中将的巴克霍恩一起访问亚利桑那的基地；1975年12月，英国皇家空军博物馆在伦敦附近的亨登 (Hendon) 揭幕，作为特邀贵宾的加兰德为德国厅剪彩，并与王储查尔斯王子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充分反映出他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时代里所享有的巨大声望；1979年10月，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国际战斗机飞行员聚会”吸引了12个国家的许多飞行员，加兰德试图悄无声息地溜进会场，但他的出现还是立即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1980年后，虽然身体欠佳，但他仍频繁出访美国，甚至加拿大遥远的育空领地 (Yukon Territory) 的狩猎队伍中都能找到他的身影。

1975年2月，加兰德作为特邀嘉宾来到美国佛蒙特州的诺维奇大学 (Norwich University)访问，发表了题为“海峡突围—德国舰队1942年冲出英吉利海峡的作战”的演讲。这所建于1819年的大学并非普通学校，而是美国国防部认可的培养后备军官的准军校

1980年代末期，由于身体每况愈下，加兰德谢绝了仍然络绎不绝的各方邀请，安静地与妻子和孩子共度最后的时光。1996年初，就医治疗绝症已颇有时日的加兰德自觉来日无多，征得医生许可后，他在2月初回到上温特的家中。2月9日子夜刚过，距84岁生日不足一个月的加兰德在家中辞世。2月21日，加兰德夫人根据他的遗愿将之埋葬在圣劳伦蒂乌斯 (SLaurentius) 教堂的墓园里，德国空军派出的6名上校为加兰德抬棺，借以向这位最著名的飞行员和空军领袖致以敬意。健在的海陆空三军老战士、来自全世界的朋友和相知都赶来吊唁，1945至1946年审讯过他的惠滕也在人群中默默地追思。加兰德的墓石硕大无朋，矗立在绿树环绕的幽静所在，墓石上既无军衔也没有铁十字，除生卒年月以外就只刻有“Adolf Galland”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