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集中营最真实的女性生存纪实 | 《纳粹知道我的名字》

1942年3月，二十五岁的幼儿园老师玛格达和将近1000位年轻女性被送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集中营里，纳粹很快就发现，透过让囚犯每天自主管理住宿区，甚至营地，就可以减少所需的守卫人数，同时，纳粹还可以利用这些“看守长”来转移外界对他们的注意力。

玛格达就是一个被推选为“看守长”的犹太囚犯。为了尽可能地挽救生命，同时避免过于“软弱可欺”，她游走在刀刃边缘般的危险界线，一边竭尽全力帮集中营的女性们度过难关，一边又与奥斯维辛最恶名昭彰的纳粹们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她的故事为我们揭开了纳粹最鲜活的面目和集中营女性最真实的处境。

她的故事是在最残酷的生存条件下，对人性的脆弱、韧性和善良的深度探索。从集中营生还后，多年来玛格达一直保持沉默，直到临终前，她为这段不可思议的人生经历做了简短的纪录，并在2006年安详地辞世。经过她女儿玛雅·李耗费五年时间的整理和调查，并搜集了其他幸存者们的口述故事，这本令人震撼的传记得以问世。

我们被赶进一座空荡荡的毛坯建筑。在昏暗的环境中，我们只能看到彼此的眼睛以及其中的各种紧张情绪。震惊、怀疑、不解。当然，还有恐惧……恐惧盖过了其他任何情绪。

来自米哈洛夫采的女孩们尽可能地待在一起。一些女孩开始脱掉厚重的外套。

“别扔，”我说，“把它铺在地板上，可以当垫子。”

我们抵达时的境况让我意识到，我们应该紧紧抓住我们能抓住的所有东西。接着……什么也没发生。虽然周围好像没有任何守卫，但因为上了锁，我们还是没法从这里出去。

一两个小时后，一群德国女犯人带着装着茶水的大罐子来到大楼。放下大罐子，她们说：“你们想喝的话，就喝吧。但是告诉你们，这水有毒。”之后，她们离开了。

对于两天没有任何进食的我们来说，这是一种残酷的折磨。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费尽心思把我们带到这里，就是要在第一天就把我们杀死？我想她们一定是在撒谎，所以主动喝了一口茶。茶水的味道很差，比脏水还要难喝，但我没有呕吐或抽搐。我又喝了一点儿，我没事。

“我们都已经脱水了，”我对周围的女孩说，“喝点儿吧，即便它很难喝。”

之后，这些德国女犯人又端着一罐温汤回来，告诉我们，这次的汤真的有毒。我再次第一个做出尝试。这是一种用腐烂发酵后的蔬菜制成的汤，虽然它比刚才的茶更令人作呕（刚开始我止不住地干呕），但它仍旧没毒。我捂着鼻子又喝了一口，还是没事。我鼓励其他人也喝点，只是为了让她们暖暖胃。

现在，除了努力睡去别无他法。我躺在没有地板的土地上面，头枕着暖手筒。我将外套的毛领紧紧地围在脖子上，双手伸进袖子里。我闭上眼睛，试图弄清楚离开家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以及之后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在我身边，1000个女孩怀着1000种情绪低语着，哭泣着，然后睡着了。

当我们被叫醒并被叫到外面时，天还没亮。

“点名！”守卫喊道。“点名”，这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词。当我们被告知在办公厅前排成五排时，听到的就是这个词。守卫告诉我们不要动，然后就走了，让我们站在寂静中。寒风很快就吹透了我们的外套，但没人敢动。我们在原地站了好几个小时。

随着天色变亮，我们逐渐看清了周围的环境。这地方看起来像一个军营，有两三层楼高的排排砖房。一段距离外的栅栏后，是一群穿着又大又脏的旧军装的其他女孩，她们被残忍地削去了头发。她们用动作向我们暗示着什么，尽管起初我们不知道原因。有些人似乎在抓挠自己，有些人则指着自己的嘴巴、手腕或脖子。她们看起来很生气，就像疯人院里的病人。我以为她们想吃东西，但后来我们明白了，她们想要让我们把手表和珠宝，甚至围巾扔给她们。但原因是什么呢？她们来这里已经多久了，以至于看起来如此可怕和无助？我很快就会知道这些女孩也来自斯洛伐克，只比我们提前两天，也就是第一批来到这里的女孩。

随着时间的流逝，挨冻的女孩们开始受不住了。在疲劳、虚弱和恐惧的多重作用下，她们开始昏厥。我注意到一个看起来很壮的女孩，她告诉我她来自布拉迪斯拉发。由于似乎没有人在朝我们这里看，她和我把昏倒的女孩抱回大厅，直到她们醒来。

终于，更多的守卫和德国犯人来了。一位领导咆哮着说我们应该动起来。

“动起来，动起来！”

那些行动迟缓的人会被棍棒殴打，直到她们开始移动。

“我们跑起来吧，”我对身边的女孩说，“服从命令可能对我们有好处。

我们到达了一座被他们称为“桑拿”（sauna）的建筑。我们被要求重新列队。因为我是跑过来的，所以我站在最前面的队伍中。他们要我们走进去。

我们刚进大楼，另一群德国女犯人就命令我们脱掉衣服，把衣服堆到一边。有那么一刻，我在想，到时候我们该分不清到底是谁的衣服了。但当我想到围栏后的女孩们时，我意识到，这种担忧真是多余，我们再也不能取回衣服了。我们还必须摘下所有的珠宝、手表、眼镜——身上的所有东西——然后把它们放在桌子上。又是一大堆。我们赤身裸体地站着，瑟瑟发抖，等着接下来将发生的事。我环顾四周，女孩们的脸上尽是害怕和羞耻，特别是最年轻的女孩和来自东正教家庭的女孩。

但羞辱才刚刚开始。

我坐在一辆巨大的、镜黑色的豪华轿车里。站在我旁边的是纳粹奥斯维辛- 比克瑙集中营的党卫军司令约瑟夫· 克莱默。他穿着党卫军威风凛凛的灰绿色制服，戴着一顶有骷髅标志的颇具威胁性的帽子。

那是1944 年5 月。

克莱默最近才抵达比克瑙，但他的名声却早已先他而到——他是党卫军中最著名的司令官之一。克莱默身材魁梧，身高超过一米八，双手大得出奇。传言声称，他用那双手扼死了不止一名囚犯。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43 万名匈牙利犹太人将会乘坐拥挤的火车抵达这里，而他将监督他们的入营工作。四分之三的犹太人会在刚到达集中营时就被送进毒气室。在此期间，奥斯维辛的人口将急剧膨胀，其灭绝率也将达到顶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近100 万受害者中，有一半的人就是在克莱默的任期内死去的。

我是一名囚犯。不知怎么地，作为一名奥斯维辛- 比克瑙死亡集中营中的囚犯，我已经活了两年多了。我忍受了疾病和饥饿、残酷的惩罚和虐待。我至少有三次差点儿被送进毒气室，但都侥幸逃脱了。在我的左前臂上，我被文上了编号“2318”，这成了大多数党卫军对我的称呼。然而，对于克莱默和其他一些高级党卫军官员来说，我是他们知道名字的极少数囚犯之一。

克莱默的车行驶了一小段距离，来到属于编号为B-IIc 的辖区下的“C 营”。这是比克瑙集中营中一个新建成的监狱。轿车在营地的正门处停下，我们下了车。营地的景象在我眼前展开：它的周围环绕着高高的通电铁网，主体是两排平行的军营状木结构建筑。另外两个“营地”在它的两侧。这些监牢的重复似乎永无止境，让人不寒而栗。

克莱默低头看着我，说：“你将成为这里的营囚犯长。”

营囚犯长，一营之长，营地“主管”。这是所谓的“囚犯看守”制度中的最高职位。我被选中了，没有任何抗辩的权利，要肩负起管理3 万名新来的女囚犯的责任。我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协调这30 个营房的食物并管理卫生。本来，每个营房可以供40匹马舒适地居住，但现在被塞进1000 名妇女。在每天的黎明和傍晚，我都要以点名的方式确认这些女性在场。她们会整齐地排成五排，有时一次会站几个小时。出现任何事故或不当行为，任何囚犯在点名时没有现身，营指挥官厄玛· 格雷斯或她的守卫都会责骂我。仅仅由于心情不好或者喝醉了酒，一个党卫军军官就可以把我送进毒气室。出现任何卫生问题，在我的监督下暴发任何疾病，我和C营的3万名囚犯都有可能成为毒气的牺牲品。

我冷静地看着前方不断冒出的酸性浓烟。它们从高高的砖制烟囱中冒出，稍远的距离让它们几乎无法辨别，我不得不眯起眼睛。冷血？这是我允许自己向克莱默展示的情绪。在内心深处，我按捺下汹涌的情绪，这不过是我过去两年每一天情绪的放大。害怕，每名囚犯必须每天二十四小时和它共存；恐惧，对于无论我做什么，成千上万的生命都会离去的恐惧；还有决心，继续我怀抱希望的使命，无论如何，我必须尽可能地多救几个人。