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人对苏俄的认知及其变化——基于民国时期民意调查的分析(一)

来源: 四川大学学报    作者: 杨天宏  付天星

摘要

巴黎和会召开后，国人对苏俄的认知曾经历巨大变化。由于山东问题交涉失败，基于苏俄“平等待我”的认知，对应“反帝”“反军阀”的现实需要，“联俄”成为多数国人的选择。这对中国共产党的初期成长及国民革命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其历史作用值得充分肯定。但“联俄”与中华民国“法源”疏离，使时人思考这一外交及政治决策的利弊得失。稍后中国知识界发生“仇友赤白”论争，表明部分国人对苏俄的认知已发生变化。中苏建交后苏俄未能完全履行承诺，导致中东铁路危机，中苏之间发生战争，改变了国人对苏俄的认知，“仇俄”情绪急剧上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得到苏联诸多切实的援助，国人的认知才周而复始，逐渐回到“友俄”的轨道。

中苏国家关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半个世纪内中外之间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苏俄对中国的巨大影响涵盖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历久不衰，直到苏俄自身的存在已成历史，仍可明显感受。

近代中俄及中苏关系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近代前期，在国人的国际关系认知中，俄国威胁中国的“北极熊”形象一直存在。林则徐于鸦片战争之后发配新疆，对西北地理及边疆政治进行考察，深感西北边防须未雨绸缪，认为中国虽面临西方列强威胁，但“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1]林氏这一思想，为晚清众多政治家、思想家继承。[2]甲午战后，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巨变。李鸿章为抵制日本，玩弄“以夷制夷”外交，一反林则徐以来的“防俄”主张，推进“联俄制日”，与俄签订“密约”，两国秘密结盟。但此时反清革命已开始发动，革命党人选择的是联络欧美及日本的外交路线，尽管此后梁启超声称“自美洲归而梦俄罗斯”，主张效法俄国实施“开明专制”，但政治及外交上的西方路线仍是清季国人的主流选择，中华民国的建立则使这一选择成为现实的存在。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两年后作为“一战”善后的巴黎和会召开。这两大事件导致中苏关系发生重要转折。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以及因认定美国“背信弃义”而产生的对西方的心理排拒，加之因苏俄承诺废除帝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换取的对苏俄的好感，为“联俄”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以苏俄为依托的国共合作由此展开，国民革命期间，国共两党竞相联络苏俄。随着国民革命逐渐展开，影响所及，“联俄”与“反帝”一度成为中国外交思想的主旋律，列宁则取代曾经的“世界上第一个好人”[3]威尔逊，成为国人心中的“世界第一伟人”。同期大量民意调查清楚印证了中苏关系史上这一重要变化。

不过友俄、联俄的状况并未维持多久。其原因在于，“联俄”与中华民国“法源”的疏离使部分国人对“联俄”进行反思，导致认知变化。更重要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宁汉合流，国民党政府对内反共，对外排俄，中苏之间又因中东路危机一度触发战争，直至断交，国民政府遂调整外交政策，开始向美、英等西方国家靠拢，中苏两国关系一度恶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得到苏联众多切实援助，对俄民意才重新朝着“友俄”方向，逐渐回归。

中苏关系是近代最重要的中外关系之一，极具研究价值，曾引起学者高度关注，所作研究堪称具体深入。但既有研究亦存在明显缺憾，主要表现为重视国家间的利益之争，却相对忽略促成国家关系变化的观念及社会心理的因素。中苏早期关系史上呈现的近乎周而复始的变化，除了作为国家关系基础的国家间利益冲突在发挥作用之外，民众观念及社会心理的作用不可低估。[4]然而，既有研究注重依靠传统意义上的“史料”做事实重建，却殊少注意到在中苏关系变化过程中国人对苏俄的认知与心理变化所起的基础作用，致使既有研究虽在事实重建层面取得较多成果，在解释层面却明显缺乏宽度和力度。

本文拟以北洋及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两个时段各地民意调查提供的数据为依据，[5]从社会学与历史学结合的维度，研究斯时国人对苏俄的认知及其变化，为同期中苏国家关系的亲疏合离，提供社会心理的研究基础及历史学的解释。

巴黎和会

一、由美徂俄：北洋时期问卷调查中的与国认同变化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遭遇东、西列强连续不断的侵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传统“宗藩关系”维系的周边“与国”除外，与中国打交道的国家大多对中国怀抱政治、经济野心，是中国的“敌国”。能够被国人视为“与国”的国家甚少，美国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之一。[6]

近代中国实施“联美”外交与国人对美国的认知有关。早在1861年1月，朝廷征询疆吏对“夷务”的意见，曾国藩在复奏时特别谈到对美国的认知，指出“驭夷之道，贵识夷情。以大西洋诸夷论之，英吉利狡黠最甚，法兰西次之，俄罗斯势力大于米、法，尝与英夷争斗，为英夷所惮。米唎坚人性质醇厚，其于中国素称恭顺”，“或且输诚而忄匿就于我”。[7]曾国藩这一思想，奠定了晚清“联美”外交路线的“夷情”认识基础。稍后清廷选派幼童出国留学，第一批公派出国的国家确定为美国，乃是曾国藩“联美”外交路线最早的尝试。

对于中国的示好，美国回馈积极。美国是首倡庚款办学的国家，此举曾博得国人的极大好感。虽然西奥多·罗斯福担任总统期间，因拒绝废除《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条款》，一度引发中国广泛的“抵制美货运动”，但威尔逊当选总统之后国人对美国的观感为之一变。[8]在威尔逊主持下，美国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民国的西方国家。作为回应，中国参、众两院一致通过决议，感谢美国政府对中华民国的承认。[9]中国代理外长陆征祥甚至呼吁中美两国建立“更密切的盟友关系”。[10]良好的关系使美国成为中国亟欲在政制上效法的国家。辛亥之后中国政制转型，按照孙中山等人自兴中会创建以来一贯的政治理念，就是要建立像美国那样的“合众政府”。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说：“中国正在努力创造真正的代议制，其主要的榜样是美国。”[11]在现代国家建立初期，美国对中国新政权的政制示范，甚是明显。

美国承认中华民国之时正值威尔逊担任美国总统。一段时间内，中国舆论掀起一波“威尔逊热”。《东方杂志》充当了威尔逊及其思想的吹鼓手。1913年，该刊登载一篇《我为何而赞成威尔逊乎》的译文，称威尔逊总统为“美国伟人”，赞其“尊崇美国法律，常独居深心，抱乐观之主义”，说他任新泽西州州长时，“令闻所播，全国倾心”。[12]同年，《东方杂志》连载威尔逊的《新自由论》，极力渲染威尔逊新自由主义“政府者本属于人民，故各项政策，人民皆有权以断定之”的核心思想，强调其要义在于“还政于民，让人民参预政治”。[13]孙中山流亡日本期间，曾购买威尔逊这一著作，认真研究。[14]1915年，《民权素》杂志在介绍威尔逊轶事时慨叹：“美国大总统威尔逊，近世列强元首中之卓著者，固为世界所共知，无待赘言。”[15]民初中国舆论中的威尔逊，已俨然一位“公正无私的伟大政治家”。代理国务总理钱能训1918年11月2日在众议院演说中表示，中国要“以美国威大总统所主张为主张，亦即以世界人类共同之主张为主张”。[16]11月30日晚，北京学生举行提灯游行，不少人跑到美国大使馆前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17]对美国的仰慕，可见一斑。

然而，国人对美国的认同在巴黎和会之后骤然改变，苏俄取代美国，成为国人认知中应当首先联络的国家。这一时期大量的民意调查可以清楚说明这一变化。

近代中国民意调查依托社会学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始于1920年代初。中国最早的民意测验可能是日本人在中国所办《顺天时报》1922年8月举办的“理想政府各员选举”民意测验。[18]该报举行民意测验后，《密勒评论报》《京报副刊》《南洋周刊》，北京大学、北京高师、东南大学、湖南妙高中学、湖南长沙湘江学校、武昌高师，以及旅京湖南同乡会等，均陆续组织民意测验。[19]在所有这些民意测验中，北京大学于建校25周年之际举办的民意测验，因其参与者众，设问范围广，有诸多具体提问涉及中国民众对苏俄的认知，具有社会史与思想史两个维度的参考价值。

北大民意测验的问题包括：1.你对曹锟做总统有何感想？2.你相信当今国会吗？须怎样办？3.你对于此次政府颁布宪法，应取什么态度？4.下列各种方法，你以为那种可以救中国：军阀宰制，外国共管，国民革命？5.俄国与美国你以为谁是中国之友？为什么？6.你心目中（当今）国内或世界大人物是那几位？7.现在中国的日刊、周刊，你最爱看那种？8.现在中国流行关于政治方面的各种主义，你相信那一种？9.你对于目前学生运动有何意见？10.你最爱做何种消遣？[20]

以上10个问题中，第5、6、8三题直接关系国人对苏俄及美国的认知。兹将这几个问题的投票结果列表展示并分析如下：

由表1可见，主张“俄国为中国之友”者共得497票，占该问全部有效票数842票的59.0%；认为“美国是中国之友”者为107票，占该问总票数的12.7%；认为“俄美均非中国之友”者共226票，占总票数的26.8%；认为“该二国均为中国之友”者12票，占总票数的1.4%。比较俄美两国得票数可知，俄国已远超美国，获得中国各界人士的高度认同。[21]

如果说北大民意测验第5问直接反映了国人对苏俄的认知，那么第6问则从伟人认同角度，间接透露出国人对苏俄的看法（见表2）。

表2所列得4票以上（含4票）者凡20人。另有得票不及4票者21人，其中许斯、爱罗先柯、大杉荣、牛顿、达尔文、释迦各3票；布拉雅惹克、布利克斯基、多士多娃斯基、纳尔逊、福禄特耳、岌诺维耶夫、卢森堡、里布克内亚、爱迪生、尼采各得2票；基玛耳、葛利普、詹姆士、马丁·路德、亚里士多德各得1票。

合计入围“世界大人物”者共41人，投出有效票521张。从票数上看，国人心中的“世界大人物”数量众多，票数分散，惟列宁独得227票，占全数之43.6%，遥遥领先其他入选者。国人心中曾经的偶像威尔逊退居第二，得51票，仅及列宁票数的22.4%，其在国人心中的地位已明显被列宁取代。[22]以国别论，俄国入选9人，共263票，占总票数的50.5%，美国入选9人，得142票，仅及苏俄的53.9%，合计美、德、法、英及印度数国所得投票，尚不及俄国一国，以致主持这次民意测验的朱悟禅也感慨说：“然则世界头等大人物，不能不算出在俄国矣。”[23]

与国人认知中的“友好国家”判断形成支撑关系的是政治思想主张的变化。北大问卷调查第8问为：“现在中国流行关于政治方面的各种主义，你相信那一种？”结果信社会主义者最多，共291票，占该问有效票数622票的46.8%，信三民主义者次之，共153票，占该问有效票数的24.6%。由于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存在内涵交叉（孙中山曾多次说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因而实际信仰社会主义的人数应超过直接表示信仰社会主义的人数。尽管“社会主义”鱼龙混杂，但各种社会主义蜂拥而至，毕竟壮大了苏俄实施的“社会主义”的声威，使之在中国赢得众多支持者。

无独有偶，《密勒氏评论报》稍早做了一次名为“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的民意调查，其中一些数据，可从另一角度印证北大的调查数据（见表3）。[24]

在当选的12位“大人物”中，主张“联俄”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独获1315票，排名第一。位列第二的冯玉祥思想激进，与苏俄暗通款曲，接受其军政援助，也得票甚多。排名第4的王宠惠、第6的蔡元培及第7的王正廷，都是“联俄”外交的推进者。甚至此时的胡适，对苏俄也表现出善意。《密勒氏评论报》此次选举，除前12名及次12名当选者之外，还对其他被选举人做了分类统计和排序。政治类有40人得票在4票以上，其中国民党有12人入选，包括汪精卫、徐谦、胡汉民、马君武、孙科、于右任、居正、许世英、廖仲恺、张继、戴季陶、马素等，大多亲俄。在此40人中，积极主张“联俄”的汪精卫和徐谦排名第一与第二，尤其引人注目。在文化教育类入围的48人中，已经走上“联俄”路线、接受苏俄指导的中共领袖陈独秀独得148票，排列首位。[25]

《密勒氏评论报》是美国人在华办的英文报刊，被认为具有亲美倾向。其选举结果出来后，引起各方关注。《民国日报》以《密勒氏报十二名人选举揭晓》为题，报道该选举的结果，称这次民意调查“孙中山之裒然居首，独获最大多数，尤足征为民意所归，非偶然也”，并以《孙中山先生居首，得1315票》为副标题，加以报道渲染。[26]此时的孙中山已公开走上“联俄”路线，能在美国人所办报刊的民意测验中夺冠，获得最多支持票，说明国人已在很大程度上认同了孙中山的政治与外交选择。

如果说《密勒氏评论报》的民意测验系外国报刊举办，且提问未直接关涉苏俄，北大的民意测验虽涉及苏俄，却系学术最高殿堂中人的问答，未必能反映其他知识界人士的意向，我们不妨看看长沙湘江学校的情况。

该校于1924年周年纪念日举行民意测验，共出4个题目，其中第4题的题意是中国外交应如何开展。测验结果共收回有效票130张，包含4种答案，票数如下：甲、赞成“远交近攻”者38票；乙、赞成“联美制日”者16票；丙、赞成“联英美日法抵抗俄国”者7票；丁、赞成“联俄及印度朝鲜等抵抗英美日法”者65票；其他4票。其中甲、乙两问答案与苏俄关系不大。直接涉及苏俄的答案为丙、丁两项，从中可见，赞成联合英、美等国抵抗俄国的只有7票，占全部票数的5.38%，而赞成联合苏俄等国以抵制英、美等东西方列强者有65票，占50%。参以其他问题中诸如“赞成打倒军阀及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者”，“赞成废总统制改为委员制以免纷争者”，“赞成打倒军阀之后台老板帝国主义者”一类答案，可见该校师生联络苏俄的倾向。主持人说，以上所录“是此次民意测验答案之统计，由此也可知道湘人的心理了”。[27]虽以一校之测验推知湘人心理，未必恰当，但“略见一般”的认识效果，也是可以产生的。

这一亲俄政治倾向随着南方国民革命向北推进而有所发展。1926年《京报副刊》所作“新中国柱石十人”民意测验，进入前10名的大半都是“亲俄”或是有“联俄”政治倾向的国民党人。其第1到第10的排名为蔡元培、汪精卫、蒋介石、吴稚晖、冯玉祥、王宠惠、陈独秀、李烈钧、于右任、徐谦。女界得到一定票数入选分类“柱石”者共3人，分别为何香凝、宋庆龄和刘清扬。[28]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对民意测验批评较为尖锐的人也参与了此次投票。例如张申府就投了票。他选的“柱石”分别是徐谦、蒋介石、吴稚晖、鲁迅、蔡元培。[29]这些人大多亲俄或一度主张联俄，可见不同的投票人对苏俄已有逐渐趋同的认知。

南京国民政府

北洋时期的各种民意测验受到各方广泛关注。很可能是因为国民党在民意测验中占据上风，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对民意测验结果的报道尤为起劲。《密勒氏评论报》民意测验的结果出来后，《民国日报》立即大肆渲染，指出从选举结果看，在进入“12个大人物”“次12名”及位列25名以下40个“政治类大人物”中，国民党共有16人，占三个档次“大人物”总数的25%；共得6372票，占64人所得总票数16166票的39.4%。报道中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对北京大学的民意测验，《民国日报》评论说，北大于建校25周年之际举行的“民意测验”，有三件事有为读者报告的价值，其中外交方面最值得报告的是“民众对于苏俄极表亲密的态度”，这次测验参与者众多，“最可观处，是军界的同胞、警工界同胞、商界的同胞，都要和俄国相友”。至于“你心目中世界的大人物是谁”一问，列宁得票共227张，几乎占全数之半；“以国别论，俄国共入选9人，全数497张票中，让他们把263张占去，足征民众对苏俄非常表示好感”。[30]

《民国日报》的报道分析，虽带有政治宣传色彩，但指陈的国人越来越明显的“联俄”“友俄”倾向，与调查数据完全吻合。

二、苏俄崇拜：印证调查结论的认同变化事实

不过北洋时期的民意调查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民意调查主持人的倾向性有可能对民意形成诱导；另外，调查覆盖面相对狭窄，也难以借窥全体民意。

北大民意测验的主持人朱悟禅说：“此次（调查）所发诸问，多偏重现在中国政治方面，于以见一般人观念如何，固非专为某一方面而发者，故诸问不敢稍含暗示之意，以存其真。”[31]然而要避免调查中的倾向性却十分困难。以北大的调查为例，此次调查是由北大学生会负责人金家凤、朱悟禅等主持，当时的北大学生会已呈现外间批评的“赤化”倾向，党派活动活跃，其中一些党派直接或间接接受苏俄和共产国际指导。在苏俄与共产国际的文件中，有很多指令相关党派从事政治宣传的文件，提示由北大学生会主持的民意调查可能带有宣传性质。[32]《密勒氏评论报》是美国人在华办的英文刊物，读者群与一般报刊不同，选出的“大人物”偏重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人和基督徒，当时就曾遭受各种批评。《京报副刊》民意调查也因主持人的政治取向影响调查结果，受到批评。[33]虽然主持人做了辩解，但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而参与者有限，亦影响到民意调查的代表性。[34]

由于调查中存在这些问题，研究者便不能单纯依据社会学的问卷调查数据，而要结合历史学素重的事实材料，对调查反映的民意倾向，加以印证。一旦研究者做此努力，便可发现，相关印证材料可谓俯拾即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威尔逊的“民族自决”主张比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更具吸引力。毕竟美国是新兴世界大国，美国的参战直接促成了协约国的胜利，威尔逊描绘的世界新秩序更是激发了世人无穷的想象力，吸引了全世界政治精英的关注，无论这些政治精英彼此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利益有多大差异，都无一例外地拥护威尔逊主义，对列宁主义则不屑一顾。[35]奥古斯特·海科谢勒说：“通过在所有方面去完全彻底地拒绝布尔什维克主义，威尔逊已经成为西方的斗士——反对列宁主义的威尔逊主义的斗士。”[36]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显示，1911至1919年《申报》中“威尔逊”的检索结果为1527条，“列宁”的检索结果仅3条，[37]说明威尔逊的影响远超列宁。

然而在巴黎和会召开后威尔逊与列宁的角逐中，曾经受到国人疯狂追捧的威尔逊遭遇空前惨败。中国社会各界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之后，很快倒向亲苏立场，列宁领导的苏俄取代威尔逊担任总统的美国，成为多数国人心中的理想圣地。

以北大为例。当时正在北大读书的罗家伦从世界潮流变迁的角度讴歌俄国革命，称其是20世纪的“世界新潮”。他认为世界革命的内涵已发生变化，以前的革命是法国式的政治革命，以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社会革命，这是世界潮流，不可抵挡，中国迟早会被“世界新潮卷去”。[38]另一位北大学生傅斯年对俄国革命寄予无限希望，认为苏俄式的“社会革命”必将取代历史上的宗教改革和政治革命，成为新的世界文明趋向。他表示：“我对于俄国的现状绝不抱悲观。我以为这是现代应当有的事情，将来无穷的希望，都靠他做引子。”[39]北大历史系教授陈翰笙则从国际关系现状的角度论证中国“联俄”的必要，认为“联俄”对中国利多害少，因为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对中国虎视眈眈，中国处处被不平等条约束缚，完全处于孤立的地位。苏俄在“主义”上与帝国主义者对立，在“利益”上希望中国能牵制英、美各国，故中国与苏俄有着共同利益。[40]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认为，俄罗斯的革命立于社会主义之上，是社会革命并带有世界革命色彩。与此前的革命明显有高下之分。[41]曾经留学法国、此时在北大任教的张申府也感觉“一战”之后，“欧洲一时是无望的，生于东方的人，不能不仍希望东方”，认为“最好的希望是中俄之联合”。[42]

清华校园文化迥异于北大，因系美国退还庚款所办，有一定的亲美倾向，但在对苏俄问题上，仍有相当一部分教师表现出亲善立场。当时在清华执教的钱端升就极力主张“联俄”，认为苏俄是英、美等帝国主义者的仇人，不管其实际状况如何，“它对于中国打倒帝国主义总是多利少弊”，“所以只消他一日反对英、美等几个头号帝国主义者，我们要一日同他好，即使吃了他几个小亏，我们也得忍耐些”。[43]另一位清华教师张春彭则敏锐地发现，因实施联俄，国民党开始在北京得势。由此他预感到“共产主义快到临头，必须研究它了”，于是“专看俄国革命书”。[44]

《北京大学学生周刊》载文从进化论角度对主张联络“激进的”苏俄作了理论说明，指出人类社会是进化的，没有激进就没有进化，因人类都有惰性，如果没有“激进派”帮助克服人类天生的惰性，社会就不能进步。今日人们把苏俄式的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样视作洪水猛兽，“安知这何尝不是后日的安乐窝呢”？作者“默祝”主张苏俄主义的人，“独排众议，勇往前进”。[45]

对苏俄的关注及认知并不限于知识界。一些政党团体也试图领风气之先，做出亲近苏俄的政治姿态。以国民党为例。该党的民生主张与苏俄的社会主义具有内涵交叉，这使国民党人很容易在思想上倾向苏俄。[46]孙中山曾说，在自己身处逆境的时候，苏俄是他“唯一的朋友”。[47]顾维钧注意到，孙中山与苏俄之间已建立“实际上相当于联盟的关系，由苏俄提供军事、财政和政治支援，供孙中山博士进行第二次或第三次革命，夺取政权”。[48]正因为与苏俄存在特殊关系，孙中山才按照苏俄模式改造国民党。列宁逝世时，孙中山下令广州城哀悼三天，[49]并发表演说，认为俄国革命的奇功伟绩，为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称列宁为“革命中之圣人”。[50]孙中山在同期国内的各类民意测验中稳居榜首，其对苏俄的立场以及对列宁的高度赞誉，直接影响到他的众多追随者。

后来被说成是国民党“新右派”、此时立场还有些偏“左”的蒋介石，也极力主张“联俄”，他曾结合广东革命的实际分析其好处，认为国民政府能够存在发展，“可以说完全是从我们总理实行中俄联合的一点成效。时代变迁的影响，中华民族的觉悟，本党同志的决心，和群众的力量，固然对于革命党进步的地方很多，但是本党不改组，苏俄同志不来指导我们革命的方法，恐怕国民革命军至今还不能发生”。[51]蒋介石甚至表示国民党将“努力贯彻俄国同志的意见”，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解放了的中国将成为俄罗斯和德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员”。[52]至于汪精卫，其对苏俄的亲善更不待言。

由于孙中山和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积极推进“联俄”政策，刚厕身“革命队伍”的李宗仁一到广州，便感受到浓厚的“崇俄风气”。他说当时“俄国顾问们在广州真被敬若神明，尤其是鲍罗廷的公馆，大家都以一进为荣。一般干部如能和鲍某有片语交谈或同席共餐，都引为殊荣；大有一识荆州便足骄人之慨”。[53]

通过知识界人士的论证及国、共两党的宣传鼓动，对苏俄的亲善情感很快形成强大的社会心理共振，在中国南北各地迅速弥漫开来。1924年，威尔逊和列宁先后逝世。胡愈之发表《李宁和威尔逊》一文，对这两个世界性人物在国人认知中地位的转换，做了如下分析：

李宁（列宁）与威尔逊同为二十世纪的大理想家，大政治家，但是这两大伟人的同时陨落，却使我们生无穷今昔之感。在五年前，威尔逊挟了他著名的十四条，到巴黎和会出席，那时是何等的风光，大家都在那里想，以为有了“摩西再世”，人类的平和幸福是不用忧了，欧战终了后，各民族都得享太平的福了。便是远在东方的我们中国人，也把威尔逊大捧而特捧。那时的李宁呢？还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便是知道的，也不过说他是‘过激派乱党’的头领，……可是过了五年，只有五年，情形却已大不相同。威尔逊死后的声名远不及以前的煊赫，世间再没有一个疯子把他当做摩西看待了，他的十四条，毕竟还是骗人的，现在已没有人再上他的当了。……李宁呢，可就两样了，他现在成为无产阶级的救星，成为亿兆人民所膜拜的偶像。[54]

国人对苏俄的热情集中表现在促成“无条件承认苏俄”的努力中。稍有国际政治常识者都知道，对于存在利害关系的国家而言，外交都应该是有条件的，但中苏建交谈判却成为一个罕见的例外。[55]1923年底，加拉罕以苏俄全权代表身份来到中国，交涉中苏建交谈判。中国国内友俄、联俄的呼声再度高涨。《晨报》发表社论，呼吁中国无条件承认苏俄，主张中俄之间的局部问题，如中东铁路问题、外蒙古问题，“尽可于承认之后，从长磋商，万不可抄袭帝国主义外交之蓝本，以此为卖买”。[56]北京大学教授蒋梦麟等47人致函顾维钧、王正廷，要求“即行恢复中俄国交”。在1924年中俄交涉期间，北京学生联合会、北大学生干事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民权运动同盟、各团体联合会等20余团体联合给北京政府外交部施压，试图促成北京政府承认苏联。3月20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开会讨论中俄交涉，给反对无条件承认苏俄的顾维钧发出警告函，指责他受政客指使，为法、美拨弄，丧失独立的外交精神，声称“一息尚存誓必力争，赵家楼故事可为殷鉴”。[57]

一些军阀也纷纷接近苏俄并主张“无条件承认”苏俄。吴佩孚就一度对苏俄表现出极大热情，早在1920年苏俄发布《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表示要取消帝俄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时，吴佩孚就派出3名使者前往苏俄，会见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司的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商谈两国关系，远东共和国外交代表团优林使团也派代表与吴接触。[58]吴佩孚认为，同苏俄签订协议是他取得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59]直皖战争之后，通过白坚武在北洋法政学堂的同学李大钊介绍，苏俄代表曾多次前往洛阳，与吴达成相互理解，促成了苏俄代表策划的京汉铁路工人与吴佩孚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的合作，允许中共在其辖区、特别是铁路工人中展开活动。[60]冯玉祥的亲俄立场更是人所共知。[61]按照颜惠庆的判断，冯的“后台”是俄国。[62]故冯甫到北京，京城内外便有“赤党”散布传单，苏俄式的委员制主张也在这时为人提出。[63]甚至奉张方面也主张从速承认苏俄。[64]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国家民意机关北京国会的议员，也表现出明显的反映或顺从民意的倾向，主张与苏俄接近、从外交上承认苏俄。参议院议员雷殷、众议院议员胡鄂公等曾直接提出议案，主张“无条件承认”苏俄。国会议长吴景濂对“联俄”也十分热衷，在会见加拉罕时曾表示希望中俄两国“携手抗击侵略主义国家”，并说中国虽不统一，但在外交问题上却是一致的，中国外交当局不能不尊重多数民众的意志。[65]

一时间，亲俄或“联俄”的空气四下弥漫，不分南北，无论东西，近乎举国一致。加拉罕到北京后，所受欢迎大大超出其意料，曾表示：“环顾中国，愿与俄国了解者，不独北京一隅，全国各派皆具此意。”[66]这一亲善的氛围，给中苏建交谈判提供了便利条件。中国外交总长顾维钧对此深感忧虑，他说：“当时，以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的中心和堡垒而著称的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和学生们，多次为加拉罕先生举行欢迎会和宴会。因此，他是在十分有利的气氛中，于1923年底出现在北京的。”[67]

可见，民意调查反映的国人认知中“由美徂俄”即列宁取代威尔逊成为国人心中政治偶像这一认同变化，具有相当的可信度。[68]

中国各界主张“联俄”的原因十分复杂。其中北京国立八高校师生主张“联俄”，甚至带有争取将庚子赔款俄国未交付部分用于中国充教育基金以解决教育经费拮据的考虑。[69]对当时多数国人来说，“联俄”并不一定是出于对苏俄政制与主义的认同，而是出于抵抗列强侵略、捍卫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涨，“反帝”成为国家民族的重要诉求。唐德刚说：“‘帝国主义’（Imperialism）又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一问题对我们这一辈20世纪上半纪出生的华裔男女还需要解释吗？那一部血淋淋的‘帝国主义侵华史’，便是我们一辈子实际生活经验的主要部分，别提也罢，提起来，我们会怒脉贲张，咬牙切齿的。以上这份民族感受，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70]唐德刚此言，说出了当时多数国人的心声。出于“反帝”的需要，在政治运动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已成当时中国政治活动的一个倾向。美国驻华使馆中文秘书裴克（Willys R. Peck）稍后观察到，“在政治中引起民众关注的最简单、最保险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排外，所有的中国政治派别都以此策略来“确保民众的支持”。[71]颜惠庆甚至将民族主义上升到“宗教”的高度，[72]可见其在当时国人思想及信仰中的地位。

但民族主义的既有理论包装（如“夷夏之防”）已经不能适应当下的“反帝”需求，威尔逊的“民族自决”主张也显得苍白无力。盖威氏的“民族自决”理论上虽可“放之四海”，但真正的关怀却在欧洲，威尔逊最终在巴黎和会放弃中国，除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原因外，也与其关怀所在有关。而列宁的“民族自决”却关怀到了亚洲。当时国人虽未必在这个层面理解和认识威尔逊狭隘的民族自决论，却都明显感到他不能兑现自己的诺言，故对列宁的理论更感兴趣。[73]对于亟欲争取国家及民族独立的国人来说，列宁的学说提供了洞察各种形式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工具，为反对外国侵略提供了比既有理论更深刻的理论说明。[74]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实政治与社会的“黑化”对苏俄扩大其在华影响起了催化作用。胡政之曾著文讨论“黑化”与“赤化”的关系，认为中国社会及政治严重“黑化”，使国人在改造国家方面急于求成，没有耐心，日思革命，试图躐等，以建设“最新最好”的制度，俄国的“革命性”正好对应了中国急于从根本上改变现实的需要。[75]相比之下，西方却总是让国人失望。正如徐中约所言，西方国家的“民主”政制已被杜威所批评的“自利和隐秘的集团”所扭曲，列强在华租界当局对新思想运动的殖民主义态度以及列强对中国野蛮的外交政策，与杜威、罗素、威尔逊等鼓吹的“西方文明”相去甚远。而苏俄却针对中国企图摆脱列强政治经济控制开展的独立运动，指引方向，提供方略。在这种情形下，苏俄自然能对中国社会各界产生巨大的诱惑力。[76]

中国缺乏个人主义传统，也是此时主张个人自由的西方在国人的“与国”选项中被主张“集体主义”的苏俄淘汰的重要原因。在这一过程中，苏俄对作为现代政治概念的“人民”的强调，激活了国人作为整体而非个体的自我意识，这种被激活的自我意识与民族主义形成相互支持关系，在“反帝”及“联俄”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加拉罕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其对华宣言的名称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宣言》，加氏在回答苏俄与北京政府缔约是否有效的提问时强调，苏俄是与“中国人民”缔约，既然是与人民缔约，则无论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应承认条约的有效性。[77]这不只是在中国南北政府之间的政治斡旋手段，而且是一种带有“革命”性质的宣传鼓动，其对“人民”而非代表国家的“政府”作为外交主体的强调，虽不符合通行的国际政治原则与外交惯例，却极大激发了国人参与外交的激情，使高涨的“民族主义”找到一个有别于近世史上类似义和团盲目排外运动的新的表达形式。以此作背景，被称为“国民外交”的民众运动勃然兴起，民族主义全面高涨。

孙中山

随着民族主义全面高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及各阶层、各党派人士接受，列宁的名字“成了殖民地国家和主权不完整的国家里受压抑的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口中最爱戴的名字”。[78]北京大学在建校25周年之际所作民意测验结果，“94%的学生相信，由于实施社会主义以及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俄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79]清楚印证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